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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大刀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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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3 19:14:09

主题: CK2002: 日本夺得世界超级计算机第一名
超级电脑世界争霸战 日本富岳夺第一

评比超级电脑计算速度的最新世界排行榜22日公布,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与富士通所开发的「富岳」夺冠,这是日本时隔8年半夺回超级电脑宝座,赢过主导研发高速电脑的中美两国。

日本经济新闻报导,最新超级电脑计算速度排行榜TOP500于22日公布,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理研)与富士通研发的富岳具每秒41.5京(1京是1兆的1万倍)次计算能力,夺得榜首,大幅赢过第2名的美国IBM超级电脑「高峰」(Summit,每秒14.8京次)。第3名是美国超级电脑Sierra,第4、5名均为中国超级电脑。

超级电脑随著半导体进化,性能不断提升。富岳具有由富士通设计研发的高性能中央处理器(CPU)约15万个,可高效连结通讯网络,瞬间进行大量计算。

日本时隔8年半夺回超级电脑世界冠军,理研理事长松本紘今天在神户市召开记者会说明。松本表示,能获得辉煌成果,感觉卸下心头大石也觉得很高兴,期待富岳在人工智慧(AI)或解析大数据方面发挥卓越性能,持续努力让富岳性能发挥到极致。

富士通社长时田隆仁透过视讯参与记者会。他表示,这次向世界展现了日本技术力及製造力有多麽强。富岳的使命在于对解决社会课题做出贡献,希望富岳的价值能传递到全世界。

超级电脑排行榜每年6月和11月由专家出席国际会议选出后公布。富岳除了计算速度快之外,在计测实际的模拟演算、AI计算性能指标等一共4个项目都夺冠。

超级电脑被期待运用于AI、新药的开发等领域。富岳是日本官民合作,投入约1300亿日圆(约美金12亿元)于2014年开始开发,预计2021年起正式启用,将有助于日本研究开发力、产业竞争力。

本月中旬,理研计算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松冈聪对媒体表示,富岳兼具节能、高度运算能力和通用性。就像富士山下广阔的原野一样,富岳目标是运用于医疗、防灾、消除贫困课题等领域上。

今年4月专家已善用富岳进行新冠肺炎防疫上的高度计算,从约2000种既有药物当中选出可望当治疗药的候补药。

富岳也被期待运用于防灾领域,以数十平方公里的都市为对象,可预测出地震与海啸複合灾害发生时的逃难路径等。

上一次日本产超级电脑夺得世界第一是超级电脑「京」于2011年夺冠。富岳计算速度相当快,「京」约花一年的实验,富岳只需几天就可达成。

2009年11月日本民主党执政时,当时民主党籍的台裔参议员莲舫在进行节省公帑的甄选作业时曾针对超级电脑的研发说:「难道当第2名不行吗」一语,遭许多日本科学家批评太外行。莲舫的意思是光是在速度上争世界第一,若不实用不具意义。

富岳昨天夺得世界第一名的消息传出后,莲舫以书面回答媒体採访写道:「文部科学省和理化学研究所积极进行具前瞻性的改革,对于这项努力,我深表敬意。」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20-06-22 16:02:13

主题: 中美关系目前处于囚徒困境
在囚徒困境模型里,双方的出发点不是伤害对方,而是自利,由于自利而可能导致对方受伤害。如果一方占对方便宜,而对方不报复,那是最赚的。

比如历届美国政府让中国贸易出超占美国人便宜而无动于衷,中国人赚大了。

在合作性的贸易关系中,双方都减免对方产品的关税,双方获益,这就是囚徒困境的合作解。WTO建立的原则就是出于这个设定。

而中国是WTO规则的破坏者。WTO仲裁法庭在中国加入前,门可罗雀;中国加入后,案子立刻以脱缰之马速度上升,80%以上的官司纠纷涉及中国。

如果一个国家单方面提税而对方国家不敢报复,那么这个国家就获得更高的收益了。因此,合作的双方经常会有破坏合作的动机。之所以合作能够维持,是因为对方也会通过提税来进行报复,考虑到互相报复的后果,贸易争端的双方往往会寻求妥协,重新回到合作。

