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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大刀王五
作者: PBSN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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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70101000000 ~ 20170201000000


2017-01-29 14:11:49

主题: 从“镇越铁路”看中共黄粱梦
滇省省长不识“滇”

一年将尽时,中共官员又出丑闻。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沪昆高铁开通仪式上,新任云南省代省长阮成发在念稿时多次把“滇越铁路”念成“镇越铁路”,一时舆论大哗,令当局不胜尴尬。

原来大陆各省,均有一字之简称。“滇”是云南省的简称,源出该省最大的淡水湖“滇池”(亦称昆明湖)之“滇”字。阮成发既当上了该省的代省长,实际上转正也只是个手续问题,而且其拿出来的学历还是最高一档——哲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而居然不认识本省简称之“滇”字,直令国人惊愕!

寥落悲前两朝事

其实,中共统治集团里不少文盲、文化素质极其低下者,本就不是新闻,甚至可说是“常态”,并且还不是“新常态”,而是带有遗传基因的中共历朝固有态,所以绝对不值得大惊小怪。说近的,当朝“核心”习近平在二〇一六年九月初的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就把“通商宽农”念成了“通商宽衣”,而本人仍是一副博古通今、踌躇满志的样子,终于成为国际大笑话。说远点,前朝,则有像陈永贵、吴桂贤(“叫李时珍来给主席治病”)那样的文盲副总理,有许世友(“就从我站立处脚下钻探煤矿”)这样的草包大将军,更有毛泽东那样的假文人。毛读古书,精通历代帝王权术倒是真的,但说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那不是阿谀奉承就是上当受骗了。例如他的那些诗词,有人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其实错讹之处甚多,还有捉刀之嫌。胡适就说过毛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狗屁不通”,因为完全无视“蝶恋花”曲牌的韵律(“柳”、“九”、“有”、“酒”、“袖”与“舞”、“虎”、“雨”完全合不上韵)。斯诺在他的《漫长的革命》里也指出过毛对现代文明、科技一无所知,例如对美国高度发达的农业完全不能理解。

岂是仅仅不识字

足堪惊愕和叹息的岂是仅仅不识字,而是由此发现的中共官员之低劣,实在堪忧。

本来,个别字读错、写错,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道个歉,改正,也就可以了。这类事其实全世界都有,例如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最近就在写推特时写错了两个字母,把unprecedented错拼成了unpresidented。但他老老实实改正了。可是在中共那里,偏偏就相反,有的只是坚不认错,而且大言不惭。像阮成发、习近平这样的“法学博士”,有谁相信是真的?又有谁相信习近平真的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偏偏还要在全世界广晒书单。作为国家领导人,个人品质就是国家品格的政治问题,难怪大陆现今的道德和文化水准竟是如此之低劣。

更为严重的是文过饰非,还推诿他人。这对于手握重权的当政者,就是犯罪。就以阮成发而言,坚不认错道歉,相反,动用官方公器,推诿于人。网传云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简称两办)就此事内部通报说:“两办认为,这(指读错‘滇’字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工作事故,严重损害了相关领导同志的声誉,给省委省政府工作带来很大被动。经查,该起事件系某姓秘书未严格遵守中办发二〇一六年二五〇号《关于在领导同志讲话稿起草中使用拼音输入法的通知》的规定,擅自使用五笔输入法所致。目前已责成相关当事人作出深刻检查,认真反省。”通报还要求下级为领导起草讲话稿时“必要时应当在人名、地名、路名中的生僻字后标注拼音,或采用同音字代替。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真是欲盖弥彰!原来中共的“博士级”封疆大吏,讲话稿子是别人代写的,诸如“滇”这样的常用汉字也是生僻字,还需要注上同音字(显然,他们也不懂汉语拼音)。“深刻检查,认真反省”,这个“当事人”恐怕就此被敲了饭碗(甚至更厉害)呢。这不是陷害他人是什么?阮成发还仅仅是个省部级的二、三品官,尚且如此八面威风,真不知那个为习近平起草“轻车易道,通商宽农”讲话稿的作者会受到什么处分。可以比较的倒是:古专制时代的官员,即使有不通文墨的草包,但最多也只是草包而已,还不至于诿过、陷害他人。例如清朝“著名”白字先生刚毅(把“皋陶”的“陶”字读成陶器的“陶”等),官至军机大臣(相当于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义和团时期还是慈禧的宠臣,同僚甚至下级常常讥笑他,他也只是脸皮厚,一笑了之而已,绝无迁怒他人的行为。试问今日中共的高官显宦有此雅量吗?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共的人事组织部门。既是草包一个,本人又不引咎下台,中共人事组织部门失察于前已是失职,既暴露出来了,难道还不该撤换庸官,以免贻误政事,危害国家和国民?中国古代即使也是专制,尚且还能做到严肃问责。史载唐朝户部侍郎(即现时之财政部次长)萧炅因误读《礼记》中“蒸尝伏腊”为“伏猎”而被罢职;清朝朴学大师、大学问家俞樾(俞曲园)也因为考试命题或有不当(注意这还只是个别大臣的看法,并非是公论)而被罢官。这就是故宫乾清宫抱柱上刻的“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的本意。专制时代的皇帝尚且如此时刻教训自己,今日的当政者、人事组织是如何模样?

其实这也不奇怪。这里就是一个遗传基因的问题。中共本来就是一群群氓造反的货色,夹杂了几个没落穷酸“知识分子”(例如周恩来等),他们哪里有什么道德人格(即使是儒家道德),哪里有什么救万民于水火,为百姓开太平,因此必须选好官、做好官的思想?有的只是抢天下肥自己的欲望。要求他们天心一德,克宽克仁,惟精惟一,弘敷五典,岂非是要求魔鬼当天使?

见微知著,看中共黄粱梦

治国理政不是儿戏,要求当政者有高尚的品格,有雄才大略。试看美国的特朗普,从他本人来说,当老板的收入远胜于当总统,而且他甚至不要当总统的工资。要说权力,美国的总统可不是“核心”,要受到国会的严格限制,还有媒体和百姓的严厉监督和批评。特朗普确是如他自己所说,为了国家(至少他认为美国在民主党和奥巴马治理之下危机重重)才挺身而出。特朗普团队,精英毕集,政策思路清晰,美国振兴有期。对比之下,中共为一党一己之私霸占政权,一无德性,二无才具,甚至连基本的文化素养也缺缺,习近平“通商宽衣”哪里只是读白字的问题,这本是所谓“无商不富”的治国基本道理。难怪他提出的是“国企姓党”,难怪当前大陆经济如江河日下。世界和时代已经进入高科技、高文明的现代,靠自吹自擂就能管理好偌大一个中国?普世价值、现代市场经济,中共怎么能够理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除了保党保政权的黄粱梦,除了终于走向倒台的命运,中共还有什么?

《争鸣》2017年2月号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01-29 14:09:47

主题: 行政命令——看美国总统如何创造历史
林肯向内阁提出第一稿《解放奴隶宣言》,1864年作品。

在唐纳德·川普就任总统的第一周里,他已经签署了一系列文件用来推动政策发展。其中就包括叫停奥巴马医改,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其中的一些文件将以“总统行政令”的形式发布,另一些则称为为“白宫备忘录”。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各自具有怎样的权力?最著名的又有哪些呢?

