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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阅读:徐庆全:翦伯赞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一封信
[同主题阅读] [版面: 中国近代史] [作者:Mayingba] , 2019年04月03日02:04:39
Mayin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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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yingba (吳鐘學), 信区: Mod_CHN_Hist
标  题: 徐庆全:翦伯赞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一封信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Apr  3 02:04:39 2019, 美东)

原创:徐庆全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微信号 leyou1980s
功能介绍
回忆至今令人热血沸腾的八十年代的那些人与事

1963年9月24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就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下
史学研究问题,给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送上一封信。信中主要谈到两个问题:
一是对史学研究如何配合当前政治斗争的困惑,二是对《李秀成自述》那场政治公案的
看法。现将这封未刊信札转录如下,并结合相关材料加以分析。

翦伯赞的信

周扬同志:

今夏气喘病发,病了两个多月,最近才从医院出来,听说您也病了,不知好了一些没有?

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志,说您预备招【召】集文史哲等方面的编审委员开一个会,谈
谈在编审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主要的是您向我们谈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开这样一
个会是非常及时的和必要的。

关于如何反对修正主义问题,在文学和哲学方面也许比较明确,在史学方面则很不明确
,在讨论了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以后稍微明白一点。但是最近光明日报
史学双周刊接到一篇论“议会迷”的文章,用宋教仁来影射现代修正主义的议会路线。
宋教仁是主张议会路线的,但他的议会路线和陶里亚第的议会路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第一,宋教仁是代表资产阶级,而陶里亚第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第二,宋教仁的时
代中国还没有共产党,而陶里亚第的时代,则不仅有了共产党,而且有了社会主义国家
,有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还有声势浩大的亚非拉美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地的火热的
革命斗争。

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位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
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戌弭兵说
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
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
例如向戌弭兵是反对封建混战,怎么能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反对
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相提并论呢?

历史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参加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怎样进行这个斗争,是急待
明确的一个问题。我个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在历史科学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反对用修正
主义的荒谬观点来歪曲历史,不是要从中国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者或
把他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当然历史上的变节分子、投降主义者等等也是应该批评
的,但不能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用历史人物作炮弹来射击现代修正主义者,花的
本钱太大,而且也没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甚至是供给敌人以弹药,他
们会说,中国历史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写出来供您参考。
敬礼。

翦伯赞    九月廿四日

历史背景

翦伯赞信中谈到了“史学研究”“如何反对修正主义”的困惑,这困惑,来源于一大的
历史背景,即中苏关系的破裂。

苏联曾是被中国人民长期视作“老大哥”。普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与苏联的分歧
在几年以前就开始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一手控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处
于群龙无首的格局。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
黑暗统治的内幕和由危害,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波兰、匈牙利事件相
继发生。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也由此产生。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中国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
,不指名地批评苏联党的观点。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
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争论愈演愈烈。
在苏共影响下,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党。中国党当然要进行
反击。于是,一场批判修正主义的热潮在中国开始了。不过,由于仍顾忌与苏联“老大
哥”的关系,当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目标是对着南斯拉夫等一些国家的。翦伯赞信中
提到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也是其中的靶子之一。

陶里亚蒂何以为成为中国党反修的靶子,翦伯赞信中透露出一点信息——陶里亚蒂走的
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议会路线”。

1944年3月,陶里亚蒂从苏联回国后,宣布了三条政纲:(1)反法西斯各党派的团结必
须保持;(2)战后意大利国家的组成必须民主决定;(3)临时政府必须组织起来。
1944年6月,罗马光复之前,意共发表新的政纲:(1)反法西斯各党派的团结必须保持
;(2)战后意大利的国家机构,必须在民主的基础上决定;(3)国民政府必须在广泛
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战争结束之后,在1945年12月9日至1946年1月6日举行的意共第五
次代表大会上,意共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对工农业实行根本改造的任务。

为了实现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标,意共提出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的问题。它包括社、共两
党合并问题和工会统一问题。

