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信息::
名称: 大刀王五
作者: PBSNPR
域名: blog.mitbbs.com/PBSNPR
站点: BBS 未名空间站

档案日期:20171101000000 ~ 20171201000000


2017-11-30 13:10:25

主题: 纳粹德国的“水晶之夜”
作者: 二大爷



1938年11月3日,寄居在巴黎亲戚家里的犹太青年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接到妹妹从德国发来的求救明信片。妹妹在给他写这封明信片的时候,全家人正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的途中。这个家族从1911年开始就定居于德国的汉诺威。但即便是居住了27年,也始终成不了自己的祖国。

在1938年10月28日深夜,这个家庭和另外1.7万名波兰裔但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纳粹政府强制驱逐出境。

这1.7万名犹太人不过是纳粹德国反犹浪潮中的一小撮。由于波兰政府一开始并不准备接受他们,这些在一夜之间丧失了所有财产、权利甚至国籍的人们,在边境线上进退维谷,生死一线。



格林斯潘愤怒之余,倍感无力。远在巴黎的他事实上除了流几滴眼泪,并不能为整个家庭做任何贡献。经过几夜的煎熬,11月7日,这个绝望的青年拿起了一只老旧的左轮手枪和几发子弹,奔向了德国驻巴黎的大使馆。

在大使馆,格林斯潘在和接待他的使馆秘书拉特商谈未果后,这个青年连开5枪,射杀了拉特。他安静的留在现场等待警察,交给一个事先写好的纸条:我必须让世界知道我的抗议。

拉特之死,迅速超越了一般的外交事件。德国国内方兴未艾的排犹情绪被彻底引爆,三天后,也就是11月9日,正值纳粹“啤酒馆暴动”纪念日,也是纳粹德国的国庆日,纳粹宣传部门利用这一事件,迅速组织青年团对境内犹太人的聚居区、商店、教堂等进行明目张胆的打砸抢。纳粹头子海德里希甚至明令:“不得阻拦即将发生的示威”,“犹太人教堂可以烧毁……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可以捣毁”。



这一夜犹太人店铺的碎玻璃铺满了柏林的大街小巷,在月光下犹如碎裂的水晶。德国人称之为“水晶之夜”。这个优雅而耻辱的名称背后,是无数犹太人用身家性命堆垒出的血泪,德国全境1574间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奥地利也有94间犹太教堂遭到破坏。超过3万名犹太男性遭到逮捕并被关入集中营,上万个儿童被迫离开父母和家庭,仓皇逃出德国,这些儿童仅有十分之一与父母重聚。

其他国家的抗议并没有动摇纳粹的意志,强权从来不在乎谴责。欧洲大陆犹太人的厄运自此越演越烈。谩骂之后是剥夺权利。剥夺权利之后是驱逐。驱逐之后,是打砸抢。打砸抢之后,是奥斯维辛。



犹太人的命运是如何走到如此被动、如此屈辱的地步呢?

事实上,纳粹的反犹政策并不是突然出台的,而是在漫长的时期,层层加码。

希特勒在1933年1月上台后,几个月后就出台了4月1日为排犹日的法令,到处张贴“所有德意志人不得向犹太人商店购买货物”的标语;4月7日颁布《恢复职业官员法》,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人员,使90%的犹太公职人员下岗;9月29年又颁布《农地继承法》剥夺了农村犹太人的土地继承权等。1935年9月更进一步,通过了《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等一系列法令构成《纽伦堡法律》,这个系统的反犹法律多达250项,犹太人在法律层面被彻底剥夺了公民权甚至生存权。

往更远了说,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一书中早就表明了种族灭绝的态度。然而直到“水晶之夜”发生,十几年间,德国的犹太人一直都在被动等待。最终被纳粹德国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步步逼入绝路,以至于无路可逃。

犹太人凭借强大的宗教纽带,团结的传统,在金融行业的成功,在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并非最底层。但他们却对法西斯政府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上策来说,他们本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争取相应的政治权利。但他们不问政治的传统一如某国人,最终必然导致政治来过问自己;从中策来说,十几年的反犹浪潮中,他们有无数的机会逃离德国,投靠更好的国家,但是他们选择默默忍受,直到丧失机会;从下策来说,他们可以鱼死网破,奋力反抗,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同情,但他们却心存幻想,多个犹太领袖甚至号召德国犹太人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忠心爱国,以此消除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反犹情绪,至死没有明白纳粹德国根本不是他们的国家。最终被一批又一批送进集中营……

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面对丧失人性的法西斯,个体始终是脆弱无力的。只有当他们意识到走到一起成就一个全新的以色列的时候,新时代才会到来。



是不是像纳粹这样,只排挤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才是种族主义呢。当然不是。

种族主义的本质和一切邪教类似,是仇恨。它拒绝一切理性的审视和合作,把客观条件的差异无限放大,不讲道义,不谈公理,无视人类数千年血泪换来的文明共识,只有低级的攻讦和盲目的排斥。它所谓的价值判断不是遵从人之为人的普遍准则,而是根据种族、国别、血缘、基因甚至阶层来作标准。

所以当一个公民的权利不是法律所能赋予和保障,而是根据种族、地域、阶层甚至一纸户籍来划分的时候,这就是种族主义。



在“水晶之夜”整整51年后,也就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但德国人并没有把这一天定为统一纪念日。这个觉醒后重新走上文明道路的国度,因为“水晶之夜”的羞耻,将统一纪念日定在东德宣布并入西德的10月3日。仅凭这一点,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是值得尊重的。

只是,这个世界还有无数个之前,之后的“水晶之夜”,在潮水般汹涌却也容易遗忘的悲伤中,等待我们去追寻,去铭记。

2017-11-27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29 19:20:57

主题: 中国军事网民吹牛皮世界第一,已秒杀阿三和棒子
(转载自天涯)


  编造假军事新闻,杜撰假军事文章,已经是中国人心理畸形和扭曲的表现。

  美专家认为假军事新闻更多体现了中国人没有自信心,网络军事文章常常是美国人哭了,恐怕是中国人看了美国武器才哭了。美国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军事大国,不过是伪造假军事新闻的头号大国,我们常常浏览中国所谓的军事网站,看了这些网站文章的标题,我们惊呆了,震惊了。我们的确是看了一言不发,然后惊呼中国人伪造假军事新闻不可战胜。

  英国报纸认为,中国年轻人伪造假军事新闻反应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幼稚和愚蠢。简氏防务周刊(英)更是认为中国一般很少公布中国国产武器的性能和具体参数,指标等等,而公布的大多数指标参数根本不可信,水分极大。夸大其词的居多,一些八股式的军文通常是吹的天花乱坠。对武器的缺陷,故障却很少提及。

  俄罗斯媒体称,中国年轻人的无聊和空虚导致他们编造和杜撰假军事文章。《俄罗斯旧苏联体制问题研究专家》安德烈。彼得罗夫说中国的军工和科研体制仍然是源袭前苏联的体制,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仍然改变很少,吹牛和故弄玄虚是这种体制的通病。一些研制人员把实验室条件下的参数指标等等当成自然条件下的指标参数,欺骗上级部门,对外夸大其词的宣传,无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骗取研究经费,另外中方也很少公布武器出现状况,例如事故,或者保养维护等等情况,也基本不向外界公布,这次在中俄军演中国人自吹的号称“航母杀手”奸轰-7 坠毁,如果不是俄罗斯媒体率先公布,中方出于无可奈何才公布,那么按照惯例中方是一般都不会公布的,军方只喜好大喇叭式的宣传其英明神武,战无不胜的形象,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中,和北朝鲜倒是很相像,你什么时候看到北朝鲜公布自己的军机出事故,军舰出故障了。

  日本专家分析,如果说我们日本拍AV片是为了生理需要,为了手淫,那么中国人伪造假军事新闻纯粹就是为了意淫,象懦夫一样性格的人通常会写一些英雄式的文章,就好像自己变成了英雄一样,假冒国外刊物编写,杜撰假军事文章更加体现了这些人内心的软弱,

  中国的假军事新闻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人的新型毒品,类似于鸦片烟和海洛因

  台湾军事评论员说,之所以中国出现大量的假军事新闻,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军事禁运导致中国武器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网民假冒国外报刊杂志伪造假军事新闻 自吹自擂。自欺欺人。纯属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

  德国精神病理专家分析说:中国年轻人沉醉于伪造假军事新闻,杜撰假军事文章,与一部分中国人逃避现实,脱离社会实际有关,实际上属于臆病的范畴,臆病包括性幻想,买彩票中奖,幻想成为英雄等等,但这样一类编造谎言,编织幻想属于利己性,但编织假军事新闻则属于精神世界中的精神胜利。

  印度报纸称:中国人伪造假军事新闻,往往冠上所谓外国媒体称:什么中国武器如何先进等等,就如同自己本来不漂亮,但出于虚荣,故意编织说某某外人说自己很漂亮等等谎言,钩织一个自己的编造的虚幻梦境。

  加拿大**杂志主编平可夫认为,中国的舆论导向是助长中国人杜撰假军事文章的导火索。与长期以来官方向一部分渔民(鱼民政策下的受害者)大肆宣传的直接后果,中国人戏称这类宣传是精神胜利法。

  平可夫还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尖锐,逃避当前现实,虚构英雄形象,年轻人的幼稚和好幻想成为伪造虚构军事文章,书籍,报刊杂志的沃土。

  平可夫同时还走访中国各个城市的街头,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街头军事杂志,军事小报等等之流的东西,而且都是很醒目的刊登各种所谓的军事秘密等等,比如某小报头版很夸张的刊登标题“告诉你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平可夫看后感觉相当的滑稽。

  平可夫随手翻阅了一下街头的所谓军事杂志,里面全部充斥了中国军力如何的强大,武器如何先进,裆的历史军队历史是如何如何的光荣等等,美帝国主义极其西方社会是如何如何的落后腐朽等等,完全符合中国所谓主旋律的腔调。基本是□□部编辑的宣传版本的又一次复制。宣传版本的说法常常前后矛盾经不起推敲,然而一些中国年轻而单纯的人却不加思索的予以接受。

  街头军事杂志成为中国一部分年轻人逃避社会现实,构筑虚幻的催眠剂。当然这跟年轻人思想和生理的幼稚有关,平可夫认为购买这类杂志的多数是单生男性,如果他们是拖儿带女的决不可能买这类杂志,也许他们更关心柴米油盐。更关心社会机遇,社会公平之类事情,而不会去购买这类危言耸听,十分夸张的所谓军事小报,杂志等等。

  平可夫还分析说一般已婚男性更多的是关心房子,汽车,和美女等等话题。而单身男性,有幻想情节,孤僻,性格怪异,性格懦弱的人通常会购买街头的军事小报。

  平可夫同时还劝导中国的年轻人思想不要太狭隘了,要开阔视野,多出门旅游,多了解他国的人文地理,历史,同时多交往身边的朋友,更多了解中国活生生的周围的人群,了解他们的生活,生存状况。

  更多增加识别谎言,极其欺骗宣传技巧的能力。独立思考对于中国年轻人生活和生存能力更为重要。

  增加与朋友的交流摆脱孤僻,怪异的性格,摆脱偏执和狂躁的个性。

  只要有正常的治疗,正常的人际交往,中国军迷的偏激个性,懦弱,虚幻,孤僻,变态心理是可以得到克服的

  越南人民军报称,骗人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编写的所谓历史基本不可信,纯属一些宣传,糊弄年轻人。

  韩国《朝鲜日报》称,在中国网络和所谓媒体上刊登所谓美国炒作,法国热议,英国宣称,等等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编造出来的,中国人自己炒作中国武器先进,非要冠上外国媒体的行头,明明是自吹自擂,自我炒作却要说成是外国人说的。这好比明明自己是一个丑八怪,却硬要编造出人家外人都说我长得很漂亮,自欺欺人的鬼把戏,中国人你还是应该有一点点自知之明,寡廉鲜耻,活象一个跳梁小丑。

  中国人热炒硬要栽在外国人头上,外国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中国什么破事,自己炒作,硬要赖在外国人头上,什么玩意。

  港媒体认为:中国人编造假军事新闻与中国全社会整体性的说谎话有关,说谎话吹牛皮已经蔓延至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网民与中国部分媒体编造假军事文章哗众取宠,编造虚幻景象。

  部分香港媒体还表示:中国人看了网络上所谓外国声称,外国媒体报道等等,一定要检查一下是否有英文原文,如果没有那么一定又是中国人自己编造和杜撰出来的,所谓什么法国人炒作,美国人热议等等这类哗众取宠的标题都是中国人自己编造出来的,丑婆娘最擅长编造自己是白雪公主之类的谎言。

  部分港媒还怀疑中国的年轻人是否得了癔病。成天神经兮兮的,整天高喊打美国,打日本,打台湾,打印度,打俄罗斯。我们看来你美国也不用打了,太远了够不着,你就打一下你身边的恶警,把ZF大门的牌子给摘了,你可以去试一试。

  法国媒体称;中国年轻人编造假军事新闻已经属于成瘾性疾病,假军事新闻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麻醉剂和致幻剂。法国心理专家同时指出中国年轻人编造杜撰假军事文章应该属于怪癖的一种,十分类似于窥视女人拉屎,欣赏女人粪便一类心理疾病。在医学上属于癔病。

  美国洛杉矶时报说:由于中国一部分幼稚和性格孤僻的年轻人伪造假军事文章,引起一些中国人的反感,于是有中国人嘲笑说中国已经生产了奸 250,还生产了中国航公反制美国航母等等,借以讽刺和嘲笑中国人年轻人幼稚和愚昧。

  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炮制假军事新闻,杜撰假军事文章引发一大批有理智的中国网民的不满,他们采用各种方式挖苦,讽刺中国军迷。比如:有中国网民调侃说中国还有一招可破F22:派我们大批的J8战鹰挂满粪桶,飞到敌机的上空往下泼大粪,据说美军的隐形飞机碰到大粪就会现出原形。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28 15:54:38

主题: 主席在八司马时就说过啊
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搞成苏联那样的极权统治,或成为德国法西斯,与其那样,还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

打死毛左也不敢认这话。所以是不是真毛派,看认不认同主席这话。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25 23:48:02

主题: 海日会写作吗?
“伟大”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家?
——读郭小川的《检讨书》


几十年来,中国每个公职人员都有一份档案,经历越长,纸袋越厚,多是记载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态和检讨。它让你的表态监督着你;让你的检讨像磨盘一般压着你;让你在精神上罪人一般地活着。文革结束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大量干部档案里的黑材料被销毁,这对于人们的身心实在是极大的解放。

但是,当人们对历史的荒谬有了一种共识后,我倒觉得,那些属于过去的档案材料,是非常有保存价值的。它会让以后一代代人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以往的史书,经过“当代人”的撰写与阐释,已经滤去了很多属于历史的真实和细节,就像现在新一代学者谈论文化革命,判断那时的人和事,总让人觉得与过来人的切肤感受隔着一层。那么最能还原历史真相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原始的档案材料。我们对前苏联的很多人和事件的重新认识,不都是来自于他们的解密档案吗?

最近,读了《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一书,坚定了我的这种看法。尽管郭小川的女儿因发表这些几乎损毁了父亲全部尊严的文字,心情非常沉重,我还是觉得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会受益匪浅。

这本书是著名诗人郭小川从1959年开始到“文革”中的大约十篇“检查交代”书(郭对自己的检查和别人对他的批判都有底稿和记录)。它让我清楚了有关文艺界运动中的很多历史细节。比如郭小川曾受命给“丁、陈反党”集团写定案结论,因他从群众反映的事实出发,所写得结论不符合当时权力中心的意图;又因他想调出作协,便招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罪证之一就是同情“丁陈反党集团”,从此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检查,直到文革之中。从他的历次检讨中,我对“丁陈反党集团”案从发动、甄别、到丁玲等人再次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过程中的疑点搞清楚了,因为郭小川的检讨依据自己的日记记载下了这一过程。

但最使我震惊的,还是我在这些检查中,看到了一个诗人因为想搞创作,并努力进行艺术探索,所受到的百般的精神折磨。这种折磨不仅是对他的诗作的无理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负有行政领导职务的干部,因念念不忘创作,而被指责为“丧失立场”、“政治退步,个人主义膨胀”、“和党闹独立性”。

郭小川在延安时代就开始写诗。1955年他以激情澎湃的组诗《致青年公民》成为风云一时的政治抒情诗人。由于他的诗作,更由于他在批判胡风、批判丁玲等政治运动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1956年他从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任上被调到作家协会任秘书长。直到1962年他不堪忍受作家协会的精神酷刑,调到《人民日报》任记者。

《检讨书》中记载了文艺界党内对他组织的批判:

“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他“轻政治,重业务”“花了很大精力去写东西”“开自留地”,“究竟把主要精力放在哪里去了?”“小川的一本书主义,是受了胡风思想的感染,要成名成家,写呀写呀,就发展成了个人野心。”而他所提出的“创作与工作的矛盾”实际就是“个人与党的矛盾”。

郭小川写于1957年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曾拿给《人民文学》和《收获》,因嫌尖锐没能发表。他又给周扬,希望听听这个主管文艺领导的意见,一两个月后周扬说,没有看。郭小川决定先放放,若干年后再说。不想,被内部印出,展开批判。我曾经就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等作品在1959年受批判的事情,向当年的党组成员、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先生请教。张先生说:反右斗争时,我们党组的几个人觉得郭小川作为秘书长很不积极,一心想创作,就想批评批评他。《一个和八个》当时觉得是反党情绪的发泄。但《一个和八个》没有公开发表,就在内部批判了。郭小川在57 年反右和59 年反右倾时也写过一些好作品,为了帮助他,我们专门选择了他的《望星空》来批评,并且是由我化名写的公开批评文章(大意)。张先生意思是,这样一来,既批评了他的个人主义、消极的情绪、思想右倾,又不至于因《一个和八个》的严重性质整倒他。而据我所知《望星空》得以发表,也是因为要组织批判它。

郭小川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怕党内斗争的,人家攻击我,我都可以忍让,我历史上从来没有跟谁闹过不团结,也从来没有在我提议下发动什么原则斗争……。”有丁玲的前车之鉴,他很害怕,就一次次地检查,但总不能过关。

下面我们来看郭小川的检讨,看他在行政干部与诗人的角色转换中如何痛苦地折磨与扭曲着自己。

郭小川说,他到作协工作不久,感到有些自卑,因为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郭小川觉得有些人看不起他。于是他想“最好是离开作协”;“不离开的话,为了搞好工作,也得搞创作。”“四年来,我搞创作不算不用功,不算不辛苦,为了搞创作和做创作上的准备,几乎用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到了我写出并发表了《深深的山谷》和《白雪的赞歌》以后,我在创作上的信心大为增长,我觉得我找到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我认为,只要按照这条道路再探索下去,我可能有很大的成就,换句话说,有成为大作家的希望了。”这有什么不对呢?但郭小川“认识到”:“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笑的低级趣味!搞创作,难道只是为了使这些人心服这个渺小的目的吗?那时却是这么想的。……根本原因是成名成家的思想……。”

这是郭小川的第一次检查。以后他数次检查仍然要提到他的个人主义的创作。一次次上纲,直到“文化革命”他的检查是这样写的:

丁玲“她是一本书主义,我也是一本书主义;她是把个人置于党和群众之上,我也是;她是极端个人主义者,我实际也如此。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主角和我的《一个和八个》的主角简直差不多,都是不满足于党的审干和怀疑,作者的同情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她的《莎菲女士日记》和我的《白雪的赞歌》也基本上相同,所描写的都是那种与集体事业不相容的人物。而作者的同情又都寄托在她们身上。最重要的还是目的一致,她要当大而又大的作家,我也如此。在这一点上,我怕她垮掉,也怕艾青、泰兆阳、康濯之流垮掉,因为他们的垮台,就预示着我的可能垮台;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就预示着我的存在和发展。”

郭小川的检查到这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他只有向早已经下马落荒的作家靠拢。正如他所说:“虽然我不一定看得起他们,但我同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生存在一个相同的文艺体制中。

他的说法继续上纲:“一个被党和群众怀疑、被群众看成敌人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却不去考虑自己犯了罪,或者自己有什么问题还没有交待清楚,更不去想这是阶级斗争所需要,也不去想象我这样的人的严重危害性,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罪人,是贩卖资产阶级的精神鸦片的贩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我的毒草《一个和八个》就建立在这种思想基础之上,我原意就是要写一个遭受到在我看来世界上痛苦最深的人,也就是受党审查的人。要写他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坚强,也就是抵触审查和对党不满的人。这就是我的灵魂大暴露。”

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领导文艺不行,而念念不忘自己是作家、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不愿意把大部分精力都搞了那种整人的“事业”,也不行。这不能不让人反思,当时的体制,是一个能够孕育大作家大文学的体制吗?有人提出,这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所未有的大作家?通过郭小川这些违心的检查交代,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当时的文学自下而上在什么样的气候和土壤之中。

这些属于档案一类的检查,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那个让普通人扭曲,也让作家扭曲的时代。它们会有损于个人的声誉吗?不!正是它们能让我们看到在一定历史格局中,人的心灵和人格真实的一面。

2002年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25 15:43:58

主题: 十月革命百年 乌克兰纪念大饥荒
美国之音
作者: 白桦

http://историческая-самара.рф/i/samarskaya_isoriya/mesjdugrasjdansko/golod/11.jpg

苏联画家弗拉基米罗夫的绘画反映了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十月革命后在农村征集余粮。弗拉基米罗夫十月革命后曾在圣彼得堡当过警察。

乌克兰星期六再次纪念大饥荒。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的大饥荒纪念活动特别强调,独裁者斯大林人为制造和利用大饥荒消灭乌克兰社会,特别是农村中对苏共政权的不满。

全国默哀

乌克兰星期六再次举行全国性活动,悼念1932年到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中的受难者。同每年的活动一样,下午4点时乌克兰全国默哀,然后点燃蜡烛。乌克兰总统和总理率领高官和社会人士向首都基辅的大饥荒纪念碑献花圈。乌克兰各地也同时举行了献花圈活动。

乌克兰各政府机关和有关机构星期六下半旗,并在国旗上悬挂致哀用的黑色丝带,各种娱乐活动当天受到限制,乌克兰全国各地教堂都举行了安灵弥撒活动。

镇压民族复兴  用大饥荒报复

在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今年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活动的主题是,共产党政权当年人为制造大饥荒,目的是报复当时所兴起的乌克兰民族复兴运动。一百年前沙俄帝国崩溃,末代沙皇被推翻和十月革命爆发后,芬兰,以及与乌克兰拥有密切历史和文化渊源的波兰先后独立,乌克兰知识界从1917年起积极寻找乌克兰的文化和民族定位。与此同时,富裕的乌克兰农村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强制推行的集体农庄运动日益抵触,乌克兰媒体说,大饥荒就成为斯大林专制政权对乌克兰寻求自由和民族革命的一场报复。

目前定居波兰的美国记者和专栏作家阿普勒鲍姆几天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斯大林利用大饥荒来镇压乌克兰社会当时的抗议和不满。在今年大饥荒纪念活动前夕,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在基辅特别介绍了她撰写的新书《红色饥荒,斯大林针对乌克兰的战争》。她撰写这本书时研究了当年斯大林与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往来信件。

阿普勒鲍姆认为,斯大林在1917年时就对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深感恐惧,因为他害怕乌克兰民族运动会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相竞争。斯大林利用大饥荒解决了所谓的“乌克兰问题”,那就是首先跟除了乌克兰农民中的抗议潜力,接下来镇压迫害乌克兰知识阶层,最终目的是不让乌克兰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威胁。阿普勒鲍姆的夫婿是波兰前外长和前国会议长西科尔斯基。

饥荒都发生在黑土地  消灭反抗力量

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看一下地图就知道,苏联北部土地贫瘠的地区没有发生饥荒。大饥荒都发生在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那些肥沃的黑土地地区。

伊赫洛夫认为,大饥荒更消灭了对共产党政权不满并构成潜在威胁的农民阶层。

伊赫洛夫说:“尽管大饥荒中饿死的以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居多,但那场民族灭绝行动不仅仅针对单一民族,也同样针对某个社会阶层,那就是有意利用大饥荒来彻底消灭那些比较富裕,很独立自主的农村地区中的农民。”

