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信息::
名称: shaodian 博客
作者: shaodian
域名: blog.mitbbs.com/shaodian
站点: BBS 未名空间站

档案日期:20181001000000 ~ 20181101000000


2018-10-29 16:17:16

主题: 早餐麦片含有草甘磷
美国中文网据今日美国周四报道。美国一系列受欢迎的早餐食品,包括麦片谷物、燕麦棒,以及即食麦片等被发现含有危险剂量的致癌除草剂成分——草甘膦(Glyphosate)。美环境工作组织(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周三表示,其进行的一项研究测试了29种燕麦食物,除了其中5种,其他全部沦陷!全都都含有草甘膦。

在所有经测试的产品中,桂格燕麦(Quaker)的草甘膦含量竟然高达 400 ppb,这意味着每天仅食用27.5克就将对儿童的健康构成威胁。一包桂格恐龙蛋即食燕麦片(Quaker's dinosaur eggs instant oatmeal)含有超过环境工作组织建议每日儿童安全食用剂量三倍的草甘膦。

全美多家口碑早餐食品含过量致癌草甘膦:桂格燕麦上榜!_图1-4

凯洛格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了检验。只有一家位于密歇根州的谷物公司所生产的燕麦食品刚刚达到儿童健康标准,对成年人并不构成威胁。

根据环境工作组织的分析称,草甘膦是美国使用最多的农药,每年都有超过2.5亿磅的草甘膦喷洒在美国作物上。 世界卫生组织(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此前已确定草甘膦 “可能对人类致癌”。

就在上周,美国农用化学品巨头 “孟山都” 公司被判赔偿患癌园丁2.89亿美元。今年46岁的癌症患者德维恩•约翰逊 (Dewayne Johnson) 曾在美国旧金山附近的一处学区担任场地管理员,日常工作包括喷洒孟山都公司生产的除草剂 “农达” (Roundup)。

全美多家口碑早餐食品含过量致癌草甘膦:桂格燕麦上榜!_图1-5

以下列出的产品对儿童有潜在危害:

Back to Nature Classic Granola

Quaker Simply Granola Oats, Honey, Raisin and Almonds

Nature Valley Granola Protein Oats 'n Honey

Giant Instant Oatmeal Original Flavor

Quaker Dinosaur Eggs, Brown Sugar, Instant Oatmeal

Great Value Original Instant Oatmeal

Umpqua Oats, Maple Pecan

Market Pantry Instant Oatmeal, Strawberries & Cream*

Cheerios Toasted Whole Grain Oat Cereal

Lucky Charms (without marshmallows)

Barbara's Multigrain Spoonfuls, Original, Cereal

Kellogg’s Cracklin’ Oat Bran oat cereal*

Nature Valley Crunchy Granola Bars, Oats 'n Honey

Quaker Steel Cut Oats

Quaker Old Fashioned Oats

Bob's Red Mill Steel Cut Oats*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28 00:35:33

主题: 【20181026崔永元最新专访】我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https://mv.6park.com/index.php?app=forum&act=threadview&tid=198133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27 16:12:52

主题: Oct 27, 2018, C罗2球,意甲对恩波利
2018-2019赛季意甲联赛第10轮, 尤文图斯在客场对战恩波利。上半场比赛,恩波利先入一球,下半场比比赛,C罗点球得分,随后一脚世界波远射反超比分。全场比赛结束,尤文图斯在客场2-1击败恩波利获得三分。


第54分钟,迪巴拉在禁区内倒地,尤文获得点球,C罗主罚,皮球入网,尤文图斯扳平比分1-1恩波利。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1028/6cbbfff1196d43e8af917deac5cad16d.gif


第70分钟,C罗接到队友传球之后,稍作调整,大禁区外右侧右脚直接打出一记飞火流星,皮球直挂球门左上角,尤文图斯2-1反超恩波利。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1028/784436b44814423e9a7ff279c5b47d5a.gif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8-10-25 19:52:33

主题: zz 纪念志愿军入朝作战68周年, 基辛格笔下的抗美援朝
基辛格笔下的抗美援朝值得好好看看 —— 纪念志愿军入朝作战68周年 ...

2018-10-25 23:1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7| 评论: 0|原作者: 岳青山|来自: 察网
摘要: 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在朝鲜半岛,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新中国在军事上所采取的对抗以及所呈现的态势现状,使得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深感意外、大惑不解,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阵营,只要中国政府意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 ...

基辛格是美国的前国务卿、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国际上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中国通”,无疑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其对抗美援朝论述也不可能不深刻打上美帝国的种种烙印。但应当承认,他对抗美援朝的论述,确还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公正,不失公允,甚至有的还似是眼光独到,入木三分。俩相比对,我国的西化精英却对抗美援朝瓢泼污泥浊水,凸现这些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多么“可鄙、可恨和可恶”!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基辛格笔下的抗美援朝值得好好看看——纪念志愿军入朝作战68周年

今年7月27日是板门店《朝鲜停战协定》签订65周年,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国60周年。抗美援朝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一场打败“两个八国联军”(16国联合国军)的近代百年雪耻之战,是一场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凭着劣势装备,战胜用核武器等优势装备武装的美国“野心狼”的正义之战,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了”的关键之战。这场战争打出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打得不可一世的美帝国此后几十年里再也不敢在我周边,乃至世界上随意发动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我国争得了几十年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远值得大书特书,永远值得大庆特庆。

然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西化精英为着把毛泽东“炸得粉碎”,也就极力否定抗美援朝,说什么:毛泽东罔顾“中国已饱经战争,百姓渴望休养生息”,“开国后就不懂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是毛泽东好斗好战,台湾或已统一”,中美两国也“不会对峙20几年”,甚至叫嚷,“毛泽东的最大罪恶不是‘文革’,而是抗美援朝”等等。否定抗美援朝,无所不用其极。

毛主席可能预料抗美援朝会遭到这些指责、诋毁,早就作了明确的回答。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主席邀请正在北京的王季范和周世钊到中南海作客,一开始谈及宗教和哲学关系问题,周世钊不由得发问: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的问题,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毛主席由此深刻阐明了抗美援朝的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是这样说的:

    【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觉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我们急切须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是,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挡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他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下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我们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毛泽东年1949—1976,第1卷,第230页)】

毛主席说得多好:中国“急切须要和平建设”,理由我可以写出百条千条,只是百条千条挡不住抗美援朝一条;“美国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身上”;‘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难道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不是充分证明,毛主席的这些论述是否定不了的客观真理。但我国的西化精英抱定的宗旨就是要把毛泽东“炸得粉碎”,当然不能承认这些真理。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使然。

横看成嶺侧成峰,远近高低各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这里,就很必要读一读基辛格的专著《论中国》中有关抗美援朝的论述,发人深思。他的论述倒是从美国方面,既有力地佐证了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深刻论断,又狠狠地打脸了我国的西化精英。

基辛格说:

    【“毛泽东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宣布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他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中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但是,

    【“对于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当时它贫穷落后,国力军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还难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贵得多,尤其那些科学技术比它先进得多的国家所接受。当中国初登世界舞台的时候,美国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第91—92页)】

毛泽东建国后,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奉行政治准则——寸土不让,而且总的说来取得了成功。”他“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令人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

他说:

    【“当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西藏、新疆、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还有与缅甸接壤的地区还没有解放。苏联在东北保持着势力范围,包括在战略要地旅顺港驻着占领军和舰队。毛泽东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界地区和北方地区——奉行国内的政治准则——寸土不让,而且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第92—93页)】

基辛格盛赞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高明无比,“为常人所不及”。他说:

    【毛泽东的战略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正是这些最传统的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从西方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在朝鲜半岛,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新中国在军事上所采取的对抗以及所呈现的态势现状,使得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深感意外、大惑不解,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阵营,只要中国政府意识到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第95—96页)】

这里,所谓“在朝鲜半岛”就是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交战双方极不对称。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只有199亿美元。美军挟二战大胜之余威,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中国“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和一支在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十六国联合国军”作战。“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确为常人所不及!”(第124-12)】

基辛格坦承,美国和联合国原本就是要“以武力统一全朝鲜”,断定“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以为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他说:

    【“朝鲜战争刚爆发时,美国没有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美国宣布参战是为了抵抗‘侵略’”。“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取得惊人的胜利……仁川登陆后,杜鲁门政府决定继续其军事行动直到统一全朝鲜。他以为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进入北朝鲜领土继续作战的决定在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议正式授权,……这项联大决议授权‘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以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当时联大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第123页)】

然而,美国和联合国

    【“这样的观点与北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美国刚一开始对台湾海峡行进干预,毛泽东就把第七舰队的部署定性为对亚洲的‘侵略’。中国和美国彼此战略意图的误读使冲突一触即发。美国试图迫使中国接受它的国际秩序,即国际秩序需要以联合国这种的国际组织为基础,没有别的选择。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无意接受一个中国没有参与设计的国际秩序……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根据地占领满州,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面受敌,所以中国就不会袖手旁观”(第123—124页)】

    【“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和一支在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第124-125页)】

那么,中国和16国“联合国军”三年“撕杀”结果又如何呢?

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硬是奇迹般地把以美国为头的、气势汹汹的16国“联合国军”,从接近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逼得美帝国主义第一次在没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势下签订停战协定,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战争失败的苦果。

基辛格说:

    【“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参战的落得的结果。美国无法调和政治和军事目标,这也许会使其他有意向美国挑战的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国内难以接受没有明确军事结果的战争——10年后在越南旋涡中,这个难题再次尖锐地出现。

    也不能说中国完全如愿以偿,至少在通常军事意义上是这样。毛泽东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起初宣称的那样,把朝鲜半岛从‘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天下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卫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南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第138-139页)】

更令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即使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也处之泰然,若无其事。

他说:早在抗美援朝初期,杜鲁门就曾公开对中国“核讹诈”,“毛泽东表现出泰然自若”。

    【“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他宣布不懼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于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经受住了对他声誉的最终考验(当然中国不完全是‘空城’,它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尽管其规模比苏联或美国小多了”(第93-94页)。】

总上可知,基辛格坦承,美国在中国出兵之前,就已“对台湾海峡进行干预”,派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杜鲁门政府的战略目的,就是要以武力推翻朝鲜民主共和国,在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美国政府断定毛泽东刚打完内战,“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只能呑下“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的苦果。然而,毛泽东建国后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奉行的政治准则却是“寸土不让”,“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侵略台湾,为此“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敢于以劣势装备解放军同现代化武装的16国“联合国军”交手。而结果,竟把“联合国军”赶出“三八线”,“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参战的落得的结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南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

基辛格是美国的前国务卿、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国际上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中国通”,无疑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其对抗美援朝论述也不可能不深刻打上美帝国的种种烙印。但应当承认,他对抗美援朝的论述,确还比较合乎实际,比较公正,不失公允,甚至有的还似是眼光独到,入木三分。俩相比对,我国的西化精英却对抗美援朝瓢泼污泥浊水,凸现这些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多么“可鄙、可恨和可恶”!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24 20:37:59

主题: zz 四亿农村人,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四亿农村人,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槽值
槽值
网易原创栏目,公众号槽值(ID:caozhi163)关注我的人都好看又有趣。

你一定看过下面这些话:

穷人穷是因为自己的贫困思维;

穷人往往格局有限,无法做成大事;

穷人考不上好大学,是因为不够努力……

在知乎上,甚至有人问:穷人生孩子是否道德?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人们开始指责穷人,觉得他们活该穷:你们不够努力,思维有局限,你们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出生在贫寒人家的孩子,真的没有想过,要为自己的人生翻盘吗?

那些出生在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相比,到底缺少了什么,才让他们无法成为精英。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隐姓埋名,开始在餐馆、旅馆、超市等地方打工。她想知道,作为精英的自己,混入底层之后,能否凭借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

结果是,她发现:在贫穷的世界里,无论人们如何努力,都很难改变贫穷的现实。

她连续上班8个小时,端盘洗碗不停手,但是一天的工资也只够基本生活。

她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解决生计就已耗费所有精力;她也不想去学习,因为工作完只想休息;吃东西时更不会在意自己的体重和身材,因为吃饱就已经很难得。

即便拥有智慧、曾经是精英,但活着本身,就让贫穷的她耗尽所有力气。

看,人们所谓成功者需要的眼界、格局、才华,对于穷人,是奢侈品。

极致的贫困,是活着就已不易。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一直以来都在关注中国问题。他和他的团队下基层,做田野调查,探究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的农民工也陷入这样的死循环。

罗斯高在郑州考察苹果公司的代工工厂,他发现:工厂在招人时,需要进行智力测试,他们只招智力平庸的,那些高智商的、无法忍受艰苦的人,则被工厂拒绝。

这些智力平庸的人,很难得有一份工作,他们不敢轻易放弃,可以一直待在工厂里。

流水线上的中国工人

现实社会中的流水线工人们,上班要面对高强度、长时间的机械工作,下班后也只能在嘈杂、凌乱的环境里休息。

他们工资不高,解决了基本的生计之后所剩无几。

他们无法改变,没有前途,没有自我提升的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孩子,也只能重复他们的生活轨迹,陷入恶性循环。

跨越阶层,成为富人,几乎没有可能。



有一个段子:

在广阔贫瘠的西北高原,有人问一个放羊娃,“你放羊要干什么啊?”

“挣钱娶媳妇生娃!”

“生娃又做什么呢?”

“放羊!”

笑话不仅仅是笑话,是很多农村孩子生活的缩影。面对命运的残忍,无计可施,无处可逃,然后一步步走向一个恶循环。

生于农村,死于农村,下一代又在重复自己命运。

在巴菲特授权的个人传记《滚雪球》中,作者写到:

1995年巴菲特与盖茨游历中国长江三峡的时候,在神农溪的餐会上说过:“在那些纤夫中本来会有另外一位比尔·盖茨,但因为他们出生在这里,命中注定要一辈子牵船过日子。”

那么终结这种贫困,到底有多难?

新华社拍过一个叫做《光明》的纪录片,该片的主角是在云南会泽县娜姑镇落水村的一户人家。

两个上学的娃娃,一个失明的丈夫,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婆婆,这一切,让这个家庭自然而然地陷入了贫困。

纪录片《光明》,何发能和他的妻子

贫困是什么,失明丈夫何发能说:

“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捡到一张水果糖纸拿了舔舔,我虽然眼睛看不见,我听了心里太疼了。一个水果糖纸拿来舔舔是哪样味道?因为确实买不起,确实没得,真的没得钱。”

“孩子的小鞋穿坏了,脱胶了,想买小球鞋,多么细小的事情。但我只有教育他们,将来自己买。”

幸运地是,他们的大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

何发能在接受采访时说:“暂时的贫困不是永远的贫困。假如说(钱)不用在教育上,不用在下一代上,那是永远的贫。贫我可以了,下一代不能再贫了。”

教育改变命运,不是一句空话。



罗斯高的调查也验证了这一点。

他在研究中,关注了两个群体:高等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

这两个群体有个明显的不同:劳动力接受的教育水平。

前者75%的劳动力中的是高中毕业生,后者33%的劳动力中是高中毕业生。中等收入国家要想实现跨越,必须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源:提高国民整体教育水平。

因为那些没上过高中的人,大多只能干杂活,拿低工资。他们的后代,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那么今天中国的教育整体是怎样的呢?

据统计,中国的城里93%的孩子上高中,而在贫困农村中,却有接近63%的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包括职中、职高。

许多农村留守儿童,直至青少年时期仍旧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教育。

所以,城市里的孩子会越来越好,而生活在贫困农村的孩子,很可能一辈子都是穷人。



既然差距的根源在教育,所以一定有人要说改变很简单:加大教育投入。

晋惠帝执政期间,有一年闹饥荒,城里的百姓饥肠辘辘,饿殍遍野。活着的人也只能挖草根、吃土果腹。

消息很快报到了晋惠帝这里,他听完大臣的奏报很是不解,于是思前想后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百姓们没有粮米吃,为何不让他们去吃肉粥啊?”

这听起来荒唐,但现实中这样的事情没少发生。

当你在嫌弃他人不好好读书不识字,不吃干净的食物不卫生时,却没想到,这件事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可达成的。

网上有个段子,说是如今的90后能顺利长大不容易,从小喝牛奶担心有三聚氰胺,上小学时遭遇非典,躲过猪流感又来禽流感,读书发愁学区房,高考遇上改革,工作赶上延迟退休,结婚生子还要生两个,年轻夫妻上有四老下有俩小。

然而,对于很多地区的孩子来说,他们发愁的是明天的三餐。

罗斯高说,从小学开始,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就有差距。

农村孩子的营养和健康存在着问题。

“我们给他们抽血,看看是否贫血,是不是营养不足、缺铁——如果你贫血,你脑子不会转,想学都集中不了精神。第二个,我们检查他们的大便,看里面有没有寄生虫。第三个,我们筛查,看看有多少小学生近视可是没有佩戴眼镜。”

他们在河北、甘肃、青海和宁夏等地区调研,收集全国13万个小学生的资料。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27%的学生贫血,33%肚子里面有虫子,25%的孩子近视却没有眼镜。

来源:罗斯高演讲《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

贫血会造成儿童发育不良、体质虚弱、认知能力下降;寄生虫导致儿童抵抗力下降;近视会影响学生学习效果。

而这一切都将导致儿童的智力发展障碍,“这不是一千万人,两千万人,这是三、四亿人,这是中国未来的人口”。

农村的孩子从体质上,无法与城里的孩子平等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走访许多农村后,罗斯高发现贫困农村儿童的食物仍以米饭、面条、馒头为主,对肉类、水果和新鲜蔬菜的摄取严重不足。

“近70%的家长知道把小猪养成膘肥体壮的大猪,需要足够多的微量元素,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长认为婴儿也需要这些”,罗斯高说。

知识是改变命运,但教育的背后,是阶层、家庭的较量。

城乡以及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从出生起就开始的机会不公平的积累和延续。



前段时间,被一篇名为《月薪三万,却撑不起一个孩子的暑假》的文章刷屏。

文章中,月薪三万的妈妈,每个暑假都要陪孩子参加各种夏令营、补习班,生怕一个不小心,孩子比别人差。

机票、培训费、营养餐等,每一笔都是不小的支出。

当城市里的孩子,有妈妈陪伴,有每月三万资金支持,去更好地完善自我时,农村孩子连父母的陪伴都是奢望。

在所有农村儿童之中,能够获得原生家庭温暖和培育的少之又少,有的孩子甚至自年幼起不得不开始独自生活。

2014年,节目《变形记》曾展示过贵州14岁男孩梁训的生活。

14岁,正值天真烂漫。

而梁训被网友们称为是“变形计史上最孤独的小孩”,一个人砍柴打水做饭,唯一的伙伴是一只小猪。

七八岁开始便一个人在大山里生活,他说独自生活的第一晚会忍受不了不停哭泣,但哭一年也就习惯了。他“变形”的地方是距家乡660多公里的成都,在看过了大熊猫,坐过飞机和过山车之后,他恍然若梦必须回家。在这之前,梁训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26公里的青场镇,通往镇子的是凹凸不平的乡村公路,在高原的风中盘旋而上。

如今,三年多过去,梁训也即将18岁,不知他的生活是否如这公路般盘旋而上。

亲情的缺失带来的不仅是情感和心灵上的空缺,随之而来的是早期教育的空白。

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农村学校学生中,因父母均外出而无人照料的留守状态学生占近三成。而这些儿童中,超一成农村完全留守儿童与父母一年不见一面。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中,指出学龄前留守儿童的主要生活照料者是祖父母,他们给予孩子的食物、宠爱以及安全感都并不比父母少,但并不知道怎样养孩子,怎样教孩子。

罗高斯与他的同事曾做过一个实验,让孩子的监护人每天给孩子读书讲故事,教授怎样跟孩子玩——提高智力、运动能力和社会感情。实验周期是六个月,上26次课。

实验的结果如下图,“妈妈是主要看护人”的孩子IQ最高,认知发展完全正常。可见,“妈妈在家”对于孩子的认知能力至关重要。

来源:罗斯高演讲《农村儿童的发展怎样影响未来中国》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老”,并非无科学道理。我们的大脑和认知,有90%是在0-3岁完成的。早期发育,决定着我们长大后的IQ发展速度。

差距,就此拉开。



有很多志愿组织在通过支教的方式为农村的青少年儿童提供有质量的教育,帮助农村孩子凭借自己的双手来获得自食其力的能力。

李磊是“天使支教”项目发起人,这个项目为43所农村学校提供教育帮助。他曾在演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曾经问过一个在城市里面每个月拿着1000块钱的代课老师,为什么不回到自己家乡去,如果回去的话一个月可以有三四千块钱。现在城市里面有很多学校有这种临聘教师,他们真正拿到手的工资也就1000多块钱。他当时给我的答复是,在村里面,我想看个电影、听个音乐都没有机会。”

“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这似乎变成一条鼓励农村孩子努力读书的真理。

但试想,所有学成的人都开始往外跑,村里的老师往乡镇跑,乡镇的老师往县城跑,县城的往大城市跑。最后所有学成的人都被鼓动出去,没有人愿意回来,逃都来不及,更别说要建设家乡了。

艾苓是绥化学院的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作家。绥化学院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在那里学习的学生从底层来,毕业后又大多回到小地方。

她在演讲中讲述:

“有几个学生大学毕业后就消失了,我想有可能是我们学校的毕业证没有铺平他们的创业路、就业路,也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混得不好,并且因为自己混得不好,就想切断和这个学校所有的联系。”

当所受的教育和出身都成为了难以启齿的事,逃离家乡便是逃离愤恨、不甘和委屈。

何江的演讲在网上疯传,他受到了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登上典礼舞台讲述中国故事。

这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的孩子,第一次进城是去上大学。何江的父母都是农民,“我爸高中都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完。”母亲不识字,喜欢要求他把课本中的故事念给自己听,遇到不懂的地方,还会跟他和弟弟讨论。

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

他整段演讲中最打动我的是这一段话:

"成长的经历提醒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积极地将我们所会的知识传递给那些急需这些知识的人是多么地重要。因为利用那些我们已经拥有的科技知识,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帮助我的家乡,还有千千万万类似的村庄,让他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我们现代社会看起来习以为常的地方,而这样一件事,是我们每一个毕业生都能够做的,也都能够做到的。"

凭借自己的双手获得生存的能力和意识,建立一种家乡的归属感。这样,他们的未来是去建设家乡,而非逃离。



胡适曾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

这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快,鳞次栉比的高楼,车水马龙的交通。也正如罗斯高所说,“我刚开始做教育问题研究的时候,中国农村的学校环境是特别差的。现在不一样了,最近十年政府投资很多硬件,老师的工资也提高了,中央的财政直接发,所以这个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健康和营养问题。”

贫穷使得他们在人生的很多转折点上,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能力去获得想要的东西,没有能力抵抗外界的侵蚀。

如今,已经有很多人为此而努力着:

有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活动”,为农村孩子捐助免费营养餐;

有“春蕾计划”,致力于资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继续学业;

有“HELLO小孩计划”,通过爱心套餐为贫困弱势儿童或受灾影响儿童送去问候;

有“希望工程计划”,为家庭贫困的乡村孩子上学提供交通、住宿和伙食费用……

“我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 ,罗斯高说。

“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

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范围广。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是不能因为难,就不做了。

因为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且与每一位国人休戚相关。
编辑于 2017-09-27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23 22:21:11

主题: zz Bt brinjal: Bangladesh’s model not fit for adoption by India
Bt brinjal: Bangladesh’s model not fit for adoption by India

Details
    Published: 23 October 2018 

inShare

India plans to study Bangladesh's experiences with GM Bt brinjal while Bangladesh incurs losses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said that it will study Bangladesh's experiences with GM Bt brinjal (eggplant) in order to inform its decision on whether to adopt the crop in India. The article below explains that this GM crop is far from being a success story in Bangladesh and has on the contrary caused a crisis for farmers.