囚徒困境能够很好地解释这种重复博弈中双方维持合作的机理。

目前米帝发动的贸易战就是一种重复博弈。其核心就是对中国这个违规者进行报复,迫使其回到规则上来。

在耶鲁大学博弈论公开课中,教授Ben Polak提出,解决囚徒困境的本质是一定要改变参与者的payoff,其具体提出了三种方法解决囚徒困境:

1.订立具有强制力的契约、合同等 (全面对等是最具有威慑力的契约合同)。
2.重复博弈 (不要一次性把门关死,分39个台阶一个个爬)
3.教育

Polak教授同时强调了沟通并不能够解决囚徒困境。(西方国家与中国谈判多少次无结果)

原因是: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况下,即使两者串供商定选择合作,“我”并不能知道对方会不会遵循这个约定。更重要的是,如果“我”确定对方会遵循了这个约定,那么根据理性人原则(假设我是经济学上理性的),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应该选择背叛。

这也是西方人的“人之初性本恶”的真人性世界观,同黄种人的“人之初性本善”伪道学世界观绝对相反。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tock 版



2020-06-14 20:01:47

主题: CK2002: 米帝英特尔芯片现状
纳米製程背后的真真假假:Intel无敌工艺不行了?


我们经常在某手机发布会现场听到,「××处理器採用了最先进的10nm工艺製造」,那麽究竟这个10nm代表著什麽意思呢?纳米製程对于CPU、SoC而言到底多重要?又与电晶体、FinFET以及EUV有什麽关係呢 ?

一颗CPU诞生过程,其中第七步的紫外线曝光就是最重要的光刻技术,而光刻工艺是集成电路製造过程中最直接体现其工艺先进程度的技术,其中光刻技术的解析度是指光刻系统所能分辨和加工的最小线条尺寸,决定了CPU中的电晶体最小特徵尺寸。

根据ITRS《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裡面的相关规定,我们平常说说的16nm、14nm、10nm就是用来描述半导体製程工艺的节点代数,而它应在不同半导体元件上,所描述的对象可能有所不一样,比方说在DRAM中,可能是描述在DRAM Cell中两条金属线间最小允许间距Pitch值的一半长度Half-Pitch半节距长度;而用在CPU上时,可能描述的则是CPU电晶体中最小栅极线宽。

总的来说,××nm製程描述了该工艺代下加工尺度的精确度,但它并非指半导体器件中某一具体结构的特徵尺寸,而是加工精度的尺寸的最小值。这裡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关于CPU的製程问题,因为製程对于CPU性能、功耗、发热来说有著比较重要地位,製程的改变对于CPU性能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之前我们也讲到,14nm通常就是用来描述电晶体的栅极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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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麽要用栅极线宽而不是其他的线宽来表征工艺节点?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电晶体结构问题,一般来说CPU内部逻辑门电路都是使用MosFET,它有三个电极,栅极(Gate)、源极(Source)、漏极(Drain),其中栅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差可以控制从源极流向漏极的电流大小,因此栅极起到了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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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诸如电晶体电子迁移率等等特性是完全依赖于掺杂离子以及生产工艺所决定,基本上是不能动,不过其中的电晶体栅极的长宽比还是可以做做文章,电压一样的情况下,栅极宽度越小,电子就有可能通过晶体衬底从负极向正极流动,造成漏电,而漏电问题会带来静态功耗的上升。

因此栅极线宽作用是非常重要,栅极线宽通常都是考量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的最重要参数,也因此以它作为半导体工艺的节点划代,这个是传统意义上工艺製程的规范。

那麽意思是製程越小越好咯?

确实是这样,你想,线宽越小,那麽单个电晶体的尺寸就越小,那麽做出来的CPU die面积就越小啦,同一块晶圆就能生产出更多的CPU die,那麽无形中就增加了厂商收入(成片越多)。反过来,你也可以在相同的die面积下集成更多的电晶体,那麽CPU性能也会得到提升(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其次由于栅极线宽变小了,那麽工作电压会相应降低,CPU的功耗也会随之降低,此外在更先进的工艺下,电晶体截止频率上会有更好表现,CPU也自然能工作在更高的频率上。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某某SoC、CPU说,我们採用了更先进的10nm,功耗下降了××%,频率提升了××%,性能提升了××%。

台积电的10nm都量产已久,Intel却还没出货,Intel的无敌工艺不行了?