饥荒之后  俄语居民填充空旷农村

伊赫洛夫说,当苏共政权派军队到农村持枪强行征收粮食和农民手中的食品后,饥荒立刻开始。今天乌克兰境内的很多俄语系居民就是在大饥荒之后被迁移到了空旷已无人烟的乌克兰农村,然后定居了下来。

乌克兰人口学家最近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饥荒爆发后的头7个月,就有3百万人丧生,说明当时的饿死现象非常集中。

推动立法  否认大饥荒将承担责任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说,乌克兰永远不会忘记那场可怕的犯罪行动的组织者,反人类犯罪行为永远没有时间期限。波罗申科在纪念活动上表示,乌克兰必须立法,如同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将承担责任一样,那些否认乌克兰大饥荒的行为也应受到惩处,这样做能让后人牢记,苏共政权不但人为制造,更精心策划了大饥荒。

波罗申科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也强调,斯大林专制政权人为制造的大饥荒造成7百万到1千万乌克兰人丧生,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

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美国的几个州都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民族灭绝行动。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查伊拉说,乌克兰正积极推动美国国会通过有关决议。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和总理,以及其他政府高官也利用各种外交活动推动更多国家做出相应决定。

苏联噤声  俄罗斯沉默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今年2月公布的前苏联秘密警察的解密档案显示,苏共当局尽量对大饥荒议题噤声。乌克兰克格勃负责人在1988年的一份秘密文件中说,国外反苏势力利用大饥荒对苏联从事意识形态上的破坏行动,苏联有关部门应对出国访问的文化和知识界人士事先“洗脑”,以便让他们能抵制针对苏联的负面声音。

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虽然当年同样也遭受过大饥荒,但俄罗斯目前对大饥荒议题基本保持沉默。俄罗斯甚至指责乌克兰把大饥荒议题政治化。

不忘祖辈血泪历史

除了被民众推翻的亲俄罗斯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不太重视大饥荒议题外,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尤先科,以及现任总统波罗申科一直关注大饥荒的纪念活动。乌克兰多年前确定每年1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大饥荒的纪念日。

在每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到来前,幸存者回忆过去,中小学生会参观有关的展览和纪念馆。乌克兰今年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大饥荒纪录影片。一家乌克兰媒体说,许多乌克兰人都能讲述自己祖辈在大饥荒中所经历的血泪历史。

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在十月革命后的20年代和二战结束后的40年代也曾爆发过另外两场大饥荒,但30年代的饥荒规模最大。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24 18:10:08

主题: 中国导弹阵地遭美大学人工智能“快速识别”
美国《大众机械》网站23日报道,美国大学团队设计、训练的人工智能程序能在卫星照片上自行寻找中国的地对空导弹阵地。据称它能在42分钟内完成分析人员需要60小时才能完成的判读任务,而且准确度相当高。

报道称,密苏里大学团队推出的人工智能程序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可在高精度卫星照片中检测、识别中国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这个消息揭示了人工智能如何被用来协助人类情报专家,帮他们从数千平方英里的卫星图像中像大海捞针一样找到所需的目标。”

报道称,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将全球2200个地对空导弹阵地的公开数据与美国地理空间图像提供商“数字全球”公司的卫星图像相结合。经过训练,密苏里大学的人工智能程序可以在中国东南部的一块面积约为55923平方英里的卫星照片上找到90个地对空导弹阵地,花费时间仅为45分钟。而通常人类判读专家要达到相同的准确度,看完所有的图像需要至少60个小时。

报道称,人工智能程序得以判断地对空导弹阵地的原因,首先在于该阵地的特征有很大相似性。通常情况下,为覆盖所有方向,地对空导弹阵地按照星形布局,拥有4组或5组导弹发射架,围绕着控制中心呈放射性布置。在中央阵地上,拥有控制方舱、跟踪和制导雷达以及发电机。此外,地对空导弹主要部署在重要目标附近,包括军用机场、核电站、桥梁和工厂等。因此,地对空导弹阵地相对容易在卫星图像中发现。

报道称,这项研究成果对于情报分析师来说可能是一个福音,他们的工作就如同“用消防水龙带喝水”。分析师获得的海量数据通常远远超出他们正确分析数据的能力。虽然这个人工智能程序并不完美,但它可以让分析人员跳过那些已经被人工智能发现军事设施的区域,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地方。

报道承认,发现伪装阵地并不容易。“因为伪装本身不具有可识别的特征,伪装的阵地就很难定位。”中国专家也表示,永备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外形特征确实比较明显,而野战和临时的导弹阵地,特别是经过伪装后的阵地即便人类专家也不容易分辨,加之战场上可能还会有假目标、假阵地,显然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如果要提高鉴别能力,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张亦驰)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24 17:57:12

主题: 24亿美元身价的背后:B-2“幽灵”轰炸机隐身的秘密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1.jpg
 

1、当1993年12月17日,美国空军的第一架B-2A“幽灵”轰炸机开始服役时,该机独特的蝙蝠状机翼和隐身能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这种轰炸机已经在怀特曼空军基地的第509轰炸联队和同基地的密苏里空中国民警卫队第131轰炸联队服役,并经历实战考验。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jpg

2、B-2轰炸机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不间断(通过空中加油)飞行抵达世界任何地方,而不会被敌人探测到,同时该机的投弹精度圆半径误差小于2米。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3.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B2_bomber_initial_rollout_ceremony_1988.jpg
 

3、29年前的1988年11月22日,第一架B-2A在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的空军第42工厂飞机库进行了公开展示,该机在1989年7月17日首飞。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Whiteman-Air-Force-Base.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4.jpg 

 

4、怀特曼空军基地作为B-2A的唯一作战基地,于1993年12月17日接收了第一架飞机。“幽灵”轰炸机参加了“盟军”行动在科索沃上空作战,还参加了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作战。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31516e98a6aa5b9c9a0b50e1449ea366.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5.jpg
 

5、B-2的整体设计是实现“低可探测”(LO)外形的第一步,该机沿用了杰克·诺斯罗普始创的飞翼设计,B-2A翼展与XB-35和YB-49完全相同,都是52.43米。第一架XB-35早在1946年6月25日就从加州霍索恩的诺斯罗普工厂首飞,降落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6.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a4wpqrvj7dzghlyqn39.jpg
 

6、从B-2轰炸机的机鼻看去,你首先注意的事情就是该机的所有起落架舱门和机身表面的开口和面板都具有锯齿边缘。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cuen26ohzw.jpg

 

7、B-2飞翼的前后缘遵循边缘对齐原则,后掠角是33度,前掠角是147度。飞机上的锯齿边缘也遵循这个后掠和前掠角度,如进气口边缘、弹舱门和机组登机舱门,及所有的外部开口或面板。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8.jpg

 

8、仔细观察B-2A的机鼻,可以看与蒙皮齐平的大气数据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向线传飞控计算机提供飞行所需的所有信息,包括空速、迎角(AOA)以及俯仰和偏航。如果B-2A使用传统的皮托管,就会为敌方雷达提供显眼的目标,所以需要设计全新的保形大气数据传感器,并且能向飞控计算机提供与传统皮托管精度相同的数据。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9.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2784156.jpg

 

9、把雷达散射面积(RCS)保持在最低限度的下一个重点区域是挡风玻璃。B-2的风挡尺寸巨大,驾驶舱里还有许多能引起强反射的物体。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10.jpg
 

10、为了阻挡雷达波从风挡玻璃进入驾驶舱,玻璃中嵌入了用非常细的金丝编制的雷达屏障,使玻璃在雷达波面前变得不透明,不让辐射能量进入驾驶舱。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11.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US_Air_Force_B-2_Spirit.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8666223136_305b7117af_o.jpg
 

 

11、从侧面看B-2A的前缘,显而易见并不处于一条直线上,前缘的剖面呈现出一系列变化,这中设计能降低反射回发射雷达波能量。早期Block 10和Block 20批次B-2A的前缘由几部分组成,之间带有接缝。Block 30批次开始采用一体化前缘,此时的B-2A才真正准备好作战。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12.jpg

12、无论哪种飞机,飞行法律法规都要求在翼尖和机身上安装防撞灯。洛克希德“黑鸟”侦察机(第一代隐身飞机)配备了可收放防撞灯,在高速飞行时收起,避免暴露在338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气流中。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image43.jpg 

13、B-2A的防撞灯亦可以收起以降低RCS。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该机的翼尖航行灯也被设计成特别的菱形,与轰炸机巨大机翼的前缘和后缘对齐。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3-B-2_Flying_Wing.jpg 

14、B-2后缘控制面也遵循对齐原则,甚至铰链都被完美覆盖,以帮助降低后向RCS。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20171123104753.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7615052552_c8199c8f95_o.jpg
 

15、该机最大的红外和RCS辐射源是引射尾喷管。为了降低总体红外辐射特征,B-2在引射尾喷管尾端安装有不锈钢编织的热屏蔽层,而不是容易开裂的钛合金热护罩。尾喷管上方的倒V型结构能产生涡流,加速冷空气与高温排气的掺混,编织热屏蔽层能把热量散布到更大的区域以进行冷却。B-2尾喷管的隐身设计与F-117类似,都是扁平化的亚音速尾喷管,这种设计能尽可能快速地降低发动机排气温度。B-2的尾喷管被布置在飞翼后缘三个锯齿状突出部分的切口处,而且离机翼后缘有一段距离,使喷管被机翼从下方遮蔽。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xag6oonb6djcmsmrhdut.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16.jpg


16、B-2的四具通用电气F118-GE-100无加力燃烧室涡扇深埋在大型机翼内。为了防止发动机的排气和旋转部件被敌方雷达直接照射,通过S形引射尾喷管将喷流引导到飞机尾部上表面排出,所以无法从后方直接看见发动机。此外,B-2的发动机舱内还装有气流混合器,能将流经机翼表面的冷空气导入发动机中,持续降低发动机舱内温度。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7996658653_e60e39d868_o.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050630-F-5040D-065.jpg
 

17、B-2A的前机身上方有两个巨大的进气口,与引射尾喷管一样是S形,内部衬有雷达吸收材料(RAM),防止入射雷达波在进气口内的反射。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18.jpg
 

18、在设计B-2A时,诺斯罗普公司发现只有采用无尾的飞翼布局才能满足美国空军在初始报价请求(RFQ)中列出的苛刻RCS要求。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20171123111837.jpg

19、由于取消了平尾和垂尾,该机在起飞和降落中的低速飞行中就把巨大的主起落架舱门作为垂直安定面使用,以防止出现偏航问题。在作战时,B-2后缘的阻力方向舵会被关闭,仅使用发动机推力差动进行偏航控制。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0.jpg

20、下一个重点是减少或消除飞机表面的RCS热点,这些热点会导致出现雷达回波尖峰。诺斯罗普为此开发了一种特殊的静电涂层,并由机器人喷涂系统对整个机身表面实施喷涂,去除表面上的热点。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1.jpg

21、美国空军改装了一架NTA-3B“空中武士”,由雷神公司对B-2A的RCS和热点进行测量。该机曾用于F-14的“不死鸟”火控系统测试,现在机头和尾部各安装了一个高分辨率雷达,这两个雷达都连接到一个名为“Skyball”的系统,也就是一台高清晰度电视摄像机。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2.jpg

22、NTA-3B与B-2A一起编队飞行进行测量,当探测到热点或大型RCS尖峰时,摄像机会拍下尖峰所在的确切位置。随后B-2A维修人员就手动进行维修,使轰炸机的RCS回到最低状态。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3.jpg

23、“空中武士”会360度绕着B-2A飞行,其后向雷达扫描B-2的前半球,机鼻雷达扫描B-2的后半球。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4.jpg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20030124%20Death%20Valley%202%2008%20NT-43A%2073-1155%20Radar%20Test%20Bed%20B-2%20left%20front%20in%20flight%20rev%2020080101%20l.jpg
 

24、当这架NTA-3B因老化和缺乏零部件供应于2000年退役后,一架波音737-200 NT-43A(73-1155)接替了它的工作。现在B-2A只要进行重大外部修理,就必须做这种扫描。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5.jpg

25、B-2A的外部开口非常少,通过前轮舱或驾驶舱舱门就能接触很多设备,这降低了打开外部面板的需要,使轰炸机始终保持在任务准备就绪状态,并降低了隐身维护的工作量。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jdam.jpg
 

26、每一次任务都是独一无二的,要为航线附近的每个防空目标划出安全蓝线,以避免遭遇危险的防空火力。所以,B-2能付在任务中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起飞前的计划是否周密。

 
http://www.afwing.com/upload/2017-11/b2/pic27.jpg

27、听起来很简单,B-2在作战时保护自身的最好方法就是飞在敌方雷达和防空导弹部队周围的蓝线之外,这是隐身战术的一个关键,和飞机的隐身设计和秘密吸波材料同等重要。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24 17:44:11

主题: 考证一下“带路党”
章立凡

近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新词——“带路党”,意指敌人打进来时当汉奸“带路”的人。在左派网站“西奴网”上,连我在内一些主张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经常被骂做“带路党”。某左派教授还富有想象力地宣称,他会赶在美军打进北京的前夜杀掉这些人。

最近,我认真考证了一下“带路党”的来历,发现是一种历史的误读。

“带路党”的历史由来

中国第一红歌《东方红》唱道:“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近代历史上,中共一直将自己定位于带路党,而领袖就是毛泽东。

“领导是带路的意思”,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教诲。革命元老谢觉哉对此曾有深刻阐释:“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毛泽东语),党的主张合乎各个阶级的利益,他知道跟着我党来有好处;其次,党员很积极,有信义,站在一切政治斗争的前头,他知道跟着我们党员走不会吃亏。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在后面跟着,从没有带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强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

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三点:一、跟着带路党“有好处”;二、大哥很仗义,跟着走不吃亏;三、带路党是少数,诱导多数人跟着走。

“好处”之一:分给土地

给好处这一手,在1930年代“土地革命”时就体现过: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没收地主、富农、反革命及农村公共土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以换取农民参加红军。这些好处,在红色政权逃离苏区以后成了泡影。

抗日战争时期﹐搞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跟着走”,改以“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为了补充兵员,先后发出《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最终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它财产﹐并征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它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此举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遂踊跃参军支前以“保卫胜利果实”。陈毅元帅曾总结道:“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好处之二:承诺民主宪政

至于深受西方的影响的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和中间党派,弘扬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便足以收服其心。在1940年代,这方面的宣传是很到位的。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跟着走”,毛泽东还向重庆工商界人士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好蓝图: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

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他解释说:“和平建国方案是政治协商会议主题之一。这个方案包括两大项目:一是政治民主化,一是军队国家化。”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是当时最打动知识分子的承诺。有了农民和知识阶层的拥护,加上老大哥的支持下的组织,胜利最终在1949年降临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

走俄国人的路:大哥是否很仗义?

胜利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其宪政民主的主张开始变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不接受民主党派盟友在美苏间搞等距离外交的主张,坚持“一边倒”,带领中国卷入了朝鲜战争。他习惯于用军事思维规划政治和经济,在战争背景下发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和出台统购统销政策,迅速实现了社会一体化,传统的社会细胞被成功地置换为党细胞。此后民主宪政承诺被彻底抛弃,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按照苏式计划经济和斯大林主义政治模式,将中国带上了“俄国人的路”。

在“一大二公”的旗号下,农民分到的土地被重新集中,从土地的新主人,变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束缚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作为生存权和发展权受限的二等公民,三年大饥荒中有几千万农民连生存权也没有保住。

另一个被剥夺的对象是工商业者,通过“对资改造”运动,他们的企业在价值严重低估的情况下被“公私合营”。“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正式沦为“专政对象”,拥有的企业股份无端消失,“文革”结束后也不再被承认。

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1957年“反右”中被彻底整肃,沦为政权的附庸和改造对象。党外民主被消灭以后,党内民主也无法存在,历经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矛盾重点转移到中共党内,最终因内部权斗引爆了“文化大革命”,将全民族拖入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劫难。

毛时代带路党的历史教训是:走俄国人的路,结果比俄国人还惨。

不同时代的带路党:手里都要攥把米

毛泽东死后,带路党新领袖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带领中国走出了苏式计划经济,出现了经济飞跃的奇迹;但迄今为止,中国仍未走出斯大林主义,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毛泽东有句名言:“手中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

毛时代带路党的“米”是“共同富裕”:用“均贫富”的法子,把富人的产共了,引来群鸡啄食;其结果是“均贫”,一部分鸡饿死了,余鸡陷入群斗……。

后毛时代带路党的“米”是“一部分人先富”:用“分贫富”的法子,宣传少数人先富,再带领大家一起富;结果是“先富”的鸡肥成了巨无霸,其他鸡饿得皮包骨,鸡群彻底分裂……

前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指出:先锋队(章按:也是带路党)在执掌政权后变成了新的压迫者,极权主义“具有三项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第一是权力;其次是所有权;第三是思想。这些因素被唯一的政党、一个新阶级所垄断;而目前则被该党或该阶级的寡头们所独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承认,“三垄断”是苏共亡党的主要原因。

新时代的带路党:切忌再忽悠

十年前我曾预言,有两样东西必将改变中国: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互联网。

威权时代的思想垄断,主要依靠信息自上而下传递,不断忽悠反复洗脑。进入互联网时代,洗脑传播的方式被彻底颠覆:个人成为自媒体,在现场即时发布信息,以几何级数立体传播。权力不断忽悠的过程,变成了公信力逐步归零的过程。

近年最流行的红歌《走进新时代》,回顾了带路党的光辉历程: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试将歌词改一下,标题改为《带路党之歌》,照样朗朗上口:

我党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党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带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忽悠未来。

对新时代的带路党而言,切忌继续忽悠,是保住带路地位的第一要务。

2012年10月29日北京风雨读书楼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23 19:34:52

主题: 科举到底该不该废除?
作者: 张鸣

清廷1905年废科举,在具体落地之前,动静挺大。人们早就传说,科举要废,于是赶末班车的人呜呜泱泱的。但科举真的废了,大体波澜不惊。只有极少数落后地区,出现过秀才抗议的现象。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很兴奋,觉得连一个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被废除,都能这样,可见中国今后的改革,将十分顺利。

然而,后来的新政改革,并不顺利,革命发生了。革命断送了清王朝,也断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后来的中外史家,将中国的辛亥革命,视为“托克维尔假说”的最好例证:一个传统王朝,改革更容易引发革命。而具体到当年的中国,最大的败笔,就是因为新政废科举。

综合史家之言,科举之废,导致王朝垮台,原因有二。其一,科举不仅是上升的阶梯,还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了,王朝出现危机,士子们就不帮忙了。其二,科举之废,导致大批士人失业,投奔革命。

没错,科举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众多读书人,通过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生员之外的众多参加过考试但没有考上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就是引导士子归心朝廷热心功名的那个彀,即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那个彀。说成是纽带,也不离谱。但是,废科举之时,操办此事的诸公,并没有意识到科举实际上是一个选官考试制度,而是当成教育体制的。所以,取代科举的学堂制度,实际上是将大学毕业生视为进士,中学毕业生视为举人,而小学毕业生看成秀才的。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学堂,实际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科举之废,到武昌起义,不到6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士子的意中,武昌首义发生期间,这个纽带,并没有断掉,只是换了个样式。

况且,新政时期,由于新政的推行,士绅阶层与朝廷的联系,实际上加强,而非弱化了。通过地方自治,士绅堂而皇之地有了制度性的管理地方事务的渠道,而预备立宪过程中产生的谘议局和资政院,更是士绅和绅商们直接参与朝廷大政的场所。在清朝历史上,士绅从来没有像新政时期那样,可以公开干预地方大员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针,抨击政府官员,决定政府预算。所以,也可以说,在废科举的同时,通过新政的改革,士人与朝廷直接的联系纽带,又多了一条。

退一万步说,科举不废,士人与朝廷的纽带不断,那么士人对朝廷就会一直忠诚下去,王朝就不会倒台,那么,隋朝的二世而亡是怎么回事?唐朝一直到发生黄巢大起义,依旧开科取士,怎么也亡了?此后的宋和明之亡,又是怎么回事?明朝灭亡过程中,没有大批的士人当汉奸吗?就说清朝吧,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毁弃儒家道统,士子们会那么痛快地跟着曾胡起来救驾吗?即便如此,江淮之间,依旧存在众多一会儿左袒,一会儿右袒见风使舵的土豪,这些土豪,如苗霈霖之辈,大多都是士人。

咱们再说士子失业的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新政时期士人失业率增加了。第二,即使失业率增加了,也跟科举无关。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不过取三、四百人,其他的举人大挑、拔贡选拔,名额也非常少。相对于上百万的士子而言,科举的确是他们入仕做官的一个途径,但绝非用来解决他们就业的。清朝一直到灭亡,虽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员的编制,却一直都没有怎么增加。有资格做官的人多了,在后面候着就是。所以,众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来养家糊口,对于90%以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个士子,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教书,或者学幕,或者经商。废科举是对旧式教育有一定的冲击,但旧教育并没有被废掉。众多三家村学究办的村塾,原本就是解决农民识字问题的,上不去学堂的农民,该上私塾,还是得上。况且,废科举之后,还有一个兴学堂,到学堂教书(新学堂照旧有经学和文学的内容)也是多出来的一种职业选择。事实上,新政之兴,工商业兴起,社会上读书人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士子们可以去做医生、记者、律师,到新兴的企业做事。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新军。新政军事改革的大力推行,使得当新军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军饷高不说,而且衣裳光鲜,军中还可以读书学文化。南方新军,入伍还需要通过文化考试。尽管南方新军中有革命党,但绝大多数的士人投奔新军,却不是为了造反的。即便是南方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有多少是革命党呢?其实也没多少。武昌首义之时,一万余新军,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与闻。所以,废科举导致士子失业,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拿出数据,说明一下废科举前后,士子失业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其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很难评估士子的失业率的。举人以上的高级士人,一般没有衣食之忧,但低级士人,如果没有教职,也没有进入城市谋生的话,大抵只能在家里待着。除了极少数的人有点补贴,怎么的,也得靠自己或者家人养活,挺多靠亲友的帮衬。推行现代化改革,振兴工商业,社会变动大了,对读书人来说,机会是增加,而非减少。说废科举造成士子失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当然,顶多,只会造成编辑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失业,但实际上,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在学堂兴起之后,都改成出版学堂用书和印刷出版其他书籍了。

固然,我们说当年主张废科举的主公,袁世凯、张之洞他们,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科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教育制度,仅仅是选官考试制度。但是,科举问世以来,的确也绑架了教育,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学校所的内容,都是科举考试要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一个官僚型的帝制国家,官僚不言而喻地成为社会最为人重视,也最稳定,获益最高的职业。读书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所以,只要进入仕途要经考试这一关,那么人们的读书,就只能以考试为归依。官僚帝制,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官本位的价值下面,只要有科举考试存在,读书人的寒窗苦读,就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

这样的状况,在中世纪之前,问题并不大。社会需要的各种行业的技能,通过师徒相传,无论需要不需要识字作为基础,都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使学校大多是为了科举存在的,也总会有一些人被淘汰,一些人只想通过读几年书识几个字,方便谋生。在所有行业的技艺,都处于手工阶段时,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技艺,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清末的新政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化的改革。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或者说一个中世纪但有点现代点缀的中国,要经过这个改革,进入现代。这个过程,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培养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教育,其实从1860年代开办同文馆就开始了。但是,只要科举不废,无论本土新学堂还是留学教育,都办不好。宝贝得像金豆子一样的留学生,归国之后,要搁下所学,准备科举考试。同样,在国内新学堂就学和毕业的学生,也要准备同样的考试。不考科举,这些人就没有社会地位,为士林所看不起。严复号称是国内最懂西学之人,但归国之后,官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不好好务正业,却一直要为一个举人的名义,在福建和京师两地奔波,参加考试。直到科举被废,也没有考上。同样,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学的是管轮,枪炮和鱼雷,也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新学堂,学生科考得售,学堂也会为之挂牌庆贺。在北洋武备学堂读书的冯国璋,考取了一个文秀才,连李鸿章都被惊动了。赞许道:一个武学堂的学生,居然能考上文生!

