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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80401000000 ~ 20180501000000


2018-04-30 01:43:26

主题: “厉害了、我的国”,科技中国要瞬间土崩瓦解了
作者: 曾淼泓

中国、中宣部,怎么都没想到,科技大国的幻象,却轻易被小小的芯片击垮。《厉害了,我的国》这部纪录片,自2018年3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大院线电影院上映,在海内外掀起了一股旋风,小学程度的习近平博士,用力宣传其主政五年来的辉煌成就,使中国凌越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科技国。电影展现了:歼-20、辽宁号航空母舰、港珠澳大桥、中国商飞C919、500米口径球面无线电望远镜、华龙一号、蓝鲸2号、神舟十一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复兴号电力动车组等场面。

主要叙述习近平总书记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后,中国“举世瞩目的成就”,被形容为“传递中国力量”之作,截至4月14日,中国票房已达4.65亿人民币,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上,电影票房最高的纪录片。惟以上所有设备皆暗藏着各约30%以上,由中兴通讯采购自美国的高科技芯片,当中兴通讯因违反美国科技产品禁止出口伊朗之命令,认罪罚近十亿美元后,但对内部人员惩处“阳奉阴违”及继续出售零件部予伊朗等国,故美国日前宣布再全面处罚七年不能再采购美国芯片后,以上影片内所看到的各相关装备,将全部停止运转,中国要垮了?《厉害了、我的国》在中国现已全面下架,不准播放。

中国科技要开始土崩瓦解的故事,就从这小小的芯片,从中兴通讯董事长一群人入境美国,被海关查获其笔电内的电脑档案,存有中国一堆资讯、通讯、网路等领域的技术,贩卖予伊朗的确凿证据而开始。

中兴通讯是中国手机第二大厂,其采购自美国的高科技晶片,使用领域,涵括:资讯、通讯、高铁、国防科技的高速计算功能,可是中兴通讯却阳奉阴违,在已被美国法院处巨额罚款“留校查看”的情况下,持续将所衍伸制作出来的元件、组件及装备,卖予:伊朗、古巴、北朝鲜、叙利亚……,证据齐全,被记载于文件,内容包括:如何成立多家空壳公司、如何避免美国稽查、如何运送、如何……,全被联邦调查局在电脑文件检查确认;更可怕的是中国通讯第一大厂华为,亦是帮凶之一,另阿里巴巴、联想、小米也全被波及,一切已无法挽回,中、美经贸大战才刚开始,美国一点穴,中国就倒地,会不会让中国回到20世纪初,没有电脑的时代?

请大家回首川普与习近平在海湖庄园的聚餐,川普充分展现大国自信,习大大却依然是中国那套阳奉阴违的态度,其实美、中贸易逆差的改善,川普这高效率的生意人,随时等待中国善意回应,就像百年前,八国联军的诸国公使,等待老佛爷的善意回应一样,中国人一向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川普在等不到期待的回应下,只好动用真实力,直捣核心,在一场没有烟硝味的战争中,我们又见识到了,何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试想中国的高铁开出去,他的中央控制站与各高速奔驰的列车间的通讯控制、功能传递,因晶片未更新、失灵了,会是什么结果?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基地台间的互动失灵?歼20战机,与塔台间的通讯与雷达定位失灵?辽宁号的通讯、指挥与外界互通失灵?作战时,陆、海、空军联战的C4ISR (指、管、通、资、情、监、侦系统)失灵?以上全部剧情都发生,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所有的中国制科技产品,都包藏着美国芯?把美国芯抽出来,才知道本装备的其他部件,都是一堆没有意义的中国制废铁?

中国才知道科技远大于“民族主义”的大旗,《厉害了、我的国》这伟大的“民族主义”电影,被中宣部下令,全面下架、禁止再上映,可是中兴通讯再也无法购入美国晶片,中兴通讯即将股票下架,关厂倒闭,事情结束了吗?没有;华为、阿里巴巴、联想、小米全被点名,中国全国的现代化科技产业全受影响,回到原始的部落生活?要自制中国芯片取代这些美国芯片?中国在这领域的设计、制造,落后美国20年,短时间,如何自主研发替代性芯片?答案是不可能,原来中国所有的高科技产品,是如此严重的依赖美国。

不专心从基础科学搞研发,只知偷窃对方设计图、原创构想及外型,再透过“逆向工程”拼凑出产品,嘴炮其尖端科技将超越美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科技大国,夜路走多碰鬼了?

当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力量修理yahoo、google,逼其低头,否则退出中国市场;当中国要求各西方科技公司在进入中国前,须先交出他们对该科技模组的原创设计程式或构想时,中国却无所忌惮的进入对方国内,享受着对方无此项禁令的服务,他们将不平等商业条约,不断的加诸到西方世界,并窃取对方的智慧财产,无所不用其极的,山寨对方产品,抢先推出市场,终于山姆大叔出手,只有美国这标准的科技大国,才教训得动中国这流氓混混。

客观的形势已逆转,中国现有的高科技产品及国防装备内,都一定隐藏着数百颗“美国芯”来从事该装备的高速运算功能,以上芯片断货,无法做出后勤维修,这些装备,您敢使用?中国很有骨气的拒买了波音公司的全部飞机订单,那现在天空飞的全部波音飞机的后续零附件补给,继续买吗?不买?让波音的飞机,全部因后续零附件补给缺货而停飞?有骨气的中国人对付美帝,要让中国的领空,波音飞机全部消失?要不要盘点一下,中国东方、南方、厦门、海南等中国的航空公司波音机队有多庞大?

据波音公司官方微博发布,波音公司在2017年向中国大陆各航空公司合计交机202架,再创新纪录,年交机量连续6年超过140架,反映了中国大陆航空市场对波音飞机的持续强劲需求。2017年波音飞机全球交机数为763架,其中中国大陆交机量占26%,占全球1/4强。若以上波音飞机,全部因续零附件补给缺货而停飞,中国的领空变干净了,惟中国这一“七伤拳”打出去的事实是:杀敌100、伤己1,000,为了国家民族的面子还是要打?打得越重,死的越快。

台湾岛上的中国人、中国军,还在大声叫嚣,台湾人有何能力跟科技中国对抗?欺骗台湾人说,中国军演已越过海峡中线、武力犯台、留岛不留人、血洗台湾、天摇地动台湾……,现在这个纸糊的中国,地基的主大梁已被川普抽掉,只要有嘴,就还能嘴炮,持续文攻武吓台湾?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30 01:39:56

主题: 世界最牛芯片霸主竟在台湾 大陆人问算不算是中国的
作者: 小山



图为中国网络关于中国应有自制芯片核心技术配图 网络照片

中国科技企业中兴日前遭美国商务部封杀,公司因缺乏核心的芯片技术而陷入困境。但中国媒体报道台湾“台积电”引领全球芯片生产技术以及供应,引发舆论惊讶,有读者调侃,中国有最强芯片厂,该厂就在台湾。

据东森新闻今天报道,因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半导体制造厂,被认为是世界最强对芯片霸主企业。在中兴芯片危机时,台积电更显得光芒耀眼。

中国官方媒体近日不断提起台积电在晶片产业的超强实力,还讨论起“同是华夏子孙”的台积电会不会拉中兴一把,甚至有文章直言“台积电是中国的!”引来不少“收复台湾”的留言,也有人感嘆,“高科技是一弯浅浅的海湾,芯片(晶片)在那头,手机在这头。”

报道说,中国官方媒体近日贴出一篇标题为“彻底震惊!世界上最牛芯片(晶片)企业其实在中国!”的文章,内文提到,美国制裁中兴的决定,让人认识到了“芯片”的重要性,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全球最大的芯片霸主企业就在中国,“对,就中国的台湾,叫做台积电!”

文章详细介绍台积电的丰功伟业,以及创办人张忠谋的经历,并指“台积电最大客户就是美国企业苹果(Apple),是A11芯片的唯一供应商,也是iPhone 7所使用的A10 Fusion芯片的唯一供应商,更重要的是已经在中国大陆投资建厂,预计2018年就开始试产。”

该文更在结尾指出衷心希望中国芯能够早一天称霸世界!

报道说,文章贴出以后随即引起众多大陆网友的关注及留言,但不少人都是在骂小编,“我还以为多震惊,结果是台积电?”“小编,台积电外资持股达8成呀。”

“高科技是一弯浅浅的海湾,芯片在那头,手机在这头。”还有些人是喊要收复台湾,“为了台积电,为了芯片技术,一定要收复台湾!”

有的帖文说,“都是华夏子孙,台积电不拉中兴一把?”“收复台湾,收复台积电迫在眉睫!”“看来收复TW已进入倒计时了。”

报道说,中兴通讯因未掌握晶片技术几乎休克,也引起中国一股“发展核心技术”的声音,连习近平近日也多次提到掌握“核心技术”的重要性。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30 01:35:06

主题: 假设北韩导弹用的是华为芯片,怎么办?
作者: 曾淼泓

假设,今年5月下旬或6月上旬,当川普与北韩领导金正恩会谈后,金正恩交予川普检查导弹,当美国人拆开北韩的导弹,发现里面竟然暗藏着美国的芯片,依此芯片的出厂编号追寻,竟非来自中兴通讯,而是来自华为(HUAWEI)的输出编号,那怎么办?

中国第二大通讯公司中兴通讯,现已因美国芯片的断货,等待关厂、倒闭中,第一大通讯公司华为若再被牵涉、中箭,再倒?习近平怎么办?因为,美国财政部已向华为发出行政传票显示,美国官员正在扩大调查范围,以期了解华为是否违反了美国对古巴、伊朗、苏丹和叙利亚等国的贸易管制。华为需准备资料前往澄清,中国人这回脑袋要清楚了,一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说谎,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手上证据不对盘,又是第二个中兴通讯的下场?禁止供货,等待关厂、倒闭?

中兴通讯内部已传出,官派的共产党领导,在内部高级主管会议中,下令输出各产品技术予合约内不被允准的:伊朗,外行领导内行,才导致此公司大劫难。一切都是国家政策性的指导,中兴破坏禁运,捏造已对有关员工进行惩治的虚假报告,也的的确确得到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商业部和外交部拔刀相助,保驾护航。

惟现之中国共产党政策指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 条规定,中国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内部,至少要有3 名共产党员;而且还要求企业必须提供设备给党组织开会,或是允许员工额外休假,出席党的活动,是令各私人公司相当感冒的。所以,像中兴通讯这种半国营的私人公司,决定权全都在共产党,并于高层决策将产品输出予第三世界的极权国家,纯属正常。

中兴的种种劣行,压根儿不是该企业的“部分员工”力所能及的作为;也许,它是举国体制下正宗的国家行为?谁说得清楚?恐怕唯有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有本领、有资格、有责任,说得清楚。

中国输出网路防火墙技术予伊朗,路透社引述前伊朗通信高管的话说,这套监控系统是他“见所未见”的,该系统可拦截用户的语音通话、短信、电子邮件和聊天,以及定位用户,用以对付国境内的异议份子,以上输出技术内,必有美国芯片,美国人呕的很,把通讯芯片输出中国并在合约内书明,不可输出以上芯片及技术往列举之第三世界极权国家。

可是,中国人不守规矩、不守信用,合约全部内容,中国共产党全部置若罔闻,当作没看见、没听见,再给它加上一些肮脏的“后门”技术,透过网路,偷窃西方世界的各项先进技术。

中国共产党压制自己中国人民,美国人没办法,但是他把这些肮脏技术,输出第三世界极权国家,再带头组队跟美国人唱反调、对着干,尤其披着民族主义的道袍,高唱“厉害了、我的国”,预划将可消灭美国,总算川普这山姆大叔生气了,一切都信誓满满的依法处理中。

中、美间,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商战情节,正如火如荼进行着,中国人漠视法律,又不重视基础科学的研发,所以,在这高科技的通讯战场上,已见横尸遍野,以目前局势看,中国这产业土崩瓦解中;日前,中国移动公司分别完成与华为、中兴通讯的合作,开通了全球首座标准的5G商用站点,并打通大陆第一通5G电话;可是,假如当中兴通讯与华为,在这一波战斗中,通通关厂、倒闭,中国除了退出5G规格之外,现在全中国的手机通讯、奔跑的高铁、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歼20战机的出勤、辽宁号的通讯,与及作战时,陆、海、空军联战的C4ISR (指、管、通、资、情、监、侦系统)该如何后续?我也真的看不懂了。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30 01:32:38

主题: 文明对不文明的制裁
作者: 闵良臣

4月23日齐鲁晚报评论版发表评论文章《少谈点儿“工匠”,多想点儿“精神”》。文章告诉我们:既是企业家,又是“非遗”传人的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秦玉峰,对“工匠精神”有着不同寻常的见解。秦玉峰认为,真正的“工匠精神”意味着创新。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环境中,是不存在“工匠精神”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创新,也就只剩下了“工匠”。前段时间整个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鼓吹“大国工匠”精神,看来媒体也会悄悄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乃至反抗,尽管很含蓄。

美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兴通讯公司在当初被抓住时说谎,在缓刑时说谎,在观察期时又说谎。于是嘛,悬在中兴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就终于砸了下来。

如果说诚实是文明,说谎就是不文明。

据权威部门发布的信息,中国现有手机上网用户高达7.2亿,这是一极庞大的数字。

中兴通讯遭严厉制裁事件出来后,有很多网民不明就里,感觉老美太不像话,说制裁谁就制裁谁,说严厉制裁就严厉制裁,一点不留余地,绝不像据说有五千年文明的华夏,总爱讲一点中庸。特别是在中兴董事长殷一民发了一个又一个声明后,很能激起一些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少根本就不了解来龙去脉的网民更是义愤填膺,认为美国佬太可恶,欺人太盛,一定要帮中兴,甚至像中兴董事长殷一民自己相信且颇为煽情的那样,只要有13亿中国人民做中兴坚强后盾,中兴就能如何如何,甚至那旗帜也会永远不倒。

这我懂。那些网民的朴素想法,觉得帮中兴说话,就是帮中国说话,帮中国说话,自然也就等于爱国。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若帮的理由真能成立,凡中华一分子,都当帮。

关键是很多“帮”友或叫“帮”民未必了解美国商务部之所以要严厉制裁中兴。如果完全有理由制裁,哪怕是像大家都知道的严厉制裁,你也没办法帮。否则就是不讲道理。如果说只要涉及爱国就可以不讲道理,我立即闭嘴。说句有些人不爱听的话,因为我知道,虽然互联网在中国普及时间还不算太长,但“义和团精神”可是有些年头了,而“义和团”三个字简直就是不讲理加暴民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只要涉及爱国,我们是有不讲理的传统的。

这让本人再次联想到4月15日早上八点半钟这个样子,央视国际频道即4频道节目主持人鲁健,在请中国有些专家到央视对美国发射战斧导弹打击叙利亚军事目标的事件进行座谈后,一生气,或叫一不高兴,随口就说出一句“美国打谁还需要理由吗”的名言。不要小看了这句信口开河的效果,对原本好像“天然”就不喜欢乃至仇恨美利坚的一部分中国网民而言,可以说是很能起教唆作用的。最近这段时间本人只看13频道即综合新闻频道,没顾上看鲁健的节目,也不知他因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严厉制裁而生气是否在节目中又说出了类似名言,比如:“美国商务部要制裁谁还需要理由吗?”

那么中兴为什么会遭制裁呢?但凡已经知道内幕而又是个讲理的人,也就明白:中兴有今天,那是必然。

这里就容本人用这则短文把这个理讲清楚,并说几句有些网民可能没认识到的话。

人家是卖方,中兴是买方。只要相信强买强卖在现代人类行不通,那么,不管你掏多少银子,也不管出的是英镑美元抑或欧元,卖方不想卖,你也就买不到。

当然,我们知道,实际情形是中兴想买,美方也肯卖,但有个前提,那就是,我只卖给你,你不能把我卖给你的东西又转手,尤其转给我绝不希望的下家,否则这生意做不成不说,还会受到严厉惩罚也就是严厉制裁。作为太想买的买方中兴当然满口答应,且签有协议。

然而就像殷一民自己承认的那样,中兴没有很好地遵守协议。这就引起卖方的不满,并提了出来。买方一看,“事情败露”,也就只好在认罚的同时,除了继续严格遵守协议,并保证按照卖方再次提出的要求去做。

可是卖方很快发现,买方的诚信有问题,也就是说买方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答应的卖方要求去做,而是打了很大折扣。这让卖方再次不高兴,借用有人的话说,叫做中兴把诚信踩在脚下,让买方再不肯相信买方,并根据协议做出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严厉制裁的决定。

讲到这儿,也就可以说应该讲明白了,相信只要认得汉字就能懂。接下来,就容我再说几句中国有些网民可能没认识到的话。

哪怕仅就上面本人讲的这些,也不难看出,这次美方对中兴的严厉制裁,说到底,其实可以看作是这个星球上文明对不文明的制裁。越文明,越讲诚信。越文明,做事包括遵守协议也就越认真。而中兴错就错在不够讲诚信,遵守协议不够认真上。

这能怪谁呢?只能说不论中兴还是整个国家,都要努力向比我们更文明的国家学习,争取达到与他们的文明相等或相近的程度,因为这样,双方才能有更多共同语言,才会增加双方信任感。这种事,你说会发生在两个高度文明国家吗?我当然不能说得那么绝对,但有理由相信,发生的可能性一定比中美之间要小得多。

中美之间,重要的,不是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对等,而是价值观不对等,文明不对等。

不管承认与否,我们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不能以发展中国家做借口,或者说不能因自己还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表现得比发达国家的文明程度低,包括诚信度以及遵守协议的认真劲上。

且不说近年来我们不少人包括央视都是可劲地吆喝厉害了我的国,这会给一些高度文明国家带来误解——就算别人承认你是一发展中国家,那也只是指你的物质文明程度,绝不代表人家认为你在精神文明包括人性上也可以比高度文明国家低,或者说,别人应该给你在诚信上认真上给予“差一点”的优惠。谁这样想,那就是在作贱自己。而中兴这次遭到制裁,不管其高层是否意识到了本人所说的这些,其行动证明他们就是这么想这么干的。

中兴事件出来后,有种观点认为:因为我们目前暂时在某些领域还“技不如人”,所以自然会受到别人打压,而且认定这是一条“铁律”。其实有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一个半世纪前中国就有人认识到了“技不如人”,可惜也仅认识到此,于是才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理论出笼。一个半世纪多过去,我们始终没能超越这个认识,也就是说,中国一些人的境界一直就只有这么高,因此直到今天,也还是依旧“技不如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连自己的祖先都不如。古人说:欲得其中,必求其上;欲得其上,必求上上。又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技不如人”,却总还是“技不如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长作者几岁的一位先生,在我《十二年前就该想到会有今天》文章后面跟帖,说了一大段话,显然与“技不如人”的观点有根本不同,最后几句说得有点动情:“中兴悲剧,被老美吊打,国人想想,谁之过?是陈进们之过?是那些院士们之过,是殷董事长、中兴之过!国人真应该好好想一想!”本人的回复是:“感谢老哥关注!感谢老哥说这些掏心窝子话!其实谁都知道是谁之过,就是不让你直说出来。”

由这位先生反思推理,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为什么至今还只能被称作“发展中国家”,且与文明发达国家竟有如此大差距,差到被人家用文明规矩进行“吊打”?看清了,不是用武力,而是用“文明规矩”。

一句话:我们的文明,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为什么不如人?为什么!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30 01:25:24

主题: 戊戌春回——当中国被打回原形
作者: 苏晓康

4月23日收到一份傅莉的生日贺卡,来自一对老人:余英时教授、陈淑平女士伉俪,贺卡乃余先生亲书,年年如此,已经二十几年。跟贺卡一道寄来的,还有一件新年贺卡,赫然见余先生手书“戊戌春回”四个大字,我心头飘起一股春风,描述此刻天下大势,除了这个四个字,你还找得到更恰如其分的吗?

其实今年全球都失去了春天,寒意料峭,冷风冷雨。三月里曾有暴风雪袭击北美新英格兰地区,听说新泽西特别厉害。一日严家琪来电话:“好几个朋友都说,他们给余教授家里打电话,几天都打不通,晓康,你要问一问啊!”须臾耶鲁康正果告诉我,余府的电话线被刮断了,一直未能修复。这件事,也是这场倒春寒给我留下的一个寒意。

今年是戊戌年,中文语境里自然躲不开百年前的“戊戌维新”,虽然这个历史记忆并不令人愉快,尤其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里,戊戌人物绝大多数都在北京城的现实里,找到了他们的当代替身。更加荒诞的是,有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大国统治者,大喇喇的最近竟模仿起袁世凯来。

这不是“政治倒春寒”吗?全世界都有点干瞪眼没辙。未几,号称上亿用户的“内涵段子”被封,不问政治的九〇后、〇〇后也开始了弱弱的“政治抗议”。终于要“人间四月天”了,忽然惊雷炸起,中美贸易战开打,天下没人觉得那是政治,因为美国总统是个商人。直到美国商务部宣布停止向中国的中兴公司供应晶片,中国上下才一片哀嚎。

如果微软、苹果和谷歌三大作业系统同时向中国关闭,有人如此描绘:1、中国所有的大飞机当即落下;2、中国所有银行重新使用算盘;3、所有商场的收银台电脑彻底死机;4、医院重新回到望闻问切时代;5、学校回到粉笔时代;6、电视信号消失电视台关闭;7、所有通讯重新回到骑自行车传递信件时代。

川普打到了这个极权制度的三寸,是筹画已久的一个杀手锏呢,还是意外命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中共三十年奇迹、积累庞大资源和国力提升极权制度,靠的是盗窃西方技术而侥幸成功,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三十年它能造太空船、太空梭、长城防火墙、人脸识别系统,却造不出一个小小的晶片,便是全部问题的实质:由于这个庞大系统过于功利的统治哲学,而形同筑于沙滩之上,除了技术之外,其他都是虚假的,它的强大只是因为人民的恐惧而已。

法广网的评述说,中国建立在贸易顺差上的“大国崛起”,也将随着美中贸易战开打,要求中国回到公平、对等、互惠的国际贸易准则,消除贸易逆差,而被打回原形。“打回原形”的中国,不但经济奇迹不复存在,势将陷入经济危机甚至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

人们还提到两条:如果网路长城崩溃了,如果超过国防经费的维稳费枯竭了,仅仅这两条,这个政权还撑得下去吗?

戊戌年真是不一样呀,

“戊戌春回”真乃神来之笔!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29 03:07:28

主题: 美苏纷纷做好战斗准备,苏联表示如果有必要会用核武器!
冷战美国有多怕苏联 美军一份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巅峰苏联的可怕

人类历史上曾存在过许多强大的国家,这其中,苏联绝对算得上是最具争议的一个了。

一方面,苏联离如今的我们并不遥远,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曾给世界带来过无与伦比的震撼与恐惧。有些人认为苏联的解体成就了美国,使后者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如今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为所欲为;也有不少人将苏联解体戏称为“人类的进步”,诸多观点众说纷纭。



众所周知,苏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由于偏重于重工业尤其是军工的发展,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失衡,越到后期,这种缺陷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然而,虽然总体上一直不如美国强大,但在至少两个十年内,苏联在冷战中占据上风,依靠的就是强大无比的军力。不过,这一点说来也有趣:苏联之所以带给西方世界恐惧,归根结底竟然是因为自己的恐惧。

苏军“钢铁洪流”的诞生源自于“大纵深”战略,受到德军装甲军团的影响。当美军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后,核武器巨大的杀伤让苏军高层暗暗惊恐,并认为在核战爆发后,机场等遭到破坏,空军指望不上,只有足够数量的装甲部队才能对地方产生威胁,做出致命的反扑。



巅峰时,苏联及华约武装的坦克总数超过10万辆,仅苏军就有8万辆,北约所有成员国坦克总数加起来,还不到这一数字的1/6。不过,我们今天并不以苏军为主,而是从北约的战术上来看当年苏军带来的是怎样一种威慑力。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中,重点对“敌情”做出了分析。美国方面认为,一旦冷战变热,华约瞬间可以动员出700万作战部队,外加10万辆坦克和2万架飞机。美军作战专家做出判断:在这种规模的力量面前,想要取得战争胜利,可能性为零。况且美国不与欧洲大陆相接,可谓是鞭长莫及。



美军专家就苏军和华约武装部队的实力,讨论了半天最终做出这样一套战略(如下图)。北约的专家们根据苏军部队规模庞大、必定需要大量补给的特点,将东欧所有的大型铁路枢纽、苏军和华约部队的集结点全部做出标记,并用核武器进行针对。如果战争爆发,北约方面会第一时间用核武器摧毁这些目标,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击苏军,而是为了造成交通堵塞,延缓苏军集结。

另外,美军专家也吃准了苏军缺少集团军级后勤单位这一缺陷,尽可能地用核武器切断乌克兰、波罗的海等地区军队与后方的联系,从而延缓苏军集结,取得战略先机。可以这样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几乎放弃了用常规武器和常规战法打击苏军的选择,将核武器当做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然而,虽然苏军拥有约3万枚核弹头,足够将地球上人类毁灭数百次,但苏军仍然非常害怕核武器。苏军也以核武器为核心制定了一系列战术,不过与对方不同,苏军归根结底仍然将侧重点放在常规武器和战术上。为了应对美国的核打击,苏军做足了准备。格列奇科在担任苏联国防部长期间,将苏军的每个作战师都配备了战术核武器。一旦爆发战争,苏军将第一时间用3000颗各种当量的核弹打开进攻通道,扫平进军欧洲大陆的一切障碍,保证装甲部队和后勤部队畅通无阻。

另外,为了防止核战爆发后出现武器短缺的情况,苏军做了疯狂的武器储备。苏联解体后,一名苏军军官声称:苏军曾有营级单位配备4万把AK-47,要知道,这些枪支足够武装4个师的士兵。另外,在“大纵深战略”的指导下,以1980年为例:假如两军于当年开战,苏军第一时间可以集结约2万辆坦克,对敌军形成1.8:1的数量优势;然而两个星期后,苏军便可将数量优势扩大到数倍。此时,北约军队已经疲于应付,而苏军坦克仍从后方源源不绝地补充上来。不过这都不重要了——有的北约专家认为,到那时,整个西欧就已经被苏军攻破了。



从这些可以看出,当年苏军给西方世界带来的是怎样一种可怕的震慑力。作为苏联阵营的敌人,西欧国家始终生活在一种绝望之中。尤其是在苏联最鼎盛的时期内,战争似乎看起来并不遥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假设双方开战,一场核战争是难以避免的,那将会给全人类造成难以补救的灾难。

我们在电影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镜头:当美国与其他国家或某股势力在利益上产生直接对立,或是冲突无法调和时,美国人总是装作无奈却又很神气地说:如果对方不听我们的,那我们只能很遗憾地使用核武器了。通常情况下,总统纠结半天,要么在最终关头拒绝使用,要么就是用了也是白用。然而,这些镜头留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核武器是美国人比较依赖的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二战结束后,美国就成为了实打实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资本充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曾经辉煌一时的欧洲列强们大都成为美国的附庸。二战后期,美国的军事实力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拥有军队千万,航母上百艘,强大的舰队号称“只有外星人才能战胜”,那么,是什么让美国人忌惮到这种程度,使得他们动不动就要拿出核武器做震慑呢?用我们如今的视角来看,美国的这个“毛病”恐怕是被苏联吓出来的。

颠峰时期的苏联军事力量有多强大,前面刚刚做过介绍,我们看一个单独的案例:1961年7月10日,苏联研发并成功引爆了一枚“伊万”炸弹。该炸弹爆炸时产生了一个直径为4.6千米的大火球,爆炸后的蕈状云宽达将近40公里,高达60公里,是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的7倍多。可怕的是,这枚5000万吨TNT当量的“伊万”炸弹还是苏联高层深思熟虑后收着来的,要知道,按照最初设计,苏联想要生产一枚爆炸当量相当于1.75亿吨TNT的超级巨无霸。



“伊万”炸弹被视为苏联鼎盛时期对极端力量追求的一个典型,西方阵营得知苏联有了这么个玩意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吓得茫然失措,只能强装镇定,一面悄悄地疯狂布置防空系统。纵使在随后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直接咆哮“也不看看现在的老大是谁”,可谓是嚣张至极,美国人也不敢多做声张。

然而,苏联人对军事力量的追求远不止如此。历史研究者习惯将20世纪80年代视为苏联军事力量的鼎盛时期。我们以1988年为例,苏军拥有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和战略火箭军5个军种,共计193个重装机械化师,7个轻装机械化师,10个空降师,总人数超过300万人,并装备重型火炮5.17万门,轻型火炮不计其数;仅战术攻击机就近5000架。被苏军高层视为“核战争后最有效的反击手段”的装甲军团,装备坦克数量更是接近8万辆。



另外,苏军的军工生产能力更是堪称恐怖。美苏关系最紧张的十年内,苏联每年可以生产主战坦克3000辆、装甲车6000辆、洲际弹道导弹500枚、地空导弹5万枚、各类作战飞机3000架、各种作战舰艇近百艘。

可以说,苏联每年都可以“生产”出一个世界军事强国,而这些武器同样也非常先进。苏联的武器之先进到了怎样的地步呢?1969年7月16日,阿波罗11号飞船登月。此事一出,苏联高层一片哗然,认为在探索太空的道路上,苏联已经远远落后美国了。

于是,不久后美国高层访问苏联时,苏联方面玩了点手段,特意安排了几款新型战机、导弹等武器装备,装作有意无意地从美国代表团旁边经过。这回轮到美国人震惊了,他们没想到苏联的武器已经如此先进,回国后立刻调整战略,重新将偏重放在武器研发上,正因如此,苏联才获得了在太空探索方面追赶美国的宝贵时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苏联的可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美国“吓出来”的。早在二战刚结束不久,苏军内部就有了一份报告,专门讨论美国核武器的威胁。1949年8月29日,苏联才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比美国晚了4年;20世纪60年代,美国拥有2.7万枚核弹头,苏联的核武器不过只有这个数字的10%;然而仅十余年后,苏联的核弹头数量比美国几乎多了一倍。



有趣的是,苏联人并不将核武器视为“最终解决手段”,相反,他们依旧将坦克等常规武器装备视为进攻的主要手段。然而,苏联人却并不害怕与美国进行核战争,冷战便陷入了这样的僵局:苏联要挟用“钢铁洪流”推平美国的欧洲小弟,美国则说你若敢乱动我就用核弹头轰你。苏联则毫不在乎地说,别得意,你敢用我就也用……

也正是如此,鼎盛时期的苏联可以说是无法战胜,冷战期间,整个北约的军事专家们制定的所有战略战术,研发的所有新式武器,目的只有一个:如何延缓苏军攻势。美军更是对用常规战法战胜苏军直接放弃了希望,只要冷战变热,美军便第一时间动用核武器,仅仅是为了占据一点战略先机罢了。如此可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美国总是将核武器挂在嘴边,恐怕是“恐苏后遗症”的表现吧。



然而,苏联维持这样强度的震慑,自然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高昂的经费让本来就不是十分富裕的苏联逐渐难以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深了国内矛盾。以及苏联众多自身的问题,可以参考这个系列文章(借鉴)苏联闪崩—从刁钻角度来看!!1991年12月25日,庞大的“红色帝国”轰然崩塌,谁能想象到这个曾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会用这种方式,从历史舞台中央黯然落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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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9 02:01:36

主题: 程惕洁:“后发优势论”害了中国 —— 追忆清华大学的一场讨论
最近,中美贸易战方兴未艾,“中兴”、“华为”等大型国企受到美国重罚、封锁或抵制,让中国初尝我行我素的苦果。贸易战的最终后果究竟如何,目前还难准确判断,但由此触发的“芯片断供”及其它技术制约,已让北京震怒,誓言“针锋相对,奉陪到底”。爱国愤青舆论哗然,鼓吹中美“决一死战”。网上甚至散布谣言,说中美军舰在南海已经交火,互相击沉若干舰艇云云。

事态发展至今,终于应验了杨小凯20多年前警告过的“后发劣势”危险,也令我回忆起在北京清华大学经亲身历的一场学术讨论,那正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两种观点激烈交锋的日子。

依稀记得2005年,我带澳大学生去北京的清华大学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暑期班活动。在清华教授主讲的“中国入世与发展战略”大课堂上,主讲人三番五次提及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导的“后发优势论(Late-mover Advantage)”如何重要云云。其中心意思,是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漫长研发道路,可以通过快速引进,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管是购买还是“抄袭”(不好意思说“偷窃”),“拿来为我所用”,以节约时间和成本,抄“近道”快速发展,后来居上。

其实,这个“后发优势理论”并非林毅夫独创,在美国“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类似论述很多。它也是许多国家曾经使用过的发展战略,当年日本、台湾、南韩等经济体,在起飞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尝过“后发优势”的甜头。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跟美国有类似市场体制和社会文化要素,能在不伤害合同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并适当改进外来技术,因此,他们在若干领域的确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比方日本和韩国在汽车制造上的公认成就。反观中国,在引进技术的渠道和使用道德上,让西方头疼并质疑。而在自主研发上,更乏善可陈。林毅夫把这个理论搬到中国,发扬光大,很快受到北京高层青睐,成为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不但经济系学生耳熟能详,其它专业的学生也必须牢记于心。我问过清华委派给我们班的一位“辅导员”(内燃机硕士),他说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这么教的,考试必须按教科书的统一说法回答,否则就扣分。我问他,是否听说过跟“后发优势论”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后发劣势论”,他说没听说过。

于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在课堂上发言提问,指出:“为什么清华只讲‘后发优势’,而不讲‘后发劣势’?是否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有片面性?因为在美国或澳门,我们会向学生全面介绍两种理论,由他们自己判断是非曲直。”清华教授说,他们听说过“后发劣势”这个词,但不知详细内容,希望我顺便讲讲。于是,我把在澳大讲过的东西,向一百多位港澳和内地同学做了简单介绍。

其实,我只不过重复了好友杨小凯生前说过的原话。他80年代末在北大演讲,曾经专门针对林毅夫鼓吹的“后发优势论”,介绍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后发劣势论”(Late-mover Disadvantage),也有人把它叫“后发诅咒”(Late-mover Curse)。因为是小凯首次向中国介绍这一理论,所以国内误传为杨小凯的理论。

该理论的中心意思说,正因为后发展中国家奉行(甚至依赖)“拿来主义”,从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研发,因此跟中了魔法的诅咒一样,永远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跑,受人控制,被动挨打,永难也难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他主张把两种后发理论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尝到“后发优势”的甜头之后,迷恋上瘾,丧失警惕,甚至沾沾自喜,觉得比别人高明,误以为自己原本落后的体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进”起来。若不幸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正好中了“后发劣势”的邪。

没想到我发言之后,好心的清华领导,派课程主任找到我下榻的近春园宾馆,跟我“私下交底”,解释他们的苦衷,说他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本来把两种后发理论都提了出来,但校党委和清华外办执意删除,说教育部有过批文,对“后发劣势论”不能提及,更不允许讨论,因为高层认为,那是“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战略的“变相攻击”。

后来,我们又多次去清华交流,每次我都会跟老朋友提起两种后发理论的事,问他们教育部是否有新精神。他们摇头叹息,说如今“后发优势论”如入中天,再提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不但犯忌,而且也没人相信。因为经济起飞已经证明,“后发优势论”让中国获益匪浅。如法炮制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按:依照胡鞍钢教授最近公布的计算方法,中国现有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世界老大的美梦已经成真了),还提“后发劣势”干什么?

当然,作为学术探讨,两种后发理论各有其合理性,难说谁对谁错,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后发优势”不充分利用,那当然愚蠢。但对“后发劣势”一概排斥,不加警惕,也会后患无穷。如今回过头看,究竟哪种理论更有道理?或者对中国有更大参考价值,已经不言自明。试想过去的二三十年,“后发优势论”充斥教科书,垄断课堂。所有受过大专教育的官员、企业家和技术骨干,都喝着同样的狼奶长大,一批批走上领导岗位,手握各地区各单位的党政军企大权,他们自觉或不自觉接受“中国模式”优越性的迷魂汤(或称“北京共识”)非常自然,不会觉察有什么问题。于是,何频先生所说的“中国病毒”在全世界蔓延肆虐,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实事求是看,中国“吸毒上瘾”,战略铸成大错,也不能全怪林毅夫和北京高层,它也跟西方误判中国的战略意图紧密相关,更跟个别政客和财团,片面追逐短期利益脱不掉干系。如今,中美贸易摩擦的恩怨情仇,终于积累到极限,加上狂人川普意外上台执政,中美关系全面逆转,结果红色资本的扩张遭到抵制。“后发优势”论者突然意识到,难以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

再往深说,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贸易赤字那么简单,而是中共体制根本不认同(当然也不遵守)西方视为当然的普世价值和市场准则,所以美欧各国纷纷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毛左误以为西方吹毛求疵,对中国经济起飞眼红,跟中国过不去,其实根本分歧还在价值观的水火不相容上。中共不是以马列为准绳吗,就算按老马《资本论》的方法分析,中国也不合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标准。

因为老马说的明明白白,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信息、专利、劳动力等等)必须自由流动;交易各方要公平等价,自愿选择,不能有欺行霸市等垄断行为。然而,在当今中国,别说土地、资金和信息不能自由流动,就算劳动力,特别那些苦吃苦做的产业大军主体(农民工),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吗?他们能自由流动(拉家带口,不被强制驱赶)吗?能组织工会跟资方讨价还价吗?他们贡献的剩余价值(利润),跟他们获得的劳动力价格(薪酬)之间,有合理关联吗?符合市场定价和道德准则吗?报酬能否补偿他们的体力和脑力支出,并维持有尊严的家庭生活,以保障劳动力持续不断再生产?等等疑问,都需要回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中国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充其量是国家垄断下的权贵经济,或者严重扭曲变形的伪市场经济。

如果以上分析符合逻辑,接下来的推理更让毛左纠结:归根结底,真正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元。一个公然跟普世价值对着干的党国体制,不可能和谐融入世界市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早晚会发展到贸易与经济合作领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的伪市场经济,非但难以跟欧美的市场经济公平贸易,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冲突不断。原因也很简单,伪市场跟真市场所依托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有天然的相互排斥性。老毛说的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制度和政治立场上,没有调和余地。中兴公司之所以被罚,诱因是它违反美国禁令,把禁售产品和技术偷偷输出伊朗,难道那仅仅是为了赚取几个昧心钱吗?恐怕不是吧。假如没有北京高层授意(批准或指示?),作为在美注册运作的公司,它敢挑战美国政府禁令?如今出事,北京又缺乏担当(男儿气概),只顾自我洗刷推脱,假装毫不知情。总之,这几个胆大妄为的垄断国企,如今陷入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绝境,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面对严峻形势,北京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大约只有三种可能的方向选择。一种是上策,改弦更张,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冷静总结与反思经济起飞过程的利弊得失,在“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间做出更加理性的定位选择,实事求是汲取教训,从自身制度和文化弊病上彻底改革,向主流文明与国际规范靠拢,尽快履行、全面落实入世承诺。避免再像温家宝总理那样,在气候峰会上耍花腔唱双簧,以势压人,忽悠冷落老实巴交的奥巴马总统。尽快回归“重合同守信用”,“童叟无欺”的普世价值(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行业规范)。在技术引进上,老老实实花钱,明明白白交易,踏踏实实搞独立自主的创新研发。这一转变不仅要落实到生产研发,还需要从教育入手,鼓励容忍不同观点,提倡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彻底改变舆论一律和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以上这些改革,当然需要全面推动社会文化与政治司法改革。没有配套改革,单纯在行政技巧和微观经济小修小补,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改变。老邓一条腿改革开放导致的后遗症,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教训。

第二种是中策,暂时缓和矛盾,争取决战将来。表面上放低身段,与欧美国家勾兑调和,让点小利,用金钱摆平。但骨子里依然故我,不做任何实质性改革。反而效法越王勾践,用卧薪尝胆,暗地里整军经武,从娃娃抓起,培养举国上下的反美仇外意识形态,积蓄更大力量,准备将来用实力反击西方,到时候用经济和军事优势,压倒西方,逼迫他们磕头求和,连本带利,把现在奉送给西方的利益加倍索取回来。这种干法是以短期策略让步保障既定战略毫不动摇。西方会吃这一套吗?我看不是没可能。因为以多数欧美政治家的过往经验看,他们常常错误领会北京的让步,总往从善意方面想的多,从恶意防范上想的少。这也是基督教文化熏陶的结果。如果北京这一招生效,结果不过是根本性的矛盾冲突再往后退,把摊牌时间往后顺延若干年而已。因此,这只是拖延时间的临时应变之计,谈不上什么根本解决冲突之道。而且,拖延摊牌的代价,是未来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当然也意味加倍的风险规模和破坏力度。因此,这个中策其实也是一种下策。

第三种是我行我素的下策或下下策,但可能性也许更大。那就是坚持推行与普世价值针锋相对的内政与外交路线。继续封网,建防火墙,阻断信息和技术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目前官媒和毛左发出的噪音看,中国朝野似乎拒绝冷静反思,反而把西方发动的贸易战,看成新的八国联军欺负中国,要动员举国力量全面反击;甚至不惜借题发挥,把贸易战升级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面对抗。或许更进一步,借机煽动民粹,公开点燃民族主义烈火,在南海、东海全面提升同美日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在台海挑起事端,借机武统,等等。网上已经充斥反美高调,有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的苗头。不排除别有用心之徒,在幕后教唆策划。如果当局不智,对历史方向做出错误判断,任由反美高调发酵扩散,很可能出现谁都无法预料的地区动荡和内乱危险。

万一苍天不佑中华,第三种下策不幸成真,则我辈海外华人只能祈祝上苍保佑。果如此,不仅生灵涂炭,和平堪忧,民众福祉更要泡汤,刚刚温饱的小康日子可能昙花一现,恐怕党国的生死存亡,也得画上巨大问号。

作为本文结尾,我想用斜体字引述北京来美利科技中心经理马臣先生的几句话。他4月20日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文章,题目有点夸张,“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

“如果说三月下旬我们对中美贸易战还可以使用低调处理这个词,那么现在的用词将非常明确,请向美国投降,别闹了。现在投降是最体面的时机,代价最小。这话我不是今天才说,过去一个来月我说过无数次。

我在这里明确无误的使用了投降两个字。现在投降的好处是无需跪着,站着举起双手即可。将来投降,不但要跪着,还必须跪姿标准,否则挨打更惨。这就是现在投降和将来投降最大的差别!