总统行政令与白宫备忘录

首先,不论是总统行政令还是白宫备忘录,它们都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它们同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法案具有同等效力。

细微的差别

行政令将会被编号,并在美国政府的“联邦公报”中公布。而备忘录则不需要在联邦公报上公布。

行政令必须注明其权威,是属于宪法范围还是法律范围。

行政令还必须说明实施这一命令所需要的资金,而备忘录如果不超过1亿美元则不需要注明这一点。

一些重大行政令

从乔治·华盛顿到现任总统川普,历届美国总统都签署过行政令和备忘录,只有一位美国总统除外,就是威廉·亨利·哈里森。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唯一一位任期超过两届的美国总统,也是签署“行政令”最多的总统,多达3721条。大多数都是关于对付“大萧条”和“二战”中美国的行动。

一些行政令改变了历史,有的起了好作用,有的则产生了不利效果。下列是几条最著名的行政令:

《解放奴隶宣言》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1月1日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它使内战时期联邦政府控制区的黑奴获得人身自由。但由于南方各州仍效忠邦联政府,因此,这项宣言在初期的影响仅限于使逃到北方州的奴隶获得自由。

《罗斯福新政》

在“大萧条”时期,为了解决失业问题,罗斯福总统签署很多行政令。1933年冬,他成立的市政工程署创造了四百万政府工作。他还行使总统权力成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并且在1943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使偏远地区通了电。

《日裔美国人囚禁》

在日军1941年空袭夏威夷的珍珠港后,罗斯福总统下达了第9066号行政令,授权美国军事领导人将美国国内战略要地划为“军事区域”,并可以把生活在“军事区域”的任何人或者所有人迁走。命令还要求军方负责为这些居民提供交通、食物、住所和其他必要的条件。结果是,在1942年到1945年期间,12万男女老少被迁离美国西海岸,安置到集中营,其中大多数为日裔美国公民。

《消除军队种族隔离》

“二战”过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签署了第9981号行政令,废除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这项言简意赅的行政令说:“不论人种、肤色、宗教和民族,军队中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和机会。”在此之前,军队是根据不同种族而分隔开来。士兵的训练、工作和打仗都是在按种族分开的部队。

时代的象征

我们在这里只列举了一些有重要意义的行政令,它们只是成千上万的行政令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他们其中的一些反映了总统在面对有敌意的国会不愿意通过立法时的挫折感。另一些则展现了当时的重要事件。归总起来,这些行政令提供了一个深度了解美国历史的机会,并且反映了每一届总统优先处理的事项和他们在任的时代背景。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01-28 18:23:53

主题: 金里奇谈川普主义:川普的历史解读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宣誓就任,不过,因为他的一些似乎“不合常规”的言论和做法,美国国内反对他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首都华盛顿的抗议活动甚至还没有停止。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川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川普就任前后在华盛顿做了一系列演讲,讲述他所认识的川普和他所理解的“川普主义”。

川普精力充沛,具有颠覆的力量

金里奇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和美国国防大学发表了八场演讲,讲述他所认识的川普和他所理解的“川普主义”--川普政府将给美国带来的一系列的理念和做法。

金里奇认为川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将会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一面是旧体制,另一面是新秩序,而川普的强大个性会让这个分水岭成为现实。他说,川普要打破的是华盛顿让美国陷入破坏性政治循环的一个体制。

他说: “你必须看到,川普三分之一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具有他的颠覆力;三分之一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精力充沛;还有三分之一的川普是P.T.巴纳姆(P.T. Barnum),他拥有他的说服力。”

巴纳姆(1810-1891)是美国政治人物、马戏团创建人,有经营“地球最强秀”之称。

金里奇曾任美国国会第50任议长。2012年,他作为共和党竞选人之一,参加美国大选。2016年以来,他成为川普阵营的高级顾问。

金里奇说,川普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历史性人物。他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从未担任过政府公职,也不曾做过将军,却击败了16位共和党的州长和议员以及坐拥10亿美元竞选费的希拉里·克林顿, 这本身就是奇迹。

他特别强调川普的反击能力。他说,川普的信条是,如果你攻击他,他会立即反击你。金里奇说:“唐纳德·川普是大灰熊,如果你唤醒了他,他就会走过来咬你一口,然后,再一屁股坐在你的身上。”

川普行事像军人--果断迅速

金里奇说,川普的这些能力来自于他的成长经历。他说,川普在纽约的皇后区长大,在军事化学校度过了5年的高中时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发展自己的领导力和行动力。所以,他做事更像个军人--果断和迅速。

他说,川普的第二个特点是他是企业家出身,而不是研究型的知识份子,因此,川普追求实干,不爱理论的东西。而华盛顿政治的现象是政治人们泛泛了解很多事情,但对哪一方面都没有深入掌握。

金里奇说,川普的第三个特点是在需要的时候,为了达成目标,他会十分认真地了解需要了解的领域,而不是一知半解。所以在大选辩论会中,当有记者问他“你了解ISIS吗?”他的回答是“此刻的我还不需要深入了解他们,但在需要的时候,我会充分了解他们”。

金里奇还说,因为川普是曼哈顿的建筑商,而不是华尔街的金融家,所以他更懂得如何与蓝领工人交谈, 更懂得从细节着手。 他说,川普内阁的任命就体现了他注重细节的特点。

他说, 川普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被意识形态者推动的人。 他说,实用主义先找到事实,然后再找出理论来解释这个事实。

他说,川普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关注结果而不是投入。他说,这是川普对抗官僚作风的主要工具--衡量结果,而不是投入。

“推特总统”,川普有能力与民众直接交流

金里奇说,川普担任建筑商时直接与蓝领工人打交道,他了解他们的需要。因此,川普的政策目标是“就业、就业、就业”,因为他知道工作让一个人有尊严的生活,让他们拥有有尊严的社交圈。而且也正因为这点,川普可以直接用推特,与民众直接交流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也知道民众需要什么。

金里奇还特别提到,川普能够胜出,与他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民众交流分不开,因为这样的方式,他跳过了许多对他存有偏见的左派媒体对他的攻击。

川普竞选以来,一直用社交媒体推特表达自己的政策主张,就职后也没有改变。金里奇预测,未来,川普也不会放弃推特的使用权的。他还提到,川普擅长使用简单的语言与民众交流。

川普就职遇到的阻力堪比林肯

川普宣誓就职时所用的圣经有一本是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于就职典礼时所使用的圣经,而且川普竞选时还在林肯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讲话的地方发表了自己的政策讲话。

但是,金里奇指出,川普与林肯的联系还在于川普就职的氛围类似1861年就职时的林肯,因为两人就职时的氛围都充满了仇恨和对抗, (金里奇说,川普遭到左派、学界和媒体的攻击),而且人民的权力都遭到威胁。另外,金里奇说,川普就职演讲中的不加掩饰的坚定,也类似林肯,两人的演说中没有出现传统共和党人演说中所表现的妥协、让步和道歉。

他说:“看着川普的就职演说,让我想到了1861年的林肯:明确声明在原则上毫不妥协,愤怒的反对派,拒绝谴责那个美国历史上最为撕裂的竞选,呼吁发扬被另一方所摒弃的爱国主义。”

金里奇说,川普的就职演说中有很多地方体现了林肯的精神,比如,他几次提到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等。他说,川普还同时反对左派和建制派,这一点与林肯和杰克逊总统一样。

金里奇说,川普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有类似之处。撒切尔夫人也反对左派,两人上台都遭遇了左派力量的强大抵制。他还说,川普演讲中的直接和对立的语调也与撒切尔夫人类似。他后来星期四(1月26日)还在《华盛顿邮报》说,撒切尔夫人才是川普政府需要的真正的模范。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01-23 21:36:54

主题: 老田:从美国的“绝望底层”状况看特朗普的就职演说
特朗普的演说,较少官样文章,还很具体地涉及到了一些关键点问题,所以很值得提出来讨论。其中说到美国的穷人处境和工业外包问题,是典型的两大“干货”,在举世瞩目的政治演说中间提到“干货”,这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共同憎恶,颇有点追究“说真话罪”的性质。

美国近三十多年制造出来庞大的“绝望底层”。

1980年代里根上台之后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一方面是美国金融地产的无节制膨胀,另一方面是美国实业的衰败和产业对外转移。结果使得美国国内很多底层劳动者,丧失了稳定参与劳动过程的机会和条件,由此,形成了那种绝望的底层。

特朗普演说中间,这一段内容特别具有颠覆性,堪称亮点:“在内城中生活的母子们深陷贫穷,工厂锈迹斑斑好似墓碑,学校充斥权钱交易却让年轻学子得不到应有的知识。犯罪、黑帮还有毒品已经夺去了太多生命,盗走太多未能发觉的天赋。这场对美国人民的屠杀将在此时此地停止!”“我们是一国之同胞,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他们的梦想就是我们的梦想,他们的成功将是我们的成功。我们心心相连,共享家园,承载同样光荣的命运。”“我今天所做之宣誓将忠于所有美国人民。几十年来,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发展外国工业。”假如特朗普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要办实事的话,将会形成对里根上台以来的关键政策进行颠覆性的改革,可以预料其阻力之大远非选举而来的弱势总统能够克服的,除非他能够组织一支军队来实施一场真正的革命。