西式的新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的,它的出口,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学校的出口仅仅对着官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才能培养出来。因为,即使单讲制造业,所需的工程技术人才,也非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才行。传统的工匠,无论多么心灵手巧,都看不懂机械制图,不懂得怎样设计制造机械零件,更谈不上怎样设计安装设备,安排工厂布局。即使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也不是传统的商人所能胜任的。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办了那么多现代工厂,官员不会管,请来懂洋务的买办,其实也管不好,非得专门人才不行。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专门人才,无论经济、工程、法律、医学等等,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而普通教育,就是为了人们接受专门教育做准备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设置了新式学校,由于科举的存在,新学校肯定是办不好的。无论政府怎样优待新学堂的学生,发多少补贴,里面的学子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因为科举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深入人心。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士子们就心向神往,读书人只有走科举之途,才会为人看得起,才会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那么,能不能保留科举,只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将考四书五经,变成声光化电?其实,最末一科的科举,其实内容已经改变了,但是,即使是改考声光化电,科举也会将学校绑架,完成不了改革教育体制,使之面向社会的使命。毕竟,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官场的需求,只是社会需求的一个小部分。不改变读书做官的官本位价值,中国的教育,就永远新不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都不可能做到走在科学前沿,而文官,也不需要这样的高科技。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绝大多数专业,跟做官的需求,没有太多的关系。只要官本位在,读书人就永远都往官场里挤,社会的现代化,就永远也实现不了。而打破官本位,就当时而言,只有废科举。

所以,清末的新政改革,科举非废不可。不管当时的主政诸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科举是什么一种制度,但他们都看见了洋务运动以来严酷的现实,科举不废,学堂不兴。中国的现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础。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否则,所有的现代化人才,都得从外面雇,不仅成本受不了,而且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谓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

既然废科举波澜不惊,没有引起什么社会震荡,也没有引起所谓士人与朝廷的断裂,导致士子的不满。那么,此前流行的说法,看来是难以成立了。实际上,清廷的覆灭,跟废科举关系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问题。满人最高统治集团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不仅赶跑了袁世凯,将全国的兵权,都是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更过分地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清末新政改革以来,通过地方自治、兴办企业、大办社团进而预备立宪选举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士绅和绅商,当然难以容忍这样的收权和集权。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对满人统治极度失望,愤而收回对朝廷的支持。革命党人恰好这个时候出来放火,他们就乐意添柴了。士人的离心,不是因为废科举,而是由于朝廷犯了盲目收权的大错。

清末的新政改革,当然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的确没有太大的漏子。我们后人所讲的新政种种弊端,其实所举的例证,大体出自当年的报纸报道。而报纸这样的报道,恰是由于改革导致的言路开放,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不小的成果。改革的失败,恰是由于原本是一场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了收权这种逆改革,无论如何,逆改革与废科举无关,它所导致的改革失败,也与废科举无关。

科举废除之后,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将之请了回来,全国统一的高考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变成了科举。不仅文科,连理工科的毕业生,也都变成了“国家干部”。这一改动,使得中国废除官本位的任务,又拖长很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完成。科举的阴魂,不仅在高考上空徘徊,而且盘踞在公务员考试中。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2015-02-24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23 19:34:52

主题: 科举到底该不该废除?
作者: 张鸣

清廷1905年废科举,在具体落地之前,动静挺大。人们早就传说,科举要废,于是赶末班车的人呜呜泱泱的。但科举真的废了,大体波澜不惊。只有极少数落后地区,出现过秀才抗议的现象。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很兴奋,觉得连一个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被废除,都能这样,可见中国今后的改革,将十分顺利。

然而,后来的新政改革,并不顺利,革命发生了。革命断送了清王朝,也断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后来的中外史家,将中国的辛亥革命,视为“托克维尔假说”的最好例证:一个传统王朝,改革更容易引发革命。而具体到当年的中国,最大的败笔,就是因为新政废科举。

综合史家之言,科举之废,导致王朝垮台,原因有二。其一,科举不仅是上升的阶梯,还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了,王朝出现危机,士子们就不帮忙了。其二,科举之废,导致大批士人失业,投奔革命。

没错,科举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众多读书人,通过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生员之外的众多参加过考试但没有考上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就是引导士子归心朝廷热心功名的那个彀,即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那个彀。说成是纽带,也不离谱。但是,废科举之时,操办此事的诸公,并没有意识到科举实际上是一个选官考试制度,而是当成教育体制的。所以,取代科举的学堂制度,实际上是将大学毕业生视为进士,中学毕业生视为举人,而小学毕业生看成秀才的。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学堂,实际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科举之废,到武昌起义,不到6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士子的意中,武昌首义发生期间,这个纽带,并没有断掉,只是换了个样式。

况且,新政时期,由于新政的推行,士绅阶层与朝廷的联系,实际上加强,而非弱化了。通过地方自治,士绅堂而皇之地有了制度性的管理地方事务的渠道,而预备立宪过程中产生的谘议局和资政院,更是士绅和绅商们直接参与朝廷大政的场所。在清朝历史上,士绅从来没有像新政时期那样,可以公开干预地方大员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针,抨击政府官员,决定政府预算。所以,也可以说,在废科举的同时,通过新政的改革,士人与朝廷直接的联系纽带,又多了一条。

退一万步说,科举不废,士人与朝廷的纽带不断,那么士人对朝廷就会一直忠诚下去,王朝就不会倒台,那么,隋朝的二世而亡是怎么回事?唐朝一直到发生黄巢大起义,依旧开科取士,怎么也亡了?此后的宋和明之亡,又是怎么回事?明朝灭亡过程中,没有大批的士人当汉奸吗?就说清朝吧,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毁弃儒家道统,士子们会那么痛快地跟着曾胡起来救驾吗?即便如此,江淮之间,依旧存在众多一会儿左袒,一会儿右袒见风使舵的土豪,这些土豪,如苗霈霖之辈,大多都是士人。

咱们再说士子失业的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新政时期士人失业率增加了。第二,即使失业率增加了,也跟科举无关。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不过取三、四百人,其他的举人大挑、拔贡选拔,名额也非常少。相对于上百万的士子而言,科举的确是他们入仕做官的一个途径,但绝非用来解决他们就业的。清朝一直到灭亡,虽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员的编制,却一直都没有怎么增加。有资格做官的人多了,在后面候着就是。所以,众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来养家糊口,对于90%以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个士子,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教书,或者学幕,或者经商。废科举是对旧式教育有一定的冲击,但旧教育并没有被废掉。众多三家村学究办的村塾,原本就是解决农民识字问题的,上不去学堂的农民,该上私塾,还是得上。况且,废科举之后,还有一个兴学堂,到学堂教书(新学堂照旧有经学和文学的内容)也是多出来的一种职业选择。事实上,新政之兴,工商业兴起,社会上读书人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士子们可以去做医生、记者、律师,到新兴的企业做事。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新军。新政军事改革的大力推行,使得当新军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军饷高不说,而且衣裳光鲜,军中还可以读书学文化。南方新军,入伍还需要通过文化考试。尽管南方新军中有革命党,但绝大多数的士人投奔新军,却不是为了造反的。即便是南方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有多少是革命党呢?其实也没多少。武昌首义之时,一万余新军,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与闻。所以,废科举导致士子失业,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拿出数据,说明一下废科举前后,士子失业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其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很难评估士子的失业率的。举人以上的高级士人,一般没有衣食之忧,但低级士人,如果没有教职,也没有进入城市谋生的话,大抵只能在家里待着。除了极少数的人有点补贴,怎么的,也得靠自己或者家人养活,挺多靠亲友的帮衬。推行现代化改革,振兴工商业,社会变动大了,对读书人来说,机会是增加,而非减少。说废科举造成士子失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当然,顶多,只会造成编辑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失业,但实际上,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在学堂兴起之后,都改成出版学堂用书和印刷出版其他书籍了。

固然,我们说当年主张废科举的主公,袁世凯、张之洞他们,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科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教育制度,仅仅是选官考试制度。但是,科举问世以来,的确也绑架了教育,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学校所的内容,都是科举考试要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一个官僚型的帝制国家,官僚不言而喻地成为社会最为人重视,也最稳定,获益最高的职业。读书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所以,只要进入仕途要经考试这一关,那么人们的读书,就只能以考试为归依。官僚帝制,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官本位的价值下面,只要有科举考试存在,读书人的寒窗苦读,就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

这样的状况,在中世纪之前,问题并不大。社会需要的各种行业的技能,通过师徒相传,无论需要不需要识字作为基础,都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使学校大多是为了科举存在的,也总会有一些人被淘汰,一些人只想通过读几年书识几个字,方便谋生。在所有行业的技艺,都处于手工阶段时,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技艺,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清末的新政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化的改革。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或者说一个中世纪但有点现代点缀的中国,要经过这个改革,进入现代。这个过程,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培养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教育,其实从1860年代开办同文馆就开始了。但是,只要科举不废,无论本土新学堂还是留学教育,都办不好。宝贝得像金豆子一样的留学生,归国之后,要搁下所学,准备科举考试。同样,在国内新学堂就学和毕业的学生,也要准备同样的考试。不考科举,这些人就没有社会地位,为士林所看不起。严复号称是国内最懂西学之人,但归国之后,官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不好好务正业,却一直要为一个举人的名义,在福建和京师两地奔波,参加考试。直到科举被废,也没有考上。同样,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学的是管轮,枪炮和鱼雷,也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新学堂,学生科考得售,学堂也会为之挂牌庆贺。在北洋武备学堂读书的冯国璋,考取了一个文秀才,连李鸿章都被惊动了。赞许道:一个武学堂的学生,居然能考上文生!

西式的新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的,它的出口,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学校的出口仅仅对着官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才能培养出来。因为,即使单讲制造业,所需的工程技术人才,也非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才行。传统的工匠,无论多么心灵手巧,都看不懂机械制图,不懂得怎样设计制造机械零件,更谈不上怎样设计安装设备,安排工厂布局。即使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也不是传统的商人所能胜任的。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办了那么多现代工厂,官员不会管,请来懂洋务的买办,其实也管不好,非得专门人才不行。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专门人才,无论经济、工程、法律、医学等等,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而普通教育,就是为了人们接受专门教育做准备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设置了新式学校,由于科举的存在,新学校肯定是办不好的。无论政府怎样优待新学堂的学生,发多少补贴,里面的学子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因为科举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深入人心。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士子们就心向神往,读书人只有走科举之途,才会为人看得起,才会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那么,能不能保留科举,只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将考四书五经,变成声光化电?其实,最末一科的科举,其实内容已经改变了,但是,即使是改考声光化电,科举也会将学校绑架,完成不了改革教育体制,使之面向社会的使命。毕竟,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官场的需求,只是社会需求的一个小部分。不改变读书做官的官本位价值,中国的教育,就永远新不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都不可能做到走在科学前沿,而文官,也不需要这样的高科技。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绝大多数专业,跟做官的需求,没有太多的关系。只要官本位在,读书人就永远都往官场里挤,社会的现代化,就永远也实现不了。而打破官本位,就当时而言,只有废科举。

所以,清末的新政改革,科举非废不可。不管当时的主政诸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科举是什么一种制度,但他们都看见了洋务运动以来严酷的现实,科举不废,学堂不兴。中国的现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础。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否则,所有的现代化人才,都得从外面雇,不仅成本受不了,而且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谓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

既然废科举波澜不惊,没有引起什么社会震荡,也没有引起所谓士人与朝廷的断裂,导致士子的不满。那么,此前流行的说法,看来是难以成立了。实际上,清廷的覆灭,跟废科举关系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问题。满人最高统治集团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不仅赶跑了袁世凯,将全国的兵权,都是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更过分地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清末新政改革以来,通过地方自治、兴办企业、大办社团进而预备立宪选举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士绅和绅商,当然难以容忍这样的收权和集权。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对满人统治极度失望,愤而收回对朝廷的支持。革命党人恰好这个时候出来放火,他们就乐意添柴了。士人的离心,不是因为废科举,而是由于朝廷犯了盲目收权的大错。

清末的新政改革,当然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的确没有太大的漏子。我们后人所讲的新政种种弊端,其实所举的例证,大体出自当年的报纸报道。而报纸这样的报道,恰是由于改革导致的言路开放,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不小的成果。改革的失败,恰是由于原本是一场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了收权这种逆改革,无论如何,逆改革与废科举无关,它所导致的改革失败,也与废科举无关。

科举废除之后,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将之请了回来,全国统一的高考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变成了科举。不仅文科,连理工科的毕业生,也都变成了“国家干部”。这一改动,使得中国废除官本位的任务,又拖长很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完成。科举的阴魂,不仅在高考上空徘徊,而且盘踞在公务员考试中。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2015-02-24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20 22:56:22

主题: 图看中美日韩朝五国的卫星夜景图:众国皆亮独缺朝鲜
导读:卫星夜景图,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力,我们就来看看中美日韩朝五国的卫星夜景图吧 这是美国的,不愧是世界头号强国,亮的都那么均匀 朝鲜与韩国的,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中国的,中国东西部的差距从这张图上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最后来一张整体的东亚四国卫星夜景图,日本的亮度还是相当不错的,这点得承认,不过这样一看朝鲜将尴尬了

http://img11.itiexue.net/2400/24004739.jpg

卫星夜景图,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国力,我们就来看看中美日韩朝五国的卫星夜景图吧

http://img2.itiexue.net/2400/24004742.jpg

这是美国的,不愧是世界头号强国,亮的都那么均匀

http://img4.itiexue.net/2400/24004744.jpg

朝鲜与韩国的,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http://img6.itiexue.net/2400/24004746.jpg

中国的,中国东西部的差距从这张图上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

http://img8.itiexue.net/2400/24004748.jpg

最后来一张整体的东亚四国卫星夜景图,日本的亮度还是相当不错的,这点得承认,不过这样一看朝鲜将尴尬了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20 00:48:14

主题: 波音输了第五代,能不能在第六代扳回来
除了F-22,唯一能战胜F-35的一款战机:败在闪电的新世纪海盗——波音X-32

公元2000年9月18日,竞标联合打击战斗机项目(Joint Strike Fighter)的波音X-32A战斗机首飞,比起其对手X-35的首飞早了一个多月,后续的试飞进度更是遥遥领先X-35A整整五个月,试飞中的X-32也展现出不错的机动性,此时的X-32一片情势大好,斩将夺旗成为JSF的胜利者似乎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c0003ea9367c176c6.jpg

一眨眼,X-32A首飞已经快要17年了

JSF项目缘起:多项目的综合版

1980年代洛克希德秘密研发的F-117A夜鹰式隐身战斗机在1983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后,为了保持对苏联的空中优势,美国在1984年正式启动了ATF项目(Advanced Tactical Fighter,先进战术战斗机),该机将做为F-15的后继机,并具有隐身、短场起降、超音速巡航等能力,而海军则在1986年正式推动ATA项目(Advanced Tactical Aircraft,先进战术飞机),研发一款具备隐身能力的攻击机,用以取代老旧的A-6,ATA项目推动后两年,公元1988年,在国防部要求下海军和空军达成协议,海军将采用ATF项目的胜出者所研改的舰载型做为接替F-14的下一代战斗机,即为NATF项目(Navy Advanced Tactical Fighter,海军先进战术战斗机),做为交换,空军将采用ATA项目的胜出者做为F-111的后继机。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d0003cd89e948dec6.jpg

洛克希德NATF想象图

除了美国海军、空军大动作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外,美国第四大军种海军陆战队同样急于开发AV-8B鹞(Harrier)的后继机,并找上同样有STOVL机(Short take-off and Land Vertical,短场起飞与垂直降落机)需求的英国皇家海军共同开发,毫不例外的,这个代号为ASTOVL(Advanced Short take-off and Land Vertical,先进短场起飞/垂直降落机)的项目同样运用了隐身技术。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c0003ea921c376d7d.jpg

麦道公司的ASTOVL战斗机方案采用了气体推动升力风扇设计

然而世事多变,1990年苏联垮台、冷战结束,随之而来的国防预算大量删减,使得当ATF项目在1991年4月由洛克希德所领导团队(ATF项目的洛克希德团队除了洛克希德外,尚有通用动力、诺斯洛普、波音、麦道等数个航空大厂)所设计的YF-22顺利夺下ATF项目时,ATA在同年1月7日就遭到国防部长切尼强制取消,失去ATA项目的美国海军随后启动了代号A-X的隐身攻击机开发案,以弥补ATA项目的空缺。

但海军的麻烦不只一个,ATA项目取消后没多久,迫于预算压力,美国海军主动放弃了NATF项目,并把NATF项目中的制空需求并入A-X项目当中,成为A/F-X项目。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e0003a715d5e2b1f7.jpg
洛克希德-波音A/F-X概念图

和海军相比之下,空军的处境可说好上许多,但也面临了F-22太过昂贵,预定产量不如预期的情况,同时也需要一款更低阶的隐身战斗机去取代F-16,辅助F-22,遂在1991年开始MRF(Multi-Role Fighter,多用途战斗机)项目,开发一款低端的辅助战斗机。

1993年9月,因应民主党执政后的预算删减,新任副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James Perry)在五角大厦审查过现有各项战斗机研发项目的轻重缓急后展开一场”大屠杀”,将海军的A/F-X项目和空军的MRF项目一同删除。

威廉.佩里认为,冷战过去的现在,美国国防部不该像过去一样,各军种采用各自的战斗机,而应当如麦克纳马拉当任国防部长时期的F-4一样,单一机种,多军种通用。

于是乎,被取消的A/F-X项目及MRF项目合并为JAST项目(Joint Advanced Strike Technology,联合先进打击技术),试图开发一款多军种共同战斗机。

然而,国防部早在JAST项目立项前的数个月前,便以这位新科国防部副部长的理念推动另一个共同战斗机项目:CALF项目(Common Affordable Lightweight Fighter,低成本通用轻战斗机),试图研发一架轻型的隐身战斗机,该机的机体同时具有传统起降与STOVL功能,装有升力风扇的STOVL型机只要把升力零件拆除,改装上油箱便可改为一架传统起降的轻型战斗机,并拥有远比F-16更佳的续航力,这样的战斗机倘若能出世,无疑地能够达到威廉.佩里所设想的通用战斗机理念。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00002098056947e56.jpg

洛克希德在CALF项目项目中设想的常规起降型和安装升级风扇的STOVL型,常规型的升力风扇位置安装一个油箱

CALF项目的合约首先交付于洛克希德与麦道两家公司,两间公司必须在一架战斗机的架构下衍生出传统起降型与垂直起降型,胜出者将获得X-32的编号。

JAST项目的理念和CALF项目几乎重迭,纵然国防部宣称两者是互补两个项目,JAST专注于航电、武装、传感器等方面,而CALF则是负责机体与发动机的开发,但看在国防工业的许多人眼里,和CALF重迭如此之多的JAST绝对会成为一个无意义消耗资源,却未考虑到操作需求的方案,也就是所谓的”工程沙箱”。

这样的质疑声浪并没有持续多久,美国国防部在1994年年底先后将CALF项目与ASTOVL项目并入JAST成为一个庞大的开发项目。JAST项目与CALF项目合并后虽免于工程沙箱的质疑,但其多军种共享战斗机的理念不免令人想起1960年代在相同理念下开发的F-111,该项目最后以悲剧收场,而现在的JAST是否能避免重蹈覆辙,也令不少军工界人士产生质疑。

在并吞CALF与ASTOVL两大项目后,JAST项目的技术需求也更为明确,在最为基础的飞机设计方面,JAST的竞标方案必须是单座单发动机的战斗机,并且同时衍生出海军的舰载版本、空军陆基战斗机及海军陆战队的STOVL版本三种次型,即便三种次型号所要求的目标大相径庭,仍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以降低生产成本。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c0003ea91bbaa58e8.jpg

洛克希德JSF的三种型号的通用性概念

下一代战斗机必须采用单发动机的这个决定对于在航舰上操作战斗机的海航未必是个好的决定,就轻型战斗机而言,单发动机设计可以有效的降低结构冗重,因此空军是倾向采纳单发设计的,但在海上操作的海航所考虑到的则是安全性,倘若发动机熄火,只要另一颗发动机完好,双发战斗机尚能仰赖另一颗发动机返回航舰,但单发动机就只能认命的弹射。

然则,国防部所提出的报告显示,许多发生在双发战斗机的发动机故障意外时常会危及另一颗发动机,空战时若另一具发动机受损,其破片有很高的可能性会损害到另一具发动机,致使另一具发动机也故障,甚至爆炸,这份报告的出现使得海军尽管不满单发动机的设计,也只得同意了这一点。

JAST项目一共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概念验证、概念验证及工程制造与发展阶段,在1994年12月22日正式与美国当时的四大航空大厂签订合约,分别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下称麦道)、诺斯洛普.格鲁曼(下称诺格)、洛克希德、波音四家公司,其余还有包含数家航电系统的公司,如西屋、休斯、洛克威尔等,这份合约的签订宣告JAST项目正式进入第一阶段:概念验证。

在负责机体研发的四家公司当中,诺格与麦道联合英国航天公司(BAE)组成一个研发团队,该团队可说是JAST项目中最有优势的一方,麦道曾生产过BAE授权生产的鹞式战斗机,有着悠久的舰载机开发传统,同时也正进行着无尾翼战斗机的研究,诺格则曾提出过至今仍被认为隐身强于F-22的YF-23,其并购的格鲁曼同样具有丰富的舰载机研发经验,BAE更是STOVL领域的个中翘楚。

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波音和洛克希德立刻动起合作的念头,但似乎是天注定一般,波音与洛克希德都不愿放弃自己的设计,最后两者的合作案丝毫不令人意外的付诸东流,两大巨头各自以自身的设计去发展出竞标JAST项目的构型。

JAST第一阶段:概念验证阶段

早在1991年由洛克希德领导的YF-22团队取得ATF项目订单后,身为胜利者之一的波音便将眼光投向了美军的未来战斗机开发,有鉴于冷战结束后各军种预算紧缩,空军的ATF项目虽未如海军的ATA项目及NATF项目遭到取消,但开发F-16后继机的MRF项目却极有可能步上ATA项目后尘,而海军的A/F-X或海军陆战队的ASTOVL也有同样的危险性,换言之,目前所有战斗机开发项目都受到了预算紧缩的威胁。

未来美军的战斗机开发项目极有可能汇整为一个,目前正在开发中的ASTOVL项目所研发出的多功能战斗机目标虽然只是取代AV-8,但若能压低成本,也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获得其它军种采用,成为继F-86/FJ-2和F-4后的第三款多军种通用战斗机(事实上早在F-4之前,美国海军及美国空军便曾在FJ系列与军刀系列上有过通用战斗机的情况,但较少为人提起)。

鉴于成本问题,波音认为这款将用于取代AV-8的战斗机大小、空重将和F-16接近,并具有STOVL能力。

除此之外,波音还认为未来空战决胜的关键将不再是单机性能,而是整个数据链建构起的网络作战,战斗机将和备有数据链的僚机、预警机、甚至是无人机之间保持着不断联系,此一网络中心战的理念将可以使下一代战斗机的雷达等传感器进一步缩小,以进一步降低成本。

1993年波音释出其正在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AVX-70构型部分数据,释出的数据将完美的切合波音对于未来战斗机发展的推估,轻巧的机身结构搭配上厚实的高置三角翼主翼以容纳多达8165千克的燃油增长滞空时间,而具有翼前缘后掠55度的主翼令其在跨音速时能有效降低阻力,翼端则有向下的小翼。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10001686de313e5cf.jpg
波音AVX-70模型

AVX-70将采F119的衍生型发动机做为动力来源,STOVL构型则采用了和鹞相同的中置发动机设计,战斗机尾部设有一较短的折流板式二维矢量喷管。

虽然此一设计和ASTOVL项目研究出的最佳STOVL设计——-升力风扇不同,但对追求轻便结构、降低成本的波音而言,中置发动机在通用战斗机方面或许会使得传统起降构型受到局限,但能压低结构重量,达到设计需求。然则,该构型采用此种设计搭配颔式进气道,令AVX-70埋下饱受热废气吸入问题之苦的隐患。在弹舱方面,AVX-70将弹舱设置在机体两侧,以降低外挂武器时所增加的RCS。