前几年Intel从22nm进入14nm时代,大家都在说Intel在工艺製程上起码领先于其他家3-5年以上,但是好景不长,大家发现却发现Intel 14nm居然打磨了一遍又一遍,从Skylake(14nm)、Kaby Lake(14nm+)、Coffee Lake(14nm++),历经三代依然在用,据说还会有14nm+++,原本说好的10nm遭遇大量技术问题而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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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对手台积电、三星在代工路上风生水起,16/14nm节点上追赶上了Intel的进度,令人惊讶的是,台积电、三星的10nm工艺量产远远早于Intel,相关产品(例如高通骁龙835)甚至在市场上已经卖了整整一年,台积电甚至在今年量产7nm晶片,这又是怎麽回事?

普罗大众都认为10nm肯定比14nm先进,12nm都比14nm好,就在Intel被消极舆论声音即将淹没的时候,Intel点破了纳米製程工艺数字背后「奥秘」,因为台积电、三星的工艺数字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美化」,在命名上耍小聪明,也就是「数字」压制,虽然Intel在「数字」上输了,但是从工艺各个层面在一些关键技术参数上来说,Intel其实更胜一筹。之前的14nm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nm製程已经开始脱离原先的范畴,大家开始「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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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m时代,Intel已经踢爆过一次幕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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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insights也做过对比,Intel 14nm确实优于三星的14nm LPE

Intel表示线宽仅仅代表工艺节点,但要衡量这个工艺的好坏,Gate Pitch栅极间距、Fin Pitc鳍片间距、Fin Pitch最小金属间距、Logic Cell Height逻辑单元高度的参数更具参考意义。同时Intel处理器架构与集成部门主管、高级院士Mark Bohr提出以Transistor Density电晶体密度来衡量半导体工艺水平,并提出了以下公式:

比如在去年9月,Intel举办的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Day上,主动公布出三家10nm工艺相关技术参数指标,我们看到Intel在这些关键性技术指标上都是吊打其馀两家,例如Intel的10nm光刻技术製造出来的鳍片、栅极间隔更小(注意Intel公布的是间隔对比,不是线宽,更有比较意义)。因此在电晶体密度上几乎是台积电、三星的两倍,达到了每平方毫米1亿个电晶体,同时保持了逻辑单元高度低的优良传统,在3D堆叠上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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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Semiwiki报导了三星的10nm、8nm以及7nm工艺电晶体密度情况,其10/8/7nm工艺的电晶体密度分别是是55.10/64.4/101.23 MTr/mm2。可以看到,三星的7nm工艺在电晶体密度上才追勉强上Intel的10nm,谁在玩小把戏,你不会不知道吧?

那工艺的极限在哪裡?

当製程低于20nm时候,由于二氧化硅绝缘层太薄了,只有几个原子那麽厚,那麽这个时候对于电晶体来说是十分不稳定的,会导致电子随意穿过壁垒导致漏电,导致晶片功耗增加。不过这个还算是小问题,Intel弄出了高介电常数薄膜和金属门集成电路,以及耳熟能详的FinFET鳍式场效电晶体结构,通过增加绝缘层表面积来增加电容值,以此降低漏电流大小的问题。同时为了製造出7nm线宽,行业共识是採用EUV极紫外作为光刻光源,具有曝光次数少、不要进行克服衍射效应产生的光学邻近修正特点,不过目前依然有大量问题,因此EUV光刻技术尚未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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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艺进步到7nm的时候,半导体企业更加不淡定了,因为在硅基半导体上,电晶体的线宽下降到7nm,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发生了,那就著名的量子隧穿效应。

在经典物理中,宏观粒子的能量小于势垒高度时,这个粒子是不可能穿过这个势垒,但是对于微观粒子,此时具有波粒二象性,神奇的量子效应就出现了,即便是能量低于势垒高度,仍有一定的机率可以突破势垒。这要就造成一个大问题,这个电子到底过去了没有,监测到没有,逻辑门该输出0还是1,答案不知道,那麽CPU就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要杜绝这个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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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台积电、三星等半导体製造前沿企业均已经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依然有一些措施可以防止量子隧穿效应的出现。对于硅基半导体,Intel是展望的工艺极限是5nm或者3nm;三星的话后续会有8/7/6/5/4nm LPP工艺,并且在4nm会引入Multi Bridge Channel FET结构(简称MBCFET,多沟道场效应管),独特GAAFET(逻辑门环绕场效应电晶体)技术,使用二维纳米片晶克服物理扩展以及FinFET架构带来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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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媒体上低于3nm工艺的报导都不是基于硅氧化物,而是石墨烯等新型複合半导体材料,而且全都是实验室技术突破,无法短时间内量产的。但寻找新材料代替硅製作更低製程的电晶体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之一。