中华民族还远没有到可以跟美国正面对决的时候。现在不到时候,将来一百年内都不到时候!……

现有的互联网根服务器在美国,人类现有的信息化(电脑应用)底层系统代码由美国人发明,被美国人垄断。人类可以发明出的另外一套运行系统无法与美国人发明的并且已经覆盖全球的系统兼容,那你最后只能成为前苏联。……

自然法则决定了地球上的操作系统只能有一个,绝不会有两个。但愿这个道理你是站着接受的,而不是跪着。如果跪着接受,不但跪着,还必须跪直了上身,双手举得更高,否则挨打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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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8 02:36:28

主题: 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已将中兴通讯、中兴康讯两家公司列入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对象,联发科停止向中兴通讯出售芯片
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已将中兴通讯、中兴康讯两家公司列入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对象,联发科停止向中兴通讯出售芯片

4月27日晚间彭博社报道,联发科首席执行官蔡力行表示应台湾政府要求,联发科停止向中兴通讯出售芯片。

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已将中兴通讯、中兴康讯两家公司列入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对象。

台湾经济部:台商出口货品至该2公司,均须事先取得战略性高科技货品输出许可证后,再向海关报运出口。相关申请案件审核,如未涉及核子、生物、化学等军事武器发展之用,贸易局等发证单位于3至5工作日内发证,倘有疑虑则将协请相关单位审查,于10至15工作日内发证。

台湾经济部:美国禁止中兴2公司不得自美国出口任何商品、软体或科技,任何其他个人或组织亦不得为该公司进行出口;美国国内及海外之企业亦不得与中兴公司有任何交易。



  4月28日凌晨消息,台湾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发科)深夜发布微博称,正申请对中兴通讯的出品许可,以期尽快出货。

  此前有报道称,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称,已将中兴通讯、中兴康讯两家公司列入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对象。

  联发科昨日发布了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营收为496亿5千4百万新台币(约合106.45亿元人民币),环比下滑17.8%。毛利率为38.4%,环比增长1个百分点。运营利润为19亿2千9百万新台币(约合4.14亿元人民币),环比增长49.5%。净利润为26亿6千万新台币(约合5.70亿元人民币)。

  在随后的电话会议上,联发科CEO蔡力行表示,台湾当局目前不允许联发科向中兴通讯提供任何智能手机零部件,并称此事对公司财务影响有限。

  以下为联发科微博详文:

  有关4月27日媒体报道联发科技(本公司)出货中兴通讯一事,兹说明如下:依台湾经济部国贸局之要求,本公司目前正积极准备相关文件,申请中兴通讯的货品出口许可证。以期尽快获得货品出口许可证后,依法继续顺利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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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7 02:38:03

主题: 西方如果联手封杀,中国智能手机业就毙了
华为开发的麒麟芯片970确可与高通媲美,但它是一个组合设计,主要部件如中央处理器构架来自英国ARM授权,图像处理器来自英国Imagination公司,数字信号处理器来自美国德州仪器。操作系统是谷歌安卓。

最要命华为只会设计芯片,不能生产任何晶圆,必须依靠台积电或三星流片封装。

英国ARM Holdings 是智能手机目前绕不过的坎。全球95%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微处理器芯片都必须采用它授权的RISC架构,目前出货量超过800亿片。它是当前的最优选择,如果使用intel的,手机会慢并要带上风扇,傻瓜才干。芯片设计和生产的关键都不在自己手里。西方如果联手封杀,中国智能手机业就毕业了。


http://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images/DbsxL0EW0AUBBr_.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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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7 01:19:33

主题: 华为“自研芯片”高度依赖授权 若遭禁令将被釜底抽薪
2017年,华为是全球第五大半导体芯片买家,采购总额约140亿美元,相比去年增长32.1%。
 
http://s2.fafa01.com/uploads/1d/4/633728/15247488038018.jpg

全球前10大半导体买家(数据来源:Gartner)

工信部下属机构“赛迪智库”的报告显示,2015年华为的芯片采购总额高达140亿美元左右,其中,采购高通芯片18亿美元、英特尔芯片6.8亿美元、镁光芯片5.8亿美元,博通芯片6亿美元、赛灵思芯片5.6亿美元,Cypress/Spansion芯片5.4亿美元、Skyworks和Qorvo芯片各4.5亿美元,采购德州仪器芯片近4亿美元。
 
http://cdn1.powerapple.com/upload/news/article_attachments/file/2018116/1524749520_471409.jpg


“赛德智库”报告截图

由于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的强大,在CPU、GPU、FPGA、DSP、基带芯片、射频芯片、高端交换路由芯片、高速接口芯片,以及数模转换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光模块等核心元器件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使中国华为、中兴、联想、步步高、小米等整机厂高度依赖美国元器件。

即便是华为海思能够自己设计的芯片,其实也有很多是高度依赖国外授权的,一旦遭遇制裁就悲剧了。

以华为最负盛名的麒麟芯片为例,基于ARM的技术授权,从2009年的K3到2017年的麒麟970,取得了骄人业绩。但在技术上是反复购买ARM的CPU核与GPU核。一旦特朗普政府制裁华为,就会遭遇釜底抽薪的困局。

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去年华为营收约6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15%。其中,华为手机销售额约2360亿,华为与荣耀系列全年发货1.53亿台。

华为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成长,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得感谢在背后默默耕耘的供应商们。据微信公众号“满天芯”介绍,目前,华为全球供应商已超2000家,其中顶级半导体公司26家。

该公众号还罗列了华为的50家核心供应商,其中,富士康、高通、DHL、ADI以及安费诺等5家公司已连续10年获得华为金牌供应商荣誉奖。

据观察者网查询,在所列的这50家核心供应商中,有18家为美国公司,分别为:Qualcomm(高通)、DHL(敦豪)、Analog Devices(亚诺德半导体)、Amphenol(安费诺)、Broadcom(博通)、Keysight(是德科技)、intel(英特尔)、Micron(美光)、Microsoft(微软)、Neo Phontonics(新飞通)、ON Semiconductor(安森美半导体)、Oracle(甲骨文)、Qorvo、Seagate(希捷)、Synopsys(新思科技)、Xilinx(赛灵思)、 Texas Instruments(德州仪器)以及Western Digital(西部数据)。

25日,华为的美国供应商股价也应声大跌。Inphi下跌12%,NeoPhotonics(新飞通)下跌6.7%,Oclaro下跌8.9%,Finisar(菲尼萨)下跌6.1%,Lumentum Holdings下跌7.7%,Acacia Communication跌4%。
 

http://web.popo8.com/201804/26/5/5a64747947.jpg
 

Inphi25日开盘大跌12%

华为50家核心供应商名单:

1、 Foxconn(富士康):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迄今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东南亚及美洲、欧洲等地拥有200余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其中,在大陆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均设有生产研发基地。

2017年,富士康实现营收4.7万亿台币,约合1589亿美元。富士康是华为手机、平板电脑组装厂,譬如华为MateBook(13/15英寸)系列笔记本就是由富士康代工的。

2、Qualcomm(高通):高通是全球最大的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在智能机SoC市场的占有率高达42%。华为于2017年7月发布的畅享7全网通标配版搭载了高通MSM8917骁龙425四核处理器。

3、DHL(敦豪):全球领先的物流公司,业务遍及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员工人数超过35万人,是华为供应链合作伙伴,为华为提供物流运输服务。此外,DHL还为华为的电子成品提供包括清关服务、包装、公路运输以及海运货代等服务。

4、Analog Devices(亚诺德半导体):成立于1965年,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是全球高性能模拟、混合信号和数字信号处理(DSP)、集成电路(IC)制造商,产品主要包括数据转换器、放大器和线性产品、射频(RF)IC、电源管理芯片、传感器以及信号处理产品等。

2016年7月,ADI强势并购凌力尔特( Linear Technology),收购总价为148亿美元,收购后的ADI成为仅次于TI的模拟IC大厂。

5、Amphenol(安费诺):华为连接器及线缆供应商,创立于1932年,全球第三大连接器制造商。1984年进军中国,1991年在纽约证交所上市。2005年,安费诺一举收购了泰瑞达,使其在高速通信连接器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2015年6月,Amphenol宣布拟以12.8亿美元收购新加坡FCI亚洲贸易公司,合并后改名为Amphenol FCI,简称AFCI。安费诺通过收购合并等变成连接器世界老三,在军工,航天、航空,通信方面非常有名。

6、BYD(比亚迪):在国内,比亚迪被视为专业的汽车制造商、光伏组件及锂电池供应商。但实际上,比亚迪早前却是靠代工起家的。目前,比亚迪不但为华为组装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还为其供应电池、充电器等零部件。譬如,华为P9 Plus原装充电器就是由惠州比亚迪供应。

7、Broadcom(博通):华为芯片供应商,博通是全球第二大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2015年,新加坡半导体公司安华高(Avago)宣布以370亿美元收购博通,安华高科技前身为安捷伦半导体事业部,主要开发模拟、数字以及混合式芯片。而博通公司为全球大约50%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生产芯片。两家公司合并后,安华高保留了博通的名称。就在不久前,高通还拒绝了博通130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

8、Fujtsu(富士通):日本信息通信技术(ICT)供应商,前身为古河电器工业株式会社,曾是全球第二大企业用硬盘驱动器制造商和第四大移动硬盘制造商。

9、Furukawa Electric(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古河电工创立于1884年,公司总部位于日本东京,是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产品涉及信息通信、汽车、电子产品、能源、建筑、材料等多个领域。

10、ARM:世界最大的IP授权公司,全球有超过95%的智能手机采用ARM设计架构的处理器。在移动市场几乎ARM一家独大,如Google,苹果,高通,IBM,AMD,TI,NXP,ST,Infienon,TSMC,Xilinx,三星,英伟达,联发科,华为,小米等一大批厂商都是ARM阵营里的佼佼者。2016年7月,日本软银(Soft Bank)斥资243亿英镑将ARM收入麾下。

11、Flextronics(伟创力):华为代工厂,成立于1969年,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合约制造服务商(EMS)之一。2016年,伟创力成为首家在印度为华为组装手机的代工厂。

12、HRS(广濑):华为连接器供应商,是世界排名领先的精密连接器制造商,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无线电通信,测量设备,GPS,无线传输,蓝牙设备,汽车等行业。

2001年,广濑电机在上海开设了“日本广濑电机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2003年在上海成立“广濑电机贸易(上海)公司”。之后又相继在深圳和北京开设办事处。

13、HUBER+SUHNER(灏迅):创立于1864年,总部位于瑞士,是全球知名的射频微波电缆与连接器产品供应商。1997年至今,先后成立HUBER+SUHNER香港、上海、北京三家公司以及深圳、上海两个工厂。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分为四大类:RF连接器、同轴电缆/电缆部件、无线应用产品(包括天线、TMA、分布式天线系统、避雷器等),光纤产品以及能量、信号传输设备等。

14、COMPEQ(华通电脑):华为PCB供应商,成立于1973年,产品涵盖信息类、通讯类、网络类及消费性电子设备,目前在大陆惠州设有生产基地。

15、Keysight(是德科技):原安捷伦电子测量事业部,是安捷伦科技公司以免税剥离其电子测量业务的方式而成立的一家公司,主要提供电子测量仪器、系统和相关软件,目前在大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成都设有多家分公司。去年,是德科技宣布与华为一起参与中国5G技术研发试验第二阶段测试。

16、KUEHNE+NAGEL(德迅):华为货运商,全球最大的货运代理公司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全球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

17、intel(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去年营收已被三星电子赶超。华为最新推出的MateBook笔忘本搭载了英特尔的第八代酷睿i5、i7处理器。

18、infineon(英飞凌):脱胎于西门子半导体部门,于1999年4月1日在德国慕尼黑正式成立,2000年上市,2002年后更名为英飞凌科技公司(以下简称英飞凌)。

英飞凌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科技公司,产品涵盖广泛,包括微控制器、传感器、射频收发IC、雷达、分立式和集成式功率半导体、电源以及电机控制和驱动、NFC等。其中,荣耀6Plus高配版的NFC芯片由英飞凌提供。

19、MuRata(村田):村田制作所由村田昭在1944年创立,成立之初,主要从事氧化钛陶瓷电容器的生产。如今,村田已是陶瓷电容器世界霸主,在MLCC市场独占40%份额,而在表面滤波器、通信模块以及时钟元件等市场也分别占有50%、55%、75%的份额。

20、MediaTek(联发科):台湾IC设计公司,专注于无线通讯及数字多媒体等技术领域。虽然华为手机大多采用自家麒麟芯片,但由于麒麟两个系列(麒麟9和麒麟6)分别定位高端和中低端,唯独缺少入门级别芯片。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华为低端手机仍会采用高通或者联发科的入门级芯片。

21、Marvell(美满电子):一家顶尖的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由印尼华桥周秀文及妻子戴伟立女士、周秀武共同创办,公司每年出售超10亿颗芯片,产品包括处理器、存储、无线技术、宽带、以太网交换控制器、收发器、电力线通信、系统控制器等,客户包括RIM、中兴、华为、中国移动、微软、希捷、东芝、三星、思科、HP等。去年,美满电子以约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芯片制造商Cavium Inc.

22、Micron(美光):为华为供应内存产品,是美国最大的电脑内存芯片商,产品包括DRAM、NAND闪存、CMOS图像传感器、其它半导体组件以及存储器模块,用于前沿计算、消费品、网络和移动便携产品。

23、Microsoft(微软):全球最大的电脑软件供应商,华为Mate 10翻译技术由微软提供。

24、Mitsubishi Electric(三菱电机):始创于1921年,是引领全球市场的电机产品供应商,主要从事信息通信系统、电子元器件、重电系统、工业自动化系统、汽车电装品设备和家用电器等业务。目前,三菱电机在中国独资、合资的企业达三十多家,涉及汽车零部件、工业自动化、家用电器以及电子元器件等领域。

25、Neo Phontonics(新飞通):为华为供应光通讯产品,纽交所上市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光通信器件供应商,总部在加州圣荷塞,在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均设有研发和生产基地,产品主有PIC(光子集成电路)器件、模块及子系统等。

26、NTT Electronics:日本NTT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主要产品是半导体激光器件、波长转换激光器、气体探测用激光器、固体欧美激光器等,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发光器件供应商。

27、SK HynixSK(海力士):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公司之一、第二大存储芯片商,主要为华为提供闪存产品。

28、NXP(恩智浦):华为NFC芯片供应商,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公司,提供高性能混合信号和标准产品解决方案。2015年,NXP宣布与Freescale(飞思卡尔)合并。2016年,NXP又与高通达成协议,同意以470亿美元的价格被高通收购。

29、ON Semiconductor(安森美半导体):世界最大的模拟IC、逻辑IC以及分立半导体器件供应商之一,2016年以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仙童半导体。

据了解,安森美为华为智能手机提供的产品包括光学防抖、自动对焦、可调谐射频器件、摄像机和充电器的电源管理IC解决方案,以及保护器件等。此外,安森美还给华为的太阳能和大功率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30、Oracle(甲骨文):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级软件供应商,1989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在2013年超越IBM,成为继微软后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

31、Qorvo:一家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移动、基础设施和国防应用核心技术和射频解决方案提供商。据悉,Qorvo为华为最热门的旗舰智能手机和中端智能手机提供多个创新型RF解决方案,包括RF Fusion?、RF Flex?、高度集成的功率放大器、天线调谐器、高级滤波器和移动Wi-Fi解决方案。

32、Rosenberger(罗森柏格):一家拥有近60年历史的国际顶端无线射频和光纤通信技术制造商。目前,罗森伯格亚太公司在北京、昆山、上海、东莞和印度新德里、果阿等城市建成了六大研发和生产基地,同时在中国建立了五大地区服务中心,并且在越南、印尼、新加坡、阿联酋等十余个地区和国家设立了分公司。

业务领域涵盖:通信设备的高速互连解决方案、无线通信网络的天馈/室分系统、汽车电子、楼宇及数据中心布线系统、测试与测量产品、医疗与工业连接产品等。

33、AAC Technologies(瑞声科技):成立于1993年,2005年于香港挂牌上市,目前全球员工超过4万人,其中研发工程师4,206人。瑞声拥有25个销售中心,5大制造基地(中国深圳、常州、沭阳、苏州、越南),以及分别在中国、美国、芬兰、丹麦、韩国、日本和新加坡设立的14个研发中心,2016年营收155亿人民币。瑞声科技为华为手机提供声学元件包括扬声器和听筒等产品。

34、SAMSUNG(三星):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OLED屏幕、存储器供应商。三星不仅为华为提供屏幕和内存,甚至有消息传出华为海思7nm订单也将由三星代工。

35、Seagate(希捷):美国硬盘制造商,为华为提供硬盘产品。

36、Sony(索尼):索尼是全球最大的图像传感器供应商,为华为提供CMOS感光元件。

37、Sumitomo Electric(住友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住友电工成立于1897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通信厂商之一,主要通过其中国子公司SEA向华为供应光通信器件。

38、Synopsys(新思科技):全球领先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工具领导厂商,为全球电子市场提供技术先进的集成电路(IC)设计与验证平台,致力于复杂的芯片上系统(SoCs)的开发。同时,Synopsys公司还提供知识产权(IP)和设计服务,为客户简化设计过程,提高产品上市速度。Synopsys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MountainView,有超过60家分公司分布在北美、欧洲、日本与亚洲。

39、SCC(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总部在深圳,主营印制电路板、封装基板和电子装联业务,是国内印制电路板的龙头企业,华为是其第一大客户。另外,其制造的硅麦克风微机电系统封装基板还大量应用于苹果和三星等智能手机中,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30%。

40、Xilinx(赛灵思):全球领先的可编程逻辑完整解决方案供应商,华为新一代智能云硬件平台Atlas搭载了赛灵思高性能的Virtex UltraScale+ FPGA。

41、SPIL(矽品):台湾封测厂,其设在大陆苏州的工厂是华为旗下海思的主要封测代工据点。除了海思,该厂还承接“紫光系”IC设计公司的后段订单。

42、Texas Instruments(德州仪器):世界上最大的模拟电路元器件生产厂商,为华为提供DSP和模拟芯片。

43、TSMC(台积电):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华为的麒麟处理器就是由台积电代工完成的。

44、Toshiba(东芝):全球前十大半导体公司,华为闪存产品供应商。

45、Western Digital(西部数据):华为硬盘供应商。

46、SYE(生益科技):华为高端PCB主力供应商,多次蝉联华为“优秀核心供应商”大奖。

47、i-brights(阳天电子):是全球化的户外数字标牌跨国公司,也是中航工业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于2017年11月荣获“华为CPC核心供应商金奖”。是华为温控设备的最大供应商,华为通信整机主力供应商以及华为TOP级的结构件供应商。

48、ZHONGLIGROUP(中利集团):华为线缆供应商,前身为常熟市唐市电缆厂,于2007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9年登陆深交所上市,主营特种电缆、光缆、光伏产品和电站业务。

49、Bollore:成立于1822年,拥有运输和物流、通信、电力存储和解决方案等三个业务。

50、WUS PRINTED CIRCUIT(沪士电子):成立于1992年,201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主要从事印制电路板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其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通信设备以及汽车的印制电路板。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7 01:11:27

主题: 港台媒体:美军B-52罕见飞近中国海岸
作者: 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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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B52战略轰炸机飞行图 Photo: Balon Greyjoy, source: Wikipédia

美军B-52战略轰炸机近日飞近中国广东省沿海。港台媒体认为,美军的这次航行除试图吓阻中国可能武力攻台外,也宣示美国对南中国海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权。

罕见飞行

台湾联合报说,4月24日美国空军两架B-52战略轰炸机,呼号分别为HERO01和HERO02,关岛起飞后经巴士海峡飞到东沙群岛东侧附近海域上空后才折返,折返点距中国广东海岸最近处约250公里。有香港媒体报道这一消息时称,这次行动似乎只有一架B-52美军战略轰炸机。

台湾自由时报说,B-52靠近广东的罕见飞行,是北京派遣军机绕台时,解放军轰炸机和H-6Ks之类的间谍机所使用的航线。

回应“武吓”

香港亚洲时报说,B-52飞近中国海岸很罕见,并引述新浪网星期四的评论说,在中国雷达、预警机,乃至从俄进口的S-4009(中国称“旋风”)防空导弹面前,庞大的B-52也同样不堪一击。中国环球时报转载台湾媒体的上述消息。

B-52这次出动,距香港东南350公里,有香港媒体称,美军可能是为了回应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武吓”。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再次强调,大陆军演的信息很明确,台独势力继续恣意妄为,北京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军事牌局

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说:“应该说,这是中美台关系的一张牌,打张牌,看你的反应。对台湾肯定是一种支持,解放军对台湾的压力可以抵消了。”

香港网络媒体“香港01”援引台湾军事专家的话说,美军B-52这次飞行属“典型攻击航线”,模拟在东沙岛附近发射射程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直接攻击中国内陆目标。中国海空军近期海上军演,使用轰6K,携带的巡航导弹是东风10号。美军出动B-52则是军力上的“回礼”。另外,美军B-52 这次大范围机动,远达距广东250公里处,也是回应中国军队绕到台湾东侧的海空密集出动。

关于B-52出动的意义,马鼎盛说:“B-52是战略轰炸机,带弹很大、30吨、而且核常两用。它一动,大家就要和战略那挂钩。等于苏俄拿它的图-95绕日本一样,是一种军事压力,施压,对中美关系是一个负面因素。”

左右开弓

B-52的出动,可能还有别的用意。马鼎盛:“美国认为,公海通行是一个很高的国际原则,中共近年对南海的经略,对美国是个打击、抗衡与平衡。军舰也好,战略轰炸机也好,进入南海表示自由通航的权利。这次是左右开弓吧。B-52飞的那个地方在南海,离大陆和台湾都很近,所以它一过来,香港媒体有这么大的反应可以理解。”

中国政府尚未对美军B-52这次飞行做出回应。值此美中贸易纷争中,将迎来一次重要的面对面谈判机会,美中双方如何处理B-52这次飞行插曲,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7 00:39:59

主题: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 ——“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作者: 秦晖

假如辛亥前是汉族王朝?

要理清“帝制兴衰”这个大剧本,还得从它的终场来说起。上次说到君主立宪的设想也许很好,可是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能实现的几率极小。而且其所以如此,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不能接受满族王朝可能是个原因,但并非主要原因。如前所述,革命党人确实以“我国今日为异族专制,故不能望君主立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民报》第4期)作为废君革命的主要理由,甚至明言“中国而欲立宪也,必汉族之驱并满洲而后能为之”(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1期)。但真换了汉族皇帝(如后来的袁世凯),他们就能接受吗?孙中山当时就提到,以现在的政治如此腐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325页)。可见当时激进主义确实有市场。除了推翻“异族”外,革命党人主张民主共和,也还是有追求“彻底”的因素。

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当时国内革命党的影响远不如立宪派,假如清廷甘愿转变为“虚君”而接受立宪,立宪派的力量加上朝廷应该完全能左右大局,革命是很难发生的。但问题在于清廷这样做的可能几乎没有。而清廷之所以不可能主动做“虚君”,也有不得不然之理,而且这主要还不是出于满人的“恐汉症”。

其实这不需要太多的引证。我们看看世界上通过君主立宪成功建立了现代政治的国家,无论是西方的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等,还是东方的日本、泰国,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制,君主往往并不集权,却仍然稳定地得到臣民的尊敬。反过来说,他们王室的地位主要以“德高望重”或某种宗教光环为基础,甚至仅仅是一种象征符号(如代表某个家族的纹章),也能约定俗成地被认为不可侵犯。这样的王室当然不一定要掌握实权,而没有实权也就不能为害,即便时政多弊,也责不在君,公众要求革新时政,但并不怨恨王室,也不支持谁去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正统主义”而非“皇权主义”。实际上那些王室在历史上经常“大权旁落”,却仍然能够“皇图永固”。

而那些历史上长期实行类似“秦制”的专制国家,从我们周围所谓“儒家文化圈”中的韩国、朝鲜、越南,直到“圈”外的沙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波斯、埃及等等,都没有走成君主立宪的道路。它们或者经过艰苦的努力最终走上了共和民主的宪政之路,或者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极权制度,因而至今仍然面临民主化的问题。惟一在君主立宪道路上走得比较久的是伊朗(波斯),巴列维王朝的“日本式立宪”(类似清廷的“预备立宪”)和自由派的英国式立宪斗了几十年,最终同归于尽,而被霍梅尼式的“神权共和国”代替了。

所以我认为过去我在《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中讲的一段话还是对的: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一方面早在辛亥革命中就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另一方面千年怪圈在此之后仍然延续。如今有人责怪辛亥革命太激进太反传统了,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才适合国情顺应传统。其实,辛亥的局面完全可以用传统逻辑来解释,倒是君主立宪与我们的真实传统严重相悖。试观英、日等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传统上王室不仅没有我们的这般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远比我们的更受敬畏。不说是“万世一系”,但起码没有“市井之间人人可欲”。即使在自由平等之说盛行的今天,即使是激进的左派执政,人们也还尊敬王室(正如即使是保守的右派执政,也还尊敬工会)。

而我们那神秘却不神圣、令人恐惧却不敬畏的传统王朝,本身就有“汤武革命”的传统周期。清朝至辛亥已历时二百六十多年,即使无西学传入,也是“气数”该尽了。若无西学影响,也会改朝换代。有了西学影响,清朝之后便不再有新王朝,尽管仍然有专制,但若还打清朝旗号,这本身就已违反传统了!我们已经看到,在真实的传统中,国人之所以尊崇君主,与其说是基于对纲常名教的信仰,不如说主要是慑于“法术势”。因此立宪制度下失去了法术势的“虚君”,是很难得到英、日等国立宪君主所受到的那种尊重的。那些在近代立宪制度之前的历史上就常有不掌握实权的国家的“虚君”,也形成了尊重虚君的传统。而我们历史上的君主一旦大权旁落,哪怕是旁落到至亲如母(如唐之武则天)、弟(如宋太祖之于赵光义)、岳父(如西汉末之王莽)、外祖父(如北周末的杨坚)之手,便难免性命之虞。所以我们的皇帝要么是“实君”,要么是命运悲惨的废君,而“虚君”比共和离“传统”更远。废清皇室在民初还能保有一定地位而没有落入墙倒众人推的没顶之灾,从历史上看已属难得了。

要之,法道互补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专制传统。而儒家价值并不支持虚君制,它除了导出众所周知的“贤君”、“王道”理念外,与共和的距离也并不比与君主立宪的距离大。所以我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后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没有走上君主立宪之路,是毫不奇怪的。如果说共和理想在政治上显得很激进,那么它在“文化”上倒似乎很“保守”。它的很多内容可以在不满“秦制”的古儒传统价值中找到支持(注意:这里说的是在价值观中找到支持,不是说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宪政”已经被古儒发明了)。

可见传统“秦制”本身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悖论。它与我国历史上“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况是对应的。那种把清亡后出现混乱局面简单归结为“西化”与“激进”所致的看法是肤浅的:如果清亡后的混乱是因为西化,那以前的历代王朝灭亡时产生的混乱又是为何?换言之,清亡后的乱世究竟有几分是现代化“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几分只是“治乱循环”传统怪圈中的一环?

此王朝并非彼“王朝”

这里我还要说:过去我们把西方历史上所谓的dynasty中译为“王朝”,西方人也同样把我们的“王朝”英译为dynasty,现在看来这很值得商榷。记得1980年代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中有人说,中国改朝换代时的社会大动乱是我们历史的特点,有篇文章就反驳说:改朝换代是每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像英国历史上就有金雀花王朝、兰开斯特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前后相继,法国也有墨洛温王朝、加洛林王朝、华洛瓦王朝、波旁王朝新陈代谢等等。这显然就是把他们的dynasty更替和我们的“改朝换代”混为一谈了。

古汉语中的“王朝”一词有褒义,指的是上古“三代”作为“诸侯国”的宗主,尤其是指西周。“王朝”就是周天子的朝廷。那时是没有“汉王朝”、“明王朝”这样的说法的。而周天子的那个“王朝”在“封建”制下延续八百多年,与英国从今天可以一直上溯到征服者威廉的一连串dynasty实际属于同一个王系,倒有几分相似,但与“金雀花王朝”、“都铎王朝”这样的一个个的dynasty就大不一样了。至于秦以下历“朝”,与西方的dynasty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西语中的dynasty,据说词根出自古希腊语,意思就是权力、能力(power,be able to),这个词本身原来并不涉及权力的来源,无论选举的还是世袭的都可以用。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掌权的往往连续来自同一家族,于是这些“权力家族”就被通称为dynasty。像罗马帝国的所谓朱利亚·克劳迪“王朝”、弗拉维“王朝”、安东尼“王朝”等等。这时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变成私相授受了,但形式上还要经过国会(元老院)选举这一程序。私相授受的方式也比较灵活,可能授给外甥、养子、侍从,甚至是前帝看中的某个“贤人”(类似中国所谓的禅让),而不一定是儿子,更不一定是嫡长子。

到了罗马帝国晚期乃至中世纪,世袭已经成为常规,选举的形式往往也没有了。国人把这时的dynasty称为王朝似乎已经很像。但实际上,由于这时的国王其实不过是诸侯的盟主(有点类似周天子),实际权力有限,而且在“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规则下,国王实际上只有一些附庸(封臣)而没有中国意义上的所谓臣民,甚至往往都不征收“皇粮国税”而只靠自己的领地为生。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下的王统却显得十分稳定,贵族们尽管争权夺利,却对王统无非分之想。传统时代难有王统的更易,近代化中保留王统的几率也很大。

就以英国而论,自1066年诺曼征服者威廉占领不列颠后,号称经历了诺曼(1066-1154)、金雀花(亦称安茹,1154-1399)、兰开斯特(1399-1461)、约克(1461-1485)、都铎(1485-1603)、斯图亚特(1603-1649,1660-1714)、汉诺威(1714-1901)、萨克森-科堡-哥达(1901-1917)、温莎(1917至今)等一连串“王朝”(即dynasty),但实际上,这些“王朝”都是从征服者威廉这一条“根”上出来的,这点从未变过。

例如诺曼王朝末王斯蒂芬死后无嗣,他的堂妹玛蒂尔达作为诺曼王室的惟一合法后裔,嫁给了封地在法国的安茹伯爵格奥弗里,其子继位为英王,就成了安茹“王朝”的首王亨利二世。而安茹伯爵以金雀花为徽章,安茹王朝因而也叫金雀花王朝。该王朝的末王理查二世承袭祖父之位后,因“独断专行”引起臣下不满,他们趁他去爱尔兰时支持其堂兄(太上王的另一孙子)兰开斯特公爵取而代之,称亨利四世,这就算开始了“兰开斯特王朝”。不久那位太上王的又一个孙子约克公爵起而争位,并一度取得优势,这就是“约克王朝”。而兰开斯特王室亨利五世的遗孀、法国公主卡特琳改嫁威尔士贵族欧文·都铎,其孙子又娶了约克王室的公主伊丽莎白,于是兰开斯特与约克这两个竞争的支派又重新合流,新王亨利七世以都铎家族的纹章为王徽,就算建立了“都铎王朝”。都铎王朝的末王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终身未婚,临终时指定玛格丽特公主(亨利七世的女儿)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詹姆士勋爵之子詹姆士一世继位,王徽也改用了斯图亚特家族的纹章,于是“斯图亚特王朝”宣告建立。这个倒霉的王朝碰到了英国革命,一度被共和派推翻,11年后又“复辟”,但复辟后的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信天主教而被革命后英国的新教人民罢黜,人民请来他信新教的女儿玛丽和她的夫婿荷兰亲王威廉作为夫妇“双王”,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

但这一“革命”并未导致“改朝换代”。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尽管实质上已经是虚君共和、议会民主,形式上却不仅有国王,而且连王徽都没改。与历史上王室女性夫婿继位后就改以夫家族徽为王徽从而开始“新王朝”的习惯不同,威廉夫妇尽管政治(宗教)立场与先王不同,却仍沿用妻家的(即先王的)纹章,也就是延续了斯图亚特王朝。直到1714年,由于安妮女王无嗣,王位改由斯图亚特王室公主索菲亚和她的德国新教徒丈夫、汉诺威选帝侯的儿子乔治一世继承,并换用了汉诺威的王徽,于是出现了“汉诺威王朝”。而这个“王朝”的末王不是别人,正是大英帝国全盛时代的象征、著名的维多利亚女王!

“光荣的女王”是个“亡国之君”?

我们中国人恐怕很难想象,两场“革命”都没有“改朝换代”,而风平浪静、作为英国历史辉煌顶点而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维多利亚时代”竟是个“王朝末世”,而这个英国历史上如此声名显赫的伟大女王、在位长达64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君主,按中国人的“王朝”概念却应该算个不折不扣的“亡国之君”。不是吗?汉诺威王朝就是在她手中“灭亡”的:由于她的丈夫是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因此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继位后就改用了父亲家的纹章,建立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由于这个王朝名称来自德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成为敌国,王室为了显示民族立场,废除了萨克森的称呼,改用时任国王乔治五世继位前温莎公爵的纹章。于是英国又出现了延续至今的“温莎王朝”。

显然,1066年以来英国的王系血缘至今一脉相承,历时已近千年,只是不一定由父系,时而由母系延续而已。尽管王室也有内乱,有王位的争夺,包括像兰开斯特家与约克家争斗导致的“红白玫瑰战争”那样的大混乱,但这一切始终都是征服者威廉后裔这个王系内部的事,没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外人”从来就不会参与。所谓赵钱孙李都来“群雄逐鹿”、“问鼎中原”、“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这样的事在他们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王统的中断和改易,除非发生来自异族的征服才有可能,如1066年征服者威廉统帅的诺曼人入侵,消灭了土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又如更早时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不过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已经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的更替,即黄宗羲所谓的“亡天下”,而不仅是“亡国”了。

不过除了1066年以前那几次“亡天下”,那里似乎也无国可亡。更多的情况下上述“改朝换代”只是王室的家务事,社会上波澜不惊,通常不过就是换了个王徽而已。像“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英国有谁记得她是“汉诺威王朝”的“亡国之君”?笔者曾经问过几个学历史的英国留学生:贵国最近几次“改朝换代”是在什么时候?皆曰不知。又问:1901年(汉诺威王朝终结)、1917年(温莎王朝开始)在英国发生了什么事?答曰:1901年?我们在同布尔人打仗,1917年那当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问:我说的是英国国内。答曰:国内?没什么事啊?他们没人会想起那两次“改朝换代”。实际上那也的确不是什么事。

总之在英国人的传统中,国王就是那家人干的,别人没那个命,想都别想。那家人的事大家都很感兴趣:从戴安娜的车祸到威廉王子的婚礼。但我们各家各户的事他家管不着,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他家也不能管。即便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今天,英国人也不会有像我国陈胜吴广那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我国帝王的权势之大他们也是闻所未闻的)。今天的“虚君”就不用说了,就是当年的“实君”也“实”不到哪里去,连征税那样的事,也要跟纳税人商量。所以“改朝换代”在他们那里算不上什么事。一千年来英国重大的政治事件,包括1215年的大宪章、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和英国革命,都与“鼎革之际”无关。

英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政治变革、制度转轨、社会动乱。黑死病曾经导致英国人死去三分之一,“封建”时代的英国对外有过百年战争,内部有过玫瑰战争,后来革命中还处死过国王,发生过内战,但那与“改朝换代”都没有什么关系。暴力的英国革命与和平的光荣革命都没有导致改朝换代,包括仅仅是更换王徽这种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也没有成为这种革命或动乱的结果。

最后,尽管“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这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常用的概念就是起源于英国(传统上特指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而且那确实是农民与他们的贵族主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显示出英国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但是英国的这种“起义”也不会与“朝廷”为敌,不会是“官逼民反”,更不会要求改朝换代。把这种民间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与专制帝制下民间社会与朝廷官府的冲突混为一谈,甚至把“庄主(地主)”带领“庄客”(佃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造反也说成与英国的“农民起义”性质一样,是很滑稽的。事实上,所谓“农民战争”导致改朝换代这种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几乎是周期性发生的事,不仅英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在所有“封建”的民族,包括我国传统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傣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从未有过。

“有国王的共和国”与“半封建”帝国的宪政之路

也不仅是英国,“封建”制下的“王朝”几乎都是如此。如东欧的波兰,历史上只有皮亚斯特(960-1386)和雅盖洛(1386-1668)两个“王朝”,而两者间“改朝换代”的方式是皮亚斯特王朝末代女王雅德维嘉嫁给立陶宛王雅盖洛,从而实现了“波立合并”。以后的雅盖洛王朝诸王都是这位皮亚斯特王朝女王的子孙。其实说“嫁给”是按中国的习惯,与欧洲中世纪很多政治婚姻一样,更确切地说法是雅盖洛入赘波兰,他不仅定居波兰成为波兰国王,而且放弃立陶宛传统多神教,皈依了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换句话说,无论在血缘上还是政治-宗教上,雅盖洛王朝都是皮亚斯特王朝的延续,只是王徽从母系换到了父系而已。

在雅盖洛王朝时期,波兰的“封建”越来越甚,王权越来越小,最后发展成贵族共和国,国王由议会选举产生,完全不论家族。雅盖洛王朝就这样被“自由选王时期(1573-1795)”取代。但有趣的是:自由选王实行两届后,第三、第四、第五,三届当选的国王都是雅盖洛家族的人,此后就再没有该家族的人当选了。所以通常雅盖洛“王朝”被认为延续到1668年,与自由选王的贵族共和国有将近百年的重叠。在这个时期雅盖洛王室的国王完全按共和制原则选举出任,而且与非王室的人交叉当选。换言之,波兰不仅两个王朝的“改朝换代”波澜不惊,从王朝到共和也是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不仅没有“革命”,连“改良”的痕迹也不明显。你甚至不能说波兰搞的是“君主立宪”,因为它的国王并非“虚君”,他由选举产生,实际等于总统。但他又绝非“实君”,实权操于议会。只能说这时的波兰是个“有国王的共和国”。

如果换成我们中国的概念:明朝灭亡后朱家皇室子孙不仅安然无恙,还可以通过选举多次“复辟”,这样的事可以想象吗?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传统制度也具有“半封建半帝制”特点的俄罗斯。

俄国历史的早期也是完全“封建”的。她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延续了736年之久(862-1598),其间经历帝国分裂、蒙古入侵,实际霸权在诺夫哥罗德、基辅、弗拉基米尔、莫斯科之间多次转移,但王公与后来的沙皇一直是留里克家族的人。直到末王费多尔死后无嗣,王朝才告终结。经过15年的混乱后,贵族会议选举留里克王室的亲戚米哈伊尔为新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这个王朝一直延续到1917年被俄国革命推翻。因此俄国在一千多年历史中也只有一次因国王无嗣导致的“改朝换代”,而且前后两个王室仍有亲戚关系。

但有趣的是,俄国后期三百年里逐渐由“封建”向中央集权的沙皇专制演变,贵族政治没落,皇权官僚政治兴起,王室外的人们乃至平民以武力争夺皇权的“群雄逐鹿”现象也随之发生。这一时期的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民变”领袖都曾有“问鼎”之志。这是“封建”制下的西欧和俄国前期从未有过的现象。但是处于“半封建半官僚制”下的沙皇俄国与基本上是官僚制集权帝国的中国仍有区别:斯捷潘·拉辛和普加乔夫这些皇权觊觎者只是假冒罗曼诺夫家族的人,自称拥有真沙皇,而反指莫斯科的沙皇为鱼目混珠,他们从来没有否定罗曼诺夫王朝的权威而追求“改朝换代”。而在中国,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

到了近代,俄罗斯也一度有过和平的君主立宪机遇,尤其在1905年,沙皇和维特首相,乃至民间主要的反对派力量、“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立宪民主党人,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革命派”按他们自己的说法,还是既难说服庄稼汉,又难说服小市民的。当时沙皇-维特的立宪计划实际上是“半英国式的”,与立宪民主党的计划虽有距离,但比清末朝廷的“次于日本式立宪”和民间立宪派“英国式立宪”的距离要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谈判破裂,专制政府进行镇压,宪政进程出现逆转。虽然此后这一进程又缓慢启动,但时机已失,更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庄稼汉还是小市民都失去了耐心,革命大潮于是席卷而来,和平立宪的机会丧失了。

经历了流血无数的“改朝换代”和更严酷的古拉格时代之后,俄国度过了七十多年,成为今天的俄罗斯联邦,虽然有“8·19”政变、有1993年的炮打白宫事件,乃至车臣那样的局部战争,但是无论与沙俄帝国崩溃后死亡数百万的惨烈内战,还是与大清帝国垮台后的民初乱局相比,后遗症应该说是轻得多。至今二十多年来俄罗斯的宪政民主之路坎坷曲折,但并未出现实质性逆转。可以说从近代以来,这个进程在俄罗斯就比中东欧国家(更不用说西欧)更坎坷,但比在中国的进展还是要大。这个现象并不是“宿命”的,但无疑,俄罗斯的“封建”传统介乎西欧与中国之间,使这个现象有很大的出现几率。

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欧洲的“封建制”当然有基督教“文化”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但它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封建”这种制度,而不是基督教这种“文化”决定的。同样信奉基督教的专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就没有这样的逻辑,而不信基督教的“封建”国家,比如据说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属于“印度文化圈”的泰国(包括我国傣族的西双版纳)却有类似的逻辑。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除少数例外通常也是“虚君”(真实的日本历史上有过天皇乃至皇后皇子专权,镰仓时代皇子为幕府将军之制也有集权色彩,相应地也有过篡弑,有过南北朝,有过足利尊氏驱逐天皇。但这种情形究属小概率),却长期受到遵奉,“万世一系”的说法太过夸张(现有日本从“神武天皇”至今125代皇统不断的官方说法实际上是在江户时代“尊王敬幕”的“封建”观念下通过以官定《大日本史》修改《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前说后才确立的。参见吕玉新:《尊王敬幕:朱舜水、德川光国之水户学》,《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2期,34-59页),但没有中国式的“改朝换代”现象倒是真的。明治维新本身如前所述,与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区别很大,却有浓厚的“周秦之变”色彩,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发展下去,日本走向民主固然难矣,但成了“实君”的天皇恐怕也再难“万世一系”。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下克上”已经多次发生刺杀首相,谁敢说进一步就不会发展到刺杀天皇?只是这段历史很短。倒是到了战后在美军占领期间,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日本成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国——虽说是“英国式的”,其实从天皇恢复为虚君而受到国民稳定的拥戴来看,又何尝不是回复了“传统”逻辑、走上从“封建”到君主立宪的道路呢?

总而言之,“封建”时代的“虚君”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权的“敬畏”乃至敬爱,在传统时代它的“改朝换代”就极为平和,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的“改朝换代”现象,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它走向和平立宪的道路也就比较容易。而专制帝制就不同了。斯大林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以及人的恶习只有“1.软弱,2.懒惰,3.愚蠢。其他一切(上面提到的除外)无疑都是美德”的批语(罗伊·麦德维杰夫:《“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斯大林私人藏书》,《莫斯科新闻》2000年第3期,中译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4期,32-35页)。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秦制”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为系统和典型。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爱君谈不上,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虚君”不是犯傻吗?传统时代“改朝换代”,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么容易?

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遵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以后之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上搞的也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就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不过,如果和平宪政的可能不大,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那么既不立宪也不革命,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传统”求复兴,或者充其量搞点“洋务”,船坚炮利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其实早在戊戌以后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不过近年来在“革命派”、“立宪派”都被认为太“激进”、太“西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奇迹”鼓舞人们重兴“传统”、“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的潮流中,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实际上已经相当时髦。所以我们还要重新分析一下:在过去的很多成说已不成立的情况下,历史能否完全颠倒过来?为什么和平宪政可能不大的情况下,人们又不能继续容忍帝制,以至于使革命成为一个未必“必然”但却是大概率的事件?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二)

2011-08-12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27 00:33:43

主题: 莱辛:中美双方面临某种制度性摊牌
(1)

中美两国现在是剑拔弩张势不两立,俨然成为了敌对国家。

川普既然敢搞《台湾旅行法》,那么,还有什么他不敢搞的?国内不管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好好研究特朗普这个人,包括他的价值取向、性格、心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所有的举动都符合他的逻辑。当然,因为特朗普异于常人,所以,一般人是看不清的。他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并且,他不仅会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而且还会得到盟国的支持。

(2)

中美贸易战不是简单的贸易摩擦,而是必然会蔓延到金融战、经济战、政治战,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最后是完全失控的。以特朗普的性格,他必然是不达目标不罢休,他要的显然不是贸易平衡,而是国际新秩序。我预测美国的胜算更大些,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目前仍然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重要的是理在那边。中国入世之后履行了入世承诺吗?实行“对等开放”了吗?中国对外资的壁垒到底有多高?金融领域的壁垒在主要经济体中高居第二,总体壁垒高居第四。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根本进入不了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干预,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了政策溢出效应。

施瓦布略带沮丧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要通过自由贸易体制去影响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我没有想到我们会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一个如此规模巨大而且有如此广泛政府干预的经济体。”

中美双方面临某种制度性摊牌,这次301调查的指控全部都指向政府干预问题。中国模式不是制度优势,恰恰是美国要攻击的目标。

中美三轮出牌,既是恫吓,也是试探对方底牌。虽然中国威胁要抛售美国国债,但美国手里的牌更多。如互联网的根服务器在美国,美国把它切断,中国还怎么玩?中国坐拥地球上最多的人口和最大的市场,但一国之命脉可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特朗普和他的幕僚们,通过双边施压,促使中国单边开放并改变经济运行模式,最终改变多边规则以约束中国。

中国要赢得胜利,只有一条路,就是更大的改革,更大的开放。如果实行美国那样的制度,美国肯定是最欢迎的,两国立即成为盟友。

(3)

根据阴谋论者的逻辑:美帝加息肯定是一个阴谋,美帝减息是另一个阴谋,美帝不加不减息必然是在酝酿更大的阴谋;美元升值是阴谋,美元贬值还是阴谋;美帝加税是阴谋,美帝减税也是阴谋;石油涨价是美帝阴谋,石油跌价还是美帝阴谋。反正不管美国做什么都是阴谋。面对如此美帝,我们只需要做到不忘初心、保持定力就可以了。

根据中国必胜论逻辑:自由贸易,中国是最大赢家,打贸易战,中国是最大赢家;人民币升值,中国是最大赢家,人民币贬值,中国还是最大赢家。

这些论调都影响高层决策,危害不浅。

(4)

外交部说美国挑起贸易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难怪摸了几十年的石头也没过去河呢,让这帮境外势力搬起来砸脚玩儿去了!