虽然特朗普无法真个解决问题,但提出真问题也是很重要的。2009年,老田在武汉见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安舟教授,他谈到美国的绝望底层的一些情况。安舟的太太是中学教师,她班上的学生都来自于美国的绝望底层。据安舟介绍,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很差的工作,只有爷爷奶奶辈曾经有过稳定的好工作,父母辈长期在很多个职位中间流浪,经济状况和生活稳定性都很差。巴尔的摩市中心的中学有75%的学生不能正常完成高中学业,很小的时候就去社会上流浪,例如当贩毒网络的最下线或者进入其他类似的黑恶产业。

因为美国国内坏工作的普遍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绝望底层,就给美国精英统治阶级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何保证这些人的反抗最小化和无害化改造。据说,1995年全球统治阶级中间的顶级精英500余人聚会旧金山,讨论这个问题,最具创造性的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著名的“奶头乐”设计,认为据此就可以实现绝望底层的无害化,与特朗普再造产业挽救底层的药方相比,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战略也许更符合西方主流媒体的口味。

全球化世界会导致贫富差距快速拉大,80%(以上)的人将落入失败方且无任何方法避免此一结果,处置边缘化人口的最佳办法只有"围堵"。要使全球80%“边缘化”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对色情宽容、麻醉除罪化、用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

显然,如果特朗普不是说说而已,那就是在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奶头乐设计反面,从人本身的尊严和需要出发去为绝望底层寻找出路,哪怕只是说说而已,这也应该给予肯定,这是真正的道义立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7-01-22 13:49:19

主题: 巨婴之国:大多数中国人还在找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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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选媳、妈宝男、老人碰瓷、留守儿童自杀…这些中国式社会怪现象,皆因我们大多是活在成人体内的婴儿?

‌‌“中国是一个‌‌‘巨婴国’,‌‌”这是近年走红的心理咨询师、畅销书作家武志红的结论。

巨婴是什么?是成年的婴儿,身体已经发育为成年人,而心理发展水平却还停留在婴儿阶段,突出的心理特点是:共生、全能自恋、偏执分裂。

共生,意味着母婴同体,婴儿觉得与妈妈共用一个身体和心灵,不分你我;全能自恋,也就是婴儿觉得世界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运转,否则就想要毁掉世界;偏执分裂,即必须按照婴儿的意愿,事情一分为二,且两者不能并存,非黑即白。

‌‌“多数国人,都是巨婴,这样的国度,自然是巨婴国,‌‌”武志红在2016年末出版的新书《巨婴国》中这样写道。一时间,‌‌“巨婴‌‌”概念迅速走红,‌‌“巨婴‌‌”一词也成为流行语。在支持者眼中,诸多中国社会热点问题都找到了可以套用的理论:网络谩骂、夫妻冷战、少女找‌‌“干爹‌‌”、病人砍医生……


例如,近期在中国热播的电视真人秀《中国式相亲》,年轻的单身男子带着父母上电视寻找结婚对象,男方父母坐在台前,对女嘉宾的年龄、学历、婚恋经历品头论足,年轻男士自己则句句声称要寻找一个‌‌“能照顾我‌‌”的合适伴侣。‌‌“这是婴儿最基本的一个反应——找妈妈。在他们眼里,对方只是一个客体,这也是婴儿的特征,自己是全世界的中心,万事万物都是为自己服务的,‌‌”武志红这样评价,而父母也是巨婴,认为自己是全能的,不相信孩子的感受,试图掌控孩子的人生。

再例如,老人在马路上倒地晕厥,有人路过并好心搀扶,送至医院却被老人反指为肇事者。人们习惯将这解释为老人想要讹诈、人品败坏。‌‌“如果将老人视为巨婴,‌‌”武志红说,‌‌“巨婴是没办法面对失控的,失控会引起巨大的无助感,他们需要将失控这件事从自己身上切割出去。‌‌”既然不能为自己的失控负责,那么就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去怪罪。

还有‌‌“大家庭‌‌”、集体主义、拒绝AA制、以己度人……武志红认为,这种种社会现象,就是病态共生的体现。

《巨婴国》中的插图出自画家岳敏君。画中人紧闭双眼,仿佛关闭了对外界事物的感知,却又开口大笑,自恋而无睹一切地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武志红说,这是自己做心理咨询师时常接触到的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的人‌‌”,‌‌“抽巴的人生,凝缩在抽巴的身体里,伴随着一脸假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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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敏君插画「无题」。岳敏君插画‌‌“无题‌‌”。磨铁图书提供

他这样解释这种人生状态的来源:‌‌“(中国人)对权力、名声、成就与物质等的需求可以涨到很高的地步,但它们常常是一种防御,是两种在婴儿时期没被满足的最原始的简单愿望转化出来的。一个愿望是:抱抱我;一个愿望是:看着我。‌‌”

但解释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真的这么简单吗?随着‌‌“巨婴‌‌”一词的走红,质疑声音也越来越多。

香港大学精神医学博士姚乃琳公开提出质疑,认为集体主义来自于‌‌“延续几千年的固定居住农耕背景‌‌”,不能硬被扯到‌‌“巨婴‌‌”上面;而针对武志红所述‌‌“人际边界不清是‌‌‘巨婴’的表现‌‌”,姚乃琳称,‌‌“在美国文化中和人际边界清晰‌‌‘共生’的自我中心,拒绝牺牲自身利益的价值观,要是放在亚洲人眼中,又何尝不是一种‌‌‘幼稚’?‌‌”

而武志红则认为,‌‌“巨婴‌‌”这个概念,不仅是他对自己多年来对孝顺、集体主义等中国式社会伦理思考的一个总结,更可以‌‌“强有力地解释很多中国经典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中国,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用存在主义的说法是,我选择,我自由,我存在。必须作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但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被要求‌‌“听话‌‌”。

武志红生于1974年,上世纪9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系,曾出版畅销书《为何家会伤人》和《感谢自己的不完美》等。

他说自己在河北落后的农村里出生长大,‌‌“家族很变态‌‌”。因为爷爷奶奶的欺压,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每一次家庭矛盾爆发都气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父亲在30岁时,也因与父辈的冲突而气得满口牙齿掉光,真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

武志红在书中写道,极端的父母要子女彻底顺从他们的心意,父母在这种病态的共生关系中成就了自我核心感,所以‌‌“我父母是绝对错,爷奶是绝对正确。而村领导竟然还通过大喇叭向全村人广播,我父母是不孝的坏典型。‌‌”

经过数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后,武志红认为自己从‌‌“对孝顺的那种克制不住的愤怒‌‌”,到‌‌“对国人的集体潜意识理解得越来越深‌‌”,而转向一种客观的分析。此外,随着接触的案例越来越多,他还解释了很多‌‌“中国式‌‌”的概念,譬如中国式的婆媳关系、中国式好人、中国式自杀,还有中国‌‌“妈宝男‌‌”(注:对母亲极度依赖、顺从,以母亲为中心的男性)。

这些概念最终被武志红总结成了一个词汇:巨婴。而围绕‌‌“巨婴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图景和人情世故,究竟能否简单归结于中国人的心理不成熟?巨婴理论引发广泛讨论之后,我们是否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与历史中,继续去寻找答案?

端传媒专访武志红,以下是访谈摘要:

端:‌‌“巨婴‌‌”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你觉得中国的问题来源于庞大群体的‌‌“巨婴‌‌”?