1994年春天,波音在自力研究ASTOVL战斗机构型数年后终于获得DARPA的合约,两方将各负担百分之五十的成本,在成本问题获得减轻后,波音加快了战斗机开发的脚步。

渡过独自开发寒冬的波音在1994年年底JAST项目先后并吞CALF、ASTOVL两大项目后迎来属于他们的春天,纵然有着麦道、BAE、诺斯洛普组成的梦幻团队,以及率领YF-22开发团队取得ATF项目订单的洛克希德两大强敌,但至少波音已经取得了JAST项目的概念验证阶段参赛资格,而该公司也对自家提出的构型有相当的信心。

此时波音以AVX-70为基础持续发展,在1994年时提出数种衍生构型,如增设鸭翼搭配后掠翼的313A构型、将具有下反角的翼端小翼取消的300B构型等。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10001686c2aaa5c2c.jpg
从AVX-70到988-374,X-32气动外形的进化

1996年3月,JAST项目办公室公布一设计份提案征求书(Request For Proposal,RFP),该项目将在十月初进入第一阶段的最后决选,而后不久,JAST项目更名为JSF(Joint Strike Fighter,联合打击战斗机),昭示此项目不再是单纯的技术验证性质,而是因应实战需求而诞生的,同时纳入了英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等合作伙伴,并合作等级分成一级合作伙伴(英国)、二级合作伙伴(意、荷、土)、三级合作伙伴(丹麦、挪威、加拿大等)。

若单看在战斗机市场上的设计经验,已经长达数十年没有战斗机被美国空军采用的波音胜算似乎是相当低的。

洛克希德所提出的方案在设计之初曾沿用其于ASTOVL提出的构型,该构型为鸭翼设计搭配梯形主翼,但在评估过鸭翼设计缺点后,洛克希德工程师认为如同前通用动力工程师、F-16设计者harry hillaker所说的,”鸭翼最好的位置是在别人的战斗机上。”,当时鸭翼设计的欧洲战斗机及瑞典JAS-39鹰狮都在飞控软件上遇到了问题,除了潜在的飞控软件外,鸭翼所带来的雷达反射面积也令人感到困扰,穿越音障的阻力也比起一般的构型来得高,故而修正了鸭翼设计,先是取消鸭翼,将JSF改为一款接近于三角翼设计的战斗机,后又加上水平尾翼回复到了传统设计,最后毫不令人意外的变成一架称之为单发动机版F-22也不为过的设计,与F-22极其相似,看起来更简洁有力。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e0003a71803b1c93c.jpg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f0003887f6833ed35.jpg

取消鸭翼后,洛克希德的JSF气动设计向YF-22靠拢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e0003a71b2931dd19.jpg
洛克希德X-35气动布局的演进

而麦道团队所提出的方案在保守程度上则是和洛克希德方案大相径庭,相当的前卫大胆,机体采两侧进气、LAMBDA主翼,和YF-23一样取消了水平尾翼的设计,改以接近水平的垂直尾翼取代,但也因此失去了垂直尾翼的功能。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b0003e707c68bbacf.jpg
诺格/麦道/BAE的JSF概念

所谓的LAMBDA主翼是一种形状独特的主翼,主翼后缘具有一前掠角与后掠角,增加了展弦比,使高空气动效率胜过梯形翼,于中低空时也有相当的机动性,大面积的襟副翼透过差动还能补足失去的垂直尾翼功能,并搭配矢量喷管增加机体机动性。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e0003a71d589556c3.jpg
LAMBDA机翼的设计特点

面对如此对手,波音的胜算微乎其微,加之波音所提出的构型虽有构造简单的优点,但却有着过于与众不同的设计只要一个部分未能达到标准,整架战斗机的性能便有可能无法达标。

但麦道公司一项致命的决定使得他错失了这张啜手可得的大订单,也走向了遭到并吞的悲惨结局:更改STOVL构型的设计。

麦道方案在起初是依循其在ASTOVL项目中所得到的实验结果,采取了升力风扇为STOVL构型的升力方式,然而,在1995年6月时麦道认为升力风扇所需的高转速传动轴若有任一部位的零件若故障将使战斗机蒙受危险,故放弃近乎完成的升力风扇设计,改采和雅克-141相同的升力发动机设计,也就是将原本的升力风扇位置更换为单具独立的发动机,为起飞的STOVL机提供升力,但此一设计提供的推力以及热气对于跑道、甲板的破坏性都相当的高,这可能会让甲板受到无法实时修复的损害,对舰上的操作造成问题,极高可能吸入发动机的废气更是一大问题,如需解决此问题还得再多设置挡板,却又会成为战斗机的冗重。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d0003cd8c4ceb27d8.jpg
麦道把升力风扇改为升力发动机实在是个败笔

而多一具发动机所带来的后勤维修也令STOVL型的预定用户海军陆战队感到困扰,同时使得油耗上升,更不用提只有离决标一年多前所提出的临时变动有多少完成度让人感到怀疑,以上种种原因的影响下,即便1996年范保罗航展上的记者会麦道十分乐观,但其它的观察家则对麦道的情况多数不具信心,而事实也证明了,麦道临时更动设计使得他们在JSF项目吞下最后的一败。

1996年11月16号,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宣布JSF项目的波音与洛克希德第二阶段资格,并参与概念验证及工程制造与发展阶段(EMD)的合约竞标。

竞标JSF项目失利对于麦道而言不啻是一大损失,在民航机市场上,由于DC-10飞安表现不佳,该公司的业绩早已逐渐下滑,而JSF的失利也意味着麦道无法像过去一样处于军用机市场的龙头地位,面临公司经营上的困难。于是在JSF项目第一阶段宣布后未久,麦道便与波音合并,结束了麦道自F-4到F-15、长达三十余年的辉煌年代。

概念验证:X-32出场

波音于1996年11月夺下概念验证阶段的参赛权后,该公司开发的370构型获得了X-32的编号,此一编号原先是预定使用于CALF项目胜出机种上的。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10001687146a24bed.jpg
波音988-370构型获得了X-32的编号

X-32整体构型延续自ASTOVL项目时的AVX-70甚多,但两个构型整体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差异。

X-32如同AVX-70,采单发颔式进气,进气口具有一前掠的进气罩,在STOVL模式可移动阻止热气反弹,动力来源为普惠F119-PW-614,具有高达22680千克的后燃推力,以为X-32 STOVL构型提供足够的推力,不论是传统起降型、STOVL型或舰载型,机尾都具有一具折流板式的二维矢量喷管,可做正负20度的偏转,同时在机身两侧还有两具升力用的矢量喷管,旋转角度为后方45度到前方15度,产生的喷流可为战斗机提供升力,达到STOVL效果。

由于X-32的颔式进气无法以S型进气道降低正面RCS,波音在思考过后以一可动伸缩遮板达到此效果:当STOVL型战斗机起飞需要降大推力时,可动伸缩遮板就开启以增强推力,平时的传统起降或巡航等则维持遮蔽。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b0003e70b288e9c9d.jpg
波音X-32 STOVL型想象图

而STOVL型的升力方式则沿用自AVX-70,采取中置发动机升力喷管,和升力风扇相比,中置发动机仅多出几具位于机腹的矢量喷管,有效降低冗重,但同时局限住发动机摆放位置,使得机身构型受到限制,也较为粗壮,整体而言这种升力方式鲜少用于需要超音速、低阻力的战斗机,此外,中置发动机也有着向下喷射之气流为滚烫热气,对跑道或甲板伤害极大,产生的尘土容易损害机身的缺点,自颔式进气道吸入的热气轻则降低发动机推力,严重可能会造成发动机故障,导致飞安意外发生。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c0003ea9addc9b1a2.jpg
X-32的中置发动机示意图

主翼方面则是以偏向不等边梯形的类三角翼搭配外倾的垂直尾翼,和AVX-70同样没有水平尾翼的设置,且翼根保留AVX-70构型时期的厚实,其效益除可在用与F-16相去不远的空重搭载后者三倍的燃油量外,还能在主翼装置传感器,同时为了提高低速时的升力,主翼前缘具有大面积的副翼,在低速时下压提高升力。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d0003cd9190b9d143.jpg
X-32集成了AVX-70的大尺寸三角翼

整体而言,大面积三角翼使得X-32机体结构更加简单,利于后勤维修,同时也在STOVL时能提供大升力。

武装方面,X-32配备一门27mm毛瑟机炮为固定武装,两侧的弹舱则可挂载AIM-120、AIM-9等对空武器以及对地打击用的JDAM。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1000168727222fc41.jpg
由于机身中间被发动机占据,所以X-32的弹舱只能布置在两侧

而机身材料方面,X-32起初采用热塑性树脂为基底生产的新型复合材料,此种材料具有耐热的优点,同时也十分坚固,但最后却发现加压釜中会产生裂痕,而被迫放弃此种材料。

后勤部分波音下足了功夫,得益于长期经营民航机市场的经验,波音对于后勤维修方面深具信心,除了X-32本身的诸多设计便可降低维修成本外,搭配JDIS联合信息分配系统及多种商用软硬件而成的X-32维修体系都大幅降低了成本、人力及时间,波音宣称还能在24小时内将零件提供至全美任一地方,48小时内零件则可运达求全任何一个角落。

在1997年JSF项目公布JIRD-2标准,主要阐述了JSF项目所需的支持性及成本需求,以及后勤维修部分,来年1998年公布的JIRD-3则要求航电需求,海军方面还将燃料与载弹量自3630千克提高到4080千克,同时要求 降低着舰速度。

然而1997年年底,X-32细部设计完成时,波音却惊觉X-32大面积三角翼所提供的升力不足以满足军方对于JSF的性能要求,其中最为严重的部分在于航舰起降的性能。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100016873f070e3ee.jpg
X-32的无尾三角翼布局因海军降低了着舰速度而变成鸡肋

对于将战斗机部署于航舰上的美国海军而言,三角翼战斗机往往带来许多麻烦,过去唯一一款无尾三角翼设计的舰载机F4D天光仅仅服役8年就退役。

无尾三角翼虽然有着高速、大升力、高爬升率等优点,但缺点也是显著的,早期低空性能奇差,直到1970年代线传飞控系统问世才补救了该构型的低空性能,但由于只依靠机翼后缘的襟翼控制俯仰,无尾三角翼战斗机的起降距离往往会较长,着陆/着舰速度也较高,而航舰的有限空间明显无法容忍此缺点。

对于军方更动JSF性能需求,使得升力不足这一点,洛克希德选择将X-35舰载型的机翼面积增加,在透过折叠的方式节省航舰机库空间,但波音厚实的三角翼设计却无法折叠,至使波音不得不大幅修正X-32,推出373构型,该构型将主翼大幅修正,翼前缘后掠角不变,但主翼后缘自前掠20度改为后掠20度,并增设水平尾翼,缩小了主翼面积,并向后延伸遮蔽了二维矢量喷管,但整体而言的翼面积仍比原先多上许多。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d0003cd9251ba1e47.jpg
X-32从无尾到有尾的进化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100016876faa4a97b.jpg
波音JSF最终量产型想象图

除主翼设计的更动外,机首起落架重新设计,进气口位置较为前移,以后掠式进气口取代了前掠式进气口。诸多研改下,X-32 373构型的重量有所减轻,高攻角飞行能力及隐身性能则上升,但外观上X-32粗短的特色并未改变。

373构型在1999年2月正式公开,但即便373构型修改后符合了军方的性能需求,对于X-32的原型机仍无太大帮助。当时X-32两架原型机已组装八个月,这些修改全无法套用在完成度相当高的X-32原型机上,故两架原型机是沿用370构型的设计进行制造。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000020987912b81a8.jpg
X-32的整体机翼复合材料蒙皮

波音则表示,一旦X-32在JSF案胜出,正式量产型将以374构型——373构型的进一步修改版——生产,而370构型已经能达到美国军方的性能需求,374构型只会更上一层楼。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d0003cd9420fc5f14.jpg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c0003ea9e67e41c6f.jpg
波音JSF的最终设计定格在了988-374构型上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e0003a7246bd81d80.jpg
988-374构型全尺寸模型

但这样宣称是毫无说服力的,X-32立刻面临外界的质疑声浪,多数人认为,原型机和量产型有着如此大差距的情况下,即便原型机表现出不俗的性能,也根本无法保证量产型会有同样优秀的表现,且量产型还得再重新飞过验证一次,徒增成本,风险及开发时间将大幅上升。

虽然美国政府对于这项临时更动设计的决定表示同意,但这项临时改动一般被认为是波音落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撇除这项不利因素,波音在起初还算一帆风顺的。

1999年年底,波音在记者会上展示X-32,令人震惊的是X-32的组装速度,波音不仅仅开工了一架X-32,而是两架,包含已经组装完成、安装发动机的传统起降型X-32A及仅尚未安装发动机的STOVL型X-32B,当时X-35的原型机仍距完工还有一段距离。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000020988c90e9f10.jpg
发布会上同时展出的X-32A/B

X-32A在2000年9月18日成功首飞,进度领先洛克希德的X-35A整整一个月,而试飞过程中也展现出不错的机动性,有趣的是舰载型X-32C和X-32A是共享同一机体的,透过先进到令飞行员叹为观止的模拟技术,X-32A/C两款不同功能的型号能在同一架机体上展开测试。

而STOVL型的X-32B则在2001年3月7日完成短场起降推进系统的全推力地面测试。

纵然一开始X-32A保持着领先,但在首飞一个月后,X-32A却发现剎车失灵、软件故障等问题被迫停飞,此时X-35A也展开了试飞,当X-32A复飞后却发现空中加油管无法确实对接,燃料未能进入油箱的窘境,由于没办法透过空中加油的方式补充燃料,X-32A每次燃油耗尽都得重新落地,延后了试飞时程。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e0003a726f4c28e7e.jpg
X-32A与KC-10对接进行空中加油

https://p3.pstatp.com/large/46f0000209891b87cfc2.jpg
X-32A的侧弹舱

几次意外令X-32A和X-35A的试飞进度逐渐拉近,但整体上X-32A仍维持着领先,双方表现可说不分轩轾。

但STOVL型的比较上波音处于相当的劣势,X-32B为了降低重量而把非必要的起落架舱门、进气口唇片等零件拆下,宣称374构型的重量本就比370构型轻上680千克,再度招致外界抨击,除此之外,中置发动机带来的缺点在垂直起降试飞时表露无遗,首次试飞中X-32B就一度因吸入地面反弹热废气降低发动机推力,差点导致重落地意外。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b0003e710829cd6bb.jpg
X-32B的悬停测试

在STOVL型的诸多意外致使波音X-32的测试进度大幅落后,当2001年时,X-32的进度已经落后于X-35。

在2001年10月26日JSF项目决标、进入系统开发实验阶段前,波音在试飞活动后期的凄惨表现已令败迹显露,对于JSF项目的夺标成功度,波音内部同样感到悲观,而选区中有波音圣路易斯工厂的密苏里州众议员代表团开始向国会施压,希望JSF项目能为失败者保留一定的名额,亦即在波音圣路易工厂开设第二条JSF生产线。

然而虽然有众议员对国防部的施压,但2001年10月26日宣布JSF项目由洛克希德的X-35夺得下一阶段合约后,国防部表示不强迫洛克希德和波音共享合约,但若是前者不愿意分享,国防部将不会阻止。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b0003e7114968d3df.jpg
X-32A与F-35A

结语

自1940年代以降,波音便不断尝试打入军用机市场,但包含X-32在内都铩羽而归。

对于军方以及多数人而言,X-32无疑是一个造型相当特异的战斗机,如中置发动机、大面积三角翼等设计都令人印象深刻,波音的工程师对于外界对X-32外型的抨击也泰然的表示,”我们看了很多次,需求书上并没有要求‘好看’。”

但X-32采用的中置发动机却也带来不利的因素,如吸入废气问题就导致X-32在测试时程上严重落后X-35。

至若临阵更动战斗机设计更是让军方选择胜出者时蒙上一层疑虑,波音工程师也认为除非洛克希德的X-35出了大问题,否则X-32近乎无望。

太过独特的构型、中置发动机的问题、空中加油管接合问题与构型更动,都是导致X-32最终落败的原因之一,相较之下,洛克希德的X-35虽然测试过程中不是没有出过包,却都比X-32的问题来得小上许多。

https://p3.pstatp.com/large/46eb0003e7125cc821c8.jpg
X-32B的中置发动机直接升力系统

波音在JSF项目中铩羽而归后,受到911事件民航机市场减缩的影响,被迫裁员30000人,但靠着民航机市场的雄厚资本以及正在进行的F/A-18E/F、X-36等承袭自麦道的载具开发项目,波音成功撑过这段艰苦的时期,在2011年9月为美国海军、空军推出第六代战斗机概念,该机将具有超音速巡航、更高的速度、无人战斗机的衍生版本等等概念,现阶段该公司仍是自力研发。

美国海军下一代战斗机F/A-XX似乎已经显露出一丝希望,此次波音仍须面对其老对手洛克希德.马丁以及诺斯洛普.格鲁曼,阔别十余年,波音再度挑战战斗机市场,等着该公司的结局是再一次的X-32,还是能成功打入战斗机市场,仍值得关注。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18 22:29:41

主题: 犁:文明火种还是带来压制 ——是非功过任评说
BBC
作者: 蒂姆·哈福德

http://i67.tinypic.com/mhf2hv.jpg
有了犁,农业成了社会繁荣的真正源泉

假想一下,一场巨大的灾难,文明终结,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不复存在。

别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猪流感,或许是核战争,或许是机器人成了狂魔,或许是僵尸造反。

请你继续假想,你很幸运,是仅有的几名幸存者之一。你没有手机。就算有,你又能给谁打电话呢?没有互联网,没有电,没有燃料。

四十年前,科学历史学家博克(James Burke)在他创作的电视连续剧《联系》(Connections)中提出了这个假设。他的问题很简单:身处现代文明的废墟,没有任何技术手段,你怎么重新开始?你需要什么才能保命、重燃文明之火?

他的答案同样很简单:一件非常不起眼、但却具有革命性能量的神器:犁。

这个选择非常合理,犁启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最终成就了今天的现代经济。

一万两千年前,人类几乎完全是游牧民:在所有能觅食的地方狩猎、采摘。但是,世界正在走出一段骤冷,气候开始变得更加温暖、干燥。

那些在高海拔地区觅食的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动物、植物渐渐死亡。能走的动物搬到更加临近水源的河谷去生活了,人也只好跟着走。

这种变化出现在世界各地:一万一千年前在西欧大陆,一万年前在印度和中国,八千年前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脉。最终几乎遍及全世界。

河谷地带土壤更加肥沃、但地形地貌对人限制更大。被困在河谷的人开始定居、种田。要种田,就要打破土壤的硬皮,让营养上升到表层,让水分不要因暴晒蒸发掉。

最开始,人们用尖尖的棍子翻地,但很快就发明了简单的轻犁(scratching plough)。牛拉、浅耕,效果都非常好。

农业成为繁荣的真正源泉。

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九百年前中国的宋朝,农业已经形成规模。相比从事狩猎、采摘的前人,农民的生产力是他们的五到六倍。

停下来想一下:突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种植的粮食足够喂饱所有的人,剩下那五分之四去干什么呢?他们“解放”了,可以去干其他的事:烤面包、打铁、修路、筑城……建设文明。

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个悖论:食品供应更加充足,意味着控制余粮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缔造了狩猎采摘时代从未存在的统治者、主人和仆人、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早期的农业社会不平等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如罗马帝国时期,贫富不均好像已经达到生物极限:

如果富人掌握的资源再多一点点的话,大多数人就会饿死。

有利有弊的犁并不仅仅是文明的基石,不同种类的犁还造就出不同种类的文明。

最初那个简单易用、效果不错的轻犁在中东沿用了好几千年,并且推广到地中海地区,这种犁是耕种干燥、沙砾性土壤的理想工具。

但是后来,人类又发明出一种不同的工具:板犁。板犁是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发明的,过了好久以后,欧洲也采用这种板犁。

板犁犁出又宽又长的沟,然后把土翻过来。在干燥的地方,这样做会起到反作用,因为土壤内宝贵的水都被浪费掉了;但是在北欧肥沃的湿土地上,这样犁地效果相当不错,可以改善排水、除掉根深的野草并将其转化成肥料。

轻犁只需要两头牲口拉,在简单的方形农田中犁出纵横交错的格式效果最理想。这些因素,使得农业成为“个体劳动”:一名农夫,一头牛,一片土地。

但是板犁需要八头牛、最好由马来拉。谁有那么多财富?再说,板犁耕的地最好是细长条形状,多数情况下紧挨着别人的细长条。

结果,农业更多地成了“集体劳动”。必须共用犁、牛、马,并解决纠纷。人们开始聚居,形成村庄。比如,犁推动了北欧庄园制的形成。

不同种类的犁造就出不同种类的文明。

犁还改变了家庭。犁很重,所以被看作是男人的任务。但是,米、麦比野果、坚果需要更多时间来准备,所以女人留在家里做饭的时间更长了。

曾有人对在叙利亚发现的、有九千年历史的人类遗骨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那时女人膝部、足部就患上关节炎,据信这是常年跪着磨谷物造成的。

还有,女人不再需要背着孩子出去采摘野果了,怀孕的次数增加。

农业社会也许还改变了性政治。想一想,有土地,孩子可以继承。如果你是男人,你可能就会更加担心,你要确保你养的孩子确实是你的。归根结底,女人整天留在家里,真的一直都在磨谷物?没干别的?

所有这一切,令人不由得质疑发明犁是不是明智之举。并不是因为犁效果不好,犁非常、非常有用,它在很多方面推动了文明进程。

但是,它好像也引发了对女人的压制与监控、还有暴政。

考古证据还表明,早期农民的健康,远远比不上他们那些靠狩猎采摘为生的前辈。早期农民主要吃大米、谷物,缺乏足够的维生素,也令到他们发育不良。

转变为农业社会之后,男人和女人的身高都平均缩水了大约15厘米。还有很多证据表明,出现了寄生虫、疾病、儿童营养不良。

美国科学家、作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撰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将农业称作“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

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农业还能传播的这么快呢?答案我们其实已经说过:食物丰盈导致人口增长,社会养的起军队了。

军队,就算是由营养不良的士兵组成的军队,都有实力把残存的狩猎采摘部落赶出自己的地盘,除非是在最为边缘的地区。

就算是在那些边缘地带,残存的为数不多的现代游牧部落饮食结构相对来说仍然很健康:花样繁多的坚果、野果、动物。

一次,有人问一名卡拉哈里布希曼人,为什么你的部落不学邻居去耕地种田呢?他回答,“为什么要那样?世上还有很多坚果呢!”

好,言归正转。世界末日,你是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你会选择去发明犁、从头开始再来一遍吗?或许,有坚果吃就该知足?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18 22:29:40

主题: 犁:文明火种还是带来压制 ——是非功过任评说
BBC
作者: 蒂姆·哈福德

http://i67.tinypic.com/mhf2hv.jpg
有了犁,农业成了社会繁荣的真正源泉

假想一下,一场巨大的灾难,文明终结,我们这个大千世界不复存在。

别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猪流感,或许是核战争,或许是机器人成了狂魔,或许是僵尸造反。

请你继续假想,你很幸运,是仅有的几名幸存者之一。你没有手机。就算有,你又能给谁打电话呢?没有互联网,没有电,没有燃料。

四十年前,科学历史学家博克(James Burke)在他创作的电视连续剧《联系》(Connections)中提出了这个假设。他的问题很简单:身处现代文明的废墟,没有任何技术手段,你怎么重新开始?你需要什么才能保命、重燃文明之火?