既然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为什么还要抗议、反制呢?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我们应该乐见其成啊。

商务部警告美国悬崖勒马。美国既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我们应该把它推下悬崖,反而要他们悬崖勒马?

既然美国打贸易战最终损害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为公考还要苦口婆心规劝他们?

美国打贸易战,发言人说奉陪到底。既然砸的是美国的脚,损害美国的利益,我们为什么非要奉陪?不奉陪美国敢拿我们怎样?

如果美国是我们的敌人,那么,这些发言人说的全错。

(5)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中国,欠美国无数个谢。中国现代科学,是美国帮助下开启的;中国大学教育,是美国帮助下建立的;中国抗日战争,是美国帮助下打赢的;中国苏核威胁,是美国帮助下避免的;中国改革开放,是美国帮助下取得的;中国加入世贸,是美国帮助下如愿的;中国周末双休,是美国帮助下实行的;中国乙肝疫苗,是美国帮助下生产的……

美国为中国所做的好事,要么被忘记,要么被屏蔽。而美国对中国所做的坏事,要么是虚构,要么是歪曲。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6 02:24:37

主题: 中兴的“五个教训”
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在2017年10月举行的一年一度出口管制政策会议中,以中兴为例,做了一场 “教科书范例”的演示。这个年度会议的主题是“保护美国技术,发展美国工业”。

在安全局准备的PPT里,描述这些“宝贵的教训”的手法是如此简单,像是教牙牙学语的孩童,仿佛它们针对的读者就是中兴的高层和员工,而他们的失误简直低级得可笑:

第一个教训:不要说谎

在2014到2016年之间,中兴屡屡向安全局官员声明它自2012年3月起停止向伊朗出口货物,并且不再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中兴的外部顾问并不知道中兴向美国政府沟通的陈述为虚假和误导。此外,在律师与美国政府会晤之前,中兴的高层或管理人员已经审查了辩护律师代表公司做出的陈述,并且知道这些陈述的虚假和误导。
切勿制作错误/误导性的记录:
中兴还采取了其他规避措施,包括在有关伊朗交易的文件中使用“卡塔尔”作为“伊朗”的代码,故意省略销售系统中的伊朗客户名称,并避免在发送给伊朗的物品、盒子或文件上使用中兴的标识。

第二个教训:不要摧毁证据

中兴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通过删除和隐藏中兴保留的有关调查的外部律师和法务会计师事务所的文件和信息,防止披露并误导美国政府。该计划包括在2016年1月至3月期间在中兴内组建和管理一个由13名成员组成的“合同数据删除小组”,销毁清除或清理与伊朗业务有关的任何交易或其他活动的所有材料,并且每晚删除团队的所有电子邮件,以隐藏团队的活动。(裘蒂按:美国法律规定,一旦调查或法律程序开启,删除文件将以摧毁证据的罪名处置。)

第三个教训:不要依赖保密协议来掩盖犯罪行为

中兴要求合同数据删除小组中的每个小组成员签署一份保密协议,禁止披露该小组任务所要隐藏的中兴交易和活动有关的任何信息。如果确定违约披露,犯规者需支付给中兴100万人民币的罚金。

第四个教训:调查期间不要重新开始犯罪活动

2013年11月,在中兴的首席执行官主持的高层管理人员会议之后,中兴不顾律师的反对,计划恢复向伊朗转运。中兴员工组成了委员会,寻找愿意参与交易架构的第三方。目的是使中兴在交易中保持低调状态,同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没有这些美国原产商品,中兴卖给伊朗的设备便不能满足其伊朗国家要求的功能。

第五个教训:不要制定领导批准的书面战略来系统地违反法律

中兴法律部起草的中兴内部文件《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由中兴的四名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裁)于2011年9月2日左右批准并签署。批准的报告描述了在将美国产品出口到禁运目的地时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风险,包括因为中兴拥有“来自美国供应商的许多技术和组件,因此,当我们的出口或再出口涉及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它们都受到美国政府的监督和限制”。
报告随后制定了中兴的“应对计划”,进一步规范伊朗项目的运作并管理潜在风险,包括在其禁运项目方面设立若干跨部门项目小组或委员会。还设立了40万人民币奖励机制,以鼓励团队成员完成项目任务。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6 01:41:32

主题: 中华之星缘何成流星,高铁技术关键时刻掉链子
                记者 王强

http://hx.hxwk.org/files/2006/05/060523a.jpg

中华之星

据《商务周刊》杂志报道,“中华之星”以自主创新为初衷,321.5公里的时速也创造了中国铁路试验速度的最高记录。但因为在关键时刻的故障问题,中国刚刚自主建立起来的高速列车技术的集成平台被打入冷宫,技术力量持续流失――

2006年2月18日,湖南重镇株洲,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天气潮湿而阴冷。

坐在刘友梅位于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大楼的宽大办公室里,却显得异常闷热,屋子里暖气开得很足。窗外不时从厂区的试验线轨道上传来机车响亮的汽笛声。这位“中华之星”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显得格外消沉。

“有什么办法呢?‘中华之星’实际上被铁道部否定了,但我们的工作问心无愧。”刘友梅略微停顿了一下,说,“理由很简单,铁道部就是认为‘中华之星’不可靠,虽然试运行五十几万公里,但还远远不够。”

作为中国自主设计的目前时速最高的交流传动动力集中型动车组,“中华之星”拉响的第一声汽笛还是相当响亮的――它甚至出现在中学时事政治的考卷上。2002年底,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速列车在秦沈客运专线进行正线试验时,曾经创造了每小时321.5公里的“中国铁路第一速”。

但从2004年开始,“中华之星”迅速从新闻中消失了。在日本、法国、加拿大和德国的高速动车组纷纷中标中国铁道部采购项目的时候,却见不到“中华之星”的身影――它甚至连投标的资格都没有――按照2004年铁道部《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投标邀请书》规定,此项目合格投标人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具备铁路动车组制造能力,并获得拥有成熟的时速200公里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国外合作方技术支持的中国制造企业(含中外合资企业)”。

“现在,我们的整个团队都很消沉。”望着窗外,刘友梅连声说,“无奈!无奈!”

刚过春节,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一位领导告诉刘友梅,技术中心又有两名技术骨干要辞职离去,而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去年早就发生了。这对于素有“中国电力机车之都”的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来说,似乎并不意外。

院士很伤心,但他没有办法,只是勉强说:“我们尽量劝说或者创造一些其他的条件,让他们等一段时间再看看。实在劝不了也没办法,人才流动是正常的。”

记者采访刘友梅的时候,由他挂帅设计的“中华之星”还在秦沈客运专线上运行。但按照铁道部的规定,运行区间只限于山海关到沈阳,而且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60公里。

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南车集团的一位人士透露,秦沈线上的“中华之星”就是个试验品,“铁道部已经把它毙了,以后估计也不会再生产‘中华之星’了”。

这个曾经的国家重大产业化项目,在付出数以亿计的资金和集合整个中国铁路机车研发制造系统众多科技人员的多年心血后,在产业化道路上已经约等于中途夭折了。

低调的临时列车

从北京坐火车,经过4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古城山海关。一辆漂亮的“大家伙”静静地停在站台上,鸭嘴兽形状的动力车头分挂两边,蓝白绿相间的流线型车体,让它显得是那么与众不同。

山海关车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就是由株洲电力机车厂和大同机车厂等联合制造的“中华之星”高速动车组,每天往返山海关和沈阳之间一趟。

“中华之星”按照二动九拖方式设计,也就是两节动力车,9节拖车,9节拖车包括2节一等座车,6节二等座车和1节酒吧车。该动车组属于时速270公里高速列车,但记者在动力车头上看到,标记的却是“160km/h动车组”。

2月10日,记者登上由山海关开往沈阳的这趟L517次列车,16点54分准点发车。“中华之星”行驶在中国第一条客运专线秦沈线上,坐在一等座车宽大舒适的可调节软座椅上,打开前排座位后面的小型液晶电视,欣赏好莱坞大片《蜘蛛侠》或者优美的MTV,确实是火车乘客们从未有过的享受。

但整个车厢里,包括记者在内只有6名乘客,虽然舒适,却显得格外冷清。

L517次列车的一位乘务员告诉记者,“中华之星”是从2005年8月1日正式开始载客运营的,但铁道部一直没有做过宣传,即使在沈阳和山海关,知道的人也不多,所以每天的乘客很少,9节车厢满员可载772人,但当天的乘客不到100人。在他的记忆里,从正式运营到现在,只有过一次几乎满员的情况,好像是来了一个参观团。

“直到现在,‘中华之星’还‘享受’的是临客待遇。”这位天天在秦沈客运专线上看风景的小伙子说:“临客就意味着不知道哪天就被取消了。”

车窗外是茫茫白雪,“中华之星”行进在关外大地上,孤独而寂寞。

晚上19点48分,列车到达沈阳。389公里的路程用时2小时54分钟,记者算了一下,平均时速只有134公里。

在采访刘友梅的时候,他对于目前“中华之星”的运行限速也显得很无奈。

“160公里的最高时速是铁道部规定的,我当时向铁道部一而再再而三说,‘中华之星’在正式运营后,应该跑到每小时200公里。”刘友梅说,“但铁道部不允许,理由是目前秦沈线的行车条件达不到要求。”

这种说法让刘友梅感到很奇怪,因为秦沈客运专线最初就是按照时速200公里设计的高速客运专线。

其实,属于270km/h动车组的“中华之星”在运行考核期间就被限速,致使考核里程中的200km/h速度里程仅占到全部考核里程的40%,就此事,刘友梅和项目组曾多次向铁道部要求恢复全线200km/h速度运行考核,但均未被允许。

“中华之星”上线载客运营后,刘友梅也曾多次向铁道部建议,应该在秦沈客运专线全线实现200km/h载客试运营,作为产业化前的延伸考核,以便继续提升“中华之星”的攻关工作。但直到今天,铁道部没有给刘友梅任何答复。

“这使得本该继续进行的项目工程建设目标和进一步的试验难以保持,并造成了工程建设上的浪费。” 刘友梅说,去年8月1日“中华之星”载客试运营前,他也曾建议运营线路要从沈阳到秦皇岛,因为秦皇岛是旅游胜地,所以在乘客数量上会有保障,但铁道部最终决定,运营线路从沈阳到山海关,并且低调开行,不做任何宣传。

“山海关是个小地方,而铁道部又不做宣传,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知道秦沈线上运营着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 刘友梅说。

为争气而上马

刘友梅告诉《商务周刊》,中国铁路机车车辆产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坚持自主发展的路线。改革开放后,通过技术引进和国际合作,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得到明显提高。1994年,中国完成了160km/h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和客车车辆的研制,到目前已全面掌握了时速160公里的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动车组和车辆的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而且关键是形成了相当的产业规模和科研技术体系。

“八五”期间,中国开始了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的先期研究和科研攻关,包括大功率交直交牵引变流器、大功率交流异步牵引电机、高速转向架、直通式制动系统、微机控制系统和列车空气动力学等。

“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高速铁路实验工程前期研究”和“200km/h电动旅客列车组和动力分散交流传动电动车组研究”正式开始。黄强即分别主持了其中的两个子项目“高速实验列车技术条件的研究”和“200km/h动力分散交流传动电动车组”。

1990年代末,中国经过多次高速列车综合试验,取得了开发高速列车的大量实践试验数据。中国高速列车研发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但从1998年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当年6月,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朱F基做形势报告,提到了倡议已久的京沪高速铁路,也提到了磁悬浮技术。于是磁悬浮技术的研讨和磁悬浮高速铁路的修建被提上了日程,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铁道部支持的轮轨方案与磁悬浮方案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进行中的中国高速铁路研究逐渐变成了铁道部的“争气项目”,铁道部想以实际效果说服国务院领导相信自己的轮轨方案(参见2004年9月5日《商务周刊》文章《京沪高铁十年一觉》)。

这一变化随之加速了“中华之星”项目的上马。

刘友梅告诉《商务周刊》,“中华之星”的前身是现在广深线运行的“蓝箭”号,都是以欧洲高速铁路技术模式为基础,属于动力集中型动车组。2000年,中国通过技贸结合和国际合作,引进国外核心技术部件――牵引变流器,完成了200km/h速度级的“蓝箭”电动车组,并在随后的正线试验中达到了236公里的时速,于2001年完成了8列动车组的生产,并正式投入广深线商业运营。

“‘蓝箭’已累计安全运营1200多万公里,关键是为我国立项开始270km/h高速列车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试验数据。”刘友梅认为,这也说明中国已掌握和具备了200km/h级电动车组产业化的能力和条件。

2000年初,经过专家的多次论证,铁道部拿出270km/h高速列车产业化项目报告,并提交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当年下半年,国家计委以2458号文件正式批准立项,同时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项目。该文件明确这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列车,并命名为“中华之星”。

2001年4月,铁道部下达“270km/h高速列车设计任务书”,确定了列车的总参数,由此拉开了“中华之星”自主研发的序幕。中国工程院院士、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厂高速研究所所长刘友梅被任命为该项目的总设计师。

在铁道部下达的设计任务书中,对“中华之星”的用途有很明确的说明:京沈快速客运通道主型列车,未来高速铁路的中短途高速列车和跨线快速列车。“中华之星”的立项明确是以“产业化”为目标,预计用两年左右时间,达到年生产15列“中华之星”的能力。

按照规划,270km/h高速列车“中华之星”项目总投资1.3亿元人民币,其中国家拨款4000万元,铁道部投资4000万元,企业自筹5000万元。

为保证项目的尽快实施和研发工作顺利推进,“中华之星”项目集中了当时国内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和研发的最核心力量进行联合攻关。刘友梅告诉本刊,“中华之星”的研发工作集合了南、北车集团旗下的四大铁路机车车辆企业(株洲电力机车厂、大同机车厂、长春客车厂、四方机车车辆厂)、四大科研院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四方车辆研究所、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和两个高等院校(西南交通大学、中南大学),涉及设计开发人员多达几百号人。

其中,株洲电力机车厂和大同机车厂分别负责研制一台动力车,长春客车厂负责研制4节拖车,四方机车车辆厂负责研制5节拖车。

2001年8月,“中华之星”项目通过了技术设计审查,开始进入试制阶段。在随后一年多的试制阶段,四个主机厂制造的动力车和拖车分别在西南交通大学国家牵引动力重点实验室的滚动试验台上通过了330km/h、400 km/h速度的模拟动力学试验。

2002年9月,“中华之星”动车组集结在位于北京东郊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环行铁道试验基地,开始进行列车编组调试。试验期间,动力车头的各项功能测试完成,包括牵引、制动、电空联合制动等基本功能得到了验证,随后又完成了机车调试。

当年11月,“中华之星”分别在北京环行铁道试验基地和秦沈客运专线上进行了高速综合性能试验。

2002年11月27日,对于刘友梅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冲刺试验达到321.5公里的最高时速,创造了我国铁路试验速度的最高记录。

从2003年1月起,“中华之星”开始在秦沈客运专线上进行线路运行考核。刘友梅告诉记者,截止到2004年12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累计运行53.6万公里,创造了目前中国铁路新型机车车辆试验运行考核里程最长、运行考核速度最高的纪录。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故障,但最终“经受了新产品最严格的试验和考核”。

2005年初,“中华之星”在经历了53.6万公里的线路运行考核,两节动力车和9节拖车分别返回四大主机厂进行“解体拆检”,拆检后没有发现任何重大问题,可以确认整车和零部件状态良好。

“这说明‘中华之星’是可靠的,研制是成功的。” 刘友梅说。

关键时刻掉“链子”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许“中华之星”今天已经顺利运行在更多的客运专线上,并按照最初的目标实现产业化。

“这一切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刘友梅说。作为技术专家,他深刻感受到了来自人治和行政权威背后的巨大压力。

2003年4月,国内曾有报道乐观估计,2003年7月1日秦沈客运专线开通之后,“中华之星”高速列车将投入北京至沈阳的试运营。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2003年6月10日至18日,“中华之星”动车组从秦沈客运专线上下线整修,目的就是为各制造单位在7月秦沈客运专线开通前解决各自存在的问题。6月24日,中国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曾会同各厂家和皇姑屯动车所在沈阳市沈铁大厦召开“中华之星”动车组运营筹备会,会上还提出了12条整改意见。

但2003年7月1日,“中华之星”并没有如期进入载客试运营。有人士披露,是因为“中华之星”上进口的法国信号系统出现了问题。刘友梅对记者承认:“在初期,进口的法国TVM430信号系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他认为,原因在于铁道部对“中华之星”的技术性能和安全性不放心。

“实验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事情。速度这么快,会出现什么问题,谁也不清楚。在搞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失败和遇到各种问题都很正常。”刘友梅说。

但铁道部有关领导的态度也有理由,因为平时很少出现故障的“中华之星”,在领导亲身体验的关键时刻却掉链子了。

在2002年11月27日“中华之星”冲刺试验并创造了312.5公里最高时速的第二天,时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希望亲自上车试乘,体验“中华之星”的速度。当天,傅志寰还把几位副部长都带来了。

按计划是9点钟正式试验,为稳妥起见,全体试验人员起了个大早,先在线路上跑了一趟,最高时速达到285公里。但恰在快回到基地前的17秒钟,安装在“中华之星”上的转向架故障诊断系统出现报警。

列车回到基地,下车检查发现B动力车有一个根轴的托架轴承座冒烟。当时在场的南车、北车集团领导和技术人员都很着急,据说当时急得南车集团的副总工程师都钻到车下去检查。北车集团的领导更是着急,因为这节动车头是北车旗下的大同机车厂负责制造的。

这套故障诊断系统原本用于诊断军用航空发动机的故障,由航空集团“608所”开发并转化民用。刘友梅赶快叫人上车去查看数据,发现轴承温度已经达到109摄氏度,完全超标,属于一级报警。随后用红外线测温计检查,轴承座温度也达到90多度。

但部长们都还等着登车,是继续试验还是立刻停止?在看完数据、分析完现场后,作为总设计师的刘友梅找来南北车的两位领导商议,他个人意见是接下来的试验应该停止,“因为已经列入一级报警了,应该相信这套系统,否则就会出大事故”。

随后,情况向傅志寰做了汇报,傅也决定取消接下来的试验。

故障转向架被马上拉回大同厂解体,检查发现是进口轴承质量问题。在与国外制造商协调后,轴承得到退换。刘友梅告诉记者,到现在替换的轴承也没问题,“这也证明安装在‘中华之星’上的故障诊断系统是有效的”。

“但这件事情却成为‘中华之星’安全性不可靠的最重要依据。铁道部一些先生大做文章,否定‘中华之星’,说‘几位部长的命差点都要被中华之星报销了’。” 刘友梅很气愤,“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中华之星’安全诊断保障系统很有效,能提升‘中华之星’的可靠性,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说了。”

随后在2003年9月19―20日长春召开的“高速动车组专家研讨会”上,“中华之星”被评价为“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在技术水平、产品成熟程度和可靠性等方面还存在较明显的差距”。这次会议已经明确要从国外引进200km/h动车组和300km/h以上高速动车组,但专家们在“建议综合”里仍强调,要进一步完善“中华之星”高速动车组的试验。

2005年7月11-12日,铁道部主持召开“中华之星”阶段验收总结会,会上铁道部对国家立项自主研发的高速列车在口头上表示了支持。“但实质上对‘中华之星’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刘友梅认为,这次验收会刻意否决了“中华之星”项目从设计、研制、试验、运行考核的严格过程以及“中华之星”所具备的200km/h以上速度级技术能力的事实。

2004年,在铁道部200km/h动车组项目采购招标中,“中华之星”彻底出局。当时本刊曾发表文章,认为“中华之星”极有可能重蹈当年大飞机项目“运十”的覆辙。

“这次验收会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科技人员的自信,也损害了政府部门的诚信形象。”刘友梅很痛心,但更关键的是,“‘中华之星’高速列车夭折了,中国刚刚自主建立起来的高速列车技术的系统集成平台被扼杀了”。

是不是自主创新的希望?

2005年6月26日,中国工程院召开了一场“提高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问题”的座谈会,在这次由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刘友梅就“中华之星”面临的困境向与会院士们做了汇报。“院士们听完后感到问题很严重,认为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当前开展自主创新面临的普遍问题。”刘说。

会后,刘友梅联合包括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在内的52名院士,以中国工程院红头文件的方式,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报送院士反映“中华之星”高速列车有关情况的签名信》。

《签名信》认为,中国是铁路大国,发展及产业升级中可以适度引进借鉴,但不能完全依靠技术引进来解决中国铁路的问题;铁道部最近引进“日、法、加”三国共计140列200km/h等级电动车组的实践说明,包括设计技术、系统集成技术、交直交变流技术和网络控制技术都难以获得技术转让,中国企业仅分工承担组装制造任务,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使国内企业失去了自主创新的机会,使已经培育起来的科研队伍面临人员流失。

《签名信》建议,对于自主研发的“中华之星”高速列车,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鉴定,并实现产业化。院士们强调:“培育高速列车的民族品牌,可拉动和发展一批相关产业,千万不能让国家立项自主研制的成果不了了之。”

《签名信》呈送上去后,刘友梅一直在等待结果。

但采访中,铁道部的一位专家认为,很难说“中华之星”能体现了中国自己的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充其量是众多进口零部件的拼装,更不要说什么核心技术。

对此刘友梅并不讳言,但他认为,虽然有些零部件是从国外进口的,并不妨碍我们由此获得系统集成能力。他反问到:“‘神六’的零部件有很多是进口的,但你能说‘神六’不优秀吗?”

“更重要的是,“中华之星”自主解决了高速列车的主要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问题,初步打造了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的系统集成平台。”刘友梅认为,“中华之星”自主解决了以下几大核心技术:

一是动力系统,即交流传动系统。这是高速列车的核心,没有强大的动力,列车跑不起来。“中华之星”动力车的一整套动力系统,从牵引变压器,到牵引变流器,到交流异步牵引电动机,全部是中国自主研发和自己生产。

二是高速制动系统。“中华之星”的整个制动系统是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整个系统的控制逻辑单元到基础制动到防滑器,一整套子系统的集成都是中国自己做的,并自主研发了动力再生制动加列车电空制动的直通式数字制动机。

三是转向架。转向架除承载功能外,还起到减振和安全功能。转向架有两种,一种是动力转向架,一种是非动力转向架。“中华之星”的动力转向架由南车集团的株洲厂和北车集团的大同厂联合承担自主研发,非动力转向架由长春厂和青岛四方各承担一个方案。

此外,自主研发的系统还包括“列车控制网络系统”和“气动力学与轻量化车体”等。

“当然,在系统集成和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的同时,我们并不排斥国外先进部件。”刘友梅说,高速受电弓、真空断路器、GTO器件、去离子水泵、高速轴承和螺杆空气压缩机等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这可以弥补国产器件的不足,提高国产高速列车的质量水平”。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课题组2005年组织完成的《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路线》报告也指出,“中华之星”的意义更深层次在于,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可靠性还不高,与国外技术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但通过这一项目,中国毕竟有了自己的技术开发基础和高速铁路技术平台”。

“‘中华之星’是一项新生事物,它同发达国家开发高速列车一样要经历诞生、成长、成熟的过程,而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水平已远远超过了日、法、德等发达国家在开发初期的水平。”刘友梅说,“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确实存在差距,但这不能成为自己否定自己的理由。”

在重大技术项目中,优先保护民族产业和支持自主技术是国际惯例。刘友梅不理解的是:“难道不让‘中华之星’继续投入200km/h速度运营和进一步改进、开发,把其扼杀在摇篮里,就可以解决自主研发中出现的问题吗?”

“恰恰相反,这只能使中国企业丧失研发200km/h以上动车组的实践机会。”刘担忧,从长远看,更会对业内公认的中国最具有自主创新潜力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带来致命打击。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路线》报告在批评目前铁道部“以市场换技术”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铁路是我国的巨型国有企业,它的采购,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采购法》的约束。

刘友梅对此深有同感。最近他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在修订之中,里面新增的第52条让他看到了丝许曙光。该条款为政府采购扶持政策,其中明确规定: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使用政府财政性资金购买重大装备和产品的,属于国内企业能够生产的就应当订购或采购国内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国家采取政策措施支持企业采购国内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装备和产品。

“但愿这些法律文字尽快在现实中得到落实。”刘友梅说。

□ 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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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6 00:46:07

主题: 对中国强硬为何获得美国朝野的共识?(下)
作者: 未普

至于美国外交界为何主张对华强硬?一篇最近引发轰动的文章,把这个问题交代的十分清楚。奥巴马时代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刊载了一篇长文《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

两位作者回顾了美国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一直对中国有所期待,但期望一再落空。比如,二战后,美国派特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前往中国斡旋,期望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和平协议;韩战期间,杜鲁门政府期待阻止毛泽东的军队跨过鸭绿江;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限制在越南的参与,但是,上述种种期待都落空了。

当然,美国对中国最大的期待就是期望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能够和国际秩序接轨,能够接纳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能够逐渐转型为民主化国家。为此美国使出了浑身解数,“胡萝卜”和“大棒”交叉使用。无奈,不管是“胡萝卜”还是“大棒”,中国就是抱着“共产党的领导”不放,抱着“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不放。

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无论美国怎样做,都没有像预期地那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也没有能够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可以诱惑或是制约中国。两位作者警告说,这样的现实应该足以让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必须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更持续的对华措施。

而美国商界支持对华强硬的主因是,他们担心面对中国政府大规模补贴的中国企业,美国企业会丧失竞争能力。太阳能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年前,美国在开发和制造太阳能组件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那时中国政府银行开始为本国的太阳能制造商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结果大多数美欧企业关门,而中国现在则生产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太阳能组件。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大规模补贴中国企业,太阳能产业的例子就有可能在其他产业复制。因此美国商界有一种逐渐占上风的观念,“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在美国民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老百姓近些年来增加很多。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2月进行的一个民调,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受访人的比例,从2006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55%;此外,有6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对手或者是美国的严重问题,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问题。

这种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经历了2016年总统选举之后,开始逐渐发酵。除了特朗普的鼓动作用,还要归功于民粹主义大师班农的大规模游说。班农对美国一些民间团体不厌其烦地谈中国及其称霸世界的计划。这些团体包括茶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基督教团体、信天主教的选民、民粹主义团体,及某些对冲基金经理。班农跟他们说,这对西方也不仅仅是一个警告,实质上是表明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而犹太基督教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资本化的西方已经输了。他的听众都相当买账。

美国民间的这种情绪在2018年的期中选举期间,将会进一步被鼓动起来。特朗普将会向他的选民表明,他兑现了对中国强硬的竞选诺言,而且正在取得成果。很多民众尽管不喜欢关税这个形式,但认为中国应该被制裁。2018年4月的一个民调显示,7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修正美国对中国的3750亿美元的逆差(BBC,4月16日)。

综上所述,美国朝野在中国问题上可以说达到以下共识:第一,美国各界全面检讨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几十年来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政策失败。第二,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现代史上面临的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会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第三,美国不会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会加大“大棒”的力度,缩小“胡萝卜”的手段,用抵制、惩罚甚至报复的方式,重塑中国的行为,逼迫中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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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6 00:41:44

主题: 对中国强硬为何获得美国朝野的共识?(上)
作者: 未普

美中关系及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面临重大转折。从去年年初开始,美国朝野动作不断,来自政界、军界、外交界、学界和商界的反思声音此起彼伏。各界人士对美国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问题看法不同,但对中国强硬,却有许多共识。

要想探讨美国社会为何达成对华共识,不能不了解从去年年初到现在发生在美国各界的几个重量级对华政策讨论会及其出版物。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2017年12月18日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国家安全战略。特朗普政府在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

有评论说,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稀奇。克林顿当总统时称中国为战略伙伴,小布什时称中国为竞争对手,奥巴马执政又改回战略伙伴,现在特朗普又改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改变只是回到原来共和党的路线上而己。但各种迹象显示,这一次特朗普重回共和党路线,绝非简单回归。

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应当更强硬,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罕见的共识。民主党参院少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对特朗普对华强硬方针的罕见支持,就是一个例子。他今年三月和四月在不同的场合表态支持特朗普对中国强硬的政策,他说,相较于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我在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和特朗普总统更接近一些,那些人让中国太随便了,我们确实需要强硬一些!”

两党在对中国强硬问题上的共识,其实早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不久就有体现。2017年2月,一个由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两党特别工作组,联合发表了一份报告《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U.S. Policy Toward China: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Administration)。专家们说,鉴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硬、在经济上越来越重商主义、在国内政策上越来越压制,他们敦促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个特别工作组于两年前成立,以便为下一任总统提供建议。两党特别工作组达成共识,即美国需要坚定自己应对中国问题的决心。该工作组敦促政府在亚洲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采取新的政策和外交工具,包括制裁、针对贸易争端的诉讼,以及采取对等措施等等。

对两党的政治精英来说,中国挑战美国的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担心美国正在输掉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美国两党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而要对中国强硬的主要原因。那么美国军界、学界、外交界和商界的精英们又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主张或赞成对中国强硬?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军界。从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表态看,他们显然担忧,在美国数十年失败的对华政策下,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正在被削弱。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与军力发展的副助理部长柯伯吉(Elbridge Colby)今年一月份在五角大楼回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优势正被削弱,特别是在海事、航空航天方面。他认为,美国现在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几十年来正在勤奋和专注地侵蚀并阻止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因此美国在认清现实后,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为什么美国学界也主张对华强硬?有报道说,美国需要直接与中国竞争,已经在美国学界几乎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这种说法反映在一些著名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上。他们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以推广非民主价值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在今年二月的国会听证会上反思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他说,美国意图使中国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一部分,最终实现政治上民主化的对华策略失败了,中国目前的策略是要取代美国在东亚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表示,中国当局利用实力在世界推广非民主价值,支持非民主政权,对全世界民主进程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对习近平修宪举动评论说,中国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正在倒退,“一个不受控制的威权政体会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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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6 00:08:37

主题: 美军武器所需“稀土”全部来自中国,为何不怕被卡脖子?
http://www.airforcemag.com/MagazineArchive/PublishingImages/2018/February%202018/0218_Grier_Rare_Rare/0218_Grier_Rare_rare1.jpg


  美军一架F-35“闪电2”战机需要920磅稀土材料,一艘“伯克”级驱逐舰要5200磅,一艘“弗吉尼亚”级潜艇需要9200磅。而这些稀土材料全部来自中国,美军却不怕中国禁运卡脖子,为什么呢?



  1、稀土,美军尖端武器的维生素

  稀土由17种元素构成:镧、铈、镨、钕、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钇和钪。甭看名字玄幻,但它们与其他矿物质结合,哪怕很少一点点,就能发生非常不寻常的物理和化学作用,被广泛应用于高科技领域。



  比如钇,铕和铽被用来制造平板显示器。高品质光学玻璃需要镧。高能激光需要铒或钕。而用途最大的是制造永磁体,如钐钴磁体,磁场是普通铁氧磁体的10倍,体积重量更小,而且高温不消磁。广泛用于高性能硬盘、军舰潜艇用大功率电机、导弹制导和控制电机、F-22隐身战机的尾翼、方向舵控制电机、电子战干扰机、雷达、声纳等。



  如前所述,美军现在的主力战机、战舰、潜艇、战车、导弹、雷达、通讯等产品大量需要。

  2、稀土不稀有,却很稀罕

  一个有趣的现实就是,目前美军的稀土材料,全部进口自中国。这要从“稀土”的名字说起。

  稀土被称为“稀”,不是地球蕴含稀少。其实稀土元素在地下的蕴藏量跟常见的铜、铬一样多。即使最稀有的几种稀土元素,其蕴藏量也远超过黄金。

  但问题是,稀土矿里的稀土元素含量非常“稀”,以百万分之几来计算,造成提取非常困难,成本高昂。

http://www.airforcemag.com/MagazineArchive/PublishingImages/2018/February%202018/0218_Grier_Rare_Rare/0218_Grier_Rare_rare3.jpg

  常见的方式,需要先把稀土矿岩石开采出来,然后研磨成吸粉,然后通过大量的水和复杂的工艺把微量的稀土从大量杂质中提取出来,把稀土泥浆干燥,再用酸把稀土泥浆中的稀土金属化合物提取出来。其间不仅工作量大,还会产生大量含有有害物质的泥浆肥料、含酸废液。以美国当年的Mountain Pass稀土矿为例,一分钟就要产生850加仑有害废液,一年就是160万吨! 这玩意而还不能到处排,只能放在储水池慢慢蒸发。但剩下的固体物质也是很厉害。美国当年Mountain Pass稀土矿剩下的有不少铀、钍放射性废料和盐、酸,造成过严重污染。



  3、中国是如何成为世界第一稀土生产国的

  这么麻烦的东西,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第一呢?

  首先,稀土矿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大量蕴藏。尤其是更为稀缺的重稀土,前几名是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国家。

http://www.chnarmy.com/img/2018/01/0_201801150900017PVoY.jpg

  上世纪60-80年代,美国是世界第一稀土开采和出口大国,加州东南部的Mountain Pass稀土矿品位高(7%-8%),稀土REO储量140-376万吨,年产能4万吨,可供美国使用280年。



  然而上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先进的开采技术和设备,加上政府的强力支持,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宽松的环保标准,使得内蒙古白云鄂博稀土矿(品味5%,REO储量3600万吨,年产能10万吨)、福建和湖南的重稀土矿一起,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稀土生产大国,并以低价迅速占领全球市场,2006年基本上把很多国家的稀土矿逼的关门,美国Mountain Pass矿就是2002年宣布破产关闭的。



  2006年以后,中国加强稀土产业集中管理、转型升级、环保改造,尤其重视高附加稀土合金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根据美国国会CRS报告显示:中国目前供应全球90%的稀土金属合金,75%的铷铁硼永磁体,60%的钐钴磁体。

  前面说到的那些美军高技术装备的稀土,全部从价廉物美的中国进口。

  4、稀土危机,美军如何应对

  然而,根据美国国会CRS报告显示:中国也意识到稀土的战略价值,一方面提高价格,同时开始限制出口,把它作为一种武器。如2010年7月,中国宣布当年下半年稀土出口量下调70%。2010年9月-11月,中国暂停了三个月对日本的稀土出口,而日本是全球稀土最大用户,欲哭无泪。2016年到2017年,稀土产品价格价格上涨65%!

  2017年5月,中情局局长Mike Pompeo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上就坦诚了这一忧虑。并提出了两大应对措施:

  一,考虑重启美国自己的Mountain Pass等稀土矿,至少可以供美国使用280年。

  二,另辟蹊径,比如美国能源部实验室已经在研究煤矿副产物中提炼稀土元素的技术,预计可供美国使用1000年。

  三,替代品,就像当年美国的穿甲弹和装甲缺耐热金属钨,结果找到了贫铀这个替代品,来制造贫铀穿甲弹和贫铀装甲,效果比钨还好。



  这就是中国是全球第一稀土国,美军现在全部进口中国稀土造武器,但不怕中国卡脖子的原因。不要再嚷嚷“稀土战争”了,美国无论从稀土储量,到提炼技术,到替代技术,都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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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5 23:42:02

主题: 川建国的法律核武器
作者: 二大爷

到目前为止,川建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贸易制裁,都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的。这些行政命令由美帝的财政部和商务部负责具体执行。作为这个星球上号称权力最大的职位——美帝总统,是不是可以顺便就下达一个“重要指示”呢?特别是川建国这种给人看来有些随心所欲的治国方式?

显然不是。美帝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总统的权力行使,不是在《纸牌屋》里玩斗争,而是在可见的法律框架内的。不管什么样的行政命令,都必须有对应的法律授权方可。具体到中美贸易战,川建国正在利用和尚未利用的法律核武器有哪些呢?

一、美帝的贸易制裁法律体系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对外贸易的最高权力属于国会,但是国会并不是天天开,面对纷繁复杂的贸易问题无法及时解决,所以国会陆续将很多对外贸易管理权,都通过立法形式授予了总统。

具体授权的5部法律包括:1917年《对敌贸易法》、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1962年《贸易拓展法》、1974年《贸易法》、1977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经过这一百年来不断的授权,可以说美帝总统已经实际掌握了对外贸易大权,国会只剩下立法和监督的职能。

这里要特别强调是1974年《贸易法》,根据这个法案及后续修正案,美帝总统在白宫设立了直属的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负责具体制定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行使协调和谈判职能。这个办公室的实际权力是相当大的。

除此之外,美帝还会单独就某些国家量身定制制裁法案——比如《伊拉克制裁法》《伊朗制裁法》《古巴民主法》和《国际安全和发展合作法》,这些都是可供具体操作的针对性极强的法案。

所以可以毫不含糊的说,美帝总统单凭自己的法律授权,确实有发动一场全面贸易战的能力和权力。能够阻止他的,只有自己的决心、意志和换届选举。

二、那些法律堪称核武器

在上面提及的5部法律中,我们需要重点了解3部大杀器。《贸易法》、《对敌贸易法》和《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

世界人民如雷贯耳的,首推1974年《贸易法》。美帝最常使用的“301条款”就是这个法案的第301条。根据这个条款,当美国确认某贸易伙伴的政策违反贸易协定,即可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后续的修正案进一步细化,其中针对贸易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分别被称为“超级301条款”和“特殊301条款”,授权通过“发起调查、贸易谈判、报复措施”的制裁,直至对手屈服。

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过,单单对中国,美帝使用过301条款前后5次,3次针对知识产权,1次针对贸易壁垒,1次针对清洁能源。最终全部以中方达成妥协性条款告终。

《对敌贸易法》是在一战的背景下为了对付德国为首的同盟国而产生的,这个法案的目的为限制与敌视美国的国家进行贸易。虽然是有一百年历史的老家伙,但威力同样不小。该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监督或限制美国与其敌国之间所有贸易的权力。具体的说,就是通过外国财产管理局,没收任何被认为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敌对参战人士的财产。比如在一战期间,美帝就没收了部分德国移民和德国拜耳化学公司等企业的财产。

朝鲜和古巴是至今仍在这个法案限制下的两个国家——虽然朝鲜刚刚从名单中划走,但实际上仍在执行。这些穷光蛋本来在美国也没有多少国家资产,被限制可能还影响不大。但是你懂的,这个法案要是应用到别的任何一个温饱国家,威力该有何等巨大。

最后重点要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这个法案通常用于对所谓流氓政权和恐怖组织实施制裁,它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后对商业进行管制,甚至可以不受限制地征收关税。总统有权阻止任何资产交易并冻结资产;如果美国本土发生实际袭击事件,还可没收参与、援助袭击的国家、团体或个人有关的财产。

直白一点说就是,你不仅不能够参与任何与美国有关的交易,在美国的资产也很可能化为乌有。伊朗政府、卡扎菲、查韦斯等都曾经吃过这个法案的大苦头,最近一次发挥威力,就是2014年3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奥巴马根据此法案,对俄罗斯经济特定领域从业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如果你只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平民,读到这里可能不会有特别的恐惧。如果你是美国业主,或者老婆孩子在美国潜伏,那么,这个法案一旦启动,你会寝食难安,底气全无。

那些专门法案威力同样不容小觑,比如《伊朗制裁法》。该法不仅规定了本国公司不能干什么,甚至还规定涉及美国经济往来的公司,如果和伊朗发生关联贸易,会导致什么后果——你应该知道了,这就是导致中兴倒下的原因。

三、美帝制裁的威力从何而来

可能有些读者会有疑问,美帝再强大,不过也是地球上两百多个国家中的一个,他的单边制裁如何能够产生全球效力,置人于死地?

我首先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在目前的世界格局中,这个地球上其他国家加起来,可能都不够美帝强大。美帝是如何把这种强大延伸到单边的制裁中的呢?

“域外管辖权”是美国实施对外制裁的法律基础,在国际法中也有相应的根据。任何国外公司,只要有美国资本参与或受美国公民控制,就被认为可以对其进行管辖。在美国人的司法体系中,甚至可以对“发生在一国之外,但已经或打算对另一国境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行为”进行管辖,即所谓的“长臂管辖”。

简而言之,美国人的制裁不仅仅是对国内生效,只要你跟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系沾边,都会挂钩。基于美国在国际贸易、金融市场上的关键角色和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核心地位,你与制裁目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交易都可能引发违法风险。而且,由于美帝的领头羊效应以及传统上的诸多盟友关系,美帝可以让队友联合参与制裁,就如同对付俄罗斯一样——所以,美帝的单边制裁最终往往变成联合制裁,让对手难以招架。

举个国内的例子来说,比如2012 年7 月底,中国昆仑银行因为为伊朗提供金融服务而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美国要求任何持有昆仑银行账户的金融机构必须在10 天之内关闭账户——实际上就是把昆仑银行逐出了国际金融市场。所以很多欧洲公司虽然并不涉及美国禁止与伊朗交易的敏感内容,但仍然拒绝与伊朗开展业务往来,因为只要是交易,无处不在的美国金融体系就会牵涉其中,所以干脆一了百了。敢跟伊朗做生意的,就是俄罗斯和中国。

当然,结局是什么,大家也都看到了。

四、迫在眉睫的威胁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清楚,到目前为止美帝不过是使用了“超级301”一项武器,而且还没有执行,就已经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

实事求是的说,单靠经济制裁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尤其是对于内部高压状态的伊朗、朝鲜一类国家,外来的经济制裁只会让他们更加疯狂的对内碾压,反而能保持长时间的苟延残喘。但是,很显然,弄不死你,你也绝对不会好过。至少,你只能挣扎在穷光蛋的生活水准上,再也难以形成气候。其实,美帝要的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这个。

没穿鞋的小国如此,穿了鞋的大国会怎样呢。尤其是如果川建国真的如威胁所说,启用对伊朗、朝鲜都不曾使用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甚至专门弄出一个针对性的法案,会有什么后果?