The UBINIG report on the widespread failure of GM Bt brinjal in Bangladesh, referred to in the article below, is available via a link at the foot of this article.

India's government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institute that is rolling out Bt brinjal in Bangladesh, BARI, has been entirely unable to provide evidence of Bt brinjal's supposed success in the country.

The GMO propaganda group, Cornell Alliance for Science, told the BBC that the crop had been a 90% success. This figure was broadcast to the world in a TV programme featuring GMO promoter Mark Lynas. When we challenged the Alliance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90% figure, they failed to do so and referred us to BARI, which they said was the source. BARI was also unable to provide any evidence.
---
Bt brinjal: Bangladesh’s model not fit enough for adoption

By Meenakshi Sushma
DownToEarth, 22 Oct 2018
https://www.downtoearth.org.in/news/agriculture/bt-brinjal-bangladesh-s-model-not-fit-enough-for-adoption-61919

* India plans to study Bangladesh's cultivation method while the neighbouring country incurs losses

When India is considering commercialising Bt brinjal in India by first studying Bangladesh’s “successful” model, the neighbour country itself seems to be facing a huge crisis because of the crop.

“I was told by the agriculture officers that I would get a high yield of brinjal that will be devoid of insects. The fact is just the reverse. There were many pests and little bearing of fruits. I have done whatever they advised. I used irrigation, applied fertiliser, sprayed pesticides. But the result was just loss,” Babul Hossain, a farmer in Bangladesh’s Pabna district told a team of researchers.

UBINIG, a local NGO that works on policy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udied the cultivation of Bt brinjal in Bangladesh and found that none of the first-round farmers wanted to cultivate it the second time. Their report ‘Bt brinjal is under Life Support’ revealed that Bangladesh could neither make the transgenic crop free from pesticides nor profitable even after two rounds of cultivation.

The researchers surveyed all the 19 districts where Bt brinjal was cultivated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interviewed 110 farmers. Another farmer, Abul Hayat from Narsinghdi district, said, “The crop was not at all good. I incurred huge losses.”

How it all started

On October 28, 2013, Bangladesh’s National Committee on Bio-safety (NBC) approved the cultivation of four GM varieties of brinjal—Kajla, Uttara, Nayantara and ISD006. They have a gene from 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 bacteria that makes them resistant to fruit and shoot borer (FSB) pest, which is common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They also have Cry1Ac protein gene, which was provided by India-based Mahyco (Maharashtra Hybrid Seed Company) and trans-national Monsanto under the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 (ABSP). The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ed it.

While India imposed an indefinite moratorium on the cultivation of Bt brinjal developed by Mahyco in February 2010, the Bangladesh government distributed seeds and saplings of the transgenic crop to four agro-climatic zones in January 2013.

Broken promises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ry approved the petition of Bangladesh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 (BARI) to cultivate Bt brinjal on few conditions. One was to form a field biosafety committee comprising an agriculture officer from the extension, regional BARI scientists, district- and division-level officers from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for Biosafety. But, only one agriculture extension officer looks after all aspects of production.

Another was that the authorised ministry must take action if there is a negative impact of Bt brinjal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But, no such action was taken or checks conducted.

One more condition was that the concerned institution must label the brinjal before it’s sold in the market. But, after the first round of cultivation, the brinjal was being sold with the non-transgenic variety and without any label specifying that it was a genetically modified.

Now, 20 per cent farmers say that they will plant the GM seeds only if BARI and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DAE) provide all the support they had promised. The report says that this is because 74 per cent of Bt brinjal farmers incurred losses. For example, Md. Abul Bashar, a farmer in Jessore district, said he spent 25,000 taka (Rs 21,613.58) to cultivate Bt brinjal on 9,583 sq ft of land. He could only sell his produce, which weighed 1,119 kg, for 12,000 taka (Rs 10,374.52).

False claims, information

BARI and DAE have tried all ways possible to make Bt brinjal field cultivation a success. But, the researchers claim that the efforts are based on false assumptions, information and claims. Akhter says, “We are tired of listening to the false claims and propaganda of success. It is very unfortunate that the promoters of Bt brinjal are playing with our farmers who have been cultivating it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some of the farmers, who figured on the list of Bt brinjal cultivators, didn’t ever sow the crop. Farida Akht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UBINIG Bangladesh, says, “The government distributed seeds to farmers every year during the season (October-March). But, the number of farmers mentioned in the Frontiers article, (27,012,) is an exaggeration. The BARI sources say only 6,390 farmers have been given the seeds by DAE. There is no instance of farmers buying or receiving seeds from any other source except DAE.”

Even the pest-free claim falls short. The BARI field trials claim a 98 per cent reduction in pest attack in comparison to non-GM brinjal. The report says, “There was heavy infestation of whitefly and aphid in Bt brinjal. Also, pesticides, fungicide and other insecticides were regularly sprayed in huge quantities."

India to decide

It’s India’s turn now. The Genetic Engineering Appraisal Committee (GEAC), in its latest meeting on September 20, requested the Bengaluru-based Indian Institute of Horticultural Research, a constituent lab of the 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to obtain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ata on the post commercial release effects of Bt brinjal in Bangladesh” from BARI.

GEAC took this step after Mahyco, a developer of transgenic brinjal, sought permission for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release and demonstration of Bt brinjal. Kavita Kuruganti, who is associated with 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le and Holistic Agriculture (ASHA), says, “Bt brinjal developers didn’t do a single additional test to prove the safety of GM crops since the moratorium was placed. But the regulators seem keener than Mahyco in commercialising it in India.”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23 21:26:49

主题: Oct 23, 2018, C罗策动得分, 欧冠对曼联
2018-2019赛季欧冠小组赛第三轮进行了一场焦点大战,英超豪门曼联主场对战尤文图斯. 第17分钟,C罗在右路象闪电一样突破马夏尔的回防,准确传中,门前右侧夸德拉多包抄没得手,球被斯莫林破坏掉,但没破坏远,迪巴拉直接面对德赫亚左脚抽射破门,尤文图斯1-0曼联。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1024/fc6c491ccdce4462a4f1284744212702.gif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8-10-21 22:23:37

主题: zz 包产到户四十年,中国农村到底变成啥样了?
包产到户四十年,中国农村到底变成啥样了?

2018-10-19 17:01
218
原作者: 许准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

10月13日,在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任教的许准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讲座,题为“包产到户四十年,中国农村怎样了?”。本文是对许准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讲座中许准老师通过批判性地分析传统官方话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尝试为我们还原包产到户政策实行以来的历史真相:

★ 包产到户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 包产到户有没有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做出贡献?

★ 包产到户是不是农民的自发运动?

★ 包产到户发生的国内国际背景是怎样的?

★ 为什么包产到户这场巨大的改革没有像国企改革一样遭遇大规模的反抗?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9/165546kfzmzi21hiwt55zz.jpg

自1978年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按下手印时算起,包产到户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但它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它依旧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问题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如何看待包产到户关系到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基本立场。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思考历程:在以往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包产到户被表述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少有的让人心情愉悦的事件。课本中即便讲述到“土改”这类让人振奋的历史事件,到最后也总要加上一个所谓“左的错误”的评价。在这类话语表述下,包产到户、改革开放拥有着天然的合法性——包产到户好得很!这个“好得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似乎把田一分,大家就自然富起来了;另一方面,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发明创造,是底层群众的呼声,是政府在不得已的条件下对农民要求的妥协。从高中到大学,这种历史观一直主导着我的思考方向。我读大学的时候,听过林毅夫的课。林曾在国家农委系统工作,后来在美国读了博士,他一直鼓吹包产到户这个改革对中国农业生产的贡献。由于他的文章在国际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我当时也觉得他的课很有说服力。

然而,后来当我面对现实的变化,包括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群众自发的斗争等等问题,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些历史事件。这些思考导致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对毛时代的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重要的影响来源于我对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一书的阅读,后来我把他的书基本上都通读了一遍。韩丁亲身实地见证了中国的土改、文哥(谐音),八十年代之后他又多次回到中国,他对中国农村改革有着非常客观和真实的评价,这对我的触动很大。而正是韩丁的书又促使我去阅读毛主席的相关论著。我的新书《从人民公社到资本主义》(From Commune to Capitalism)只是为毛主席、韩丁的书添加一些脚注而已,他们其实已经将很多基本问题论述清楚了,我所做的只是对一些细节进行补充。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9/165546jwpva4tpojyyy4jz.jpg
韩丁(右一)在山西张庄与乡亲们赶马车劳动 | 图片来源:映像杂志新浪博客

包产到户还是包干(gān)到户?

在正式开始讲座之前,我们先辨析一下这次讲座的题目,事实上,“包产到户四十年”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包产到户”并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主线,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包产到户。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的改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包产到户只是其中的一种,比如当时还有包产到组。所谓包产,指的是生产队或者更高一级的上级给农户个人或者生产组分配一个生产任务,比如今年要生产一万斤粮食,生产出来的这一部分交给社里面,超过一万斤以外的就可以按照其他方式分配,比如自己拿50%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包产到户,但包产到户的真正问题是——谁来包?从历史上来看,是农村集体来包,因为很大程度上历史预设了一个完备的集体经济的存在。

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包干到户(大包干),也就是将土地分给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分给个人,没有任何人下达生产任务,也没有任何集体协调,说白了就是爱干不干全归自己。有些历史材料里面会提到“双包”,指的就是包产和包干,但是最终作为一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强制推行的是包干到户。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都存在偏差,我当年在人民大学教课的时候,就跟同学们讨论过什么叫“大包干”(gān),但很多学生直接就把它念成“大包干”(gàn)。这么读就好像大包干是一种独特的生产制度,好像承包了之后就让你赶紧干活,生产效率特别高的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干”只是把东西分干净的意思。

除了“大包干”一词之外,许多学生甚至不少农村研究学者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概念也存有误解。他们往往根据教材,想当然地认为联产承包对应着中国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联产代表着集体、统一,承包的意思则是分到户。但是这个所谓的“联产”其实是当时的笔杆子在鼓吹改革的时候创造的一个术语,联产的意思是收入联系产量,干多少就能收入多少。在他们的叙述当中,当时老的人民公社的问题就是不联产,你的收入跟你的劳动贡献并不能挂钩,而他们认为有效的改革方式就是让收入联系产量,建立一套收入联系产量、土地承包给个人的生产制度。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跟集体调控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彻底的分田到户。之所以要玩这个文字游戏,我的猜测是,因为当时宣传部门希望借此能跟社会主义扯上一点关系,避免大家的反感。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出于大家的习惯,我就继续使用包产到户的说法,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它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大包干”。

包产到户真的能够解放生产力?

包产到户是不是真正地解放了生产力?对于官方而言,这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官方话语将其不加批判地视为一个全新的模式。它不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农村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并非个人所有,而且也不允许土地买卖。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快速资本化的过程。当下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已经跟90年代的完全不同了。根据我的估算,中国目前有四千万的农业无产者,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从农村家庭收入来看,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都来自工资,已经超过了传统小农的农业收入。在农村商品化发展起来的领域中,分化的现象也很严重,大的农户主导了农业生产流程。比如生猪生产领域,2015年,中国大规模生猪饲养场有90多万个,这些大的饲养场每年的生猪产量比剩下的4600多万个小农场的产量总和还要多。换算成比例的话,就是前1%比剩下的95%的产量都要多。这说明生猪生产进入了被大规模生产者垄断的时代,具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因此,不管官方如何给农村改革的起点定性,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农村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虽然官方宣称包产到户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从粮食、棉花、油料等作物的产量统计数据来看,很难看出包产到户有特别的效率。举一个例子,在从1956年建立起高级社到1980年集体经济开始被瓦解的这一时期,粮食单产每年平均增加2.79%。而从1984年整个农村改革完成一直到当下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单产效率的增长却是非常缓慢的,单看粮食的话可能年均增长率只有1.3%。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这个包产到户对提供生产率是有效果的,那么只能看1980-1984年的数据。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农业生产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增长,粮食单产每年增长超过7%,即便跟1969-1973年期间年均5%的增长相比也毫不逊色。导致这个增长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跟很多国内外学者一样将其归因为包产到户,那么这个论证过程就完结了:包产到户的前四年,中国农业高速增长,原因就是包产到户制度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

然而,有批判态度的人都会质疑这个论证过程的逻辑是否完备。美国学者利斯金(Carl Riskin)在80年代进行的一个研究认为,中国农业在1980-1984年的产量增长是因为1984年彻底取消人民公社,地方上公社时期的粮食储备一下子被农户瓜分了,而这个被瓜分的部分也被计算进了当年的粮食产量中,所以1984年出现了如此大的增长。尽管利斯金的研究也不能被证明为完全正确,但是他启发我们质疑这种论证逻辑。

从农业的生产条件方面来说,1984年前后许多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化肥产量翻了一番,化肥质量有了很大的进步,70年代末期杂交水稻的推广,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整体风调雨顺,受灾面积非常小,气候条件十分适合农业生产。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当年的粮食产量。但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化肥的普及与杂交水稻的培育主要依靠的是毛时代的积累。化肥设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逐渐缓和时通过“四三方案”进口的,但到了70年代末期毛主席去世之后,这些设备才真正投产,才开始推动农业生产。我们知道农业绿色革命有三个要素:化肥、良种(对化肥、农药有反应的种子)以及水利设施。但这生产条件的进步靠的都是毛时代人民公社的积累,只是到了这些积累开始发挥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时候,人民公社反而已经被瓦解了。

从生产积极性的角度来说,7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大量提高普通粮食收购价格。如果农民生产的粮食超出了上交国家的份额,那么他剩余的粮食(“议购粮”,即超出统购粮份额之外的粮食,其价格受市场影响较大)的收购价格被提高了50%,这是非常高的增长幅度。并且,国家同时还下调了农村粮食的统购数量。这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即便你的粮食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都会增长;当然,你生产的更多收入自然也就更多了。这是对农民的大规模补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对农民的收买。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粮食的流通越来越市场化,粮食进入流通的份额也在增加。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80年代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大量因素共同发挥着作用,推动了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因而导致最后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根本原因。

当文字叙述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时,我们还可以借助统计学,当然统计学模型也并不一定能够给出正确答案。我们前面提到的林毅夫九十年代曾经用统计学方法论证包产到户政策提高了中国的农业产量。他从国家部委拿到了第一手数据资料,了解到当时各个省的具体生产情况,包括有多少公社实行包产了,有多少面积,有多少机械、牲畜投入,复种指数是多少等等。根据这些数据,他做了一个统计研究,结论是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增长,这其中有一半是包产到户的贡献。这篇文章奠定了学术界对包产到户的基本理解和定位,这也就是西方媒体常说的中国解决了好几亿人的贫困问题,其中包产到户占了一半功劳。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9/165547umdje2wg7imwmw5y.jpg

林毅夫著名的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农业增长”,1992年3月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看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其论证过程中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问题之一就是林毅夫使用的包产到户数据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指标。因为按照惯例统计都是在冬天进行的,比如在年末有多少地区已经完成包产到户了。比如,1982年的数据实际是1982年12月31号的统计结果,但是当时很多情况是秋收之后,生产队才实行包产到户。这意味着,1982年的生产数据名义上是包产到户之后的产量,但是实际上当年1至10月的生产主体却都是村集体。如果我们将林毅夫的统计数据滞后一年,也就是把1982年12月的统计数字放入1983年的数据里进行分析,这样可以确保避免将集体误认为个人。经过调整之后,最后的结果就会发生变化:模型当中的其他系数、变量、标准差都没有改变,只有包产到户这一个变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的系数变得很小,从统计学上说它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我不迷信任何统计模型,但是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调整,林毅夫的数据结果就消失了,这至少说明他的论证不可靠,我们无法根据这样一个模型得出“包产到户提高了中国农业的产量”的结论。况且,按照统计结果,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化肥。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化肥生产主要依靠的还是集体时代的积累。


因此,合理的结论应该是:包产到户之后农业增产依靠的还是农业集体时期的遗产,没有这些积累,所谓的奇迹不会发生。虽然我们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增产,但这也不排除某些生产队的个例,可能它就是之前集体经济搞得不好最后包产到户之后,农业产量真的就突飞猛进了。但是对于人民公社建立得比较好的地方而言,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西方学者Louis Putterman等对河北大河镇的研究,Chris Bramall对于四川盆地的研究,韩东屏对山东即墨以及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他们都得出了包产到户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增长的结论。

包产到户真的代表的是农民的意愿?

官方常常将包产到户宣传成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自然而然地推广到全国,政府似乎处在一种妥协的状态。这种观点背后有着这样的意识形态:市场越自由,效率就越高,农民就越幸福。效率与自由似乎在目前的制度中能够得以完美的结合。那么包产到户的过程是不是真如官方宣传的那样呢?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我们只要查阅当时官方出版物,便可以在其中看到这样的表述,即明确而自豪地宣称包产到户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因此,包产到户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且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征。


判断政治化主要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因素是是否存在中央政府、党组织的直接干预。关于这一点,地方志的记录都很直接,那就是一般包产到户开头是推行不下去的,都是上面来人之后推动才得到执行的。所谓的自发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一种政治想象。第二个因素是包产到户是不是群众的自发意愿。当时似乎流行过一些民谚,譬如,“上面盼,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些都成为当时官方证明包产到户是民众自身意愿的证据。问题是为何每个省都创造出了同样的民谚?难道全中国农民在创作民谚这件事儿上想到一块去了?这显然都是杜润生所指导的农委秀才们想出来的话,硬生生套到基层农民的身上。这些是政治宣传的惯例,将中央政策推行不下去的责任推到了干部的身上。


那么,是不是基层干部在阻碍包产到户的推行呢?1980年小平同志直接表示“包产到户要搞一搞”,当中央都明确表过态后,干部还要对着干,坚持不搞包产到户的话,这分明就是政治自杀。但感人的是,即便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很多干部宁愿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坚持反对中央的决议。譬如,上海当时明确提出“不分田,不分口粮田,不搞分产单干”,当然最后被上面批评之后,上海取消了所谓的“三不”。云南与上海的情况类似,被批评之后紧跟政策,开始搞包产到户。北京的例子更有意思。在人民公社时期,北京、上海的城市郊区,江苏、东北和新疆等地区的集体建设都发展得很好,因此北京大部分公社是坚持不包产的。全北京只有一个所谓的“冰棍队”,因为集体经济搞的很差,没有做出什么成就,就在北京率先落实了包产到户的政策,成为了北京包产到户的起点。胡yao邦看到了这个案例后立刻批示:“据我看北京郊区还有些干部对责任制不通,甚至以各种借口来抵制,这一定要教育过来。”北京的包产到户是靠着冰棍队和胡的指示才推广开来的。还有吉林省,当时吉林也不愿意搞包产到户,1980年万li副总理去吉林视察,在吉林直接说人民公社制度不好,要改革。但是很多吉林的地方干部都意识到如果搞了包产到户,把大机器、大骡马、积累下来的家底都分掉了的话,自己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就太大了。很多老党员当时讨论大包干责任制时甚至表示:“没有集体就没有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怎么实现共产主义!”

当时还有一些说法认为,很多干部反对包产到户,是因为干部们害怕失去对农民的控制。这些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分掉集体财产对干部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在公社时期积攒的人脉关系网络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集体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一般都是承包给干部或其亲友,投机的干部完全可以从中大捞一笔。不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是这样,从政治生涯来看更是如此。比如河北省的白石,在包产到户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搞农村技术研究的副处级官员,但在这个历史节点中他写了一些鼓吹包产到户的文章,迎合了当时的宣传需要,于是他一路高升,直接升至省委常委,后来他还写了篇《我从副处级一步跨进省委常委》的文章夸耀自己的这段经历。这说明跟上形势的好处是大大的,而中间有个顶门杠的说法是讲不通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为站出来为反对包产到户的干部正名,他们的行为逻辑不是私人利益,而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情感,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这样的例子很多,浙江、甘肃、河南等地都有。杜润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都曾直白地提到,在很多地方都是胡yao邦这样的重要高层政治人物亲自下去推,甚至直接更换地方领导人才实现包产到户的。


另外,从对集体农业的历史评价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小平同志在改革初期做了很多次重要的政治讲话。在“团结一致向前看,解放思想”这个讲话中基本上没有怎么提农业,他主要的关注点在城市在工业上。在1981年六中全会形成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中,他对文哥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判,但说到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时,他的表述却是“实现了稳定的增长”。在一个总体上很负面的评价当中,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评价。不过,如果承认了这一时期农业实现了稳定增长的话,那后面很多话就变得不好说了,所以后来无论胡yao邦还是赵zi阳,在十二大做政治报告的时候就改变了口径,说文哥时期,农业是停滞的,并且将停滞的原因归结为“左的错误”,甚至使用了“极左的错误”这种表达,换言之,他们彻底否定了集体农业的实践。


1984年之后全国农业产量出现了长时间的低迷,直到90年代初期才重新恢复到1984的水平。也就是说,在吹得神乎其神的包产到户真正彻底实行之后,农业产量反倒下降了。在这一现实情况下,官方对集体农业的批判又说不出口了,开始说农业生产的增长还是依靠了之前集体时代的基础。1989年江ze民在国庆讲话上,没有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将家庭二字去掉,表述成“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传言说小岗村农民集体上书要求总书记把话讲清楚,还要不要家庭联产了,所以后来又改口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这些都只是故事。今天官方已经不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而是讲家庭农场好,土地要适当流转集中。经过这么一梳理后,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说法是大农场搞不好,中国农业太特殊只能搞小农场才有效率,但现在这些话官方也不说了,反倒是说大农场也行,土地像公社时期那么大也可以,但你要在老板的手下干,你不能是集体的。这就是政治风向的变化,不过我刚刚描述的只是现象变迁,如果要真正理解这些变化还是需要从具体的政治经济矛盾入手,尤其是要了解当时的阶级斗争情况。

包产到户实施前后的国内外形势

改革初期并没有把农业作为重点,当时的重点主要放在城市,毕竟按照官方的说法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指的就是工业化,学习的对象是日本、西德。但是工业领域的改革面临着很多问题,很多地方不是想改革就能改下去。1979年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工厂换了厂长,新上任的乔厂长是一位留苏的技术专家,他的爱人是厂子里的总工程师,他俩想一起改变工厂的制度,这其中就包括让一千多个临时工下岗。他们希望以此提高效率,实现对工人更高的掌控,但这个改革最后陷入了僵局,因为工人群众写信向上级反映,认为这个厂长在瞎搞。这个小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以乔厂长为代表的改革派实际上很难再往前走一步。小说的结尾是上级给乔厂长打了电话,表示我们上级支持你的改革,下一个阶段安排你出国看一看国外先进的经验,回来继续改革。

我们从这个小故事中就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毛时代及文哥之后,城市的工人阶级拥有了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这时,如果按照城市改革的方案,也就是搞责任制,将权力下放给各个企业,让各个企业脱离统一的计划管理,成为相互竞争的关系来搞的话,这个改革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推动下去的,因为这系列的改革需要一个“听话的”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的情况下,将权力下放给各个企业本身,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只能不停地给工人发奖金,因此80年代早期是工人阶级待遇最好的时期。但是这么做并不能达到中央建立所谓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反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财政问题、通货膨胀、经济秩序的紊乱等等。

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他们亟需找到一个突破口推动改革开放,这个时候他们很自然地找到的一个点就是农村。相比于城市工业来说,农村确实面临的问题更多,虽然整个毛时代中国农村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很快,但人口增长得也很快。文哥时期虽然已经有了温和的计划生育制度,有了各种人性化的宣传,譬如“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但由于人口基数很大,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总产量在增长,但是人均产量增长得不快,甚至很多年保持持平的状态。除此之外,很多地方的农业机械化相当不足,农民无法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如果具体地去看各个地方的集体化案例,无论是杜润生还是韩丁做的调查都认同“三分法”,也就是地方上三分之一的公社做得好,三分之一公社一般,还有三分之一的公社不好。这些做得不好的公社就成了可以“突破”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毛时代人民公社在经济上实现了生产关系变革,但政治上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化,人民公社的等级化问题依旧存在。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农村就成为一个可以“突破”的口。此外,为将改革推行下去,政府还借以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农民具体金钱上的优惠等举措收买农民。我认为,这一系列的做法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自上而下的、有意为之的行为。