武志红:我作为心理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家庭现象。巨婴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童年没有得到满足。

婴儿出生后六个月之内,是非常需要妈妈的,妈妈要以婴儿为中心,和婴儿构建关系,这样婴儿才能走出全能自恋。但中国的家庭照顾是很有问题的。尽管人们总是夸赞自己说太溺爱孩子了,但以业内观察,我们国家的养育者面对婴儿时,常是各种忽略加惩罚报复,能与婴儿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养育者并不多。我们的产假只给妈妈一个身体恢复的时间,中国的老人又习惯将孩子从妈妈身边抢走,社会与家庭一起制造了母亲与婴儿的分离。在婴儿期,我们得到的母爱质量普遍不怎么样,这导致我们内心里都有一个匮乏的婴儿,渴望再有一次机会,找到好的母爱,以治疗生命最早期的伤痛。

巨婴的重要特点是全能自恋和共生,全能自恋就是大家要听我的话,共生就是我不能独活,我要和你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妈妈。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中国,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用存在主义的说法是,我选择,我自由,我存在。必须作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但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被要求‌‌“听话‌‌”。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社会上听领导的话、听政府的话。从古至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我们是按照别人的意志来活的,我们的生命力没有得到锤炼,这就意味着人不可能成熟。

端:‌‌“巨婴‌‌”是无意识中形成的,还是有意识的?

武志红:当然是无意识的。被照顾并不是巨婴最主要的特点,巨婴最重要的特征是没有机会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端:那么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代际、年龄、性别之间的差异吗?

武志红:整体来说,中国的老年人、中年人和孩子,他们的成熟度都非常弱。我们经常看到在公交车上,老人因为年轻人不主动让座而打骂的,好像老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获得了一种很深的资格,他的全能自恋就可以得到满足了。

同时,在我的观察中,中国女性的成熟度会更低一些。在过去采访中,我提到过,中国的成年女性处在一种外显的婴儿状态,她们觉得丈夫有责任和义务承担她们的情绪。巨婴的重要特点是全能自恋和共生,全能自恋就是大家要听我的话,共生就是我不能独活,我要和你活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妈妈。

中国社会主体好像是男人,但家庭中女性的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接触的案例,有七成以上的中国家庭都是母亲说了算。有读者看了我的书,就不自觉地说了一句话,我要买这本书送给我妈。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美化妈妈,整天说妈妈好、妈妈最爱我、母爱是伟大的,其实我们把母爱严重理想化了。在我看来,中国妈妈的抚养质量远远不如欧美国家的,现实中中国妈妈情绪化,要求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围着自己的情绪转。

端:这不就是一种缺爱的心理吗?

武志红:可以这样讲。正因为现实中妈妈满足不了我们,我们就一直在寻找理想中的妈妈。

端:但如果将一切问题归结于人们的童年阶段爱的缺失、父母养育的缺席,是否合理呢?一个人的成长也离不开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武志红:我不是说全怪父母。但整个社会文化都是这样来的,中国的父母也生活在其中,他们也是接受了这样的意识、这样的思维。你当然不能全怪父母,但我们整个文化都是这样的。

拿欧洲做对比,文艺复兴之前是黑暗的中世纪,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规则来生活,而是按照神的规则,是牧师指导你怎么生活。神学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说,当我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按照外部的规则来生活,就导致了荒原。如果你一个人是这样,就导致了你一个人的荒原,如果整个社会是这样,整个社会是处于荒原之中。

他们把‌‌“照顾‌‌”放在婚姻中很重要的位置,而不是说这个人发展得非常完善,让我心生爱慕。

尽管中国有五千年文明,我们却一直活在荒原之中,按照孝道等规则来生活。欧洲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性自身就是答案‌‌”。最初少数人开始这样创造和生活,最后成为一种社会风潮,人们活出感觉,成为欧洲文化基因式的东西。

端:你在现实中看到可以印证巨婴理论的例子吗?

武志红:我可以比较自恋的说,在我目力所及范围之内,社会上的经典社会新闻大多数都可以用巨婴论去解释,它至少比利益论要靠谱。

例如现在最火的电视节目《中国式相亲》,太经典了。节目里父母帮儿子选媳妇,第一关注的是这个女孩能不能生养,第二关注的就是这个女孩会不会照顾好自己的儿子。他们把‌‌“照顾‌‌”放在婚姻中很重要的位置,而不是说这个人发展得非常完善,让我心生爱慕。

端:‌‌“巨婴‌‌”这个概念最初是怎么来的?

武志红:国内精神分析学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中国社会集体上还处在口欲期,即一岁前。中国人心理发展水平处于婴儿期,这个不是我的独创。(注:口欲期约发生在婴儿出生后0到12个月,在此期间,婴儿专注于嘴里的事物,例如以吸取母乳来得到口唇的快感,这也是婴儿与母亲之间最早发生的关系之一)

直到2012年12月14号,我看了一部冯小刚执导的电影《1942》,看到电影最后的时候,军需官去妓院,老鸨给他安排了17岁的姑娘。肥头大耳地躺在炕上,要求这个女孩像老妈子一样伺候他,洗脚、擦身、按摩,最后再发生性关系。当时我看着一幕非常恶心,很刺眼,当时我想‌‌“这不就是一个巨婴嘛‌‌”,一边吃奶,一边做性事。

这之后,我感觉一下自己过去很多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各种思考都串起来了。

拿我自己举例,我今年42岁,作为心理医生,我一直在探索自己、认识自己,在我40岁的时候才刚刚成为一个不是巨婴的人。

端:‌‌“巨婴‌‌”应该怎样成长?

武志红:要把自己的活力活出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做一个活生生、充满活力的人,做真实的自己,同时学会和另外一个真实的他人构建爱与连结。过去,我以为这是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但现在我觉得这个答案太理想化了。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如果你意识到你想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就必须伸展自己的声音,按照你自己的感觉来做选择。说白了,就是成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才能走向成熟。

没有再比这个更简单的原则了。如果这个都做不到,只好做一个巨婴。

但这确实是不容易。拿我自己举例,我今年42岁,作为心理医生,我一直在探索自己、认识自己,在我40岁的时候才刚刚成为一个不是巨婴的人。

今年(指2016年)我做了一个印象深刻的梦。在梦里我到了天堂,发现天堂原来是地狱,我被砍头了,接下来成了幽魂。我驾驶着一艘独木舟行驶在黑灰色的河上,起飞非常压抑,无数幽魂想要扑到我身上,我拿着剑砍来砍去,在这个砍杀的过程中,我从一个鬼重新变成了人。

那把剑,是我的自我攻击性。过去我是个烂好人,别人向我提要求我很难拒绝。梦里的剑就是我潜意识里的攻击性,我在学习各种各样的拒绝、坚定、果敢,重新成为真实的自己。

任何事情,都问问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只有你的心知道你要去哪,你的脑袋里实际上都是社会教条灌输给你的东西。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和历史都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很多人觉得我写《巨婴国》哗众取宠,但其实想想,多简单的一个事啊。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7-01-22 13:42:38

主题: 反右前后
(一)

1953年3月1日,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前苏联大元帅,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因脑溢血躺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一整天,因按制度规定未经斯大林传唤,谁也不能进入房间,延误发现和治疗而死亡。斯大林的死亡时间为1953年3月5日21点50分,当时除斯大林家属之外,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以后的一次会议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突然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大量惊人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生前的种种罪恶,包括对体制内成员的大量抓捕和残杀,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几天后,这份报告逐级传达,不久又在苏共所有基层组织会议上传达,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很快在前苏联家喻户晓。

首先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是东欧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搞过像斯大林那样的内部清洗。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播,东欧国家的民众开始要求其领导人对那些清洗运动中的受害者给出一个交代;同时,东欧国家出现了要求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前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这让那些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不知所措。

当时在莫斯科率领波兰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总书记贝鲁特说:“我们怀着悲伤心情获悉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贝鲁特显然受不了这种负能量的打击,1956年3月突然死在了莫斯科;随后,波兰出现了动荡,人们的不满终于爆发。1956年6月,波玆南市民众与政府发生了武装冲突,民众占领了武器库,双方交火死伤惨重。最后,调集军队才控制了局势。