读者诸君可以自行脑补。

2018/4/24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5 16:35:23

主题: 满州晶片踢到铁板
作者: 洪博学

中美贸易大战中,一场没有声音的网路战争,早已开始,只是我们没有察觉。

今年初,川普以国家战略理由,否决博通和高通的并购案,主要原因就是后面有中国黑手。中国向来政企一家,许多在境外注册的跨国企业,同时背负执行中国国家任务,利用并购案,夺取欧美国家技术,这一点令美国政府很不放心。一月底,华为手机企图进入美国市场,就先挨了美国闷棍,4月17日,再度传来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公司,祭出“七年输出禁令”,华为和中兴通讯,是中国四大通讯公司中的两家,另两家是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

中兴通讯生产平板电脑,手机和电商网路设备,并承包海外标案,1985年在深圳成立,目前资本额是1,200亿人民币,每年营业额高达千亿人民币上下,(以上来自2015年中兴通讯官网)。4月1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宣布禁令,消息传出之后,港股和深股在盘中跌停,同时宣布停牌,紧跟在背后,对中兴通讯公司再捅一刀,落井下石还有英国。如果纽澳和欧盟国家也跟进,对中兴提出制裁的话,内行人士担心;这家公司可能要倒闭,中国网路酸民在网上留言说:“厉害了我的国,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造成目前难堪的局面,导因是五年前的旧案,中兴通讯公司对受到美国输出禁令和经济制裁的国家伊朗和北朝鲜,出口通信监控材料,违反禁令,事后,美国对中兴裁罚11亿9,000万美元,中兴通讯也象征性把涉案主管停职。但是,去年,美国发现中兴公司只是演戏给美国看,所有涉及本案的高专和职员,都升官加薪,这才引发美国不满。

这家公司负责人殷先生,和解放军的网路部队编号61398关系匪浅,解放军网军总部在上海新埔东,分成极光和夜龙两支部队,任务编组各有所司,极光网军,专门着重在政治领域,包括引导言论风向,制造“内容农场”假新闻,打击西方国家,插手西方国家选举,管理五毛和七毛党,侵入政府资料库,盗取人事资料。前几天,散播解放军在南海击沉美国航母,就是来自这个单位。另外,闯入他国政府公部门网页,乱改网页,施放病毒,也很专长。

夜龙网军主要任务在科技和能源领域,例如:窃取高科技图样和指标数据,或者侵入欧美能源矿物科技公司,窃取高管隐私及投标内幕,2015年,英国网路安全专家柯瑞拉(Gordon Corera)出版一本书:《电脑与间谍的秘密历史》(History of computers and Spies),这本书访问了一位美国电脑安全专家卡本特的谈话,根据卡本特的揭露;他从2004年起,从一封电邮开始追踪,历经十年,才发现有一个名为“泰坦雨”的网路间谍网,这是全球最大的网路间谍事件,被锁定的目标,都是西方国家顶尖的高科技公司,包括英国航太公司“BAE”。

卡本特在谈话中说:这个网路间谍,从英国航太公司盗取B2 SPIRIT匿踪战机和F35战机的资料,天基雷射和潜舰导弹资料和蓝图,经过几年后,中国就向全球宣布已经开发完成歼20匿踪战机。这个网路间谍,也入侵英国石油公司,盗取地质探勘报告,甚至盗取可口可乐的签约合同。

卡本特说:美国至少有140家国防相关工业被入侵,所有五角大厦的合同,无一幸免,被中国看光光,卡本特持续追踪比对,才发现网站网址来自中国,终于知道幕后的网军就是61398,代号APT/1又称为“进阶持续性渗透攻击”(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APT)。

目前,中国网军部队在贵州、成都、重庆、南宁(中国云端大数据总部),都设有骇客学校,总数约两百个,这些学校专门在网咖物色收集网路高手,以高薪引诱,专门培训中国新一代的骇客,但是,网军也为了隐密,经常移动,在深圳、北京、上海或小岛上,也有网军架设网站,对特定目标进行攻击,例如:对台湾的攻击,就来自武汉大学内;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第六局。

表面上看来,美国对中兴通讯下达采购输出禁令,目的是阻止2025中国制造计划,因为通讯科技是2025中国制造重点工业,而非单纯要避免5G市场被中国垄断领先而已,但是,美国真实的企图,就是打击中国网军,避免更多美国科技沦入中国手中。

中兴通讯有30 %的关键零组件,来自高通,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透过新加坡外商,企图并购高通的原因所在,幸好美国政府已经知道中国意图,出手阻止,但是,有不少零件也可以从台湾购买,台湾若无法守住这些科技,势必成为美国对中国战略的破口。过去,马政府时代,主张对中国投降,利用“ECFA”实施两国经贸统合,把中台两国混成一国,“岸来岸去”,开大门不顾厝,第五纵队来台,无所禁忌,所以,台湾很多战略科技,已经成了中国收买的目标,台湾竹科基地成了中国厨房,出入自由,才导致今天台湾人才,必须到中国讨一口饭吃的窘境。

蔡英文坦承:新政府一上台,就是在收拾国民党遗留的残局,此话还算公平,但是,收拾党国残局动作,又慢又温和,才让人民反感,只是,国民党学不会感恩,错看人民反感理由,以为可以趁虚而入,而且一副未来不想再执政的样子,遇到国事或官员任命人事案件,不分好坏,全面杯葛,只有对亲中政客,网开一面,甚至结成复仇者同盟。

国民党一出手,就是要打焦土战的决心,忘记搞政治,要预留三分退路的训示,只希望台湾赶快沉船,希望台湾赶快被中国捅一刀,到时候,两国混成一国,仍然有高官可以当,国民党现在口口声声,要用选票教训新政府,听了,真的是天黑一半,也好笑吹牛不打草稿。

观察今天台湾社会和政局混乱,中国在台第五纵队和网军,功不可没,根据国安单位统计;每个月,中国网军入侵政府单位网路,大约三千万次到四千万次,成功侵入,而且乱改网页或拔掉国旗,传播假新闻等等,大约有三百多次,以成功比率来看,台湾网军阻挡中国网军的技术,还不算坏。

至于美国,就更多了,美国网路安全公司McAFee统计,中国网军入侵美国政府,每个月大约一亿次,成功进入国防单位也有几千次之多,造成美国科技外流,每年损失超过千亿,甚至进入联邦政府人事局,盗走四百万笔资料。另外,包括脸书、推特、YouTube都是中国网军攻击范围,美国大企业包括摩根史丹利,陶氏化工、谷歌、都是中国网军攻击对象,为了阻挡有害中国形象的政治人物,在美国发声,包括达赖、自由西藏组织,或美国东突厥独立团体、在美的台湾独立团体,以及热比亚、郭文贵、或台湾的总统,也是中国网军锁定的攻击对象。

例如:入侵后植入病毒,或用各种木马程式,中国网军为了监控翻墙的中国人民,目前上海总部也发展出“路径挟持”的方法,从DNS获取翻墙者IP,并且下令逮捕,目前有数十万新疆维族人,因为翻墙和海外疆独黑名单人士联络后,被网军追查到,并被强制送入再教育中心。

《德国之音》报导:目前新疆洗脑中心约有百万人。里面还关押四名《自由亚洲电台》工作记者,这四名记者都持美国护照,美国国会已经对中国政府作法,向联合国人权组织提出控告。

2013年和2014年,中国网军连续在美东和佛罗里达,入侵网路,成功制造两次大断电,受断电影响5,000万人,中国这项行动,也使美国对中国网军深恶痛绝。

美国国防部的网路战略局,把中国有害的手机晶片,称为“满州晶片”,这种晶片具有自动开启后门的程式设计,非洲狮子山共和国曾经控诉;中国赠送给政府的一批电脑,每到晚间三更半夜,机构中无人状态下,电脑会自动开启,并且传输资料到中国,尽管中国否认,但是,满州晶片的设计用途,也开始流传。这种晶片还有另一个称呼叫做“鬼鼠”,这个称呼名符其实,当你休息时,手机或电脑会自动开启,偷取资料,甚至偷偷拍摄你的隐私照片。

4月19日,美国六大情报部门:包含中情局、联调局、美国情报总监、国家情报局、国土安全局和国防部情报局,六位头目在国会排排站,向美国人奉劝;千万不要使用华为和中兴手机或电脑,因为存在被监控风险,这股反中风气,肯定会蔓延到欧盟国家,目前27个欧盟国家已经联手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说拜拜。

网路世界很自由,也很危险,充满诈骗和谎言,现在比较普及的骇客手法,就是钓鱼,如果你已经是骇客网军锁定目标,他会想办法接近你,并且和你变成好朋友,然后引诱你进入一个网站,一但你点入这个网站,你就被骇客套牢了,骇客可以进入伺服器,取走你的相关资料,也可以假装是你,入侵你的电脑,手机,顺利夺取你金钱帐户,甚至你的护照身分证。

骇客还可以进一步,透过你和公司连结,可以进入你的公司,如果你任职重要职位,或者是拥有科技机密的公司,或政府机构,你就是骇客的羔羊。当你被恶整了,要隔很长时间,才会知道,以前的世界,匪谍在你身边,才可能刺探你的情报,现在,匪谍在天边,只要用手指,就可以盗取你的情报,这个世界真的变了,所以,陌生人来信,不要乱开。

当你还使用中国制手机或电脑时,看到这篇文章,或许会让你警觉,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隐私,被网军看光光,请你用大脑选择,中国“满州晶片”已经在美国踢到铁板,聪明的台湾人,你还要继续被共匪蒙在鼓里吗?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5 16:13:39

主题: 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
  作者:梁宁 

  中兴事件引发一片网络热议。什么“这次被美国卡住的芯,一万年也要搞出
来”、“中国芯老炮:缺芯是因为缺钱”“国产操作系统,要靠BAT”……这种
言论看得我胸痛。

  忍了几天,今天忍不住了。说说自己经历的一段往事。

  不知不觉写了一万字。分几个部分:

  辉煌开局、第一第二棒的困难、系统生态的困难与大溃败、复盘方舟和永中
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操作系统。

  2000年到2002年,3年时间,我作为倪光南院士的助手,参与了方舟CPU、永
中Office、NC瘦客户机和Linux操作系统的工作。

  辉煌开局

  2001年,方舟1号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

  科技部863重大专项、计委重大专项、信息产业部产业扶持基金全都给了钱。

  方舟1号的技术鉴定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出面,前任院长宋健、前任副院长
朱高峰亲自担任鉴定委员会正、副主任。

  2001年7月10日,方舟1号发布,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亲自当发布会主持人,
曲维枝部长等几个部长都到了现场发言。之前,还有李岚清副总理3次听取工作
汇报等。

  这就是当时方舟1号CPU得到的待遇。最高规格人、钱支持,全到位了。

  我从2000年开始参与方舟的项目。

  呈送863、计委(现在叫发改委)、信产部申请支持的报告,我都是执笔人。

  技术鉴定会、新闻发布会都参与筹备。

  难以忘记2001年4月,第一批流片回来,紧张的调试之后,我们看到自己动
手设计的CPU启动工作了。

  刘强看着我眼睛说:“芯跳了”。

  那一刻,难以忘怀。

  或许,这是那件事里,最美好的一瞬间。

  方舟科技是加拿大华人李德磊创办的企业。

  李德磊1977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后赴
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读博。然后就留在加拿大。

  1997年1月8日,方舟科技的前身百拓立克公司在京注册成立。主要靠李德磊
介绍外包业务。

  1997年,离开摩托罗拉的李德磊加入日立(美国)半导体公司,担任微处理
器设计总监,与此相对应,BBT承接的外包业务也从摩托罗拉转向后者,主要做
基于日立芯片的相关业务。刘强那个时候博士毕业,加入任研发副总裁。

  1999年,李德磊找到倪光南,倪光南看到这里磨练了一支做CPU的完整技术
队伍——这是他梦寐以求的。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IT产业界,以及倪光南本人一直为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操作系统和芯片耿耿于怀。(18年了,还是如此)

  当时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中国信息产业缺芯少魂”。其中的芯是指
芯片,魂则是指操作系统。

  于是,倪光南帮方舟找钱、找政府、找中芯需要的一切资源,而他本人没有
从中芯拿一分钱,零股份。他愿意付出一切,他想要一个新的IT产业核心框架。

  倪光南院士给我讲方舟CPU+Linux操作系统,做成瘦客户机NC,“云+端”解
决方案,替代Wintel架构的时候,我当时兴奋得紧紧攥住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我们以前在联想,玩的是Wintel联盟(微软与Intel联盟)设计好的游戏。

  Wintel就是你的顶层,你的成本与性能只能在它框定的空间里。

  而现在,我们这群人,正在动手改变核心框架。给我们的IT产业带来完全不
同的,成本与性能的想像和设计空间。这件事简直太棒了啊!

  第一棒和第二棒的困难

  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敢为的俞慈声任北京科委副主任。曾被邓小平关注的
李武强从美国回来在科技部产业化司任副司长。大家都想做事情。

  我们有了CPU与SOC的技术,政府给的钱也到位了,芯片也做出来了。

  下一件事,就是面向市场面向用户了。

  这时,真正的困难才开始。

  做CPU最难的不是开发。

  第一步,你不是写不出INTEL那样的设计,而是你打不起官司。

  欧洲从工业革命开始,就认识并懂得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以激励知识创新。

  美国青出于蓝。只要是个Idea就可以注册专利。

  专利保护,是Intel的核心竞争力之一,Intel长期大规模的专业律师团队,
几乎把X86体系相关的专利全注册了。

  为什么还有AMD。INTEL是IBM的股东,IBM是AMD股东。就是这样。

  所以对方舟的团队来说,不是X86体系的技术难度高,而是在这条道路,每
一步,你都会遇到INTEL的专利。我们打不起官司。

  所以,倪光南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走RISC结构,做嵌入式,绕开X86体系。

  接着第二难的是,在2000年之初,中国IT产业不但做不出CPU,而且连基于
CPU,自己动手设计核心电路板的能力都没有。

  那时,中国还有电子产业企业百强的名单。我们联想排第二。

  反正背后有倪光南、有宋健等一堆大佬,我拿着中国电子企业百强名单,从
第1名找到第100名,找了每一个大公司的总工程师。

  对话永远是这样:

  我:“我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我们还有SOC的能力,这样,我们可以极
大地把你要的功能集成,贵司可以更灵活地定义你产品的性能和体积。”

  对方:“哎呀,对不起。我们没有能力基于一块CPU开发产品原型。都是
INTEL或者他的Design house做好公板,我们选一个,然后基于他们的公板我们
再开发。”

  我们这才发现,Intel不是做出了CPU,而是培育了一个基于CPU的开发生态
系统。

  第一棒是核心元器件。

  第二棒是无数小的Design house围绕Intel做公板、做产品创意、做产品原
型、做差异化做优化。

  然后,下一棒才是,面对市场的企业,从Design house挑选产品原型,做商
品化包装。投放市场。做品牌、做销售、做客户服务。

  而2000年的时候,我们的电子产业百强,基本上都是第三棒。

  所以,当我们做出CPU,而且芯跳了。

  我们把它捧到手上,想献给别人。中国没有一家第三棒企业能接。

  没有办法,只能向前。

  于是方舟科技在做完CPU后,又建立硬件团队,自己做出了NC的产品原型,
做出了公板。

  等于一家本来就规模很小的CPU设计公司,还必须同时干Design house的活。

  终于CPU和产品原型都OK了,可以交付一个第三棒企业商品化运作了。

  俞慈声拍板,北京政府第一个吃螃蟹。

  系统生态的困难——大溃败

  下一个问题来了。更大的难题。

  Wintel联盟。勉强绕过Intel,更难突破的是微软。

  CPU做出来了,再自己做原型,然后自己做产品。做完产品,发现没有配套
软件可用。

  一块NC公板,方舟科技咬咬牙就自己干了。

  但是那么多的软件移植、适配、二次开发,真不是1家、10家、100家公司干
得完。

  这时俞慈声发起了“扬帆计划”,针对Linux桌面的13大类50多个问题,在
全国进行招标。浏览器、OFFICE、播放器……一项一项解决。

  接着,就干了那件圈子里著名的事——北京市政府办公软件选型,把微软踢
出局。

  那件事IT圈轰动一时,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然后基辛格给当时是北京
市长的刘淇写信,为微软说情。施压处置俞慈声。(没想到吧,美国大政客也为
自己国家企业服务的。那时中国刚刚申奥成功,基辛格的施压,是大BOSS级杀伤
力)。

  那是2001年的冬天,北京最大的一次雪。

  那一天,十余个院士联名上书总理,为俞慈声说情。

  已经过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始人之一、中将、两院院士张效祥第一个签字,
倪光南院士也签了名。

  据说朱总理看到十余位院士的联名,一时动容。

  863计划,来自1986年3月,4位院士联名上书邓小平总 书 记。因为时间发
生在是1986年3月,所以简称863。从此这就是中国高科(6.390, 0.58, 9.98%)技
发展重点计划。

  启动863是4个院士联名。保俞慈声,有十几个院士。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

  后来赋闲在家,看《圣斗士星矢》,12黄金圣斗士为了打穿叹息墙的一线光,
一起赴义成仁。

  十几个院士签下自己的名字,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只是想守护一线光。

  所以,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因为我们失败了。

  从此我们成了很多人的笑柄。尤其是倪光南院士。

  这是10年后,我加入腾讯以后,才学会的一个词——用户体验。

  这一仗如果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搞定了总理,没有搞定用户体验。

  结果是溃败如山。

  第一个要命的问题,是基于Linux的Office,包括Red Office、永中、WPS与
微软的文档格式兼容问题。我们都知道,换了OFFICE打不开历史文件,打不开别
人给你的文件,这是要命的事。

  2003年,俞慈声又搞了启航计划。召集中国的所有Office高手、还邀请了韩
国的HancomOffice、日本的一太郎技术人员。中日韩三国高手一起破解微软的文
档格式,以期能读能存。

  效果不好。

  除了文档格式,其他的软件体验,用户各种不爽,那就太多了,大家用脚趾
头想一下就好了。用户普遍怨声载道,要求换回Wintel。

  就这样,我们失败了。

  后来,方舟CPU停止开发。永中破产清算。那几万台政府为了扶持一个产业,
而买单的NC,估计早就卖了废铁。

  几年后,比尔盖茨自己公开了Office的文档格式。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自己脸被门板夹了。

  我通过视频,看着这个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开玩笑说“爸爸,我终于拿到毕业
证啦”的人,这个退休后做慈善的人,会在做《时代周刊》值班编辑的时候选个
患病的男孩当封面人物的人。

  我想这个人是天使还是魔鬼。

  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他压得整个中国没有了通用软件产业。

  当个小商人,世俗的成功挺容易的

  03年,我离开了倪老师的联盟,走得非常难过,觉得自己是一场伟大牺牲战
里的逃兵。

  08年,我创业做网站的时候,一个小孩晚上闲着,装了最新版的红帽子桌面。
我从旁边经过,一眼看到,就停下来,然后就用。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心潮起伏,
恨不得大哭一场。如果2002年,桌面能有这个水准,这一大票人,应该不会输得
那么难看吧。

  离开倪老师后,颓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不少人找我干活,多半两类事情,
一类是“我代理了个产品,你帮我在中国建设一下渠道”。或者“我做了个产品,
你帮我跑跑政府关系”。这两类事,我都再也不想做了。可是除了这个,我并不
会别的。

  后来,我投奔王路。我跟他说:这么多年,我学的东西,只有给一个特别大
的系统干活才用得着。我想在你这里,学点能养家糊口的具体本事。

  后来,王路让我当一本准备关门的数码杂志的总经理。

  我从王路那里出来,给雷军打了个电话。说:“我要上班了。”

  雷军让我去他办公室找他。问我做什么。

  我给他看手中的杂志,说做这本杂志的总经理。

  雷军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我说:找不到工作。

  雷军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我说:学点一个人也能做的,能养家糊口的小本事。

  雷军说:那你就干这个吧。

  杂志的总经理,其实就是广告销售。

  以我给计委写重大专项数亿提案的素质,给广告客户写个三五十万的广告提
案,应该算不难。

  第一次一个客户提出要回扣。我不能确认难道这就是要钱?但是想想,还是
试着给吧。

  我请这个客户吃了个饭,拿了个信封。一顿饭,俩人都心不在焉,都不是为
了吃饭和交流。然后我把信封递给他,他没有任何推辞客套,极为流畅地收到兜
里,告辞而去。

  那天晚上,我流了好久的眼泪。

  以前,我每天起早贪黑去努力,是为了友谊和荣誉。

  从此,我做的事情,没有半毛钱荣誉可言,只做一个拉广告给回扣的小买卖。

  后来,我学着做网站,后来,我把网站卖给腾讯,后来…… 10年过去了。

  世人眼中,我算是成功了。

  倪光南院士还在坚持

  2014年初,我离开腾讯。

  办完手续,我给倪光南院士发了个微信:倪老师,我离开腾讯啦。

  倪老师回说,你来找我一趟,我这里正好有个事情。

  我就去看他。

  2013年政府采购,研究对Win8的策略,咨询到倪光南院士。

  倪光南院士直接上书习  总 书 记,直言建议:“基于共享软件架构,开发
发展中国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

  倪光南院士的报告正文不到800字,总 书 记手写批示了200多字。“计算机
操作系统等信息化核心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我们在一些关键
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

  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失败、非议,他自己向科技部负荆请罪种种,倪老师
还在坚持。

  14年初我去看他,他身上穿的那件棉服,还是2001年的那一件。

  倪院士依然信任我,直接拉我和他最核心的几个人一起商议该如何推动,在
移动场景下的自主可控操作系统。

  10年过去了。打败微软的是Google和苹果。微软还是那么强,只是PC时代结
束了。

  俞慈声、李武强都已经退休。李德磊不知所终、永中破产清算。

  刘强05年离开方舟成立了君正,并于2010年IPO。现在360摄像机、小米手表
等多款芯片用的多是刘强做的。2000年倪光南院士对方舟CPU的投入,还是有了
成果产出。

  华为买了ARM的授权,做出了海思芯片。

  小米也豪掷几个亿开发了松果处理器。

  就像10多年前一样,只要搞定知识产权问题,选择技术路线,找会干的人,
投入干,CPU/芯片就能够做出来。

  搞不定的依然是操作系统。差距大的依然是生态。

  当年,绕得过Intel,跨不过微软。

  如今,绕得过Arm,做不出安卓。

  那一段,跟着倪老师,参加了几场高端的会。满场朱紫,还说着14年前的话
语体系。

  我发现自己变了。在类似的场子里,今天的我和14年前的我,感受完全不同。

  过去10年,我没有给一个领导汇报过工作,没有一分钟的时间,用来揣测领
导意图。

  我只需要持续做一件事,就是洞察用户需求,优化用户体验。

  这和在系统里做事,是完全的两个方向。

  第二次,我又离开了倪老师。我当时认为自己可以直接判断,这事做不成。

  就是说如果做法不改变,也许还是可以拿到很多钱,很多资源、批到地,盖
起楼,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的生态。

  安卓有三:

  1、不断迭代优化的安卓系统本身

  2、现在大家已经非常习惯的基于安卓的各种应用:微信、商务、游戏、生
活、娱乐……

  3、全球无数团队,基于安卓在源源不断地创意,开发新的应用,不断繁荣、
优化这个生态。

  15年前,做当时桌面办公应用的移植,已经让那群勇士折戟沉沙。

  现在,数量远大于过去几个数量级的应用移植,还有更为庞大丰盛的生态。

  还是原来的体制,还是原来的套路。

  面对更大的一仗,完全没有赢的机会。

  从一个公司辞职,与离开一个人,不再陪着这个人,支持他的理想,是完全
不同的感受。

  我从联想辞职,从腾讯辞职,都可开心了。

  但我一直为第二次离开倪光南院士而深深愧疚。

  那时他已经75岁。这是他一生的梦想。我是他喜欢并且信任的弟子。我没帮
他。

  复盘方舟和永中

  今天再复盘,十余年前方舟和永中做错了什么。

  先说方舟。

  首先方舟科技,是李德磊个人的公司。李德磊开这个公司的目的,是赚钱,
他的选择自然事什么能赚钱做什么。

  倪光南看上了这家公司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拉上了自己的全部人脉
与信用,希望通过一个项目,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
展的IT系统底层。

  这件事错在哪里?

  就是我在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提到的组织原则。

  顶级组织至情至性,

  一流组织共同信仰,

  二流组织共同利益,

  三流组织共同规则。

  所以,用这个组织原则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李德磊背信弃义。

  首先,李德磊与倪光南的关系,至情至性,肯定没有。共同信仰,更是没有。
共同利益,还也没有。

  李德磊要的利益是个人收入最大化。

  倪光南要的利益是让方舟的人才储备和Know how储备凝结成可持续发展的IT
系统底层。

  所以,二人合作的基础,就是在倪光南能够持续满足李德磊的利益诉求的情
况下,大家可以“共同规则”。也就是说,一旦,李德磊对倪提供给他的利益不
满意了,规则就顿时对不齐了。

  所以,后来NC的市场起不来,李德磊立刻对863违约,转而做其他业务赚钱。
当然李德磊把一些事处理得非常难看,更令人诟病。

  但其实从根本上,李德磊与倪光南就不是一个可共谋大事,扛大压力的组织。

  如果说方舟的问题是组织基础,永中的组织核心其实很好。

  章燕青与曹参何止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简直是至情至性。

  永中的问题是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还是我的《产品思维30讲》里,用一节课讲用户价值公式。

  这个公式其实是俞军提出来的,我深以为然。

  用户价值 = ( 新体验 - 旧体验 ) - 替换成本

  你要得到一个用户,依靠的工具是用户价值。用户得到价值足够高,他就会
迁移。比如:几亿用户很流畅地从短信迁移到微信上。

  什么叫得到一个用户。我们曾依靠政府指令,把永中Office装到数万政府公
务员办公电脑上,我们得到这个用户了吗?

  好,先算算永中Office给用户的价值是多少。

  如果微软的office软件使用体验90分,价格体验50分,两项一乘,微软
office软件带给用户的旧体验算45分。

  永中Office使用体验70分,价格体验咱们算90分,两项一乘算63分。永中
Office,自己可以单方面说,自己带给用户的新体验算63分,比微软好。

  可是还有替换成本啊,用户的替换成本包括什么?品牌认知、获取成本、学
习成本、使用成本,使用成本包括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得到及时帮助等。

  我们知道,比尔盖茨长期是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品牌、渠道、产品成熟度、
客服服务系统,包括网上随处可见的用户分享等,还有我前面谈到的文档格式兼
容的问题。用户替换成本其实挺高的,我们往低里算,用户的替换成本是20分吧。

  那么用户价值=新体验63分-旧体验45分-用户替换成本20分=负2分

  就是说我们使劲偏心地给永中Office打高分,给微软打低分,无视用户迁移
成本,而用户几乎没有得到新价值。根本够不成用户迁移的意愿。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政府采购是单位付钱。所以,实际使用的用户对价格
体验其实是无感知的。

  所以,如果以用户感知的体验来打分是:

  永中的用户价值=70-90-20=-40分

  事实上,比这个分数还要低。

  你以“爱国”绑架,让用户价值下降那么多,用户怎么不怨声载道。找各种
理由回到以前的舒服境遇里。

  曹参对永中的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数据集成”。

  他分析说“微软Office软件有着相当明显的缺陷:Word、Excel和Power 
Point是三个独立的、无法集成的应用软件。

  如果把文档处理、电子表格以及幻灯片制作集成在同一个程序里,那么用户
修改了文档里的数据后,电子表格和幻灯片里相应的数据会自动修改过来,不需
要用户再亲自逐一找出必须修改的地方。”

  我去!一个数据要同时在Word、Excel和Power Point被引用,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低频的应用场景好不好?

  我刚刚回忆了一下过去5年,我自己的文档操作,用不到一次“数据集成”。

  在永中,曹参是无可争议的产品核心,章燕青无比支持曹参,永中上下无比
团结奋斗。倪老师当时带我去永中的路上,对永中的集体奋斗精神赞不绝口。

  (当时我们在等车,倪老师说“给你买个冰激凌吧?草莓的怎么样?”唉,
为了这个冰激凌,我两次离开他都对不起这个冰激凌。)

  回到永中,永中的问题是,没有花足够的注意力,在用户最高频的使用场景
中,提升用户体验。

  反而花了最核心的力量,为了一个用户5年也用不到一次的场景使劲下功夫,
还为此沾沾自喜。

  我在网上看永中的结局和曹参的回忆,曹参把怨恨放到了收购永中的唐敏等
人身上。

  其实不应该。永中因为欠债1000万人民币,被破产清算。

  1000万人民币,北京一套普通房啊。如果产品的用户价值清晰正向,筹1000
万人民币,不难啊。

  永中有坚实共同扛压的组织,有很好的开局,也做出了7、8成的产品。但是
败了。

  曹参的回忆文章里,有对自己创新点的自诩,有对对手的怨恨,但是没有完
整的用户场景、用户体验地图、用户价值。

  马化腾说:产品经理不能为了自己的自尊心而战。

  改变体制的考核方式,才有可能培养创新生态

  复盘了我对方舟和永中这两个十余年前的明星企业,核心败局点的理解。

  那时我们确实犯了错。我们在组织设计、用户洞察、用户体验等多方面都错
了。

  但是政府一次重大项目支持失败,十几年后,中国还是没有芯片和操作系统,
这不是我们的错。

  再尝试探讨一下,为什么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有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很
多县城都建设的跟北京似的,我们有了新四大发明。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操作系统。

  在信息社会的国际空间里,中国是个网络强国。

  不过这个网络强国架构在微软的Windows和Google的安卓上。

  2014年,我陪倪老师参加一次好像挺高端的“移动操作系统生态研讨会”。

  我说,我们国家如果真的想要一个“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
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
积失败。

  在场官员然后就谈到了如何从科技园拿地做高政府投资的资产,以保证投资
成果……

  我无语。然后退出。

  为什么我们建的了房子,放的了卫星,但是做不出操作系统?

  这其实和联想把Wintel框架的PC卖到全球第一,但是不能向内再走一棒,去
做核心技术,也不能向旁边再走一步,拥抱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原因是一样的。

  就是体制的集体心智模式,高度依赖确定性。

  在确定性的框架内,内部人才高度竞争、不能容纳失败。       

  结果就是过度管理。所有的人都以确定确定再确定为荣。

  不确定是恐惧,是慌张。失败,是羞耻,是污点。

  而创新、创意,从萌芽到长成,就是与不确定与失败的一路相伴。

  这是联想还是我们的体制,恐惧和不能容忍的。

  而市场导向的企业呢,他们跟着用户走,跟着市场走。

  14年,倪老师再次推动移动操作系统,让我和腾讯谈,能否把微信移植到自
主可控的操作系统上。

  我马上找了腾讯的大佬,讲了有总 书 记手谕的事,然后问微信能不能移植。
腾讯人的反应与我预期一致:我们跟着用户走。没有用户量,工作没法安排。

  所以,有篇文章《国产操作系统要靠BAT》,指望每个季度得发财报支撑股
价的上市公司?别扯了。

  方舟和永中拿了多少钱

  今天,回头看,被视为重大失败,折了无数英雄的方舟、永中项目,一共投
了多少钱呢?

  “方舟3号”研发经费拨款1538万元,如按照“863课题”的项目预算要求,
给科研人员的工资部分不得超过15%,约230万元,那么方舟公司参与研发的近60
位工程人员每月工资也就2千多块钱。

  按照科技部有关科研资金使用的相关政策规定,用于工资、劳务费、单位提
成等方面的资金,在事业单位不超过5%,科研转制企业不超过10%,企业单位不
超过15%。“863课题”如果是给高校来做的,15%给科研人员发奖金很正常,但
是公司做课题这么15%发工资肯定不够。

  李德磊的说钱太少了,根本不够发工资。然后遭到“863”专家的嘲笑。这
位专家解释说,芯片项目资金主要用在流片和EDA工具上面,人员工资只是小头。

  无视市场的人才争夺,市场定价。以维护官家定的规则为中心。我就是这样
要求。你做不到,你就是错的。

  无视市场,无视人性啊。

  刘强、我这样的人。我们干点容易的事,很容易过得不错。如果找到我们这
样的人,让他们干最难的事,还要给最少的钱。我们的官员为何这样理所当然。

  永中呢?

  曹参自述:自2000年到2008年,永中科技获得政府拨款达8000余万元,投在
产品研发上的资金达1.52亿元。同一时期,产品销售收入仅5000余万元,公司累
计亏损了5000余万元。

  这就是我们国家对CPU和Office最大的重大专项投入。

  是不是一堆90后投资基金经理看了都笑了?

  我们有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

  我们用脚趾头回忆一下,这新四大发明是烧了多少钱烧出来的?

  不用回想千团大战、不用回想打车补贴大战。2018年,把同龄人甩在身后的
那个摩拜单车,一个单车公司烧了100亿。

  一家公司烧了100亿,共享单车烧了数百亿,成果是,每个城市可以骑共享
自行车。

  为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CPU+操作系统+核心办公软件,一共烧了多少钱?

  把当年变成废铁的NC全都算上。

  20亿,有没有?

  这件事,这个数字,就成了恐怖记忆。

  然后,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官员,全都吓破了胆。

  十几年后,国家为中兴支付罚单。一笔8亿美金。

  但是,这些钱,国家付出来,官员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选择。

  会犯错的事,没有人再敢干了。十几年前,李武强以不怕丢“乌纱帽”的姿
态站出来。这种“傻子”,十几年,也就那么几个吧。何况几个傻子还失败了。
前车之鉴啊前车之鉴。

  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所以,我说政府要操作系统。需要的,不是投资一个团队,而是烧钱烧出一
个生态。就是烧钱。容忍失败。

  战国时期燕昭王于易水之畔筑黄金台,招天下之士,谁有能力,现场抽一块
黄金与之。市场与人性如此,我们何苦自欺欺人。

  人家一自行车烧100亿,我们一个国家的操作系统,复杂庞大的生态,需要
无数人参与。难道您打算,确定性地投几个公司,少少给上几个1500万,然后去
打安卓?

  这是谁的妄境?

  为什么说挑战安卓比挑战微软还难?

  因为今天,基于安卓的生态更庞大、更繁荣、更高频。

  从办公、商务、生活、娱乐。一个个人以及企业的数字空间,几乎都可以利
用手机完成。我们对移动场景的依赖,远远大于桌面。

  微软OFFICE投了多少钱?

  微软是上市公司,公开财报,2016-2017年度,微软一年的研发投入是124亿
欧元。1000多亿人民币。

  微软一年研发投入1000亿人民币。我不知道这中间,多少钱用于OFFICE。

  但是无论如何,永中8年花了1.5亿,挑战失败,成为重大污点。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18年前,倪光南院士和我叹气:“纯计划经济也好,纯市场经济也好。都能
做出大东西。”

  18年后,2018年倪院士已经79岁,还在为了中国自主可控的芯片与操作系统
奔走呼吁。

  世人眼中,他是一个唐吉柯德。被柳传志逐出联想,曾经推动的重大项目未
能完成。为了这个梦想被一个又一个人利用。

  而他明知道自己在被人利用,还是宁可冒着一世英名赴水流的风险,还是继
续尝试、继续努力。

  不作为,无过错的人们嘲笑他:“不识时务”、“老被人骗”、“被人骗了
还在继续做”……

  然后所有人,继续直接间接地为“无芯”买单。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妄境,谁的羞耻。

  结束语

  这段往事,因为充满了激情、失落、怀疑、愧疚种种复杂的情绪,所以我非
常不愿意回忆。

  今天趁这个机会,提一口真气,把它写出来。


  没有给倪老师看。因为倪老师是个真正的君子。如果给他看了,他一定会为
这个人避讳,为那个人考虑。

  从昨天晚上,突然想写,今天早上6:00再也睡不着,爬起来,一口气写了
一万字。也许该写的不该写的,我全写了。这是我的个人视角,个人叙事。

  某年,我和郝玺龙一家还有他的朋友几人,一起去长白山(13.370, -0.05, 
-0.37%)玩。

  夜宿山脚下的农家院。居然在这个农家院里,遇到了刘强。

  方舟一别,没想到多年之后,居然在千里之外,这样的地方再见。

  昔日的英挺少年,鬓已斑斑也。那时他已经创办君正。方舟往事,大家都不
愿意再提起了。

  那么多好战友,我们散了,都没有道别过。

  但是,曾经的尝试、努力、错误、牺牲。发生过就是发生过。

  把此文放到互联网上,以此向当年曾并肩作战过,彼此支持,彼此抱怨,没
能好好道别的战友、老师说一句:谢谢、珍重。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5 16:05:49

主题: 国人脑图
http://www.letscorp.net/lynn/wp-content/uploads/2018/04/IMG_20180424_071152-768x768.jpg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5 15:43:30

主题: 一组数据说明 北京为何不敢制裁苹果
  在美国商务部决定制裁中兴后,外界纷纷猜测,中国是否会报复美国,甚至向美国苹果公司(Apple)开刀。近日,有港媒列出一组数据显示,如果中国制裁苹果,无异于制裁自己。

  美国商务部16日宣布,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中兴因此进入停摆状态,甚至有分析指中兴将在几周内申请破产。

  苹果日报报道,旧金山科技研究公司Atherton Research分析师Jean Baptiste Su就此撰文称,如果中国为了中兴报复美国,禁止美国科技大厂苹果在中国贩售产品,苹果股价将崩跌,也会因此裁员2.7万人。
  Jean Baptiste Su指,苹果手机(iPhone)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是11%,仅去年一年,在包括港澳台地区和中国大陆在内的大中华区,苹果的总收入超过460亿美元,相当于其年收入的19%。

  针对Jean Baptiste Su的说法,香港经济日报4月23日发文分析称,上述推论忽略了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在全球化格局中,美国品牌苹果产品,占极大比重是中国制造的。而一组关键的数据说明,中国制裁苹果,无异于制裁自己。

  根据苹果官网的数据显示,苹果在中国,创造了广泛优质的就业机会。通过中国的供应链、采购和投资等,给中国带来了300多万个工作机会,iOS的App Store则支持了180多万个工作岗位,自从App Store发布以来,大中华区开发者还从中获得了1100多亿人民币的收益。

  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认为,这里的数字显示,苹果的存在,为中国直接或间接支持了480万个就业机会,仅App Store就创逾千亿人民币收益。因此,倘若中国真的禁售苹果产品,苹果销售急下滑,苹果固然受重伤,但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

  文章特别指出,北京当局近年为何把GDP增长设定于6.5%,是因为中国必须有这样的经济增速,才能保障每年新增大约1000万个就业职位,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作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表述,就说明了6.5%的GDP增长目标与千万就业的“逻辑关系”。

  文章还强调,就业率是否稳定与中国社会乃至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报复美国而“打下在华创造数以百万计就业机会的苹果”,让自己国内的就业问题蒙上阴影,显然不是北京当局所乐见的。

  在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表示,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并直接影响公司8万员工的工作权利。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兴上下游企业也受中兴通讯事件的波及,深圳有企业紧急通知公司所有负责中兴线体生产的员工休假,多个生产线停产。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5 15:26:49

主题: 中国人永远也读不懂的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上的一些做法 (ZT 节选)
作者: 激扬文字

...

下面我就把中国对美国理解的几个最大误区解释一下。
 
第一个误区:美国对中国的所有作为都是恶毒的诡计
 
其实美国的外交内政基本上是按着良心来行事的。
 
“哈~哈~哈~哈~~~”
 
我已经听见中国人在捧腹大笑了:“你真是被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给彻底洗脑了!” 我能听见他们说。是的,对别的国家按良心行事,这在中国人听起来是天方夜谭。看看中共的所作所为。红色高棉将自己同胞的一半屠杀掉,被杀的包括大量作为中共党员的华侨,而中共支持它。北朝鲜长期残酷镇压自己的同胞,导致四百万人饿死,中共支持它。缅甸军方独裁,中共支持它。苏丹总统因战争罪遭国际法庭通缉,中国支持他。当初苏联在四野战败之后允许他们进入苏联休整,日本战败后把三十万精锐关东军的全套装备和东北的重工业转交中共,结果四野先扫平东北,又如虎狼入关,中共才赢得天下。苏联又为中国提供原子弹的全套技术。然而中共说翻脸就翻脸,把苏联当成死敌。中共先是把土地分给东北百姓,骗他们说“蒋介石会来抢走你们的土地”,于是东北百姓贡献出自己的子弟,帮中共夺得政权。中共夺权之后,轻轻一个“人民公社”,就把老百姓手里的土地又夺走了。他们所说的蒋介石会干的事,蒋介石永远也不会干,他们干了。
 
可见,中共的逻辑很明显:“只要对我有利,别管你是屠夫魔鬼,我也支持你。只要跟我有利益冲突,别管你对我有多少恩情,我都翻脸不认人。”
 
被这样的政权通过几代洗脑培育出来的中国人,自然无法相信一个国家会在国际上凭着良心行事。
 
“那不是个大傻瓜吗?”
 
不错,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大傻瓜。
 
最近看了一部记录片,讲巴拿马运河的历史。巴拿马是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间的狭长陆地连接。在1903年,一艘船如果想从巴拿马北岸,就是南太平洋,行驶到南岸,就是加勒比海,需要绕过整个南美洲,行程13000公里。运河开通之后,只需77公里。1903年巴拿马刚刚从哥伦比亚独立,美国武力保护巴拿马,使得哥伦比亚没敢武力收回。美国保护的条件,就是巴拿马允许美国开凿巴拿马运河。美国花1千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5亿美元,从刚刚独立手无缚鸡之力的巴拿马买下了十英里宽的一条领土,然后花了3.8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90亿美元,付出了5600条生命的代价,开凿了这条巴拿马运河。每年美国还付给巴拿马25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25万美元。所以美国不论从法理上还是道义上都是堂堂正正的。巴拿马运河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每年纯利润十多亿美元,巴拿马弹丸小国,对美国没有任何威慑力,然而1997年,面对巴拿马要求归还运河的要求,美国总统卡特说,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按道义行事,而当初美国获得巴拿马运河开挖许可时有威胁利诱的成分,因为如果巴拿马不同意,美国就不派兵保护,哥伦比亚就会派兵收回巴拿马。所以卡特就把这么一个大金蛋一分钱不要送给巴拿马了。1903年美国和巴拿马的这个利益交换,即使是在最善良的中国人看来,也是两厢情愿公平合理的,然而在虔诚的基督教徒卡特看来,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于是,美国就做了一回中国人眼里的大傻瓜。
 
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占领伊拉克,中国人全都坚信是为了控制石油,然而美国在伊拉克死伤三万五千人,花费几万亿美元,欠了一屁股账,从伊拉克没有获得一分钱收益,每年还要给伊拉克政府几百亿的援助,而伊拉克的油田却大多数都被中国包下了。美国完全控制伊拉克政府和军方,他完全可以要求伊拉克把他的油田以优惠价承包给美国公司,然而他却毫不干涉,听任伊拉克自行决定。原因和归还巴拿马运河的原因一样: “我们不能乘人之危。” 
 
于是美国又做了一回大傻瓜。
 
中石油为什么能拿下那么多油田?他们桌子下面最擅长的那些事儿,美国有全世界最发达的情报搜集系统,他就是闭着眼睛也知道得一清二楚。然而他没有去和中国抢。其实为国和为人是同一个道理,别人通过不地道的办法或许能占到比我多的便宜,但君子有所不为,我不降低我的人格去和你抢。和中国人在全世界靠桌子底下塞钱办事相比,美国政府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立法禁止本国人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行贿的国家。一个美国人在地球的另一边通过行贿为美国赢得了大订单,回了国不仅不是英雄,而且成了罪犯,要下狱。这就使得美国公司在很多地区没有竞争力。
 
美国实在是个大傻瓜。
 
要知道,凭良心做事,把运河白送巴拿马,把伊拉克油田白送中国的,不只是美国的决策者,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如此大事没有多数百姓的支持不可能成。所以美国政府之所以有良心,是因为美国老百姓有良心。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最极端的丛林法则下淘汰了两千年,再加上中共在这个传统上变本加厉的三代洗脑,使得中国文化里面的贵族气质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泥腿子的气质,而且还不是那种老实巴交的泥腿子,而是比较恶的泥腿子的气质,就是怯懦,狡诈,不守信用,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论美国做什么,中国的“专家”们一定可以给你解释为:这是美国的恶毒阴谋。他们不是在昧着良心说话。他们是真心的,因为他们抽了大麻吸了白粉也想象不出来,一个国家怎么会在国际上凭着良心行事让自己吃大亏。
 
然而美国真傻吗?
 