纳米製程工艺背后的虚与实

通读全文,你就知晓目前半导体製程所谓的10nm 、7nm已经偏离最初的范畴,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线宽,16nm「优化」一下可以叫12nm,10nm「优化」还可以叫8nm。作为摩尔定律拥护者的Intel当然是气不过,多次点评批评三星、台积电的「数字美化」行为。实际从电晶体密度参数上看,三星的7nm≈Intel 10nm,如此看来Intel的10nm难产也是情有可原,目标定得太高,却被友商狡猾地换了个名字所取胜,普罗大众却因为不懂工艺製程的虚实而相信厂商的一面之词。Intel的製造工艺技术其实并没有那麽不堪,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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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20-06-09 10:04:23

主题: gc01:安全专家认为武汉实验室泄漏病毒
密尔顿· 莱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是马里兰大学国际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6月4日他在《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发表了”Did the SARS-CoV-2 virus arise from a bat coronavirus research program in a Chinese laboratory? Very possibly.”一文。“SARS-CoV-2病毒是否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计划?很有可能。”

原文主要观点编译如下:

要点:

武毒所的冠状病毒研究项目目标之一是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蝙蝠冠状病毒使其对人类有感染力。武毒所保存数十到数百种病毒活株,其中有很多从未公布过。文章驳斥了一些病毒学家认为新冠病毒基因组没有显示出被遗传工程操纵的迹象,所以它起源于自然而不是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未经过基因改造的蝙蝠冠状病毒也有可能从实验室泄漏。当前的标准基因工程技术,无法检测到RNA基因组中几个碱基的许多改变,也无法检测到用未发表的基因组和未发表的刺突蛋白构建的嵌合冠状病毒编码。通过人体ACE2受体的细胞培养液培养可以强制蝙蝠冠状病毒适应进化具有人类传播能力,没有被基因工程改造的特征。 COVID-19病毒非常精美地感染人类。该病毒与人类细胞结合蛋白的能力远大于它与蝙蝠细胞结合的能力,这表明蝙蝠不是这类病毒的直接来源。

武汉有两家病毒学研究所:武汉市疾控中心(WHCDC)和武汉病毒研究所(WIV)。两者都开展了有关新型蝙蝠病毒的大型项目并保存了大量新型蝙蝠病毒,其中WIV拥有RaTG13是世界上与新冠病毒关系最密切的已知病毒。该病毒于2013年分离出来,其基因组于2020年1月23日发布,这已是分离之后的第七年,当时新冠病毒正在武汉流行。

八个Covid-19疫情源于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间接证据:

1. 在SARS-CoV-2刚爆发时,中国官方既承认中国有生物安全违规问题。2020年2月,习近平强调必须确保“国家的生物安全”。随后,中国科技部宣布了处理病毒的新指南。几乎同时,《环球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实验室长期管理不善问题,包括生物废物处理问题”。

1月1日,武汉病毒所所长王延轶给同事发短信,称卫健委告诉她,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实验室的COVID-19的数据,并不得向媒体透露。1月3日,卫健委发送了一份被研究人员保存的未公开的文件,让实验室销毁新冠病毒样品或将它们发送至国家指定的存放机构。5月16日,中国政府承认了这次销毁,但表示这是为了公共安全。

中国政府关于SARS-CoV-2样品销毁的解释不可信。为了公共安全的目的,任何样品从患者身上分离后,都应该在原状态下,进行存储和研究,并对它们的RNA基因组解码和发布。

2. 武汉病毒所著名科学家石正丽承认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可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时,史女士承认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冠状病毒是罪魁祸首, '它们可能来自我们的实验室吗?” 同时,她疯狂地检查了过去几年实验室的实验材料的处理记录。发现病毒序列与她的从蝙蝠洞中取样的病毒序列不相符,她松了一口气。 “我好几天没睡觉了。”