波玆南事件之后,波兰政府采取了抚恤措施,贝鲁特的继任者奥哈布在1956年10月举行的波苏会议上,在苏军压境的困局中坚持波兰独立解决内部矛盾,宣布政治局集体辞职,推举在大清洗中被开除的前总书记哥穆卡尔上台,哥穆卡尔认为“波玆南事件”中民众抗议的是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弊病……哥穆卡尔表示:“把波兹南的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1956年6月发生的兹南事件和10月举行的波苏会议之后,匈牙利也发生了要求为本国大清洗中杀死的20多万人讨还公道,和反对苏联模式和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这一次苏军直接参与了镇压。

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意识到了个人崇拜带来的灾害,但是并没有意识到灾害的根源,赫鲁晓夫相信苏联的体制具有自我纠错能力,可以解决斯大林模式带来的危害。赫鲁晓夫是个天真的农夫专政家,他天真地认为航空母舰是水上的靶子,他天真地认为苏联的发展不久也能超过美国;他的天真无法察觉苏联体制已经制造了千千万万跟斯大林基因相同的大小官僚,他揭露了一个斯大林,却奈何不了成千上万的那些苏联官僚,他揭露了一个斯大林,等于背叛了整个官僚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他后来能活着下台,已经很幸运了。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和东欧,虽然还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岁月,但是历史的天窗已经打开,体制的变化注定随之而来。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时期就是一个接受过外来文明进步的国家,地理位置和文化结构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要向欧洲看齐,晚几步只是时间问题。

1956年的北京,获悉苏联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内部清洗的揭露,以及东欧民众对社会主义体制带来灾祸的不满,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那些国家的问题是因为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应该解决掉的反革命没有被干掉,才会出现反动势力煽动民众上街闹事,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政府;一方面也想借助国际局势,整顿一下他越来越难以掌控的内部官僚体系。同时,他对揭露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赫鲁晓夫深恶痛觉。

1956年的毛泽东还是非常自信的。中国刚刚经过土改杀掉了几百万地主,镇反运动中又杀掉了几百万人,包括众多抗日英雄(官方公布说镇反只杀了71万人),外加朝鲜战争也解决了很多内战中投降的国军。毛泽东显然觉得中国不可能会出现大批的反对者,此时,他正在筹划推行他在1951年和1953年时分别提出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将其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决议之中,使“双百方针”成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决策。

1957年4 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连续号召各界人士广泛参与,但是当时大家对此反应冷淡,于是毛泽东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恳切希望他们提出批评意见。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参与提出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代表中央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立场。1957年5月4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继续号召大家“鸣放”,给政府提意见,帮助当政者改正。这些举措渐渐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各界人士(主要是参与政府工作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各大报纸新闻也同时刊出各种声音,这几天被称为“大鸣大放”。

当“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被大鸣大放出来之后,毛泽东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毛泽东一面让《人民日报》继续发表各种批评意见和言论,并指示不要做任何反驳,一面在内部传达他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文中把这次应邀提意见的人称为右派。

(二)

1957年5月21日,中央统战部继续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发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问题,章伯钧的发言原文刊登在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上,他强调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民盟。

5月22日,罗隆基发言。他提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成绩,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他认为这样作的好处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大路通北京了。过去的“五反”、“三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发生了副作用,使人不敢讲话。人有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罗隆基的发言原文刊登于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1957年5月23日至5月29日休会七天,因为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布置反右派的任务。5月30日座谈会又继续举行,大家继续发言提出批评意见,在1957年6月1日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在左动员右动员之下才发言:《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捅了个天大的娄子。储安平的发言原文刊登在1956年6月2日《光明日报》。

1956年的毛泽东还很自信,当时他觉得中国不会出现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局面;1957年的鸣放,让他的这种自信受到了打击,保健医生说他那一段时间精神抑郁。1957年,突然面对这些他本人和大量官方宣传主动邀请下提出来的公开建议,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极大挫折,虽然这些言论远不及他当年在延安时的民主言论激进,但是得到天下之后再听见这样的民主言论就会感到十分可怕。他原打算发动各界人士为他所用,借助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力量打击一下他越来越失去控制,渐渐失去话语权的内部官僚系统,借助外力整治一下内部那些不听话的官僚,让外人来帮忙挠挠他的这个心头之痒,没想到人家根本不帮他挠这个痒痒,直接建议政府截肢,直接建议政府换血了。

很显然,历史上的毛泽东无法判断眼前出现的状况,他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只好想办法解决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怎么解决人呢?发明运动解决人是毒门绝技,于是就发动了反右运动。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举国展开反右。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反右小组领导者,把几个人的公开提议扩大到了几千人,几万人的反动问题,扩大到了几百万人的问题,牵连了几千万人。

官方数据显示,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将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然后在1959年到1964年又先后给大约30多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中央决定给右派分子彻底平反,最后曾经被划为右派的人几乎全部平反,至今没有平反的有中央认定的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区区5个人,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几十名右派分子,全国加起来一共也不到100人。为了几十个人的不同观点和意见,更准确地说就是为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这五个人,就搞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反右运动,发神经一样举国折腾。

那么,最后落实只有几十个所谓右派的反右运动为什么当年能闹得那么大?为什么一下子牵连了那么多人?全国一下子哪来的那么多右派呢?

从几个右派到举国到处是右派,这些一方面是当政者从自信跌落到心虚恐慌,开始害怕中国成为下一个匈牙利或波兰,于是开始胡搞反右,胡搞扩大化,上级定指标,下级为了完成任务,随意定性凑人数造成的;同时,大小官僚也乐得把原本反对官僚宗派的初衷转移到其他方向上去,利用反右把水搅浑,因为不搞反右就要继续整风反官僚了,所以大小官僚积极反右,尽量把反右扩大化。对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发表什么右派言论的人,就去翻他们延安时的旧账。

另一方面也是各民主党派精英们自己造成的,反右过程中很多所谓的精英们跳出来互害。本来就没有什么右派,结果很多人为了表忠心保自己,划清界限求进步,纷纷跳出来相互揭发,积极批判曾经的同事和朋友,家属及亲属。

反右运动中,当鲁迅生前好友冯雪峰被周扬等人批判时,冯雪峰对诬陷他“反鲁迅”这项指控是不认帐的;这时,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站出来怒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你是一个大骗子!”随后,许广平还在全国妇代会上揭露“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活动”。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发言里,她指责鲁迅的亲密学生,也是她的好朋友丁玲“活像一个武则天,有军师有文臣武将有打手,又有通讯员和联络员……这个集团的活动方式是十分卑鄙的……”而丁玲在被打成右派之前,还跟艾青等人商量着如何去批判文艺界另外一些后来明显比他们问题小很多的右派呢;当然这里也少不了老舍,茅盾,曹禺,巴金等人对丁玲等右派分子痛打落水狗式的批判。反右运动中,吴晗,梁思成等人也积极加入了批判右派分子的队伍。

反右运动中,因发表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这篇文稿(即“党天下”言论)而被打成五大右派的储安平,他的家人和另外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子女被迫与他划清界限,身边的同事也纷纷检举揭发他,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易吟先”也与他离了婚,嫁给了特赦后的国军将领宋希濂(原华中副剿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然后还住在储家南屋;储安平不仅天天能看见南屋,还能听到‘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等等这样的传话。

反右运动中,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和主动交代同章伯钧与罗隆基的关系;在1957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但是最后,储安平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反右运动中,有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比当政者还要积极反右,比如沈钧儒,胡愈之,史良(七君子之一),胡子婴等在反右中高举反右大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成为反右急先锋。

反右运动中,首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在5月17日反右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话表示要批判章伯钧和罗隆基等人的错误言论。后来,沈钧儒在明知民盟内根本没有所谓章罗联盟的存在,以民盟主席的名义发表公告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公告称:“中国民主同盟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起了特别恶劣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因为在一个时期内,由民盟两个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所形成的‘章罗联盟’的右派反动路线——从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曾经在盟内占了上风。‘章罗联盟’的骨干分子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程度上控制了民盟中央和许多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实权。他们在国家生活的许多部门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参加了领导工作。他们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大小右派分子,利用民盟组织的合法地位,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在全国和地方上,在高教界、科学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和其他方面,充当主帅和大小头目,筹划、发动、号召和组织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章罗联盟’事实上成为全国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发号施令的最高司令部,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反右运动中,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在会议上以《章罗联盟的透视》为题发言批判右派分子,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胡愈之的批右发言稿。