1944年8月9日,意共和社会党组成了同盟,宣布建立联合委员会,以增进两党的合并。
两党的组织依然独立存在。1946年10月,意共和社会党重新订立了统一行动的纲领,约
定讨论双方有关的一切问题。此后,意大利社会党、共产党两党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
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后,两党才疏远并断绝关系。与此同时,意共还努力实现工会
的统一。1944年6月底,在意共努力下,意共、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三党各自领导下
的工会,实行合作,不问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实现工会统一,建立了总工会。当时意共
强调“工会不必加入任何政党”。在此前后,意共就参加了巴多里奥政府,陶里亚蒂任
不管部大臣,另有三名共产党员任农业粮食部大臣、财政部、陆军部副大臣。

在此期间,欧洲其他国家有些共产党,如比利时、奥地利、瑞士、芬兰等国社、共两党
曾一度进行合作。

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此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在西欧各国共产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它进一步促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与民主以及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反思。同年12
月,陶里亚蒂在意共八大系统地提出了“结构改革论”和“多中心论”的思想,并确定
以这“两论”作为党的基本路线。他是继南共之后,欧洲共产党人中第一个对苏联持公
开批评态度的人。他一方面欢迎“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同时又批评苏共没有从政
治上和历史上对之作出全面评价。他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助于加强各党独立自主的
要求,因为苏联模式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各国必须接受的唯一模式;在共产主义运动内
部,应该建立多中心体制。面对欧洲共产党对苏联的批评,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
就斯大林问题发表了一篇详细声明,并批驳了陶里亚蒂关于苏维埃制度出现了某种形式
蜕化的论述,由此莫斯科同西欧党的裂缝加深了。

为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倾向,恢复苏联在世界共运中的领导地位,苏联领导人决意召开一
次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克里姆林宫想通过这样的会议进一步遏制各党的独立性,
使它们按统一的总路线办事,重建共运的“一个中心”。但是苏共领导人的意图遭到了
不少党的反对。1959年11月,西欧17国的共产党代表在罗马开会,听取陶里亚蒂的“结
构改革论”报告,并发表了《罗马宣言》,称“结构改革”是反垄断资本的民主改革的
新方针。1964年陶里亚蒂在《雅尔塔备忘录》中,再次阐明了独立自主和结构改革的理
论。“两论”的形成和发展,实际是对苏共“老子党”地位和苏联模式“典型化”的公
开否定。

但是,到了1962年,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共与中共在对待苏联的基本态度上,也产生了分
歧。从1962年11月起,苏共领导在国际范围内全面的系统的攻击中共。在苏共领导人指
挥下,有5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兄弟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
和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攻击中共,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中共。

1962年11月至12月,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
在11月5日至14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托多尔·日夫科夫(党的第一书
记)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谴责。在言词上也明显地有意指责中国人。他指出:“阿尔
巴尼亚领导人无所不为,他们捏造弥天大谎,并把它们散布于全世界。……他们宣布几
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都因当代或现代修正主义而陷于困境。对阿尔巴尼亚领
导人的宗派活动和冒险行为以及虚伪的分裂活动保持沉默,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
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上述最后一句话他故意引用了周恩来在苏共二十
二大上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和欧洲各党代表团之间的争论发生在11月20日至24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
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但是,亚诺什·卡达尔(党的第一书记)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向
中国代表团呼吁考虑他们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正像他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匈牙利党将
重视中国党的观点。然而,在12月2日至8日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当意大利
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指出:“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
槐”时,争论至少公开化了。

陶里亚蒂强调指出,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捍卫了古巴
的独立。他谴责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蔑和
攻击行径”和中国党与他们“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国代表团
,“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
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

同样的问题在12月4日至8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地争论。中国
代表团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
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

为此,中共中央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发表了7篇文章予以答辩。在这些
文章中,仍然留有余地,没有对苏共领导进行公开指名的批评,而陶里亚蒂恰好成了代
用的靶子。