3. 许多中国学者指出,中国政府当局如此迅速地将武汉的华南华南海鲜市场确定为爆发源头很不寻常,以至于引起人们的怀疑。一篇新发表的论文写道:“我们惊讶地发现,SARS-COV-2与2003年非典流行后期的SARS病毒非常相像,当时SARS病毒已经经历了一些有利人际传播的进化。而SARS-COV-2在2019年首次发现时,适应人际传播的进化已经完成。但是,至今仍未发现那些对人类适应性较差的SARS-CoV-2病毒的进化前代或分支。这是很奇怪的。应该考虑在实验室研究中,基因工程的病毒前代可能已适应人类。”重要的是要注意,至今没有发现SARS-CoV-2病毒的中间宿主。

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2日期间,共有41例SARS-CoV-2病例。其中有14例与华南海产品市场没有任何联系,包括12月1日首次记录的病例。这是令人怀疑的。

5月26日,中国最高的流行病学家,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表示,对武汉海鲜市场的样本进行了测试,未能显示出那里出售的动物与病原体之间的联系。 在市场上出售的任何动物或鱼类中,均未检测到SARS-CoV-2。高补充说:“起初,我们以为海鲜市场可能存在这种病毒,但现在这个市场更像是受害者。新型冠状病毒在这之前已经存在。”

4. 中国当局压制信息和知情人。两位中国大学学者在论文中说“冠状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的实验室”。该论文发表在ResearchGate,但在24小时后被封锁。两位中国作家被迫撤回论文。但是仍可在Web存档上找到。

1月11日中国政府关闭了上海实验室,该实验室于1月10日首次发布了COVID-19的基因组。中国政府解释说该实验室被关闭以进行“纠正”。报道冠状病毒的中国公民被消声,甚至被“消失”。其中包括商人方斌,律师陈秋实,原国家电视台记者李泽华,以及最近的律师张展。据报道,他们被关押在法外拘留中心。

中国政府掩盖的另一方面在对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的官方报告。怀疑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至少低了一个数量级,甚至两个数量级,这意味着报告的数字可能仅为实际总数的百分之一。2020年4月的最后一周,中国最可信的出版物之一《财新》报道说,在武汉对11,000名居民进行了血清学研究。根据其结果推断,该结果表明在11,000人的样本中有5%至6%携带SARS-CoV-2抗体,《财新》估计该市有50万人被感染,是中国官方报告水平的10倍。该出版物被中国政府审查员迅速删除。

中国政府还试图以虚假信息掩盖大流行的起源。3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可能将冠状病毒引入武汉。一个月后,赵立建再次发布了俄罗斯冠状病毒和与生物战有关的虚假信息,然后由13个国家的中国大使在网上传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外交行为。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于5月再次进行了一场精心策划,荒谬而愚蠢的虚假宣传运动,将虚假信息重新发布到了社交媒体网站微博,Facebook和Twitter。从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政府进行生物战的历史,发布虚假信息的目的可能是要隐藏某些东西。

5. 实验室事故和高度危险病原体从实验室泄漏在世界范围内屡见不鲜。在2019年2月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的琳恩·克洛茨(Lynn Klotz)指出,由于BSL-4和较低防护设施在美国的不完全灭活,发生了3次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的释放。通过研究人员的感染释放是在美国最高防护的设施中进行的,包括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CDC)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但以上事件中,仅有研究人员感染,病原体没有进一步传播。

在2017年《生物武器公约》会议上发布的一项分析中,保守的估计,在10年的时间里,从10个实验室,向社区释放可通过空气传播的哺乳动物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可能性约为20%。

众所周知,感染SARS-CoV-2病毒的个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症状,即使多名实验室研究人员感染,也不会被察觉。

6. 中国曾经发生过实验室事故和高危病原体的泄漏。2003年,SARS疫情之后,在世界范围实验室中开展了应对冠状病毒病原体的研究。这项研究导致了6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感染病例:北京病毒研究所有4例感染病例,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的1例感染病例。2004年,在实验室感染的北京实验室研究人员导致北京地区爆发了短暂的SARS疫情。

中国第二起由于实验室人员感染造成疫情爆发事件发生在2019年12月初。布鲁氏菌病暴发始于兰州的一家农业实验室,并蔓延至在哈尔滨中国主要的禽流感实验室。0号病人是实验室的被感染的研究生,涉及至少96人。