他的答案同样很简单:一件非常不起眼、但却具有革命性能量的神器:犁。

这个选择非常合理,犁启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最终成就了今天的现代经济。

一万两千年前,人类几乎完全是游牧民:在所有能觅食的地方狩猎、采摘。但是,世界正在走出一段骤冷,气候开始变得更加温暖、干燥。

那些在高海拔地区觅食的人突然发现,身边的动物、植物渐渐死亡。能走的动物搬到更加临近水源的河谷去生活了,人也只好跟着走。

这种变化出现在世界各地:一万一千年前在西欧大陆,一万年前在印度和中国,八千年前在中美洲、安第斯山脉。最终几乎遍及全世界。

河谷地带土壤更加肥沃、但地形地貌对人限制更大。被困在河谷的人开始定居、种田。要种田,就要打破土壤的硬皮,让营养上升到表层,让水分不要因暴晒蒸发掉。

最开始,人们用尖尖的棍子翻地,但很快就发明了简单的轻犁(scratching plough)。牛拉、浅耕,效果都非常好。

农业成为繁荣的真正源泉。

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九百年前中国的宋朝,农业已经形成规模。相比从事狩猎、采摘的前人,农民的生产力是他们的五到六倍。

停下来想一下:突然,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种植的粮食足够喂饱所有的人,剩下那五分之四去干什么呢?他们“解放”了,可以去干其他的事:烤面包、打铁、修路、筑城……建设文明。

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个悖论:食品供应更加充足,意味着控制余粮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缔造了狩猎采摘时代从未存在的统治者、主人和仆人、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早期的农业社会不平等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如罗马帝国时期,贫富不均好像已经达到生物极限:

如果富人掌握的资源再多一点点的话,大多数人就会饿死。

有利有弊的犁并不仅仅是文明的基石,不同种类的犁还造就出不同种类的文明。

最初那个简单易用、效果不错的轻犁在中东沿用了好几千年,并且推广到地中海地区,这种犁是耕种干燥、沙砾性土壤的理想工具。

但是后来,人类又发明出一种不同的工具:板犁。板犁是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发明的,过了好久以后,欧洲也采用这种板犁。

板犁犁出又宽又长的沟,然后把土翻过来。在干燥的地方,这样做会起到反作用,因为土壤内宝贵的水都被浪费掉了;但是在北欧肥沃的湿土地上,这样犁地效果相当不错,可以改善排水、除掉根深的野草并将其转化成肥料。

轻犁只需要两头牲口拉,在简单的方形农田中犁出纵横交错的格式效果最理想。这些因素,使得农业成为“个体劳动”:一名农夫,一头牛,一片土地。

但是板犁需要八头牛、最好由马来拉。谁有那么多财富?再说,板犁耕的地最好是细长条形状,多数情况下紧挨着别人的细长条。

结果,农业更多地成了“集体劳动”。必须共用犁、牛、马,并解决纠纷。人们开始聚居,形成村庄。比如,犁推动了北欧庄园制的形成。

不同种类的犁造就出不同种类的文明。

犁还改变了家庭。犁很重,所以被看作是男人的任务。但是,米、麦比野果、坚果需要更多时间来准备,所以女人留在家里做饭的时间更长了。

曾有人对在叙利亚发现的、有九千年历史的人类遗骨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那时女人膝部、足部就患上关节炎,据信这是常年跪着磨谷物造成的。

还有,女人不再需要背着孩子出去采摘野果了,怀孕的次数增加。

农业社会也许还改变了性政治。想一想,有土地,孩子可以继承。如果你是男人,你可能就会更加担心,你要确保你养的孩子确实是你的。归根结底,女人整天留在家里,真的一直都在磨谷物?没干别的?

所有这一切,令人不由得质疑发明犁是不是明智之举。并不是因为犁效果不好,犁非常、非常有用,它在很多方面推动了文明进程。

但是,它好像也引发了对女人的压制与监控、还有暴政。

考古证据还表明,早期农民的健康,远远比不上他们那些靠狩猎采摘为生的前辈。早期农民主要吃大米、谷物,缺乏足够的维生素,也令到他们发育不良。

转变为农业社会之后,男人和女人的身高都平均缩水了大约15厘米。还有很多证据表明,出现了寄生虫、疾病、儿童营养不良。

美国科学家、作家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撰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将农业称作“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

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农业还能传播的这么快呢?答案我们其实已经说过:食物丰盈导致人口增长,社会养的起军队了。

军队,就算是由营养不良的士兵组成的军队,都有实力把残存的狩猎采摘部落赶出自己的地盘,除非是在最为边缘的地区。

就算是在那些边缘地带,残存的为数不多的现代游牧部落饮食结构相对来说仍然很健康:花样繁多的坚果、野果、动物。

一次,有人问一名卡拉哈里布希曼人,为什么你的部落不学邻居去耕地种田呢?他回答,“为什么要那样?世上还有很多坚果呢!”

好,言归正转。世界末日,你是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你会选择去发明犁、从头开始再来一遍吗?或许,有坚果吃就该知足?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18 15:30:16

主题: 海日得了疟疾怎么办?
康熙,蚊子与中医

文:沥泉

拯救皇帝的西药

1693年,39岁的康熙已经诛鳌拜、平三藩、逐沙俄,文治武功达到巅峰,本该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之时,却被一场疾病打倒了。他感染的是疟疾,这在当时令人闻风丧胆的不治之症。帝王之威,可以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在面对这场疾病时却几乎只能坐以待毙。帝国最高明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在试过各种方子和巫术后,皇帝失去耐心,召来白晋和洪若翰两位神父,打算尝试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

御医们立即跳出来反对:西药能吃么?能和老祖宗的方子比么?但排外的偏见最终战胜不了事实,中国古代最大的药物试验开始了,在治好了一堆作为小白鼠的太监之后,皇帝喝下新药,高烧退了,命保住了。康熙龙颜大悦,赐给传教士一套房子名为“救世堂”,并允许他们在京城传教。

http://img.epochtimes.com/i6/1512160200471538.jpg
传教士白晋撰写的《康熙帝传》

这场难倒中国的疾病,其实牵扯到一个世界性的千古之谜:人类的最大杀手是什么?比尔·盖茨在推特上做出了回答,老虎、狮子、鲨鱼这些危险动物每年造成的死亡只有寥寥几十上百人,而人类的自相残杀则要导致每年47.5万的同类身亡,比猛兽凶残成千上万倍。但是,即便是最残暴的刽子手也无法与第一名相提并论——屠杀人类最多的凶手,是毫不起眼的蚊子——它们每年平均导致72.5万人丧生。

蚊子对人类造成的杀伤,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存在。它们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超过一切恐怖电影。蚊子叮咬不仅是起包那么简单,还会传播疟原虫等病原体。疟疾病人发起病来,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满头大汗全身发抖,民间俗称“打摆子”。雄霸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匈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这些英雄好汉,都在小小的蚊子面前倒下了。

http://jqphoto.gog.cn/pic/003/000/416/00300041690_8d3b6f02.jpg
公元5世纪的“罗马热症”

热带的蚊子非常恐怖,古印度人将蚊子称为“疾病之王”。蚊子时常像蝗虫般横扫一切,但它们消灭的往往是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无数生命。公元5世纪,死神在古罗马帝国大肆收割,当地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以上,遍地都是“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就连趁机跑来攻占罗马城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也得疟疾死了)。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李玉尚说:“传染病足以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季羡林先生曾记载过发生在云南思茅的两次恶性疟疾,当地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患病死亡,县老爷的衙门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

拯救人类的竞赛


古人不懂疟疾的病因,称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瘴疠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常有“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记载,地方官但凡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遗书。在古人的想象中,这些荒蛮之地阳气过重,炎热又潮湿,滋生了大量有毒的山溪、草木、虫蛇和疠鬼,毒气到处弥漫,接触和呼吸即致病死亡,流传下来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传说。

疟疾带来的灾难如此恐怖,研究和对抗疟疾,也就成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体现着人类探寻和普及真理的过程。这场东西方竞赛中,西方起点很晚,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弯道超车。


被埋没的天才

1638年,西班牙传教士鲁柏来到印第安人部落,发现当地土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这个小小的例子很快得到注意,并且得到试验,秘鲁总督的夫人辛可娜成为第一个被治疗成功的名人。特效药迅速推广,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中提取出有效抗疟成分,命名为奎宁。之后的100多年内,有四位科学家因为疟疾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早在一千年前,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绞取青蒿汁以治疗疟疾的药方,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同古代的众多科学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到上世纪70年代,国内有2400万人患疟疾,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成为中国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讽刺的是,如同“青蒿方”在千年历史中遭忽视一样,她在国内长期遭遇冷遇,多年参评中科院院士未果。

http://www.qstheory.cn/qsgdzx/2016-02/16/1118055302_14555923804041n.jpg

屠呦呦博士

诞生了青蒿方的国度,却无人知道如何治疗皇帝的疾病,最终靠的是西来的传教士,为什么这些天才的发现没有在中国流传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概道出了问题的答案: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圣药,却无意推广它,而是秘藏于皇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疟疾,康熙立即派人星夜赶去送药,却依然迟了一步,曹寅已经病逝。此时已是1712年,康熙病愈近二十年,曹寅是皇帝的亲信和密探,监管两淮盐务和江宁织造的肥缺,权势熏天,富可敌国,《红楼梦》描述的就是他宅子里的奢华生活,连他都搞不到治疗疟疾的药,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回望历史,被皇权专制耽误的何止一剂金鸡纳霜!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后的100多年内,西方传教士带来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等无所不包,却如石子投入一滩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无法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许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也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http://media.bayvoice.net/uploads/transparent.png

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海量的科学著作,但对中国没有造成实质影响

于是,在十七世纪,中国的科技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潮流已难以改变,纵然不乏伟大的人物和发现,西方也以开放的态度对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知识传入,也无力冲破重压在东方大地的制度阴霾。

“李约瑟难题”的真相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需要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惊世骇俗、举世皆敌,最终冲破统治上千年的托勒密天文体系;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都迅速为英国企业家采用,配置在工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的密码是什么?中国究竟缺少了什么?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其过程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得到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在这种环境下,葛洪们的方子就不会埋没在浩如烟海的药方中,而是会在学者们广泛讨论和研究中得到验证,将其余六百张无效药方淘汰,从而选出青蒿方作为学术成果而肯定,为众人所知。

http://tinhhoa.net/wpcontent/uploads/2014/08/3-151223105J2.jpg

《神童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反观科举制度约束下的中国,最优秀的大脑想的是“读圣贤书、走科举路”,做统治者的奴才,为王朝的千秋万代服务。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和学问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异议难以容身,独立思考不见踪影,科学和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和末流,不仅遭人鄙薄,更有“离经叛道”的风险。清道光年间,管同就曾写下杀气腾腾的《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

而在地球另一端,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在这种环境下,受疟疾之苦的人类成千上万,巨大的赚钱机会让青蒿方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葛洪的门槛会被企业家踏破,争相购买专利而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病人们有福了,他们能吃到廉价的特效药物,这在大清国是皇家特供;企业家和员工有福了,他们风风火火赚钱和领工资;葛洪们也有福了,赚钱的机会激励他们继续研究新的产品,让造福于人类的成果源源不绝。同样的产品,不同的命运,历史最终把机会给了金鸡纳霜和奎宁,而非千年前就被发现的青蒿方。

http://kak2z.ru/my_tagimg/img/2015/06/14/4bf03.jpg

美国人霍威,1845年发明缝纫机后脱贫致富

这一切,需要新的观念和包容开放的制度。古代中国不缺葛洪和青蒿方,而是康熙太多,“禁传其学术”太多,“文字狱”太多,“重农抑商”太多。真理被埋没,学者被压制,商人被掠夺,知识的巴比塔从何建成?

仅仅有伟大人物不够,还要尊重和激励他们的成果,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他们自由研究、辩论和批判,他们才能拿出伟大的发现。

仅仅有伟大的发现不够,还要有思想自由的学术空间,让谬误能迅速被排除,真理不至于被掩盖,发明家才能知道哪些发现是对的,将其转化为伟大的发明。

仅仅有伟大的发明不够,还要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市场,让企业家将其变成产品推广,从而造福亿万人类,不至于沦为奇技淫巧、祖传秘方或统治者特供。

https://www.grekomania.ru/images/news/science/977_sekrety-arhimeda.jpg

阿基米德在2000多年前的微积分手稿,“如果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现,今天的人类或许已经走出银河系"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制度。在人类与蚊子的战争中,这才是获胜的真正武器。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18 15:30:15

主题: 海日得了疟疾怎么办?
康熙,蚊子与中医

文:沥泉

拯救皇帝的西药

1693年,39岁的康熙已经诛鳌拜、平三藩、逐沙俄,文治武功达到巅峰,本该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之时,却被一场疾病打倒了。他感染的是疟疾,这在当时令人闻风丧胆的不治之症。帝王之威,可以伏尸百万、血流千里,在面对这场疾病时却几乎只能坐以待毙。帝国最高明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在试过各种方子和巫术后,皇帝失去耐心,召来白晋和洪若翰两位神父,打算尝试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

御医们立即跳出来反对:西药能吃么?能和老祖宗的方子比么?但排外的偏见最终战胜不了事实,中国古代最大的药物试验开始了,在治好了一堆作为小白鼠的太监之后,皇帝喝下新药,高烧退了,命保住了。康熙龙颜大悦,赐给传教士一套房子名为“救世堂”,并允许他们在京城传教。

http://img.epochtimes.com/i6/1512160200471538.jpg
传教士白晋撰写的《康熙帝传》

这场难倒中国的疾病,其实牵扯到一个世界性的千古之谜:人类的最大杀手是什么?比尔·盖茨在推特上做出了回答,老虎、狮子、鲨鱼这些危险动物每年造成的死亡只有寥寥几十上百人,而人类的自相残杀则要导致每年47.5万的同类身亡,比猛兽凶残成千上万倍。但是,即便是最残暴的刽子手也无法与第一名相提并论——屠杀人类最多的凶手,是毫不起眼的蚊子——它们每年平均导致72.5万人丧生。

蚊子对人类造成的杀伤,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存在。它们对人类文明的破坏,超过一切恐怖电影。蚊子叮咬不仅是起包那么简单,还会传播疟原虫等病原体。疟疾病人发起病来,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满头大汗全身发抖,民间俗称“打摆子”。雄霸欧亚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匈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这些英雄好汉,都在小小的蚊子面前倒下了。

http://jqphoto.gog.cn/pic/003/000/416/00300041690_8d3b6f02.jpg
公元5世纪的“罗马热症”

热带的蚊子非常恐怖,古印度人将蚊子称为“疾病之王”。蚊子时常像蝗虫般横扫一切,但它们消灭的往往是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无数生命。公元5世纪,死神在古罗马帝国大肆收割,当地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死了一半以上,遍地都是“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就连趁机跑来攻占罗马城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也得疟疾死了)。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李玉尚说:“传染病足以亡国,罗马亡于疟疾。”季羡林先生曾记载过发生在云南思茅的两次恶性疟疾,当地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患病死亡,县老爷的衙门里,野草长到一人多高。

拯救人类的竞赛


古人不懂疟疾的病因,称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瘴疠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常有“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记载,地方官但凡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遗书。在古人的想象中,这些荒蛮之地阳气过重,炎热又潮湿,滋生了大量有毒的山溪、草木、虫蛇和疠鬼,毒气到处弥漫,接触和呼吸即致病死亡,流传下来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传说。

疟疾带来的灾难如此恐怖,研究和对抗疟疾,也就成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体现着人类探寻和普及真理的过程。这场东西方竞赛中,西方起点很晚,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弯道超车。


被埋没的天才

1638年,西班牙传教士鲁柏来到印第安人部落,发现当地土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这个小小的例子很快得到注意,并且得到试验,秘鲁总督的夫人辛可娜成为第一个被治疗成功的名人。特效药迅速推广,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中提取出有效抗疟成分,命名为奎宁。之后的100多年内,有四位科学家因为疟疾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事实上,早在一千年前,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绞取青蒿汁以治疗疟疾的药方,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同古代的众多科学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到上世纪70年代,国内有2400万人患疟疾,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成为中国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讽刺的是,如同“青蒿方”在千年历史中遭忽视一样,她在国内长期遭遇冷遇,多年参评中科院院士未果。

http://www.qstheory.cn/qsgdzx/2016-02/16/1118055302_14555923804041n.jpg

屠呦呦博士

诞生了青蒿方的国度,却无人知道如何治疗皇帝的疾病,最终靠的是西来的传教士,为什么这些天才的发现没有在中国流传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大概道出了问题的答案: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圣药,却无意推广它,而是秘藏于皇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疟疾,康熙立即派人星夜赶去送药,却依然迟了一步,曹寅已经病逝。此时已是1712年,康熙病愈近二十年,曹寅是皇帝的亲信和密探,监管两淮盐务和江宁织造的肥缺,权势熏天,富可敌国,《红楼梦》描述的就是他宅子里的奢华生活,连他都搞不到治疗疟疾的药,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回望历史,被皇权专制耽误的何止一剂金鸡纳霜!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后的100多年内,西方传教士带来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等无所不包,却如石子投入一滩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无法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许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也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http://media.bayvoice.net/uploads/transparent.png

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海量的科学著作,但对中国没有造成实质影响

于是,在十七世纪,中国的科技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潮流已难以改变,纵然不乏伟大的人物和发现,西方也以开放的态度对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知识传入,也无力冲破重压在东方大地的制度阴霾。

“李约瑟难题”的真相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需要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惊世骇俗、举世皆敌,最终冲破统治上千年的托勒密天文体系;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都迅速为英国企业家采用,配置在工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的密码是什么?中国究竟缺少了什么?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其过程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思想的独立和自由得到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在这种环境下,葛洪们的方子就不会埋没在浩如烟海的药方中,而是会在学者们广泛讨论和研究中得到验证,将其余六百张无效药方淘汰,从而选出青蒿方作为学术成果而肯定,为众人所知。

http://tinhhoa.net/wpcontent/uploads/2014/08/3-151223105J2.jpg

《神童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反观科举制度约束下的中国,最优秀的大脑想的是“读圣贤书、走科举路”,做统治者的奴才,为王朝的千秋万代服务。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和学问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异议难以容身,独立思考不见踪影,科学和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和末流,不仅遭人鄙薄,更有“离经叛道”的风险。清道光年间,管同就曾写下杀气腾腾的《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

而在地球另一端,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在这种环境下,受疟疾之苦的人类成千上万,巨大的赚钱机会让青蒿方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葛洪的门槛会被企业家踏破,争相购买专利而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病人们有福了,他们能吃到廉价的特效药物,这在大清国是皇家特供;企业家和员工有福了,他们风风火火赚钱和领工资;葛洪们也有福了,赚钱的机会激励他们继续研究新的产品,让造福于人类的成果源源不绝。同样的产品,不同的命运,历史最终把机会给了金鸡纳霜和奎宁,而非千年前就被发现的青蒿方。

http://kak2z.ru/my_tagimg/img/2015/06/14/4bf03.jpg

美国人霍威,1845年发明缝纫机后脱贫致富

这一切,需要新的观念和包容开放的制度。古代中国不缺葛洪和青蒿方,而是康熙太多,“禁传其学术”太多,“文字狱”太多,“重农抑商”太多。真理被埋没,学者被压制,商人被掠夺,知识的巴比塔从何建成?

仅仅有伟大人物不够,还要尊重和激励他们的成果,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他们自由研究、辩论和批判,他们才能拿出伟大的发现。

仅仅有伟大的发现不够,还要有思想自由的学术空间,让谬误能迅速被排除,真理不至于被掩盖,发明家才能知道哪些发现是对的,将其转化为伟大的发明。

仅仅有伟大的发明不够,还要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市场,让企业家将其变成产品推广,从而造福亿万人类,不至于沦为奇技淫巧、祖传秘方或统治者特供。

https://www.grekomania.ru/images/news/science/977_sekrety-arhimeda.jpg

阿基米德在2000多年前的微积分手稿,“如果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现,今天的人类或许已经走出银河系"

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制度。在人类与蚊子的战争中,这才是获胜的真正武器。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17 14:36:27

主题: 群体性事件才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作者: 熊飞骏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国两千二百年的皇权专制。中国人习惯把辛亥革命归功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其实辛亥革命并非孙中山和同盟会组织策划的。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武昌起义则与同盟会一点也不相干,武昌起义其实源于一起失控的群体性事件。

太平天国暴乱后,满清统治集团放弃“满贵老革命”独裁的传统国策,依靠延揽曾国藩、左崇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无“打江山背景”的汉族后起之秀,扩大专制政府的统治基础才逃过了生死一劫。随后上台执政的慈禧太后也一直延续重用汉族才俊的人事路线,依靠汉族人才的智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四伏的统治瓶颈。

1908年慈禧太后升天后,满清权力高层犯下了一个致命的认识错误,误以为只有当初打江山出身的满贵老革命的后代——也就是“太子党”最忠诚最可靠,汉人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重用。新任摄政王载沣把清政府的中流砥柱袁世凯革职;同时把良弼等满清少壮亲贵委以重任。

慈禧太后在世时清政府就走上了“预备立宪”之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首届责任内阁诞生。13位内阁大臣中“满贵老革命后代”就占了9人,其中皇族7人;四个汉人阁员分别担任学务、外务和邮传等非枢密闲职,一看就是“装饰和陪练角色”;军事、财政、组织、司法、民政等决定国家命运的军政要职全部由“满贵太子党”把持。

那时的中国满人只有区区几百万人,汉人则高达四个亿!“代表”的不公平程度恐怕高居世界第一。

清政府首届责任内阁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内阁”。

满清权贵“聪明反被聪明误”,把本来忠于满清政府的汉族特权集团也推向了敌对力量那一边,“太子党专政”的结果是削弱自己壮大反对力量。广大汉族人民自此彻底丧失了对满清政府的幻想和耐心。

于是巨大的不满在社会各阶层象野火一样滋长蔓延,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

那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屡战屡败后处于革命低潮阶段。很多同盟会员对中国革命丧失了最基本的信心,认为清政府最少还有五十年以上的寿命,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革命胜利那一天,于是纷纷放弃“革命理想”去国外“讨生活”“过小日子”去了。同盟会事业差不多陷入绝境。“满贵太子党”的专横弱智使同盟会绝处逢生,风起去涌的群体性事件让孙中山在绝望的深渊里看到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03年,清政府放弃“铁路国有”政策,允许民间集资兴办铁路,就象特色中国允许民间资本经营房地产和矿山一样。

于是拟建中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就计划吸收民间资本。

专制体制下的民营企业,凡是牟利空间较大的特种行业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官僚背景”。官僚政客利用特种行业的审批、监督特权,在企业里掺入自己的股份;或者不出一分钱拥有“干股”;甚至直接投资雇佣代理人垄断某特种行业的经营权。没有官僚背景的民营特种行业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或发展下去。

兴建铁路无疑属特种行业,自然是官僚政客充当“领导人”。特种行业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领导人”都是肥差。

武昌起义的主要“导火线人物”满贵太子党端方就通过跑关系谋到了“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这一肥差。

在官僚专制体制下,一旦是官僚政客充当企业领导人,就不可避免感染腐败病菌,就算挂着“民营”招牌也不例外。

首先吸收民间资本的股份公司,民众是否入股应该是完全自愿的,可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人”却利用职权把自愿变成强制,把铁路捐款摊派在7000万四川人的农税里强行征收“铁路股金”,就象特色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强行摊派若干年后才“有可能”偿还的大桥捐公路捐一样。这样铁路股金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来自平民的强制性集资。

其次是股份公司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应该由股东大会来决定,每个股东的话语权取决于出资的多少。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权、决策权却集中在“领导人”手中,哪怕领导人自己没出一分钱股金也一样。

再次公司的财务收支应该完全透明,防范大股东利用资本优势侵犯小股民的利益。可川汉铁路公司却奉行官场通行的暗箱作业,“领导人”随意挥霍、挪用甚至侵吞股民的资产。

在这种“官僚背景”下,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和资金流失也就在所难免。

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就曾挪用铁路集资款300万两白银到上海钱庄去做投机生意,结果全部亏空……

对于巨额资金流失问题,川汉铁路公司的官僚采取官场传统的封锁消息办法。但纸是长久包不住火的,官僚挥霍、挪用、侵吞巨额铁路集资款的小道消息不断传出来,在广大铁路股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不安和不满。

专制清政府允许私人开办银行。银行一样是特种行业,在专制体制下一样必须有深厚的“官僚背景”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一样是隐性“官僚资本”,一样存在腐败和管理不善问题。1911年川汉铁路集资款存放的私人银行倒闭,再度使路款损失惨重。出了这样大的事件,封锁消息这个损招自然失灵了。在新闻不自由的背景下,真相通常以十倍放大的谣言方式传出来,百万股民群情激奋,纷纷要求连本带息退还筑路集资款,在正当要求被拒绝后就形成了一个前赴后继的上访潮。地方官僚害怕丑闻败露影响仕途就四处围堵,结果酿成一个又一个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清政府是一个精明负责任的政府,面对这样的事件就应该采用行政司法手段追究相关责任官僚及其代理人等腐败集团的责任,追回流失的铁路资金;同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毫不留情的膺惩。官僚权贵大都富敌百家千家,从他们身上追回损失不但容易阻力很小,而且因“讨公道”能赢得大多数国民的拥护。既能挽回损失又能赢得民心,能大幅提升政府的声望和民意基础。“社会公平”是稳定的根本,只有公平社会才会长治久安。

可自作聪明的太子党内阁就是不肯走正点,习惯用和稀泥与火上浇油的方式去处理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对待群体性事件首先是不分清红皂白地打压,当打压不能起作用时就“和稀泥”,待事态平息后再秋后算帐,前提是“不追究腐败官僚的责任”,不惜“拿江山做代价”来保护特权集团的利益。

近百万股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仅靠打压是无法起作用的,于是太子党内阁再度乞灵于“和稀泥”策略,由“国家”认下亏损,“国家”出面来补偿股民的损失,说白了就是让全国无辜纳税人来给腐败渎职的地方官买单。

因为民众痛恨的责任权贵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股民就算经济上没吃亏心里依旧很不爽;那些无缘无故当了冤大头的全国纳税人就更不爽了。

“国家”不能无休止做冤大头,为了防范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太子党内阁开始寻找悲剧的根源,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晚清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铁路股金流失事件本来不是民营企业的过错,而是落后的专制体制干扰了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转造成的。太子党内阁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统治方式有什么过错,于是把所有的过错全算在民营企业头上。既然问题的根源在“民营”,太子党内阁就来个“国进民退”,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取消民间资本经营铁路的权利。

当官僚直接出面经营管理特种行业时,官僚代理人就下岗了,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很多代理人加入到群体性事件队列,由革命对象成为革命者,甚至成为革命领导人。

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就是由官僚代理人变成革命领导人的典型。

蒲殿俊在做代理人时一样仰仗官威贪污铁路款,如果当时清政府主持公道追究他的贪贿罪就会成为四川的过街老鼠,很可能被愤怒的四川人民抄家杀头,没想到官僚机器袒护他让他逍遥法外,结果造就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摇身一变成为四川人民反抗官僚政客的革命领袖。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滑稽!