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对包产到户的宣传也颇有讲究。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是分田单干,反复强调只是对社会主义的改革,依旧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针对这一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就爆发过好几次争论,记者吴象(曾担任万li的秘书)就说,“当时很多同志提出意见,说包产到户如果搞不好,就会滑向分田单干,就会倒向资本主义”,他一面说,“这些同志的担忧是正确的”,但另一面,他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一旦到了具体的问题上,说法就又变成了一定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重中之重等等。这就是当时宣传的一贯手法。

那么,包产到户到底产生了哪些政治后果呢?首先,农业生产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消失了,被打散了的农民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言了。在以前农民群体还是一个需要被慎重考虑的对象,但是现在农民群体就已经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其次,工农联盟被打破了,农民告别人民公社之后就成为了工人的竞争者,于是作为城市工业改革硬骨头的工人阶级的地位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改革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何官方要将包产到户塑造为农民自发的、纯经济的、代表群众呼声的行为,我认为,这是对他们真正目的的掩饰。

从对农村的直接影响来看,包产到户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即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人均收入比例一直在上涨,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是2.2,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就到3.1了。据说近几年数据上已经实现持平了,可能还有一定的下降,但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另外,政府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减少得非常明显。在70年代,政府的农村支出当中有40%的支出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1990年下降到22%,到了2010年也不过25%,这远不及集体时代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从中央财政对农村的开支来看,下降趋势也非常明显。

国际:世界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去革命化的浪潮

包产到户的中国故事并非中国特有,而是过去的一两百年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经历的事情。单看二十世纪,从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到六七十年代坦桑尼亚,再到2000年的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这其实都属于同一波的改革。其核心是土地的再分配:把地主等不劳而获的人的土地剥夺过来,分给实际上在土地上耕种的人,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是第一波的农村生产关系变化的主线。这是一个将落后的、反动的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变为现在更进步、现代的农村生产关系的过程。

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现代的生产关系主要三种历史路径: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路径,出现了农业资本家和无产者,形成雇佣关系;第二个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集体,大家共同劳动,消除剥削;第三个实现小生产者,也被称作“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走民粹主义的路线,这一路线认为农民小生产者本身可以形成一种生产关系稳定下去,既不搞集体,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存在阶级,农民就是农民。这三种观点在土改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通过土地革命将旧的土地关系变革掉,但在土地革命之后三派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如果搞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鼓励土地集中、农民分化、市场竞争等等;如果要搞社会主义,就要像毛主义说的那样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如果是民粹派的话,则认为大家都太着急了,最好要等一等再看。


这一类似的局面也曾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中。毛时代,毛主席有着明确的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民粹派也会将土地改革的最终目标设定为社会主义。比如,邓zi恢就是一个典型,他认为当时推进人民公社的速度太快了,虽然以后的确要搞社会主义,但是这么快,农民会不认可的。毛主席就批评了他,说他是“小脚女人走路”。刘shao奇就可以算作资本主义这派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农村应该扶植富农,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先把生产力搞起来,当然他对于社会主义也有一个美好的预期,那就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我们再把它给剥夺了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也就是“猪养肥了再杀”。从五十年代早期一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派经历了好几轮斗争,但代表了普通贫农、下中农利益的社会主义这一派在历次争论中都可以站稳脚跟,并非因为他们的强大,他们的胜利取决于毛主席、中央层面的支持。然而,到了80年代,走资本主义这一派和民粹派合流,形成合力将社会主义这一派从议事议程上抹除了。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三派:资本主义右派、社会主义左派,民粹中间派。但是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派被消失之后,学术政治讨论中,民粹派好像就成为了左派。80年代之后的语境中,民粹派也不反对资本主义了,认为搞资本主义也可以,但是要注意搞资本主义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强调对农民要温柔一点、人道一点,但这并不妨碍它总体上是认可将经济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式的。


在世界范围内,情况也是类似的。在第一阶段,即使美国也会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搞土地改革,毕竟这可以避免共产革命。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土地改革就从国际机构的议程中去除了。主流话语强调,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很有效率,不需要再搞原来的那套土地改革了,只要有“市场基础的土改”就可足够了。毫无疑问,所谓的“市场基础的土改”实际上就是没有土改,更不可能有原先土改的进步性。在拉美,我们也可以看到民粹派的兴起,他们声称自己要搞的是独特的农民道路,但这背后的实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大农场,其原因之一也是原来真正左的那一派都被排挤掉了。如果要在中国语境下找对应的人物的话,杜润生的门生周其仁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右派学者;当代左派也成为了民粹主义的代表就是温铁军,他既解构现代化大农场,反对搞资本主义大农场,但是也反对搞集体,他认为最好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他所谓的“千百年不变的小农经济”。


为何改革开放时期,
农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反抗?

90年代的国企改革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全国爆发了大量的反抗运动。但是为何被包产到户损害了切身利益的农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反抗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70年代末期的农民群众还是相信政府相信党的,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政府强制性执行的手段和对农民的收买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现象。
 
但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虽然人民公社在农业、教育、医疗上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成就,人民公社内部依旧存在着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又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

首先来看经济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当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不高,导致很多公社社员一年到头都看不到现金,到了年终结算的时候,甚至收入还抵不过支出,一直欠着社里的债。实际上这是中国当时实现资本积累的一个方式,中国要发展必须要有最初的积累。但毛时代的这个策略已经是一种最人道的选择了。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只要提高一下农产品价格,减少积累提高消费。因此,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真正不好解决的是政治问题。

这个所谓的政治问题也就是毛主席自己曾经提到过的等级问题:在社会主义工厂和村集体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得不到贯彻,如果农民和工人依旧觉得有等级,觉得自己被压迫剥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实践是一定搞不好的。虽然生产资料已经是公有的了,经济基础已经是集体的了,但是如果生产关系不配套就会拖累发展。

我曾经采访过武汉的新四军老同志古正华,他做过多年农村调查,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湖北的一个县,一个生产队队长一大早要求一个社员去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修水坝,队长在布置任务的时候,这个社员的妻子也在场,向社员使眼色让他不要去,当时这个社员就不理解妻子为什么要阻碍他的工作,也就没有太当一回事,但是在前往水坝的路上,越想越觉得自己妻子的眼神不对劲,他就立刻回家,结果发现队长强奸了他的妻子。盛怒之下,他把队长赤身裸体地就绑起来扭送到上级,要求严肃处理。然而最终的处理结果却是上级又把队长送了回来了,给的理由竟然是因为生产指标还没有达到,我们一时也找不出能够取代他的人,我们还需要他,所以还是让他回来当队长吧。这个例子说明,在中国当时的环境里面,公社内部的等级的区分还是很难避免的,这也是后来搞文革的出发点之一。但是文革对这种等级化的生产关系的触动有多少?有的人很乐观,认为文化大革命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则认为,这个运动最后只能是“风吹草”,好了一时而已。再举一例,当时有一个生产队,一个队里的全体领导在社员面前做自我审查报告,社员自由表达意见。但是审查大会开了三天之后,领导说革命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是回到日常的生产过程中,一切照旧。至于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后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这就不是我们这次讲座涉及的话题了。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让部分农民对包产到户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似乎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能够从这种等级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再也没有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了。获得了自由、“平等”的农民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读80年代早期的一篇乡村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小说讲述的是原来村里面有个总受欺压的人物冯幺爸,分田到户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直起来了,种什么怎么种都是自由的,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在当时,这种“包产到户之后,原来公社时期的等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的观点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法。中央开取消集体农业的会议的时候,杜润生大谈公社造成了不平等,而薄一波明确说农村公社一样有剥削,言下之意就是把公社分掉就能解决剥削问题了。但从现在来看,公社集体分解之后,权力的分化和等级问题一点也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原来上级最多也就是指示你干重活,至少双方在经济上还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现在经济上的阶级分化非常严重。所以农村的包产到户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面临的问题。

问答环节
问题1:目前的土地确权问题是中国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它意味着农村土地向私有化迈了一大步,有什么办法阻挡这个趋势吗?
 
答:首先,“土地确权”(land entitlement)很明显不是一个汉语常用词,这是很多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一个项目。它的理念是要将土地的私有化进行明确。虽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未有成功的反抗经验。很多国家的农民是分散的,在国家权力主导执行的背景下是没有办法反抗。

问题2:讲座中提到了大家对人民公社的不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关系中等级化、不民主,一方面是积累率过高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有的公社不存在干部的腐败问题?有没有干群关系良好的公社的例子?另一个问题是毛时代中国农业的积累率有多少?跟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积累率是不是真的太高了?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实际上经济单位的管理当中,社员并不期待老好人,这样的人也是搞不好集体的。公社的领导必须要有领袖气质,有权威、有想法,能够依赖群众,发动群众。我听说过一个小故事,有这么一个生产队,之前的干部特别的腐败,经济上多吃多拿,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对插队的女学生动手动脚。他们这个队搞得是一盘散沙,大家也是出工不出力。后来上面下派了一个新的干部,这个新干部坚持每天很早第一个上工,自己卖力干,主动主持村里的事情,抢在群众面前自己干,受了他的感染,村子的面貌有很大的改观。在其他生产条件都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当年产量翻了一番。后来这个干部生了一场大病,到了县里面看病住院,村里的群众都是走了一百里地去看他的。所以说换了一个领导,确实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针对第二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率的问题,如果看统计数字的话,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的分配的关系。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国家并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分配,完全都是农村自己承担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它并不在积累里面,但实际上还是靠农村的劳动力的大量累积建设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公社除了拿到的仅有的一部分收入之外,还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80年代之后农村再也做不了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农民已经组织不起来了。如果将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后期苏联的积累和消费比例中是消费的比重更大一些。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仅存的堡垒就是集体农庄,这些集体农庄坚持要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在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时候,苏联农村是最惨的也是死人最多的,但最后反而又是他们坚持捍卫集体主义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没有轻松的答案可以选。对于我们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要么是搞资本主义,少数人富得流油,有一帮狗腿子能够沾点好处,劳动者勒紧裤腰带,一代又一代,永无出路;要么是社会主义,大家都是劳动者,一起过平等的苦日子,而且过了最艰苦的时间,日子会越来好。搞积累吃苦是免不了的,就看是奔哪个前途去了。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会逐渐反哺农业,这个在毛时代的公社里面已经能看到了明显迹象了,比如大量发展的社办企业等,这些都说明,当时的高积累是必要的,而且是阶段性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21 00:49:31

主题: Oct 20, 2018, C罗进1球: 热那亚
意甲第9轮,尤文图斯主场 vs 热那亚。C罗首开纪录:

http://n.sinaimg.cn/sports/transform/602/w404h198/20181021/vkST-hmuuiyv1547859.gif


坎塞洛左路内切距门13米处射门打在后卫身上弹起,门将拉杜出击失误,C罗在门前3米处轻松推进空门,1比0。

C罗将自己保持的欧洲5大联赛进球纪录改写为400球:
 西甲311球;英超84球;意甲5球
,梅西388球位居次席。

C罗是本赛季意甲参与进球最多的球员(5球,4次助攻)。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8-10-18 22:42:27

主题: zz雪域高原上的嘎措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好?为何70%的牧民投票保护它?
雪域高原上的嘎措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好?为何70%的牧民投票保护它?

2018-10-17 21:46
52
原作者: 丁玲 严海蓉 戚莉霞 来自: 《经济导刊》2018年第10期

封面供图:白玛玖美

一、引言

嘎措乡位于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北部,面积2.74万平方公里,那里平均海拔高达4900米、曾经被称为“生命禁区”。从双湖县再向北沿着一条2003年建成的沙石土路,翻越70多公里的高山草原,一路所见,地鼠野兽,河湖雪山,偶尔路过一两个放牧点,牛羊成群,忙碌的牧民在帐篷里烧火切肉,做酥油,做酸奶……给苍茫的草原增添了一点人烟。嘎措人民公社成立于1976年,目前共有123户,578人,分布在两个行政村,玛威容那村(简称一村)和瓦日香琼村(简称二村)。1982年,西藏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解散了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嘎措按照70%社员的投票意愿,保留了集体经济体制,至今是全自治区唯一实践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7/214114gxh4mp93q4eieheg.jpg
嘎措乡乡政府和一村全貌︱图片提供:丁玲

在生产上,嘎措两个村的劳动分工和管理都依据全乡统一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但是两个村各自独立核算。草场、牲畜等生产资料由村集体所有,集体以按劳分配、劳动均衡为原则。每年年末,社员们根据自己全年的工分,从集体获得现金分配和包括奶制品及牛羊肉在内的实物分配。但是酸奶和燃料(牛羊粪)则分别按人均和户均分配。嘎措的集体制度从一开始就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其人均收入水平在双湖县的七个乡镇中历年名列第一。

集体制度不仅让社员们多劳多得,而且还能保护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维护社员们与生产资料的紧密联系。比如,如果集体的放牧点上有社员突然病倒,集体可以当天换人,既让病人养病,同时也使牲畜继续得到看护,两不相误。这是集体制度的优势。那曲的草场有九成已经承包到户,如果单干的牧民在放牧点上突然病倒,那么他就陷入了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看护牲畜,因而损失甚至失去生产资料,要么放弃自己看病就医的机会。在藏北草原上,如果牲畜无人看护,两个小时后,它们或可能走失,或可能遭遇野兽的袭击。

2016年,嘎措乡人均现金收入18494元,远高于那曲本地区的人均8638元,也高于同年西藏各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见表1)。2016年嘎措乡人均纯收入中,集体各项分红为人均11145元,占纯收入的60%,政策性收入占40%。因为嘎措草场面积大,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高于其它地方。不过,即便完全不算政策性收入,2016年嘎措人均集体分红就与西藏人均收入最高的林芝地区(含政策性收入)几乎齐平。2017年全乡人均现金收入达19461元,其中集体各项分红所得为12125元,占纯收入的63%,政策性收入占37%。


在分配上,集体组织兼顾养老、医疗、教育等人的再生产的需求。对于缺少劳动力的贫困家庭,集体会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力安排在工分比较高的岗位上;对于有长期病号的家庭,集体会尽量安排他们的子女学习兽医、驾驶等技能,来增加他们的未来收益。

与内地一些著名的集体经济村庄相比,纯牧业的嘎措乡集体经济有它自身的、值得称道的特点:

第一,它依靠自身的劳动力,以内需为导向。嘎措产出的牛羊肉、酥油、酸奶等产品大约70%用以满足社区需求。

第二,针对牧业自身的特点,它发展出一套精准的按劳分配制度,也兼顾“劳动均衡”原则,既保证了大多数人的劳动效益,也能惠及部分劳动力弱势家庭。嘎措还领先全国,首创为牧民提供“退休”基本保障,同时也使他们能积极养老,继续参与力所能及的劳动,发挥余热。

第三,嘎措探索出了一个“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再所有的人监督干部”的循环式民主治理模式。其中,尤为突出的措施是村干部的收入由全体村民来评估和决定,将群众监督干部落实到实处。

第四,嘎措既兼顾集体生产的生态化,同时也坚守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牧民们保持了传统信仰和传统对待牲畜的方式,从不轻易给牲畜施用疫苗或兽药。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嘎措乡地处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腹地,北跨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集体也极为严格地维护草场和周边生态的可持续性。根据国家权威部门测试,嘎措的草场资源可畜牧21万只绵羊单位,但是嘎措的畜牧总数低于5万只绵羊单位,而且为保护草场实行严格的轮牧时间表。


嘎措牧民在挤羊奶︱视频来源:丁玲

2017年,嘎措做到了全乡零纠纷,没有一起纠纷反映到乡里。

十九大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乡村振兴,把生态文明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价值观,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乡村振兴如何发挥乡村集体守护和统筹协调公共资源的作用?乡村振兴如何使留守乡村的人们安居乐业,按劳分配?乡村振兴如何理顺基层的干群关系,使得干部愿意接受群众监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嘎措在坚守雪地冰川的生态保护上,在按劳分配的制度建设上,在平衡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上,在群众参与式的民主监督上,都有比我们的预期还要丰富的成果。

二、集体如何让社员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集体经济如何有效、精准地按劳分配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今天嘎措的254条《工分细则条例》脱胎于人民公社时期的自创性实践,既保留了当年管理细则的主体原则,也根据实际对它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更新。下面我们将从村集体、生产小组和家庭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揭示集体的生产和分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

(一)集体经济如何立足于内需?

嘎措乡两个村的畜牧产品的大约70%用于满足社员们的需求,市场的需求是相对次要的。2017年底,全乡存栏牲畜34456头,包括牦牛、绵羊和山羊。嘎措乡2014年注册了“普若岗日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年开始对两个村的剩余畜牧产品进行统购统销,提高了村集体在畜牧产品上的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牧业公司销售畜产品时,并没有追求“靓女先嫁”的市场逻辑,并没有把“市场”凌驾于内需之上。牧业公司出售的牛羊肉是三等肉,而一等肉则留给辛苦的社员们自己消费,凸显了他们立足于内需的原则。2017年一村按工分分给社员的黄酥油、白酥油、奶渣、肉分别占该村总产量的63%,95%,89%,72%,也就是人均分到4.81斤黄酥油,3.15斤白酥油,28.67斤奶渣,和207.74斤肉。这些分配一般能够满足社员家庭的需求。如果有额外的实物需求,牧民可以跟集体购买,价格则远远低于市场价,如肉类0.5元一斤。

年终时,村集体在计算出收支结余后,扣除下一年的预留资金和预算资金等,就得出可实际用于全村分红的资金,再除以当年全村的总工分,就算出当年的工分值。2017年嘎措一村一个工分是44元,二村是43元。

因此,嘎措乡集体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立足于内需、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二) 集体如何精准地按劳分配?

劳动分工和分配可以说是集体经济最重要的活动。在嘎措,劳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生产小组。每年3月份村集体对社员进行一次最大的劳动分工,分工周期为一年,到次年3月份。这次分工后,每四个月还会有一次辅助性的分工调整。

生产小组是否能公平有效运作,是否能体现按劳分配,是集体经济的关键内容。下面我们以一个牧养产奶牦牛的生产小组为例,来展示生产小组从组成,到分工、评估、奖惩、工分记录直至分配的过程。

首先,形成生产小组。为了相互监督,只有来自不同牧户的社员才能组成生产小组。比如,扎西、拉姆(女)、措姆(女)、白玛、次仁等5位牧民向村委会申请,经同意组成产奶牦牛生产小组,共负责牧养200头,生产时间为3月至次年3月。由村委为该小组划定轮畜草场,并提供各项生产设备和工具。

第二,村委对该小组提出基本的产量达标和奖惩要求:
 
1)  年底交牛数量:200头牛里50头为上年出生牛犊,100头为当年应生牛,故有应挤奶母牛150头。年底应交牛数量为300头,其中母牛150头,牛犊150头。

2)  酥油、奶渣、牛绒:按成年牛的一般产量,每头产奶牦牛一年产量指标为6斤酥油、4斤奶渣、1.8斤牛绒,如超出产量指标,每斤酥油奖励6.5元,每斤奶渣奖励1元,每斤牛绒奖励3元。如未达到产量指标,每斤酥油罚款6.5元,每斤奶渣罚款1元,每斤牛绒罚款2元。

第三,小组内要进行管理分工,比如扎西是组长,负责安排具体生产工作以及考勤,拉姆负责酥油保管,措姆负责过秤工作等等。

第四,每日考勤。生产小组组长负责每日在《工分手册》上记录每个成员的考勤和各项劳动分;比如挤奶工分每头0.32分,放牧点上的家务每天3.2分等。每月一次,村委里指定的干部要到各生产小组走访一遍,做每月汇总。每个季度,村委会领导对工分记录做一次盘点汇总。

生产小组使用的考勤计分表︱图片提供:戚莉霞

放牧点上牧民给绵羊挤奶︱图片提供:丁玲

第五,年底验收,对小组全年的各项劳动分以及小组的产出进行总结,算出全组一年的总分(10分=1个工分)。小组产出包括酥油、奶渣、牛绒、牛粪等产量,牛犊膘情、牲畜死亡等情况。酥油、奶渣都按优良差计分。养殖工分按牛犊接生和牛群膘情进行计分,年底由全村5个产奶牦牛生产小组组长、村班子成员、群众代表共同验收牛群,确定膘情等级(抓尾巴、颈椎等部位测膘情),分优良差三等进行计分。发生牲畜死亡要扣分。

第六,小组把全组的总分分配给各组员。

下面表2呈现了扎西小组如何根据《工分细则条例》,结合本组情况,在组内分配总分。影响组员得分的主要有两个因素:实际在岗天数(表2中的C)以及贡献度,即平时的工作表现和责任担当(表2中的D)。贡献度是小组民主讨论的结果。组长在小组中担当最多的责任,所以他的贡献度比其他组员略高,为8.5,而本组其他组员的贡献度为8。如果组里有人喜欢偷懒,或有人因为年龄小或身体不太好干活效率差些,那么开民主评议时,大家会给他的贡献度可能是7.9或7.8。
 
从表中的奖励项也可看出嘎措乡按劳分配的精准度:酥油超产122斤,奖励122斤*6.5=793元;奶渣超产115斤*1=115元;牛绒未达到产量标准扣20斤*2=40元;因此,小组奖金为793+115-40=868元;平均:868/5人=173.6元/人。


扎西小组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每个生产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劳动合作社。这其中关键的是:村集体对全组的产出有一套全面而精准的评估体制;而组内分配是组内成员民主评议的结果,跟每个人的出勤和贡献度紧密相关。

(三)集体内部的平等和对弱势家庭的扶持

集体如何兼顾按劳分配和社区平等?嘎措一村共有72户,2017年有54个家庭投身于集体劳动,领取了相应的工分收入。工分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但此处我们讨论的工分收入数据仅指现金收入,不包括实物收入。总体来看,54户的劳均工分现金收入为13678元,人均为7942元,其中有过半家庭的工分收入都大于3.2万元。仅对现金收入来测算,嘎措一村家庭劳动力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1,按照家庭人口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65。受世人称颂的经济平等的典范国家如瑞典、挪威、芬兰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249、0.268和0.272。我们无意把一个村和国家做对比,而且,我们没有54个家庭的财产数据,所以这里计算的嘎措的基尼系数只起到了一个示意的作用。

那么,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集体对劳动力短缺的家庭如何进行扶持?以一村的塔尔布一家为例,2017年该家庭的工分收入为17325元,在54户中属于最低的20%收入组。塔尔布76岁,儿子布日50多岁,身体不好。儿媳妇已去世,两个孙女都在上学。表3显示了塔尔布一家2017年获得了哪些工分。


布日是这个家庭的唯一劳动力,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村委安排他参加了多种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些劳动都不是重活,比如给弱势牲畜喂饲料、编织绳子和麻袋、看护出栏羊等等,这些给塔尔布家庭带来了将近300个工分。

除了劳动工分外,塔尔布家的老小还有福利工分。2018年以前的政策是男性60岁开始每年有40个工分的补贴,以后每长一岁加0.7分,所以2017年塔尔布的老年补贴是51.2工分。嘎措还给所有学生提供一年10个工分的学生补贴,塔尔布家有两个学生,因此有学生补贴共20工分。

从塔尔布家的工分情况来看,集体实行了“劳动均衡”原则,尽管布日的身体条件比较差,但在集体的安排下,他也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而塔尔布家的老年补贴加学生补贴,共71.2工分,占到家庭总工分收入的18%。越是劳动力缺乏的家庭,劳动均衡原则和集体补贴对家庭收入的相对意义就越大,集体扶持对他们的重要性就越凸显。

三、集体如何解决社区的再生产问题?