7.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在BSL-2条件下进行的。BSL -2仅提供了对感染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最小保护,这些法规肯定对冠状病毒的工作太宽松。所有这些工作都应该在BSL-3条件下进行。

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武毒所有被国家查出的安全事件,以及研究人员捕捉蝙蝠时发生的事故。在冠状病毒爆发前大约一年,中国国家小组进行的安全审查发现该实验室在五类国家标准上未达标。实验室官方网站上的文件说,经过严格而仔细的审查,团队对实验室的整体安全管理进行了高度评价。“审核小组针对审核期间发现的五个不符合项和两个观察结果提出了进一步的纠正意见。”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国家评审发现科学家在处理蝙蝠时马虎草率。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名研究人员向中国官方媒体描述,他曾经受到蝙蝠的袭击,皮肤上染有蝙蝠血。中国新华社报道,在另一起事件中,同一位研究人员忘了采取保护措施,蝙蝠的尿液“像雨水一样落到了他的头顶”。

4月14日在《华盛顿邮报》报道:两年前,美国大使馆官员数次访问了武毒所,并向华盛顿发出了两次关于实验室安全性不足的正式警告,该实验室正在对中国的冠状病毒进行危险的研究。2018年1月,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将美国科学外交官多次派往武汉病毒研究所 。WIV以英语发布了有关此次访问的新闻。上周,WIV从其网站上删除了该声明。在电报中,美国大使馆官员警告了WIV实验室的安全和管理方面的弱点,该实验室正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该病毒可能引起类似于SARS的大流行。他们注意到新实验室严重缺乏经过适当安全操作培训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

附近的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也存在类似问题,该实验室完全在BSL-2上运行。中国政府没有向美国提供从最早的病例或从武汉海鲜市场获得的病毒样本。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评论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病毒是自然发生的,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说法也没有。但是实验室泄漏的说法有很多间接证据,病毒自然发生那一边却什么都没有。

8. 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拨款用于资助WIV蝙蝠冠状病毒监测和WIV蝙蝠冠状病毒功能获得研究的公开 “最重要的是,”电报指出,“研究人员说,各种SARS样冠状病毒可以与ACE2相互作用,ACE2是接受冠状病毒的人类受体。这一发现强烈表明,蝙蝠的SARS样冠状病毒可以传播给人类,导致SARS类疾病。“
文件中,研究目标之一是使用S蛋白序列数据,感染性克隆技术,体外和体内感染实验以及受体结合分析来检验S蛋白序列中差异阈值%预测溢出潜力的假说。”

用门外人能懂的语言,该目标就是从头合成用于构建新型嵌合病毒系列,包括重组杂交,这些杂交使用来自一系列未发表的天然冠状病毒的不同刺突蛋白,而这些蛋白在正常情况下处于恒定的基因组中。并测试所得新型病毒感染培养物中人细胞和感染实验动物的能力。潜在的假设是,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亲和力与感染培养物中人类细胞和感染实验动物的能力之间有直接相关性。该假设将通过测试具有最高受体结合亲和力的刺突蛋白的新型病毒编码是否具有感染培养和实验动物中人类细胞的最高能力来检验。

WIV于2015年开始获得蝙蝠冠状病毒功能研究计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使用天然病毒,对其RNA编码进行了替代,以使其更易于传播。他们采取了一种原始的SARS病毒,并插入了SARS样蝙蝠冠状病毒的片段,从而产生了一种能够感染人类细胞的病毒。 这意味着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在实验动物之间传播,这说明它可以对人类起到同样的作用。换句话说,利用功能获得技术将蝙蝠冠状病毒转变为能够引起全球大流行的人类病原体。

WIV 于2015年从北卡罗来纳大学(UNC)实验室的联合研究中学到了基础技术和无痕传染性克隆技术,此后立即开始构建没有UNC的新型嵌合冠状病毒。WIV于2016年首次发表了有关使用基本传染性克隆技术构建新型嵌合冠状病毒的论文。WIV也于2016年首次发表了有关使用无痕无签名的传染性克隆技术的论文。