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出台,等于是给群体性事件火上浇油,群体性事件因此升级,分散的上访闹事集结成大规模有组织的“保路运动”。

四川的铁路股民最多,是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成为保路运动的中心。

保路民众早期采取静坐、请愿等和平守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可四川总督赵尔丰却采取“枪打出头鸟”的传统损招,把保路运动的组织嫌疑人全部抓起来投入监狱,罪名是“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搞打砸抢”?

赵尔丰再度火上浇油,终于把忍无可忍的保路民众逼上梁山,纷纷走上以牙还牙的暴力反抗之路。成都的保路民众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武装保路同志军,一度攻占了成都近郊的龙泉驿和双流两县,把县官捉起来杀掉。

四川的局势终于乱到了不可收拾那一步。

太子党内阁决定从外省派军入川平乱,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

如果清政府坚持信任重用岑春煊,四川的保路运动就不致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太子党内阁的寿命就要长得多。

可太子党内阁不可能信任岑春煊,因为岑春煊不是满贵太子党。

岑春煊是晚清少见的清醒智慧官僚,坚持解决四川事件的两个首要条件:

一、不主办首要;

二、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

岑春煊的过人智慧在劣胜优汰的逆淘汰官场没有几个官僚政客能够理解。太子党出身的湖广总督瑞瀓上奏朝廷,攻击岑春煊是“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

太子党内阁自然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同志”,及时解除对岑春煊的任命,另派太子党出身的端方统兵入川严惩“黑恶势力”。

乱象终于酿成不可收拾之势。

四川的群体性事件在太子党的一再“资助”下终于蔓延成全国性的大革命。

守卫武昌的军队踏上了入川平叛之路,武昌防卫空虚。

太子党内阁为了维护满贵的专制统治,采取笼络军队策略,不惜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给军人一再加薪。

他们深信加薪能使军队永远忠于自己,“有兵在”就能及时扑灭各地的民众反抗。

但无原则加薪并不能保持军队的忠诚,只能增长军队的腐败,增加的军事拨款多数进了各级军官的腰包,扩大了官兵的收入差距。当士兵的薪水增加一倍,而军官的收入增加N倍时,士兵的不满反而会增长,对主人的忠诚度也随之下滑。

太子党内阁给军人加薪的结果是加剧了军队的不公平,下级士官的不满与日俱增,纷纷加入反政府组织。

靠加薪来维持军队忠诚的做法多半事与愿违。萨达姆不惜血本一再给共和国卫队与青年敢死队加薪,可大敌当前时这些“高薪军”却选择抛弃给他们发高工资的萨达姆“集体蒸发”了,战斗力甚至抵不上长年吃不饱肚子的民兵。享受奢华生活的军官品格早就被高薪毒害,除了贪得无厌就是口是心非,嘴上高喊“无限忠于”内心则视“忠诚”为傻蛋,在关键时刻“有奶便是娘”“认钱不认人”,在大把美金的诱惑下充当美军的第五纵队……

不满的下级士官一直在寻找报复腐败军官发泄不满的机会。1911年10月10日那天,机会终于来了,武昌的士兵自发冲出了营房,没有组织和领导,不约而同地去楚旺台军械库抢枪,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杀军官进攻总督府。一群乌合之众竟然攻克了总督府,可见士兵平时对只知贪腐的军官是多么同仇敌忾;那些享受豪奢生活的军官又是多么地无能。

那时的太子党内阁只知道盯着同盟会,可武昌起义连同盟会员的影子也没见一个。

那位代替岑春煊统兵入川镇压乱党的太子党元帅端方,在半途也被士兵砍了脑袋。

武昌起义“滥打乱赢”,全国纷起响应,到处是士兵哗变,到处是军官背叛旧主,太子党内阁屁股还没坐热就玩完了。

不是同盟会等反对党,而是群体性事件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17 14:36:26

主题: 群体性事件才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作者: 熊飞骏

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埋葬了中国两千二百年的皇权专制。中国人习惯把辛亥革命归功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其实辛亥革命并非孙中山和同盟会组织策划的。

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武昌起义则与同盟会一点也不相干,武昌起义其实源于一起失控的群体性事件。

太平天国暴乱后,满清统治集团放弃“满贵老革命”独裁的传统国策,依靠延揽曾国藩、左崇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无“打江山背景”的汉族后起之秀,扩大专制政府的统治基础才逃过了生死一劫。随后上台执政的慈禧太后也一直延续重用汉族才俊的人事路线,依靠汉族人才的智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四伏的统治瓶颈。

1908年慈禧太后升天后,满清权力高层犯下了一个致命的认识错误,误以为只有当初打江山出身的满贵老革命的后代——也就是“太子党”最忠诚最可靠,汉人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重用。新任摄政王载沣把清政府的中流砥柱袁世凯革职;同时把良弼等满清少壮亲贵委以重任。

慈禧太后在世时清政府就走上了“预备立宪”之路。1911年5月8日,清政府首届责任内阁诞生。13位内阁大臣中“满贵老革命后代”就占了9人,其中皇族7人;四个汉人阁员分别担任学务、外务和邮传等非枢密闲职,一看就是“装饰和陪练角色”;军事、财政、组织、司法、民政等决定国家命运的军政要职全部由“满贵太子党”把持。

那时的中国满人只有区区几百万人,汉人则高达四个亿!“代表”的不公平程度恐怕高居世界第一。

清政府首届责任内阁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内阁”。

满清权贵“聪明反被聪明误”,把本来忠于满清政府的汉族特权集团也推向了敌对力量那一边,“太子党专政”的结果是削弱自己壮大反对力量。广大汉族人民自此彻底丧失了对满清政府的幻想和耐心。

于是巨大的不满在社会各阶层象野火一样滋长蔓延,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

那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屡战屡败后处于革命低潮阶段。很多同盟会员对中国革命丧失了最基本的信心,认为清政府最少还有五十年以上的寿命,自己永远也看不到革命胜利那一天,于是纷纷放弃“革命理想”去国外“讨生活”“过小日子”去了。同盟会事业差不多陷入绝境。“满贵太子党”的专横弱智使同盟会绝处逢生,风起去涌的群体性事件让孙中山在绝望的深渊里看到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03年,清政府放弃“铁路国有”政策,允许民间集资兴办铁路,就象特色中国允许民间资本经营房地产和矿山一样。

于是拟建中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就计划吸收民间资本。

专制体制下的民营企业,凡是牟利空间较大的特种行业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官僚背景”。官僚政客利用特种行业的审批、监督特权,在企业里掺入自己的股份;或者不出一分钱拥有“干股”;甚至直接投资雇佣代理人垄断某特种行业的经营权。没有官僚背景的民营特种行业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或发展下去。

兴建铁路无疑属特种行业,自然是官僚政客充当“领导人”。特种行业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领导人”都是肥差。

武昌起义的主要“导火线人物”满贵太子党端方就通过跑关系谋到了“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这一肥差。

在官僚专制体制下,一旦是官僚政客充当企业领导人,就不可避免感染腐败病菌,就算挂着“民营”招牌也不例外。

首先吸收民间资本的股份公司,民众是否入股应该是完全自愿的,可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人”却利用职权把自愿变成强制,把铁路捐款摊派在7000万四川人的农税里强行征收“铁路股金”,就象特色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强行摊派若干年后才“有可能”偿还的大桥捐公路捐一样。这样铁路股金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来自平民的强制性集资。

其次是股份公司的管理权和决策权应该由股东大会来决定,每个股东的话语权取决于出资的多少。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权、决策权却集中在“领导人”手中,哪怕领导人自己没出一分钱股金也一样。

再次公司的财务收支应该完全透明,防范大股东利用资本优势侵犯小股民的利益。可川汉铁路公司却奉行官场通行的暗箱作业,“领导人”随意挥霍、挪用甚至侵吞股民的资产。

在这种“官僚背景”下,川汉铁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和资金流失也就在所难免。

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就曾挪用铁路集资款300万两白银到上海钱庄去做投机生意,结果全部亏空……

对于巨额资金流失问题,川汉铁路公司的官僚采取官场传统的封锁消息办法。但纸是长久包不住火的,官僚挥霍、挪用、侵吞巨额铁路集资款的小道消息不断传出来,在广大铁路股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不安和不满。

专制清政府允许私人开办银行。银行一样是特种行业,在专制体制下一样必须有深厚的“官僚背景”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一样是隐性“官僚资本”,一样存在腐败和管理不善问题。1911年川汉铁路集资款存放的私人银行倒闭,再度使路款损失惨重。出了这样大的事件,封锁消息这个损招自然失灵了。在新闻不自由的背景下,真相通常以十倍放大的谣言方式传出来,百万股民群情激奋,纷纷要求连本带息退还筑路集资款,在正当要求被拒绝后就形成了一个前赴后继的上访潮。地方官僚害怕丑闻败露影响仕途就四处围堵,结果酿成一个又一个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清政府是一个精明负责任的政府,面对这样的事件就应该采用行政司法手段追究相关责任官僚及其代理人等腐败集团的责任,追回流失的铁路资金;同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毫不留情的膺惩。官僚权贵大都富敌百家千家,从他们身上追回损失不但容易阻力很小,而且因“讨公道”能赢得大多数国民的拥护。既能挽回损失又能赢得民心,能大幅提升政府的声望和民意基础。“社会公平”是稳定的根本,只有公平社会才会长治久安。

可自作聪明的太子党内阁就是不肯走正点,习惯用和稀泥与火上浇油的方式去处理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对待群体性事件首先是不分清红皂白地打压,当打压不能起作用时就“和稀泥”,待事态平息后再秋后算帐,前提是“不追究腐败官僚的责任”,不惜“拿江山做代价”来保护特权集团的利益。

近百万股民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仅靠打压是无法起作用的,于是太子党内阁再度乞灵于“和稀泥”策略,由“国家”认下亏损,“国家”出面来补偿股民的损失,说白了就是让全国无辜纳税人来给腐败渎职的地方官买单。

因为民众痛恨的责任权贵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股民就算经济上没吃亏心里依旧很不爽;那些无缘无故当了冤大头的全国纳税人就更不爽了。

“国家”不能无休止做冤大头,为了防范类似的悲剧再度重演,太子党内阁开始寻找悲剧的根源,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晚清的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铁路股金流失事件本来不是民营企业的过错,而是落后的专制体制干扰了民营企业的正常运转造成的。太子党内阁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统治方式有什么过错,于是把所有的过错全算在民营企业头上。既然问题的根源在“民营”,太子党内阁就来个“国进民退”,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取消民间资本经营铁路的权利。

当官僚直接出面经营管理特种行业时,官僚代理人就下岗了,心中的失落与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很多代理人加入到群体性事件队列,由革命对象成为革命者,甚至成为革命领导人。

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就是由官僚代理人变成革命领导人的典型。

蒲殿俊在做代理人时一样仰仗官威贪污铁路款,如果当时清政府主持公道追究他的贪贿罪就会成为四川的过街老鼠,很可能被愤怒的四川人民抄家杀头,没想到官僚机器袒护他让他逍遥法外,结果造就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摇身一变成为四川人民反抗官僚政客的革命领袖。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滑稽!

铁路国有化政策一出台,等于是给群体性事件火上浇油,群体性事件因此升级,分散的上访闹事集结成大规模有组织的“保路运动”。

四川的铁路股民最多,是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成为保路运动的中心。

保路民众早期采取静坐、请愿等和平守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可四川总督赵尔丰却采取“枪打出头鸟”的传统损招,把保路运动的组织嫌疑人全部抓起来投入监狱,罪名是“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搞打砸抢”?

赵尔丰再度火上浇油,终于把忍无可忍的保路民众逼上梁山,纷纷走上以牙还牙的暴力反抗之路。成都的保路民众甚至成立了自己的武装保路同志军,一度攻占了成都近郊的龙泉驿和双流两县,把县官捉起来杀掉。

四川的局势终于乱到了不可收拾那一步。

太子党内阁决定从外省派军入川平乱,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

如果清政府坚持信任重用岑春煊,四川的保路运动就不致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太子党内阁的寿命就要长得多。

可太子党内阁不可能信任岑春煊,因为岑春煊不是满贵太子党。

岑春煊是晚清少见的清醒智慧官僚,坚持解决四川事件的两个首要条件:

一、不主办首要;

二、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

岑春煊的过人智慧在劣胜优汰的逆淘汰官场没有几个官僚政客能够理解。太子党出身的湖广总督瑞瀓上奏朝廷,攻击岑春煊是“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

太子党内阁自然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同志”,及时解除对岑春煊的任命,另派太子党出身的端方统兵入川严惩“黑恶势力”。

乱象终于酿成不可收拾之势。

四川的群体性事件在太子党的一再“资助”下终于蔓延成全国性的大革命。

守卫武昌的军队踏上了入川平叛之路,武昌防卫空虚。

太子党内阁为了维护满贵的专制统治,采取笼络军队策略,不惜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给军人一再加薪。

他们深信加薪能使军队永远忠于自己,“有兵在”就能及时扑灭各地的民众反抗。

但无原则加薪并不能保持军队的忠诚,只能增长军队的腐败,增加的军事拨款多数进了各级军官的腰包,扩大了官兵的收入差距。当士兵的薪水增加一倍,而军官的收入增加N倍时,士兵的不满反而会增长,对主人的忠诚度也随之下滑。

太子党内阁给军人加薪的结果是加剧了军队的不公平,下级士官的不满与日俱增,纷纷加入反政府组织。

靠加薪来维持军队忠诚的做法多半事与愿违。萨达姆不惜血本一再给共和国卫队与青年敢死队加薪,可大敌当前时这些“高薪军”却选择抛弃给他们发高工资的萨达姆“集体蒸发”了,战斗力甚至抵不上长年吃不饱肚子的民兵。享受奢华生活的军官品格早就被高薪毒害,除了贪得无厌就是口是心非,嘴上高喊“无限忠于”内心则视“忠诚”为傻蛋,在关键时刻“有奶便是娘”“认钱不认人”,在大把美金的诱惑下充当美军的第五纵队……

不满的下级士官一直在寻找报复腐败军官发泄不满的机会。1911年10月10日那天,机会终于来了,武昌的士兵自发冲出了营房,没有组织和领导,不约而同地去楚旺台军械库抢枪,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杀军官进攻总督府。一群乌合之众竟然攻克了总督府,可见士兵平时对只知贪腐的军官是多么同仇敌忾;那些享受豪奢生活的军官又是多么地无能。

那时的太子党内阁只知道盯着同盟会,可武昌起义连同盟会员的影子也没见一个。

那位代替岑春煊统兵入川镇压乱党的太子党元帅端方,在半途也被士兵砍了脑袋。

武昌起义“滥打乱赢”,全国纷起响应,到处是士兵哗变,到处是军官背叛旧主,太子党内阁屁股还没坐热就玩完了。

不是同盟会等反对党,而是群体性事件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15 12:28:34

主题: 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会面临医疗体系的崩溃?
当前中国的医疗和养老体系还能勉强应付,主要是得益于中国极高的劳动力人口占比。

中国有两个人口出生高峰: 60后和85后,这两个阶段平均每年出生约2500万人。

而在过去10年,正好是60后还没退休而85后逐渐走上工作岗位的10年。

于是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到大部分家庭都很爽:

60后还没老、身体没啥大毛病,子女已经养大开始有产出,这两个人口高峰都正好在劳动年龄段。80岁的老人家们平均有四五个儿女在给自己养老,一家三代甚至四代吃香喝辣、到处旅游。

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养老福利也相对90年代慷慨了很多:

农村大病医保,一年自己交几十块,大病报销70%以上。
城镇居民社保,一次性交几万块,到年龄了每年领一万多。
“因病致贫”现象大大减少,医院里农村人和没有职工医保的城镇居民多了起来。
以前许多农村穷人得了病靠熬,现在都到城里的三甲医院排队。
“奥巴马care”比起来就是渣渣。

但是,以上这些还能持续么?

未来10年,60后每年有2500万人迈入60+的老年人阶段。
而新补充的劳动力则是95后、00后——每年1500万人。
过去十年,每年新增2500万劳动力 vs 新增1500万老人。
未来十年,这个数字反了过来。

2-4-4的家庭人口结构,逐渐变成4-2-1。

在这样碾压性的客观数字面前,任何制度改革、流程再造,恐怕都是徒劳的,并不能解决根本。

更可怕的是,再过10年,每年只有1500万的95后和00后,他们每年能生出1000万人就已经是极其高估的数字(如今80后也只能每10个生出7个)。

如此计算下去,等70后、80后逐渐凋零的时候,就是每年2000-2500万人老去,而只有700-1000万人新进入劳动年龄。

这差不多就是如今日本的情形。

富裕如日本,自动化水平、无障碍设施、老年人产业在许多知乎er眼里冠绝全球,仍然难以避免老无可养、老人拾荒、孤死家中。

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何面对未来20年的医疗和养老问题?

毕竟医疗开支的大头在老年人,医疗和养老体系在面临人口结构曲线移动的时候,实质上都是一副德行。

可能也好解决,毕竟中国是个1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即便城里已经4-2-1,每年也仍然会有巨量的年轻人口来填补城市的劳动力空缺,越大的城市越年轻化。

北京上海的户籍居民已经25%是老年人,并不比日本好多少,但抵不住还有一半年轻化的非户籍人口。

当人口红利高峰逝去后,医保和社保资金都逐渐会发现过去10年那种普惠全民、倾斜基层的保障越来越难以支撑。

于是乎,我不禁联想到一个可怕的未来:

大城市保持长青,底层农村日益凋零。
下层的老年人被放弃,舆论上逐渐”非人化”。
毕竟,底层屌丝在年轻时舆论已经是”不配有偶”,老去后也自然的”不配有医”、”不配有养”。

当医疗和养老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人类对稀缺资源竞争的本性会迅速碾压掉那点点苍白的同情心。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7-11-15 12:28:33

主题: 我们这一代人是否会面临医疗体系的崩溃?
当前中国的医疗和养老体系还能勉强应付,主要是得益于中国极高的劳动力人口占比。

中国有两个人口出生高峰: 60后和85后,这两个阶段平均每年出生约2500万人。

而在过去10年,正好是60后还没退休而85后逐渐走上工作岗位的10年。

于是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到大部分家庭都很爽:

60后还没老、身体没啥大毛病,子女已经养大开始有产出,这两个人口高峰都正好在劳动年龄段。80岁的老人家们平均有四五个儿女在给自己养老,一家三代甚至四代吃香喝辣、到处旅游。

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养老福利也相对90年代慷慨了很多:

农村大病医保,一年自己交几十块,大病报销70%以上。
城镇居民社保,一次性交几万块,到年龄了每年领一万多。
“因病致贫”现象大大减少,医院里农村人和没有职工医保的城镇居民多了起来。
以前许多农村穷人得了病靠熬,现在都到城里的三甲医院排队。
“奥巴马care”比起来就是渣渣。

但是,以上这些还能持续么?

未来10年,60后每年有2500万人迈入60+的老年人阶段。
而新补充的劳动力则是95后、00后——每年1500万人。
过去十年,每年新增2500万劳动力 vs 新增1500万老人。
未来十年,这个数字反了过来。

2-4-4的家庭人口结构,逐渐变成4-2-1。

在这样碾压性的客观数字面前,任何制度改革、流程再造,恐怕都是徒劳的,并不能解决根本。

更可怕的是,再过10年,每年只有1500万的95后和00后,他们每年能生出1000万人就已经是极其高估的数字(如今80后也只能每10个生出7个)。

如此计算下去,等70后、80后逐渐凋零的时候,就是每年2000-2500万人老去,而只有700-1000万人新进入劳动年龄。

这差不多就是如今日本的情形。

富裕如日本,自动化水平、无障碍设施、老年人产业在许多知乎er眼里冠绝全球,仍然难以避免老无可养、老人拾荒、孤死家中。

未富先老的中国,如何面对未来20年的医疗和养老问题?