12月31日,《人民日报》用题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的社论试图概括说明“
真正的分歧”所在。文章说,第一,中国党认为“现代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第二
,“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使世界和平得到可靠的保障”;第三
,“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不
可分割的。这不是“好战”的观点,而把这种观点诬称为“好战”的人,则是拿保卫世
界和平的斗争同民族解放运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以及人民革命战争对立起来了,这
些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分歧在于
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主义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然后详细地说明了中国怎样看待“
和平共处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铁托——共产主义的叛徒”,“科学社会主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以及最后“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重复建议举行另一次“代表”会议)的问题。

文章断言:“陶里亚蒂和某些同志(显然是指赫鲁晓夫——引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
……有多么远,从他们最近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打得火热的种种事实上更加暴露出
来。”

1963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红旗》杂志编辑部撰写的《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
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一书,再一次系统地批判陶里亚蒂的
观点。其中有一节专门用了“当代的‘议会迷”的标题,详细地论述其关于走“议会道
路”的各种观点。

对陶里亚蒂的批判,引起了史学工作者配合反修的欲望,因而有了翦伯赞信中所提到的
“从中国史上找出一些人物把他们当作修正主义者或把他们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比附”,
把宋教仁当作“议会迷”甚至把“向戌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的情况。

这种不伦不类的“比附”,让翦伯赞感到忧虑,因而感到“怎样进行这个斗争,是急待
明确的一个问题”,因而才向周扬写信反映情况并阐述自己的观点。

翦伯赞何以要向周扬写信?

翦伯赞是著名的史学家,而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按常理来说,两人并无工
作上的往来。翦伯赞要反映史学界配合反修防修的情况或提出建议,应该直接写信给“
中央反修领导小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大约成立于1963年7月,在钓鱼台国宾馆
办公。成员有7人:康生、吴冷西、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吴江),何以要给周
扬写信呢?其中的原因,从翦伯赞信中有“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志……”之语可以得
到解释:当时周扬正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而翦伯赞是当时文科教材编审委员
的成员之一。

编选文科教材的任务是1960年九十月间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会后,书记
处书记彭真受总书记邓小平的委托向周扬下达了这一任务,并要周扬立下军令状,限期
解决文科教材。

1961年4月12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扬主持会议。高
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工作正式开始。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包
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
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
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
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
主编负责制。所选定的主编,都是饱学之士。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
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
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次会议上,翦伯赞被选为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稍后,担任历史教材的主编,并任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成为周扬在这一工程中的下属。

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前后进行了5年多,在这一过程中,周扬与翦伯赞也逐渐有了交往
,并“在感情上建立了较多的联系,彼此的了解也更深了”(周扬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
念会上的讲话,1982年4月17日)。当他听说周扬预备“招【召】集文史哲等方面的编
审委员开一个会”的消息,便在信中将自己的困惑和看法毫无保留地提出来。

周扬何时召集这个会议?在《周扬文集》和《翦伯赞传》等有关著述中均未见反映。可
见到的材料是,这一年的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
,周扬作了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反修防修的任务。翦伯赞参加了这次会议。或许,翦伯赞信中所提到就是这一次会
议。

《李秀成自述》的争论

翦伯赞信中提到了关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这是一场本是从学术出发而因当时反修
防修大背景为政治投机者所利用而上升到政治的争论。身处当时历史漩涡的翦伯赞,信
中对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引起的连锁反应表示了困惑。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
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
》,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
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
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在1963年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之前,对
于这一历史人物,一直是当作英雄人物来看待的,因而多有文章来歌颂他。

1962年4月5日,《光明日报》刊登吕集义《曾国藩为什么删改<忠王李秀成自述>》一文
,披露《李秀成自述》经过曾国藩删掉5000多字的事实。作者说,1942年他在湘乡“曾
富厚堂”获得原稿真迹,将删改部分校正补抄,并将主要部分摄成照片,先后经罗尔纲
笺正,梁牯庐先生整理印行。这个沉埋百年的忠王自述才得以和世人见面。文中对曾国
藩删改李秀成自述的目的作了分析,肯定忠王是一个英雄。