下面两篇论文,具有更多技术细节。它们强烈支持SARS-CoV-2爆发是武汉两个中国病毒学实验室之一病毒泄漏的结果: 
1. Yuri Deigin, “ 实验室制造的?通过功能增益研究的SARS-CoV-2族谱”,2020年4月22日
2. Jonathan Latham and Allis Wilson, “The Case is Building That COVID-19 Had a Lab Origin,” Independent Science News, June 2, 2020 。

中国政府自豪地表示,WIV“保存了超过1500株病毒”,是亚洲蝙蝠和其他冠状病毒的最大收藏。从2004年开始,WIV发表了数十种收藏的冠状病毒的部分或全部基因组序列。6月1日,Daszak 和石公布了781个蝙蝠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从未公布过。WIV也发表过蝙蝠冠状病毒的动物感染研究。为了完成这个研究,WIV实验室需要使用活病毒,而不仅仅是RNA片段。这与一些为石辩护的人的说法相矛盾,即石只使用RNA片段,而她的实验室没有活病毒。2020年5月24日,WIV的负责人承认实验室确实“现场有3株蝙蝠冠状病毒活株”。专家认为,实际数目可能高得多,可能有数百株病毒。

一些病毒学家发表声明,认为新冠病毒基因组没有显示出被遗传工程操纵的迹象,所以它起源于自然而不是从实验室泄漏的。但是未经过基因改造的蝙蝠冠状病毒也有可能从实验室泄漏。虽然NIAID研究计划绝对清楚地表明WIV将应用基因工程技术来改造冠状病毒。使用当前的标准基因工程技术,将无法检测到RNA基因组中几个碱基的许多改变,也无法检测到用未发表的基因组和未发表的刺突蛋白构建的嵌合冠状病毒编码。这等同于编码刺突蛋白的几个碱基的自然突变。

前面所引的Jonathan Latham和Allison Wilson在《独立科学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讨论了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尼古拉· 彼得罗夫斯基描述的另一种产生SARS-CoV-2病毒的机制。

把一个不对人类具有感染力的蝙蝠冠状病毒放在有表达人类ACE2受体的细胞的培养液中强制病毒选择这类细胞,这种细胞已经在多年前创建,用于培养SARS冠状病毒。这种方法强迫蝙蝠病毒通过其刺突蛋白的突变来适应感染人类细胞,这将具有增加病毒与人ACE2结合强度的作用。

长期培养的病毒还会产生不影响其功能的随机突变。结果是一种对人类具有高毒性但又与以前的蝙蝠病毒不再相似的病毒。由于突变是通过选择随机获得的,因此没有人类基因改造的特征,但这显然是一种在人类干预下产生的病毒。

4月30日,《新闻周刊》描述了美国国防情报局制作的一份报告,其中指出:“ 2月初,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认为,他们不可能科学地确定Covid-19爆发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一篇新发表的分析SARS-COV-2基因组的论文的作者报告说:“ COVID-19病毒非常精美地感染人类。该病毒与人类细胞结合蛋白的能力远大于它与蝙蝠细胞结合的能力,这表明蝙蝠不是人类病毒的直接来源。”

总之,数据表明,SARS-CoV-2特别适合感染人类,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它是自然界中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还是它起源在其他地方。

5月初,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高登·加利亚(Gauden Galea )公开抱怨说,中国一再拒绝允许世卫组织参加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任何调查的要求。他说,中国没有向世卫组织提供武毒所实验室日志。

5月18日,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在世界卫生组织理事机构会议上致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习近平要求各国“加强信息共享”,但宣布中国将支持对由世卫组织牵头的大流行病进行审查,只要它是客观公正的并且在大流行病得到控制或控制后才举行。

Filippa Lentzos 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主张进行法医调查:在可能的源头(从海鲜市场到发生意外的实验室或现场工作感染,或者实验室泄漏未引起注意)进行法医调查。获取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病史,流行病学数据和病毒样本,包括最早的受感染个体样本和野生动植物样本,是至关重要的。法医调查还涉及在已研究的相关实验室中对病毒采集进行审核和采样冠状病毒,检查进行的实验类型和使用的病毒,并审查现有的安全和保障措施。关键数据还将来自文档,包括实验室和实地调查期间的标准操作程序,单个实验的风险评估,实验日志和实地调查笔记本,培训记录,废物管理日志,事故和感染记录,设施维护和自动化系统记录,访问日志,安全摄像机镜头和通信日志。COVID-19起源调查将需要谈判并迅速开始,相关的数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