市场化改革以来,服务于社会再生产的民生事业,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逐渐成为人们沉重的开支负担。嘎措乡却在国家支持与集体兜底的双层保障之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解决了社区再生产的难题。

在医疗救助方面,嘎措乡于2016年开始设立医疗救助基金,主要用于填补政策优惠之外、需牧民自行承担的医疗服务与救助费用,包括不予报销的医药费、路费、住宿费等等。这两年,嘎措乡已经有43个老百姓通过医疗救助基金得以免费去拉萨和北京等地就医。

嘎措对教育事业也非常重视,适龄儿童只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才有资格接任务挣工分。到目前为止,嘎措乡在校学生人数达到131人,占总人口的23%。其中,九年义务教育的入学率为100%。在校学生除了有工分补贴,乡里还积极为他们寻找助学金、奖学金,从2018年开始,所有外出读书的学生可报销65%的路费。

嘎措乡还首创牧民退休制度。老人在集体的照管之下不仅享有着基本生存权,也有空间继续发挥余热。嘎措乡老人的权益保障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二是集体赋予的牧民退休制度。从2018年2月开始,嘎措乡牧民只要到了55岁,都会成为退休牧民。不算实物,仅现金补助部分,按去年一个工分44元计算,55岁时的老年补助为40个工分,即为1760元,并随着年龄增长继续增加。

但是嘎措乡的牧民退休制度不同于城市职工的“全身而退”,在嘎措的集体中,养老与劳动并非彼此对立。虽然55岁以后原则上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但在身体条件允许与自愿接受任务的前提下,嘎措牧民还可以继续参加适当的劳动,获得工分。

退休牧民和年轻人在嘎措乡牧业公司参与劳动︱图片提供:严海蓉、丁玲

嘎措乡也存在孤寡或失能老人无家庭照料的情况,对此乡里专门建了养老安置中心来安置这些老人,并有专门的看护人员轮流看护,由集体给看护工分。

嘎措没有高利贷。对于因突发情况、有额外现金需求的牧户,如孩子上学,治病等,集体还提供免息借贷作为一种临时救助。村集体不要求当年一次还清,而是每年分红的时候,从分红现金中扣除贷款的20% 或30%。

不难发现,嘎措经验在于:一方面集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民生事业都是公共品而非商品;另一方面在超出集体力所企及的范围时,嘎措乡依托集体经济的实力,成功抵御市场化对个人所带来高成本的压力。

四、集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好干部重要,还是好制度重要?

长久以来,外界对集体经济的一个诟病是:集体经济都是靠能人,缺乏可持续性。如果能人不在了,集体经济就会垮掉。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嘎措乡集体制度的落实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干部和制度的辩证关系。

(一)嘎措的基层民主治理

《工分细则条例》的更新并不是干部说了算。每隔一两年,根据群众的意愿,这些细则就要做一些修改、增删或调整。在工作方法上,主要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来商议决定。比如1984年以前,《条例》只按劳动日来算工分,今天只要去了放牧点,大家都有一样的工分。后来便根据群众意愿,改成按放牧的数量和牧产品产量来计算工分,使得多劳多得的原则在落实上更精准。

牧民们在群众大会上举手表决︱图片提供:白玛玖美

在历年的实践中,嘎措还摸索出“各生产组长监督组员,村干部监督生产组长,再群众监督干部”的循环监督模式。在这一监督制度中,尤其可称道的是群众监督干部这一环节:村干部将基本工资全部上交给集体(其他的绩效考核、奖励补贴等可自己留用),年终再由全民投票,决定干部的工分等级,干部根据评议的工分等级获得他/她当年的收入。目前两个村共有14名村干部的收入都由本村群众决定。通常来说,干部们从群众投票决定的工分中得到的收入比国家发的基本工资要高,因而村干部们对于群众决定干部工分的民主监督从未有怨言,他们不会因为上交基本工资给集体而有经济损失。

在嘎措第一任书记白玛领导时期,人民公社开展过很多的思想教育活动,平均每周举办一次意识形态方面的会议,主要是教育干部和群众要爱公社,爱国家。集体文化、日常性的思想教育也有利于干群关系的良性发展。今天,集体制度仍在持续,然而集体文化和集体思想教育却有待重建,也正在重建中。

(二)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

有些人对集体经济的诟病是:集体经济都是靠能人,缺乏可持续性。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干部和制度的辩证关系,是好干部重要,还是好制度重要?

1974年西藏成立人民公社时,嘎措在当时申扎县65个乡镇中“最落魄”、“倒数第一”。为了缓解畜草矛盾,嘎措的牧民们听从上级政府指示,在老白玛书记带领下,克服艰难险阻,从申扎县徒步400多公里、历时三年搬迁到“无人区”,落脚在后来成立的双湖县。此后,嘎措社员们更是齐心协力,在几年时间里摘掉了落后贫困的帽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公社。大家都知道老白玛书记为嘎措乡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自2002年老白玛书记退休至今,嘎措乡一共经历了7任书记。

在谈及干部与制度的辩证关系时,老书记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假如人民公社是一辆汽车,领导就好比发动机。人民公社(这辆车)能不能很好地运行,最主要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与此同时,制度也是很重要的,二者相辅相成。如果领导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的话,不管有什么样的制度,人民公社还是搞不了;但是领导特别有能力,特别能干,却没有一个详细的制度的话,也是不行的。

嘎措两个村的差异似乎正说明了“领导就好比发动机”的洞见。我们发现嘎措乡两个村虽然制度一样,但是二村相较于一村,集体感更强,只有2名脱离集体的单干人员,大大少于一村的37名。在每季度分工时,二村总是快速有效的分完,很少需要调整,但一村每到分工时,领导总要做很多人的思想工作才能将工作安排下去。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白玛书记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村的村领导缺乏集体意识和责任心,因而拿不出办法来减少单干和管理不服从分配的人。

总之,老书记认为集体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是领导,是组织人员,一个好的领导团队是实现集体经济、落实制度的关键。书记说:

虽然现在也开群众大会,乡规民约一直在更新,但真正去落实的时候没有落实到位,这样的话老百姓的心理也会受到影响,人民公社也会慢慢失去凝聚力。

事实也是如此,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嘎措人民公社从来没有任何纠纷,社会稳定性极高,村里也没有任何的闲散青年。老书记在任期间,一直对集体的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在外面市场上的定价能力很强,定什么价就卖什么价。而在老书记和他的班子退休后,没过一两年,单干的人就出现了,畜产品销售也出现私卖的问题,甚至一度集体不再统购统销,而是大家自己去卖,或者商贩过来收购。

从嘎措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领导团队、制度和文化是引导集体经济走向成功的三驾马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优秀的领导团队是一个良好的发动机,能驱动制度发挥最大的作用;一个好的制度既能保障社会公平,也能使得干部愿意接受群众监督、把群众监督落到实处,让干部愿意为人民服务;与此同时,平等合作、富有凝聚力、关爱集体的团体文化是集体经济之所以能吸引人、留住人的必备法宝。

一年四季,嘎措牧民最高兴的日子,并不是年终分红,而是入秋剪羊毛的那几日。每到此时,所有老百姓都聚在一起,一边剪羊毛一边唱劳动歌,剪完了还有很多娱乐活动,包括体育竞赛、民歌比赛等等。大家宰杀牛羊,吃上当年的第一块新鲜肉,做酥油、奶渣,喝青稞酒,男女老幼一起分享最丰盛的食物。

这样的集体是令人向往的,也是值得嘎措群众去珍爱、维护的。

五、未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嘎措在自己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使得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病有所医,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

然而,嘎措也面临着一些未来的挑战。嘎措有“谁来放牧”的担忧。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城市的吸引,长期在放牧点的牧民60%都是中老年社员。这一情况让有些人有“后继无人”的担忧。这一挑战也是全国农区和牧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对于嘎措,此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在嘎措集体文化的重建中引入年轻化的因素,为年轻人创造存在感。此外,全乡共有39个劳动力脱离集体,其中一村37人,二村2人。从一村和二村的情况看,二村的干部班子比较团结,社员分工协作比较容易。因此,两个村子脱离集体的劳动力数量对比悬殊并非巧合,而是和集体的凝聚力有直接相关性。如何加强村集体的凝聚力仍有提升的空间。

嘎措自身还面临着如何保持“集体经济”的挑战。嘎措将经历再一次的搬迁。上级政府已经下达了“高海拔生态搬迁”的指示,新的落脚点在山南市贡嘎县的农区。这将带来两重挑战:一、牧民们将如何适应农区的生产和生活?二、集体经济体制能否得到保留?

在即将到来的搬迁中,我们相信集体仍然可以发挥团结互助、再造家园的作用,也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让牧民们更顺利地实现从牧业到农业的转型。


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018年第10期,作者对这一版有所补充。本研究受到中信改革研究基金会资助,项目名称为“中国大陆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研究”,项目编号A170707。

作者:丁玲,安徽师范大学;戚莉霞,中国农业大学;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

原标题:藏北高原上的牧业集体社区——那曲嘎措乡的乡村振兴之路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7 22:58:31

主题: zz 资本贪婪无止境,闪存厂商为牟取暴利不惜技术降级
资本贪婪无止境,闪存厂商为牟取暴利不惜技术降级

2018-10-18 01:26| 发布者: 井冈山卫士| 查看: 205| 评论: 0|原作者: 铁流
摘要: 在经历了SLC、MLC、TLC的“技术降级”之后,全球消费者无奈的只能接受QLC时代的到来。闪存SLC、MLC、TLC、QLC的降级之路,充分体现出了资本的贪婪。

前不久,Intel发布了全新的SSD 660p,这款SSD的单GB价格不到0.2美元,最大的“特色”是采用的是QLC闪存,最高连续读写速度可达1800MB/s。

在经历了SLC、MLC、TLC的“技术降级”之后,全球消费者无奈的只能接受QLC时代的到来。闪存SLC、MLC、TLC、QLC的降级之路,充分体现出了资本的贪婪。

资本贪婪无止境,闪存厂商为牟取暴利不惜技术降级

先介绍下SLC、MLC、TLC、QLC。

SLC全称Single-Level Cell,每Cell仅存放1bit数据,速度快寿命长,价格非常昂贵,价格至少是MLC数倍。

MLC全称Multi-Level Cell,每Cell仅存放2bit数据,速度一般寿命一般。

TLC全称Trinary-Level Cell,每Cell仅存放3bit数据,速度慢寿命短,价格便宜。

QLC则每个Cell单元储存4个数据,相对于TLC而言,成本更低、容量更大、寿命更短。

资本贪婪无止境,闪存厂商为牟取暴利不惜技术降级

为什么SLC速度快寿命更长呢?SLC架构由于每Cell仅存放1bit数据,故只有高和低2种电平状态。而MLC架构每Cell需要存放2个bit,即电平至少要被分为4档,TLC则为8档,QLC则为16档。

SLC每Cell只有开和关两种状态,非常稳定,就算其中一个Cell损坏,对整体的性能也不会有影响。而MLC有四种状态,意味着MLC存储时要更精确地控制每个存储单元的充电电压,读写时就需要更长的充电时间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而且一旦出现错误,就会导致2倍及以上的数据损坏。

而SLC价格更贵的原因在于SLC的一个Cell只存1bit数据,MLC、TLC、QLC的一个Cell却能存2bit或者更多的bit数据,但芯片的体积并没增加,等于压缩存储了数据,这样的结果就是相同的一块芯片存储的容量变大,因此,MLC、TLC、QLC的自然价格就便宜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SLC价格高、寿命长、速度快,因而很少被用于民用产品,哪怕是某些实际成本200美元,售价高达六七千人民币的高端手机,依旧使用MLC或TLC。甚至苹果手机还发生过因混用MLC和TLC闪存,结果导致苹果用户开机测试后,退换采用TLC闪存手机的情况。

目前,SLC在消费电子领域几乎绝迹,MLC也越来越少,TLC已经成为主流。而本次Intel发布QLC闪存的SSD,则吹响了QLC进攻的号角。

资本贪婪无止境,闪存厂商为牟取暴利不惜技术降级

诚然,媒体报道Intel第一代64层QLC闪存其实良品率很低,只有48%,因而价格相对于TLC没啥优势。不过,随着QLC的进一步量产,良率会越来越高。

另外,闪存厂商的另一大毒瘤,韩国三星在这方面恐怕也会迅速跟进,毕竟三星为了钱已经丧心病狂,操纵存储芯片市场价格牟取暴利,以至于被发改委约谈。

在消费市场上,三星的TLC SSD卖的比东芝的MLC SSD还要贵。在有了QLC这一控制成本的大杀器之后,三星必然跟进。届时,Intel、三星、SK海力士等国际大厂会逐步在消费电子领域把TLC替换掉,正如早些年MLC替换SLC,TLC替换MLC。

资本贪婪无止境,闪存厂商为牟取暴利不惜技术降级

不过,国外大厂主推QLC对中国闪存厂商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

由于QLC过于“时髦”,以长江存储为代表的存储芯片厂商,开发的32层NAND,以及正在研发的64层NAND还都是TLC。根据赵伟国的讲话,紫光会在2018 年底量产32 层64G 的NAND Flash,在2019 年量产64 层128G 的NAND Flash,并同步研发128 层256G 的NAND Flash。

资本贪婪无止境,闪存厂商为牟取暴利不惜技术降级

在国外大厂大力推销的QLC良率还没上去的时候,Intel、三星的QLC在成本上并不会比国产TLC成本低多少。即便长江存储的TLC价格贵一些,但因TLC相对于QLC具有一定优势,想必还是有不少消费者会因支持国货的情怀和TLC相对于QLC的优势,去采购搭载长江存储闪存的SSD。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6 22:33:54

主题: zz 六千国军VS四万日军:日本战史中的南京雨花台...
六千国军VS四万日军:日本战史中的南京雨花台...
送交者: pchome[♂★★★★有声有色★★★★♂] 于 2018-10-16 18:06 已读 351 次 1 赞
 

pchome的个人频道

南京保卫战虽然只打了短短的8天(1937年12月6日—12月13日),但这8天却是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役。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拼死抵抗日军,并反击日军数次,先后攻破日军两个旅团司令部,并差一点吃掉了日军一个联队本部和一个大队本部,其中最为惨烈的当属雨花台战斗。

 

雨花台位于南京中华门、雨花门外的一个小山岗(整个雨花台防御区正面7公里左右),是当时的重要战略要地,雨花台如果丢失,中华门和雨花门便全部暴露在日军面前。为了守住这个地方,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命令守备军中最为精锐的第88师驻守该地。

 

第88师是中国军队20个调整师(即“德械师”)之一,但在淞沪会战中损失极重,重武器更是损耗精光。南京保卫战中,第88师只剩下少量迫击炮和4门—6门75山炮可供使用。

 

12月8日,第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令第264旅附炮兵两个连驻守雨花台,第262旅则在中华门内作为预备队,也就是说最开始驻守雨花台的只有一个旅3500余人。而进攻的日军到底多少人呢?

 

根据日本官方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在第10军方面,第114师团和第6师团并列向雨花台方向攻击。”

 

进攻雨花台的日军实际兵力如下:

       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

       第6师团

       配属: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欠第2大队):41式75毫米山炮12门

       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之第1大队:4年式150毫米重型榴弹炮12门

       独立装甲车第2中队

       独立装甲车第6中队

       第114师团

       配属战车第5大队,野战重炮兵第14联队之第2大队(4年式150毫米重型榴弹炮12门)。炮兵算上师团联队火炮,仅75毫米以上火炮就有山炮40门、野战炮72门、轻榴弹炮4门、重榴弹炮24门,合计140门火炮。



惨烈死斗:雨花台争夺战

 

12月10日,攻下牛首山、将军山的日军第10军向雨花台发起猛攻。由于作战地域小,日军4万人挤在一起导致一度陷入混乱。《步兵第五十联队及步兵第一五零联队史》对此描述道:“本来第150联队的作战地域为张家山高地附近。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出现了混乱,第115联队越过作战地界,把150联队一个劲地向右挤压,就连第150联队的预备队也被挤压到曾家门东侧。”

 

悲催的是,这里是第528团的重要防线,还没回过神的日军当即被打得晕头转向。而守军打着打着,才意识到这里竟然是日军第9师团一个联队的作战区域。

 

进攻雨花台左翼的第6师团方面,师团长谷寿夫命令,第23联队主攻安德门阵地,第13联队第1大队掩护第23联队右侧,联队主力和第45联队与第114师团127旅团一起进攻雨花台中央地带。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中的雨花台战役左翼安德门阵地攻防图

 

在进攻安德门时,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战记》写道:“敌军据守着围着有铁丝网、配置有机枪掩体的坚固阵地,并凭借野炮、迫击炮以及相当数量的自动火器进行相当顽强的抵抗。”激战中,日军第23联队第1大队长驹泽中佐、代理大队长金田大尉先后负伤。

 

就在日军第23联队陷入苦战的时候,日军援军第47联队(附独立山炮兵1个大队)赶到。10日中午,到达前线的日军47联队士兵已经感觉到这将是一场恶战。他们在战史《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写道:“城墙和野战阵地上配有无数坚固的碉堡,摆出集中全部火力迎击日本军的架势,使得勇猛无比的日本军也不能像先前那样简单地进攻了。平日就配置完备的火线又夜以继日地得到进一步增强。在这坚固阵地上配属的是敌人最强的第八十八师精兵,足以说明敌人死守南京城的决心非同一般。”

 

增加兵力的日军逐渐达到5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而驻守安德门的中国守军却只有第527团两个营的兵力,团长李杰命令全团固守安德门与阵地共存亡。

 

接到命令的第47联队从第23联队右翼、第13联队的左翼展开攻势。在进攻到一个叫“82高地”的地方遭到第2营的顽强反击。《乡土部队奋战史》记述道:“敌人的狙击技术高超,加上集结了强大的火力,使日本军的伤亡不断增加,攻击难以进展。再低的洼地,也会有敌人的子弹不分昼夜地不断飞来,使我军无处藏身。”打头阵的第5中队损失惨重,中队长吉田光治大尉当场被打死。

 

为了拿下“82高地”,日军第47联队第11中队组织起一支94人的敢死队,准备夜袭中国军队阵地。



日军拍摄的激战后的“82高地”

 

刚潜入高地的日军遭到了第2营的合围,《乡土部队奋战史》写道:“首藤中队处于暗夜之中,加上是人生地不熟的战场,又被兵力和火力都强于自己的敌人所包围,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首藤中尉的右大腿也被子弹打穿,身负重伤,滚入战壕中。各小队长也都相继负伤,最后由老准尉仓迫敏雄为首,指挥着仅存的24人。”

 

但毕竟实力悬殊,在日军压倒性的炮火覆盖下,第2营自营长陈斌升以下500余名勇士全部战死沙常12月11日22时许,日军占领安德门高地。

 

在雨花台中央地区,日军主力猛攻雨花台核心阵地,而中国军队利用碉堡工事拼死反击。进攻受挫的日军,集中百余门火炮向中国军队猛烈射击。炮击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炮击结束后,数万日军士兵在50多辆战车、装甲车的掩护下猛攻中国军队阵地。日军各个大队集中全部轻重机枪掩护步兵冲锋,子弹密集的程度连天上飞的苍蝇都能打掉。



雨花台战役中国军队的碉堡工事遗迹

 

当时日军可谓真的打疯了,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猛烈进攻中国军队阵地。在淞沪会战最惨烈的罗店战役里,日军第11师团44联队第3大队1个月打了20万左右的步机子弹。而在雨花台战役中,日军第114师团115联队第3大队在三天内就打掉了118608发子弹,第2大队三天内更是打掉了153471发子弹。

 

在炮弹消耗的统计上,第13师团在淞沪会战一个月内打了75毫米炮弹两万多发,而第6师团进攻南京从6日—13日的短短8天就打掉了75毫米以上炮弹9540发。可以说,南京战役的惨烈早已超越想象,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根本无法了解战争的残酷,也无法想象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军人是多么的英勇顽强!





雨花台迟迟攻不下,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左)亲自上阵鼓舞士兵。  



英勇的中国军人令日军士兵感动流泪

 

虽然中国军队作战英勇顽强,但毕竟兵力太少,激战到11日晚上,第264旅已经接近极限。为了固守雨花台,师长孙元良命令第262旅旅长朱赤带领第524团和军补充旅4个营2000余人增援雨花台。

 

为了争取战场主动权,旅长朱赤和第264旅旅长高致嵩商定发起一次反击战。12日凌晨0时,两位旅长亲自带领两千勇士对日军展开反击。当时部队冲锋到日军附近时,发现周围全是铁丝网和障碍物。原来日军为了防范中国军队再次反击,利用中国军队休整时构筑起新的防御阵地。发现中国军队的日军,一个劲地向中国军队投掷手榴弹,中国军队也用机关枪猛烈地射向日军阵地。



左:88师262旅旅长朱赤少将。右:88师264旅旅长高致嵩。

 

关于这次夜袭,日军战史也有详细记录,《我们的大陆战记——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三中队的历程》记载:“这时,约两千名敌人在野炮、迫击炮、机关枪的掩护下进行反击,但铁丝网挡住了敌人,隔着铁丝网双方互投手榴弹,拼死相搏的攻防战持续了30分钟。敌人吹起军号,撤回阵地。面对2000名敌人,在50米开外的手榴弹战是登陆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

 

从日军部队史可以看出,当时反击战打得十分惨烈。但中国军队火炮少,无法压制日军,兵力不足又缺乏后援,不得不退回原阵地。

 

12日上午,日军第114师团集中全部火炮,向雨花台发动猛烈炮击。激战中,第262旅旅长朱赤、补充旅第1团团长华品章先后牺牲。由于第262旅阵地尽数失守,使264旅阵地失去依托,呈孤立态势。在这种情况下,高致嵩命令副旅长廖龄奇带领百余伤兵突围,他自己仍然尽其军人本分坚持抵抗,最终于下午1时许中弹身亡。

 

12月12日下午1时,日军占领了雨花台高地。对于日军来说,在艰苦奋战之后能够占领目标,这本是一件喜事,但当时的日军却有不少人在哭,他们在哭什么?这是为什么呢?根据日军《熊本兵团战史》的记载,当时察看中国守军碉堡时,发现碉堡的门早已被反锁。不少日军士兵想到碉堡中死守的中国士兵,不禁令人深感同情,不少日军官兵饱含泪水为他们祈福。

 

雨花台一战,第88师几乎全军覆没,该师战死旅长2名、团长3名、营长11名、连长以下官兵6000余人,其中第262旅仅剩80余人。可以说,雨花台战役是号称精锐“德械师”第88师的终结之役。

 

雨花台战役只是南京保卫战的一个缩影,在整个战役中数万中国军人为了保卫国家,只能抛下自己的父母妻儿,与日军血战到底。但军队总体实力与日军差距巨大,南京最后还是兵败城破。请不要忘记那些为国牺牲的中国士兵,他们曾经为祖国而战。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5 22:07:21

主题: zz 农村为什么日子依然这么难?
我的家乡人人都在外打工,可为什么日子依然这么难?