毕竟医疗开支的大头在老年人,医疗和养老体系在面临人口结构曲线移动的时候,实质上都是一副德行。

可能也好解决,毕竟中国是个1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即便城里已经4-2-1,每年也仍然会有巨量的年轻人口来填补城市的劳动力空缺,越大的城市越年轻化。

北京上海的户籍居民已经25%是老年人,并不比日本好多少,但抵不住还有一半年轻化的非户籍人口。

当人口红利高峰逝去后,医保和社保资金都逐渐会发现过去10年那种普惠全民、倾斜基层的保障越来越难以支撑。

于是乎,我不禁联想到一个可怕的未来:

大城市保持长青,底层农村日益凋零。
下层的老年人被放弃,舆论上逐渐”非人化”。
毕竟,底层屌丝在年轻时舆论已经是”不配有偶”,老去后也自然的”不配有医”、”不配有养”。

当医疗和养老越来越成为稀缺资源,人类对稀缺资源竞争的本性会迅速碾压掉那点点苍白的同情心。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7-11-14 13:16:13

主题: 黄士杰台湾人工智慧年会演讲:Zero版本并未到达极限
2016 年,Google 旗下 DeepMind 公司开发的 AlphaGo 击败了韩国职业九段棋士李世石。今年 5 月,AlphaGo 以三战全胜的纪录赢了名列世界第一的棋王柯洁。隔了五个月后,DeepMind 公布了 AlphaGo Zero,它再度让人类感到震撼。

「我没有想过一个名词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同,从政治人物、科学家、企业家、到学生甚至是小孩,都觉得这件事明天会发生,这场完美风暴的引爆点是 AlphaGo,黄士杰可能自己都没想过,他那隻帮机器下棋的手,改变这个世界:让大家相信或者忧虑机器会超越人类」,Google 台湾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

人工智慧,是简立峰口中的完美风暴,AlphaGo 则是这一波 AI 风潮的最佳代言人,那麽,黄士杰呢?相信 DeepTech 的读者们已经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 DeepMind 资深研究员,是与人类顶尖棋手对弈时代 AlphaGo 执棋的「人肉臂」,更重要的是,他还是开发这个神秘大脑的关键人物之一。

11 月 10 日,黄士杰应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之邀来台演讲,演讲主题是「AlphaGo—— 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的胜利」,也是他首次公开演讲。

不久前,在 DeepMind 发表了《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out human knowledge》的最新论文后,黄士杰曾在 Facebook 写下: AlphaGo Zero 是完全脱离人类知识的 AlphaGo 版本。这也就是取名为 AlphaGo Zero 的原因——AlphaGo 从零开始。

在今天的演讲上,他强调,DeepMind 的目标是要做出一个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强人工智慧,但他也认为,对 DeepMind 来说,强人工智慧还是很遥远,现在最强的学习技能仍然在人类大脑内,有人说强人工智慧要到 2045 年,有人说至少还要 100 年,黄世杰的回答是:「大家不要太担心,电影还是电影。」

从 DeepMind 为什麽开始做围棋一直到最新的 AlphaGo Zero,见证了这一切的他称「这几年好像在做梦」。

以下为演讲内容整理(原文略有删改):

「人因梦想而伟大」,是我加入(DeepMind)五年之后最大的体会,这段经历对我个人最大的影响就是整个人对 AI 的认识不断加深。DeepMind 团队卧虎藏龙,精神非常强,当 AlphaGo 结束时,我的老板过来跟我说:「Aja(黄士杰英文名),AlphaGo 已经完成所有一切我们希望它该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要再往前迈进」。这群高手都有一个清楚的远大目标,就是做出通用人工智慧——解决 A I,把世界变得更好。

我从小就喜欢下棋,棋艺业馀六段,再往上就是职业等级。回顾加入 DeepMind 这五年及 AlphaGo 的发展历史,有四件事对我意义非常大,第一件是在韩国赢了李世石,那天 Demis Hassabis(DeepMind 的 CEO)在推特上写著:「赢了,AlphaGo 登上月球」。我们最初没想过会做出这麽强的 AlphaGo,当初是抱持著「探索」的心理开始的。开发过程很辛苦,连过圣诞节时,AlphaGo 都还在自我对弈,同事也都还在工作。所以对我们来说,AlphaGo 赢了就像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一样:「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第二件是操作 AlphaGo Master 在网路 取得 60 连胜,第三是在中国乌镇比赛打赢柯洁。我参加了两次人机大战,两次的气氛都非常不一样。在韩国时,我们都可以深深感受到李世石的巨大压力,感觉他是为人类而战,第二次在乌镇的气氛倒是满愉快,大家是一种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气氛。

第四件事就是 AlphaGo Zero 诞生,DeepMind 把所有人类围棋知识抛弃掉,只给规则让它从头开始学。我回想起我在师大念博士班开发 Erica 围棋电脑程序,每天写程序、解 Bug 、做测试到半夜的日子,但 AlphaGo Zero 把我之前做的这些事全部取代,完全不需要我的协助。

于是有同事问我,AlphaGo Zero 把你过去十几年在计算机上做的研究一点一点的拿掉,还远远超越你,你有什麽感觉?一开始我心情有点複杂,但后来想想这是「趋势」。如果我让 AlphaGo 有所阻碍的话,那我确实应该被拿掉,AlphaGo 99% 的知识经我之手,它到达这一步其实是我从事计算机围棋研究的非常好的收尾,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开发 Erica,获邀加入 DeepMind

AlphaGo 怎麽开始的?其实是三组人马走在一起、串起来的结晶,第一条线是 Demis Hassabis 和 DeepMind AlphaGo 项目负责人 David Silver,第二条线是我,第三条线是 Google Brain 的两位人员 Chris Maddison 和 Ilya Sutskever。

Demis Hassabis 和 David Silver 是在剑桥大学的同学,他们一起创业。他们为什麽想做围棋呢?当年 IBM 深蓝赢了西洋棋世界冠军卡斯巴罗夫,就只剩下围棋是人工智慧最大的挑战。因此他们一直就希望做出很强的围棋程序,这是他们的梦想。一开始,研究人员是将西洋棋的技术放进围棋,但这失败了,2006 年蒙特卡洛树出来之后,围棋程序提升到业馀三段,但离职业水平还是有极大的差距。

当我开发出的 Erica 在 2010 年的计算机奥林匹亚获得 19 路围棋的冠军时,我使用的硬体是 8 cores,Zen 用了 6 台 PC,美国的 Many Faces of GO 是用 12 cores,其他对手都是用大机器,但小虾米却赢了大鲸鱼。不久,Demis Hassabis 就写了一封信问我要不要加入,面试时他们告诉我,他们的梦想就是强人工智慧。隔年我就加入 DeepMind。当我们开始做 GO Project 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不複製 Erica,因为没有意义,我们决定要把深度学习应用进来。

AlphaGo 的成功是深度学习与强化学习的胜利

我们怎麽判断深度学习可能可以用在围棋呢?如果说,人看一个棋盘,几秒内大概可以知道下这裡、下那裡会是好棋,这种任务神经网路就办得到,但如果要想好几分钟后怎麽走,那神经网路就可能办不到。当初我们就有这 么一个直觉:要以深度学习建构策略网路。

AlphaGo 的主要突破是价值网路,有一天,David Silver 跟我说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当时我还有点质疑。我们把策略网路做出来后,胜率就提高到 70~80%,后来加入了 David Silver 提出的价值网路,要让机器进行不断左右互搏的自我学习,一开始不太成功,过了一个月我们克服 over fitting 的问题后,AlphaGo 的胜率大大提升到 95%,而这也是后面 AlphaGo Zero 的主要核心。

后来老板就说,要跟人类面对面下棋,就得跟樊麾老师比赛。我记得,当樊麾第二盘棋输了之后,他就说:我要出去走走,因为现场只有我和他说中文,我就说:我陪你,他回答:不用,我自己透透气。樊麾回来后,他变得很正面,他不觉得这东西很可怕,而是很正面也很值得期待,因此他后来也变成 DeepMind 团队的一员。再后来,我们选择公开发表这个研究的论文,因为科学的精神就是互相分享,希望推动整个研究领域进步。之后,加入 Google 也为我们带来很大帮助,特别是硬体上,从 GPU 到 TPU 都没有后顾之忧。但 TPU 对我们有极大帮助,把胜率提高了很多。

另外,大家不要忘记,AlphaGo 在跟李世石比赛时,第四盘棋输的很惨,我当时想说,我自己来下都比较好。儘管最后我们赢了,但回去后就一定要解决这个弱点,不是只解决当初第四盘的弱点,必须全面性地解决,否则以后还是没有人敢用 AI 系统。进化后的版本就是 AlphaGo Master。

我们到底怎麽解决呢?还是用深度学习跟强化学习的方法,而不是用人类知识方法。

1. 我们把 AlphaGo 的学习能力变强,从神经网路加深:从 13 层变成了 40 层,并改成 ResNet。

2. 把 2 个网路(决策网路、价值网路)结合成 1 个网路,让 AlphaGo 的直觉和判断同时得到训练,更有一致性。

3. 改进训练的 pipeline。

4. 解决了模仿期、循环期等特别情况。

超越以往的 AlphaGo Zero

AlphaGo Zero 是连我们自己都很惊讶的版本,因为它第一步就是把所有人类知识的部分都抛掉,它是脱离「人类知识」,不是脱离「规则知识,我们一样是给要它 19X19 的盘面训练。

从零开始的 AlphaGo 还真的是全部乱下、彻底乱下,所以最初我们预期 AlphaGo Zero 应该是赢不了 AlphaGo Master,后来我们用了一些方法把卡住的地方解决了,细节可以参考论文,没想到 AlphaGo Zero 进一步超越原先的版本,3 天就走完人类几千年围棋研究的历程。深度学习跟强化学习的威力真是太大。

AlphaGo Zero 用了 2000 个 TPU 、训练了 40 天。第 40 天还没有到达其极限,但因为我们机器要做其他事情就停下了,所以它还有很大的潜力。AlphaGo Zero 论文的目的不是要做出很强的程序,也没有想要跟人类知识比较、或是讨论人类知识有没有用这些问题,而是想证明程序不需要人类知识也可以拥有很强的能力。

我观察到,计算机围棋 AI 的价值在于帮助人类或棋手扩展围棋的理论和思路,未来 AI 是人类的工具,跟人类合作,而非跟人类对抗。强人工智慧还是 Far Away,现在最强的学习技能仍在人类的脑袋裡。



David Silver 曾指出:”lphaGo 已经退役了。这意味著我们将人员和硬体资源转移到其他 AI 问题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家都在关注未来 DeepMind 下一个锁定的领域,而在会议上,黄士杰没有透露太多,但强调「让世界变得更好」,就是 DeepMind 的终极目标。

至于是否可能将 AlphaGo Zero 开源?黄士杰的回答是目前公司没有这种想法,论文其实写得很清楚,之后大家也可以进一步优化演算法。

和此前的 AlphaGo 版本相比,AlphaGo Zero 的主要成果如下:

1. AlphaGo Zero 从零开始自我学习下围棋。

2. 仅仅 36 小时后,AlphaGo Zero 靠著自我学习,就摸索出所有基本且重要的围棋知识,达到了与李世石九段对战的 AlphaGo v18(也就是 AlphaGo Lee)的相同水平。

3. 3 天后,AlphaGo Zero 对战 AlphaGo v18 达到 100% 的胜率。

4. 不断进步的 AlphaGo Zero 达到了 Master 的水平。Master 即年初在网路上达成 60 连胜的 AlphaGo 版本。

5. 40 天后,AlphaGo Zero 对战 Master 达到近 90% 胜率,成为有史以来 AlphaGo 棋力最强的版本。

过去,DeepMind 在训练 AlphaGo 时,先让机器看 20~30 万个棋谱,累积一定的人类知识后开始进行自我对弈,自我对弈到达一定程度后机器就有机会赢过人类,因为机器可以在数个礼拜内就下几百万盘,它的经验比人多得多。黄士杰指出:「AlphaGo 成功的背后是结合了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与搜索树演算法(Tree Search)三大技术。」

简单来说,当时的 AlphaGo 有两个核心:策略网路(Policy Network)、评价网路(Value Network),这两个核心都是由卷积神经网路所构成。具体而言,首先是大量的棋谱被输入到「策略网路」中,机器会进行监督式学习,然后使用部分样本训练出一个基础版的策略网路,以及使用完整样本训练出进阶版的策略网路,让这两个网路对弈,机器通过不断新增的环境数据调整策略,也就是所谓的强化学习。而「策略网路」的作用是选择落子的位置,再由「评价网路」来判断盘面,分析每个步数的权重,预测游戏的输赢结果。当这两个网路把落子的可能性缩小到一个范围内时,机器计算需要庞大运算资源的负担减少了,再利用蒙特卡洛搜索树于有限的组合中算出最佳解。

不过,到了 AlphaGo Zero,DeepMind 则是让它「脑袋空空」——没有输入任何棋谱,让机器自己乱玩。

也就是说,从一个不知道围棋游戏规则的神经网路开始,没有任何人类指导或人类智能的参与,仅仅通过全新的强化学习演算法,让程序自我对弈,自己成为自己的老师,在这过程中神经网路不断被更新和调整。没想到的是,机器训练的时间更短,但却更聪明,例如,AlphaGo Zero 在 3 天内进行过 490 万次自我对弈,就达到了先前击败李世石的程度,但之前他们训练与李世石对战的 AlphaGo 却花费了长达数个月的时间。另外,AlphaGo Zero 21 天就达到了在乌镇围棋峰会打败柯洁的 AlphaGo Master 的水平。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7-11-13 10:51:25

主题: 川普税改 将使共和党选举大崩盘
川普总统和以联邦参议院为首的共和党党团主导税制改革,包括几项严重伤害中产阶级核心利益的方案,预料将使共和党在不久之后的期中选举大崩盘。民主党人看出共和党的致命伤,发动凌厉攻势,目前已收到初步效果,一般选民不分党派,对川普政府的税改方案相当反感。

首先,参院共和党的税改方案中,对中产阶级伤害最大的,莫过于计画取消州所得税与产业税(state income and property taxes)可抵扣联邦税。例如,假设你每年缴了5000元加州所得税和5000元产业税,这合计的1万元,可从总收入中扣除后,再依联邦税率缴交联邦税。

如果川普税改案通过,这1万元必须再缴一次联邦税,等于被剥了两层皮。可以肯定的说,选民尤其是收入不多的中产阶级,绝对不会支持这种联邦这种「死要钱」、「万万税」的作法。谁敢支持,选民一定会让他下台。

其次,目前自住房屋贷款额度只要不超过100万元,它产生的所有利息都可全部抵税,这种行之多年的抵税政策,对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造成相当大的诱因,进而对整体经济产生火车头的带领作用。

但川普税改则计画将贷款额度100万元上限,减至50万元,也就是贷款超过50万元产生的利息不能再抵税,第二次买房的贷款抵税也有限制。

一般中产阶级民众贷款超过50万元买房者虽然相对较少,但对房价远比中西部各州要高出一大截的加州和纽约州而言,50万元的抵税门槛将会使许多购屋者却步,尤其影响最大的是60万至100万元之间加州中等价位房地产,进而伤害房地产市场和消费信心。

偏偏加州与纽约州都是民主党大本营、反川普的重镇,川普如果是要「惩罚」加州和纽约州,但却让这两州的共和党与中间选民一起陪葬。

除了上述两项重伤中产阶级与中间选民的税改方案,民主党人也继续猛攻川普政府计画将企业税从35%降至20%;把遗产税徵收门槛,从现在每人550万元调高一倍为1100万元,夫妇则为2200万元。

因此民主党人痛批,川普税改只会让有钱人更有钱,地方共和党民选官员根本哑口无言,要强辩也找不到理由。上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州长改选,川普和共和党人溃败,已出现警讯,未来税改方案如果真的过关,期中选举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惨败,几乎已是命运注定。

不管国会选举结果如何,与一般民众的直接关系不大。但取消州所得税与产业税扣抵联邦税,等于是直接从民众口袋裡「抢劫」,联邦参议院共和党团已为自己写下催命符。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7-11-09 02:04:06

主题: 何清涟: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 我为何认为《中国:溃而不崩》
我与夫君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文版,较之今年3月先期出版的日文版,增加了数万字。因为面对的是不同国度的读者,日本读者希望更多了解经济现状,中国读者则希望在全方位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还想知道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本书是20年前何清涟《中国的陷阱》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说《中国的陷阱》成功地预测了9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路向,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就是预测今后20-30年内的中国路向。早在2003年的《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我已经作出这一预测。如今14年过去,中国正行进在我预测的这条道路上。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预测,乃因为中国早就陷入制度性结构锁定状态,这种锁定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三方面,而且互为支撑,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交汇点上解套,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知识人期盼了多年的民主化转型。

毛泽东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础(一党专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在邓时代并未得到矫正,历经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众常委“九龙治水”格局的集体领导,再到习近平戳力恢复的个人专断,中共一党独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经形成一种结构性锁定。十九大最大的成果,就是结束了自邓以来的寡头独裁体制,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地位,部分回到了毛时代一人独大的高层权力结构。这种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政治结构中,不仅仅是政治反对力量难成气候,更在于政治反对者的主流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斗争理念上与中共处于同构状态。一个社会一旦进入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状态,将产生极强的路径依赖。

经济上的公私之变:从未放弃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历经近40年改革,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拙著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由于中共从未放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权,在产业布局中,中共政府很容易通过对一些产业设置门槛,随时调控国有企业与私企、外企的比重,本书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公私之变”,到了习近平时期,将其前任奉行的“国进民退”产业政策,再次明定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价值观上固守“马克思主义+秦始皇”

文化上,中共至今仍然未脱百多年前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模式,只是这“中体”的内容换了,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换成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模式,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始终只限于器物,即技术与流行文化的形式与表层,拒绝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

邓小平时期开始的对外开放、江泽民倡明的与国际接轨,指的都只是商业文明方面的开放,与商业规则上的接轨,但在政治方面,中国始终拒绝排斥西方文明,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历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直到胡锦涛时期的“五不搞”,再到习近平的“七不讲”,这种排斥一脉相承,只是用语不同。中共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坚持,以及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排斥,通过其垄断的教育体制与传媒,渗透到国民思想深处。即使号称“政治反对派”的人士,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垄断权力,而不是其垄断权力的形式,无论是其思想意识、还是斗争手段,几乎都复制了中共的斗争哲学。

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中共改革鼎盛时期曾设定一个目标:中国将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如今这一梦想早已破碎。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让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在社会普遍贫穷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数量第一的巨富阶层与一亿多中产阶层,让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按时代而非年龄)。

但令人失望的是,由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中国失去了这次千载难逢的阶层结构转型良机,未能从一个以社会底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化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至今,中国社会仍然是个以社会底层为主的倒T字型社会结构,在广大农村地区与接近农村的小城镇,社会底层人口占据大多数。这种社会结构,自中国明清以来从未发生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的转型至关重要,它既是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还影响到国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型。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纯受益国,中国却未能完成这种转型,源于政治失败。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共存亡发出警告,罕见地承认了中国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还提到其他不少严重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问题等。但作为中共领袖人物,他只会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可能意识到他的政治举措正在强化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虽然可能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即中共的统治会继续维持下去,但结果却会导致中国走上失败国家之途。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我当然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制度性出路。本书将建立奠基于私有产权之上的地方自治作为一条出口,乃因地方自治的主体是国民,在权力上可以逐步取代中央强权;在经济上,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让穷困地方寄生于富裕地区的格局,让各地经济自立而达成自治。地方自治的过程,就是培养国民权利意识、重塑社会价值观的过程。这是结构性锁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处,从此处入手,或可解决中国陷入以暴易暴的朝代更替的轮回之劫,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也可以安台湾之心,解香港人之难,让西藏等找到一条出路。

苟如是,中国幸甚,中国人幸甚。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09 01:31:29

主题: 全球第三大民机制造商在巴西,中国要赶上恐怕尚需三十年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A6D5F39B7B6C2CF4967079AACDB0FB3BD75EECB7_size17_w1003_h248.jpeg

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 S.A.),缩写汉译为“安博威”。它是目前全球第三大民用飞机制造商。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06C882CE182AC00481BB36FAE8C6861C424E4E80_size49_w900_h610.jpeg

巴航工业“E”系列喷气式支线客机非常成功,图中从上到下:E195/190;E175/170。标准座位数分别是:132/110;88/80。
 
首飞于2002年的“E”系列在过去的15年里已经卖出了1300多架,并且还有160架的储备订单。凭借“E”系列的成功,作为后起之秀的巴航工业超越了庞巴迪,一举获得全球第三大民机制造商的稳固地位。用户遍及全球61个国家的90多家航空公司,创造出了世界航空界公认的“巴西速度”。
 
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小飞机”,其实在概念上“争大小”这种斗嘴是没有意义的,空客A318是空客家族里最小的,座位数是107;波音737-600型是700型的缩短版,载客110-132名。如果你觉得开心,也可以把它们称为“小飞机”,真的没关系。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FEC23B80F04238E05A7F0CE76C9E2A5CA0EA362F_size108_w1016_h636.jpeg

一个涂装、一个场地才好对比:加拿大航空的E190(近)和空客A319(远)。加航采购了45架E190,另有50架优先选购权。另外数数驾驶舱有几块风挡玻璃。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321EDF0552BC1A97AE0E2622225EDB45A4473805_size339_w2000_h1238.jpeg

巴航工业最新的E喷气“E2”系列,其中E195-E2的座位数已经达到144座。而且使用了被称为“清洁动力”的普惠公司齿轮传动涡轮风扇发动机,节油率和降噪水平到达一个新高度。这还是小飞机吗?而且最新的“E2”系列已经获得了233架的订单。
 
以数字看巴航工业: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37E2C2ABF4CC3B6879C9DAE2C32C0BDC19911EC2_size65_w872_h600.jpeg

2014年12月11日,巴航工业向墨西哥航空公司交付了一架E190,这是巴航工业向全球交付的第1100架E-喷气系列飞机。也是向拉美市场交付的第200架E-喷气系列飞机。

2004年,E-喷气系列开始投入运营。十年卖了1100架!服务于45个国家的65家航空公司,其交付量占全球130座级以下喷气飞机交付总量的70%。

不仅如此,作为全球第三大民机制造商的巴航工业还生产了超过1000架喷气式公务机,用户遍及50多个国家,是继德事隆(奖状系列)、庞巴迪(利尔、挑战者、环球快车系列)、达索(隼系列)、通用动力(湾流系列)之后,在公务机领域的又一个后起之秀。
 
巴航工业成立47年来,累计生产飞机超过8000架。全球超过50个国家的空军使用了巴航工业的产品。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D550F0710949DB52536B666B120A3751A2508597_size43_w695_h462.jpeg

巴航工业还以ERJ-145为平台开发出了多种预警机。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FA847CA7231E84B58BA82DFD9EE7A13DB20C5F74_size34_w637_h478.jpeg

2015年自主开发的20吨级中型军用运输机KC-390首飞成功。
 
精准切入细分市场帮助巴航工业迅速崛起
 
成立47年来,真正让巴航工业实现腾飞是在最近的20年,最初的15-20年用小型农用飞机和螺旋桨飞机打基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精准切入喷气式支线飞机市场,成功推出ERJ135/145系列,累计销售了将近2000架。
 
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人们都把注意力还集中在波音和空客时,全球航空运输业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城市之间的干线航班增长减缓,而小城市之间、飞行40-90分钟、航程600-1200公里,可以连续执飞的航线却迅速增加。按传统来说,支线飞机正是庞巴迪的长项,而且它也有庞大的客户群,但没有抓住支线飞机从螺旋桨向喷气式升级的绝佳契机,而波音、空客又无暇顾及这一细分市场。1995-2005年,区域性喷气机航线在欧洲增加了1000%,在美国增加了1400%。
 
用当时巴航工业CEO博特略的话说:“奇怪的是,迄今为止,70到110座的喷气式飞机基本上还是一片无人开垦的处女地”。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7/0506/0B0A28083BDA48C79B6652FA8A531DDC40EC3EA3_size26_w800_h533.jpeg

巴航工业1995年推出的ERJ135/145系列卖了将近2000架,新世纪后推出的E195/175系列卖了1300多架,现在的“E2”系列还有233架的订单。加上公务机,巴航工业已经向用户交付了4300多架喷气式飞机。
 
抛开公务机和ERJ135/145系列,仅包括E195/175和“E2”系列,交付和订单合计超过1600架,是这一领域的世界第一,第二名如果要赶上这个成绩,就算以每年50架的速度交付,也得需要30年。
 
问题是:无论是庞巴迪的C系列、三菱喷气的MRJ系列、超级喷气的SSJ100系列,目前都看不出具备每年交付50架的能力。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05 20:28:51

主题: [转载] 美国先民为什么放弃公有制
《“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社会的创立之基,它体现了民主、法治、责任、公民自治和互助原则。但“五月花号”上的美国先民在美洲大陆上创业时,经历了一次公有制农场的失败尝试,却鲜有人提及。

“五月花号”男性成年移民,在下船前签署了公约,召开会议,选举了首任总督约翰·卡弗。卡弗1621年4月不幸去世,他们又开会选举了第二任总督威廉·布拉福德,他时年31岁,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以后总督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一年一选,威廉·布拉福德在随后的36年中当选过30任新普利茅斯总督,留下了一部北美最早的编年史《普利茅斯开拓史》。

“五月花号”上的102名乘客大部分是清教徒,也有一些非清教徒。英国颁发给他们在北美洲弗吉尼亚经营一片殖民地的特许状,可以在殖民地设立总督,享有司法裁判权,并默许以宗教自由。特许状是英国在荷兰流亡的清教徒花钱购买的。清教徒们变卖家产,把钱交到教会统一管理的公库里,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持这次航行的费用,所以有风险投资商为移民提供了资金。清教徒移民代表和风险投资商签了协定:7年之内,新移民不能离开团体自己发展,所有通过贸易、运输、加工、捕鱼获得的劳动收入要“纳入公共储蓄,直到最终分配之日”。当时北美洲尚未开发,先于“五月花”号的英国殖民者不乏财大气粗之人,但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没有成功定居先例,移民不是逃回英国,就是病死饿死,或死于与印地安人的冲突中。