几乎无法想象这是中国现任政府会允许的。在大流行“受到控制”之后进行的调查实际上已推迟到不确定的将来。不幸的是,如果两个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中的任何一个记录了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感染,或者记录的病毒样本与SARS-CoV-2非常相似,假定此类信息已被删除或破坏。

引用文章的索引表见英文原文。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20-06-02 13:14:23

主题: Matrix: 读书笔记:帝国落日
袁伟时是中山大学教授。2006年中青报《冰点》周刊因为刊登袁伟时批评中国历史教科书狼奶教育一文被迫停刊。袁书《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以评论为主,叙事不多,书中有许多振聋发聩的观点。

“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现实感很强。

陈寅恪对中国文化的4个见解:
1. 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儒教文化对制度和法律影响最大。而佛道对学说思想影响更大。
2. 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
3. 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其核心观念绝对不容怀疑或更改,有很强的排他性。比如佛教被吸收同化后的中国化。以夷变夏、和平演变被看作离经叛道的滔天大罪。因此,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道路曲折,代价巨大。
4. 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药。

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两点: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 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只涉及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甚至缺失。 英国13-14世纪的农业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同时的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农业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是清代的2.8倍。其原因之一是英国传统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比较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郑和下西洋:同是远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结果完全不同。

哥伦布1492年8月2日出发,历时33天,发现新大陆。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最大长度不到17米,宽6米。三次远航,最大一次的船队有17条船,人数约为1200人。郑和最早出发1405年6月15日,比哥伦布整整早了87年,最远到达非洲西部。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七下西洋。 最大船长150米,宽62米。首航船队62艘大船,中小船只二百余艘。人数27800余人。

哥伦布的目的是黄金、香料等财富。而郑和带着政治挂帅的目的,宣扬国威,寻找被推翻的建文帝的下落。

哥伦布探险有利可图,跟随者源源不断,导致新世界的开发。在世界历史上意义重大。后者劳民伤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只好中止而海禁。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微乎其微。

中世纪中西教育的对比:
中国士子学四书五经。西方的学子学七门基础课程:拉丁文;修辞学,培养写文章和说理的能力;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基础课程之后学习专业:哲学、医学、法学、神学等专门课程。 起跑线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

皇帝及其大臣的愚昧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薄弱,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传统纲纪是知识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慈禧和习近平的相似点:出身老革干官宦人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靠小说积累人生经验。知识结构决定眼界。

中西权力系统的首要差别在于权力是集中统一还是多元并立的。宗法专制的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知识阶层也把大一统的观念视若神明。其必然后果是民众的自由空间非常狭窄。多元社会下国王受多方限制,很难为所欲为,常常要寻求妥协,从而催生出议会制度。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时起步,结果迥异。原因之一是日本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各藩有力量制约幕府。而在晚清中国,在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体系下,当义和团一类事件发生,没有其他力量制约愚昧的最高统治当局的胡作非为。社会自由只有在社会力量多元化、政治体制分权制约的状况下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辛绝非偶然。

是否承认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西方文明,中国野蛮是林则徐和郭嵩焘的区别。林主张师夷长技同时认为华夏的纪纲制度远胜于蛮夷,不能摆脱夷夏之防观念,天朝大国心态。拒绝与西方平等交往,不遵守国际准则,不遵守已签条约,不讲信义。林狭隘,郭远见。一个西方传教士和医生租住寺庙两间房子,远算不上关系国家利权的大事,林则徐却弄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宁,甚至主张不惜花费国家资财、不顾可能给中外关系带来的后果而“调兵演炮募勇”。林等以天朝礼义之邦自居,野蛮,奸诈,不讲信义却超过所谓蛮夷。

大清有两场战争全为藩国而战。朝鲜、琉球、越南是中国的藩国 定期向中国朝贡,但他们基本上是独立国家。甲午中国为朝鲜被日本战败签马关条约。 中法战争大清为越南签中法新约。中法之役清国耗银三千余万两。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七千万两左右。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被击沉军舰七艘,船员约二千余人,生还者只有十一人。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二百万以上,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中国自顾不暇。两场战争都是图虚名而得实祸。为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而战。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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