2018-10-15 17:38
36
原作者: 杨猛(工人)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作者常年在外,却心系家乡,用心记下了发生在四川筠连老家亲友身上的故事。跟随作者的笔触,我们看到勤恳耕耘的母亲,奈何不了突降的天灾;苦心种田的叔婶,奈何不了生活的重担;我们看到外出打工的乡人,受了伤等不来赔偿;想创业的年轻人,在农村找不着市场。在城乡不平等逐渐拉大的今天,作者将乡村的凋敝破败刻画得入骨三分。可我们不禁要问,农村只能这样破败下去了吗?难道就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追寻吗?能不能通过合作来缓解困境呢?对于这些疑问,作者没有触及,但我们还是要看到,合作实践正在各处开花,近的有贵州大坝与塘约兴起的集体经济,远的有山西永济的蒲韩社区,它们昭示着农村可探索的未来。

原文《村里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农民》,经作者授权,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侯叶修改编辑成此文。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5/173527tavk3q3kq8sdup6a.jpg

序 言

现在我们村里已经找不到正儿八经靠种地为生的人了,不是因为大家不热爱土地,而是即便他们一刻也不让土地闲着,地里长出来的这点东西,哪怕是遇上丰收年,也卖不出个好价钱,解决不了一家人的生活花销。家乡住着的,遍地都是节节败退的人们。

天有不测风云

有时母亲也向我抱怨:“在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出去打两个月工收入多呢!只是家里有个人照看着,你们回来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2016年,母亲并不情愿地回了家,因为家里的房子要再荒废上几年,可能就塌掉了。到那时,他们年龄更大,我们的工作可能还一直不稳定,说不定想回农村也回不去了。

回到家里,母亲一人操劳所有的事情。地种得和往年一样多,但母亲要多付出几倍精力。她的右腿患有风湿,从春耕开始就痛得一瘸一拐的,上山下田都极不方便。我们在外都劝她少种点。反正种地也不挣钱,还不如把身体照顾好,少些病痛,这可比什么都要强。可是母亲舍不得自家的田地搁荒,觉得无论种点什么都比荒了强。她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也就种收两季稍微忙一点,忙完就好了。

每次和母亲聊天,她都会提起今年的水稻比往年都好,也比邻居家的好,好到似乎可以让她忘记一身的病痛。我非常明白,种地带给母亲最大的收获,不只是粮食丰收,还有因此而产生的成就感。作为一个农民,除了指望子女能有点出息,大概也就只能在种地上找到一点成就感了。

因为母亲的辛勤耕耘,我家的水稻熬过了旱季,躲过了山洪,只要再养足两周的阳光和甘露,就能迎来这一年的丰收了。母亲估计,今年大概能比往年多产几百斤呢。可是,老天似乎从来都不眷顾生活不易的人们,一场狂风彻底击碎了母亲的希望。无处发泄的她,罕见地在微信朋友圈里贴出了一条动态。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5/173528dos0sbnxxt79znen.jpg

暴风雨过后,母亲冒着小雨到田间,给我传来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照片。狂风如草原上崩腾的野马,肆意将成片的稻谷扑倒在田里。除了田边角落偶尔还挺着着几棵幸运的,其余的平躺在田间像被压路机碾过一样。

风雨中还夹杂着冰雹,直接将稻粒砸落一地。还好冰雹的颗粒不大,持续时间不长,直接造成的损失比想象的要轻。但间接的损失可能是致命的。如今稻穗只成熟了一半,另一半的稻壳里大多都还是乳白的米浆,受这一遭后就彻底成为干瘪的秕谷了。若不及时抢收,已经成熟的稻粒就会很快在温暖湿润的田间生根发芽。更要命的是,即便抢收回家,天若不晴,稻谷和潮湿的稻草渣焐在一起,更容易生根发芽。

母亲精心培育的稻田变成了无望的土地,不过责任组组长的到来点燃了母亲的一点希望。他饶有兴趣地来我家田里拍照,母亲向他打听上面是否会有补偿。组长答复说,只有买了保险的才有。买保险?前年我们家遭洪灾那么严重,都两年过去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母亲没有买灾险,也就不再对赔偿抱有期待。至于组长为什么围着我家的地拍照,母亲不得而知,也没有心思多想。

母亲焦虑地等待了两天,天气终于转晴。她急忙雇人抢收了稻谷,收成大打折扣,她格外失望,像一个失败者。我提议明年少种点地,她在电话里叹息着表示同意。

母亲种的粮食从不拿来卖,主要是自家人吃,剩下的用来喂十来只鸡鸭和两头猪,鸡鸭用来生蛋,过节时也会杀来吃,猪通常会卖一头,虽然也不挣钱,但好处是除了能攒些农家肥,还能变个整钱,有时还能派上不小用场。再留一头猪养到过年杀了吃,这也是村里多数人对自己辛苦一年的犒劳,熏制的腊肉也足够来年吃上大半年了,比起全年去集市上买新鲜的肉吃,这样还能省下不少钱。

子女漂泊在外,丈夫漂泊在外。她将希望与感情都寄托在土地上,不是因为它能带来多高的收入,而是母亲只能从庄稼的成长中看到实在的回报。可是一场狂风暴雨,就粗暴地卷走了母亲的收成,也消磨了她的意志。一个庄稼人,本就没什么收入,现在连劳动成果也守不住,更没有人伸以援手,母亲除了生出绝望,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节节失败的创业者

记得小时候,爷爷为了鼓励我们多下田干活,他常念叨:“屋里有粮,心里不慌。”他常一边干活,一边唱着颂扬劳动和丰收喜悦的山歌,农人们的山歌在白天的田间地头缭绕着,蛙鸣在黑天的田野里此起彼伏。有一个故事,爷爷总是乐此不疲的跟我们讲上一遍又一遍,“闹灾荒那年月,有钱人拿着金条子也买不到吃的,庄稼人还能分点救济粮,上山挖点蕨根加些米糠一起蒸着就吃了,一家人才把命给继上……”

每次家里有人要外出打工,爷爷总是意味深长的劝道:“劳力都出去了,谁来种地啊,没人种地了,以后粮食价格肯定要涨的。”他的话没人会听。

时代已经不同了,在爷爷那个年代,创业意味着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丰收的局面。爷爷哪里知道现如今粮食丰收不是问题,粮食早就严重过剩。每年餐桌上大量的被浪费掉,粮库也总是为陈粮的处理发愁。就算受灾的农民很难领到一粒粮食,粮食本身在这个年代并不金贵,它跟农民一样,无人关心。

爷爷是旧时代的创业者,脑海里的观念放在今天是陈旧的。而外出打工的人,农村中的新创业者,虽然不像爷爷预言的那样,经受粮食价格上涨的困扰,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早些年,村里总有人在去打工的路上失踪了,据说可能是被骗去了黑煤矿,从此下落不明。朴实的庄稼人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花了不少时间才笨拙地领会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少骗局。

大部分人都像我父母一样,年轻的时候外出打工,希望能攒些做生意的本钱。在我上小学二年级时,父母就带着弟弟去浙江打工了。后来政府推动西部大开发,鼓励大家返乡创业,父母便借机回家办起了养猪场。市场变脸比翻书还快,老老实实的父母摸不透它的路数,翻了一个大跟头。养猪场办好后,生猪出售的价格越来越低。经营不到两年,就耗尽了父母多年的积蓄,不但血本无归,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家里一下子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穷,一家人挣扎着打了五六年的工才把债务还清。

也有因为上了年纪坚守在村里的人。在我的印象里,黄叔黄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种地能手。由于他们的父母年迈,孙子年纪尚小,都需要人照顾,黄叔黄婶就一直留在家里种地。除了种自家的田地,他们还种了不少外出打工的邻居家的田地。尽管把所有的精力几乎都放在了田地里,但生活依然过得很艰难,并无太大起色。

埋头耕耘得再多,也抵不过生活花销的节节攀升。就连黄叔黄婶也抵不过生活压力,前年春节后,他们终于下定决心外出打工,一起去了福建的一个砖窑工作。但不幸的是,刚工作满一周,黄婶就在送料时,不慎被压在了制砖机下面。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伤势依然很严重,造成了盆骨粉碎性骨折和阴道撕裂并长期感染。

伤势相对稳定后,老板就拒绝续缴医疗费用了,黄叔不得不用轮椅推着下半身一直处于瘫痪状态的黄婶回到砖窑的工棚,经历了几个月的工伤维权也豪无进展。生活的压力却在不停的增加,因为黄婶需要人照料,黄叔无法工作,没有任何收入,后来不得不接受了老板十几万元的私了,回了老家继续治疗。

这样的遭遇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后果是毁灭性的,它让本就艰辛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好在他们的儿子已经初中毕业,在浙江的电子厂里工作了,可以为他们减轻不少的负担。不过从此以后不能帮衬子女,只能依赖子女,他们的内心不知道会顶着多少煎熬……

在没有希望的土地上

在年轻人当中,杨叔算是唯一还留在家里种地的人了,但他的精力并非全都花在种地上。

初中毕业后的杨叔和同村人去了浙江打工,期间认识了杨婶,回家结婚后就一直留在了家里,一开始他们除了种地,还养了很多鸡,但没挣到钱,养了一年就放弃了。

那几年村里刮起了盖房风,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拼了命的攀比着盖楼房,于是杨叔就买了套小型搅拌机,四处承包房顶的混泥土封顶工作,顺带着把家里的地种上,农闲时开着自己拉搅拌机的小货车去批发一些水果回来,放着录好的小喇叭沿着乡村公路走村串户的叫卖。

现在房子都盖得差不多了,但乡村的很多基础建设和改造项目开始兴起,杨叔就在镇上租了间门面经营建材,主要是杨婶打理,听说生意比较一般。
 
上了年纪的也好,年轻的也好,在这个村子里,我熟悉的那些人都在为了生活绞尽脑汁,都希望能体面地生活。可是一场狂风就能卷走的收成,一次事故就会毁掉的生计,一次尝试就被掏空的家产,我眼里的亲友们,他们仿佛在刀尖上生活。那样艰难,又那样努力。那样无望,又那样拼命。

而我呢,为了分担家里的负担,早早辍学。除了记录下这些生活的苦楚,我也不知道生活的漩涡会把我卷到何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4 19:40:49

主题: zz 贺萧: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妇女
2018-10-6 
原作者: 刘亚 来自: “一颗土逗”微信公众号

食物主权按:在《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的书评中,学者刘亚认为作者通过地方性、性别、家庭等不同的维度,通过口述史的方式,“超越了以往大多数关于集体化妇女研究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展示了妇女的生命轨迹与农村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让读者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并展开对于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想象。让我们阅读刘亚的书评,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性别》,走进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妇女们。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06/144134nzai6671r7a1arro.jpg

贺萧的恢弘巨作《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历经十年、根据七十二位农村妇女的访谈以及大量细致的档案材料整理而成的口述史距其英文版的出版有整整五年,这样的等待,对于那些迫切地想要了解毛时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如何进入地方社会、带来哪些地方政治与经济景观的变迁、以及农民(妇女)又如何理解与回应这些变迁的中国读者来说,是值得的。正如香港大学《中国评论》编辑路易斯·爱德华在评论时说,这本书“在未来几十年都将会被阅读,且毫无疑问将鞭策其他人去开展新的、激动人心的、有关其他时段、中国其他偏僻农村的研究。”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06/144134mnczs3wxnec89228.jpg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06/144135yeszuqr29ws71we7.jpg
学者贺萧 来源:百度图片 


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

建国以后,共产党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方案:婚姻家庭变革、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百花齐放、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大跃进”——短短的时间画卷上,浓墨重彩地勾勒出共产党立志摧毁封建的、官僚的资本主义旧中国,建立人民民主的、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雄图大略。然而,“大跃进”失败带来的沮丧在整个乡村社会弥漫,成为共产党政权在不少重大议题上进一步探索的主要障碍。相较于1950年代各种运动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中国农村在其后的二十年里可以说是过于静默了。
 
一直以来,学界与社会对于中国在1950年代乃至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充满了好奇。官方的记载和讨论主要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每一项改革方案以运动的形式发起,接着是一系列的宣传部署、问题修正,最后是运动废止。整个过程往往在档案里会有明确的呈现。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雄心的政权,如何让农民理解其改革方案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面临的课题。然而,地方民众如何理解运动,如何迎合,如何抗拒,如何将各种新观念整合进自己的日常实践,地方政权又是在哪些力量的合力下达成平衡——这一切在官方的叙事里却是不清晰的。
 
另一方面,学界对新政权的最初十年也有极大兴趣,但学术研究的焦点往往放在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而非农村。虽然少数学者,如韩丁、塞尔登,对于处于运动漩涡的农村进行了精细的描述,但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使得播撒其间的社会主义种子呈现出不同的生长过程和形态,而探索其间的差异是理解中国社会主义丰富内涵的重要途径,也更能有效地回应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质疑与曲解。
 
贺萧在书里提出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地方性问题。“即使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颁布的最具指示性的法令,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被贯彻实施,由当地干部根据特定情境对法令作出阐释、修订、强调以及改变。无论在何处,国家政策的实施都取决于地理环境、事先的社会安排及当地的具体特色”。透过这样的视角,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地方传统背景之下国家话语的矛盾之处。比如,在官方叙事里,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看作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然而在贺萧考察的位于陕西省的四个村庄(分别位于四个县城),妇女们在解放以前从来都不是“幽居隔绝”。事实上,战争、匪盗、饥荒及疾病导致男人长期缺席,妇女从来都是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她们干农活以获得食物,纺织棉花卖布挣钱交税,只是在新国家的话语里,妇女早已出现在社会空间的事实被排除了。
 
这种“自下而上”的视野还显示,国家权力进入农村,对于旧“封建”思想并非采取全盘抛弃的策略,而是以一种矛盾的手法处理新政权在基层生根的问题。国家一方面批判这种阻碍妇女追求自由解放的封建礼教,另一方面却在塑造“新社会的理想新妇女”的过程中将妇女的传统美德与国家权力相结合——国家不再是抽象的地方社会的“侵入者”,妇女“作为国家美德化身的身份使‘国家’和‘社会’分界的产生成为一个地方性的议题,甚至延伸到家庭空间以内。国家成了一个邻居,甚至成了家庭中的一员”。贺萧对于地方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复杂性:新的社会制度脱胎于旧的社会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正是由于国家的妥协,抑或策略,从而使得旧的社会规范以某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占领社会生活的制高点。这在妇女解放的议题上尤其明显。



集体化:记忆的性别

《记忆的性别》一书里最令人着迷之处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农村妇女关于社会主义丰富的经验被记录下来。不同于主流男性叙事的视角,妇女们的讲述不仅使宣传画里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场景变得无比生动,那些被排除在画框之外的、可能曾经被认为不和谐、不知如何安放的细节,如今被关注,被仔细地整理,由此我们得以看到一幅更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画卷。“妇女既是革命性变革的对象也是行动的主体”,社会主义历史的书写,若缺乏对半数人口经验的整理,尤其是她们在这场伟大变革中的角色、贡献,一定是不完整的。
 
尽管农村妇女从来都不曾有过“幽居隔绝”的生活,但出现在公共空间并不意味着她们在地方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将妇女从封建家庭中解放出来应该以妇女是否参与地方政治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从妇女经验来看,新社会带来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公共生活的建立和参与,但这个过程却并不顺利。正如同贺萧在书里描述的,妇女被国家塑造成集体的一分子,在地方重组中,妇女不仅仅是动员的首要对象,也往往是各种方案主要的执行者——从互助组、合作社带头人,到劳动模范直至公社党委书记。但地方社会矛盾、复杂多变的国家政治与妇女本就不熟悉的公共生活为变革带来重重障碍和阻力。不过,那些针对妇女进入公共生活的反对的声音,虽然在事实上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权力进入地方社会、重塑地方公共空间所遭遇的抵抗,但或许正是由于面对各种各样的冲突,妇女才开始思考她们是谁、在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个人觉醒才是迈向解放最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随着土地改革的结束、合作化运动的日益展开,农村妇女开始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劳动者。社会主义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后,通过对劳动价值的制度性肯定以及对劳动者的赞美,国家实现了劳动者生产的主体性并力图最终实现其社会的主体性。在妇女们的回忆里,建国后最初的几年是伴随着歌舞、说笑度过的。由于田野里的工作、数不清的晚间会议,同龄妇女尤其是未婚女子有了许多“被批准和认可的”碰面机会,劳动极大地扩展了妇女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进入高级合作社以后,集体劳动不仅成为妇女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作为社员的她们获取合法身份的唯一渠道。作为日常实践的“劳动”在重新塑造妇女生活经验、重新定义性别关系方面的影响深远。在这里,官方主流叙事里常常隐藏的那些有关性别的艰辛、困惑、挣扎甚至抗争的声音显得异常清晰。
 
贺萧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同工同酬的讨论上。自合作化运动以来,按工分计算收入的做法越来越普遍,然而工分制本身的复杂性却是新生的社会主义集体必须面临的挑战,在考虑劳动者体力上的差异、工种、工作的时段、工作地点的远近、劳动价值的计算方式(计件和计时)等因素的同时,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远非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干部还是普通劳动者都无法找到可以借鉴的经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往往选择容易操作但可能牺牲部分公正的策略,比如简单地按照男女的范畴确定工分标准。在贺萧的书里我们也看到,劳动的价值“不是由一天工作时间的长短或工作的任务来决定,而是由是什么样的人从事劳动来决定”,男子整体上获得比妇女多得多的工分。 

劳动中的妇女 来源:百度图片 

这种明显有悖于同工同酬原则的做法,正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们认为共产党没有恪守承诺努力推动男女平等的表现之一,也是众多批评者将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吃大锅饭的主要证据。尽管贺萧对此也持批判的立场,不过她的研究也显示,国家并非对此袖手旁观,妇联在面对同工同酬和调和性别差异等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仍然努力维护妇女权益。而妇女的叙述则将我们引向同工同酬在实践过程中更丰富的面向。我们看到,由于农业劳动的特点,男女体力上的普遍差异的确在创造的劳动价值上有所体现,但同时,能力强的妇女仍然有机会通过有意识的斗争获得同工同酬,而这一点又常常与妇女生命周期的特点相联系。比如,上了一定年纪、有不少孩子需要照顾的妇女,无论是出工的天数还是能胜任的工作,往往少于年轻未婚或未生育的妇女,拿到手的工分自然就会少很多,而后者通过主动报名承担“重活”,与男子的工分相差无几。此外,合作社也采取计件的方式计算劳动价值,一定程度上地弥补了按性别评估工分可能有失公允的做法,虽然这种情况比较“罕见”。
 
《记忆的性别》的另一个成就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遮蔽的历史世界”。一直以来,学界对于中国农业女性化的历史往往只追溯到改革开放,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认为市场化改革将农村剩余男性劳动力带离农村,流向沿海城市,留下妇女以完成当时还未免去的各种税费任务。然而妇女们的回忆显示,随着社会主义“高潮”,男子被派去从事合作社里其他工分更高的劳动,比如照看机器或者副业生产,妇女成为常规的农业劳动力,开始全面承担此前主要由男子负责的各项农事活动,甚至连防涝这样的“重活”妇女也会参与其中。“妇女不出勤,庄稼靠谁做呢?”年轻的共和国在农业方面的成就,是妇女们作为核心劳动力所创造的,这段似乎没人留意的历史,若不是妇女们的讲述,恐怕将永远留在尘埃里。
 
在这个农事女性化的过程中,原本以性别作为区分范畴的“重活”与“轻活”,“技术活”与“非技术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尽管这消解了农业生产领域所谓身体“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但又埋下了在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隐患——之后的几十年里,国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对农村、农业的过度索取导致农村的普遍贫困,阻碍了农村妇女的经济发展;转型期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过程中,妇女也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 

家庭的变革:一场没有真正开始的革命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最后的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在家庭领域中位于主导地位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如何改造家庭、如何处理家务劳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是否有决心、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解放妇女的标准。

婚姻法图解通俗本 来源:孔夫子网站 

社会主义中国对家庭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婚姻法》的颁布开始的。在共产党与新近成立的中华妇女联合会看来,妇女地位低下,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家庭制度。因此,创建性别平等的社会必须以改造私人领域为前提。但是,改造私人领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大量文献显示,《婚姻法》的颁布在农村社会激起了普遍的反响。男性农民将之视为“离婚法”,基层干部不配合,伴随着这些消极的反应是各个地方不时发生的与婚姻相关的伤害妇女或妇女自杀的报告,而这也是不少西方女权主义学者批评共产党没有有效贯彻落实《婚姻法》的原因。然而,这些文献的问题是,除去数据和千篇一律的叙事,我们听不到妇女的声音——一场以解放妇女为主要目标的婚姻家庭改革运动,妇女的声音何以能缺失?她们如何看待这场运动?她们的生命轨迹是否且如何因社会主义运动而改变?
 
《记忆的性别》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妇女们的讲述让我们看到,正如同暴力在婚姻改革运动中属于极端现象,抗争成功从而获得婚姻自主的个案也不多见。大部分妇女的生命依然沿着传统的轨道向前推进,国家效应被原有社会规范大大抵消。究其原因,按贺萧的分析,一方面,婚姻的缔结不仅仅涉及两情是否相悦,婚姻的物质基础对于多数妇女来说可能是一个更现实的考虑,然而“革命当时还未有开始触及物质条件的问题,没有任何蹲点干部或者革命良方能够解决她的困境”。另一方面,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事情,婚姻家庭中交缠错综的社会关系远不是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叙事能够涵盖的。贺萧因此提醒我们,在理解集体化时期的婚姻变革时,要关注“妇女在维系或者离开一段婚姻时,她们自己在感情、现实和政治之间作出的利益权衡。这些权衡有助于使她们成为具有美好品德的妇女,值得被颂扬,并易于被她们的社区辨识”。
 
一个许多人都好奇的问题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是否曾经打算消灭家庭制度?从《记忆的性别》所呈现的看来,针对妇女的解放策略主要体现在生产领域而不是在私人生活。在生产领域,妇女依然是家庭生产和情感活动的主要承担者。随着集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国家在对于“劳动者”妇女不断提出新要求的同时,对于妇女家务劳动的负担(因家庭规模扩大而越发沉重)却保持沉默。贺萧因此将国家在私人领域改造方案的失败视为“理论上的忽视”。她认为,不同于帝国时期的思想家或者20世纪早期的活动家——前者将家庭看作是社会秩序和国家运作的基础,而后者则视家庭为公共恶习的根源——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部分政策将家庭描述成暗藏封建残余和阻碍社会主义的地方。
 
当然也有研究显示,国家并非一直对家务劳动“视而不见”,国家一度曾试图将家务劳动理论化以使其纳入社会主义生产的体系,只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家务劳动话语被革命话语所代替。或许这些研究对象不同、结论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研究正是“地方性社会主义”的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复杂、丰富的表征。但对于之前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对于家庭的态度问题,显然这些研究都无法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或许,与其讨论共产党是否打算消灭家庭,不如看其有关家庭的改革方案是否实际上削弱了家庭的父权制基础。
 
贺萧花了大量的篇幅记录“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的“五化”实践:食堂化、缝纫化、产院化、托儿化、磨面加工化。主流的叙事往往将“五化”描述成国家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而不是妇女本身的策略,贺萧似乎也没有摆脱这种窠臼,将对于“五化”的记录和讨论放在了题为“劳动者”的章节。然而,倘若我们将关注点放在改革方案本身,则会发现其对于家庭生产的颠覆性力量。从食物的加工、准备到孩子的养育,妇女在私人领域的生产和情感活动基本上都被囊括其中,难怪有学者将“五化”称作“一项了不起的解放妇女的试验”。遗憾的是,“大跃进”以失败告终,而关于失败的回忆往往是苦涩的,在曾经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从家务劳动中抽身出来的妇女们的记忆里,除了“可怜”的描述鲜有其他,虽然我们仍然能感受到盘桓在那个宏大的解放目标前面的同样巨大的困难:物资的奇缺,管理经验的不足,专业人员的缺乏。 

重访社会主义

贺萧在书里努力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足够好”的故事,它超越了以往大多数关于集体化妇女研究简单化、脸谱化的叙述,展示了妇女的生命轨迹与农村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取决于很多的因素,包括讲述故事的历史节点。正如同在讨论“美德”的问题时,作者疑惑“如果访谈是在1955年(或1975年、1930年)”,妇女们回忆是否会有不同,什么时候谈论集体化对于妇女理解“集体化”、“社会主义”可能也是至关重要的。贺萧对妇女们的访谈始于1996年,止于2006年,这时候的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呈现的是一派凋敝的景象:经济增长缓慢,农民负担严重,乡土道德文化沦丧,外出打工逐渐成为潮流。如此社会经济形态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形塑了妇女的记忆?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至少我们从书里看到,尽管妇女关于集体化时期的回忆大多是不满意的,她们的种种抱怨也并非总是针对集体制度本身。贺萧的研究没有或无法处理的是,如何辩证地描述和理解中国的集体化历史。比如,同工同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可能随着工分制的不断完善获得更好地落实。事实上,近年来的一些文献已经显示,到了1970年代,按件计工分在不少农村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少数坚持到今天的集体经济村庄则成功地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 

工分手册 来源:百度图片 

《记忆的性别》是这个时代需要阅读的一本书籍。近些年发生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对“历史的终结”提出质疑,同时也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运动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整理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其内在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展开对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想象。重访社会主义不仅让我们明白历史如何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它还会指引我们未来行进的方向。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4 18:21:54

主题: zz 斯诺:1970年代的人民公社到底长什么样?
abstract of abstract:
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努力,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他赞叹道“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70年代的人民公社到底长什么样?