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之后。章伯钧找到自己感冒时给他送过鸡汤喝的好友(司法部长史良)私聊,史良问章伯钧:“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章伯钧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反右运动中,在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首先她强调要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另外表明要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大家明确表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最后,史良突然点名批判章伯钧。她说:“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当时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史良这篇发言。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文章的黑体字摘要。虽然章伯钧在题名为《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检查中说他的错误是‘为右派分子所利用’,最终也无法改变他被打成头号大右派的宿命。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被打成了全国第二大右派的罗隆基,受到了来自身边亲朋的猛烈批判,尤其是罗隆基昔日情人的史良(司法部长),浦熙修(彭德怀妻妹)和邵慈云(秘书兼情人)一下子都变成了敌人。时任司法部长的史良批判储安平的言论,揭发章伯钧的问题,同时也要求罗隆基一并交代。与罗隆基同居十年的浦熙修撰文《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甚至不惜将她与罗隆基的床笫之语当成政治言论来揭发。浦熙修在罗隆基相好之时,与其夫袁子英已有十多年婚姻,并育有3个子女,浦熙修的丈夫袁子英得知他们两人之事后,为了面子和孩子一直忍耐,直到他们3人在私会现场相互厮打,惊动警察,成为公开的桃色纠纷,袁子英才与浦熙修离异。当年曾经不顾一切与罗隆基死也要在一起的浦熙修,反右时又不顾一切地揭发罗隆基,令罗隆基无比伤感,罗隆基曾说:浦熙修为了她自己生,不惜要我死。给罗隆基当了八年秘书邵慈云也多次揭发罗隆基私下的言论,昔日相好是情人,运动来了是敌人。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胡子婴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章乃器》(此文刊登于195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以其与章乃器十年夫妻生活的经验,彻底揭露了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胡子婴的这篇揭发,相当于在章乃器四面楚歌之时再投下一块巨石。1959年胡子婴升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而被打成右派后的章乃器真诚地表示:“我对党披肝沥胆……”

反右运动中,翻译家傅雷分别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三篇揭发和批判右派的文章:《比一比,想一想》《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傅雷在这些文章中不仅明确表态支持中央反右,傅雷还回顾自己在几次整风中对《文汇报》社长徐铸成的批判,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傅雷还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文中批判葛佩琦的右派言论。但是在反右补课中,批判右派的傅雷也被打成了右派。

反右运动中,被傅雷批判的葛佩琦,曾经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少将督察和东北通讯处长,他将来自国军心脏的大量高度机密,交给单线联系人李年,再通过秘密电台传递到延安。1947年底他的上线联系人被捕后下落不明。1949之后,他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物理教师,从1951到1957年,葛佩琦不断地提出要求复查自己身份的申请,结果一直没有回音。1957年,号召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给党提意见,葛佩琦不参加,他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是党外人士,第三次他去了,葛佩琦发言说:我不是作为党外人士参加这个会的,是作为1938年就已经入党的老党员来向党委反映意见的,我的党籍问题,不是搞不清楚,而是你们对流过血汗的同志冷若冰霜,像现在这样的党群关系,如果还需要做地下工作,群众很难再保护我们,就会被敌人杀掉。反右时,他的发言被演化为要“杀共产党人”。

反右运动中,曾经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仁炳被打成了五大右派之一。1957年陈仁炳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他对群众不敢鸣放的原因作出六点分析:“一怕打击报复;二怕党和政府没有决心纠正错误,改正缺点,反而因为提意见而开罪于人;三怕所批评的对象是不倒翁,是一块搬不动的石头,批评由你批评,而不发生纠正错误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五既然提的是缺点,怕被领导上认为就是否定成绩;六怕领导批评你是在算旧账。”其中,这个“算旧账”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陈仁炳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毛泽东点名批判。陈仁炳于1978年4月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但只摘帽,维持右派原案。陈仁炳是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

反右运动中,作为五大右派之一的彭文应,是55万右派中唯一不认错,不检讨的人。其实彭文应的言论(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等等)是可以达到平反标准的,因为彭文应坚持自己的观点,抗拒到底,至今也没有平反。

有关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彭文应被打成右派的其它主要言论如下: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忧,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道出来。”“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经营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就凭这些言论,彭文应就被打成右派了,按照这个标准划分,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几亿人都是右派吧。

(三)

关于反右,有一位后来被称为总设计师的人,他始终坚持认为反右是为了打击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的反动分子,他声称当年那些反动分子杀气腾腾而来,必须打倒。历史上看实际的情况是,50年代的中国根本没有东欧国家那种觉悟和意识,那时很多中国人基本停留在只要能分到一点点儿地主家的东西就帮忙斗地主杀地主,谁打进城就欢迎谁的境界;那时的广大民众根本就意识不到什么是体制的问题,根本不知道这种体制注定给他们带来各种灾害,当然也不关心什么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那时的广播里面喊中国人站起来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从此站起来了,报纸上说人民当家作主了,很多人就相信自己是新社会的主人了;就像今天新闻联播里面讲中国崛起了,也有很多人感觉激动万分,网络传播美国吓尿了,也有很多人感觉扬眉吐气一样。意淫媒体反复发送中国或成最大赢家的言论,也有很多人越听越自信一样。一个千年不变的历史,几十年注定走不了多远,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内涵以及原理还跟几十年前一样。

当时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一样有很多民主人士,也一样只是空有民主的概念和口号。中国的民主概念,近百年来一直处于被反复利用的状态,军阀混战时,民主被孙中山用来当作武力夺天下的幌子;国共内战时,民主被枪杆子用来当作蛊惑人心的宣传口号;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些民主口号附加上了各种名利,引天下诸多所谓民主人士愿者上钩,纷纷来投。当年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内战的时候就擅长两边周旋,内战结束后,贪慕名利地位毫不犹豫地选择千里迢迢投靠胜利的一方。从内战到反右到文革,立场跳来跳去,在受到不公正对待和侥幸活着平反之后都念念不忘表忠心和感恩戴德。近百年来,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几个知识分子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保持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形成一个追求民主进步的社会阶层;民主概念在中国成了当局愚弄民众的幌子,民主概念也成了很多民主人士实现海内外个人目标的常用小工具。

今天,很多人也根本不能了解中国上个世纪的历史,虽然只是隔了短短几十年,关于那些真相就连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清楚,更不要说很多像我一样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没出生的人。很多中国人都在不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也找不到原因的状态下,继续失去着一段接一段的历史,那里面有很多人的青春,有很多人的梦想,有很多人的冤情,有很多人的罪恶。但是就算把历史的真相全都忘记了也不等于不曾存在,就算所有人都不去想也不等于历史中的噩梦不会重来。

后来,有人提倡放下过去,一切向前看,那是因为不堪回首,无法面对过去的历史,无法面对历史中的自己。很多从那段历史中走出来的人不仅发现他们解决不了问题,还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像从前一样解决人,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己本身就是历史问题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只好赞同放下过去,这样与其说是放下过去,不如说是放过自己,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宁可牺牲过去那段历史,也不能有碍走出来的自己。这也是中国人对待历史问题的一种普遍心态,这种心态也让很多中国人不断遗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断习惯遗忘;不断掩盖历史中的问题,不断习惯掩盖。

类似反右这样的历史存在还有很多,近百年来,这些历史在不断触动一个接一个没有痛感的时代,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没有回应的时代。但是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无论还要再经过多少年,总会触到那个对历史产生痛感与悔悟的时代,总会走向未来理性与文明的清醒。中间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所有灾祸与痛苦就是人们偶然选择的必然代价,时间过去越久,就越会感受到那些代价的惨痛。中国历史上,往往都是一连几场灾祸之后,才能稍微略有改进。现实恨天高,历史嫌灾小,无灾无大祸,基本变不了。这样的历史像一个陀螺,经济发展转得越快,越是会长期停留在一个原点上。所以,五十年前开始的那场文革,今天还有很多人怀念,六十年前指定的那几个右派,今天还是右派。