其实这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仗义疏财,宁肯自己吃亏也不亏待别人,那他就会朋友遍天下。他随便搞个生意,全世界都来捧场,轻轻松松就成百亿富翁了。处处坑蒙拐骗占小便宜的人,整天晚上睡不着瞪着天花板算计别人,结果必定众叛亲离,一辈子穷困潦倒。
 
中国为了北朝鲜战死几百万人,以后年年给他巨额援助,而美国是他的三代世仇,是他生存的最大威胁,然而北朝鲜从金日成起就一再告诫自己的人民:“我们最大的威胁是中国!” 一旦北韩放弃流氓政策走上改革开放,他必定会投入美国的怀抱。中国支持了几十年的缅甸军政府不就是这样吗?一旦放弃独裁政策,立即疏远中国,和美国亲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盗贼虽然自己为盗贼,他也知道盗贼是坏人,君子是好人。虽然君子在追捕自己,一旦抓住自己会把自己砍头,如果他需要把自己的无辜的娇妻弱子托付给别人,他是会托付给和自己一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同伙,还是托付一个君子?一旦这个盗贼打算金盆洗手重新做人,他选择朋友时,是会选择和自己一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同伙,还是一个君子?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美国一点都不傻。所有打算做君子的人都不傻。
 
现在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都是逆差,只有和美国是巨额顺差。这就意味着,美国是中国的金主,是美国给中国提供每年五千亿美元的资金积累。而且,美国花几万亿美元维持世界秩序,中国利用了这个秩序大发其财。然而中国感谢美国吗?正好相反。从政府到走卒,全民对美国一片敌意。中国通过投资、留学生、孔子学院大肆进行文化渗透,盗窃从航天到种子各行各业的知识产权,暗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进行黑客攻击,窃取军事技术就罢了,连中立国瑞典和红十字会等中立组织也不放过,最近还盗走了几十万美国政府雇员的数据。中国便宜占尽了,但你通过这种手段能反超美国称霸世界吗?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过背信弃义坑蒙拐骗当上世界首富,那么中国就能通过这种手段反超美国。
 
走着瞧。
 
第二个误区:民主制度软弱涣散,不如我们中央集权,可以迅速集中全国之力半大事。
 
当初纳粹德国已经占领全欧,英法联军败走敦刻尔克时,希特勒看着对岸的英国,就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英国是“软弱的民主”。看过最近上映的电影《至暗时刻》的人都应该同意希特勒的判断。当德军庞大高效的战争机器正在搅碎英军的仅有的几十万远征军的时刻,英国议会竟然还在激烈辩论是战是和。这不是一般的软弱涣散呀!这简直就是荒唐愚蠢呀!然而,在随后的不列颠之战中,英国人独撑危局,誓死血战,挫败了德军摧毁英军舰队和设施后登陆英国的战略企图。英德双方战机性能接近,德军战机数量是英军的四倍,英军飞行员都是新手,而德军飞行员很多都是老兵,经历了不久前的西班牙内战和入侵波兰的战争。为什么英国会获胜?敦刻尔克之战中纳粹空军元帅格林为了给自己挣得荣耀,恳请元首停止德军装甲部队的闪电进攻,把最后的成果留给空军,结果本来可以一锅端的几十万英国远征军得以全身而退。这种个人错误导致战略性失败的例子,其后德军又犯了几十回,尤其是苏德战场上,希特勒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战略失误。原因很简单,纳粹政权不论元首怎么聪明能干,他是靠一个人的精力和知识才干来指挥全局。独裁政权的掌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可能把一个有才但对自己不忠心的人放在关键岗位上。这就是为什么格林这样的蠢猪能当了德军空军元帅。而格林对岸的对手英军空军元帅道丁是个优秀的战略家。一个蠢猪和一个优秀的战略家对阵,是不列颠之战德军以绝对优势败下阵来的重要原因。在独裁政权下,就算一个关键干部有才,他也不敢和皇上唱反调。德国陆军将领里面世界级的优秀职业军人比比皆是,比如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然而他们的才干无法弥补元帅的瞎指挥,没人敢对希特勒说不。
 
最近爆发出来的中兴事件里面,这家全国第二世界十强之一的巨型公司决策者所犯的蠢猪级错误,和蠢猪格林是否可有一比?
 
而在一个优秀的民主制度下,各个行业各个级别的每个岗位上都是本行业选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因为首相是民选的,他不担心政变,不需要把绝大多数精力花在权斗上,可以任人唯贤。我对二战历史有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在德军这一边我不断看到的就是希特勒一次次犯下战略错误,而在英军这边,从首相、统帅一级级往下,一直到前线指挥官和工程师,我到处看到的都是人才济济,各尽其才,每个人都能创造出力所能及的奇迹。
 
这就是英国可以以劣势兵力战胜德国的根本原因。
 
这也将是美国战胜中国的原因。
 
何况美国现在的态势比那时的英国强百倍,而中国现在的态势比那时的德国要糟糕得多。
 
希特勒在德国的威望到什么程度?苏军已经逼近总理府的地堡了,德国的一位世界著名的年轻的创造多项世界飞行记录的女飞行家开着飞机,从外部安全的地方飞进柏林,冒着枪林弹雨降落在总理府前最后一条德军控制的街道上,就是为了来和元首一起死。地堡外面,十几岁的男孩女孩们操枪操炮与苏军战斗到弹尽粮绝,然后饮弹自尽。希特勒自杀后,他手下的将军们完全可以逃跑或者投降,但他们说“元首不许我们投降”,个个饮弹自尽。纳粹德国真正可以说是一直保持铁板一块,真正誓死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中共做得到吗?还和和平平的呢,就内斗不断,一个个打倒,打倒得越多,树敌越多。他们能铁板一块血战到底吗?天方夜谭。
 
美国现在不光有当年英国的民主优势,他的综合军事实力是中国的几十倍。当年德军合围敦刻尔克时英国议会里面还在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民主体制在中国眼里看来的最大弱点,就是它反应慢,难以形成合力。但这其实恰恰是它的优势。在这非常充分的讨论里,全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团体的代表都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反对任何自己不同意的提案。这样一来,一旦通过一项议案,全社会必定全力以赴地拥护和执行。当初那些投票反对的人也会全心全意地去执行,因为他们知道议案的通过是因为多数人支持,所以是一个公平的结果,这项决议自己是少数反对派,另一项决议自己就可能是多数支持者之一,作为民主社会的一员,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去全力以赴地执行公平通过的决议。
 
所以一旦英国议会通过丘吉尔战斗到底的提案,英国人民就立即抱成一团,各尽其才,发出惊人的爆发力。
 
美国在二战中也是类似的情况。纳粹铁蹄早已踏尽欧洲,英国人民独撑危局,罗斯福和和他的领导班子知道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纳粹对欧洲的统治,和纳粹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但美国老百姓正在享受经济飞速发展的和平年代,对他们来说,几千公里之外的战火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值得美国年轻人的鲜血。议会里面的议员们自己怎么想不重要,他们的唯一的神圣职责是代表选他们的老百姓,所以他们反对参战。于是罗斯福瞪眼干着急没办法。要不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参战。
 
但美国议会一旦通过参战的决议,美国立即全民拧成一股绳,爆发出冲天的爆发力,在太平洋、北非、意大利和法国四个大战场上同时作战。在诺曼底德军的速射机枪面前,美国的阳光男孩们踏过浸血的沙滩,一片片倒下,一片片冲上去。在那以后,在当时的世界上,再没有人怀疑民主体制的爆发力。
 
然而中国人民不买这个帐。
 
因为他们从小学到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就都是炮制出来的谎言。洗脑洗到第三代,连元首都是洗过脑的,再没有一个明白人了。
 
所以,一个内部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国家,一个大多数干部盼着首脑倒台的国家,一个每年维稳经费大于军费,当权者怕老百姓怕到了发个微信就能给抓起来的程度的社会,却气咻咻地要和美国一决高低。
 
什么叫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世人不知道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演示给你们看!
 
对中国所有恶意举动,渗透,盗窃知识产权,网络攻击,美国的反应非常迟缓。明眼人看到这些恶意进攻,都明白对中共没有通过讲道理和善意举措和解的可能,但老百姓和二战时的老百姓一样,只顾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所以决策者和当年的罗斯福一样,在很多年里面什么也不做。所以中共就和希特勒一样,觉得民主体制体大无脑,一盘散沙,随便怎么欺负他都不用考虑后果。所以中共才敢在自己内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敢于处处去欺负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内部没有任何危机的国家。
 
天大的战略失误。
 
民主国家动作慢,不是不动。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不放过任何细节。一旦积累的论据足够了,都放到桌子上,开展一场全民大讨论,一旦形成共识,这台巨大高效的机器动起来,你再想通过耍耍嘴皮子,搞几个权宜之计,请到故宫里面吃顿饭,买几家波音客机,就把它停下来,就太天真可笑了。
 
美国现在进行的就是这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是否已经结束,我不知道,但这场中国是敌是友的大辩论正在美国各个阶层全面展开,已经公认的事实。结论会是什么,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吧,中共已经干了太多下三滥的事,现在想把时间倒回去,为时已晚。
 
本文深入揭示阐述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美国社会、美国文化和美国政治体制的全方位的误解。正是因为这些误解,使得中共稀里糊涂不知怎么回事就和一个被自己强大十倍、稳定十倍的大个子PK上了。台湾旅行法出台时,中共一点不担心,美国怎么敢为了一个台湾跟中国翻脸?不过是借此施加压力而已,下院肯定不会通过!下院过了,中共估计上院肯定不会通过。上院通过了,中共认为跟习近平称兄道弟的川普肯定否决。结果川普不仅没有否决,而且不愿意让它自行生效,而是主动签字批准。
 
中共于是认为,美国不过是又创造出一张新牌,好在贸易问题上用。想不到马上美台高官互访。互访的尘埃未落,又得到肯定的消息,美军海军陆战队就要进驻了台湾了。
 
中共认为,只不过抛出口风试探中国意图而已。美国不敢。因为中国早就说过,外国军队进驻台湾是中国动武的红线。美国不敢。
 
你看他敢不敢。
 
中共不明白,美国这不是在打桥牌耍花枪。他们不明白,这部惯性极大的机器开始动起来了。
 
好戏还在后头。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24 09:27:13

主题: 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文:徐慧君



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1]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将人的需要分为几个依次递进的层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后依次是安全与保障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他人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只有低一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才会出现。[2]中国的先贤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3]。人的天性是趋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们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个人就无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负就成了空中楼阁。“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统治者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和所有经济利益,这等于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拥有了对臣民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从才能生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可以得心应手地实施残酷的专制统治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缚都是建立在政治经济权力之上的——属于君主、贵族、官吏、地主、家长的等等。国家处心积虑地控制了一切谋生孔道,而只留下为专制国家服务才能生存发展一条途径,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要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就只有依附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具体为依附官长,上司等等)这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任统治者们姿意蹂躏宰割的命运就成为了几千年来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技术层面,“利出一孔”包括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

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始于商代,由于上交到中央的户籍簿册一律都规定用黄色的封面,所以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4],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包括人口的登录,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记内容主要有姓名、性别、年龄、高矮、胖瘦和长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详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官府登记,否则便为“脱籍”(黑户口),不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邻和乡村执掌户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汉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200万流民中发现有40万人脱籍,构成丞相石庆的失职,石差点被汉武帝处死。[5]

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当推管仲,《管子·立政》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的内容。

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6]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权力和户籍制度构成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体系,编织成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通过中央(中枢) ←→州(神经节)←→府、县(神经元)←→乡、里(神经未梢)的逐级延伸,由此形成类似高等动物的神经系统一样灵敏的信息传递反馈控制机制,统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个臣民,在这张恢恢大网下——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商鞅这个专制变法的枭雄,在秦国实施严酷的户籍制和里甲连坐制,以至人民“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7]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得只身潜逃,来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8]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弱(贫)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时代,在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其作为治国的不二法门。

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9]的道理,重农抑商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甚至“殴民归农”呢?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打破彼此隔绝的地域界限,在各个独立的社会个人之间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桥梁,在追逐利润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协调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生产和消费,促进商品与货物的流通,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社会财富的增加又必然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

自由商业活动对社会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与集权的专制统治形成尖锐的对立,集权统治要求人民空间位置凝固,彼此之间杜绝横向联系,保持小农经济的统治地位,以实施人身控制和弱(贫)民术,自由商业活动尊崇的是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其基础是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与等级制,特权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业可以促进人力,资金,技术,信息,商品等的横向流动,这又是对人身控制的极大危害,势必威胁专制制度的根基,统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发展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十五世纪,由于欧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自由商业一向比较发达(英、法等国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甚至认为财富直接来自商业活动),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权之后,更进一步要问鼎政权,终致设置议会,监督国王,并成为维护商人以及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代议制的产生。从而大大打击、限制了国王、贵族的特权,并将其行为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

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第三,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第四,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二是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如西汉商人的算赋加倍;三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史称“官山海”),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商人染指,中国历朝历代主要是实行盐铁官营,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认为是君主关心民瘼,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而对其感恩戴德。此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而民爱可洽于上也。”[10]此乃一箭双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造成资本国有,取得巨额垄断利润,掩盖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

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环节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进,工商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技术,资金,信息等,农业才可能发展,进步,人为将其对立起来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行为,绝对不可能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它不但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使农业变得死板和僵化,长期停滞于简单再生产状态。

由于国家强行堵塞了经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约束条件下(“利出一孔”),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只有唯一一条现成的道路,即为专制君主服务(入仕或做官)。做官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为官”,其他一切职业都是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正反映了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11]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12]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13]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

林彪得其神髓,将其简练地总结为:“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

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最安全的买卖。所以中国发了财的商人要捐官:既为求自保又为图发展。所以历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红顶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等级依附系统,只有一个例外,即皇帝,因为他是权力的母体。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仆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对依附者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质利益直接源于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时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人身依附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于人身依附,各级官僚无法成为独立的政府官员,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样,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升迁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罪上司的代价是巨大的,又由于这样的官僚有为数众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级也永远只能是上级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听话(好使不好使),而不在于这工具本身有多大价值。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辙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14]

“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人性的一个艮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

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5]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16]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17]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

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的枢纽,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温床。

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给,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他们的核心人物,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一个自然演进的理念。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纪,公民社会演变为西欧独立于封建领主体制之外的商业城市文明,意味着不受封建义务和神权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间。到了思想启蒙阶段,公民社会的内涵逐渐趋于丰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权力制衡、社会契约、思想多元等内容,成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以一系列独立的民间组织、政党、社团、俱乐部、沙龙、学校、教会、工会、行会、通讯、出版、新闻、慈善机构等作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会介于公民与国家这两极之间,既是联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纽带,也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

英美等国成熟的(或者说是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是建立在约翰·洛克的“社会在国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会力量强于国家力量。个体的公民是现代国家中最小的单元,公民社会则按照非强制、非暴力原则调节公民个体间的关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组织形成若干更大的单元,从而具有个体公民所不具备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仅具备若干个组织的有形力量,而且还因为公民个体中对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拥有无形的力量,并化解掉大量公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使之难以孕育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可见,一个发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会,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来自政府权力对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权力无边界”的情形出现;而且也会起到社会稳定的调节器的作用,从而也就使得潜在的极权主义者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18]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统。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

国家作为一个生产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完全垄断者,对一切独立于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绝策略,拒绝给民众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民众缺少民主锻炼,民主意识及民主素质低,没有协商、妥协、宽容的训练,就无从产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沟通的政治文化,社会自治无从滋生,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稳定全靠行政权力将人民强行粘和起来,采取高压政策,社会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政府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敉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60届政府,50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的自动毁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人类社会的铁则。历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专制制度让统治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须不知特权实乃统治者堕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亲繁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19],没有竞争对手,执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统治者必然腐败堕落。贪污腐败是一种政治行为,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减损社会财富,其实质无异于公开抢劫。

专制制度下的官吏是与作为草食动物的民众不一样的肉食动物,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短暂脆弱,比分封的贵族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产生道德风险。由于官吏拥有“合法伤害权”[20]及信息优势,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中,抑制这种对专制帝国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是困难的,从利害关系上是难以指望的。[21]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末期,贪污腐败都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贪官遍地,货贿公行,官吏们贪贿枉法,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天下承平日久,当人口存量超过土地的负载能力时,必然产生淘汰过剩人口的压力。人口压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内外冲突、政治动乱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使小农破产,破坏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官僚集团的腐败与膨胀趋势,“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无以为继。[22]而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突破底线必然导致流血——下层民众博命以自保。[23]后果就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最后是既有的秩序解体。

在旧的秩序解体到新的秩序确立之间,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众则成为对立阵营的人质,被胁裹着互相杀戮。几十上百年的长期征战,造成对人口、文明、财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改朝换代而进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加上巨大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斗争遵循的是最厚黑者胜出的铁则。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默默无闻,不名一文的混混无赖要成为人人膜拜的对象,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混战,尘埃落定以后,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呢?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是一种正反馈。继起的王朝在政治遗产上可以继承的最佳选择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历史和人一样,都有沿现成的路径行进的惯性与本能,所谓萧规曹随,就是指文化上这种按既定的模式应对相似局面的自觉行为。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24]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25]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26]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

“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27]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演义》扉页上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兴亡的过程往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这个过程从古至今,周而复始,形成了任何政权都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怪圈(金观涛先生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人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这个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归因于中国人的宿命,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利出一孔”才是中华民族周期性治乱循环悲剧的总导演。

“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在一定的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28]制度建设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利益集团只要付出很低的维护费用就行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虽然汉以后文化上“独尊儒术”,但在政治层面,却是“外儒内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实在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实践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让中国人跌入“管仲陷阱”几千年,陷入恶性的路径依赖。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国特色的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发生(自发或诱发)突变,同样的政治生态就会反复克隆,中国仍将陷入残酷而又无奈的历史宿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29]

在汉语中,管仲与管总谐音,管总者,总管也。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管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绝对要比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大得多——孔子就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0]一个超级天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在他所处的时代的一项天才发明,却陷其子孙后代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年陷阱,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注解:

[1]《管子·国蓄》。

[2]《第三思潮:马斯诺心理学》[美]弗兰克·布戈尔著,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7页。

[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4]《南齐书·虞玩之传》。

[5]参见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5页。

[6]参见赵守泽注《白话管子》。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5—16页。

[7]《商鞅书·画策》。

[8]《史记·商君列传》。

[9]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0]《管子·国蓄》。

[11]参见[美]许烺光《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彭凯平、刘文静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12]参见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3]参见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14]转引自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15]《唐摭言·述进士上》。

[16]《儒林外史》第15回马二先生的话。

[17]《厚黑学》李宗吾著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8]雅科夫: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燕南。

[19](西晋)左思《咏史》其二。

[20]吴思《潜规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1]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22]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23]吴思《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2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中译本序。

[25]杨龙:路径依赖理论的政治学意义,政治文化研究网

[26]杨龙:路径依赖理论的政治学意义,政治文化研究网

[27](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28]《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页。

[29]《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0页。

[30]《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注:本文转载自爱思想网站。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21 14:02:09

主题: 中兴冤吗?看美国曾经对波音的惩罚有多狠!
2005年的波音公司,远没有现在风光,内外交困、焦头烂额。连续两任董事长兼CEO因丑闻下台,一把手的职位空缺超过八个多月,局面一度由首席财务官维持。全球航空航天业的老大,到底怎么了?




    2005年7月1日,吉姆·麦克纳尼临危受命出任波音公司董事长兼CEO,尽管他是处理难题的高手,有一个堪称辉煌的职业经历:3M董事长、GE航空集团CEO、宝洁和麦肯锡副总裁,但初到波音的他,面临的却是一脑门子官司。

    波音面临的各种法律诉讼:

    1、触犯出口管理条例(EAR)。注意:这条和现在中兴犯的事一样。看看当时波音干了什么:经司法部查明,波音在2000-2003年间,在出口波音737民用飞机时,在飞行仪表箱中的QRS-11回转仪内,违规使用了军用级芯片!这种芯片可用来稳定和引导巡航导弹,是明令禁止的“限制出口”级军用产品。截止2005年美国国务院查明:波音公司有94项违反武器管制法令的纪录。



    2、未经授权使用专利文件。早在1997年,麦道公司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挖走一名负责“德尔塔4”火箭项目的高管肯尼恩·布兰奇,他带来的2.5万页文件有很多技术和财务细节,属于机密文件。随后波音与麦道合并,冤有头债有主,三名波音防务与空间分部的高管遭刑事指控。五角大楼剥夺了波音公司7个火箭发射项目,司法部下令NASA等政府机构在未来20个月内暂停执行与波音的合同。波音董事长兼CEO菲尔·康迪特因监管不力辞职。

    3、涉嫌收买五角大楼官员。波音在竞标空军的KC-767加油机项目时,涉嫌收买五角大楼负责合同监管的官员琳达·德鲁扬,并为其女儿和女婿提供在波音工作的机会。丑闻曝光后,波音首席财务官迈克·希尔斯和琳达·德鲁扬被判刑入狱,董事长兼CEO哈利·斯通塞弗下台。



    波音面临的灾难:

    2006年1月,上任仅五个月的董事长兼CEO吉姆·麦克纳尼在奥兰多举行“波音领导力论坛”,重塑波音的道德与公众形象。首席法务官道格·贝恩拿着一份“道德缺陷清单”质问台下的260名副总裁以上的高管:“我们是否有不顾一切代价取胜的文化?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代价了”:“天文数字”般的15名副总裁下台,3人面临刑事指控。

    他指出,波音面临下一步的处罚可能高达50亿美元!更严重的是,波音公司可能被禁止与政府签订合同,或者得不到军用与商用产品的出口许可。

    后果有多严重?假如这些处罚措施执行,足以把这个航空航天巨人直接干瘫痪!

    波音的处理方式:

    1、认错、认罚、和解

    美国司法部用了三年时间查清了上述案件,向波音开出了6.15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波音又创了纪录--波音创造的纪录太多了:这次是美国军事承包商史上最大的单笔罚款!波音立即认罚,因为和解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来自洛·马公司的刑事指控。

    2、认罚之后再缴税

    缴纳6.15亿美元罚金后,按法律规定波音可以抵消2亿美元的税金,连波音的律师团都认为可以用这个办法“省钱”,但吉姆·麦克纳尼认为不能用罚金减税。认罚后再缴税,8.15亿美元的“诚意”可远离国会和媒体对波音的非难。

    3、向国会和司法部门做出承诺

    2006年8月,尼姆·麦克纳尼在国会作证。他说:“美国政府希望和它做生意的公司都能坚持最高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我承认:曾经的业界领袖波音公司辜负了这些期待。”在列举出一系列整改措施后,他承诺:“国会和纳税人还可以继续信任波音公司。”



    将道德规范列入明确价值观:

    麦克纳尼曾说:初来就意识到弥漫在波音公司的非道德行为。“丑闻和不当行为发生在很多地方,几乎涉及到波音的所有分支部门”。他明确指出“道德规范也是竞争力”。成立“内部治理办公室”,明确每一名员工的道德行为准则。他说:“这是我们历史乌云中的一线希望”,“如果我们能够使价值观和公司业绩一起增长,波音仍然像以前一样:是一家无以伦比的公司。”

    换个角度看,波音犯了多大点事儿?

    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和认知习惯去展开想象的翅膀:波音到底犯了什么事:

    1、涉嫌收买政府官员,为其女儿和女婿提供工作机会。啧啧···多大点儿事!说出来都脸烫!

    2、侵犯同行的专利文件。那是麦道干的好不好!再说洛马公司也不是外人,都是美国公司,两家都竞争快100年了:全球航空航天界的老大和老二、全球军工界的老二和老大,多么清白的关系!有啥事不能通过有关部门协调一下呢?犯得上打官司吗!嗯?

    3、违反出口管制条例?不就是在回转仪上换了几个芯片而已嘛,再说咱还赚钱了呢!

    也是,你要这么想,波音好像也没啥大事!但它面临的处罚是不是更狠?这样一对比,你觉得中兴通迅还冤吗?

    问题来了:美国为何对波音下狠手?

    波音在世界航空航天界的地位,是中兴在电信界的地位所能类比的?作为美国最大的单一出口企业,因违反出口管制条例,几乎被吊销军用、民用飞机出口许可证!不是说军火商就为赚钱吗?

    本国的企业,因涉嫌侵犯另一家本国企业的专利文件,暂停20个月的火箭发射项目。你能想象这种违法的巨额代价和空前的执法力度吗?

    由此可见,法律和规则的意义,它的演进逻辑是:1、犯不上为了庇护一条鱼而污染一条河;2、法律应该捍卫的本该是河流,而不是其中任何一种鱼或一条鱼;3、鱼类是否繁荣不是法律该考虑的内容;4、河流干净了,鱼类自然就繁荣了;5、纵容某条鱼犯错,它就会演变成最大的污染源。

    美国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并非针对具体的企业下狠手或庇护,而是一直捍卫法律和经济环境这条河流。历史上的案例太多了:同样是波音牵头成立的“联合飞机与运输”公司,1934年就被干翻了;洛克菲勒和AT&T,因涉嫌垄断被拆分过多少次?

    事实确实如此:只有保证河流的干净,才有鱼类的多样和繁荣,难道不是吗。



    重罚波音能换来什么?

    捍卫了法律尊严和经济环境,震慑了那些心存侥幸的企业,谁还敢认为美国的法律是儿戏?它再次证明:法律和企业的“大小”没关系,你以为你“大”就能怎么着,那是你的问题,难道是“法”的问题?

    退一万步讲,假如当年的波音真被干挺,它旗下的民机、军机等资产和人员都可以被洛马、诺格、通用动力或者霍尼韦尔、德事隆等公司分别接手再重组,一个新的公司还会以新的形象重返业界,那么:谁还再敢枉法?因此,美国在惩罚违规企业时,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所谓顾忌。

    看到没有,在执法这个层面,连波音这种“自己的”大企业都差点被砍死,对“外部”企业还需要特殊优待吗?



    卓越的企业如何炼成?

    从2005年7月起,麦克纳尼肃整了波音的管理,提振了波音的士气。老大的底子还是在的:在如此困境下,12年来全球老大的地位从未旁落!

    战略对了,战术上的回报马上就来:波音在商用、军用和航天业务中重新夺回了领先优势,民用的737MAX、787、777-9、747-8、777X等项目进展顺利,军用的C-17、EA-18G和“超级大黄蜂”等项目连获国内和国外大额订单。



    2010年6月,麦克纳尼与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和南卡来罗纳州州长马克·桑福德在范堡罗航展。注意:这可不是政府官员为企业站台,也不是“公款旅游”哦!而是监督波音对国会和司法部做出的承诺--你以为承诺是可以糊弄的么?



    该罚的罚,该奖的奖:2012年波音787项目获得美国航空界最著名的“科利尔”奖。




    2013年,波音在迪拜航展上收获大单。麦克纳尼与他的接班人、民机集团CEO丹尼斯•米伦伯格(现任波音董事长兼CEO)和客户合影。




    波音787一度因电池安全隐患导致全球机队停飞,波音快速查明故障并及时排除,2013年5月20日,787复飞首航,麦克纳尼和同事在经济舱以普通旅客身份购票登机,以消除旅客的担忧。

    麦克纳尼任期内波音的财务状况稳步改善,营业额从2004年的525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960亿美元,每股收益增加了三倍,创历史新高。2015年7月,这位“波音新世纪的领航者”卸任CEO职务,2016年3月卸任董事长职务退休。

    该对比的到底是什么?

    你都看到了,波音在1997-2005这八年间,犯过很多错误。犯错不可怕,只要能直面;犯法也不可怕,只要你认罚。但你不可撒谎、不可一再颠覆你自己的承诺!在撒谎不受处罚的环境下,确实无法理解编瞎话的后果:请参考尼克松和克林顿。自己不想想:一个连总统都能干翻的法律环境,你胆敢糊弄!?

    有类企业编瞎话不是偶患小疾,而是血型和基因;不是技术性故障,而是定数;不是黑天鹅,而是大概率事件;不是意外,而是底层逻辑。这一切难道自己心里没数吗?

    中兴就是一杆秤,所有的企业应以它为准星:掂量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注意:本人说的不是指企业规模的几斤几两,而是法律在你心中到底占几斤几两;它也是一瓢恰到好处的凉水,希望各家企业在全民忘乎所以的自嗨幻觉中冷静下来,深刻反思自己的问题及制度性根源。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8-04-19 21:44:12

主题: 对流氓政权只能吊打,不打不长记性
美国“封杀”中兴,商务部:伤害的是美国自身。4月19日,在中国商务部召开的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再度回应美国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一事。高峰再次强调,美方行径引起了市场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普遍担忧,美方的行为表面针对中国,但最终伤害的是美国自身,不仅会使其丧失数以万计的就业机会,还会影响成百上千的美国关联企业,将会动摇国际社会对美国投资和营商环境稳定的信心。希望美方不要自作聪明,否则只会自食其果。高峰表示,也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如果美方坚持通过单边主义的保护政策,不惜伤害中美两国企业利益,企图遏制中国发展,迫使中国作出让步,那是打错算盘,中方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决心和信心不会有丝毫动摇,我们会进行坚决的斗争。工信部研究院报告:美国制裁将对中兴通信、中兴微电子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国外交部:谁对中国关闭大门等于自我关闭了通向中国的大门。——还是工信部比较靠谱一点。再看看兲朝大国的网友们对商务部的回应是咋样的:你打我最终你自己手疼。

//建议中兴华为关门大吉,让美帝彻底完蛋。

//我天朝 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还在这装逼。

//因为中国政府的官员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们都能成为最大赢家。

//如果伤害美国自身!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封杀?

//支持封杀中兴,让美国最后自伤而死!

//让制裁来狠点吧,反正伤害的是美国。

//那就让美国不停伤害自己呗 咱们和美国差距不就缩小了?

//绝口不提企业违法的事整天的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

//打嘴仗俺兲朝从没输过。

//4月6日,美国宣布冻结俄罗斯资产。吃闷棍的有公司、个人,大多跟普京关系密切。 中共还没反应过来,也被美国掐着脖子,拖到屠宰场。川普说,将冻结中国高官在美资产。这哪是贸易战,分明是杀猪,一刀一刀地割。 对流氓政权,只能吊打,不打不长记性,“有一千条理由跟美国搞好关系”,要每天背3遍。转

http://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images/DbG8TGNU0AAsxZf.jpg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8-04-19 20:20:01

主题: 你觉得几个搞电焊汽修的能造的出人造卫星吗?
据中兴员工说,中兴从美国进口芯片确实签过类似“联合制裁协议”,承诺不把这些商品的衍生品出口给联合制裁方,但几个部委联合施压,让中兴以零的利润出口手机,结果钱没赚到,还遭受重大打击。当说到手机芯片公司为何不搞自研时这位员工说:你觉得几个搞电焊汽修的能造的出人造卫星吗?

911之后美国反恐,深陷中东。无力干预垬势力扩张与崛起。垬嗅出了中东动荡对自已利好,所以各种支持。这次中兴通讯输出技术与产品给某些国家,并不是公司主动所为,而是垬制度性支持,高层安排。所以,西方文明世界不有效遏止中共恶习,后面还有大麻烦。

—怪不得几个部委都出来谴责美国对中兴一剑封喉,搞了半天是中共暗中使坏把中兴给害死了。天天嚷嚷着别的国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次中共自己搬石头把脚直接砸烂了。

http://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images/DbG8TGLU8Ac-zlt.jpg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8-04-19 16:44:07

主题: 美帝国主义扇了耳光之后:厉害了我的国紧急下线
http://www.letscorp.net/lynn/wp-content/uploads/2018/04/DbISKHVVAAAFo8M-491x600.jpg

美帝是有芯片,有Boeing,有F16,有NMD,有Apple,有Google,有LMT,有MHK,有QCOM,可是!他们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他们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思想吗?他们有人懂治国理政吗?不!这些他们都没有!!没有!

中共首次叫停“中或最赢”式舆论传播。美国制裁中兴,“正能量”水军按惯例大肆宣传对中国“重大利好”、“自主芯片的春天来了”,中国又成最大赢家。为何这次要叫停?因为美国科技产品制裁会立竿见影,毫无还手之力,挑衅会招来更大范围制裁。

http://www.letscorp.net/lynn/wp-content/uploads/2018/04/DbHNLhGUwAAr43A.jpg

美国鹰派呕心沥血搞出什么致命中国、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卧虎、中国百年马拉松、2049研究室,美国人都将信将疑:又是卖书骗钱的。
中国战略忽悠局搞出厉害了我的国、百年沧桑到大国崛起、大国重器、中国正在说,本来是瞎B白乎,洗脑顺带骗钱骗炮,没想到美国人全信了。

现在国内吃瓜群众很懵逼:
究竟是要抵制美国货,还是要抗议美国不买货给我们?

“启禀圣上,有皇商曰中兴者自告为米酋所禁,凡彼洋货皆不得入口,产业人丁无以为食,恭请圣裁。”
“既不得食,何不做地产?彼夷不自量力,禁绝贸易,辱我甚矣,快快传旨下去,不得将那茅台酒卖与洋夷,馋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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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etscorp.net/lynn/wp-content/uploads/2018/04/DbEvXuRVQAAxGrq-768x786.jpg


米酋有芯片电脑,无非奇技淫巧,吾朝有新时代思想,方是康庄大道。贸易大战,孰胜孰败,远未可知,然有一事颇为可虑:论治国理政付梓之后,印数甚为可观,流传民间倘若不慎泄漏,被狄夷将我华夏治国的高招妙招统统偷学而去,岂不是授人以柄?莫若早日将此宝书禁绝民间收归官府,方可高枕无忧矣。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8-04-19 01:47:47

主题: 末路中兴:你知道他们出口给伊朗的是啥吗?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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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文件

2017年3月份,中兴违反美国相关贸易制裁规定向伊朗出口商品一事,在经过了长时间
的拉锯后和解:中兴支付11.9 亿美元罚款。并且中兴承诺如果和解条约没有完成或者
再次违法出口限制,那么中兴将被取消7年的进口许可。

本周又有了新的戏码,美国商务部最近的新发现:

中兴谎报了对事件中相关人员的处罚情况。原本认定的受罚员工中,「除一人以外的所
有人」都被发现从公司那里领到了其不应得的 2016 年全年奖金。

2016年11月份,中兴发函给美国商务部表示公司按照和解协定启动内部调查和整顿。

2017年7月份,中兴发函给美国商务部表示整顿结束,并给了一个39个人的处罚名单。

2018年2月份美国商务部发现有诈,要求中兴提供现在这39个人的职务,职责范围和收
入及奖金状况。

然后中兴慌了,承认前面两封信有假,实际情况只开了4个人,除了一个人外都领到了
2016年的全额奖金。

美国商务部怒了,通知中兴准备发禁令。中兴一直拖着让美商务部再等待中兴内部调查
结果。

然后美国商务部表示完全无法再相信中兴的任何说辞。在禁令中美国商务部情绪激动:

“ZTE made false statements to the U.S. Government when they were originally
 caught and put on the Entity List,

made false statements during the reprieve it was given, and

made false statements again during its probation.” said Secretary of 
Commerce Ross.

你知道中心给伊朗出口了啥吗?

看着中兴很冤枉,不就卖点东西给伊朗嘛,至于这么搞吗?如果美国真的禁止ZTE进口
美国的产品7年,ZTE基本上可以确定可以关门了。

http://i67.tinypic.com/2m3pvyf.jpg

中兴的产品严重依赖美国的芯片

但是你是否知道中兴出口的产品是什么吗?知道中兴因为出口这个产品被处罚,被禁还
会同情中兴吗?

中兴出口的是:

墙!

http://i66.tinypic.com/1ranwj.jpg

东窗事发

2012年中兴被举报 “通过在北京注册的空壳公司,向伊朗倒卖了大量禁运IT软硬件以
及自家的“墙”解决方案。爆料者是一名中兴雇佣的美国律师,在加入中兴之前他为华
为工作,他在了解内幕后向FBI报案,FBI正式介入调查。

http://d2epwh5sm67a3s.cloudfront.net/images/tupian/20180418/121933/image/1524067222.png

FBI调查发现中兴涉嫌向伊朗提供美国制造的硬件和软件,其中包括一个功能强大的监
控系统,这严重违反了联邦法律和贸易禁令。

涉嫌违禁的交易是中兴与伊朗电信公司(TCI) 在2010年1.3亿美元的一笔交易。其中包
括了一部强大的监控系统。据前伊朗通信项目经理Mahmoud Tadjallimehr告诉路透社,
伊朗向中兴购买的这套监控系统是他“见所未见”的。他表示,该系统可用户拦截语音
通话,短信,电子邮件和聊天,以及定位用户。

路透社获得的交易清单长达907页,其中出现了不少美国公司的硬软件产品,包括微软
,甲骨文,惠普,思科,戴尔,赛门铁克等等。

据报道,举报中兴的人是一位名叫Ashley Kyle Yablon(看名字应该是犹太裔,犹太人
和伊朗人是死敌)告发者。他向FBI举报,并允许FBI拷贝他工作电脑中的资料。Yablon
是一位39岁的律师,去年10月被中兴美国分公司聘为法律顾问。之前他工作于中兴的竞
争对手,华为。

因为是内部人,所以对各种规避手段一清二楚。他还告诉FBI,他相信中兴已经成立了
一家名叫“8 Star Beijing”的公司,只购买受美国禁运的商品,同时成立了另一家名
叫“ZTEC Parsian”的公司,为提供给伊朗的设备进行组装整合。

http://www.letscorp.net/lynn/wp-content/uploads/2016/03/image001-1.png

小结

在中兴这个事情,抛开对对错错的法律纠纷,但也暴露了一个现实:中国的微电子行业
依然非常非常落后,配套行业更加落后。

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就说IC行业要重点扶持了,中国芯满天飞。 我自己上学时还参与设
计过H.263的芯片。然而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产业现状都不甚乐观。

数字电路的差距和美国相对小一些(在FPGA,CPU方面差距依然巨大),模拟(尤其是
AD)差距非常巨大。而符合军标的器件,射频器件差距就更大了。很多时候都不得不走
非正常渠道获得。

过去20年间,集成电路景气的时候,呼呼地投,低谷的时候,几乎无人问津。另外行业
从业人员收入历来也不高,即便是十年经验的硅工收入远远比不上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收
入。而配套行业的机械和物理从业人员的收入就更不要说了。

这次中兴的事件,可惜了26的基层员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18 14:33:40

主题: 以色列军方承认上周袭击了叙利亚T4空军基地,团灭伊朗无人机指挥中心,现场图曝光
以色列军方承认上周袭击了叙利亚T4空军基地,团灭伊朗无人机指挥中心,现场图曝光

http://images.haarets.co.il/image/upload/w_1398,h_814,x_49,y_4,c_crop,g_north_west/w_609,h_343,q_auto,c_fill,f_auto/fl_any_format.preserve_transparency.progressive:none/v1523641269/1.5995267.497003640.JPG

http://www.haaretz.com/polopoly_fs/1.5995266.1523641220!/image/2358569924.jpg_gen/derivatives/landscape_625/2358569924.jpg

http://www.haaretz.com/polopoly_fs/1.5995268.1523641294!/image/3116532555.jpg_gen/derivatives/landscape_625/3116532555.jpg


http://www.haaretz.com/polopoly_fs/1.5828460.1519114477!/image/2143247341.jpg_gen/derivatives/landscape_625/2143247341.jpg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USANews 版



2018-04-18 10:04:17

主题: 一个小岛改变世界经济?
一个小岛改变世界经济?日本发现有一个小岛的泥土含有1600万吨稀土元素,可供全世界用几百年。目前世界上稀土元素95%来自中国。

https://pbs.twimg.com/media/DbB3MywVAAADtBx.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DbB3MyxUQAAeEjM.jpg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RisingChina 版



2018-04-18 09:31:32

主题: 民国遗产 南海诸岛 ——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作者: 秦晖

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15 04:25:24

主题: “大豆”牌能否精确打击特朗普的票仓?
“大豆”牌能否精确打击特朗普的票仓?


作者: 费尔泼赖

4月4日下午,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中国自美约500亿美元的进口额。

大豆被正式列为中美贸易战中方主打的牌。

中国打“大豆牌”的原因,被中方学者解读为:

1、中国是美国大豆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约有62%销往中国。

2、美国虽然对中国整体上是贸易逆差,但在农产品上却是顺差。

3、美国大豆产量前10个州中,有9个州在2016 年美国大总统大选中支持了特朗普当选,中部农业州是他核心的支持者。

中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0%以上,为何敢于用大豆这张牌去打击特朗普,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些数据,打击大豆能否达到精确打击特朗普的票仓的目的?