2018-10-11 17:13
66
原作者: 埃德加·斯诺 来自: 《漫长的革命》
食物主权按:

斯诺通过对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走访,认为社会主义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与如今农村社会的衰败破产和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不同,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城乡结合,发展农村,使得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而是体现在“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努力,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他赞叹道“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同时,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还可以从总收入中提取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改良土壤、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
 
本文中,一个社员集体福利代替了特权阶层私利的农村,一个村民直接参与到大队管理的农村,一个与城市平衡发展的农村,一个部分实现了机械化的农村,被斯诺真实地展现出来。如斯诺所说,集体化、合作化才是农村的出路,才是孕育农村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沃土。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1/171050q0xu0q54jkbkfmoi.jpg


作者简介: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曾于1928-1970年间多次访华,写作了《西行漫记》、《走向起点的旅行》、《今日的红色中国:大河彼岸》等书。《漫长的革命》写于上世纪70年代,如实记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农业、工业的发展情况,访问各地时看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化,以及与毛主席、周总理的谈话。
http://www.shiwuzq.com/data/attachment/portal/201810/11/171051r9j2jx7jr775927a.jpg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方针。在那个接近饥荒和全面危机的时期,中国领导人摒弃了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对农业的投资不足。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只能采用“自力更生”的口号了。他们把借用的苏联经验撇在一边,提出“工业为农业服务”,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集中开发内地,使城乡关系更加平衡。
 
最重要的是毛企图改变中国人的环境——从而改变人自身,必须最显著地实现现代化的地方是农村地区,亦即大多数人的家乡所在地。
 
到了1971年,农业公社已占可耕地的95%。其中除了5-7%的小块自留地仍归农民私有外,所有的耕地都是集体财产了。还有5%是“全民所有”的国营农场。
 
中国幅员辽阔——约有欧洲和俄国西部加起来那么大——但2/3是祟山峻岭或荒地沙漠。开垦大部分仍然靠手工劳动,整个耕地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大约13%。已经耕种和人烟稠密的地区仍然大部分在中国的东半部。在人烟稠密的三角洲,每人的可用土地不足700平方米,但由于大量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两者都是当地产品),并有灌溉、杂交良种和其他改进的耕作方法,一年两熟和三熟已很普遍。
 
据周总理说,中国的1800个县共有大约7万个农村公社,它们再分成75万个生产队或村[1] 。一个大队可以有几个或更多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核算单位。大队拥有较大的农具和小型工厂。它们的大小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公社由若干大队组成,它是县以下的行政单位。
 
在公社里,约有5亿5干万人必须养活自己,并把粮食供应到城市和各县县城。他们在约一亿公顷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在二千万公顷土地上种植棉花、茶、油料作物、烟草、苎麻、蚕桑,发展畜牧业和种植其他“供销售的作物”。这些生产足可以为他们自己和政府统购部门带来赢利,并可积累资金,用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尽可能少要国家帮助。
 
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和成败,决定于在公社的完善管理和热情劳动下财富的稳步增长。
 
1960年以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3次访问中,从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极北地区,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一共参观过30多个人民公社。这一次我参观了11个公社,其中3个我在1960年参观过,是我要求重新再去参观的。再次访问,看到在耕作方法、水利工程、电气化、机械化、土地开垦、住房和小型工业方面都有了改进——比现金收入的增加更为显著。在农业持续发展8年之后,大多数农民现在已相信了对不能劳动的老年人实行“五保”(党的指示许诺过的)的真实可靠性。这五项保证就是:足够的粮食、住房和衣着、燃料、医疗以及适当的安葬(火葬)。
 
粮食够吃吗?用西方拥有土地的农民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公社还是很穷的。但是他们提供的生活是“足够的”,已经超过了以前没有土地、终年劳动过度、吃不饱饭的文盲的梦想了,这种人构成革命前中国农民的大多数。 

令人激动的旅行 

1970年我所看到的一个最穷的公社大队,是在保安县(现在改名志丹),位于中国西北陕西省的中部。那里的每户平均总收入,一年合不到80美元(这比10年前已增加了一倍以上)。相比之下,离上海车行不到一小时、有3万6千人口的马桥,是个“富”的郊区公社了。在这个粮棉套种地区,1970年马桥的一年总产值每户约合720美元。
 
在大队的总收入中占3-8%的缴纳国家的税款,是包括在占总收入的40-50%的管理费用中的。粮食的15-20%,按固定价格卖给国家,作为交售任务。纯收入中包括工业产品、畜牧业产品和供销售的作物。从中提留10-25%或更多一些作为公积金,用于设备投资、改良土壤、福利和贷款基金、医疗保险和对老年人的照顾。这笔数目的80-85%由大队保管,余下的作为公社的投资和管理费用。
 
1969年马桥每个劳动力的净收入约合102美元,平均每户(4.6人)约为274美元。在保安一个没有机械化的大队里,税收只占总收入的3%左右,每户净收入看来只有半机械化的马桥大队的1/3。在马桥公社,社办工业和大队办工业——造船、建筑材料、机械和变压器等,计占生产总值的25%以上。这是特别高的,在全国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遥远的,但现在许多公社都有机器厂、小型拖拉机厂、水泥厂和小化肥厂,以满足它们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本身需要。
 
像我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人民币折成美元(按官价汇率人民币2.4元折合1美元),是很可能发生误解的。在中国农村的商品经济中,农民的收入大多都是粮食。他们把超过个人需要的粮食(相当于他们所分得的1/4到1/2),按国家的市场价格出售。他们的人民币现金收入,正如我在前面引用的物价所表明的那样,其购买力是高于国外名义上的兑换价值的。
 
许多公社现在都在新挖的池塘和灌溉渠里自己养鱼,捕获一部分鱼“免费分配”给社员家庭。蔬菜或者自己家里种、或者购买,买价非常便宜,在开支项目中微不足道。“私人养猪”(在自留地里饲养),使许多家庭现在一年可增加10美元甚至多达60美元的收入。这些家庭可能宁愿多吃几次猪肉,而少收入一些现金(在过去,一般农民一年只吃两三次肉)。社员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不用付房租,但是他们不能把房屋出售或租给别人,公社财富的最大一部分是非流动资产——就是社员为改进农业的集体投资和土地所有权。
 
工资或集体收入的分成,现在是根据各人自报本人的工分值(一种凭名誉的制度)来决定的,然后由他所属的小组评议,或者照算,或者予以增减。因为自报过高而被周围的人反对就会失面子,所以都倾向于报得低些。小组选举自己的领导人,生产队也一样。大队的领导机构现在是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是农民,他们能够不让党的干部独断专行,而在文化革命前干部独断专行是很多的。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管理和资金的分配要在公社和国家的全面计划范围之内执行,因此是半自主的。从理论上讲,妇女和男子是同工同酬,她们的劳动贡献也并不比男子差多少,但实际上同工同酬现在还没有做到。
 
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不能完全由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睡得好以及有热水瓶、自行车或一点现款来衡量。如果就是这一些,在毛泽东和他的“积极分子”看来,革命就要失败。通过为大家的利益而不是为私利的集体辛勤努力,来改变古老的中国大地的自然面貌(在这个国家,过去争先恐后地追求个人私利是不亚于其他地方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彻底革新的概念和实践,它不可能不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
 
当我重来保安县时,就实际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要斗私,为人民服务”的原理来说,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比我在这个陕北贫瘠山区所看到的事例更能令人满意的了。1936年我第一次进入保安,那时它是长征结束后的红军根据地。毛泽东在一个窑洞里设立了他的大本营,红军大学也设在窑洞里。内战还在进行。亲共的国民党人带我通过无人地带,然后沿着崎岖小路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
 
1945年以后再没有外国人到过保安,1937年以来也只是极少数人到过,那年毛把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人民)的“首都”迁到延安,一个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统一战线建成,从而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内战。现在,到延安西北120公里的保安去,已有一条行驶汽车的公路。过去,我所知道的没有道路的土地,都是峻峭的、无尽的荒山野岭,中间是一条条峡谷,这里不是洪水,就是干旱,难得见到几块麦田或要倒塌的窑洞。为数不多的农民穿得破破烂烂,他们的无人管教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到处跑,盐、针、线和火柴都是珍贵的东西。风调雨顺时,他们勉强能糊口,凶年就要饿肚子。在这里隐蔽下来的游击队,不得不在战争的间隙时间开垦已被丢弃的耕地或荒地,自己种植庄稼——这就是改变面貌的开端了。
 
农村的潜力——栽植玉米、小米、牧草和果树,总比人们最初想象的要大。这种潜力的一部分今天已经被挖掘出来了。新生的绿化了的山坡和峡谷,呈现出一派动人的美丽景色。
 
这条公路是通向内蒙古的公路网的一部分,可以行驶卡车、吉普车和大车。我们这辆小轿车的出现,引得附近所有看到的人都来欢迎我们,当我们的汽车驶过时,欢笑的孩子们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使得宁静的群山一下子欢腾起来。公路是在陡峭的黄土和有时从深谷里突然升起的石壁中开出来的,有些地方最近被雨水冲毁了。在这些地方,就通过广播把生产小组动员来尽快修复。他们在黄土路基上简单地挖了一两层土,然后用土来加固护路的边壁。
 
当峡谷变得开阔时,我们开始看到了平整土地的成果:山头削平了的山丘,沿着陡峭斜坡上的一层层花园般的梯田,蜿蜒的河道旁筑起了新的拦河石坝,两岸并种上了一排排杨树和柳树,牢固地控制住了河流,因而得到了宝贵的新的盆地。成群的山羊和肥壮的绵羊(别人告诉我,每户有3头)在山坡上吃草。
 
幸好这里的土地是值得这样辛苦勤劳地努力的。多少世纪以来从戈壁沙漠刮来的“黄土”是很肥沃的,土层也厚。在这种坡地上,推土机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这里也没有。这里靠的全是人力。我问了才知道,筑成这样一块占1/3英亩可耕地的梯田,需要担2万筐土。
 
大约经过两小时我们到了保安,我发现这个山沟小城里挤满了人,比1936年我在这一带的几个月旅行中任何一个地方(部队除外)所见到的人都要多。当时这个衰老的县城住着不到100个老百姓,现在则有3000人。红军当年曾在一座小小祠堂里开群众大会。现在,有一座一千个座位的戏院,贴出海报在上演新型京剧《红灯记》。过去这里完全没有工业,现在有13个手工业工场、一个机器修理厂和一个发电厂。1936年,我在全县只看到一家商店,现在在一条大街上排满了小商店。在一家小百货商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种其它地方都有出售的商品,墙上还有一张大宣传画,详细地教人如何防空。
 
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世平(译音)在新建的县政府机关欢迎我们,这是一些小型的整洁的建筑,还有招待所,就坐落在河边。宴会在露天举行,我们同干部和生产这些食物的农民们一起吃饭:极大的玉米棒子、可口的红薯、辣味子鸡和猪肉、陕西式大米饭和当地各式各样的甘美水果。 

富的与穷的 

保安的土地平整工作和大寨的一样艰巨,大寨是邻近的山西省的一个著名的公社,它现在被誉为全国的榜样。毛泽东说要“学大寨”。大寨大队经过25年的辛勤劳动,削平了山岗,建造了长达数里的蓄水石坝,现在每公倾土地已能生产约8公吨的粮食。(大寨的农民领导者陈永贵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仍参加田间劳动。)
 
同样使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兴旺的生产大队的故事,这个大队名叫沙石峪。它位于保安东北1000多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住在这里的农民是连裤子都没有得穿的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天津或唐山去讨饭,一直等到可以再回沙石峪来谋生为止。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78户人家用17条毛驴开始干起来,年复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栽树和耕种。他们在很深的地下找到了水源,于是挖成了有天然石壁的水库。
 
1970年,沙石峪现在的127户农民,在过去曾是荒岭现在已树木成行的山坡和梯田上,收获了225吨粮食和115吨苹果、桃、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山岗上,100个人奋战了10天运土上山,才开出1/6英亩的耕地。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沙石峪现在已有200多英亩的半水浇地了。它用多种颜色的石头(这是开凿水井和水塘时得到的,石头也用于铺成整洁的石板路)筑成的坚固住房,是中国最好的农民住房的一种。
 
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公社里(上海市特别行政区包括10个郊县),我看到一些大队在挖3米深的沟,准备在里面铺设很大的水泥管,一直通到抽水机站,以代替地面的渠道,这样可以增加大约8%的宝贵耕地。这项3年工程计划是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的,所用的水泥管是大队自制的。据他们说,这种管道还可以作为紧急防空洞使用。 

回顾与前瞻 

要回顾中国农村走向集体化的漫长的、有时是流血的斗争,本身就需要写一本书。简单地说,革命后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从没收土地和把土地分成不等的小块开始(1950年);到成立互助组(1950—1951年);成立初级合作社,地契仍为私人持有(1951—1953年);成立高级合作社,这时地契烧掉了,乡村里的土地和农具归集体所有(1955—1957年);一直到1958年建立公社,公社把几个村庄联合起来组成大队,举办较小单位不能举办的大的联合工程——河道、道路、水坝、工厂、学校和医院。
 
在每一阶段,富农都跳了出来,在大多数贫农和中农的支持下,“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被打下去了。旧的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思想又复活起来;以前的地主企图重新再起和进行破坏,被制止了,后来又再抬头,又被不间断的宣传和有组织的教育打退了。但这种反动势力被压下去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够向一个每人平均耕地不到半英亩的国家的破产农民表明,除了通过不断的、自力更生的集体劳动来积累集体资金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确保使大家都得到好处的发展。
 
在1959年—1962年的“困难时期”中,出现了一个信念和实践的大危机。领导公社和大跃进的党员干部由于过分热情、轻率和缺乏经验,以致变成冒进而枉费心机。在还没有来得及调整之前,空前的恶劣气候来临了。比自然灾害更为严重的是,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了300多个大规模的工业和公共工程合同,撤走了全部苏联顾问,甚至带走了零件和工厂图纸,使中国变得无所依靠。
 
党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在做法上做了一些修改,对私人企业作了适度的让步。公社的领导机构的规模和权力都缩小了,许多基本职责仍归村生产队。安装俄国人没有搞完就丢下而去的工厂设备,和弥补粮食生产上的损失,共花了4年时间,直到1964年,中国才重新达到1958年的粮食产量数字。一部分党员干部试验一种有更多奖金和副业产品自由买卖的制度,实行包产到户,甚至允许开垦土地归私人所有,用来种粮食和果木——这是产生一个富农阶级以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的最后一次机会。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1962年他作出的反应是,先在军队,然后在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是扭转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当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爆发时,公社中那些推行损公利已即现在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的干部大都经过了清理和整顿。那时候,城市的“走资派”与不妥协地要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斗争那时就展开了。
 
农业经济受文化革命的影响比工业要少一些。由于能干、热情和有服务精神的城市知识青年大量注入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农村社会因此得到了好处。直到197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才达到二亿四千万公吨,这个数字比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规定的1962年指标还差一千万吨。此外,中国声称有储备粮四千万吨,虽然这个数字只是大致等于1960年到1970年这10年间从国外进口的粮食总量。1970年的粮食产量为1950年产量的两倍,或者说20年中每年增产约5%。1970年的中国粮食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年增长率约为2%)。
 
在全中国,每公顷土地平均只能收获粮食2.4吨,但是每公顷达到8吨或8吨以上的公社是很多的。浙江和广东两省已第一次全省平均每公顷收获7.5吨,超过了国外报道的“绿色奇迹”的成绩。

今天,中国在粮食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将来的发展将日益着重于生产“供销售的作物”,以便增加出口,为农村的工业和机械化提供资金。由于现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张医生在前面说过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前景”。
 
虽然前面还有无数的困难,但这种“前景”是很现实的,因为城乡结合,使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只有一个阶级的社会里联合起来,中国将全力以赴地为了和平的建设事业而工作——以一种革命的方式进行——直到2000年。 

注释:[1] 原书恐有误,似应为生产大队——译者;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漫长的革命》一书第五章《人民公社》,伍协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1版,第139-149页。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3 21:28:38

主题: ZZ: CPU后门: 为什么要发展自己的
2007年,大概秋天的时候,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的一个潜在的核设施。以色列飞机来之前,刚好叙利亚的雷达坏了。叙利亚以为,这正常的坏,修就是了。结果后来发现,它坏是因为CPU里面的后门引起的。以色列来炸之前,通过后门把你雷达给破坏,然后它炸完之后就好了。伊朗的核离心机,2013年的时候有几千台被损坏,不是电脑被损坏,而是核离心机的控制系统让离心机瞎转,转坏为止。那个伊朗的核离心机是物理隔离的。什么是物理隔离?我们说把网线拔掉,无线模块要拆掉,不是关掉。在物理隔离的情况下,还是有后门。



***

设为首页
收藏本站
红色中国网


美国若不卖芯片给中国 大量的科技公司撑不了一个月

2018-10-13 22: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09| 评论: 0|原作者: “我为科技狂”|来自: 知乎专栏
摘要: 路上的诱惑很多,后来我搞明白了,能力最重要,技术不重要。所以我们都是说,我们要坚持自己做,每一行源代码要自己写起,我一行也不引进。你只有自己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有整个产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龙芯胡伟武:美国若不卖芯片给中国 大量的科技公司撑不了一个月
分享到:    

    时间:2018-10-13 14:33
    •来源: 知乎专栏
    •作者:  我为科技狂 
    •浏览:973
    评论:0

字号: 大 中 小
中国发展自主CPU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胡伟武当时在场是这样说的:“我们是走自主研发道路,还是走引进技术的道路?路上的诱惑很多,后来我搞明白了,能力最重要,技术不重要。所以我们都是说,我们要坚持自己做,每一行源代码要自己写起,我一行也不引进。你只有自己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有整个产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在高科技产业中,芯片产业又是最核心且基础的产业。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一个国家要发展高科技产业,当然得长期坚持对芯片产业进行大量的投入,这既是在积累技术和经验,又是在培养研发和工程人才,进而在一些关键性的技术上取得突破。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有可能基于芯片产业和技术,向着未知的世界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

身为龙芯中科的总裁,胡伟武近期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中国只要坚持自主研发的路线,再等13年,中国自主通讯芯片一定能走得通。对于“中兴事件”,胡伟武向媒体释放了这样的观点,在短期内,这会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造成很大的压力;但长期来看,这是利大于弊。

以下内容是胡伟武在某场视频节目中所发表的演讲(节选),该演讲的主题是,“‘芯芯之火’可以燎原,中国自主CPU发展之路”。

1,什么是CPU?用三句话来说。第一句话,CPU是计算机的大脑和心脏;第二句话,CPU是国家大宗战略产品;第三句话,CPU是个巨复杂系统。

2,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计算机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CPU,就是中央处理器;第二个部分是内存,就是我们市场上买的内存条;第三部分,各种外部设备,像硬盘、U盘、显示器、键盘和鼠标等。CPU负责指挥外部设备和内存进行协同的工作,都是处在非常中心的位置。

3,那么CPU有好多种表现方式。像我们先辈做的,为“两弹一星”造的计算机,一个CPU可能这么一个大屋子放一个,速度还不快,每秒可能只有几万次。后来英特尔,我们叫微处理器,把它做到一个芯片里面。在手机里面,CPU体现为一个IP。

4,没有钢铁,就没有工业。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没有CPU,就没有信息产业。它就像钢铁支撑工业一样,来支撑我们的信息产业。所以,它是基础。

5,那么有人说,CPU不就电脑里面用吗?不是,每个在座的人兜里面都有一个或者多个CPU。手机里面也用,现在像家里面的电饭锅、洗衣机、电视、数码相机,包括各种工业控制系统,高铁、电站都用CPU,甚至马路口的红绿灯都是CPU控制的。所以它是面很广,支撑产业的东西,它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就像钢铁一样。

6,另外,它是武器装备的核心器件。我们如果用国外CPU,我们肯定会吃亏。我举几个国外吃亏的例子:2007年,大概秋天的时候,以色列轰炸了叙利亚的一个潜在的核设施。以色列飞机来之前,刚好叙利亚的雷达坏了。叙利亚以为,这正常的坏,修就是了。结果后来发现,它坏是因为CPU里面的后门引起的。以色列来炸之前,通过后门把你雷达给破坏,然后它炸完之后就好了。伊朗的核离心机,2013年的时候有几千台被损坏,不是电脑被损坏,而是核离心机的控制系统让离心机瞎转,转坏为止。那个伊朗的核离心机是物理隔离的。什么是物理隔离?我们说把网线拔掉,无线模块要拆掉,不是关掉。在物理隔离的情况下,还是有后门。

龙芯胡伟武:美国若不卖芯片给中国 大量的科技公司撑不了一个月

7,美国的芯片、CPU不卖给我们,我们一大批企业,大家脑袋中可以想象得到的所有高技术企业,电子方面的,都得关门,而且撑不了一个月。

8,CPU是一个巨复杂系统,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呢?难!复杂!我们做CPU叫中央处理器,它有一个叫通用处理器。通用处理器,我可以上网浏览,我可以办公上office,我可以看片,然后我还可以显示各种图形,什么都能干。相当于要求我们每个人是个全才。

9,我是2001年开始做龙芯CPU,当时我们的所长李国杰院士给了我100万,我们拿100万人民币做了一个原型系统,一种叫现场可编程的逻辑(门阵列)。把那个设计烧进去,把操作系统哗哗跑起来了,我记得那天是2001年8月19日。登录进去,我给李老师发了一个邮件,然后就拿那个成果找科学院汇报,要了500万,加上计算所匹配500万,总共1000万,做个龙芯1号。

10,龙芯2号刚出来,2002年的时候收到一封邮件,那个邮件是一个杭州市的退休工人。他给我发来邮件,说我报纸上看你们龙芯出来了,我很高兴,我是个退休工人,我的工资也不高,但是请你给我一个你的银行帐号,我要给你们捐1000块钱。所以,我们对CPU这个东西,都有情感。龙芯2号做出来,有个很大的好处,使得我们推动国家说要做,因为证明是能做的。做到2005、2006年的时候,当时觉得我们CPU不能光是做,要用、要去推,不能停留在纸面上。我们推了几年,大概到2009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场景,我是很难忘。就某个大型的设备用起来了,客户是国内一个有影响力的机构,说要开个推介会,我就推荐你的自主CPU做的一个控制平台。说我发了六七十张请帖,但是我怕很多人不来,你能不能到时候带十几二十个学生在后排坐着,帮我撑撑场子。然后两点开始,我一点四十五到。当时那个场景把我惊呆了,全站着100多人。因为坐不下,那个屋子就六七十人。领导讲话,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我们从此可以用自主CPU了。

龙芯胡伟武:美国若不卖芯片给中国 大量的科技公司撑不了一个月

2015年,龙芯转亏为盈,逐渐开始适应市场。2016年研制成功的龙芯3A3000处理器被用在了北斗二代卫星的成功首发上。龙芯3号的诞生,象征着从上天卫星的抗辐照芯片到入地钻井的耐高温芯片,龙芯都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家安全设备领域的深度制造,也让龙芯成功打开了行业领域应用的市场大门。

那么中国发展自主CPU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胡伟武当时在场是这样说的:“我们是走自主研发道路,还是走引进技术的道路?路上的诱惑很多,后来我搞明白了,能力最重要,技术不重要。所以我们都是说,我们要坚持自己做,每一行源代码要自己写起,我一行也不引进。你只有自己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有整个产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就是我们做产品还是建生态?你要做产品,你在Wintel体系里面,我做个芯片卖,或者做个电脑卖,叫做产品。建生态,就自己来一套,走自己的路。现在主要的IT产业体系,两大生态来支持,一个英特尔+微软,一个Arm+安卓。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建世界上第三大生态体系!”