当年那一场反右下来,官方公布55万人被打成右派(另有数据指出全国右派分子达300多万,100多万人划为中右,党员右派20多万,教师和学生右派6万多。)据1959年7月统计,甘肃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其中死亡2000多人。全国的右派,最后活到平反的只剩下10万多人。一场反右下来,准备提倡的双百方针失败了,计划整治内部官僚的整风运动也失败了,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个反右运动的成果,右派们也失败了,毛也失败了;唯一胜利的还是内部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大小官僚们。这些官僚们越来越听刘少奇的,这是毛不能忍受的,毛也不能容忍他身边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反对伟大领袖的官僚,他想练成一言九鼎的领袖兼神,掌控所有官僚的命运,他要解决身边那些可疑的赫鲁晓夫,无奈反右运动影响了他的计划,大跃进和庐山会议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只好再想别的办法,那是什么样的办法呢?答案在文革之中。

1966年,毛泽东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机会。这一次,他不再指望那些不靠谱的民主人士了,这一次他有几千万红卫兵,这一次他志在必得,这一次他一举解决掉了一个人;至于为了解决掉一个人会赔上多少无辜人命,反右时他不在乎,文革时就更不在乎了。从1956到1966,毛泽东十年磨一剑,文革之中舞十年,一直挥舞到1976年9月9日。在那之后,中国才松了一口气,然而,中国历史的脚步却已经踏上了断崖。这些历史和事实,都将注定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里还要翻天覆地改变。

(选自《反右是一种怎样的痛》)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01-22 13:37:09

主题: “容易受伤”的中国经济
“中国制造”前途未卜?

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入主白宫,中国是否将要面对经济领域的贸易战,或者是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再洗牌?这些都是本周末德语媒体关注的话题。

在刚刚过去的周五,对于关心国际时事的人来说有两则消息值得留意:一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二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奥地利《新闻报》(Die Presse)不仅关注了后者,而且还分析了特朗普上台之后中国经济将要面临的挑战。该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这篇文章开篇先是简要叙述了中国政府公布的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表示这一数据虽然创下了26年来的最低纪录,但却并不令人意外。

接下来作者分析道,为什么相对前几年明显降低的经济增长率并未引发恐慌:“在经历了数十年经济增长率动辄超过10%的繁荣发展之后,北京领导层希望将原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变为以内需拉动的模式,并且致力于刺激私人消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相对减弱的经济增长是北京刻意允许的。对于2017年,中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增长预期值是6.5%。”

这篇题为《特朗普使中国经济变得“容易受伤”》(Trump macht Chinas Wirtschaft verwundbar)的文章简要列举了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企业高负债和消费增长乏力等,随后接着写道:

“随着特朗普正式入主白宫,中国经济在2017年又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过去一段时间里,特朗普多次向中国发出对抗性的言论,并且指责北京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进行汇率操纵。”

令大众记忆犹新的,是特朗普在选战中扬言要对中国产品征收高昂的惩罚性关税。作者指出,如果此言得以兑现,则会给中国造成沉重打击:“中国在有意地压低其货币价值,以促进其产品的出口。特朗普虽然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这项指责的合理性,但是他却威胁要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征收45%的惩罚性关税。牛津经济研究院驻香港的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 )表示担心,如果和美国真的发生贸易和货币战争,中国将会遭受沉重的打击。”

“和平不是免费的”

瑞士《新苏黎世报》(NZZ)周五发表了一篇分析东亚军事平衡的客座评论,题为《和平不是免费的》(Frieden ist nicht gratis)。作者Kumiko Ahr-Okutomo女士是一位出生于日本的政治学者,目前在瑞士韦登斯维尔的战略研究(Institut für Strategische Studien in Wädenswil)所担任研究员。这篇评论也是以特朗普的就职作为引子,分析了被外界视为“孤立主义者”的这位新任美国总统未来的军事战略构想。虽然特朗普之前表示,盟友国家如果还想继续获得美国的保护,那么就要增加财政上的支持。尽管如此:

“特朗普同时也在计划加强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力量。他有意将美国战舰数量从现在的270艘增加到350艘,海军陆战队的兵力要从原来的23个营扩充到36个营。此外战斗机的数量要至少增加到1200架,地面部队也将得到大力的扩充。综上所述可以推导出,美国还是愿意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只不过对外军事干预将会更加取决于美国的自身利益。”

这会对美国东亚安全政策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作者认为:“只要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海海域的扩张政策不伤害到美国的直接利益,华盛顿应该就不会出面干预。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比如日本、韩国或者菲律宾,如果还想继续留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要么就得增加对美国在自己国家驻军的财政支持,要么就得多下功夫提高自我防卫能力了。”

这就意味着,今后亚洲小国需要为维系自身安全而支付更高的代价。但是作者认为,这样的代价绝对是值得付出的:“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一个霸主,因此那些较为弱小的亚洲国家有可能会希望站到中国一边。然而维持亚洲的权力制衡对美国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亚洲也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区域。不管对于亚洲国家还是美国来说,保持市场的健康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文章接着分析道:“美国面对中国的扩张政策究竟能够容忍到什么限度,这需要持续地加以分析。其中起到关键因素的是美国在内政、外交和经济上的处境。特朗普之前通过在推特上发表质疑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惹怒了中国,可见台湾问题未来还将会被华盛顿当作一张王牌,用在与北京之间的谈判之中。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没有给美国带来太多好处,反而给了中国可乘之机。三个大国将如何在博弈中追逐各自的利益,同时又互相之间不起冲突,这将是未来世界秩序是否能够维持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中除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日称尖阁列岛,中称钓鱼岛)之外,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领土争议(千岛群岛)也将会左右亚洲的权力制衡。”

作者认为,亚洲国家必须更多地承担起维持地区和平的自我责任,“因为武装冲突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亚洲的繁荣发展依赖于一个拥有清晰架构的军事实力平衡体系。因此,加强小国军事力量是势在必行的。和平不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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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0 12:06:25

主题: 大清帝国最后十年的回光返照与落日垂阳
  清朝末期,甲午海战之后,清朝又进入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1901年,慈禧颁布新政之后,相当于承认戊戌变法的措施是正确的,直接带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个周期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这是史学家基本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繁荣十年”。

  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做了很多事情,那些修园子等类的事情不必赘述,军备上最为典型。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首只近代海军舰队便不复存在,大清帝国似乎没有近代海军这个大军种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清于战败后的次年,即1896年又开始了重建帝国海军之路。1896年5月,总理衙门指定许景澄向德国订购的3艘穹甲巡洋舰中的最后一艘“海琛”号军舰北上驶抵大沽,另外两艘“海容”、“海筹”已分别先期驶抵大沽。1897年夏天,在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到达大沽,按期到达的还有德国实硕厂制造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鱼雷艇。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使海军的实力猛增。尤其“海天”、“海圻”属于二等巡洋舰,是大吨位军舰。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小型舰艇全数到达。

  除此之外,大清还大肆编练陆军新军,新军的编练从1895年开始,到1904年,新军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8万余人,估计太平天国这样的不安分之人,面对洋枪洋炮,彻底歇菜了。由于是新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国外采购的新式装备,支出浩大。

  此时的大清,不仅经济腾飞,而且武备强大,用“盛世”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

  清朝武备增强,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看起来又一个“强盛”的大清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这种“繁荣”从财政上得不到证实。

  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战败,大量的白银外流,仅仅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清朝需要赔偿三亿两以上。清朝此时是赤字财政,按史料记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也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约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约760万两。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清朝后期,财政是债务缠身,根本没钱。

  可是,清朝又确实很有“钱”,没有钱如何进行大规模军备?如何修园子?

  清朝实行的是银本位,白银无法印刷,这是一定的,清朝这戏法是怎么变的?清朝后期的表面繁荣,就支撑在这个戏法之上!