“五月花号”1620年9月6日从英国普利茅斯启航,经历了海上风暴,船主横梁断裂,船只漏水,于11月11日到达今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天气、洋流、船只的状况,都不允许继续航行了,只能就近上岸,自谋生路。因为这里不是原特许状划定的地方,为防止有人自行其是,于是在上岸前,起草了“五月花号公约”,所有成年男人都签了字。

《“五月花号”公约》移民上岸后,面对印地安人的袭击,野兽的袭扰,食品不足,天气寒冷,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离开集体,离开就意味着死亡。在巨大的压力下,大家只能抱团取暖,以求生存。当时大家实行了一种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方式,集体盖房,分工保卫。第二年春天,仍有半数人病死。他们在总督带领下,集体耕种,外出捕鱼,并与最近的印地安人部落订立了友好协议。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食品都从集体库存中拿出来平均分配。因为带的食品不够,为了等待收获季节,他们不得不压低定量。夏天,他们捕获鳕鱼、鲈鱼、野禽、鹿来食用,坚持到秋天,收获了粮食,欢度了第一个感恩节。当年11月,风险投资商又送来35个新移民,带走了一船海狸皮、木材等货物。为了应付不友好的其他印地安人部落的袭击,农场成员分成4个中队,承担军事和生产任务,集体农场终年劳动,圣诞节也不休息。

因为接待风险投资商送来的新移民,第一年收获的粮食显然不能满足需要。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4磅面包,到5月底,粮食吃光了,只能靠捕鱼、打猎坚持到收获。新移民种植印地安玉米还不太习惯,产量不高,他们还得承担农场的其他工作。秋收前,出现了偷盗庄稼的情况。“因为缺乏食物使他们身体虚弱,无力耕作本应栽种的粮食作物。再有就是很多粮食还没做成就被偷了,到后来愈演愈烈,不少人偷了一点点玉米之后被抓住鞭打,但是饥饿使人无法受良心的约束,还是有其他人又来偷。”如果不能制止偷盗,下一年将面临更大的饥荒。集体农场不得不再派人出去贸易,这时“发现号”琼斯船长带来一些玻璃串珠、小刀等工艺品出售,农场的人们设法用海狸皮、水獭皮大衣与他们交换,再到印地安人那里换回一些粮食。在这次收获以后,农场仍派船沿海岸线与印地安人进行贸易,甚至进入更远的内陆部落,购买他们多余的粮食。当时印地安人采用了英国的新式锄头,扩大了播种面积,也有了更多的余粮。

鉴于一直处在粮食匮乏状态,普利茅斯农场居民们在进入第三个耕作年时,多次开会讨论对策。主要成员都认为公社式的集体劳动不能继续下去了。最强壮的劳动力也不愿为别人的妻子儿女劳动而分文不取。多劳不能多得,对于强壮的劳动力是一个打击,这不公平。总督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分田到户,各家自己干,土地产权还归集体。农场和成员签订协议:16岁以上男性居民每人每年上缴集体1蒲耳式(约34.4升)公共用粮或其他等价物,用于农场公务人员、公共支出和其他公务劳动的报酬。由总督目测,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分得一块土地。

过去,妇女从不下地劳动,她们认为那是一种奴隶劳动,丈夫也不愿意让她们下地。但分田后,不但妇女下地干活,而且孩子们也一块去田里劳动。集体劳动和分田单干,劳动热情大不一样。

威廉·布拉福德在其记叙中感叹:通过国家剥夺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纳入公社,就可让国家和政府享受繁华盛世的想法,是极其不智的。经过实践可以看到,开始那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设计规划,是不符合人性的。他的结论是:“他们持续了数年的那种公社劳动试验还是失败了,而实践者都是一些虔敬正直,诚实本分的人。这也证明了柏拉图和一些古典作家理论的空洞无知,这些理论还被后来一些人推崇。……我想说的是,上帝洞悉人性里面的缺点和不足,上帝以另一种智慧看到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合适他们。”

分田之后,农场还得继续集体筹备食物,因为春天把玉米种子种进土地后,农场就断粮了。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主要靠海上捕鱼、打野禽和鹿来维生,好几个月,人们只能吃肉,没有任何粮食。这段艰苦时间里,农场为大家寻求食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把打鱼出海的人分成几队,前一队打回的鱼快要吃完时,下一队就乘船出海了。尽管如此艰难,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经过辛苦耕种,这一年秋天终于迎来了大丰收。从此,普利茅斯的移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普遍的粮食短缺或者严重的饥荒问题”。有强劳力的人家,还有余粮出卖。

大丰收之后,私有制的优势已无须讨论。农场成员们要求把分到的土地固定下来。原计划每年抽签轮流分配土地的方案,遭到大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辛勤一年,为土地施肥、培育,第二年转手让其他人坐享其成不公平。总督在大家的恳请之下,于1624年春播前决定,每人分配一英亩土地,7年之内不增加。这就把原来的土地公有集体劳动,改成了土地私有家庭个体劳动。

“五月花号”上的移民本来是病弱成员较多的移民群体,他们携家带口,有不少妇女儿童,路过这里的其他精壮移民往往看不起他们。但那些精壮的移民前往马萨诸塞安营扎寨却失败了,为了活命不得不给印地安人当仆人。后来普利茅斯农场多次行动营救了他们。普利茅斯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第一个成功扎根的移民点,也是英国在北美第一个成功的移民点。后来的移民在他们开拓的基础上,生存就容易得多了。移民陆续到来,成功地建立起了多处移民点。他们自成单位,又彼此帮助,英王派来的总督也得在他们自治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数拾年后,“五月花号”上的移民繁衍了160多个新的生命,很多人离开了普利茅斯向美洲大陆内部走去,一个新的联邦制社会的雏形逐步形成。

“五月花号”移民在北美的试验,证明不光要有民主宪政,还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这成为美国人后来执着维护私有财产的最初原因。好在当时农场成员有权向领导人提出建议,领导人也和大家一样处在饥饿的威胁中,所以在第三年就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经济体制要符合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以适应经济体制的空想模式。这正是美国先民留给后人的启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05 20:28:50

主题: [转载] 美国先民为什么放弃公有制
《“五月花号”公约》是美国社会的创立之基,它体现了民主、法治、责任、公民自治和互助原则。但“五月花号”上的美国先民在美洲大陆上创业时,经历了一次公有制农场的失败尝试,却鲜有人提及。

“五月花号”男性成年移民,在下船前签署了公约,召开会议,选举了首任总督约翰·卡弗。卡弗1621年4月不幸去世,他们又开会选举了第二任总督威廉·布拉福德,他时年31岁,是《“五月花号”公约》的起草人。以后总督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一年一选,威廉·布拉福德在随后的36年中当选过30任新普利茅斯总督,留下了一部北美最早的编年史《普利茅斯开拓史》。

“五月花号”上的102名乘客大部分是清教徒,也有一些非清教徒。英国颁发给他们在北美洲弗吉尼亚经营一片殖民地的特许状,可以在殖民地设立总督,享有司法裁判权,并默许以宗教自由。特许状是英国在荷兰流亡的清教徒花钱购买的。清教徒们变卖家产,把钱交到教会统一管理的公库里,但这些钱不足以支持这次航行的费用,所以有风险投资商为移民提供了资金。清教徒移民代表和风险投资商签了协定:7年之内,新移民不能离开团体自己发展,所有通过贸易、运输、加工、捕鱼获得的劳动收入要“纳入公共储蓄,直到最终分配之日”。当时北美洲尚未开发,先于“五月花”号的英国殖民者不乏财大气粗之人,但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亚没有成功定居先例,移民不是逃回英国,就是病死饿死,或死于与印地安人的冲突中。

“五月花号”1620年9月6日从英国普利茅斯启航,经历了海上风暴,船主横梁断裂,船只漏水,于11月11日到达今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天气、洋流、船只的状况,都不允许继续航行了,只能就近上岸,自谋生路。因为这里不是原特许状划定的地方,为防止有人自行其是,于是在上岸前,起草了“五月花号公约”,所有成年男人都签了字。

《“五月花号”公约》移民上岸后,面对印地安人的袭击,野兽的袭扰,食品不足,天气寒冷,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离开集体,离开就意味着死亡。在巨大的压力下,大家只能抱团取暖,以求生存。当时大家实行了一种类似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方式,集体盖房,分工保卫。第二年春天,仍有半数人病死。他们在总督带领下,集体耕种,外出捕鱼,并与最近的印地安人部落订立了友好协议。当时每人每天的口粮、食品都从集体库存中拿出来平均分配。因为带的食品不够,为了等待收获季节,他们不得不压低定量。夏天,他们捕获鳕鱼、鲈鱼、野禽、鹿来食用,坚持到秋天,收获了粮食,欢度了第一个感恩节。当年11月,风险投资商又送来35个新移民,带走了一船海狸皮、木材等货物。为了应付不友好的其他印地安人部落的袭击,农场成员分成4个中队,承担军事和生产任务,集体农场终年劳动,圣诞节也不休息。

因为接待风险投资商送来的新移民,第一年收获的粮食显然不能满足需要。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每人每天只能分到1/4磅面包,到5月底,粮食吃光了,只能靠捕鱼、打猎坚持到收获。新移民种植印地安玉米还不太习惯,产量不高,他们还得承担农场的其他工作。秋收前,出现了偷盗庄稼的情况。“因为缺乏食物使他们身体虚弱,无力耕作本应栽种的粮食作物。再有就是很多粮食还没做成就被偷了,到后来愈演愈烈,不少人偷了一点点玉米之后被抓住鞭打,但是饥饿使人无法受良心的约束,还是有其他人又来偷。”如果不能制止偷盗,下一年将面临更大的饥荒。集体农场不得不再派人出去贸易,这时“发现号”琼斯船长带来一些玻璃串珠、小刀等工艺品出售,农场的人们设法用海狸皮、水獭皮大衣与他们交换,再到印地安人那里换回一些粮食。在这次收获以后,农场仍派船沿海岸线与印地安人进行贸易,甚至进入更远的内陆部落,购买他们多余的粮食。当时印地安人采用了英国的新式锄头,扩大了播种面积,也有了更多的余粮。

鉴于一直处在粮食匮乏状态,普利茅斯农场居民们在进入第三个耕作年时,多次开会讨论对策。主要成员都认为公社式的集体劳动不能继续下去了。最强壮的劳动力也不愿为别人的妻子儿女劳动而分文不取。多劳不能多得,对于强壮的劳动力是一个打击,这不公平。总督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分田到户,各家自己干,土地产权还归集体。农场和成员签订协议:16岁以上男性居民每人每年上缴集体1蒲耳式(约34.4升)公共用粮或其他等价物,用于农场公务人员、公共支出和其他公务劳动的报酬。由总督目测,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分得一块土地。

过去,妇女从不下地劳动,她们认为那是一种奴隶劳动,丈夫也不愿意让她们下地。但分田后,不但妇女下地干活,而且孩子们也一块去田里劳动。集体劳动和分田单干,劳动热情大不一样。

威廉·布拉福德在其记叙中感叹:通过国家剥夺私有财产,把私有财产纳入公社,就可让国家和政府享受繁华盛世的想法,是极其不智的。经过实践可以看到,开始那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设计规划,是不符合人性的。他的结论是:“他们持续了数年的那种公社劳动试验还是失败了,而实践者都是一些虔敬正直,诚实本分的人。这也证明了柏拉图和一些古典作家理论的空洞无知,这些理论还被后来一些人推崇。……我想说的是,上帝洞悉人性里面的缺点和不足,上帝以另一种智慧看到有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合适他们。”

分田之后,农场还得继续集体筹备食物,因为春天把玉米种子种进土地后,农场就断粮了。人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主要靠海上捕鱼、打野禽和鹿来维生,好几个月,人们只能吃肉,没有任何粮食。这段艰苦时间里,农场为大家寻求食物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把打鱼出海的人分成几队,前一队打回的鱼快要吃完时,下一队就乘船出海了。尽管如此艰难,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经过辛苦耕种,这一年秋天终于迎来了大丰收。从此,普利茅斯的移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普遍的粮食短缺或者严重的饥荒问题”。有强劳力的人家,还有余粮出卖。

大丰收之后,私有制的优势已无须讨论。农场成员们要求把分到的土地固定下来。原计划每年抽签轮流分配土地的方案,遭到大家的反对。他们认为,辛勤一年,为土地施肥、培育,第二年转手让其他人坐享其成不公平。总督在大家的恳请之下,于1624年春播前决定,每人分配一英亩土地,7年之内不增加。这就把原来的土地公有集体劳动,改成了土地私有家庭个体劳动。

“五月花号”上的移民本来是病弱成员较多的移民群体,他们携家带口,有不少妇女儿童,路过这里的其他精壮移民往往看不起他们。但那些精壮的移民前往马萨诸塞安营扎寨却失败了,为了活命不得不给印地安人当仆人。后来普利茅斯农场多次行动营救了他们。普利茅斯成为新英格兰地区第一个成功扎根的移民点,也是英国在北美第一个成功的移民点。后来的移民在他们开拓的基础上,生存就容易得多了。移民陆续到来,成功地建立起了多处移民点。他们自成单位,又彼此帮助,英王派来的总督也得在他们自治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数拾年后,“五月花号”上的移民繁衍了160多个新的生命,很多人离开了普利茅斯向美洲大陆内部走去,一个新的联邦制社会的雏形逐步形成。

“五月花号”移民在北美的试验,证明不光要有民主宪政,还要有合理的经济体制。这成为美国人后来执着维护私有财产的最初原因。好在当时农场成员有权向领导人提出建议,领导人也和大家一样处在饥饿的威胁中,所以在第三年就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经济体制要符合人性,而不是改造人性以适应经济体制的空想模式。这正是美国先民留给后人的启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7-11-05 01:32:07

主题: 与中国地缘政治角力 美拥有4张王牌
自川普上任以来,美国不断缩减援助计画且拒为世界银行增资,反观中国力推的「一带
一路」计画,对未来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令人不禁怀疑美国是否正输掉这
场地缘政治牌局?「软实力之父」哈佛大学教授奈伊(Joseph S. Nye)日前在金融时报
撰文指出,美国仍有四张王牌可对付中国,且较中国拥有优势的时间可能长于川普任期。

首张王牌是地理优势。儘管川普破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项错误政策,但美国被海洋及
可能保持友好关系的邻国所围绕;但中国跟14国接壤,且跟印度、日本与越南有领土争
议,这为其软实力带来限制。

其次是能源。十年前仰赖进口能源的美国,如今靠页岩油革命转型成能源出口国,且国
际能源总署预测,未来十年北美地区可能达能源自给自足。相反地,中国日渐仰赖从中
东进口能源,且进口的石油大多须经由南海运输,而美国又在当地维持显著的海军能见
度。

这项弱点让中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是避免跟美国在海上发生衝突,其次是增加对俄罗
斯天然气的依赖,最后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后两项则是中国正在押宝的选项,
但除去这项弱点恐花上数十年。

第三张王牌是贸易。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让美国谨慎对待与中国之间「保证相互经济
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关系,但若美国不再谨慎,依赖程度较高的中
国,失去的将比美国更多。

美国最后的底牌则是美元。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存底所占比重达64%,人民币只有1.1%
。即便去年纳入国际货币基金(IMF)特别提款权组成货币之一,但在国际支付占比上,
人民币已从前年的2.8%滑落至1.9%。

奈伊说,高唱美国衰退、中国掘起的人,应该将上述因素列入考虑。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7-11-03 01:01:07

主题: 大清民众值不值得拯救
段光清是满清咸丰年间的一个很著名的官员。这个有“段青天”之称的能吏在江浙一带多地当过县令、知府,他讲述自己为官经历的《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滴血的故事。



1852年,浙江宁波府鄞县的两个乡,南乡、东乡民众先后暴动,冲进县城烧了县衙,还把宁波知府五花大绑,在城隍庙羞辱了一番。按照满清律例,聚众五十人以上闹事、哄堂塞署、逞凶殴官这些都是必须斩首的死罪。东乡、西乡这些个历来温顺,只知道磕头纳粮的民众,何以生了豹子胆,敢冒着这么多的死罪名目暴动呢?

起因有两个。一个是不满官府的擅自扩大食盐专卖范围,在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上搞行政垄断和利益输送。在增加百姓负担的同时,又断了很多私盐贩子的生路;另一个是纳税不平等。普通民众纳人头税需3200文,而拥有特权的乡绅、富户反而才交2200文,越穷征税越重,这中间巨大的差价,其实就是落在各级官吏口袋中心照不宣的利益。

这两项土政策其实已经实行了多年,鄞县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但也默认了很多年。只是到了咸丰年间,这潜规则越演越烈,难以聊生的大清的顺民们终于忍不住了。



鄞县的百姓组织了多次请愿,南乡民众以周祥千为首,组织“请平粮价”(实际上就是减税)的活动;东乡民众以张潮青为首,组织“恢复盐界”(就是允许买卖私盐)。

但结果可想而知,作为既得利益者,宁波官府根本就不想跟这些屁民谈判,你哪有资格啊。你们好过了,我这就不好过了哇。恰好这时,浙江巡抚要来宁波督办招安海盗的事宜。这省领导来了,不能让这些不稳定因素毁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啊,宁波府干脆先下手为强,先以寻衅滋事把周祥千和张潮青给抓紧大牢反省反省再说。

鄞县的乡民们听说后,组织大队人马跪在县衙前,哀求官府释放两人,但官府根本不理。

这下鄞县的乡民们怒了。当即冲入大牢劫狱,先后救出了周祥千和张潮青。群情激昂中,新仇旧恨一并爆发,乡民们顺路烧了官衙,羞辱了一番知府大人。

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有“能吏”之称的段光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鄞县当县令,处置突发事件。这个县太爷本来想大事化小、息事宁人,但是他的上司们咽不下这口气,迫切想要打击一下鄞县刁民,火速派来几千人马前来扫荡。

满清正规军当时可以说已经溃烂透顶,战斗力差得离谱。虽然说也经常靠阅兵吓吓老百姓,但一动真格就屁滚尿流。不要说洋人打不过、太平天国打不过,这回居然连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乡民都打不过。清军在东乡遭遇乡民伏击,一战即溃,四散逃命,竟然被拿着锄头、棍棒的乡民们打死两百多人!其中还包括大小官员二十多人!

所以说一个官府牛不牛逼还真不是有多少打手可以说明。面对布衣之怒,牛逼终于吹不下去了。朝廷束手无策,也不敢再贸然用兵,干脆不管了。鄞县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

这下段光清这个光杆县令就麻烦了。自身难保怎么擦这个屁股呢。



这个时候段光清收到了一份救命的匿名信。这份匿名信对乡民们的暴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信的大意说,事件的起因主要是因为征税的不公平,屁民们暴动,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天换地,彻底扭转自己的命运,不过是为了能公平的当奴隶——就是大家交一样的税而已。你现在只要下令既往不咎,废除旧规,按照统一标准,对大户和平民一样征税,事情也就完结了。这些屁民不仅还要交钱,而且交了钱还会感激你,再无闹事的动力。

段光清立即依计照办,发布布告,把原来大户2200文、平民3200文的标准折中,一律收2600文。其实你看这个标准,对于屁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优惠,对大户也没有增加多大的负担,对官府实际上更无损失,征税的总额几乎是一样的。另一方面,立桩划定盐界,准许私盐流通。

果不其然,得知只要交钱就能免灾的屁民立马动摇,争先恐后的前来交钱买平安。私盐贩子们也不再对抗,原来抗争官府的豪气烟消云散。



乡民交钱免罪,争相投诚,一哄而散,那原来领头闹事的咋办?官府可没说过要放过所有人啊。

说来这次暴动的领袖之一,周祥千,其实是一个吃公粮的监生,典型的读书人。虽然算不上统治阶层,但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他这个身份交税,原来是按照大户的标准交的。也就是说,他跟那些暴动的乡民其实不该是一个战壕的。原来只需要交2200,现在弄得要交2600,这种短路的事情,他为什么要替别人呐喊,还要挑头去做?

另一个领袖张潮青虽然只是平民,但也是个至少还可以混下去的私盐贩子。有自己的一堆马仔,如果安安心心的按照潜规则混下去,也不是说活不下去。因为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挑头和政府对抗,成功了也不过是大家得益,利益均沾;一旦失败却是要杀头。这个投入和产出是极度不成正比的。

其实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原本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只是天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热血,有见死不能不救的悲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使命。简而言之,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徒情怀。他们未必想青史留名,只是想无愧于心。

周祥千、张潮青无疑就是这一类悲剧性的圣徒。



乡民们为了保命都主动交钱归顺官府了,作为挑头人,无处可逃,无人可保。周祥千毕竟是个书生,不愿做苟且偷生溜之大吉的事情,居然就主动到官府投案自首了。鄞县的大批看客为了看这个热闹,把县衙围了个水泄不通。就像他们后来看秋瑾之流被杀一样。

张潮青不愿意束手就擒,在自己的军师被官府策反的情况下,和自己的助手俞能贵准备逃之夭夭。但段光清随之就发布了悬赏令,捉拿张潮青者,八百两银子。

这下原来还是一个战壕的乡民们就不是袖手旁观了,他们争先恐后,就跟当初跟着暴动一样,数百人为了这八百两连夜围剿张潮青,最终把他绑送官府。俞能贵逃到奉化海边的一个小庙里躲藏,结果还是逃不过朝阳群众的眼睛,被人连夜举报,也随后就擒。

也就是说,官府最后平定这场暴动所花的代价,不过是一张布告、一个界碑,和八百两银子。起事的是乡民,平息的也是乡民。



当然,不出意外,周祥千、张潮青、俞能贵三人都被斩首示众。作为曾经振臂一呼,带领乡民抗击不公的英雄,他们,也只有他们,最终付出了血祭的代价。

而那些当初信任他们、推举他们、感激他们乃至裹挟他们暴动的乡民,摇身一变,回过头继续当自己的顺民。三个人的头颅,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他们虽然出卖了为自己请命的英雄,却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除了目睹周祥千因此发疯的妻儿时,也许会有一点点愧疚。也许,连这一点点愧疚都没有,只剩下嘲讽也说不定。

那么,拯救这些大清的愚民还有没有意义?



我相信很多读到这里,凉了心的人会像某教授那样,来一段:“从今天起,做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争取不再焦虑,不再忧国忧民……”

其实,革命是一种双向的救赎。它不仅仅是救人,也是自救。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诸如周祥千这样书生,你如果让他一辈子坐在书斋中终老,面对自己都不能接受的一切熟视无睹,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堪的折磨。唯有挺身而出,才是一种精神上的释放。他要救人,更要实践自己内心坚持的价值观。

也许某个时候这样的英雄会后悔,但煎熬之后,也许还会义无反顾的赴死。换句话说,即使站在个人的角度为这样的愚民赴死不值得,但至少,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付出。

回过头来,即便民众是如此的不堪,如此的愚昧,对于要矢志前行的英雄来说,也不应以此为继续奋斗的条件。因为你之所以要挺身而出,就理应由入地狱的准备,并不只是为了听喝彩,捞利益。不管是在一堆高风亮节的君子中,还是在趋炎附势的小人中,去争取、去改变本来就是使命的一个内容。唯有坚持和付出,那些争抢人血馒头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如果一定要说周祥千们留下了什么教训,那就是,当他决定义无反顾的践行理想的召唤之时,就要充分的评估前因后果。不要对队友、对手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仁慈。因为在他们起事的过程中,其实也有真正的聪明人指出了更多的选择,联合太平天国啊,扩大影响割据啊之类的,这样的选择不一定能改变结果,但是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可能。

当周祥千们决定站在朝廷的对立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了退路。仅仅胸怀一腔为民请命的热血显然是不够的,对手足够恶,民心又不足恃,空留遗憾。

虽然把周祥千们送上了断头台,但是作为对手,我们可以从段光清的记述中,看出这位满清的体制内官员依然是对周祥千这样的献祭英雄充满了敬意。站在各为其主的角度,他要下杀手;站在一个读书人的角度,他又觉得真是好汉。英雄真正的成就,是来自对手的敬意。

诚然,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太多的绝望。但也在不断给我们更多的希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2017-11-1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BBS 未名空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