【本文原载于知乎专栏“我为科技狂”】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3 11:15:17

主题: 万恶的资本主义:你不能过得比我好
万恶的资本主义:你不能过得比我好


2018年10月11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福克斯与朋友们”节目中接受采访时说:

"They lived too well for too long and, frankly, I guess they think the Americans are stupid people. Americans are not stupid people. We were led badly when it came to trade," Trump told "Fox & Friends."

Read more at:
//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articleshow/66166183.cms?utm_source=contentofinterest&utm_medium=text&utm_campaign=cppst


“中国人好日子过太久了,我猜他们觉得美国人都是蠢货。美国人可不傻,我们过去在贸易问题上领导不力。”



"It's had a big impact," Trump said in a Fox News interview. "Their economy has gone down very substantially and I have a lot more to do if I want to do it.

他宣称:“中国遭到严重冲击,他们的经济严重下滑,而如果我想做的话,我能做的事还多得多。”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如果你过的比我好,那我一定想办法让伤害你。

这才是资本家的本质。

赤裸裸的,不惜一切手段的竞争,知道战争,例如一战,二战,都是资本竞争市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1 21:46:20

主题: zz 驻美记者:美国对华政策,连常识都守不住了?
驻美记者:美国对华政策,连常识都守不住了?(组图)

新闻来源: 人民日报 于 2018-10-11 17:59:49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9月以来,飓风成了全美关注的焦点。碰到身边来自东南沿海的朋友,人们总会关心地多问一句,家里是否安好。对于常驻华盛顿的中国记者,尽管飓风的影响在这里并不明显,但这座城市正在刮起的另一场风暴,却同样让人忧心。

  将近一个月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从纽约南下华盛顿参加一场智库活动。面对眼下中美关系的种种喧哗与骚动,95岁高龄的基辛格给出了自己的忠告——这对双边关系的真正命题不是彼此胜负,而是延续性,是世界秩序和世界正义。

  在今天的华盛顿听到这样的观点,不免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毕竟,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已不仅仅是缺乏大格局,而是几乎连常识都守不住了。

 

 9月13日,基辛格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中心出席活动,分享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图片来自威尔逊中心官网)




  华盛顿向来是一架运转不息的政治机器。如今,从白宫、国会山到每天都在举行的各类政策研讨会、智库交流会,这架机器上生产的中国主题产品正日渐增多,它对现实的扭曲也在不断加剧。政治人物声称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大牌媒体指摘中国情报机构的窃密芯片让几乎所有美国科技巨头都中招;白宫高级顾问甚至建议停止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

  种种出格说法背后,最为反讽的一点或许是,华盛顿一面豪情万丈地称自己已经再次伟大,但谈起中国却一头焦虑,满满都是受害者心理。副总统彭斯不久前发表的那场演讲,正是这种综合征的一次集中显现。

  有评论解读,彭斯的演讲不像是一场政策演讲,而是一场泼脏水的舆论攻势。VOX的报道称,就像昔日冷战时期一样,彭斯演讲主要是为了塑造美国正在对抗一个大国的强硬形象。《华尔街日报》华盛顿分社社长杰拉德·赛博则在文章中提醒人们,今天的美国可能正在夸大中国威胁,就像上世纪80年代这个国家曾经夸大日本带来的经济威胁一样。

  《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点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彭斯的中国政策讲话被视为新冷战的前兆?”为了分析这场演讲究竟传达了多少政策成分,这位细心的记者考虑了各个方面:演讲地点选在哈德逊研究所,这是一家保守派智库;演讲时间选在中国国庆长假,当天中国的《环球时报》不出版……换一个角度看,这种“细心”,也映射了当前人们对中美关系走向的担忧。

  


  图片为鲍威尔参加CNN访谈节目的截屏。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发生的种种细微变化,早已让华盛顿记者圈对彭斯的这场演讲有了心理准备。原本已经联系好的采访,受访对象在最后一刻“失联”变得更为频繁。许多在美国生活已久的华人,开始更多地谈论“气候”变化。

  本届美国政府打出的口号是要消灭华盛顿的“政治正确”,但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它却似乎正在打造一种新的“政治正确”。越来越多人感受到,对中国是否强硬,正被华盛顿一些人塑造为检阅“爱国”的一个指标。哈德逊研究所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叫“跟共产党跑的西方人”的概念,结论是美国对付这些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记者的工作是传递事实,但在报道今天美国的对华政策时,事实在很多时候已变得不再重要。有人说,2016年美国大选的一条启示是,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叙述方式。一位长期研究中国经贸问题的美国学者对记者说,她正怀疑自己对中国企业技术更新的定量研究是否还有意义,因为“偷窃说”已经被不加论证地标注为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同美国各界人士的交谈告诉我们,华盛顿推出的这套“美国吃亏”论,也明显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体验相左。在芝加哥的一场活动上,老布什政府白宫经济政策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托德·布赫霍尔茨以自己年幼时的经历,讲述了对华贸易给美国普通民众生活带来的改变。布赫霍尔茨小时候生活在新泽西州,每年冬天,不少身边中低收入水平的家庭会为给孩子买一件过冬的外套而发愁。但随着中国制衣业的崛起和沃尔玛等商场建立起对华贸易渠道,即使是低收入的美国家庭,也不用再为买一件冬衣而担心。如今,随着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范围不断扩大,沃尔玛、塔吉特等美国主要卖场都已经发出消费品涨价的警告。

  “在过去几届美国总统大选中,贸易问题从来不是真正的焦点问题,但如今贸易却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前官员对记者说,本届美国政府已将贸易问题政治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谁都明白,华盛顿发生的一切,背后都有一笔政治账。客观来说,对全球化的焦虑,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在美国社会的确有所存在。但怀有这两种焦虑情绪的人群并不完全重合,其程度更是远不及彭斯在演讲中所描绘的那般激烈。没有任何一份民意测验表明,也几乎没有一名美国专家认为,与中国陷入全面对抗是美国的主流民意。作为常驻华盛顿的记者,我们明显感受到,中美关系出现的波折,症结处在于一些“关键少数”在按自己的中国观塑造政策。

  一位曾经经历中美建交的资深美国外交官对记者表示,今天不少在白宫对华政策问题上说得上话的关键人物,同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相比,有一个巨大的不同——他们不了解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甚至不了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背景。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了解中国,也没有那么了解中美关系,因而更倾向于用零和的观点看待对华关系。

  传统基金会被认为是当前离白宫最近的华盛顿智库之一。5月份,前议长金里奇来传统基金会介绍自己的新书《特朗普的美国》。当时,这位美国保守派的标杆人物说,未来三四十年,中美之间有一场剧烈的模式之争,只有一方会胜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评论写道,今天美中间的贸易争端,不只是属于商业版面的故事,也是进入历史书籍的故事。他说:“当前的局势完全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

  


  10月8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图片来自外交部官网)

  当然,在当前的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政治社会转型。从记者的视角看,当下美国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知识界正对这个国家的走向忧心忡忡。有评论说,目前美国最需要担心不是左右之争,不是共和、民主两党之争,不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而是开放与封闭之争。

  种种分析的出发点还是为了回答那两个问题——美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转变?美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转变?而类似思考的结论往往是,世界已经不同往昔,今天的美国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就中美贸易而言,彭斯在演讲中重复的还是“美国吃亏论”。但看一看那些困境中依旧强调“不论联邦政府怎样,我们将继续同中国合作”的美国地方各州县,就不难发现华盛顿的做法,与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眼下的问题是,华盛顿何时才能重新拾起寻找正确答案的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贸易争端的出现,也让更多美国人看清了两国如今利益联系的紧密性。美国政府对华对抗态势上升的同时,也有更多美国人认为,中美应该通过对话磋商解决分歧。曾任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邵建隆,曾经是美国国会唯一会说中文的议员,也是当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积极支持者。近来,他在不同场合演讲时,都喜欢提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生活中的任何一种人际关系而言,什么时候矛盾能靠一走了之解决?

  尽管华盛顿的风风雨雨还在继续,作为中国记者的我们还是不时会想起那句老话——时势比人强。即使强大如美国,放在历史的长时段里,终归也难逆时势而行。

  2018年10月10日

  于华盛顿
网编:睿文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10 21:10:47

主题: Oct 10, C罗进1球: 乌迪内斯
上半场第37分钟,曼朱基奇禁区左侧得球,倒三角给到C罗,C罗不停球左脚抽射,皮球飞入球门,尤文图斯2-0乌迪内斯。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1007/37c2f8132d2846f9a8735ccd5789edd3.gif

全场比赛结束,尤文图斯客场2-0击败乌迪内斯,获得意甲八连胜。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8-10-08 22:55:35

主题: 范冰冰案充分说明了法律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
阶级性是法律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根本理论所在。但在近几十年来被主流法律界所抛弃。社会主义的法律观和话语体系被西方资产阶级法律观和话语霸权所代替。他们热衷于搞“纯粹法学”,大搞所谓“去意识形态化”,就是去政治化、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化。而范冰冰案的结果,正是充分说明了法律阶级性的真理性。从范冰冰案可以看出,所谓“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虚伪性,其实质是在财富面前一律平等。这就引起我们的深思,法律究竟为谁服务,法律由谁执掌?立法由谁操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范冰冰不但有罪,而且有很重的“原罪”,她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有人说是靠人家自己的演艺天赋而来,虽然高得离谱却是“合法”收入。我们且看看这所谓的“合法”是怎么回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范冰冰这类的艺人的表演只是非生产性劳动,根本不创造社会财富,只是参与社会财富的分割。这正像马克思说:


    【“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些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像产生了幻觉的疯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4页)】


范冰冰,充其量只是国内外大资本的婢女,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走卒。根本不能为社会产生多少财富。那她凭什么以“疯子的幻觉”就能疯狂聚敛巨额社会财富,而这种掠夺又是怎样“合法”的?这种“合法性”从何而来?不能不算算账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指出:
    【(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无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态上结晶起来,其实质都是无酬劳动的化身。”(《资本论》第一卷,第611页)】

这种对社会财富(剩余价值)的索取权,控制权与支配权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在当今中国,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态上又结晶出 “片酬” “广告费” “出场费” “稿酬” “咨询费” “律师费” “诉讼费” “贿赂” 等等花样。

范冰冰就是这种以资本的“支配权”来掠夺社会财富的代言人。


她所代表的是一大批在大资本豢养下对社会财富疯狂掠夺的群体。他们依靠大资本的权力掠夺的是8000万下岗职工的血泪;掠夺的是1.2亿失地农民的土地财富;掠夺的是2亿股民的血汗,掠夺的是数千万P2P受害者的毕生积蓄;他们掠夺的是共和国土地上蕴藏的无数宝藏,他们更掠夺的是人民共和国积累起来的巨额财富,通过所谓“转轨”、“转制”等手段,经过市场“合法”地据为己有。大资本不断地违反社会主义宪法与法治以推动这种掠夺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主流经济学家谋划;社会蛀虫内应;自由主义者操纵;主流法学家法理保障,以两极分化的手段积累巨额资本的过程。可以说,近几十年以来,以大资本为首的罪恶势力敲骨吸髓地压榨了我们社会资源,造成了现在的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矿产枯竭,环境恶化等等消极现象。更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而主流话语却刻意回避“阶级对立”这个词,翻译成他们词语就是“形成了差异性社会”。


大资本更是试图将自己的理念尽力地侵袭到政府和社会一切的细胞之中,并要求法律和意识形态为之辩护,以保障资本的合法地位和价值优先权。当前喧嚣一时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这种资本的意识形态,它只宣扬资本的积极作用和合法权力,全然不顾资本存在的消极腐败作用;它要求用资本全面改造中国社会,引领中国未来。让资本不加限制的完全占领我们的社会。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08 22:39:01

主题: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
社会 7小时前 13 激流网 0

吃完母亲煮的一碗糖水蛋,我背起了那年父母去浙江打工时曾经背过的牛仔双肩包,它的底部又多了几处灰色小方格补丁,背带的连接处虽然又被针线加固了一遍,但依旧像为了生活拼尽力气时的庄稼人,拥有充满棱角的肌腱。我用行李,梦想、还有母亲的期待把它塞得鼓鼓的,牢牢搭在我的肩上。

母亲打着手电筒把我送出家门,昨晚约好的摩的在家对面的公路上等待着,它将把我载到镇上,去坐开往市里的第一趟班车。

上了公路,母亲一只手握着手电,另一只手腾出来帮我一起往摩托车后架上绑行李,她低沉而舒缓的轻音叮嘱道:“大娃,在外头不比屋头,要照顾好自己哈。”我的喉咙生硬的哽咽了几下,内心总感觉五味杂陈,却又解释不清楚。

“嗯!”我迟钝的回了一声,平静得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绑着行李。

摩托车启动时,我朝母亲安慰道:“妈,你放心,就算落到翻垃圾桶的地步,我也决不会去偷去抢的。”晨曦中,我看不清母亲的脸,但能猜得到她的心思,毕竟,她曾带着弟弟跟随父亲外出打工多年,早也尝尽了异乡的苦。

我在满是泥潭的沙土路上一颠一晃,渐行渐远了,母亲手里的那束光却还在原地,静静地,朝我离开的方向亮着。

到市里时已是下午,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到达宜宾城,好在只需步行几分钟就是火车站,可到售票窗口一打听,半个月以内的票都没了,不时有黄牛靠近搭讪,我担心买到假票就没敢冒这个险。

第二天直到傍晚,总算上了车,车又兜了几个地方塞满了人后,算是真正出发了。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激流网图/视觉中国

都说“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听说那儿可遍地是黄金呢。我又这么能吃苦,还有什么工作能苦过我走五六个小时的泥水路去上学呢,怎么着也比在家三百元的月工资强啊。

哎!要不是为了上学欠下的这一摊债,我是说什么也不愿意出来的,可一个月才三百块,连生活花销都不够,就更别提还债了,那得还到猴年马月啊。自从我父母返乡创业,打工十几年攒的钱全砸进去了,还欠亲戚朋友银行一河滩的债,家里比他们打工前还穷,逼得我上个高中还要自己想办法。

我想,工作苦点也不怕,我还年轻,有的是干劲儿,无论如何也要好好熬上几年,把债给还清了,这是我出来的首要任务,再攒些钱就回家,我要用家里各式各样的竹子,盖一栋精美的竹楼,开一间乡村主题的摄影工作室,再把咱家的田地种上,每天早晨摘一撮还带着甘露的苦丁,取屋后的山泉水煮一壶热茶,在阁楼上饮茶眺望,面朝山川,春暖花开。这生活,简直太巴适了。

“下车,下车,上厕所了,吃早饭了……”一个魁梧的男人凶神恶刹地在过道里吆喝,将我从疲惫的熟睡中惊醒。天已经亮了,窗外全是凄凉的群山,我们下了车,像一群待宰的肥猪,被几个头上留着板寸的男人赶进旁边的屋里,很多人在柜台前买零食、方便面、晕车药,还有很多人围坐在方桌旁吃饭,我窥了一眼桌上的饭菜,天知道那是接待过多少波客人的剩菜。

每一样东西都很贵,门口有人把守着,不消费看来是出不去了,我穿过后屋上完厕所,趁机跟在几个别的车上已经吃了饭的乘客后面混了出去,溜上了车。

“兄弟,怎不吃饭。”起先吆喝下车的那个男人气势汹汹的站在我前面,眼里透着杀气,斩金截铁的呵斥道,他大概是见我第一个回了车上,便起了疑心。

“没钱,带的刚够路费。”我眼神游离着朝四周躲闪,慢吞吞地回了话。他显然不相信,便欲上前,估计是想搜身,我本能的将两侧的外衣口袋翻了过来,胆怯地垂着头,两张纸条和车票一起从口袋掉了出来。

他转身几大步下了车,也许是判断我不会撒谎了吧,就没有再上前搜其他的口袋,好在我把路上备用的几十元零钱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心还在紧张地跳着,我拾起刚掉在地上的东西,从背包里取出母亲用猪油炸得外黄里嫩晶莹剔透的糯米粉团子,一口接着一口艰难的嚼咽着,眼里盛着委曲的泪。

怕顶个球用哩,我在心里告诫自己。明明可以随亲戚去浙江的,那里有的是人照应,可你却嫌会受管束,非要闯深圳,认为既自由又独立,这可倒好,才刚出门儿呢,哎,自己选的路自个儿受着去吧。

其实坐车并不怎么饿,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但一天内我们就被赶下车消费了四次,每一处都大同小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也难吃得让人反胃,没有一点食欲。一切都如父亲所讲,与他打工时遇到的情景一模一样,我突然想起了孙二娘在梁山水泊旁开的那家黑店。

终于,在龙岗平湖汽车站下车。我突然来了精神,长途的奔波和疲劳似乎都蒸发得一干二净。

或许是初来乍到没经验,找工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这里似乎并不欢迎我,仅一个多星期就把我的激情消磨得荡然无存。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激流网图/视觉中国

后来,邻居介绍我进了她工作的厂,那是一家位于横岗大康村的日资厂,生产各类电机内部的精密零件,有各种型号和规格。我的工作岗位是精加工部的第一道工序——除水口,即除去因铸压部在铸压时留在产品底部的一层多余的介质。

产品从一楼的铸压部出来,直接进入四楼的电烤箱,在800℃的高温下烤上一整夜后,第二天早上,我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我戴上比熊掌还要厚的棉手套,蓄足力量,猛的将烤箱门拉开并迅速后退一大步,一股热浪向我扑来,我用铁钩把烤箱里盛着产品的阁笼拉出大半,暴露在强风里,让它们冷却。没等这四个排成一排的烤箱处理完,衣服已经湿透,我一整天都将在高温里汗流不止。

当产品的温度已经不致于烫坏胶箱时,就可以倒入胶箱,叠起来有一人多高,再用拖车拉到二楼精加工部。

接着,同事们称为训话、领导们称为早会的时刻就来了。

其实就是车间里的几个小头头背抄着手,在员工列队前晃悠,骂骂咧咧地训斥一通昨天没做好的事和表现不好的人,对老实人就点名道姓地骂,对不好惹的就含糊其辞的一句带过。他们无非是想找点存在感,树立自己的威信,好让员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乖乖的听话。

训话结束,精加工部的几十台负责各道工序的机器就开始不知疲倦地运转了,严重的粉尘和噪音轰轰烈烈占领了每一个角落。

正常工作时,我们从早7点工作到11点吃午饭,下午13点工作到17点吃晚饭,需要加班的话一般从18点开始,至少加到20点。需要赶货时,除了给予每餐半小时的进餐时间外,最晚会加班到零点,一天下来整整工作16个小时,休息不足6小时,困乏交加,让人崩溃。

我常常凭着娴熟的左右手协调经验,紧闭着困到僵硬的双眼工作——无非就是左手拾起产品,将底部朝上放至压轴下方,右手扳动手把用力下压,把底部多余的介质层除去后,放进右侧的胶箱里,等工作台上的产品生产完,再睁开眼从左侧的胶箱里住工作台上添些产品。

我的岗位属于记件制,下班时需要记录当天生产的各类产品的型号及数量,我都是靠着感觉费力写下那些歪歪斜斜、像我一样快要睡着的字母和数字,任凭我怎样努力睁大双眼,但眼前依然不停晃动着无数暗淡的重影。

人呢,总是时刻都处于矛盾之中,闲的时候心里发慌,恨不得没明没黑像机器一样干上几个月,把债还个精光。可一但忙起来了,又觉得和机器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一台机器呢,因为从没有一台机器会被骂得一文不值。

真恨不得把机台砸个稀巴烂,好好出一口胸中的怨气,可瞅着那一箱箱自己生产的产品,想着每月领到的两千左右的工资,简直像秋收的庄稼一样惹人喜爱,又觉得生活还有盼头。

那个夏天少有下雨,热得要命,我们宿舍住了6个人,几乎一进屋身上就只挂条裤衩,然后就是排队洗澡,把各自的桶在厕所外顺着墙根儿排了一排。到处都是人,床上、地上、阳台上,躺着的,坐着的。

我的青春被浇灭于工厂车间-激流网图/视觉中国

有时半夜里被热醒,身上和凉席上全是湿成一片的汗水,往往想都不想就一把拽下内裤,扔到一旁,冲到厕所接上半桶水就从头上浇下去,若不过瘾,就再来半桶,然后拉过毛巾胡乱把头一擦,又躺回床上,有时干脆打两桶水放在床前,把脚伸进去泡着,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就这么睡去。但醒来时毛巾早已被捂得发热。

有的同事会带着凉席偷偷爬到楼顶去睡觉,厂里发现后,就用铁条把天井封死了。要是在老家,我早跑到河边的大石块上睡去了,旁边点上两堆熏蚊子的湿柴草,嘴里叼着根草芯子,天上繁星璀璨,时而有萤火虫闪着绿莹莹的屁股萦绕在河湾里,清爽的凉风顺着河道徐徐吹来,还带着植物散发的芳香。

在最热的那些天里,我的脖子上长起了痱子,痒得难受,就拼命挠,挠着挠着就破了,汗水浸入更加难受。不但晚上睡不好,白天也吃不下,有几天几乎顿顿喝稀粥,为了补充能量和防止脱水,粥里加了白糖和盐,我像喝中药一样几大口就灌下了肚。

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状态,严重时连吃着饭、走着路都只想着找机会让眼睛多闭上一会儿,养养精神,但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头猛的瞌下去,整个人才突然清醒过来。若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该是多么奢侈而幸福啊。

我的手被压出了好几个血泡,但并不妨碍我正常上班,和另一个受伤的同事相比,我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那晚,他被压弯工序的气压机台压到两根手指,即使当时戴着手套,整个手掌都被鲜血染红了,看起来相当严重,当班领导来到他的工位上,不是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救治,而是拔下带血的手套,拿着那只继续往下流血的手研究机台出了什么故障,之后干脆自己拿起产品,再次起动机台继续研究起来。这让我感到悲痛和绝望。

厂里只给部分员工买了工伤保险,可惜这位受伤的同事不在其中,厂里就用别人的身份证给他住了院,还好住院治疗一切都很顺利,但那时法律规定,做工伤认定需要厂方开证明,这不是摆明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哪有这么傻的企业呢。

由于厂里拒绝开证明,加上住院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维权变得更加艰难了,我偷偷陪他去劳动局折腾过几次,依旧没辙,最后只能无奈接受了厂里提出的私了方案。

后来,有同事请假,我被调去顶岗。由于机器原因,不到一个上午,就出了两批不良品,有的在机器调好后可以重新加工成良品,但有的将成为次品,次品多了就会被罚款,那还不如不做了呢,我一想便打算磨洋工偷懒了。

这样一来,很快就导致下一道工序断了料,领班把问题追踪到了我这里,催促我做快点,我没有搭理他,依旧慢条斯理着,他在车间转了两圈回来,见我还是老样子,就开始自以为是的给我做示范,教我效率是怎样提高的,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每做好一个,我就测量一个,结果没做几个就又出现了不良品,机器调好后他让我接着做。

我依旧死性不改,偏不按他教的做,他被我彻底激怒了,气得咬牙切齿,脸上的青筋都逼出来了,像一条条印在地图册上的江河,开始破口大骂。我蹭得站了起来,脱下防护手套狠狠的砸在机台上。