  虽然,白银无法印刷,但“钱”还是可以印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新兴国家是如何印美元的,清朝也有自己独到的招数。既然白银都流到境外,那自己就用铜来代替白银,“钱”就出来了。

  前些年,安徽凤阳一位农民挖地基时,挖出约十来斤的铜圆,发行的时代是宣统三年,直径2.9厘米,厚0.11厘米,重量约9克,合古代约两文多、不到三文的重量。当清政府宣布铜元成为法定货币的时候,意味着很多“新钱”也就出来了,这种铜钱的机制钱大约从190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也就意味着市场中,开始出现大量的新钱(相当于假白银),与白银共同流通。也就意味着从1900年之后的清朝繁荣,和印“钱”直接相关。

  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古代实行贵金属货币制度,铜矿需要开采和冶炼,铸钱是需要成本的,铜钱的面值也需要与白银的价值相对称。

  比如: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道光二十年前后的时候,一两白银可以换制钱一千五六百文,到咸丰时期,可以换到两千两三百文。但不管白银与铜钱的比例如何变,都有兑换关系,老老实实铸造铜钱,或许可以盈利,但不能实现厚利,还是解决不了清政府的财政问题。

  但清政府又进行了创造性动作,上述9克重的铜圆,实际价值为两文多,面值标注为十文,清政府就实现了7文多的利润,钱财滚滚而来,虽然大量的白银赔偿给外国人,用白银来衡量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但自身并不缺钱,财源滚滚之下就可以支撑大规模军备等财政支出。

  虽然用白银表示的财政穷的叮当响,但实际不缺钱,这就是戏法。

  但这必须有一条支撑,那就是管制兑换,如果不管制,是完成不了这个戏法的。清政府所开具的各种票据,无论是以白银还是以铜元为单位都一样,不能实际兑换白银,这相当于“外汇”管制,如果不管制,就抓瞎。

  清政府从19世纪后期就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荷兰盾什么的,进入大清的地盘都必须按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清银票铜钱,这样清政府就喘了一口气,所有等于白银的硬通货归我,用于对外支付,假钱?对不起,只能归你。

  仅有这一条还不够。任何时候都有出口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不断印铜“钱”,出口成本不断上升,折合成白银的成本就很高,可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真实的白银标价的(金本位)。产品出不去了,最终清朝对外的偿付能力就会枯竭,加上清朝不断烂“印钱”,通胀不断发展,出口商的成本会不断上升,企业都死翘翘之后,就会出现大麻烦。

  清政府有办法,那就是“强制结汇”,可强制结汇还是不行,如果出口企业都死了,强制也没用,还得让出口企业有动力才行。此时,清政府的机制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英国非常“腐朽”,征税还需要老百姓同意,大清很“先进”,铜圆表示的“钱”随便印,也就是随便征税,只需约摸估计着不会逼人造反就行。有了这点优势,解决上述问题就是小菜一碟。反正“钱”都是印出来的,多印一点也没关系,直接用于鼓励出口。

  以茶叶为例:英国商人只肯出100英镑一箱,按当时的国际汇率折合800两白银,可是,清朝茶叶商人的成本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个成本自然是以清朝印的“钱”折算出来的),他得卖1100两才行。此时,清朝出马,100英镑归我,我给你相当于1100两白银的银票(就是铜票),生意就做成了,英国商人、出口商人、清朝政府皆大欢喜,只是市场中又多出300两白银的“假钱”。这个术语应该属于印钱(财政)补贴出口吧。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外债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军备支出,而且还可以展示国际形象,甚至可补贴亚非拉。

  可是,有一个不欢喜的,既然用印假钱解决问题,就带来通货膨胀,穷人过不下去,但是,这没所谓,有北洋新军的洋枪洋炮,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问题。

  经济蒸蒸日上,拥有用用雄厚财力武装起来的、先进的陆军和海军,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大清在1911年垮台,甚至连外国人都吃惊,这天地变化的也太快。

  1910年,金融危机开始了,上海道台蔡乃煌等人紧急上奏朝廷救市。财政有的只是假钱(印出来的票据),没有真钱(白银),如果继续印假钱,这是不行的,因为股市的交割需要货真价实的白银。

  此时,清朝抓瞎了,戏法变不下去了。清廷想了一个好办法:将民间筹资建设的铁路权收归国有,筹集的大量真金白银也就归了清朝,真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怎么收归国有呢?当然不是拿真钱出来收购,而是发行国家股票给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人。这样,既掌握了铁路权,又一下就将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巨额资金弄到手了,聪明吧?

  但投资人不傻,您拿纸换我的真金白银还不算,还将路权也拿走,和抢劫有什么不同?于是,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厉害。四川告急,清廷抽调湖北新军入川维稳,武汉空虚,武昌阴差阳错爆发起义,一个全球最有钱、军力空前强大的清政府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当然,最终的结果也很清楚,“假钱”催出来的繁荣灰飞烟灭,连印钱的“银行家”也不得不关门大吉。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01-09 22:44:41

主题: 中国人破解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密码吗?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

消息传到重庆,整个山城一片欢腾,人们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整个延安都欢声一片,像过年一样。而东京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

两个敌对交战国,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当年24岁的韩素音后来在她的记述中这样回忆:“街上差不多立即喧嚷起来;报童叫卖号外,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

其实在当时身处重庆的少数美国人看来,中国人的喜悦是建立在美国领土被袭击的这样一个不幸上的,而这未免让他们多少在心里有点不快。但同时他们也完全能够理解中国人的感情。毕竟,在坚持抗战四年多后,中国终于将不再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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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7 01:21:05

主题: 美军对罗马尼亚普利耶什帝油田的轰炸效果
美军对罗马尼亚普利耶什帝油田的第一次轰炸发生于1943年8月1日,之后停止了半年多,于1944年4月5日重启并一直持续到8月19日(苏军罗马尼亚战役发起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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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利耶什帝油田的精炼油产量。可见1943年8月遭受轰炸后,产量由7月的35.8万吨减至25.3万吨,之后由于轰炸停止,产量保持在33-43万吨之间。1944年4月美军重启轰炸,之后5个月的单月产量就没有超过20万吨,基本是43年底高峰期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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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普利耶什帝油田主要炼油厂的产量波动情况。大多在1943年8月和1944年4-5月起产量骤减。当然,由于空袭不可能一次照顾到所有工厂,因此诸如ROMANA AMERICANA炼油厂一直到44年6月才被照顾并产量明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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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马尼亚向德国出口石油制品的情况。整个1943年是230.8万吨,平均每月19.2万吨,其中最后4个月达到单月23万吨的水平。1944年的最后5个月平均出口量是10.76万吨,差不多是1943年底高峰期的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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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盟军对普利耶什帝的轰炸详表,前四张图是美军,第五张是英军;最后一张是有关德军在普利耶什帝油田部署重型高射炮的情况。

可见,1943年8月1日的攻击,美军轰炸机群无护航,攻击高度低(100-700英尺),损失率极高(165架损失54架,达三分之一)。而1944年4月起,由于有战斗机护航,且普遍在2万英尺高空攻击,在减少了损失率(大多在5%以下)的同时,还反给德国空军放了血(5个月里宣称击落和可能击落敌机465架,即使只有20%的准确率,也可能有近百的战果),导致进入7月后,能确定损失于敌军飞机的轰炸机数量只有区区2架。而虽然德军将重型高射炮的数量从1944年4月5日的142门增加到1944年8月19日时的278门(以每个重高炮连4门计算,相当于近70个重高炮连。而像44年东线重高炮连也不过300多个),但美军损失于高炮的轰炸机数量却也没有明显增加。

从损失数字上来看,后5个月美军共损失轰炸机222架,算上英军损失的15架,则平均每月47.4架;另外损失战斗机59架,平均每月11.8架。以这样的损失率将普利耶什帝油田的精炼油产量压制在43年底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将罗马尼亚向德国出口石油制品的数量压制在43年底高峰期的二分之一以下,似乎并不算坏。而随着之后盟军对德国本土工业及交通线的轰炸,罗马尼亚油田可能将由于缺少设备和运输车辆而导致产量和出口量遭受进一步打击。因此,个人认为即使没有苏军拿下普利耶什帝油田,盟军依靠战略轰炸应该也可以实现对该油田以及罗马尼亚向德国供油的有效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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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 14:47:36

主题: 台湾购汇限额:300万美元/人/年,无目的限制。
台湾购汇限额:300万美元/人/年,无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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