2016年6月-2017年6月,美国大豆出口达到创记录的6000万吨。

2016年6月-2017年6月,美国大豆出口到北亚市场(主要是中国)达4000多万吨,约占美国大豆出口的2/3。

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3285.4万吨,占中国大豆进口量的34.4%。

2017年中国的大豆产量仅有1400万吨左右,而进口量却为9700万吨。

美国大豆出口依存度50%,约25%的大豆出口至中国,贸易金额高达140亿美元。



深绿色为美国大豆的主要产区,主要分布在美国中部的10个州。

大豆在美国的主要产地是中部的10个州,其中以伊利诺伊州、衣阿华州和明尼苏达州的产量最大,排名前三,其他几个州是内布拉斯加州、印第安纳州、密苏里州、俄亥俄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阿肯色州。

根据美国大豆协会的数据:美国种植大豆的农场主一共有30万人。

根据2012年美国农业人口统计数据:美国农业人口是210万人,大豆种植者30万人,占总农业人口的14.3%。

我们再来看看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的盘面:

生产大豆的10个州的选举人团票分别是:

伊利诺伊州(IL 20,希拉里)
衣阿华州(IA 6,特朗普)
明尼苏达州(MN 10,希拉里)
内布拉斯加州(NE 5,特朗普)
印第安纳州(IN 11,特朗普)
密苏里州(MO 10,特朗普)
俄亥俄州(OH 18,特朗普)
北达科他州(ND 3,特朗普)
南达科他州(SD 3,特朗普)
阿肯色州(AR 6,特朗普)

生产大豆的10个州的选举人团票一共是:92
特朗普票数:62,占特朗普总票数的306票的20.2%
希拉里票数:30,占希拉里总票数的232票的12.9%

再来看看中国对大豆征收关税对美国大豆、大豆油料加工和大豆种植者工作岗位的影响:

大豆、大豆油料加工:8,685
大豆种植:4,850
总计:13,535

受中国关税影响丢失的大豆工作岗位占整个大豆种植者30万人的4.5%。

2016年美国大选选票如下:

特朗普的普选票数为61 201 031,选举人团票数为306
希拉里的普选票数为62 523 126,选举人团票数为232

假设美国30万大豆种植者全部支持特朗普,占特朗普普选票数的比例为:0.49%;如果按选举人团比例数2:1计算,即2/3支持特朗普,占比为:0.32%;

假设受中国关税影响的13,535个大豆工作岗位全部支持特朗普,占特朗普普选票数的比例为:0.022%;如果按选举人团比例数2:1计算,即2/3受影响岗位支持特朗普,占比为:0.0147%。

2017年,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达14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出口达1400亿美元,对中国大豆出口占美国农产品出口的10%,对中国大豆出口占美国农产品出口较大的权重。

2017年,美国对外贸易总额达5.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2.3万亿美元,进口2.9万亿美元。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达14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6%。

2017年,美国GDP为19.7万亿美元,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达140亿美元,占美国GDP总额的0.7%。

结语:

1、打“大豆”牌不仅打击特朗普的共和党的票仓,同时也打击了民主党的票仓,两者比为2:1,即这一战略对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构成伤害,有助于在贸易战中促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占两党票仓的权重不大,占共和党票仓权重20.2%,占民主党票仓权重12.9%;

2、大豆种植者所在的州只占特朗普选举人团票20.2%的权重;只占特朗普普选票数权重:0.32%-0.49%;

3、受中国关税影响丢失的大豆工作岗位只占整个大豆种植者30万人的4.5%;

4、大豆行业最多只占特朗普支持者的0.32%-0.49%,支持特朗普的大豆种植者受关税影响的丢失的工作岗位只占0.0147%-0.022%,中部生产大豆的农业州并非特朗普票仓的核心支持者。

结论:“大豆”牌对特朗普的票仓的打击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但“大豆”牌却能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造成10%权重的打击,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甚微,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只占美国出口的6%,GDP的0.7%。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14 23:25:38

主题: 为什么西方攻击叙利亚,俄毛没有启动防空系统?
这次美英法联合攻击叙利亚化武设施,叙利亚的防空体系就是渣,对美英法的攻击根本无效。而毛子在叙利亚的大名鼎鼎的S400系统居然不敢开机启动,根本没有投入使用。

一种可能性是毛子得到美国保证,只要毛子不掺和,美国就不揍毛子。毛子乐得不搅浑水。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毛子不敢开机是怕美国得到S400的参数。美英法此次攻击应该携带了反雷达的哈姆高速反辐射导弹,专门针对防空雷达。而毛子不敢开机是怕美英法就此得到S400的雷达指纹挨黑枪。

美军目前在地中海部署了4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下个星期杜鲁门航母战斗群(1艘航母,1艘提康级导弹巡洋舰,6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抵达地中海,11艘导弹巡洋舰/导弹驱逐舰的一次齐射巡航导弹能力共计700发,这种饱和攻击方式对毛子的S400系统将是一次重大考验。

毛子不会为了目前的美英法联军的火力侦察而贸然行动,也就是这次忍气吞声不存在的行为的解释。

美英法联军和三国领导人在讲话中都说这是一次性打击,以后没有了云云。

但是兵不厌诈,美军航母战斗群下星期才到地中海,美军大名鼎鼎的隐形飞机也没有出动,会不会另一次打击正在酝酿之中,打击方式和对象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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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13 16:41:09

主题: 南京蒋王庙是谁的庙?
作者: 南郭刘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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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拜蒋侯

南京地铁四号线,有蒋王庙站。但是,现在这里早已没有庙,往来这里的人们行色匆匆,大概也懒得理会这个蒋王究竟是什么来头了。

蒋王是指蒋子文,生前确实没什么大来头。所以没资格在正史里拥有自己的传记,关于他最详细的记录,小说《搜神记》里找。

蒋子文是东汉末的秣陵尉。传说,秦始皇巡游天下的时候,经过今天的南京地界,嫌弃金陵这个地名的口彩太好,改为秣陵。金子变成草秣,自然大大贬值。东汉秣陵不过是一个县,县尉大概类似于县的公安局长。当时天下总共一千一百八十个县一级的行政单位,蒋子文就是这一千一百八十个县公安局长之一。

他也不是个一心为民克己奉公的好干部。据说“嗜酒好色,挑挞无度”,挑挞就是放纵不羁的意思,公安局长是这种品行,真让人忍不住要心疼下当时的南京人民。

但这个家伙却认为自己骨骼清奇,死后是要当神的。于是有一天,他到钟山脚下追捕强盗,中了埋伏,也就真的死了。

不久之后,南京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孙权挑中了这里做都城,改名建邺。有个当年蒋子文的下属,有一天突然在路上遇见了这位过世的老领导,骑着白马,拿着白羽扇,带着一批随从还跟当初一样。——这匹白马很重要,今天紫金山下的白马公园,就因此得名。

这人吓得想跑,蒋子文追上他,吩咐说:“我要成为这里的土地神了,保佑你们大家。你可以去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这样的话,会有大灾难。”

当然,要不要给蒋子文立祠,还得孙权说了算。而对这种民间的鬼神崇拜,官府照例是很忌讳的。你们一大帮子人聚自一起祭拜,就会形成组织,而不管你本来动机是什么,有了组织,对官府就是潜在的威胁。更不要说,孙权的父亲孙坚、兄长孙策,都是靠镇压妖贼起家的。

所以孙权当然不支持。

于是南京城里就开始闹灾。

第一场灾难,是这年夏天发生了大瘟疫。民间悄悄祭祀蒋子文的人开始多起来,但孙权还是没理会。

于是第二场灾难降临。蒋子文给巫祝下令说:“我放小虫子钻人耳朵!”于是就有很多人飞虫入耳死掉了。当然,小民的命,孙权可以不在乎,继续扛着。

第三场灾难就来了。一天之内,南京城里失火几十起,火势一直蔓延到孙权的宫殿。

自己的家也遭到威胁,这下孙权顶不住了,于是给了蒋子文一个侯爵的封号,为他修了庙宇,还干脆把钟山改名叫蒋山。

《搜神记》虽然是小说,但当时人小说也是当新闻或者历史轶事写的,反对作者胡编故事,所以以上内容,多少有些真确性。但也不能太认真,神明连续降下灾难(往往是三次、七次、十次这样有象征意味的数字),终于逼得一个强势人物屈服,是民间故事的基本套路,比如我们可以拿《圣经》里摩西带犹太人出埃及前和法老较劲的情节比较一下。有人依据小说里的一些细节推断蒋子文的崇拜究竟开始于哪一年,我以为有点过了。

大概真实的情况,就是当时南京城里出了点大事小情,于是有谣言说是蒋子文作祟,愈传愈烈。孙权没有办法,干脆加以利用。对民间信仰,不能消灭,就招安收编,也是官方的常用套路。

说来也巧,蒋子文的庙修好,南京城真就不闹灾了,祭拜蒋子文的风气也就流行开来。就像现在拍电影,本来一部B级片,居然票房火爆,那接下来该干什么?当然是拍续集啊。

于是民间甚至上流人士里,关于蒋子文的段子不断出现。

有个叫吴望子的女人,一次参加祭拜蒋子文的仪式,被蒋子文看上了。从此只要想要啥,天上就会直接掉下来。但后来望子姑娘想找个现实中的男朋友,可是天上并没有吴彦祖掉下来,而是蒋子文也就从此不再来了。

又有个叫刘赤父的男人,梦见蒋子文对自己说,你水平不错,来给我当主簿,也就是机要秘书吧。给神当秘书,当然要先死掉,刘赤父吓坏了,到蒋神庙想辞掉这份工作,他声称自己上有老下有小,还很猥琐的推荐了一个叫魏过的代替自己。结果蒋子文发怒,我就看中了你,魏过算什么东西。于是刘赤父很快就死了。

又有传说,有三个高干子弟,跑到蒋神庙里去玩,看见庙里有几个女人的塑像,于是开玩笑说,这个给你当老婆,那个我娶回家。结果回家后,当晚三个人都梦见蒋子文来找自己:“我女儿长得也不好看,既然被你们看中了,我就招你们做女婿吧。”于是,这三个官二代很快就都死了。

当然,被蒋子文看中而死的官二代,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三位,而是号称“江左管夷吾”,中兴晋朝的大功臣王导的儿子王悦。王导梦见有人拿一百万钱买自己儿子的命,心里很憎恶这件事,结果不久后掘地,真的就挖到了一百万钱。然后王导就看见蒋子文来找自己,但盛情款待和苦苦哀求都无效,王悦到底还是死了。这件事可不单小说里有,还被一本正经写进了《晋书·王导传》里。

以上传说,大体还算符合蒋子文生前“嗜酒好色,挑挞无度”的人设,但另外一些故事,画风就完全不同。

我们就举三个关系到整个南京城生死存亡的例子。

第一次是淝水之战。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南征,号称投鞭断流,东晋政权危如累卵。这时发生了一个著名的细节:苻坚登城远眺,观察东晋的军容,结果看见“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

是当时苻坚自己心虚看花了眼吗?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当时人的理解是,是大战在即,朝廷派会稽王司马道子以威仪鼓吹,向钟山之神也就是蒋子文求助。苻坚眼中的草木皆兵,就是蒋子文派来助战的阴兵。

第二次是孙恩之乱。这是东晋末的一次大叛乱,最富庶的三吴地区的经济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孙恩大军十万,楼船千艘杀到了京口,逼近了建康。官军屡战屡败,眼看已经无力据守。前面提到的那位司马道子,这时还是朝廷里的当权派,他拿不出别的办法,好在有淝水之战的成功经验,就是天天跑到蒋侯庙去求支援。

结果呢?各路援军就呼呼啦啦纷纷赶到,孙恩只好败走。

第三次是萧梁与北魏的钟离之战。当时南京城里的皇帝是梁武帝,他是虔诚礼佛的,对源自民间崇拜的神道很难有好感,何况当初他的政治对手曾把蒋子文当作自己的保护神。所以梁武帝和蒋子文一度闹过别扭,天监六年(507年)大旱,到蒋神庙祈雨无果,梁武帝就大怒要放火烧庙。结果突然骤雨如泻,台城的宫殿都因此震动。这下梁武帝认怂,换来的承诺,是蒋神一定会在钟离之战中出力。结果大战在即,淮水凭空暴涨七尺,梁朝水军乘机发挥优势进攻,来势汹汹的北魏军因此大败。这一战,后世评价为“南北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凯旋之后,人们发现蒋神庙中的塑像,不论人马,脚上都沾有湿泥,这自然是赴前线参战的证据。

这样看来,蒋子文对建都南京的政权怎么改朝换代不管,但生死存亡的大关头却会出手,分明已经是南朝的保护神了。所以南方文人吹捧他:“聪明正直,得一居贞。无方无体,不疾不行。化驰九县,位冠百灵!”也就毫不奇怪了。同样顺理成章的,北方政权要想南征,要干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毁蒋子文之庙”。

所以正史里找不到活的蒋子文,但死后的蒋子文却频频出现。但这和那个真实的蒋子文,还有半毛钱关系么?传播这件事,往往重点在怎么传,源头的真实状况,其实没多少人在意。

将来的人,以为蒋王庙供的是民国的那位蒋公,也未可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13 13:37:31

主题: 美军一架F16战机仅用10秒,就把一个装甲营40辆坦克炸成火球,如何做到的?
美军一架F16战机仅用10秒,就把一个装甲营40辆坦克炸成火球,如何做到的?


集束炸弹是用来突击装甲集群的利器。随着空中优势和新式弹药的装备,依靠密集队

和强大冲力发起突击的坦克战法已经威风不在。一旦丧失制空权,再强大的地面力量

不过是一堆活靶子而已。

90枚智能弹头呼啸而至 10秒把40辆坦克炸成火球 200余士兵被撕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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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弹药的美军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子母弹类的武器就被广泛用于对地面车辆的突击,但在很长一段

间内,集束炸弹还是更加适合打击轻装甲目标和人员——因为坦克如果不是直接精确的
穿透装甲,很难被彻底摧毁。但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束炸弹爆炸后的子弹头也具备了

确攻击的能力,可以很方便地对坦克战车进行“攻顶打击”。而愈来愈“精确化”的集
束弹药成为了坦克战车真正的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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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装甲集束炸弹

美军的集束弹药发展是最为迅速和齐全的,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整个北约军

临着俄国坦克兵团的巨大压力,如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投送尽可能多的反坦克火力

其当务之急。但预料中的西欧大战并没有爆炸——强大的北约空中力量和势在必得的俄
国钢铁洪流没有机会真刀真枪地比试一番看看到底谁厉害。但90年代后的局部战争却

了美式战法和武器与俄式武器较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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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具备多用途能力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本已经凋零的伊拉克坦克部队再次遭受了美军战机的猛烈轰

——掌握绝对制空权的美国战机可以尽情地在战场上展现集束武器的可怕威力。据法国
《观点》杂志的文章报道称,2003年3月30日,一架美军的F16锁定了一个暴露的伊拉

坦克部队集结地,随即投下了三枚重型的GBU105反装甲集束炸弹——其分弹药拥有智能
识别装甲目标、精确打击能力,所以毁伤效率特别高。

每一枚GBU105炸出30个小弹头,这些小弹头又利用其能力自己搜寻打击目标进行摧
毁。
从飞机投下炸弹到分弹药命中目标,不过10余秒时间,40辆伊坦克就被炸成了火球
(相
当于一个坦克营的兵力),200余伊拉克士兵(包括坦克手和后勤人员、随行的步兵)
在弹雨和爆炸中被撕碎(这个战果是后来被俘虏的幸存伊拉克军官供称的)。2分钟后
,F16从战场上空扬长而去,并通知其他战机过来进行补充攻击——自己的对地弹药已
经用光了。

http://p3.pstatp.com/large/pgc-image/1522896411894f9cc484079.jpg

被摧毁的伊军坦克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集束弹药的突击。战机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尽情朝着装甲集群倾

弹药。而伊拉克坦克部队甚至在集结地的非战斗状态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其密集的停
放队形更是加剧了美军的打击效果。伊军地面防空能力低下、甚至是起码的防空意识

缺乏,也在这次打击中显现得淋漓尽致。



2018-04-13 13:04:17

主题: F-35创纪录:完成航空史上最全面的飞行测试计划
F-35创纪录:完成航空史上最全面的飞行测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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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11日,一架编号为CF-02的F-35C完成系统开发和演示(SDD)阶段的最后一个飞行测试科目,返回位于马里兰州的帕塔航空站。至此,F-35三个型号的系统开发和演示(SDD)测试飞行全部结束,总历时11年零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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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测试外挂四枚2000磅GBU-31“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和两枚AIM-9X“响尾蛇”近距空空弹,在模拟投放时采集了相关数据。试飞员是彼得·威尔逊(联合试飞团队成员,来自英国BAE系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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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我们的F-35测试团队和全体企业完成了这一里程碑式的庞大计划”。

    F-35联合计划办公室执行官马特·温特尔(Mat Winter)海军中将说:“完成F-35的SDD飞行测试是政府和行业团队多年努力工作和奉献精神的结晶。自2006年AA-1首飞以来,SDD飞行测试计划已运行了11年以上,并且未发生事故。累计飞行超9200架次,飞行超17000小时,测试点超过65000个,以广泛测试设计、耐久性、软件、传感器、武器的能力和性能,包括了F-35的三个型号,以期为我们的战士提供决定性的作战能力。”

    测试团队还进行了6次海上分队测试,F-35B完成1500多次垂直着陆测试,完成了183次武器投放试验、46次武器精确打击测试、33次任务效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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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说:“从飞行科学到任务系统测试,F-35的测试团队为最终完成关键的Block 3F能力、向战士们交付扫清了道路。超过一千名SDD飞行测试工程师、维护人员、试飞员和技术支持人员,在F-35的三个型号的飞行包线内,全面测试了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品质。”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8/0413/84B84E0DC919EAE1D4D46EAA984E6278E8172247_size86_w1200_h943.jpeg

    洛·马公司航空系统分部副总裁兼F-35项目总经理格里格·乌尔默(Greg Ulmer)说:“F-35的飞行测试是航空史上最全面、最严密和最安全的飞行发展测试计划,政府和行业联合团队展现了出色的合作精神和专业知识,结果会让那些驾驶F-35的战士们对其转型能力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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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5联合计划办公室(JPO)在简报中称:后续的运行测试与评估将在F-35进入全速生产之前完成。

    虽然SDD飞行测试阶段已经结束,但F-35的测试团队还将继续支持空中系统的性能改进与升级,接下来的重点是“持续能力”与“开发交付”(C2D2),使得在负担得起的情况下进行作战能力增量改进,确保在联合作战中的主导地位,应对美国及盟友不断演变的威胁。

    简报最后称:借助隐身技术、先进的传感器、武器能力和航程,F-35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和生存力最强的军机。F-35不仅仅是一种战斗机,它收集、分析和分享数据的能力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倍增器,可以增强战场上所有空中、地面和海上装备的能力,可使我们的战士顺利执行完任务并安全回家。

    延伸阅读:F-35测试科目节选

http://d.ifengimg.com/w600/p0.ifengimg.com/pmop/2018/0413/319D444B766A501DDD70E874FFDEC76D75E7B827_size38_w753_h960.jpeg

    2014年2月22日,17张照片合成的AF-01号机在携带6枚外挂负荷的情况下完成一个360度滚转,外挂负荷为4×GBU-12和2XAIM-9X。

    照片说明在滚转时机头有一个明显的下沉并快速修正的过程,测试报告称需要在后续的飞控软件中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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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9张照片合成的CF-08号机的滚转与俯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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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8日,编号为BF-02的F-35B进行空中发动机停车并重启测试,为接下来的高攻角(AOA)试验扫清了道路。随后在几个月内,该机在不同飞行高度完成了27次发动机停车重启,试飞员称“F135-PW-600发动机表现出优异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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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架F-35C在携带机炮吊舱和外挂负荷的情况下进行加力爬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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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35B在携带航炮吊舱情况下的不对称外挂测试:右翼翼尖挂弹而左翼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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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F-35B在“美国”号两栖攻击舰(LHA6)上的发展和运行测试,以检验后勤与物流体系,两架拆除座椅的MV-22可在3小时内将F135-PW-600发动机及升力风扇运到1000公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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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F-04号机与英国皇家空军的A330MRTT进行夜间加油测试。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12 03:07:13

主题: 国会听证:中国学术间谍蔓延美国高校?
华盛顿 —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星期三(4月11日)就美国学术机构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担心,中国“学术间谍”正渗透美国各个高校获取科学技术,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在国会作证的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千人计划”等为美国科技被盗窃提供了“潜在动机”。

美议员:中国在美国学术机构安插潜伏间谍

美国国会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监管和科研技术小组星期三以“学者还是间谍:以美国科技和发展为目标的外国计划”为题举行共同听证。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拉马尔·史密斯(Lamar Smith)在听证会致开幕词说,外国试图接触和盗取美国的研究和发展成果,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带来威胁。他特别提到,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瞄准了美国学术机构的研发部门。'



他说:“中国政府很明确自己的长期目标--他们要在科学和技术的关键领域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只是中国的手段不是那么露骨。他们的办法包括盗取美国公司的机密信息以及技术秘密,发动网络袭击,以及用其他方式的间谍活动来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他们还在我们的研究型大学里安插潜伏间谍来盗取我们突破性的科研结果。”

他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一般集中人工智能、医药科学和国家安全方面。史密斯说,但是,美国学术机构的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也不愿意采取防御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研究工作,大学的科学资产以及美国纳税人的投资。

专家:中国政府的人才计划为盗窃研发成果提供了潜在动机

丹尼尔•戈尔登(Daniel Golden)是《间谍学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外国情报机构如何暗中利用美国大学》一书的作者。他星期三在国会作证。他说,美国大学的全球化,外国学生和教授的涌入以及美国人在国外的学习、教学和会议交流,已经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成为国际间谍战的前线。

他说,中国在寻求美国高校的研发机密方面尤其积极。他说,教育全球化,特别学术间谍在中国向西方开放,并于1978年开始向美国派送学生后开始增加。他说,中国当时的目的就是要在科技上赶上美国等发达国家。

中国留美学生现在大约占在美国的国际学生的三分之一。戈尔登说,虽然绝大部分中国学生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并为美国的大学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角度,但是,还是有部分学生涉嫌间谍活动并被美国法院起诉。

他说,在他为他的书做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2000年以来,至少30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被美国法庭以经济间谍、盗窃商业秘密以及类似的罪名被起诉,他们的研究生学校包括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以及康纳尔等名校。

戈尔登在作证中特别提到杜克大学中国超材料博士生刘若鹏“剽窃”美国国防部资助的“隐身衣”研究成果的事例,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说,中国吸引海外华裔人才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以及后来的“千人计划” 更是为美国科研成果被盗提供了“潜在动机”。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韦塞尔(Michael Wessel)在听证会上作证时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战略伙伴小组的话说,通过经济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活动,中国的人才计划对美国的商业和大学构成严重威胁。他认为,这些计划专家做成的最大一个威胁是,他们有可能向中国转移或是运送有专有的、机密的或是有出口控制的信息,或是可能被刑事起诉的盗窃知识产权。

韦尔塞说,除了人才计划外,中国设有很多其他项目,通过与美国学术机构或是学生、教授以及研究员的接触来获取信息,收获结果。

他说,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在美国的孔子学院。他说,中国通过孔子学院来扩大自己的软实力以及长期的影响力,并试图影响美国下一代的领导人。另外,中国还试图通过向美国高校提供资金,打造情报收集和影响政治进程的平台。。

这已经不是美国国会第一次就学术间谍问题举行听证。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2月份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学术间谍”正渗透美国各地获取科学技术,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一些亚裔团体对他的这番评论提出了抗议。

YouTube 英语视频:Hearing: Scholars or Spies: Foreign Plots Targeting Americ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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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Biology 版



2018-04-10 21:45:51

主题: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作者:李成瑞 尚长风    

      党和政府部门及其出版物和官员个人的观点

  中国民政部官员在2005年9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怎么掌握,也不会更正,也不会再公布这个事情。”[1]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人口净减少1000万,1961年又比1960年净减少348万。[2]《当代中国的人口》指出:“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两、三倍”。[3]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提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4]  《中国人口(总论)》认为,“1960年到1962年3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总数约为1858万人。” “同时,这几年里妇女又大都因病停止生育,所以1960年和1961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5]《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据正式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1000万”。[6]

  薄一波说:“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7]万里回忆道:“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8] 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江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9]田纪云指出:“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 [10]廖盖隆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11]

  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考虑到文件没有完全反映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要“再加二百五十万”。[12]卢跃刚据来源于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说法,认为四川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800万人[13]。原安徽省亳县人大、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梁志远回忆道:“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14]原万里身边工作人员吴象,在凤凰电视台表示:“三年困难,饿死3000万人。”[15]

             国内专家的研究成果

  1986年,蒋正华主要依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参考其它相关资料编制了1981年中国人口的完全生命表建立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得出:“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人。”[16]也有研究者对蒋正华的研究提出质疑,[17]韩钢表示:“个人对两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18]

  李成瑞指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李成瑞认为,在1958-1963年间:“超线性死亡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158万,约为2200万”。[19]

  曹树基认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 

  彭希哲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300万,另外损失人口数为2500万[21]

  金辉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70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例约为5∶2。[22]

  李若建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数在1530万-2470万人之间,另外损失人口数在3000万人以上。[23]

  葛剑雄认为, “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24]

  丛进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700万人,总损失人口数达4000万人左右。[25]

  吕廷煜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26]

               国外专家研究成果

  1981年,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安斯利·科尔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1650万。[27] 1984年,他又根据新的资料,认为超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即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 2700万。[28]

  约翰·艾德(John Aird)于1982年提出:中国在1960-1961净损失人口数至少为2300万。[29]1984年,杰拉德·卡罗特(G Calot)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2700万,另外由于饥荒少出生2900万人。[30]艾希顿等人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3000万人,总计损失人口数大约为6300万人。[31] 班尼斯特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为3000万,另外损失人口数达3300万。[32]

  费正清认为有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在饥荒中丧生;[33]莫里斯?迈斯纳则指出:“一些观察家估计,与饥荒有关的死亡人数多达1000万到2000万。”[34]麦克法夸尔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有1600万到2700万。 伯恩斯坦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1500万。洛莫估计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约为2700万。”[35]

  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估计死于饥荒的人数为“数以百万计”。[36]世界观察研究所于1984年估计,饥荒夺走890万人生命。[37]

             其他社会舆论的代表观点

     楚汉认为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高达2700万人”。[38]康健指出:“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地区饿死老百姓近100万人!”[39]徐明认为河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200多万人。[40] 马钟嶽认为:“在那场大饥荒中,全国平均每个县有一两万名农民兄弟被夺去了生命。”[41]范眭回忆道:“与省内其它县相比,隆昌县死人算是比较少的,……这个50万左右人口的县,一年多时间就减少了四分之一人口。”[42]

  丁杼表示:“若相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非正常死亡数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为依据,则非正常死亡为四千四百万。”[43]

  2005年11月香港《争鸣》杂志的文章,将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估计为4687.5万人。[44]杰斯珀·贝克(Jasper Becker)称:“体改所根据党的内部档案提出过一个报告,认为有4300万到4600万人死于饥荒,而党内高级会议上谈到的饥荒死亡数字高达5000万到6000万。”[45]英籍华裔女作家张戎宣称:近3800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46]上述这些说法已经被证实是编造的。

  陈必红认为,“不仅没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二千万,一千万,甚至一百万都没有。” [47]张宏志认为,“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48]

  关于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原因的探讨

  主流观点是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主要包括“左”倾错误、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三个方面。[49]

  对于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的原因,最早有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说,以及刘少奇指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说。

  田纪云认为:“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50] 

  金辉认为完全在于人祸。[51]  王洛维也持相似观点。[52]陈东林认为当时确实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价是恰当的。[53]艾希顿等也认为,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都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54]《当代中国的人口》也持近似观点。[55]网络研究者“老田”坚持认为饥荒主要是“天灾”造成的。[56]

  林毅夫认为,一方面农民失去了退社权,被迫吃大锅饭,劳动积极性下降,导致粮食产量下滑;另一方面,我国当时采取的粮食优先照顾城市的政策也是造成大量非正常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57]罗平汉认为公共食堂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引起了粮食产量降低。[58]彭希哲认为饥荒是由食物短缺、食物获取权丧失和食物消费方式改变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59]张欣(Gene Hsin Chang)等认为公共食堂导致的非理性消费是最主要原因。[60]杨大利也持类似观点。[61]伯恩斯坦认为,政府从农村征购过多粮食,导致了大饥荒。[62]武力认为1953年实施的统购统销政策为超量征购埋下伏笔。[63]周飞舟认为地方政府救灾不力是造成大饥荒的重要原因。[64]

  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较早觉察到情况,但仍应“负主要的责任。”[65]丁抒称,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的错误决策。[66]杰斯珀·贝克(Jasper Becker)认为毛泽东应对饥荒负责,他说刘少奇、邓小平等努力减轻了饥荒。[67]张百奇坚决反对把饥荒的责任归于毛泽东。[68]鲍尔则在互联网上赞美“大跃进”和“文革”。[69]英籍华裔作家张戎称:毛泽东导致7000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70] 

  (李成瑞,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尚长风,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1]《民政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中国减灾工作情况》,网易网。http://news.163.com/05/0922/12/1U8LJU980001124L.html。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3]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74页。

  [4]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5]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619页。

  [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873页。

  [8]《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9]中共湘乡市委党史组编《中共湘乡地方史(1949-200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转引自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10]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11]廖盖隆:《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炎黄春秋》第2000年第3期。

  [12]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13]卢跃刚:《大国寡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14]梁志远:《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15]吴象:《农村改革亲历记》。 凤凰卫视网。

  http://www.phoenixtv.com/phoenixtv/76585395806011392/20041230/478412.shtml。

  [16]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中国人口年鉴(1987)》,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17]曹树基:《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18]韩钢:《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上)》。观察与思考网。http://yqdht.bokee.com/926833.html。

  [19]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0]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21] Xizhe Peng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No. 4. (Dec., 1987), pp. 639-670.

  [22]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第4、5合期。  

  [23]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

  [24]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页。

  [25]丛进:《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2页。

  [26]王瑞璞等主编《共和国经济大决策》第1卷,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666页。

  [27] Ansley J. Coale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7, No. 1. (Mar., 1981), pp. 85-97.

  [28]G. McN. Reviewed Work(s):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by Ansley J. Coal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0, No. 4 (Dec., 1984), pp. 745-746.

  [29]John S. Aird,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8, No. 2 .(Jan.,1982),pp276-297.

  [30]彭尼?凯恩:《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31]Basil Ashton;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Robin Zeitz,Famine in China, 1958-61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0, No. 4 (Dec., 1984), pp. 613-645.

  [32] Judith Banister,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pp85.

  [33]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页。

  [34]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35] R. J. Rummel , China's Bloody Century: 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Pub., 1991,pp213.

  [36]《大饥荒时的特权!》,中青论坛网。http://bbs.cyol.com/viewthread.php?tid=30161。

  [37]布朗:《经济社会科技——1984年世界形势评述》,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255页。

  [38]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39]康健: 《辉煌的幻灭 : 人民公社警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页。

  [40]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

  http://fzs.cupl.edu.cn/scholar/dayuejing4.html。

  [41]马钟嶽:《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炎黄春秋》2007年 03期 。

  [42]范眭:《记者生涯难自励——“大跃进”中的一段回忆》,《炎黄春秋 》2006年 12期 。

  [43]丁杼:《大跃进期间中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人民网强国论坛。

  http://www2.qglt.com.cn/cgi-bbs/ReadFile?whichfile=5870370&typeid=14。

  [44]白鹤驿站网。http://222.179.185.222/read.php?tid=46681。

  [45]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ecret Famine, the free press,1997.pp.272.

  [46]金小丁:《评张戎〈毛,不为人知的故事〉》,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2783。

  [47]陈必红:《“饿死三千万”已经可以认为是无耻滥言了》。

  http://www.wehoo.net/book/mjwj/shwj/sh/2002/2002414.htm。

  [48]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龙腾四海网。

  http://www.jessedi.com/archiver/tid-447229.html。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50]田纪云: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51]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1998年第3期。

  [52]王洛维《天问——“三年自然灾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1期。转引自: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3]陈东林《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的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54]Basil Ashton; Kenneth Hill; Alan Piazza; Robin Zeitz,Famine in China, 1958-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0, No. 4 (Dec., 1984), pp. 613-645.

  [55]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版,第73页。

  [56]老田:《对陈东林“大跃进”一文的简单评论》。http://laotianlaotian.yeah.net。

  [57]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98, No. 6 (Dec., 1990), pp. 1228-1252.

  [58]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59] Xizhe Peng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No. 4. (Dec., 1987), pp. 639-670.

  [60]Gene Hsin Chang; Guanzhong James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46, No. 1 (Oct., 1997), pp. 1-34.

  [61]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48期),转引自军政在线网。

  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112/0509/20252.html。

  [62]Thomas P. Bernstein,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ory and Society > Vol. 13, No. 3, Special Issue on China (May, 1984), pp. 339-377.

  [63]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263页。

  [64]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65]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

  [66]丁杼:《从“大跃进”到大饥荒》,转引自军政在线网。

  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112/0509/20252.html。

  [67]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ecret Famine, the free press,1997,p238

  [68]张百奇:《再议“大饥荒”、“大跃进”、“大食堂”》,张百奇博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704/17477.html

  [69]鲍尔:《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真的让千百万人丧生吗?(下)》,工农之声网。

  http://gnzs.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413。

  [70]张戎:《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是怎样写成的》,两全其美网。

  http://www.lqqm.net/Lqqm.NetCqKAAACNXEIBGNPCGTNZAFXMDZUZQWCEXKGDO_A/bbsnt?B=1398&th=116869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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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6 09:18:37

主题: 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与终结
炎黄春秋
作者: 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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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这一思潮是如何产生、发展的?为何产生在最为“现代”的欧洲?又为何偏偏在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达到顶峰,得到“万众一心”的狂热拥护,表现出灭绝人性的残酷?在亚洲,为何最发达的日本成为法西斯国家?这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法西斯失败已经70周年,人们对法西斯的罪行已日渐淡忘,对其危害已不以为意,对其当年兴起的缘由则更不经意。在这种时候对法西斯思潮的理论来源、兴起的社会背景再做探讨,或许会使我们于麻木中悚然警醒,对灾难产生的根源予以深刻的探索,提防这类悲剧重演。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实际是欧洲列强间的战争,“欧战”一词更为确切)无疑成为欧洲历史上“昨日”和“今日”的分界线。“昨日”是一个安全、温馨、繁荣、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的世界,“今日”则是一个满目疮痍、颓败不堪、充满动乱和绝望情绪的悲观的世界。在这寻求不到归宿的价值真空时代,各种强有力的极端思想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最为极端的法西斯思想,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众人皆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可说是法西斯的鼻祖,但他在“一战”前却是个“极左派”社会党人、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和革命者,激烈反对议会政治,尤其反对党内“温和派”参与议会政治和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亚的主张,并因此于1911年被判刑5年。他写道:“阿拉伯和土耳其的无产阶级是我们的兄弟,而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另外,他对暴力的爱好在社会党人中是出了名的,他坚决反对党内温和的知识分子领导人,鼓吹“街垒好汉”,相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持久战中”“将产生新的活力、新的道德价值,以及接近古代英雄的新人”([英]弗·卡斯顿著,周颖如等译:《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页)。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却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积极主张参战,反对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门,用洪亮的声音高呼这个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词:战争!”(同上书,第47页)结果,他被社会党开除,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战后,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蔓延开来,虽然其具体纲领和表现形式在各国有所不同,但憎恨自由精神、反对民主制度和议会政治、宣扬坚决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推崇强权和暴力、主张专制统治、无情镇压反对派却是其共同特点。

作为战败国,德国的状况更是等而下之,尤其令人失望。德意志帝国于1918年11月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软弱混乱的魏玛共和国。这时,通货膨胀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一个鸡蛋价钱高达40亿马克,一根鞋带比从前拥有2000双鞋的豪华店还贵,修一扇玻璃窗比以往买整幢房子还要贵,一本书的价钱比从前有几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高。马克不断贬值,到1923年11月,1美元竟能兑40亿马克,而后就数以兆计,马克完全崩溃。高通胀必然带来高投机,一些人在各类黑市大发横财,买下城堡和农庄、轮船和汽车,买下整个街道、整座工厂和矿山。结果,造就了一小批扬扬得意的暴发户和成千上万的愤怒的赤贫者,大多数人的终身积蓄化为乌有,社会道德空前败坏。“凡是会识字和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搞投机倒把和想法赚钱,而且心中都感觉到:他们大家都在互相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自己的负债和义务而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隐蔽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比较熟悉,但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方面如此;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了世界的罪恶渊薮。”这时,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像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奥]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页)

与经济崩溃相对应的,是德国国家地位的一落千丈。《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必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将从前侵占的法国、波兰、丹麦、比利时等国的领土归还原主,当德国无力支付赔款时法国便强占鲁尔工业区相抵。德国军备还受到严格限制,陆军只能有不超过10万的志愿兵,不许有飞机和坦克,不许建造潜水艇和万吨以上的舰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赶到德国抢购,来自异国的穷人在德国过起了帝王般的生活。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刺伤了素来自负的德国人的自尊心,在广大群众中尤其是军人中激发起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潮。人们自然又将这种民族屈辱归罪于共和国的软弱无能,转而企盼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个人来报仇雪耻,复兴民族。

显然,“《凡尔赛条约》以及国民议会接受这一条约的耻辱、德国以前的敌国提出的新要求、软弱而又不断变动的政府、很不受爱戴的新成立的共和国、议会代表的愚蠢无能和缺乏经验、德国权力和威望的衰落,尤其是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都提供了许多可以用来鞭打‘这个体制’的有用的鞭子,而这些鞭子也一直被利用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93页)成功地利用这鞭子的,便是希特勒法西斯纳粹。最终,希特勒手执钢鞭在万众欢呼声中将共和国“这个体制”挞为齑粉。

1920年2月末,希特勒在慕尼黑宣布将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同时公布了该党颇具吸引力的“二十五条纲领”。纲领虽有25条之多,但精神实质只有两点:激烈地反对垄断资本与强烈的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它提出“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要求对所有(到目前为止)已经组合起来的企业(托拉斯)实行国有化”,“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地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倒把”,“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商处以死刑”。在政治方面,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提出“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和约》”,“要求得到领土和土地(殖民地)来养活我国人民和迁移我国过剩的人口”。由此自然发展为种族主义和极权统治,“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为公民。不分职业如何,凡是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民族同志”,尤其要反对犹太人;第二十五点明确“要求建立帝国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央政治国会及其一切机构拥有绝对权威”。这一点后来又发展成为以领袖独裁为核心内容的“领袖原则”。

应该承认,这“二十五点”紧紧地抓住了德意志当时的心灵,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只有少数人看到了潜在的危险性。尽管德国经济从1924年开始好转,但纳粹势力一直在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咄咄逼人、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占有权力,那么我们第一个要争取的对象是工人群众。”所以十分注意用“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争取群众(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对商人、金融家、资本家、地主等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整个20年代,纳粹党员成分绝大多数都是下层民众,其中大、中学生和退伍军人又格外活跃,因为法西斯运动的“劲头及其狂热劲和拒绝做任何妥协的态度,创造‘英雄’业绩的无数机会,与政敌的不断冲突,所有这些都吸引了这些年轻人和退伍士兵。在这几年间,表现整个运动特征的,与其说是党组织,不如说是党的强有力的助手冲锋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139页)那种横扫一切、建功立业的霸道和浪漫,与“平时”的平庸、刻板和沉闷迥然不同,对血气方刚、充满英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因此,许多青年狂热地投身于法西斯运动。

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二三十年代长期住在西欧,亲眼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全过程。在意大利,他一次次看到黑衫党暴行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游行。他写道,那些法西斯党徒相信“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正义并摆脱国际资本”(爱伦堡著,冯南江等译:《人·岁月·生活》中卷,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他还听到墨索里尼在一次阅兵式上的演说:“法西斯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意大利,前进!”(同上书,第257页)作为记者,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同上书,第200页)他痛心地看到,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同上书,第198页)这些生动直观的记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与意大利、德国一样,日本“一战”前后政治的混乱,尤其是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贫富不均,为法西斯的产生提供了土壤。由于米价陡涨,1918年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米骚动”,造成了社会的强烈动荡。日本法西斯主义首先产生于民间,不久军部也开始法西斯化。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提供最早、最基本纲领的,是北一辉在1919年秋完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北一辉1883年出生在一个小渔町,读中学时右眼失明退学。恰在此时,他父亲经营的小酒坊破产,家道中落。他与希特勒颇为相似,不事生产,21岁时从家乡来到东京,一边在早稻田大学旁听,一边拼命读书。由不富裕的家庭供养,过着“边缘人”的飘荡生活。1906年他用家里给的最后一笔钱,自费出版了近千页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宣扬君民共治的社会主义。他热衷政治,1906年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与宋教仁、谭人凤过从甚密。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来中国。1916年再次来到中国上海,由一位日本牙医接济生活,日本的动荡使他感到自己必须“担当起日本自身的革命”,一直在读书、建构自己的建国方案。1919年8月初,他开始动笔写《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据说这期间他闭户不出,在月底就完成了这部小册子。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最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和民族主义三个方面。在政治方面,提出“天皇是国民的总代表,是国家原根本”,改造国家就是在三年内停止实施宪法,解散两院,全国颁布戒严令。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则就是“保护工人权利”,反对大财阀、大资本、大地主,规定日本国民一家的财产以100万日元为限,超过部分无偿上缴国家;一个家庭的私有土地以时价10万日元为限,超过部分由国家征收;私人企业资金以1000万日元为限,超过限度由国家征收。他强调、突出自己是“社会主义”但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同,他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在日本就是国家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他声称随着日本国家改造完成,使日本“垂范于东西方”,可以“高举亚细亚之义旗,执未来世界联邦之牛耳”。日本为了受压迫、受侵略的其他国家,有“对外开战的积极权利”,为了印度独立、中国自立,日本可以主动开战。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日本法西斯奉为神明,受到许多下层民众支持,成立了“血盟团”等组织。特别得到出身贫苦的青年军官的拥护,他们频繁集会,讨论、宣传“改造法”。1929年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工人更加贫困,小农纷纷破产。“血盟团”提出要杀死那些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人民死活的财阀、特权阶层及政党和政治家的“昭和维新”,得到许多人响应。1932年2月和3月,“血盟团”先后刺杀民政党干部、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5月15日,与“血盟团”有联系的一批海军青年军官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以及政友会本部等重要机关,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他们自称是对社会动大手术,割除社会腐败的脓疮,清除君侧之奸,史称“五一五事件”。1936年2月26日,一批急进的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刺杀,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身负重伤,叛军将首相冈田启介的秘书错当作冈田启介而遭刺杀,冈田启介得以逃走。北一辉专门给叛军打电话,表示支持。

“二二六事件”虽被镇压,但加强了军部在政府中发言的力量,而且舆论一边倒地支持这些法西斯青年军官。参加政变的士兵在重返原来部队时,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当然,除了这些较为直接的社会现实原因以外,法西斯之所以能如此长时间且如此强烈地吸引如此多的人,还在于它精心构造了一个颇为完备的关于民族特性、民族文化优越最终导致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这种理论制造了有关历史、民族和国家的种种神话。德国法西斯主义声称世界历史中只有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高贵的(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耳曼人),其中日耳曼人又最高贵,世界历史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人类的科学文化都是由日耳曼人创造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优劣种族间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史,当代日耳曼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被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高等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主宰世界”。这种种族主义成为纳粹民族主义的核心和基础,但反过来又可说,民族主义又是种族主义的温床和基础,极易导致种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种民族/种族主义具有强大的煽动性,激发起一种热血沸腾的英雄主义浪漫情怀。但是,在这种“英雄浪漫”之下,可能“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那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辞的古老魅力。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辞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要反对这种燃烧的激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昨日的世界》,第252、281页)

为了对外扩张,他们还制造出了与种族理论紧密相关的“生存空间”理论。这种理论竭力论证弱小种族没有独立生存的权力,因而空间多余,其领土可由强者任意宰割。相反,一个强大、“优秀”的民族必须拥有足够的空间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强者拥有剥夺弱者空间的自然权利。一本名为《德意志民族及其生存空间》的读物成为纳粹思想入门的基本教材,“为德意志夺取生存空间”成为最富煽动性的口号之一。“夺取生存空间”这一非常抽象、“中立”的概念,的确很容易掩盖血淋淋的侵略实质。“这一事例清楚说明: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辞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像先前的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同上书,第211页)

“以施本格勒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是纳粹主义兴起的直接背景之一,被认为是法西斯的直接先驱和同路人。”(《法西斯新论》,第249页)“一战”后欧洲兴起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反对自由主义、法国大革命及民主制度,主张以强权、扩张、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等方式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施本格勒的成名作《西方的没落》影响巨大,其基本理论是把“文化的生命周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将一切都归结为直觉和体验,并上承尼采的“超人”哲学,认定历史由“超人”创造,所以可以主宰一切。由这种“超人”哲学出发,纳粹意识形态对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民主制是一种照顾迁就庸众的软弱的制度,只有领袖独裁才是真正强者的制度。因此早在还未掌权时,纳粹就公开声明要破坏民主制度。希特勒毫无顾忌地说:“我是民主的死敌”,“共和制度和历届政府毁灭了德国的一切,这种制度最终被消灭的时刻到了。”戈培尔凶狠地咆哮:“我们进入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武器库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装为我们自己服务。我们将要成为国会议员,以便用魏玛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玛民主。如果民主那么愚蠢,竟为了这种给人帮倒忙的差使给我们发免费车票和津贴,那是它自己的事,……我们是作为敌人而来的!如狼冲入了羊群,我们就是这样来到了。”(同上书,第211、275页)这段话倒是说中了民主政治的困境和软弱的根源:作为民主制度,独裁者也享有民主的权利;倘不给独裁者以民主,那就违背了民主原则。因此,在民主政治中,每个人都应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对自由、民主的批判必然导致个人独裁,“领袖原则”是纳粹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极权主义便是以领袖或“领袖原则”为指导的。这种领袖是绝对正确的神和圣人,不仅是政治的、行政的领导,而且是信仰、道德精神世界和世俗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导师,不仅是国家、民族的唯一代表和化身,而且高于国家和民族,领袖意志便是最高法律,所以领袖的各种权力是无限的,有权干预、监管任何组织和个人的任何事情,而绝不允许对领袖有任何反对、批评、不满甚或怀疑。“谁要是在德国参加过有希特勒在场的集会,都不会忘记他所能唤起的那种感情,那种宗教狂热与虔诚的气氛。他的那种吸引力后来竟使得久经沙场的将军在他面前发抖。”(《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第254页)



由于与中国关系密切,日本的法西斯理论更值得仔细分析。日本从明治维新起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从侵占朝鲜、中国台湾和东北,最终发展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与此相应,在这大半个世纪里,日本也发展出了一套相当“深厚”的侵略理论。的确,如果没有这样一套理论做基础,它的侵略扩张不可能得到几乎是举国一致的长期支持,因而也难以持久,更难不断扩大。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对外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走上对外侵略、对内专制的军国主义道路,与之相应的是出现了种种支持侵略和专制的理论。首先出现的是“脱亚论”。这种理论认为日本只有学习西方脱离亚洲才能强盛,就国内改革而言,“脱亚论”有进步意义。但“脱亚论”立即成为支持对外侵略的种族主义理论。有人提出:“现在随着我大日本帝国之开化进步,已经超过了顽愚的支那,凌驾于固陋的朝鲜,不仅如此,这也是我国藐视支鲜两国,自诩为东洋霸主的资本。”连日本进步思想家福泽谕吉也认为“朝鲜、中国还未‘开化’,即将为欧美所亡,所以日本不可再犹豫踌躇、坐等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方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有按照西方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这种理论成为明治政府制定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理论依据。

但是,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了欧洲国家俄国,民族自信空前高涨,“归亚论”渐有市场。从20世纪20年代起,“归亚”成为主流。所谓“归亚”,即是说日本与亚洲尤其是东亚诸国“同文同种”,要实行“亚洲的门罗主义”,由日本充当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和保护人。早在1888年,《日本人》杂志发表一篇名为《保存国粹要旨》的文章,提出日本历史、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要发扬日本国民优良的素质。国粹论,提出日本民族中心论,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排外性,成为日本早期的右翼团体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进一步说,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最早的思想资源之一是“国粹主义”。

概括地说,所谓“归亚”理论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诉求,它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说成是促进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发动这次战争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亚被压迫民族,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大陆,中国人应理解这些事情。提出亚洲其他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已无力保护自己,所以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宣传是日本长期以来以自己独自的力量,反抗着欧美帝国主义对东亚的压迫,正因为有了日本,才避免东亚完全成为欧美的殖民地。这样,亚洲各国的抗日运动其实都是被白人误导,反成了欧美和苏联白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分别是英美和苏联的代理人。这种理论认为,中国民族运动基于凡尔赛和莫斯科制的民族理论,企图获得民族独立和自由,是非常危险的,反给白人以可乘之机。因此,亚洲诸民族应追随日本反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势力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在经济方面,这种理论十分狡猾地批判西方对东亚的经济剥削、谴责西方列强对东方实行殖民经济,用数据说明欧美帝国主义一方面破坏东方固有的经济,将近代企业置于它们的统治之下,同时又维持有利于自己的封建经济,榨取东亚的勤劳大众。东方诸国的经济除日“满”两国外,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其经济命脉完全被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操纵,欧美帝国主义全面支配着东方经济。所以日本的经济政策是要引导中国经济从次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亚洲各国只有与日本经济一体,才能摆脱欧美的经济殖民。

在文化方面,日本法西斯理论除了强调日本本土文化,还十分强调东亚的儒家文化,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欧美的“文化殖民”,破坏了东方固有文化。它尤其强调东西方文化有本质差异,反复论证西方文化是儒家所批判的霸道文化,东方文化是儒家理想的王道文化。在不远的将来,东西方文化将发生最后冲突,决定是霸道还是王道统治世界。现在,只有日本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是王道的化身,而王道不仅事关日本的繁荣,而且事关世界的发展,实现王道是日本民族的光荣使命,所以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王道文明应主宰世界、拯救全人类,在日本的领导下为万世开太平。总之,这是日本为建立“王道乐土”而进行的“大东亚圣战”。

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无疑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因此这套话语系统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魅力”,使当时日本大多数国民都如饮狂泉,认为自己国家进行的是场正义的“圣战”,愿意为之奉献、牺牲自己的一切,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炮灰。

确实,抽象地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经济文化殖民,强调东方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东方文化复兴论等,很难说不对。但唯其如此,日本的法西斯理论就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使人更难认清这种理论制造者背后的真实面目。而这些冠冕堂皇的“反殖”“反帝”理论就这样为另一种更野蛮、更凶残的殖民主义所利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之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事实说明,如果抽掉或无视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内容和时代背景,如果抹去日本侵略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造成的巨大灾难,而仅仅做一种“纯文本”阐释,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以“后理论”证“前理论”,以“新概念”证“旧概念”,以“今文本”证“昔文本”,找出二者的某些类似,那么,我们今日很可以拿时下颇为流行的“反对跨国资本”“反全球化”、东方文化可“为万世开太平”等各种理论来论证、诠释当年日本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合理性和正义性。同时,很可以得出当年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浴血抗战竟是“维护白种强势文明对黄种弱势文明殖民统治”、是“依存英美之错觉抗日排日之谬误”的结论!