不料,到了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
、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判定李是叛徒,“认贼
作父”。此文一出,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关于戚本禹的文章发表的过程,当年担任《历史研究》编辑的史学家丁守和先生回忆说:

戚本禹的文章寄来很早,大约是在那年元旦前。稿子前并附一信,说看了有关太平天国
的话剧,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从信封上看作者
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文章主要是评论李秀成被捕后写的自述,认为这是李秀成明
确表示的投降书,是其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所谓与罗先生等商榷,实际是批评他们的
看法。我看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进行讨论。黎澍同意我的意见,
并说戚本禹既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排印后送给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
,听听他的意见。记得还送给了一些人。以后我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此文的意见
,他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
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拖到第4期才发表的。罗先生看后写了《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
的几点说明》送给编辑部,并与戚文一起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听
说中宣部一位领导看了此文有意见,认为对农民革命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
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2003年6月22日电话采访丁守和先生记录)。

丁先生所提到的“中宣部”一位领导是周扬。

在戚本禹的文章已送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同时,一部《李秀成》的话剧也在排演之中
。1963年7月,《李秀成》公演之前,特意请周扬观看并提出意见。周扬看后与演员进
行了座谈。他充分肯定了这出戏:

这个戏表现对帝国主义、对清朝统治者、对曾国藩等敌人的斗争是坚定的,同时也表现
了李秀成的忠勇,反对投降,反对妥协,能激起人民的情绪,激起人民对敌斗争的情感
(周扬:《看了<李秀成>后与演员们的谈话》,《周扬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292页)。

现在,突然冒出了戚本禹指控李秀成为叛徒的文章,周扬自然不能同意。在这一点上,
翦伯赞与周扬的看法是一致的。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不久,翦伯赞对前来看望自己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就谈到了自己
的观点。他说:“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
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农民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
?‘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对于戚本
禹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盛气凌人的态度,翦伯赞尤为反感。他说:

文化学术是党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要搞好这一伟大事业,要有党的
政策,还要有人。光靠几个共产党员是不够的,还要发挥每一位非党专家的作用。罗尔
纲在旧社会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为农民革命群雄立传,做了共产党人应当做而尚
未做的工作,我们应当欢迎,应当支持。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以平等待人,不
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58页)

为了能让专家学者对戚本禹的文章发表意见,周扬在一次召集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个研究
所负责人汇报会议上,专门要求与会者事先读一下戚文,以后找个时间开会议一议。

9月14日,中宣部召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
评价李秀成文章。

与会者多数认为:《历史研究》对戚本禹的文章处理不慎重。李秀成不同于曹操等一般
历史人物,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是民族英雄。他被俘八天,有点动摇,最后
还是被杀了。这样的人不能简单地定为叛徒。《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应当送
中宣部审查。《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回答说: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这篇文章请田
家英审查过。大家说:田家英不管这方面的事。

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

历史方面有许多人物要用马克思主义重新估计,但不要鼓励一概翻案。该翻就翻,有的
一百年也翻不了。不是封建时代的反面人物都要翻案,李秀成文章发表不够郑重,应向
中宣部请示,并报中央。这是对革命先烈的估计问题,是阶级分析,说他投降是阶级观
点,还是把我们今天有联系的革命人物翻掉阶级观点,现在文章已发表,有点麻烦被动
。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近代中国反帝是第一标准,第二是有保护群众的
想法,不要加害群众,这是过去的人物,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要求。即使共产党
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
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考据也可以登一点,但不能成为风气。现在真正的叛徒是赫
鲁晓夫,不是李秀成。历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近代、现代,要少出问题,但也不要怕
出问题(据当年参加会议的刘大年笔记)。