因此,对各种话语,万勿仅据其自我表白便轻做判断,它的言辞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要洞察它是由谁掌握、针对什么、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公平、公正、社会正义,无疑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人性的基本要求。法西斯主义深谙此点,因此如前所述,德国、日本的法西斯理论十分注重以“社会主义的工人语言”、以反对“国际资本”、以为平民大众争“平等”……种种宏伟言辞来吸引大众。事实证明,这种宏伟言辞很容易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他们往往凭此被当成人民的化身,当成“平等”的分配和保障者,而实际上成为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为所欲为的独裁者。当社会动荡不定、政治严重腐败、权势者不择手段化公为私、社会分配极度不公时,法西斯主义的这种宣传、理论对大众确实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的痛恨,确实使人一时难看清法西斯思潮的真面目,难以认识到它将造成更大的灾难。因此,对这种无比完美崇高,却能深深打动人心的宏伟理论一定要高度警惕。

当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形形色色极端思潮的产生与存在。在承平时期,在健康的社会中,种种极端思想只能蛰居一隅,始终是无足轻重的配角。而在社会利益进行调整的转型期或社会危机严重时,这类思想却使人如饮狂泉,往往能突然掀起最终毁灭一切的狂风巨浪。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对权力进行制衡的政治制度,任权势者无止无尽地化公为私,分配不公急遽加大,公民权利不获保障,恰为种种极端思想提供现实的社会基础。

概言之,强烈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强权政治的鼓吹、对个人的彻底否定、对暴力的热烈颂扬、对伟人/强人的崇拜迷恋,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只要一有条件,它将一跃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使经济刚刚开始好转的德国再次堕入深渊,为法西斯最后夺取政权提供了现实条件。1933年1月30日晚上,希特勒通过合法程序组成纳粹政府的消息传出,举国若狂,全德大小城镇都举行了规模盛大、通宵达旦的火炬游行,人们向希特勒热烈欢呼,以为找到了德意志的拯救者,找到了反抗以英美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压迫的英雄,找到了“公正”的庇护神。直到十几年后,德国人民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但为此已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当日本民众支持诸如“血盟团”、青年法西斯军官以血腥、恐怖的手段来切除腐败的社会毒瘤时,确实难以意识到,他们正在把日本推向深渊。

《炎黄春秋》2015年第11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06 09:10:42

主题: 美国解密沈崇案:哪个才是事实真相?
美国解密沈崇案:哪个才是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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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事件后风起云涌的学生抗议

研究结论

1、 不是所有的个人遭遇都能成为公共事件。公共事件是指能引起社会普遍关心并引发议论以及社会波动的事实。

2、 中国现代史上有些公共事件是制造出来的。

3、 个人遭遇成为公共事件,决定于个人遭遇中包含的特殊因素与社会普遍心理之间的暗合关系。(基于民族主义以及一般中国人具有的贞操观念)。

4、 政党在利用个人遭遇实现预期目标。

5、 媒体在个人遭遇成为公共事件中起主导作用。

6、 当个人遭遇成为公共事件时,社会不再关心个人遭遇以及相关事实真相,而关注其它政治目的和倾向于渲泄非理性情绪。

各位好:

今天的演讲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再认识。不过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我在这个演讲中只提供材料,我的评价体现在材料的选择中,因为摆事实就是讲道理。我先从这个事件的发生说起。

美国解密沈崇案:哪个才是事实真相?
学生要求美军“滚”出大陆
一、事件起源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姐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自己说,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12月25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相。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

为了阻挡发表这一消息,汤永咸还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可是,26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等几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挡,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

《新民报》还将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电令编成一条新闻发表出来,把他们封锁消息的行为也告诉了社会。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二、沈崇事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共谈判已经破裂,大规模内战将要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常任侠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说过:“至小石先生处,先生言刘成禺云:中国若亡,是无地理;中国民族若亡,是无人理;中国国民政府若不亡,是无天理。其言近谑,颇含至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评价。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此事件对国家利弊。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沈崇事件的发生,除了被有意识地利用之外,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

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

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

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

1、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严格说先修班还不能算是正式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

2、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对美军示威抗议者的阶级偏见很明显。有一个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的美国领事馆官员, 当他问一个抗议者,中国士兵是否也对妇女行为不轨时, 抗议者告诉他:“是的,可是中国士兵只去搞中国农村女人, 不会性侵犯中国女知识分子”2这些学生决心保卫自己的同类,因此他们虽然联想起以前发生的“暴行”,但认为沈崇强奸案与那些攻击底层中国人的案件不同。 北平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中地,比其他城市受西方影响相对小些, 强奸案发生在北平就使问题更复杂。 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在文化上优于西方人, 现在这种态度就公开化了。此外,对日战乱中逃离北平,刚刚返回中国学生渴望生活正常化,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在北京一所医学院无疑使他们不快。

3、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

4、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特别是当时的美国人,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5、沈崇是被美国人强奸的。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

1947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记者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

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

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

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

三、沈崇案之谜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是有意制造的,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下结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视角。

现在能看到的史料是,沈崇案发生后,当时中共有一些对策。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指出:

“(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

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

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

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

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回忆:“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弄清沈崇的真实身世,向社会公布真相,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千方百计查询沈崇的确切身世。

当时一些小道消息说沈崇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就先到北大,可是北大说没有此人。又有人说或许是辅仁大学的吧,于是他又赶到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外人是轻易不许进入的。刘时平凭记者证,说明情况,传达室才接待,说是有一位叫沈崇的学生,但正在上课,不多时,传达室的人就把叫沈崇的女生找来了。刘时平直接问她:“你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那女生听此话,非常不客气地冷冷回答:“没有去过。”转身就要走。刘时平问:“你不是沈崇吗?”那女生回答:“我是叫沈崇,但昨晚没有去看电影。”刘时平知道找错人了,此学生只是同要找的沈崇同名而已。

他赶紧骑车又回到北京大学,来到女同学会共同分析情况,一位同学建议,何不查一查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呢?

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刘主任说,教务长(陈雪屏)吩咐过,谁也不让查。刘时平认为:不让查必有原因。于是他掏出记者证说:今天来调查此事,非查注册不可,不然就不走啦。那位刘主任一见这形势,只好勉强答应,并一再叮嘱千万不能说是他让查的。结果刘时平查到了沈崇的注册卡,上面标明: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

为找到沈崇本人,刘时平又到先修班询问。有人告诉他:沈崇就住在北平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亲戚家,但是不知具体门牌号。刘时平骑车赶到住地派出所,经查询搞清了沈崇住甘雨胡同14号的表姐家。他找到14号,一看这是非常讲究、有地位的人家,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转沈崇”几个字,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

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

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

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

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

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

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

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

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

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作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在他的日记中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在沈崇案中,胡适和傅斯年保持了清醒。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

1947年1月5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

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飞机抵平。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观察》周刊第1卷21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 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

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

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

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四、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

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

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

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

“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

《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

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

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

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的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五、沈崇事件档案在美国解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审理沈崇事件的法庭记录已经解密。据现在美国的周启博先生介绍,当时沈崇案由军事法庭审理,案卷存军方档案库。因涉外国公民,管外交的国务院也有相同的一套案卷。他从国家档案馆取得国务院这套案卷的复制件,全部为英文记录,共150张。因年久有些词和字母不太清楚,需从上下文猜出。

据周先生介绍,沈崇事件发生以后,1947年 1月6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加强师)司令下令于中国北平第五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举行审判,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当时法庭组成情况是:

1、律师开场白。2、有关人员,法官和记者入庭,宣誓。3、提出控告。4、辨方抗辩。5、控方发言结束。6、辩方发言结束。7法庭调查结果。8、判决。同时法庭还出示了相关证据:

1、黑板上地图的照片。

2、 手套的描述。

3、 1946年12月24和25日气象纪录。

4、1947年1月13,14和15日气象纪录 。

5、大衣的描述。

6、内裤的描述。

7、上衣的描述。

最初对皮尔逊的控罪共有五项。 控罪1、强奸。控罪2、企图强奸而攻击。控罪3、自愿性行为。控罪4、有害秩序和记律的行为。控罪5、可能损害士气风纪的不道德行为。

1947年1月7日,对案件中的控罪3和5 及说明予以撤销。1947年6月11日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案的审判记录显示:控罪3和控罪5已经撤诉;控罪2和控罪4被宣判无罪。控罪1,他被判有罪。他被判决降为列兵军阶,监禁十五年, 受不名誉退伍和其他有关处分。下令审判的有关当局已经批准了审判过程,调查结果和判决。

据档案记录显示,原告是19岁的在北平国立大学读书的学生。她的证言内容如下:

强奸发生的那天晚上,大约8点,她一个人沿公共街道走向亭台电影院。在照明良好,行人众多的街上,被告和另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普利卡德)忽然一左一右把她挟持,“护送”她走向与她目的地几乎相反的方向,穿过一个狭窄的街区(那里显然有树),到了东(长安)街,又穿过东(长安)街,走了约60码,进入一个叫作“跑马场”或“阅兵场”的地方,到达“南墙”(前奥地利公使馆墙)附近的一个地点。根据原告所说(被告和他的同伴都没有这样说),她喊叫了一次,此后她的嘴就被捂住了。她反抗却没能挣脱。到达墙边时,被告和普利卡德强制她倒在地上。因为她反抗,所以两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要合力才能按住她并脱掉她的内裤。然后被告趴在她身上,尽管她反抗和力图并拢两腿,被告还是完成了性交行为。原告看到手电光束后喊叫,但她的喉咙马上被扼住了。为引起注意,她挥舞在她身旁的她的白色内裤。显然是怕引起别人干涉,被告沿着墙“拖”她向东走,紧抓住她怕她逃脱。被告再次试图性交,她激烈反抗使被告未能得逞,她又看到手电光,但她因怕被告杀她,没敢喊叫。被告带她绕过墙角向南,到达检阅台,在那里她从被告手中挣脱,随即又被抓住。在检阅台附近,在离交通繁忙的哈德门街约80到90步的地方,被告再次性交进入原告身体获得成功。原告因与被告挣扎多时已经筋疲力尽。她又喊叫了一次,并挥舞她的衬裤。这时有8个中国人,带着手电和枪,来到现场察看发生了什么事,救了原告。一辆宪兵巡逻吉普把被告和原告带走。

据法庭记录,一个中国军队人员是原告的证人,他作证说:在事发那个晚上 8点左右, 他看见两个海军陆战队员在亭台电影院附近“带走”一个姑娘。 她在哭,“声音不响也不太弱”, 但她什么话也没说。他没有进一步调查就回他的总部去了,把此事告诉4名中国军人。

这个证人由这些中国军队人员陪同,其中两人有手电,来到离领事馆南墙边一个位置约20尺处,在那个位置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员和一个姑娘在地上,一人在另一人身上。第二个海军陆战队员站在离地上的两人约2尺处。不但这个证人,而且他这一组人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听到任何喊叫,也没看到任何挣扎。这组人中有一个听到女人哭泣,其他人没听到任何声音。这5个人被站在旁边的并没带枪的海军陆战队员赶走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个带枪的中国人加入这组人,现在这组人共7个人,他们又往回走,只到了那条街,又被那个海军陆战队员赶走。被告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此时还在南墙下原来地点,离这组人有大约60码远。这组人取得了附近一个中国交通警察的协助之后又向那个地点进行了第3次行动。(这时距离两个海军陆战队员第一次被看到“带走”那个姑娘已有两个半小时。)这次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已经不在那里了。在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呆过的地点,这组人发现了一条围巾和一支有血迹的手套。 姑娘发出哭声并挥舞她的衬裤,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在检阅台附近找到了卧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他们强迫被告站立起来。这组人作证说,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都是满身尘土,衣着凌乱,他们的外衣都穿在身上,姑娘臀部是湿的,被告对警察态度粗暴,被告试图搂抱姑娘,姑娘一直在哭。刚才提到的交通警察作证说,大约晚10点半时他接到关于此事的报告,他去了跑马场,看到在地上的被告和姑娘。两个人都站了起来。警察说姑娘告诉他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但是,那一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听到姑娘的这一投诉。在法庭盘问时,警察被问到姑娘向谁宣称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她,警察回答“她告诉我了,因为我问她了”。而且,这个警察第一次见到在地上的海军陆战队员和姑娘时,姑娘没有说她正在被强奸。

第2天凌晨大约2点半,姑娘由一个中国医生做了检查。医生作证说,他在阴道入口下部中间发现了一小块新鲜伤痕,只有生殖器进入阴道才能达到那个部位。他说“正常性交”通常不会产生这样的伤痕。除了这一小块伤痕之外, 医生说姑娘的“身体”是正常的,外生殖器没有可见伤痕,没有发现精子细胞,而且“难以确定是不是真的强奸”。记录显示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那天夜间很黑,无风,气温在华氏15到 20度。

辩方证人作证说,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夜之后大约3个星期里,他们两次在所说的强奸发生的地点观察行人和交通情况。他们在黑暗程度,风速,时间和气温都和所说的强奸的那个夜晚很相似的条件下研究了那个地点的行人和交通。总括地说,他们作证指出,每小时通过东长安街的行人和车辆数目有几百,那条街离被告第一次攻击原告的地点距离在60码以内。哈德门大街上行人车辆数目就更大些,而哈德门大街在第2次攻击的地点和被告被抓起来的地点以东不到100 码。证词进一步指出,如果谁在第一次攻击地点“大声说话,不必喊叫”,那么在60码以外的东长安街上的人能清楚地听到。

据法庭记录显示,有数名宪兵到了中国警察逮捕被告的现场。他们作证说在现场被告用手臂搂住原告,原告显然是同意的。一个证人作证说被告和原告试图一同离开跑马场,另一个证人作证说他认为那个中国姑娘看来“完全放松”,不像“受到刺激或者哭过的样子”,而是“对整个事件表现平静”。早些时候和被告一同喝过酒的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说,被告被酒瓶割伤了手指节,这可以解释现场发现的手套上的血迹。

所说强奸案次日下午,一个美国医生检查了原告。这个医生作证说,在原告的臀部,大腿内侧,脸和脖子上都未发现伤痕。原告阴道入口处小的割伤在正常性交时也可能发生。这个医生在所说事件次日早晨也检查了被告,在被告性器官上没有发现伤痕。当夜值班的宪兵军官作证说,被告被从阅兵场带来时,对被告没有任何控告。假如有强奸的指控,被告就会被关起来,而不会作为嫌疑人释放听候传讯。原告在所说的攻击那天晚上穿的衣服和衬裤都列入了证据。原告陈述她交出衣服以后,衣服被割了几个小口子,除这些小口子之外,这件衣服没有其他损坏。和衣服一样,她的衬裤也没有暴力的痕迹。

法庭记录认定,仔细考察举出的证据后即可发现,原告没有在当时环境和条件下做出足够的反抗来支持她对性交不自愿的说法。虽然证据显示 1946年12月24日晚事件开始时她不是自愿跟两个海军陆战队员走的,但是除了她自己的证词以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她哭过或者反抗过。与此相反,其他控方证人作证说,在她和被告呆在一起的那么长的时间里,证人既没听到她哭叫,也没看到她挣扎反抗。如果说这些要干预被告和姑娘的证人相信姑娘正在被强奸,而他们无力援救她,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同样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事件长达几乎3小时,所说的几次攻击就发生在交通繁忙行人众多的街道附近,竟然没人听到呼救声。她并没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被殴打,也一直没有失去知觉。虽然她宣称被告几次扼住她的喉咙和捂住她的嘴,医生在次日检查时在她脸上和脖子上没有发现伤痕。她作证说她的衬裤是被强力脱下来的,但在当庭展示证据时,却没有任何污迹和撕破之处。她的衣服也没有任何暴力的痕迹。在整个争执过程中她都没脱下她的手套。她的阴道口有轻伤,这种轻伤与自愿性交的情况相符合。她争辩说她做了当时环境条件下她力所能及的反抗,可是除了这点轻伤以外,所有其他事实都不支持她的说法。在警察拘押被告和她两人时,也没有见到他们精神歇斯底里和身体筋疲力尽的证据。对于被告违背原告意志和原告性交的说法,本案证据不能消除对此说法的合乎常识的怀疑。

军事法庭最后认定,根据事实和上述法律, 对控罪 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 予以撤消。根据对控罪2和控罪4的调查结果,对法庭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 予以撤消。总军法官认为,下令审判的机关根据以上陈述和建议采取的司法程序和行动是合法的。

这个陈述和建议后来得到了海军部长苏利文的批准。因此,对控罪1 及其说明的调查结果予以撤销。根据对控罪 2 和 4 的调查结果,审判的判决和下令审判的机关的相关决定也予以撤销。

对撤销皮尔逊强奸案判决,当时国内反映非常强烈,但许多研究国际法的学者认为,虽然在道义上这很不公道,但不能说这个案子不合法,因为美国法律是非常严格的,也是独立的。

关于沈崇案的一些背景材料讲完了,因为是演讲,材料的来源没有详细告诉大家,如果哪位朋友有兴趣,可以与我联系。

谢谢大家。

摘自:《2004年中国最佳讲座》李公明/选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原题:个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

——以1946年发生的沈崇事件为例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06 02:02:59

主题: 仅7分钟,一大国空军被一小国虐成了灰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争当属20世纪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仅凭一军之力,以最具压倒性结局,打败埃及为首4国联军外加9国支援,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埃及空军吃早餐当口,7分30秒内遭到百架战机连续2次灭绝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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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以色列战机编队

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一名前伞兵Ben Kolber爆料,当时,多国联军大军压境,以色列知道自己是没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的。因此,无论如何都不能如敌军所愿展开正面交锋,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动奇袭先发制人。

既然选择奇袭,抢时间就是最重要的事。在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军几乎集体出动,对埃及先下手,只留12架战机守卫本土,一上午摧毁了整个埃及空军90%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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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埃及机场被炸毁战机

当天早上,以色列时间8点45分,第一波攻击第一批183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在距离地中海平面60英尺(大约18米高,5米高空中飞行是一流飞行员飞行极限)超低空飞行,躲过埃及空军雷达,顺利进入埃及空域,扑向埃及10个机场。以色列空军进入埃及空域那个时间点是埃及时间7点45分,正好是夜班官兵早班官兵交接、吃早餐时间,也就是埃及空军防备最弱时间段。于是,以色列空军可谓是趁埃及空军不备突袭,展开了大规模灭绝式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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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低空飞行的以色列战机

第一波突袭轰炸结束,以色列战机全部调头返航回基地加油、重新武装。就在埃及空军地勤人员以为等来喘息时刻,迅速冲出掩体抢修跑道当口,怎料,以色列空军战机仅仅离开不到7分半后,第二批战机又到了。第一波两批次战机轰炸结束后,仅在不到7分半时间段内,以色列空军摧毁197架埃及空军战机、16个雷达站,其中189架都没机会升空作战直接在停机坪上就被炸毁。

紧接着,以色列空军第二波攻击在9点34分开始,一共出动164架战机,摧毁埃及14个空军基地、107架战机。一顿早餐的时间,以色列空军就把埃及空军轰炸到全军覆没。

对付大军压境的埃及联军同盟国军,以色列空军采用统一战略,先发制人突袭敌方空军,展开大规模灭绝轰炸,抢夺制空权后,再发动地面部队跟进,不出几天就把敌人打到溃不成军,结束战斗。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05 11:30:21

主题: 精心布局的贸易战,岂会轻易罢手?
所谓的“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川普“美国优先、拳打北韩,剑指中国、脚踏台湾”美国世界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把朝核问题、台湾问题看作“贸易战”的前奏曲也未尝不可。



美中贸易战的重要意义在于:把中国定义为“经济侵略”,用川普的话说“中国在经济上强奸”美国25年,美国必须反过来蹂躏中国。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美国两党的一致谅解,参众两院的多数支持、美国人民的积极响应。



经济原因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原因”:习二的中国已经正式向世界自由民主社会宣战。中国人关心的、习二“有一千条理由搞好的”美中关系,将是“全面敌对、注重结果”的关系。



1、从去年8月,川普政府启动并推动对中共的301调查,预示美中经贸进入高争议期。去年12月,川普公布新国安战略,不仅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更直指中国对美国〝经济侵略〞,声言要对美中不公平贸易采取行动。随后,国安体制大换血,史上最强硬团队就位,更预示了川普对外贸易政策的强硬态势。



川普发动贸易战的具体目标,包括阻止中共偷窃美国商业与高科技机密,以及渗透美国国防产业,还有藉降低中国比重发展内需,振兴美国制造业等。许多看似与美中贸易战无关的贸易措施,实际上也都有其特殊意义。



美国推出的有些贸易制裁品目非美中贸易逆差的大宗,但这些品项的选取似乎是在配合美国的国际贸易谈判议程。例如,对洗衣机与钢铁开征关税,就使韩国同意重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再谈判;加拿大与墨西哥为取得进入钢铝关税豁免名单,同意展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再谈判。



有的品项被列入,也是在释放讯息,要一些国家的相关制造业搬离中国,甚至是移向美国。



川普3月1日提前宣布对钢铁和铝材征收高关税。这不仅是针对中国,也影响了全球向美国输送钢铝的国家,其中包括欧盟、韩国、澳大利亚等。随后,这些国家争相向美国提出关税豁免,而美方提出的豁免条件之一,就是配合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贸易惩罚措施。



2、川普政府4月3日公布对中国大约1300种产品征收25%关税的详细清单,以应对中共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行为。这是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做法发起的最强有力的挑战。



综合福克斯新闻和《华尔街日报》报导,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资料,制裁清单长达45页、共1300多个品项,大部分是非消费品,年进口总额约为500亿美元。



主要征收中国商品关税清单:包括医药(疫苗)、机器人、航空和半导体机械等高科技产业,机械和化学品等中间产品,以及服装、洗碗机、雪犁和摩托车等消费品。

制裁商品主要集中在三个内容,服装服饰(第84类)、鞋类(第85类)以及特种工业专用机械(第72类)。前两类是中国出口美国最大的几个行业之一,而最后一个是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最多行业之一。以下是USTR公布制裁商品清单中,主要的几个类别:

http://blog.creaders.net/upfile/image/20180404/1522849245113245.jpeg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直计划创建这份关税清单,以最大限度地打击中国,并尽量减少对美国工业和消费者的影响。USTR的清单文件表示,根据美国政府多个机构的贸易分析师确认哪些商品受益于“中国制造2025”等产业政策,同时考虑对美国消费者与经济影响等因素,最终拟出这份商品清单。



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此次征收的关税与中共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所造成的损害相当。但关税不会立即生效。公众书面意见征询期于5月11日结束。5月15日,USTR将在国际贸易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美国公司可以在5月22日之前提出反对意见。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在一份声明中对此宣布表示赞扬:“在有人开始反击之前,中国的商业行为不会改变。要求中共停止窃取知识产权,并对外国企业开放因中共政府高压政策而关闭的市场,并不算要求太多。



3、在川普针对中国钢铝产品征收关税11天后,中国提高了美国猪肉、水果、铝和其它产品的进口关税,以进行报复。中共政府早些时候表示,去年进口这些商品的总额达30亿美元。



川普政府最新的关税措施旨在惩罚中国利用强硬手段推动其成为全球技术力量,包括迫使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迫使美国公司在中国遵循授权技术等不利条款,甚至利用黑客侵入美国公司的电脑窃取商业秘密等。



4、川普:必须解决美中贸易逆差和美知识产权遭侵犯问题



另一方面,USTR也表示,这次公告是继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就中共的歧视性技术许可、提出与中国磋商请求后的另一步骤。USTR说,磋商请求是WTO争端解决流程第一步,若美中无法通过磋商达成解决方案,美方将要求成立WTO争端解决小组审理。



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网络间谍活动和不公平的政府补贴正在帮助中共加强其技术,并最终对美国造成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威胁。



川普总统周二早些时候表示,“我们打算与中国合作。我们将与中国谈判。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也打算维持这种状态。”“但我们必须对(美中)贸易赤字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及解决(美国)知识产权遭侵犯的问题。”



今年1月,威斯康星州一家联邦法院判定中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华锐风电集团窃取美国公司AMSC的商业机密,并几乎导致AMSC几乎全部停产。2014年,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中共解放军五名军官,这5人骇入西屋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其它美国主要公司的计算机系统,窃取有利于中国竞争对手的信息。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03 21:02:34

主题: 大陆炸锅! 中美贸易争端会引爆军事大战吗?
中美贸易已经历了数年的不平衡,导致了美方的长期巨额逆差。美方指责中方违反加入WTO时的承诺 , 采用不正常的手段获取知识产权,非法赢得商业利益。历史上持久的经济和贸易纠纷引发战争, 并不罕见。本文并非得出结论, 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一定会在近期内引爆激烈的军事冲突, 而误导读者对贸易战, 南海, 台海和半岛危机的判断。但无法化解的长期利益争端在达到临界点后, 必定会导致军事上的彻底摊牌, 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铁律, 毋庸置疑。

http://bbs.wenxuecity.com/upload/album/47/51/99/2c1e6ac55829bskeyjZ9.jpg

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

  人口消长, 种族的迁徙和地缘政治的改变, 战争起到了决定的作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以武力为手段,目的是迫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通过多次大规模军事对决使敌方失去抵抗的力量,这样的行为就是战争。美方曾参与对大清的战争, 但后来看中方太可怜, 为了帮助中国进步, 所获的赔偿”庚子赔款”都变成了各类法定的援华基金, 全部用于中国的教育, 文化和医疗等事业, 并持续沿用至今。抗日战争中, 美军收复了东海和南海诸岛, 并交还给了中华民国政府。中共建政后, 朝鲜战争爆发。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 中共成了炮灰, 才和美军有了第一次正面的冲突, 详见<抗美援朝真的把美国打怕打趴下了吗?>一文的分析。

  中国与国外的贸易战, 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例子, 应首推”鸦片战争”。作为GDP世界第一的大清国和以后的民国及中共对这场战争的宣传解读, 都紧紧咬住”鸦片”这两个字, 使国人误以为鸦片仅是外来的强加物和战争的根源, 而掩盖鸦片在中国的长期合法身份, 这场战争的本质以及中西方贸易冲突的深层原因。令人讽刺的是英方战争的主持人义律竟为激烈的鸦片反对者, 而中方的”禁烟”英雄林则徐却是土烟的保护着。直到1940年代, 鸦片还是延安南泥湾”大生产”的宝贝。鸦片贸易的真相, 请见<南海: 中西文明冲突的焦点和火药桶>一文。 简言之, 贸易的不平衡和保护主义, 不遵守国际契约与规则及天朝的自大狂妄等, 都是”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最后失败的必然结果。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 中英贸易的冲突转到了中美两国。必须指出的是, 过去30多年大陆经济和贸易的飞跃发展, 得益于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的鼓励与大力支持。西方国家并不天真, 中国能加入西方市场经济的怀抱, 是以背叛苏联共产国际和走改革开放道路为条件的。许多人把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与以往的日美贸易战相提并论, 并得出一定会有和平解决的结果。这一不恰当的比喻实在是包藏祸心。日美间的贸易摩擦是同盟国之间的正常纠纷, 份额也比不上如今的中美贸易, 更不会引起军事对抗。而中方目前的战略是以贸易或”一带一路”为武器, 梦想吃掉西方文明社会并输出中共的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但中共的初心很简单, 就是保护家族的世袭利益, 成为假共和的封建专制大帝国。

http://bbs.wenxuecity.com/upload/album/47/51/99/2c1e6ac55915kvmhrU3Y.jpg

中共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官方文件在网上爆光

  习进平上台后, 急于巩固自己的权力, 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长脸工程, 意图塑造自己的领袖和统帅形象。他先在南海, 后在东海和台海等周边地区燃起了鞭炮, 敲锣打鼓地宣告”中国梦”的到来。习进平用”砸锅论”警告国内和港台的异见者, 不得吃共党饭同时又砸共党的锅。但这一理论迅速为西方国家所应用, 并砸向了靠美国和西方吃饭的中共大锅。 习进平的南海长脸工程, 大外宣等严重低估了美国和西方的亚太战略和价值观取向, 唤醒了美国战略思维的重大调整。早在2015年川普上台前,美国智库就出台了《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指出美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试图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做法“对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产生了新威胁,而且最终将在全球对美国的权力形成挑战”,“华盛顿需要一个应对中国的新的大战略,其核心是平衡中国国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帮助中国崛起”。2017年底, 川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强调了这一思想,因而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美国两党和朝野, 为此已达成了共识。民主党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最近指出: ”多年来,美国政府错误地以为经济交往会让中国更加开放。如今,美国政府正在觉醒,惊觉中国方面勒令美国公司交出他们的知识产权才能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习不连续地敲锣打鼓搞长脸工程,不在南海惹事, 不搞文革回头路等, 而是继续邓江胡的改革发展路线, 就算两国翻脸也不会是现在,更不会立刻在国内外成为孤家寡人, 要依靠拥抱流氓金正恩来为自己长脸。习的自挖坑作为让众多的美国“亲华势力”派哑口无言, 只能全部尽快退场,眼睁睁看着美国全新的对华战略形成, 并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中共嘴里的中美命定夫妻关系

  面对西方的惊醒, 中共惊慌失措, 已骑虎难下的习进平采用了两面手法。对外宣传肉麻的一千个爱美国理由, 命定夫妻论等安抚西方媒体, 对内则加紧政治, 军事和社会的控制, 搞力不从心的备战, 豪赌命运的安排,意图挽回经济倒退的颓势和渐渐失去的民心。中美贸易战仅是这一系列战略对抗的插曲之一, 它和南海, 台海和半岛危机等交织在一起。如果能认识清楚这一历史性转变的事实, 就能理解中美间现在和将来的变化趋势及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中共在军事上的快速前进步伐已存在多年, 但在战略核威慑方面, 显然不是美国的对手, 详见<中美潜在军事冲突的战略和战术分析>一文。中共在朝鲜半岛的乌龙政策, 直接导致了反导系统萨德在东亚的布置, 使中共基本丧失了战略反击能力。中共的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建设, 进步较快, 意图弥补中美间的巨大差距。从南海填礁到航母出行, 不但雨点大, 雷声更大。中文媒体更充满了美帝”被吓尿”或”被震懵”的奇文。空军方面, 中共最近推出了歼20 “隐形”战机, 并声称是第五代,可媲美世界上任何“隐形”战机。但美方专家多拒绝对比,并暗示其窃取了80年代美最原始“隐形”战机的资料,没有多少真正隐身的功能,实为四代机。海军“辽宁号”航母成军是近年炒作的主要新闻, 第二和第三艘航母也在建造中。西方军事评论认为,“辽宁号”的战斗力仅相当于中型航母的八分之一, 无法和核动力驱动的美航母抗衡。但作为第一艘航母,中共的进步之快也相当令人瞩目。  

  大陆媒体对贸易战可能转变为军事大战的态度非常轻浮:“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南海出动四十多艘军舰和辽宁舰进行实战演练, 这展示的就是中国在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决心,就是要坚持斗到底的决心。因为,南海就是中美博弈较量的核心节点之一,也是中美贸易战的终极棋眼。当中国在南海亮出了家底时,向美国、欧洲及相关国家传递的中国对美贸易战的决心和能力。中国摆明的态度就是:要战就战,要和就和,奉陪到底!”

  中共配合其战略对决的全民动员也在路上。显然在内部达成了共识, 让习进平”修宪”终生揽权, 这个梦幻大宝完全押在了一个初中生的身上, 还不许妄议。19大前后, 驱除低端人口, 加紧封网和取缔VPN, 登记华侨眷属, 取消绿卡人士户口, 严格控制外汇出入, 在学校加大力度洗脑等, 无疑都在为激烈的军事冲突做准备。大陆不少专家不甘心中共作为孤家寡人同整个西方世界的对决, 痴迷中俄朝再次联盟, 对抗美国和西方。但网民质疑曾彻底背叛苏联的中共, 可能在关键时刻被俄捅上一刀; 而金三的”千年宿敌”论更早已深入人心, 其鼓吹的”兄弟友谊”成了金正男被胞弟刺杀的最好注解。 具体分析详见< 美誓言捍卫南海国际水域,底气在哪里? >一文。

  再看美国的反应, 雷声虽小, 雨点却足够的大。有人对此可能不以为然, 因为美国人关注更多的国内新闻, 也没有多少歇斯底里的炒作。有人说习进平正在下一盘大棋, 其实都是国内长脸及权力斗争的毛式或金式旧招数。美方的部署相对来说, 稳定而扎实, 军事手段与政治谈判相结合, 正在将亚太地区的军事, 从绝对优势转变成全面的压倒性优势。美国之音3月30日释放了中文短视频, 美军的”历史性突破”或”划时代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VOA: F-35B战机成功降落“黄蜂”号,两栖攻击舰秒变航母

  英文媒体的分析报道, 也少的可怜。相对于美国的几乎“无人所知”和几篇语气平和的报道,中国却是另一番景象, 让人惊掉了下巴。以下为中文媒体的分析: “在理想状态下,20架AV-8B组成的机群一次出击能向距离母舰400多千米的目标区投放80吨弹药,而20架F-35B机群一次出击时,能在投弹量保持相同的情况下将打击范围扩展到距离母舰876千米的目标区,而在不计航程时最大投弹量甚至可达到140吨。由此不难看出,在作战性能方面F-35B已实现了质的飞跃。而F-35B服役后可使中型航母的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一艘满载排水量4.1万吨级的“黄蜂”号搭载20多架F-35B后已可当作中型航母看待,实际战斗力则相当于大型航母的一半。而F-35B本身具备的超音速、雷达隐身突防以及网络协同作战能力,也会起到“力量倍增器”的效果,具备更强的隐蔽性和打击突然性。”

    除了极少数主要党媒, 大陆各大门户和军事媒体都炸了锅, 并纷纷发表评论。 多数报道转用美方的陈述, 采用委婉, 巧妙和含蓄的语言,表达了对中国军事能力的不信任和担忧。 用“狼来了”,“新航母战力超过俄罗斯航母”等描述, 预判 F-35B完成上舰后, 美军立马可增加8至12 艘中型航母, 而日本也会立即拥有2至4艘改进的攻击性航母。一文章还惊叹: 由“F-35B+‘黄蜂’号两栖战舰组成的战斗组合,对于周边地区各国而言,其“隐性威胁”实际要超过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构成的“显性威胁”,这一点更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其它的题目还包括: ”黄蜂号究竟能装多少架F35B?关键技术若实现突破中国危险!”,“中国歼15不敌美国F35B隐形战机? 答案曝光,国人陷入深思了”,“美国两栖攻击舰带着F35B来, 中国辽宁号航母上的歼15打得过吗?“, “35B战机能否让美军两栖舰升“三栖”?”, 等等。





大陆媒体纷纷登载F-35B和‘黄蜂’号两栖战舰的照片和VOA视频

  大陆媒体专注对上述具体军备和武力对比的炒作, 但所有文章绝口不提正在发生的贸易争端,反映出民众的焦虑和不安,也因为害怕触动了大陆当局的敏感神经而小心翼翼地加以回避。 回到本文的主题, 目前的经济争端和政治对立会导致军事对决吗? 中共的喉舌说, 贸易战的胜负取决于美国的立场和和态度, 因为中共将”奉陪到底, 想靠吓唬让中国妥协, 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共在南海出动四十多艘军舰和辽宁舰进行实战演练, 美专家轻蔑地说, 这仅是为拍照而进行的摆设。它反映出中共没有海战的经验, 仅用”四架轰炸机”, 就可解决所有的花架子。

  美国B—2重型隐身战略轰炸机最近也到达澳洲北部达尔文, 威慑南海和整个亚洲大陆,并重新启动了24小时战备值班。看不到发动机,看不到外挂导弹,看不到炸弹弹仓,空中加油,续航能力25个小时,飞行长度可达18000公里,高度升限19000米,发动机燃烧没有任何烟迹,可应用数千至一万小时, 而中方战机采用的俄制发动机仅有几百小时寿命。美方军机在雷达上的隐身小于0.1平方米, 而冒着浓烟的辽宁号和舰载的没有隐身功能的大陆战机面对美军, 中共有多少胜算, 确实值得怀疑。

   鸦片战争是个很好的例证, 但许多国人选择性遗忘了。但愿中美贸易争端不会引爆军事大战, 但谁又能左右历史的轨迹呢?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03 09:56:37

主题: 林彪专机坠毁前最后几分钟的录音
林彪专机坠毁前最后几分钟的录音

256号林彪专机隆隆的引擎声...
    
林立果:“几点了?” 
刘沛丰:“两点27分。” 
林立果:“我们到哪儿了?” 
刘沛丰:“我去问问。” 


刘沛丰走进驾驶舱。

 
刘沛丰:“老潘,我们到哪儿了?” 
潘景寅:“我们在湖南。” 
刘沛丰:“还要飞多久才能到广州?” 
潘景寅:“再飞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刘沛丰回到普通客舱。


刘沛丰:“老潘说在湖南。再过半个小时就到广州了。”

 
林立果起身进林彪的贵宾舱,向叶群汇报。 
一声爆炸声,飞机剧烈晃动的声音。

刘沛丰被摔倒在地。

林立果从贵宾舱冲出来。


林立果:“怎麼回事?”

 
刘沛丰拉开右边窗口的挡板,看到右机翼上有火苗。
林立果和刘沛丰赶紧推开驾驶舱门。


林立果:“右机翼起火了,老潘!” 
潘景寅:“是吗?会不会是敌人导弹打过来了?” 
林立果:“你说什麼?什麼敌人?”

 
潘景寅没有回答...。

 

叶群,杨振刚,李平也跑过来了。

潘景寅开始让飞机转弯。

刘沛丰,林立果,叶群三个人走进了驾驶舱。


叶群:“怎麼回事?” 
林立果:“老潘,你怎麼转弯了?为什麼要转弯?”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叶群:“我们现在在哪里?”

 
潘景寅还是没有回答...。

 
林立果:“你说话呀,老潘!”

 
飞机剧烈晃动的声音。


潘景寅带著哭腔喊话:“汪主任!汪主任!请回答!”

 
杨振刚大嗓门的吼起来:“机长,你在跟谁讲话?” 


潘景寅没有回答...。


林立果突然说:“刚才的响声是定时炸弹爆炸。有人要谋害首长。”


飞机往下俯冲的声音。

 
潘景寅:“糟糕!糟糕!” 

 

板动枪机的响声。


刘沛丰:“到底是怎麼回事?” 
潘景寅:“我们在蒙古。现在在往国内飞。” 
刘沛丰:“蒙古?” 
林立果:“蒙古?” 
潘景寅:“起飞前,汪主任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专机飞进蒙古。然后等他命令。可是他已经不和我联络了。” 


刘沛丰:“你为什麼不叫上两个副驾驶?” 
潘景寅:“汪主任说这是特殊任务,不需要他们参加。” 
林立果:“我们进蒙古多久了?” 
潘景寅:“我不知道。大概有10分钟了。” 
叶群:  “进了蒙古,我们就都成叛徒了。” 
林立果:“我们死在这里,叛徒的帽子就永远地戴上了。” 
潘景寅:“我真傻啊!叶主任,我对不起首长。”

 
飞机剧烈往下俯冲的声音。


潘景寅:“机务舱,把三个引擎全关了。” 
潘景寅:“速度还是减不下来。减速板已经失灵。说不定已经脱落了。襟翼控制也失灵了。”

 
林立果:“赶紧迫降。” 
潘景寅:“已经失控了。有人对飞机做了手脚。” 
杨振刚:“机长,我不能死。我还有老婆孩子啊!”

 
过了几秒钟,潘景寅压制著心里的悲痛,对著全飞机广播:“飞机马上要著陆了。大家赶紧回座位坐好。扣上安全带。把鞋子脱掉。是死是活就看老天的了!”

 
潘景寅泣不成声地对著全飞机广播:“林副主席,小潘对不起您哪!”

 

一声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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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飞行员是好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02 14:24:14

主题: 美国人的共识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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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左),美国总统川普

就美国政治而言,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可谓泾渭分明,在很多很多问题上观点相左,甚至严重对立。

然而,在对中国的贸易问题上,川普总统和沃伦参议员如今却成为一条战线上的人。

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大力声言,中国长期实行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对美国构成了强奸。眼下正在中国访问的沃伦则表示,中国对美国多年来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不能继续容忍下去了。

先前担任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的沃伦参议员在美国政界是自由派的一面旗帜。据信她有意问鼎白宫,尽管她一直对此类传闻予以否认。

美国对中国正在觉醒

路透社4月1日星期天从北京发出报道,标题是,“沃伦参议员在北京表示,对中国滥权的做法美国正在觉醒”。报道说:

“正在北京访问的伊丽莎白·沃伦参议员对记者表示,美国的对中国政策几十年来方向错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如今正在重新调整跟中国的关系。眼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贸易关系紧张。

“在沃伦参议员访问中国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对中国的产品征收五百多亿美元的关税,以惩罚美国所说的中国系统性地以不当手段获取美国知识产权。

“来自麻萨诸塞州的这位民主党籍参议员是川普总统的政治死对头。许多人宣传她有可能在2020年竞选总统,尽管她否认这种传闻。沃伦先前表示,美国的贸易政策需要重新思考,她并不惧怕关税。

“沃伦说,多年来,美国政府错误地以为经济交往会让中国更加开放。如今,美国政府正在觉醒,惊觉中国方面勒令美国公司交出他们的知识产权才能进入中国市场。

“星期六,沃伦对记者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整个是错的。我们给我们自己讲了一个一厢情愿的故事,结果这故事从来就不符合事实。’沃伦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她的访问从星期五开始。

“她说,‘如今美国政策制定者开始更认真地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同时又不强行索取美国的技术,要美国公司付出赎买人质一样的价钱。’

“她说她对她见到的中国官员说,美国人不能支持跟中国经济体制更加关系密切,假如中国‘不能尊重基本的人权。’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收紧了控制。其表现方式包括加强网络信息封锁,对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打压。但中国政府官员不断否认外界有关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指控。”

嘲笑对中国的一厢情愿

美联社在同一天也从北京发出报道,标题是“伊丽莎白·沃伦强烈批评川普的亚洲政策一塌糊涂,同时也嘲笑对中国一厢情愿的美好憧憬”。报道说,

“美国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说,川普政府内部的混乱状态正在损害美国制定前后一贯的针对北朝鲜核项目和其他重要亚洲问题政策的能力。

“星期六,她在北京对记者说,美国政府外交部门许多空缺没有填补,这种局面正在损害华盛顿推进美国利益的能力。

“在中国问题上,沃伦说,美国需要承认北京的国力和影响力正在日益增长,需要继续强调人权在美中关系当中的重要性。

“她说,‘我理解美中关系是复杂的。在有些领域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将合作力图达成我们的共同目标。但在有些领域,我们也是竞争者,没有共同的利益。’

“沃伦说,先前很多人以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中国将更为平稳地融入世界,这种看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她说,美国眼下正在重新调整美中关系。

“她说,中国的大规模监控系统,其中包括对手机和互联网信息的控制,使中国封闭起来。‘我们先前给我们自己讲了一个一厢情愿的快乐故事,但那故事从来就不符合事实。…美国不能回避直面中国的一种(跟我们的一厢情愿)很不一样的现实。’”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04-02 11:00:37

主题: 坑死崇祯的“光处长”
周淮安

http://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styles/632_n/public/field/image/dfgdsfg_1.jpg

01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明崇祯十七年。

这是一个天崩地坼,山河巨变的动荡时代。

外有满清虎视眈眈,内有“流贼”攻城略地。《明史》称“溃烂而莫可救”,两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生命倒计时。

是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一个新政权的成立意味着敲响旧政权的“丧钟”。

从飘忽不定的“流贼”到建立政权,从无政治主张的农民到明确“争天下”的集团,李自成已经向崇祯亮明了“掘墓人”身份。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开始渡过黄河进攻山西,所向披靡,官民迎降。下一个目标十分明确:将革命进行到底!进京赶考去!

摆在崇祯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死守京师,号召天下兵马“勤王”,不成功则成仁;二是南迁,做战略性转移,迁都南京,重振旗鼓再图一战。

无论是崇祯,还是群臣,其实内心都很明白,第一个方案无异于痴人说梦。

继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民军克星”孙传庭潼关兵败身亡后,最后一支“听指挥,能打仗”的明军主力已经不存在了。

分镇各地的左良玉、刘泽清、吴三桂等将领虽然掌握有兵马,但朝廷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他们已经成了各怀鬼胎,有奶就是娘的地方军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后路。

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李自成逼近北京时,山东总兵刘泽清公然拒不奉诏出兵,反而说:“天下变,山东不为他人有耳!”后来,清军一南下,他立即投降。

与死守北京的方案相比,“南迁”方案显然更具可行性。

明朝实行“两京”体制,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国家机构。平时看起来是安排闲职官员的清闲之地,若一旦北京有失,就可以发挥政权“备份”作用。

而且,南京所处的南直隶所辖区域相当于现在上海、江苏、安徽,是大明帝国最富庶繁荣的地区,赋税居全国之冠。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估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税率要高于其他地区通行税率的五六倍。南直隶松江府3个县的田赋加在一起与整个广东省持平,而广东省有75个县、1个州。”

此外,在长江流域及江南地区,还有大量明军,仅盘踞武昌的左良玉部就达20万人。

一句话,“南迁”有钱、有粮、有兵,有现成的政府班子,如果不能东山再起,最不济也可划江而治,保住半壁江山,不至于亡国亡天下。

02

“南迁”虽然好,对于崇祯而言,却隐含着一个巨大的道德风险。

堂堂一国之君,大明天子,竟然弃都城而逃,丧师失地,置黎民于水火,而且很可能一去不回,如南宋一样偏安一隅。这既需要痛下决心,更需要群臣的配合,给个理由先,给个台阶下。纵观中国历史,正常的表演程序应该如下:

群臣进谏:“形势危急!奔跑吧,皇上!”

皇帝大义凛然:“不走,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

群臣再次进谏:“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奔跑不是逃跑,是为了拯救国家和苍生!”

皇帝若有所思:“这真的不是逃跑?而是利国利民的战略转移?”

群臣反复进谏:“绝对是。如果不是,黑锅我们背,就说陛下是被我们蒙蔽南迁的--说好去郊游,结果一下游到南京了。”

皇帝面露喜色:“那就别磨叽了,咔咔的赶紧走啊!”

这是正常的剧本,可悲的是,崇祯朝的群众演员从来不按剧本来演,反而像陈佩斯一样抢正面人物的戏。

明朝末年,文官集团已经彻底沦为“精致利己主义”群体,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论是东林党与阉党,还是浙党、楚党与齐党,大家都只看立场站队,不问是非对错,挥舞着“道德”与“正义”的大棒互相攻讦。不少人一开口就是“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仁义道德”,实际却是为一己一小团体的私利,更没有人愿意为皇帝背黑锅。

比如,面对辽东后金(清)、国内李自成“两线作战”被拖垮的困境,明廷务实的选择是“攘外先安内”,与后金和谈,集中精力先对内。

但每次一准备和谈,群臣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群情激奋:和谈就是“汉奸卖国贼”,宁愿大明不长草,也要收复辽东半岛!

但真要派人上辽东前线担任蓟辽督师时,这些人又怂了。

03

对于南迁,两三年前,崇祯其实就动过念头,并让阁臣们研究,但因各种因素影响,未能决断。

1644年二月,山西陷落,李自成兵锋已近京畿。火烧眉毛之际,左谕德李明睿、都御史李邦华、户部尚书倪元璐等一批人先后上疏南迁。

崇祯很动心,绕着宫殿边读奏疏边考虑南迁。《明史》记载:“帝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

但是,在崇祯召集的御前会议上,一个官职仅七品的“处级干部”却拍案而起,“大义凛然”地痛斥这种逃跑主义、投降主义行为,认为扰乱了大明人心,应当杀李明睿以安天下。

他叫光时亨,安徽桐城人,时任兵科给事中。虽然品级很低,但“光处长”官微言不轻,因为他代表了明朝最具杀伤力的“言官”群体。

明朝官制中,负责“谏言、监察”六科给事中虽然品级很低,但权力很大,从监督六部百官到政务运行,甚至有权“封驳”奏章。

最重要的是,他们牢牢掌握大明舆论话语权,占据着道德制高点,骂人是本职工作,骂的人级别越高越有成就感,皇帝越恼羞成怒越证明我敢于“舍身以诤”,越容易青史留名。

尤其到了明末,言官群体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或者挥舞着“道德”的大棒冲锋在党争第一线。皇帝如果惩罚“喷子”只会让其一举成名,自己反而落个不能纳谏的恶名。

因此,“光处长”的发言把崇祯逼到了死角。不仅没给皇帝找台阶,反而把梯子抽了。

进入三月,李自成就快到北京了。李邦华等又提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案,即:崇祯不跑,送太子到南京监国,以免被一锅端。

关键时刻,“光处长”又站了出来,一脚把大明最后的星火彻底踩灭。《明史纪事本末》等记载:“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唐肃宗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西逃入蜀。马嵬坡之变后,李亨北上朔方军大本营灵武(今宁夏灵武),直接登基继位,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后李隆基被迎回长安,完全丧失权力,实际上被软禁起来,父子相互防备,玄宗郁郁而终。

光时亨这一招太狠,直接点中崇祯死穴:“你不怕你儿子到了南京直接抢班夺权?”同时,还恶狠狠地捅了南迁派一刀:“你们南迁是想迎立新君,用心险恶!”

崇祯彻底无路可走,唯有向群臣表示:“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

通俗地说,谁也不准跑,那就大家抱着一块死吧!

04

崇祯君无戏言,吊死煤山,殉国大明。

被光时亨痛斥为“投降派”的李邦华自杀殉国,死前题词于阁门:“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痛斥别人不爱国的光时亨不仅没有殉国,反而极可能投降了李自成。

后来,安徽桐城籍文人和地方史纷纷给光时亨叫屈,称其性刚直,绝对没有投降,而是自杀未遂被尼姑救了,遂南下投奔南明。但这种出自老乡的文章,形象越高大越有“洗地”嫌疑。

在诸多史料中,散落着大量“光处长”的生动故事。《甲申传信录》记载,光时亨投降后继续干老本行,被李自成任命为“兵谏议”。

最精彩的是,他写信给在南方的儿子:“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赵,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也。”

余每次读史于此都不禁感叹,“光处长”真是大明朝精致利己主义者中的极品,善于从天下大势的缝隙中,寻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空间。

明末清初,政治形势云诡波谲。崇祯吊死煤山后,中国大地上同时并列四个政权,北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关外东北的满清政权,南方的南明弘光朝廷,还有西面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台,谁主浮沉一时很难看清。

“光处长”的精明之处在于多方下注,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自己投降李自成继续做官,教育自己的儿子改名换姓,在南明朝廷中谋个一官半职,不管谁上台,光氏一族都是赢家。

05

“诸臣误我。”

“文臣个个可杀!”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据史书记载,崇祯最后的岁月对臣下充满怨恨,估计“光处长”在这份咒怨名单里排名靠前。

后来,光时亨南下投奔了南明弘光政权,结果被马士英弹劾论罪,最终被斩首,罪名是“力阻南迁,致使先帝殒命社稷”。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哪怕你打着“爱国”的旗号。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4-02 10:34:05

主题: 美军重启威克岛,太平洋旧战场焕发新生!
【文/观察者网 于宝辰】

法新社3月25日报道称,由于中国在区域内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断扩充,美国对亚太部署越发重视,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也重新受到瞩目,其中就包括位于太平洋中央,号称全球最偏僻地点之一的威克岛。

http://i.guancha.cn/news/2018/03/26/20180326114436231.jpg

美国空军KC-135加油机与海军的F-18战斗机飞越威克岛

威克岛(Wake Island)位在关岛东方2415公里,夏威夷西方3500多公里,由威克岛,皮尔岛,威尔克斯岛组成,3岛总面积不过10平方公里。该岛曾经被美军作为关岛和夏威夷之间的中转基地。修建有潜艇基地和两个机场。

在二战中,这里曾经爆发了令美国人自豪的一战:日军以绝对的海陆军优势兵力试图攻取该岛,反而被势单力孤的500美军击沉驱逐舰“疾风”和“如月”,重创轻巡洋舰“夕张”。日军随后调集两艘舰队航母,六艘重巡洋舰卷土重来,终于拿下了这个弹丸之岛。

http://i.guancha.cn/news/2018/03/26/20180326114820683.jpg

日军为进攻作战绘制的威克岛军用地图

如今的威克岛人数更少:常住人口只有85个,主要是负责维持岛上设备的运作。当年的“威克岛500勇士”现在只剩下4个继承人——美国空军上尉布雷哈领导的3名入伍新兵,职能仅仅是维持美军的存在。岛上小机场罕见飞机起降,几乎每天只有一架军机前来加油或运送物资。

然而,由于区域军事形势的变化,这个沙石环礁可能将承载超规模的美国战略军力。美国导弹防御正是在威克岛测试反导系统,这个系统专门用来拦截威胁美国本土攻击的弹道导弹。

美国官员正津津乐道于增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认为这对于美方在区域的“战力投射”至关重要。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曾于今年2月曾短暂登上威克岛,他当时对随行记者表示,“明显不同意”美方不再在乎太平洋地区的说法。

邓福德说:“看看我们在区域的军事结盟多么健全,…证据显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力完全没减弱。我们对这个区域有持久的利益和承诺,也有持久的军事部署。”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2 版



2018-04-01 22:15:52

主题: 王伟撞机17周年:当年若开苏27,美军机或根本撞不下他
http://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3157922480/0.jpg

  17年前的4月1日,美国EP3电子侦察机飞入南海公海上空,王伟烈士在驾驶歼八II
战机对峙并驱逐EP3飞机的过程中,与EP3发生碰撞。随后歼八II受损后完全失控下坠,
王伟烈士弹射跳伞后壮烈牺牲。


http://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2810713734/0.jpg

  EP3

  从根源上说,如果美军EP3不来惹是生非,不会有王伟烈士的牺牲。但是具体到这
次空中对峙过程,如果当时王伟驾驶的歼八系列以外的战机,特别是能驾驶当时国内已
经引进的苏27系列战机的话,有极大概率能避免碰撞、或者即使碰撞也不至于失控坠机。


http://i63.tinypic.com/xmmp78.jpg

  EP3拍摄镜头

  美军后来公布了EP3侦察机上拍摄的视频,王伟烈士驾驶歼八II逼近EP3到了非常近
的距离,而且其飞行迎角已经严重逼近极限,飞行姿态已经开始严重不稳定了。

  这里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EP3在这个对峙过程中,已经在利用自身的性能优势逼
迫歼八II放弃对峙了——那就是它可以飞的非常慢。

  EP3是专门设计的海洋特种飞机平台,可以用于电子侦察、反潜等用途。而为了满
足反潜作战任务,EP3这种飞机是非常强调低速飞行能力的,放下襟翼(机翼最大升力
状态)时的极限最低飞行速度可以低到208公里/小时。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8/US_Navy_110606-N-DR144-314_An_F-A-18E_Super_Hornet_assigned_to_Strike_Fighter_Squadron_%28VFA%29_81_maneuvers_over_the_Nimitz-class_aircraft_carrier_US.jpg

  超级大黄蜂的边条涡流

  而超声速战斗机因为要顾及高速性能,其机翼的气动设计都是要优先照顾高速阻力
,并严重牺牲低速升力的。这一点直到通过鸭翼、边条引入涡流增升设计以后,三代和
五代战斗机才有了脱胎换骨的提升。

  而歼八II系列,其低速升力表现在二代机中都是很差的,最低飞行速度要大幅度超
出EP3一百多公里/小时以上。

http://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3157914878/0.jpg

  大迎角产生高升力

  在EP3不断减速以后,王伟烈士为了咬住EP3、不至于冲到前面去,他必须拉杆让战
机抬头,获得更大的迎角——也就是视频中机头翘起特别高。大迎角能使机翼在相同的
速度下,获得更高的升力表现,这也是为什么战斗机都喜欢强调大迎角性能。

http://inews.gtimg.com/newsapp_match/0/3157912439/0.jpg

  阵风拦截低速飞机训练,可见大迎角姿态

  但是战斗机的迎角是不能无限加大的,当迎角超过一个极限以后,贴着机翼上下表
面的空气就会被彻底撕裂,不再附着于机翼。这个时候飞机升力会急剧丧失,然后进入
失控下坠的状态——也即是常说的失速尾旋。

  可以肯定的说,EP3当时就是在刻意逼迫歼八II做出选择:歼八II本身机动性差又
非常腿短,转弯非常蠢笨,要冲到前面转弯再回来咬住EP3的话,只要几个回合就必须
被迫返航。如果要继续咬住EP3,那么迟早就要突破极限迎角,进入失速尾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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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8进行失速尾旋改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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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和平时期——也就是没有本国高层直接命令,双方都不能开火的对峙行动中
,一种非常成熟的低速飞机对抗二代高速战机的战术。

  事实上,如果当时王伟烈士驾驶的是低速飞行性能获得巨大改善的三代战斗机——
比如国内已经大量装备的苏27系列,那么EP3这种战术将几乎完全失效,王伟烈士根本
不用牺牲就能逼的EP3只能乖乖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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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伦支海手术刀就是苏27干的,也是P3系列飞机

  这绝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央视报道过中国空军的苏27曾经在超低空山地中,拦截
小型低速螺旋桨飞机,逼迫起降落,这就是相关能力的表现;如果换了歼八II,要么必
须放弃任务,要么可能就又会诞生一位烈士。

  最后,歼8II虽然定型于1988年,但实际上1992年才被军队勉强接受,与苏27同年
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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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1 10:23:20

主题: 看好创新,不看好涨价
作者: 姜超

创新和债市领涨,出乎很多人意外!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表现出乎了很多人的意外,年初时市场主流观点是看好18年经济复苏,与之相应,在大类资产配置上集体看空债市、看多股市,在股市当中看好受益于经济复苏的金融地产、周期和大盘股,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成长股经过两年下跌,已经跌到连看好的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持有了,我还记得我出去路演,跟一个过去擅长做成长股投资的基金经理说:“今年你的机会到了”,结果他一脸的茫然。

我们今年以来的所有报告,都在强调今年资产配置会有巨大变化:去年12月的年度报告是《破旧立新》,含义就是旧经济会被打破,而新经济将崛起。而今年1季度报告名字是《旧不如新、少即是多》,前半句是不看好地产和工业旧经济,但是看好服务业和创新为代表的新经济,而后半句是提示今年风险因素比较多,所以债券和类债券资产可以有不错的回报。

为什么在短短的3个月之内,市场的风格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周期股从天堂坠入地狱,而成长股和债市开始大放异彩,究竟是什么在发生变化?有人用看好经济新周期来解释,但是如果什么都看好,那么应该是什么都会涨,为什么过去两年领涨的周期股今年开始下跌,而且从上证指数的表现来看其实已经跌回了原形,而反倒是大家不看好的成长股和债市今年开始领涨,这个变化其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涨价并非历史常态,联储已在加息应对。回顾过去两年,大类资产配置的主线叫做涨价。大家买的所有东西,比如说白酒、钢铁、煤炭、地产,其实都是受益于涨价的环境,还有银行和保险,则是受益于通胀环境下的利率上升。确实在涨价的环境下,大家都很快乐,但是历史表明,高通胀并非常态。

我们研究美国过去250年的经济数据,发现CPI平均只有1.4%。在1933年以前的150多年里,美国的平均CPI几乎为零,而当时还在金本位的时代、政府无法印钞,这反过来说明如果货币无法超发,那么其实就不会有通胀,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

在1933年以后,美国废除了金本位,之后80多年的CPI平均为3.6%,其中前60年美国的CPI平均为4.2%,到7、80年代达到6.3%的顶峰,但是后20年的CPI只有2.2%。原因就是在纸币时代,货币超发会引发通胀,尤其是在70年代导致了高通胀。但是经历了70年代滞胀的教训之后,后来美联储就把控制通胀作为重要的目标,这反过来说明只要央行有决心收货币,其实通胀是可以控制的。

而现在美联储开始持续加息,给市场的预测是未来三年还要加息8次,其最核心的理由就是控制潜在的通胀风险,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全球最大的央行在收缩货币,因此全球通胀未来很难超预期。

通胀不高房价高涨,中国降低货币增速。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CPI平均为5%,但是其中前20年的CPI高达8%,而后20年的CPI平均只有2%。从PPI来看也是如此,前20年中国的PPI高达7%,但是后20年的PPI平均只有1%,这说明在中国通胀也并非常态。

但是从中国货币增速来观察,其实并不低,广义货币M2过去30年的平均增速高达16%,因此过去20年中国的通胀不高,一个重要的原因或在于超发的货币主要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房价的持续上涨,从而掩盖了通胀的上升。因此货币超发以后其实还是在涨价,只是从消费品领域转到了投资品领域。

但是持续的房价上涨导致了地产泡沫,而且其背后是经济主体不停举债,但这一模式已经导致了中国经济整体风险的上升,而新一届政府强调高质量发展,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未设任何货币和融资增速目标,央行明确表示由于过去货币超发,所以未来的低货币增速是新常态,而从去年开始中国的广义货币增速已经降至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仅为过去30年平均速度的一半,仅略高于当前6.8%的经济增速。

这说明政府已经下决心大幅收缩货币,其实也意味着面向未来,依赖于货币超发的房价泡沫也会受到抑制,更别说在货币超发背景下都涨不动的通胀。

进步来自创新,创新降低价格。我们做宏观研究,平时最关心的是两个数据,一是实际增长,另一个是通胀,这其实也是所有国家发展经济最重视的两个指标。但对这两个指标的态度却是不一样的,对于通胀,是希望保持在低位区间,因为通胀只是货币现象,大幅涨价只是把大家都剪了一遍羊毛,尤其是会让穷人变得更穷,对全社会整体无益。但对于实际增长,大家都希望越高越好,因为这是真正的进步,但是所有的实际增长其实都来自于创新。

人类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史,但是之前都是在农业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停滞,是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经济才开始飞速增长,出现了年均3%的增长。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是在18世纪中期,标志性的事件是蒸汽机的出现,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机器时代。第二次是19世纪70年代,电力、电话开始广范应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而第三次则是20世纪4、5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航天技术等的突破为标志,代表人类社会进入了自动化时代。而目前,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科技,意味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智能时代。

而各种新科技的出现,其实是提高了效率,最终降低了商品价格。一方面,技术越发达,各种商品的生产成本就越低,或者是可以生产出成本更低的替代商品,比如说页岩油的出现,就使得油价很难出现大幅上涨。而各种新能源技术的应用,也从长期抑制了油价大涨的可能。

另一方面,在智能化的时代,大家可以提高商品的使用效率。比如说通过网上零售,厂商可以直接和消费者对接,大幅减少中间环节加价。比如美国有亚马逊,中国有阿里巴巴,目前中国网上零售的占比已经达到社会零售总额的20%,其实都是在降低零售物价。而通过共享模式,大家可以提高汽车、自行车乃至各种耐用品的使用效率,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未来大家不需要生产更多的商品,其实也是在变相降低商品价格。

因此,美国经济在08年以后的恢复,其实就是靠新经济的恢复,其特点是各种创新企业持续壮大,提高了全社会的效率,因此并没有带来通胀的上升。

而中国其实也不会例外,过去两年的通胀回升,其实是供给侧改革下传统工业经济的一次周期复苏,但在更长的历史背景下,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新经济已经越来越大,去年中国的信息服务业增速高达30%,贡献了1%以上的经济增长,这说明新经济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而且贡献会越来越大。

未来在于创新,文明降低利率。要理解中国今年以来的变化,就必须理解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未来一定是靠创新,而不是靠涨价。

其实宏观经济和微观世界是一一对应的,微观主体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在宏观上找到对应的现象。

从微观来看,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应该是由工作决定、由努力决定,也就是多劳多得。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对一个国家而言,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产出决定,来自于技术进步。

但是从微观来看,有些人好像不用努力也可以过上好日子,因为可以举债消费、可以举债买房。问题是借了钱是要还的,一旦到了还债的时候,就必须要节衣缩食,过苦日子。

其实对于国家也一样,有时候不用创新也可以有经济增长,因为可以靠举债发展。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远靠举债发展,到了还债的时候,经济增长也会有下行压力。

为什么过去两年房价、商品价格还在涨,一方面是受益于去产能、去库存减少了商品、房子供给,但是另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去两年居民部门在大幅举债,大幅增加了需求,所以短期可以过好日子。

但是到了18年,一方面是居民债务负担已经不低、高举债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政府下决心改变举债发展的模式,明确要抑制居民部门的杠杆,这其实意味着那些靠举债、涨价过好日子的行业,今年会重新面临挑战。

纵观全球各国发展的历史,其实都会遭遇到高债务的陷阱,因为没有人愿意过苦日子,所以难免不小心举债过度。但是同样是高债务问题,为什么90年代的日本深陷泥潭,而08年以后的美国重现辉煌,其实差别在于实体经济有没有创新。这就好比个人一样,欠债过多并非没有出路,只要努力工作还债,依然有希望翻身。

因此,美国的经验表明,想从债务陷阱里面走出来,靠创新是唯一的出路。而激发创新的核心,是要从各方面激发企业的活力。上周政府对制造业针对性地降低了增值税,减轻了企业负担;而且对于集成电路行业,政府还提出了所得税的减免。

除了减税之外,上周国务院还决定加快创新企业上市,无论是IPO还是采取CDR的方式,这一方向特别值得肯定。美国之所以好企业层出不穷,就是在于其股权制度领先于全球,所以不停地有好公司涌现。未来如果我们也能打通创新企业PE、上市融资的渠道,将上市和退市市场化,甚至可以仿效香港引入同股不同权等创新制度,更好地为创新企业发展创造条件,那么中国的创新一定大有可为。

而未来中国经济如果从举债模式转向创新模式,那么必然会从涨价模式切换到效率模式,其实也就意味着未来的主要资产配置在于两大方向,创新和稳定收益。

如果大家想了解利率的长期走势,有一本书叫做《利率史》,研究了人类文明发展几千年的历史,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越原始的文明利率越高,越发达的文明利率越低。其实也指明了资产配置的长期方向:创新会带来进步,同时也会降低利率,而涨价只是货币现象,长期不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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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1 09:31:41

主题: 东方历史评论:普京时代的政治笑话
文:徐贲

1990年代初是俄罗斯人最自由的时期,尽管这个转折时期带来了许多焦虑、彷徨和不确定,但俄罗斯人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期一样在言论上不需要再害怕来自国家权力监视、压制和惩罚。人们无须聚在一起悄悄耳语,无须用说笑的方式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可以走上大街,要什么不要什么都可以大声呼喊出来,这时侯,政治笑话也就消失了。

正因为如此,在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的前两任期间(2000-2008),重新又出现了政治笑话便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新出现的关于普京的政治笑话显示出俄罗斯政治的新变化,成为一个不详的,具有标志性的大众文化现象。笑话再次成为国民意识的记录器和表达形式,开始时集中在2000年的选举上,这是一个例子:

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和戈尔难决胜负,美国人向俄罗斯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维斯尼亚可夫(Veshnyakov)问计。在经过周详的调查后,维斯尼亚可夫告诉美国人,当选的是普京。

1

关于普京的笑话于2001年他着手取缔NTV电视频道后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普京控制自由言论的一个标志性行动。针对普京的笑话分为两类,一类指向他的威权统治手法,另一类涉及他与KGB的关系。俄罗斯人对前苏联KGB的逮捕和监禁记忆犹新,KGB的联想是政治恐怖的联想:

“你听说没有,普京命令政府停止货币膨胀。”

“嗯,这消息不确实,他命令把通货膨胀拘捕起来,送进了监狱。”

【按:这是一个双关语的玩笑,俄语中的zadierzhat有“遏制”和“拘捕”两个意思】

克里姆林宫一名助理冲进普京办公室,喊道:“矿工罢工了!”普京说:“好啦,那就答应加薪!”这名助理不久跑了回来说:“教师罢教!” 普京再下令:“给他们加薪!”助理又回来说:“农民也罢耕了!”普京还是下令:“给他们加薪!”助理第四次回来说:“矿工、教师和农民都罢工!”普京回答:“给镇暴警察加薪!”

普京在柏林与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 会见时迟到了一小时,他很骄傲地对施罗德说,我成功地甩掉了跟踪的尾巴。

911事件时,美国五角大楼起火,焚毁了许多文件。普京对布什表示,可以用俄罗斯拥有的复制件来弥补美国的这部分损失。

普京所实行的是一种现代开明专制——强人威权统治,有这样一则笑话:

普京半夜里起来,走到冰箱前。他打开冰箱,一盘肉冻颤抖起来了。普京说:“别害怕,我是来拿啤酒的。”

许多俄罗斯人期盼一个英明、能干、有魄力、有决断的强人领袖,普京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与斯大林去世后所有的苏联-俄罗斯领导人相比,普京以他的青春朝气、健康雄伟和精力充沛一扫老年昏聩、软弱无能的旧日景象,给人焕然一新的振奋印象。普京也为自己刻意打造硬汉形象——冷 静、果断、不屈不挠,他是滑雪好手、柔道黑带级选手;他驾驶坦克、火车、潜水艇、战斗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关于勃烈日涅夫和叶利钦的笑话都是嘲讽他们的年迈昏聩、酗酒糊涂,相比之下,关于普京的笑话简直是像英雄赞歌。他从不失礼、仪态周全、穿着体面、能言善道、饮酒很有节制,俄罗斯人喜欢这样的领袖,但能否放心让他统治国家则又难说:

弗拉迪米尔·普京提出了一个新的改革方案。它的首要目标是让人民富起来,幸福起来。(先富者名单附上)

有一只乌鸦在树枝上,嘴里叼着一块奶酪。一只狐狸在下面走过。“乌鸦,乌鸦,你懂政治吗?”乌鸦不作声。“乌鸦,乌鸦,总统大选你投票吗?”乌鸦还是不作声。“乌鸦,乌鸦,你投普京一票吗?”乌鸦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张开嘴喊道:“投!”奶酪掉下来,让狐狸叼走了。乌鸦站在树枝上想:“要是我说不投,会不会不是这个结果呢?”

后面这个笑话模仿的是一则伊索寓言,主角是普京。但是,这个笑话与其说是在嘲笑普京,还不如说是在挖苦那些盲目支持普京的俄罗斯民众。

2

普京在俄罗斯握有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不全是因为他政治手腕高明的缘故,而且也是俄罗斯民众选择的结果。是俄罗斯人帮助挑选了他们觉得需要的那种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政治领袖。这种选择标志着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新政治思维已经几乎完全被逆转了。

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和“改造”时期,苏联人对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新的反思,通过积极评估新经济政策时期和通过强调某些列宁的讲话(如那些支持建立合作社的讲话),来证明经济改革是正确的,并开始为布哈林和赫鲁晓夫恢复名誉。这些新政治思维在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为纪念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明确地反映出来。政治改革伴随着广泛批判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和越来越多对勃烈日涅夫时代的批评,这一点在他的讲话中也有清楚的表明。苏联的外交政策不再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为主导,而代之以竞争,甚至是在裁军、生态、第三世界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等领域中的合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想成就一种“改良共产主义”。但是,他的改革并没有成功,而是在改革进程中夭折了。

当时,摆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面前的还有另外两种选择,他都没有采取,而恰恰是这两种选择的结合成为普京时代政治变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种是选择民族主义,它选择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一种独裁主义。1990年代,前苏联多个民族地区的民族主义高涨。普京选择的是一种与这些民族主义互有联系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治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中的民族主义遥相呼应,相互推动。在这一选择中,俄罗斯民族主义国家依靠两个传统的权力支持:军队和政府,而它的最高公民道德是服从权威和集体认同。在外交政策方面,俄国对西方采取强硬得多的路线。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对俄罗斯都是一种威胁,尤其是绝对不能认可“西方民主”价值及其主张的自由、平等的公民权利和人权。

普京视察冬奥会准备现场,看到冉冉升起的五环雪绒花,扭头问导演:“当初是谁反对我们举办冬奥会来着?”“是美国”!导演义愤填鹰地回答。普京望着远方一言不发,忽然抬手指着五环冷冷的说道:“把北美那个圈儿灭了吧。”

第二种是选择启用斯大林统治的有效手段,但需要变换面目,做足门面上“民主选举”的文章,以此显示一种富有创意的新型强人治国。新斯大林主义一直是在苏联存在着的一股力量,在政府、克格勃和军队中都有拥护者。他们坚持为斯大林分子莫洛托夫恢复名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老兵则要求将伏尔加格勒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勒”。1984年夏在契尔年科领导下,苏联报刊就曾积极地赞扬斯大林。这些举动都得到一部分怀旧的俄罗斯人支持。他们深信在斯大林领导下一切都比较好,俄国需要秩序,能依靠的只能是一位意志坚强、行事独断的铁腕领导。

普京结合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强人专制这两种选择(都是戈尔巴乔夫舍弃的选择),造就了一种新的威权统治,而他自己则成为这种统治形式的化身。许多俄罗斯人期待并要追捧的恰恰也是像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他们并不在乎普京实行的是专制独裁。

斯大林出现在普京的梦里,普京向斯大林请教该如何治理国家。斯大林说:“一、把那些要求民主的家伙统统抓起来枪毙,二、把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漆成蓝色。”普京问:“为什么是蓝色?”斯大林说:“嗨,我早就知道你对第一个建议不会有任何问题。”

有人问普京,是否计划在俄罗斯实行民主。“当然,但这必须是与西方不同的民主,这就像电椅是与椅子不同的椅子一样。”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普京:“普京先生,你是否想跟随公民社会在俄罗斯的发展?”普京答道:“我谁也不跟随,已经有10年了。”

一名民主党候选人、一名共产党候选人和普京轮流在一个竞选集会上演讲。

民主党候选人说:“把票投给我,我将让你们过着像美国的生活!”

共产党候选人说:“把票投给我,你们将过着像苏联时代的生活!”

普京誓言道:“把票投给我,你们才能活下去!”

苏联时期,俄罗斯人曾经饱受专制独裁之苦。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正是专制独裁制度失去民心的结果。但是,在苏联政权垮台10年之后,俄罗斯人又开始怀念过去,再度选择了一位新的专制独裁者。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俄罗斯复兴的动力,也可以导致俄罗斯完全偏离民主的轨道。就象当年十月革命一样,革命者的理想本来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是,在后来的实践过程中,却建成了一个高度独裁、专制、僵化、封闭、反人道、反人类文明的苏联。实践过程的偏差,不仅酿成了一幕幕人间惨剧,也让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化成泡影。普京时代的许多俄罗斯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把又一位专制强人再次送进克里姆林宫。俄罗斯亚博卢党创始人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说:“普京创建了一个制度,一个没有别人只有他才能当总统,只有他才能统治的制度。这是一个历史的陷阱。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然而,这只是一部分俄罗斯人的看法,传统上的俄罗斯人迷恋专制威权,在俄罗斯历史上,真正开明的统治者并不受人尊重,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2007年12月,美国著名学者阿迪·伊格内修斯(Adi Ignatius)在《时代》周刊发表《沙皇诞生了》(A Tsar Is Born)一文讨论年代人物普京,将他称为“当选的皇帝”(Elected Emperor)。普京执政的头8年里,俄国在他的领导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先是戈尔巴乔夫,后是叶利钦时期,苏联经历了停滞和令人心碎的从希望到失望的剧烈起伏,在这之后,普京恢复了这个国家的稳定,给人民带来了骄傲感。……确实,这部分是拜石油每桶90美元之赐,但是,普京很有技巧地运用了这笔财富,让人民得益,又有了希望。”但是,“所有这些也都有阴暗的一面。为了稳定,普京及其政府大大限制了人民的自由。他的政府关闭了电视台和报纸,监禁了有财富和影响力挑战克里姆林宫掌权者的企业人士”。普京所做的这笔生意——“以安全交换自由”——受到了许多俄国人的赞同,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普京前任所允诺的民主好处,只要生活安全、富足,他们甚至也不在乎那些可有可无的民主好处。正是这种对民主和民主改革的犬儒主义使许多俄罗斯人觉得普京可以与彼得大帝媲美,普京这才得以崛起成为一位由俄罗斯人选出来的新沙皇。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把国家政治搞成了密室政治。他默认,也很享受一国命运系于他一人的风光。他认为这个国家的最佳继承人是他自己!普京当总统时的俄国副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不过是他筛选的一个跟班。凡是反对普京或对普京构成威胁的势力或个人,都将不会有好下场。无论是当年英俊潇洒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还是著名的女记者安娜·波里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要么被关进大牢,要么死得不明不白。

3

苏联的政治笑话是一种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大众文化,苏联垮了,政治笑话被收集出版,成为纸媒读物,不再是口头传播,也就从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中游离出去。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使得政治玩笑的传播同时具有了人与人直接交往(虽非面对面)和纸媒阅读的特征,传播的范围更广,也更为持久。推特成为今天俄罗斯人传播政治笑话的新手段。普京玩弄“民主选举”,想要当选就能当选,这成为许多推特玩笑的靶子。2013年普京与妻子柳德米拉(Lyudmila)离婚,这本来是他的私事,但也成为许多人在推特上讽刺挖苦普京“连连当选”和操纵官员任命的由头。

梅德韦杰夫将娶柳德米拉为妻,并在4年后与她离婚,届时普京将再与柳德米拉结婚。

2008年,缺乏权力根基的梅德韦杰夫出任总统时,外界就预测普京不会放弃权力,最多让梅德韦杰夫干完一届总统后自己再出来。 在2008年选举法修改后,总统任期将由4年延长为6年,这意味着,普京用听话的亲信过渡一下,再通过合法程序担任两届总统,从而再创造一个至少12年的 “普京时代”,至2024年他再次交权时,普京已是一个72岁的政治老人,前苏联时期的统治者很少有活到80岁的。

柳德米拉拒绝担任三届妻子,她尊重宪法。【按:指的是普京担任三届总统】

普京可以换姓,以争取再担任16年总统。

普京接受了他妻子的辞呈,并任命她在选举出新的妻子之前,担任“代理妻子”。

【按:这里指的是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 Sergei Sobyanin)2013年6月5日的“辞职”。索比亚宁是普京的亲信,他的辞职被普遍认为是为了不让对手有准备时间,而自己却能通过提前进行首都市长选举,争取连任使出的一个欺骗手段。】

有的笑话嘲笑普京是个花心男子:

普京的花心是与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做朋友的结果。

【按: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是个著名的花心男子。】

“柳德米拉是唯一能从普京那里解放出来的俄罗斯人。”

【按:指她与普京离婚。】

“柳德米拉原来是外国代理人。”

【按:暗指俄罗斯法令:接受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必须注册为“外国代理人”(foreign agents)。】

“根据法律规定,柳德米拉·普京现在分到半个俄罗斯。”

最后这个笑话是用普京的妻子来暗讽普京的权力腐败和生活奢侈。许多俄国人相信,普京积聚的财产富可敌国。2012年8月28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发表一份有关普京的报告,指他滥用职权过着奢华的生活,包括拥有20幢别墅、数十架飞机、直升机以及大量名贵手表,单是维护费用每年便达到25亿美元。

这份有关普京作为总统所拥有的资产报告,是涅姆佐夫根据公开资料,例如普京出席公开活动时的照片,统计出来。报告指普京拥有的飞机多达43架,其中一架伊留申96型客机的客舱以镀金装修花了1800万美元,卫生间也花费了75000美元。另外还有直升机15架。至于别墅、皇宫、豪宅,普京拥有20处,莫斯科、圣彼得堡、黑海和别的地方都有,其中不少内部装修金碧辉煌。奢侈的程度被形容为足以与沙皇时代相比。另外还有游艇、游轮4艘,内里同样装修得美伦美奂,其中部分更是花费了巨款翻新。

普京很喜欢名贵手表。单是在公开场合所戴的11只名表估计便价值接近70万美元,是普京年薪11万5千美元的六倍。并且大大超过西方国家的领袖,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德等等。

普京曾经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厨房的仆人”,从早到晚一直不停工作。不过涅姆佐夫指他一直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忠实的国家仆人,其实自从2000年首次出任总统以来却一直扩大总统名下的财产,包括增加9幢豪宅,又把国家资产当成个人的财富。

长期投资俄国,现上了俄国黑名单的对冲基金(Hermitage Capital Management)联合创始人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接受CNN采访时说,普京的身价至少有2000亿美元。如果按这个估值,普京绝对是世界首富。根据2015年1月公布的胡润富豪榜,全球首富是比尔·盖茨 (Bill Gates),仅仅坐拥约860亿美元。 普京与那些在苏联垮台过程中偷盗国家资产人民血汗而崛起的寡头并无区别,普京既不是穷人的代表,也不信仰马克思,他实际上就是寡头资本家的代言人和权贵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

《普京政治笑话的传统和创新》(Traditions and Innovations in Anecdotes about Putin)一书的作者之一,俄国语文学家阿基波娃(Aleksandra Arkhipova)在2014年7月13日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俄罗斯关于普京的政治笑话一度在互联网上流传,而现在则又出现在俄罗斯的街道人群中,预示着某种形式和作用的变化。她认为,网络上集中在专门网站的政治笑话吸引的只是访问这些网站的网民,而大街上能听到的才是真正在民间流传的笑话。政治笑话是人们应对生活世界中事件的一种方式,政治笑话不断“回收利用”(recycle)过去已经有过的笑话,因为这些笑话已经进入了人民的集体记忆。因此,“起先是关于斯大林的笑话,后来成为关于勃烈日涅夫和叶利钦的笑话,现在又变成关于普京的笑话。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也许说,斯大林的同志们在清洗中‘消失’了;现在俄罗斯人则把这种消失称作为‘不再是朋友’”。

当然新的笑话也在被创造出来,普京入侵乌克兰后就是这样的笑话:

奥巴马打电话给普京,普京让电话自动回话。电话机说:“喂,你接通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巧,我无法在这个时间回答你的来电。如果你要投降,请按1。如果你要用制裁来威胁我,请按2。如果你要讨论乌克兰的局势,请按3。除了按钮1,其他按钮都会直接引发Topol-M洲际导弹。祝你好运。”

普京在国际间扮演一个民族主义强人的角色,而在国内他则还竖起反腐打黑的大旗,2011年被普京操纵的大选是俄罗斯人对普京看法发生重要转变的历史事件,这一年冬天的民众大示威期间,普京承诺的政改,但并没有兑现。越是不愿意政治改革,就越是需要用新的手段和措施来作出回应民众的要求的样子,利用民众对官贵的妒嫉心和报复心发动反腐,则是最可能有号召力的一招。他签署了“对州长工作评估的新标准”,同时由其控制的“统一俄罗斯党”议员频频提出诸如“限制官员在海外拥有账户和不动产”的反腐议案。这些都被媒体解读为普京要借反腐清除权力体制内的某些“败类”以迎合民意。大权独揽的普京自己干净不干净呢?在他实行绝对统治的国家里,这当然属于“国家机密”。但是,从他的妻子柳德米拉离婚分得半个俄罗斯的笑话来看,许多俄罗斯人都认可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的权力体制是腐败的,而普京则是这个体制中最不受管束,监督最少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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