周扬最后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

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
,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
发表,做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
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
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下令,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
日国庆演出了三场。

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刘大年主持,会议先传达了中宣部会议的
意见。翦伯赞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认为:1、戚本禹的批评文章有很大的片面性—
—“只找《自述》中有利于曾国藩的话,不管不利于曾国藩、揭露曾国藩的话”。2、
从生活上推论忠王不忠,过于勉强——“李秀成逃跑,是为了要活下来,要活下来,总
是要吃饭的。他还想召集军队,继续打仗,军队也要吃饭,打仗也要钱,把这些事情都
看作李秀成罪状太过分了”。3、对李秀成的评价要慎重——“戚文通篇是推论。他不
是先肯定李秀成的革命功劳,然后再指出其污点”,“只是根据李秀成在几天之内匆匆
写出的供词,就推论他一生革命都是假的,太不公平。毛主席说,不苛求于孙中山的缺
点,我们也不应苛求于李秀成。如果李秀成被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就
没有几个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都须要改写了”。

发言最后,翦伯赞指出:

中央提出要抓“阶级斗争”,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是指现实中的斗争。不要什么事
都扯到古代去。戚本禹的动机是好的,是想通过批判李秀成“变节”。可是不能牺牲李
秀成。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历史为炮弹攻击我们,如利用成吉思汗攻击我们,我
们应当还击,但是不应用牺牲历史上的革命英雄的办法还击。有人批“议会迷”,便把
宋教仁当作“议会迷”来批判,用中国的“议会迷”来反对的“议会迷”,用中国的“
投降主义”来反对外国的投降主义,这样做很不妥当。忠王是农民革命英雄,有缺点,
但不应苛求。忠王把外国侵略军打得一塌糊涂,这决不是糊涂将军所能领导的。他最后
为外国侵略军打败,甚至被俘后,仍念念不忘反对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事实(
《翦伯赞传》,第461—462页)。

翦伯赞的讲话,与他给周扬的信中所谈的问题相似。这封信大约就是在这次会议前后写
下的。

这次座谈会后,很快写出了报道报送中宣部审查。中宣部又反复推敲、改定,大致肯定
了李秀成的功绩,也指出其写自述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在中宣部审查这个报道稿之际
,戚本禹却惶惶不可终日,正在准备写检讨。而此时,形势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变化。

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却将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
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鲜明
地表示了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

消息传出,中宣部审查过的报道稿只好停发。周扬无可奈何地说:戚本禹的文章不能驳
,驳不了。同时,中宣部给各地打电话,发布通令:今后凡是歌颂李秀成的文章和戏剧
,也不要发表和演出。

还需要提及的是,翦伯赞主编的作为文科教材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近代部分的
书稿本已定稿,但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翦伯赞与助手们本拟将李秀成被俘的有关段落
做适当修改,指明《自述》是一大污点。可是,尚未动手,毛泽东的批示即已下达。翦
伯赞斟酌再三,做了这样的改动:

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在近郊被俘。他竟然屈节求生,向曾国藩表示愿意
招降太平军余部,所写笔供中有“收复军部,而酬高厚”之语。李秀成在革命斗争中立
下了重大的功绩,但在生死关头却经不起考验,留下了极大的污点。最后,敌人还是把
他杀了。

在此文前面,还有许多以记述李秀成战功为主的文字,所列目录有《李秀成和陈玉成力
挽危局》、《太平军攻取苏南》、《反击外国武装干涉》、《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
平天国》等等,均未作任何改动(《翦伯赞传》,第463—464页)。

虽然有毛泽东的批示在先,中宣部通令在后,翦伯赞仍不愿明言李秀成为叛徒。后人纪
念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时,特意强调其“骨
气、高风亮节”“尤其可贵”(邓广铭:《在翦伯赞同志学术纪念会上的讲话》)这一
点,由此也可见一斑。。

(图片来自网络)

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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