他的叫骂立刻停止了,我接着摘下防护眼镜,两只瞪得又大又圆的眼睛,从眼镜后面就直勾勾的和他对视上了,他的表情里明显透着不知所措的惊恐,我继续摘下防护口罩,让他看到我的腮帮子随着咬紧的牙关一起抽动,他像是凝固了一样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预料不出我接下来究竟要干什么,我一圈一圈的把袖子往胳膊上卷,眼神始终死死的盯着他,纹丝不动。

“怎么了?”身旁突然传来车间老大的声音,大概是领班对我的咆哮和我们持续的对峙引起了他的注意。“准备上个厕所。”说罢,我随手关了机台的电闸,转身离去。

不久后,我准备离开工厂,向劳动监查大队举报了厂里的多项违法行为,并向那个领班放话:“出了这个厂,我照样做普工,但你,也就在这儿能捞个领班,要是干腻了,我就成全你。”在好长一段时间里,连附近的超市也没见他再去逛过了,原来,出了厂的我也能给他带去恐惧。

在这家厂工作的一年里,除了附近的商场和公园,我几乎哪都没去,一是恨不得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攒下,二是那时候,我们所在关外,即便在白天也尽量避免单独外出。

前些年,我总算还清了债,曾几度回家寻找出路,但都无疾而终。后来,我又辗转于多个城市,试图拼得一份热爱的工作和安稳的生活,但拼到遍体鳞伤依旧被淘汰出局。

而今,我受了工伤落下残疾,一颗比黄金还要昂贵的铆钉永远钉在身体里,那是打工城市烙在我身上的永恒的标记。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08 00:07:47

主题: 中国历史上最有气魄的四首词
中国历史上最有气魄的四首词
送交者: 罗杰新[♂御史大夫★★★☆♂] 于 2018-10-06 22:13 已读 1572 次 2 赞
 

罗杰新的个人频道

岳 飞 满江红 
http://p1.pstatp.com/large/pgc-image/153838608978331866c9421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一首气壮山河、传诵千古的名篇。表现了作者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岳飞率军从襄阳出发北上,陆续收复了洛阳附近的一些州县,前锋逼北宋故都汴京,大有一举收复中原,直捣金国的老巢黄龙府(今吉林农安,金故都)之势。但此时的宋高宗一心议和,命岳飞立即班师,岳飞不得已率军加到鄂州。他痛感坐失良机,收复失地、洗雪靖康之耻的志向难以实现,在百感交集中写下了这首气壮山河的《满江红》词。生于北宋末年的岳飞,亲眼目睹了华夏的山河破碎,国破家亡,他少年从军,以“精忠报国”、“还我山河”的已任。转站各地,艰苦斗争,为的是“收拾旧山河”。这首词所抒写的即是这种英雄气。上片通过凭栏眺望,抒发为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下片表达雪耻复分,重整乾坤的壮志。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了少年路云和月,莫等洒、白了了少年头,空悲切。“三十”两句,自伤神州未复,劝人及时奋起,可为千古箴铭,而“八千里路”严峻激烈的复国征战,尚露热血之奋搏,遂以“莫等闲”自我激励,实现其驱除胡虏,复我河山之壮志。 

这首词,代表了岳飞"精忠报国"的英雄之志,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英雄气质,表现了报国立功的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读了这首词,使人体会,只有胸怀大志,思想高尚的人,才能写出感人的词句。 



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 
http://p98.pstatp.com/large/pgc-image/15383862182970e722a487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题中的赤壁,是黄州(在今湖北省黄冈县)城外,长江北岸的一段红色山崖。“怀古”,是古人写诗词常常采用的一个题目。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往往借助歌咏历史事迹来抒发自己的感慨。这首词就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其实,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魏、蜀、吴三国争雄,吴国名将周瑜联合刘备,利用火攻大破曹操水军的地方是另一个赤壁,它是今天湖北省武昌县西南的赤矶山。这里词人借怀古以抒怀抱,不一定拘泥于地点的确凿。 

怀古的重要一环,是怎样把今和古联系起来。苏轼望着波祷滚滚的长江,想到自古以来那些才华出众的人物都已随同时间流逝而消失,犹如被源源而来的浪涛从历史上冲洗掉了一样。于是,他用“浪淘颈三个字,把眼前的长江和历史上的人物巧妙地联系起来,在这种自然而又形象的联想中,表现他对历史人物的怀念。大江即长江。这里用“大江”,除去由于声韵的要求外,也显得更有气魄。“千古”,指久远的年代。 

接下去,作者把目光从江涛转向赤壁,而首先引起他注目的是古代留下来的战争遗迹。“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故”,旧的。“垒[lěi]”,指营盘。“人道是”,据说是。“周郎”,即周瑜,他二十四岁就当了将军,当时吴国人称他为周郎。这三句词说,在那古代营盘西边,据说,就是三国时代周瑜打胜仗的赤壁。点出了赤壁的历史意义,也为下片歌颂周瑜埋下了伏笔。那么,作者当时看到的赤壁,景象如何呢?“乱石穿空”,陡峭的石崖直插高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吓人的大浪头,拍打着江岸,激起的浪花象无数堆耀眼的白雪。面对着这雄伟的景象,难怪作者要赞叹不已:既赞美这雄伟的大好河山,更赞美历史上曾经在这里叱咤风云的无数英雄豪杰。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带出了对古人的怀念。下片,就转入对赤壁之战的中心人物周瑜的歌颂。苏轼写这首词时,距离发生于公元二○八年的赤壁之战,已有八百多年。他想象着几百年前的往事,用“遥想”两个字把我们引向了遥远的过去。“公瑾[jǐn]”,周瑜的字。“小乔”,周瑜的妻,是当时著名的乔氏姊妹中的妹妹。词中提到他们的婚事是为了突出周瑜年轻得意的神态。作者用“雄姿英发”来形容周瑜气度雄伟、人才出众。在作者的想象中,周瑜身着戎装,手摇羽毛扇,头戴着配有黑丝带子的头巾(纶[guān]巾),风度潇洒,从容指挥,在说笑之间,轻而易举地就把曹操水军战船烧成灰烬。“樯[qiáng]”,帆船上的桅杆。这里用“樯橹”代表曹军的战船。“羽扇纶巾”,写出了周瑜的神态。“谈笑间”,突出了他的自信和才略。“樯橹灰飞烟灭”,六个字就再现了一场历史性的大战。寥寥几笔,显示了作者艺术概括的才能;字里行间,倾注了作者对周瑜的由衷赞赏。 

对历史人物的景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对比之下,四十七岁的苏轼深为自己不能象周瑜那样年纪轻轻就建立了卓著的功业而感叹。他只好用自我嘲笑的口气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象他这样,通过想象去经历(神游)那三国(故国)的赤壁之战,人们大概会嘲笑他太富于感情,因而过早地有了花白头发(华发)吧!自嘲之余,一种看破红尘的消极情绪油然而生。“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尊”,酒杯。一尊是一杯酒的意思。“爵[lèi]”,洒酒表示祭奠。他忽然觉得,人间不过象梦境一样,不要徒然感叹了,还是给江上的明月,献上一杯酒,伴月痛饮吧! 

这首词是苏轼的代表作。虽然结尾流露了消极情绪,但从全词看,气魄宏伟,视野阔大,对壮丽河山的赞美,和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歌颂,构成了豪放的基调。 




毛泽东 忆秦娥娄山关 
http://p1.pstatp.com/large/pgc-image/1538386276769666aaf7d18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遵义会议开了三天,随后红军就经娄山关北上四川,想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月五日,毛主席当机力断,决定放弃和张国焘会合的这一长征初始目标,回贵州攻打战斗力薄弱的黔军。这是长征途中的最重大的战略转折。彭德怀亲自带兵以急行军在二月二十六日下午抢占娄山关,接着几天,又在娄山关周围歼敌二个师,取得了自从惨败湘江,损失一半人马以来的长征途上的第一个大胜利。这首词,应该是作于二月二十六日左右。 

主席这首《忆秦娥·娄山关》是他所有诗作中绝对第一流的作品,写景状物、抒发胸臆,堪当精品。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诗人自己对这首诗的解释(毛主席在1962年5月9日读了郭沫若对这首诗的赏析后,将郭沫若的内容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在清样的四边空白处写了一段对这首诗的注释性文字):“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石,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这首诗慷慨悲烈、雄沉壮阔,从内到外描写了红军“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铁血长征中征战娄山关的这一节情景。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诗所写的就是当年2月26日红军先锐重占娄山关后,毛主席及中央领导机关跟进途中经过娄山关时的情景。按前面所引毛主席所解释的情况:“词是后来追写的……”毛主席追忆了当时的风物及心情。 

此诗上半阕,一开始三个字“西风烈”,悲声慷慨高亢,英雄落寞之情划破寒空,直上云天。其中尤其这个“烈”字,让人读来不禁泪雨磅沱,犹如置身凛冽的西风之中耸然动容,凭添悲壮。 

接着第二句,凄婉悠长的景致出现了,音律前(第一句)急后(第二句)慢,在鲜明的对比中产生回肠荡气之感。长空浩大无涯,大雁哀凉清幽,“霜晨月”虽读上去是三字一顿,但这个画面可以剖成三个字组成的意境,一幅晓月寒霜图,而在图中美丽的大雁也为这美丽晨景感动得如歌如泣了。就在这霜、晨、月(有意分开,让我们细细品一品这三个字本身的美)中,在肃杀的西风及大雁的凄声中,在声、色、音的交融中,人物出场了。 

第四、五句,嗒嗒的马蹄与呜咽的军号声远近唱和,起伏迭荡,在山间回环向前。前面三行已层层铺开了这样一个悲烈的风景,就在这霜华满地,残月当空的风景中,红军的长征壮怀激烈犹如易水之寒。诗人仅用“马蹄”“喇叭”代表红军,又用“碎”与“咽”形容心境,用字凝炼、准确、优美,情景相得益彰。整个上半阕一气读到此处不由得立马想到稼轩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断鸿声里,忧愁风雨中:“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稼轩这几行千古绝唱在毛泽东的这首诗尤其上半阕得到了完美的应和,可堪英雄苍凉之气难分伯仲。而且毛主席自己的话也说明当时这种一代英雄苍凉之心境:“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指本篇以下《十六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七首诗),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下半阕上来起始二句,一破上片的凄厉悲壮,豪气再升,一笔宕开,并不写攻占娄山关激烈的战斗,而是指明即便关山漫漫,长路艰险,但已定下从头做起。因当时确立毛主席为最高军事统帅的遵义会议已经于1月召开,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王明的错误路线,选举了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并确立了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当口,诗人毛泽东在上半阕正视了红军的现实处境,但在下半阕激抒自己一腔英雄豪气以及对获胜的信心。所以这二句虽表面写实,却的确有象征意义,诗人感到即便过去遭过一些失败,但可以“从头越”。“从头越”这三个字凝结了多少内心的奋发突破之情。“真如铁”这个“铁”字用得极妙,让人有超现实之感。 

最后二行让人有一种仿佛亲眼见到诗人伫立于娄山关之巅,遥望万里祖国壮丽江山之英姿。 

他看见了如海的青山,如血的夕阳,画卷之美正符合苍凉沉雄的大写意之境界,而这种大写意之境界正是汉风众美之中一类。李白《忆秦娥》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曰:“寥寥八字,遂关千年登临口。”而毛主席这最后二行博大苍茫之气与李白有同气相呼应之感,同时毛主席这二行还更多一些英雄之气与壮丽之气。 




毛泽东 沁园春 雪 
http://p98.pstatp.com/large/pgc-image/153838634363428b324fff7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从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十三天的谈判。其间柳亚子屡有诗赠毛,十月七日,毛书此词回赠。随即发表重庆《新华日报》上,轰动一时。 

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被公认为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诗词作品。这一点,与作者在政治上的巨大成就无关。本词尽显作者前无古人的巨大胸怀与气魄,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感染力,任谁读了都会不自觉地生出臣服之意来。 

在这首词中,毛主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优美的江山常引来各种政治力量的争夺,其中不乏成功者。但他们还称不上“风流人物”。真正的风流人物,他不应该仅仅懂得争夺江山,而更应懂得如何去建设江山,使之更加美丽富饶! 

愿为江山添砖加瓦、增添秀色的伟大胸怀,正是本词冠绝古今的焦点所在。但非常可惜的是,国内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并未将这种意味阐发出来,而别眼于对“文采”——文学成就、文化贡献的叙说。这是一种遗憾。 

其实,本词“争夺江山、增之娇色”的主旨并不难理解——“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句中,与“江山”相关的三个关键词是娇、英雄与折腰,英雄者莫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古代帝王,折腰便是争夺。而争夺江山与文学成就、文化贡献无关,那么“惜”从何来?这样,我们就只有一个解释: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并未使江山增色! 

词中“封”含有封冻、固化、主宰之韵味,则上阕有“美丽风光是冰雪妆扮出来的”之意。银、蜡,指白色。原,意为大地。原驰蜡象,直译为“大地上奔跑着白色的大象”。欲,意为几乎、快要,如“路上行人欲断魂”。“欲与天公试比高”是后置定语,修饰山、原,意为“能跟老天比高的”。须,意为只有;妖娆,意为美丽撩人;整句直译是“只有等到晴天,阳光洒落在为雪所覆盖的大地上,你才能发现更加美丽的景象。” 

下阕中,竞,意为竞争。“折腰”是动词,意为崇拜,可引申为“因崇拜而生的行动”——赞美、争夺、建设等。惜,意为可惜、有不足之处。文采、风骚,表面义为与“武力”争夺同一层面的文化贡献,实际义为与武力“争夺”同一层面的建设。俱,意为都。往,意为过去了。“风流人物”,直译为成功人士,此处指懂得如何建设江山的政治力量(作者注:“风流人物”,指人民群众)。 

本词作于1936年2月,即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初发表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新民报晚刊》和《大公报》上。重庆谈判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执政问题。于是,当这首笑傲史上明君大帝、叙说共产党人以建设江山为己任并能建设好江山、显示出强大信心的千古名词发表以后,即获好评如潮,重庆上下轰动不已,大江南北争相传诵,一时间,竟造就一派洛阳纸贵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社会各界人士心中分量骤然提升。这令蒋委员长大为愤怒,调动了几十个御用文人作词“围攻”。可惜他的那些御用文人们,修养上过分着眼于个人得失,缺少为江山增添秀色的胸怀情操,文字里只够吟些春花秋月,于是这嘲围攻”也就只能草草地落败收场了。 

本词有三大亮点: 

一是为江山增添秀色的胸怀情操,上面说过不再赘述。 

二是笑傲王侯的气魄与乐观主义精神。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但都有其不足处。秦始皇统一中国,改制设郡、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建设阿房宫、横征暴敛,此其不足。汉武帝励精图治,抗击蒙古外敌,树立强汉声威,功劳巨大,但也因此激化了社会矛盾,以至后来有八王之乱,此其不足。唐太宗杀弟逼父而登基,宋太祖未能改变彻底中国的分裂局面,成吉思汗更是只有暴力征服而无建设江山的举动,这些都是他们的局限所在。本词通过对这些明君大帝的“惜”,很好地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巨大气魄与乐观主义精神,为世人传诵。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05 17:14:25

主题: 美实际工资增长走下坡路 7大原因让工资不涨
quick summary:  
经济学家们指出,归根结底工人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力

7 reasons:
(1) 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微乎其微
(2) 企业正在增加福利支出
(3) 企业把更多的钱给了股东和高管,而非普通员工
(4) 许许多多低工资劳动者最终重返劳动力市场
(5) 失业率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低
(6) 工会的会员在减少
(7) 股东们不希望企业给员工涨薪


article:
**********
美实际工资增长走下坡路 7大原因让工资不涨(组图)

新闻来源: 腾讯 于 2018-10-05 15:49:17

 提示:新闻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据BI报道,美国经济正在以四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近来,该国的失业率下滑至长达十八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一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美国是“全世界的经济嫉妒”。但是,如果看看美国人的工资条,你或许会感到敬茶。眼下,美国的工资增长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

  即便是美国顶尖的经济学家,也感到疑惑。按理说,如此低的失业率应该意味着雇主们正在马不停蹄地给员工涨工资,为的是能吸引新员工并留住老员工。但是,雇主们却并未这么做。

  那么,美国的工资增长为何一直黯淡无光?原因并不是单一的。


  针对这个问题,BI的记者采访了三位著名经济学家,分别为: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杰克·罗森菲尔德、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海迪·希尔霍尔兹,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贾伊·香博。他们认为,美国人工资不涨的原因如下:

  
(1) 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微乎其微

  香博指出,生产率增长不足,是美国工资不张的原因之一。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一直处于下行轨迹中。其它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也在走下坡路。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1987年至2004年,美国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平均幅度为2.1%,但是自2011年以来平均增幅仅为0.7%。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从长远角度来看,工资增长并未紧跟生产率提高的步伐。自1948年以来,美国的生产率提高了243%,但工资则上涨了109%。



(2) 企业正在增加福利支出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美国的企业们一直在增加各自的福利支出,尤其是医保支出,还有退休账户缴纳比例、交通补贴等。经通货膨胀调整,自2011年以来美国企业的工资和薪水成本增加了5.3%,而福利成本则攀升了22.5%。

  香博指出,虽然福利支出在企业整体支出中仅占据很小的份额,但是在美国经济过去数年的增长中却拉低了员工的收入。

  

(3) 企业把更多的钱给了股东和高管,而非普通员工

  数十年来,美国企业的利润和员工的工资都在以相似的速度增长。但是,自2002年以来,美国企业的利润增长速度远快于员工的工资增长速度。7月份,《纽约(专题)时报》曾报道称,企业利润在美国的国家财富中占据了更大的份额,而工人的工资占据了更小的份额。

  与此同时,企业多数的利润流向了本企业的投资者和高管。众所周知,美国企业高管的薪酬通常与股票或外国并购挂钩。

  

(4) 许许多多低工资劳动者最终重返劳动力市场

  香博指出,从技术层面来讲,工资之所以不涨,主要是因为许许多多低工资劳动者在经历了“大衰退”之后重返劳动力市场。这群人拉低了美国工资的中位数。香博说:“如果低工资工人继续增多,那么美国整体工资水平还将继续下滑。”

  不过,这个原因并不是导致美国工资增长长期处于低增长轨迹中的原因。



(5) 失业率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低

  从表面上来看,大量的职位空缺却没有大量的劳动者来填补这些空缺,会导致工资上涨。为了鼓励员工坚守自己的职位,雇主们上调工资。然而,3.9%的失业率仅计入了那些正在找工作的人。希尔霍尔兹指出,美国还有很多没有在找工作的失业者。这意味着,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紧俏。

  与经济衰退之前相比,目前美国处于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或找工作的人数都在减少,部分归因于工资太低。香博说:“工资如此低,以至于很难将人们拉进劳动力市场。”



(6) 工会的会员在减少

  罗森菲尔德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1/3的劳动者都加入某个工会。但是,自那以来,该比例已经下滑至1/10。这位高级研究员认为,在工会衰落中吃亏的不仅仅是工会工人自己。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美国工会组织出现之初,其通过组织集体罢工、集体进行劳资谈判等手段,确实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现如今,便在于工会力量衰败严重,甚至于在个别地区工会组织已经无力发起与雇主的谈判。



(7) 股东们不希望企业给员工涨薪

  去年,当美国航空公司宣布将给飞行员和空乘人员涨薪时,短短一日内该公司的股价暴跌5.2%。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显示情况令人感到沮丧。

  当前,受劳动者没有“首先得到酬劳”影响,美国的航空公司面临飞行员严重短缺的难题。根据官方数据,2000年至2012年,美国飞行员收入中位数下滑9.5%。罗森菲尔德指出,很多人认为股东们应该拿到最大份额的公司利润,而不是应该把更多的利润用于平衡员工股东或消费者的需求。


       经济学家们指出,归根结底工人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力

  希尔霍尔兹说:“收紧的劳动力市场,强化了工人们讨价还价的权力。但是,过去四十年来工会的衰落和劳动力要求的提高等因素,重创了工人们的权力。”现如今,3.9%的失业率并不足以拉高工资。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低达3.9%的失业率,似乎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中。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充分就业意味着失业率要降到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上升的最低水平。

  棘手的问题是,即便是真的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充分就业者尚未看到幅度足够大的工资增长。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当失业率处于如此低的水平时,工资通常会加快上涨。

  正因为工资增长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所以当8月份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生产和非监督员工”的平均时薪年增长率为2.8%时,人们会感到欢欣鼓舞的原因。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自2009年以来最快速的工资增长。

  从狭义上讲,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实际工资持平

  除了就业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还汇编了消费者价格指数——主要的通货膨胀衡量标准。

  在平均时薪上涨2.8%的同一期间,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2.7%,意味着生活成本平均上涨了2.7%。当然,你的生活成本是高是低,取决于你怎么花掉自己的钱。但是,除非你在过去的一年内没有住房或交通支出,否则你的生活成本很可能至少上涨了2.7%,有可能会更高。

  如此一来,2.8%的工资涨幅实际上相当于根本没涨。自去年以来,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保持持平状态。这肯定不是自2009年以来速度最快的工资增长。不过,在新闻中,你读不到这样的内容。

  经济学家和记者都了解通胀。他们经常报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不是工资增长。因此,他们假设通胀无关紧要。但是,事实上,通胀很重要。那些收入跟不上通胀上涨速度的工人,发现自己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最终,他们会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找个人来当替罪羊。

  劳动力并不稀缺

  从经济理论层面来说,劳动力稀缺应该会迫使雇主涨薪。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事情的确会发生。但是,它忽略了一个关键点。

  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可以实现自动化的大环境下,劳动力并不稀缺。事实上,如果将机器劳动力计算在内,美国的劳动力供应很充足。这或许是美国实际工资上涨缓慢谜题的答案!

  低工资工人没有要求加薪,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雇主炒鱿鱼。在这样的情况下,雇主并没有动力给工人涨薪。不幸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变得更穷,更不快乐。

  从技术层面来讲,工资之所以不涨,主要是因为许许多多低工资劳动者在经历了“大衰退”之后重返劳动力市场。这群人拉低了美国工资的中位数。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贾伊·香博说:“如果低工资工人继续增多,那么美国整体工资水平还将继续下滑。”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率增长不足,是美国实际工资不涨的原因之一。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一直处于下行轨迹中。其它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也在走下坡路。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1987年至2004年,美国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平均幅度为2.1%,但是自2011年以来平均增幅仅为0.7%。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从长远角度来看,工资增长并未紧跟生产率提高的步伐。自1948年以来,美国的生产率提高了243%,但工资则上涨了109%。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04 21:59:42

主题: 范冰冰案反思:社会财富该如何分配?法律又为谁修改?
范冰冰案反思:社会财富该如何分配?法律又为谁修改?

2018-10-4 23: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2| 评论: 0|原作者: 李光满|来自: 李光满冰点时评
摘要: 这次对范冰冰的处理为什么不能让群众满意?因为这个社会在文化精神引导方面、在社会道德导向方面、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在法律公平方面已经病了,已经出现了为少数人服务、为有钱人服务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倾向。
范冰冰案反思:社会财富该如何分配?法律又为谁修改?
分享到:    

字号: 大 中 小
这次对范冰冰的处理为什么不能让群众满意?因为这个社会在文化精神引导方面、在社会道德导向方面、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在法律公平方面已经病了,已经出现了为少数人服务、为有钱人服务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倾向。群众不满意的事一定不是好事,群众不满意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的结果。范冰冰案的处理结果就不是一个让群众满意的结果,这件事应该引起社会的广泛深思。绝不能让那些犯了法的人因为有钱而可以一罚了事,而应该让他们像那些抢劫国库的盗贼一样,按他们偷税的金额大少被判入狱,受到应有的刑事惩罚。

范冰冰案反思:社会财富该如何分配?法律又为谁修改?

10月3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范冰冰偷税案处罚结果。范冰冰在电影《大轰炸》剧组拍摄过程中实际取得片酬3000万元,其中2000万元以拆分合同方式偷逃个人所得税618万元,少缴营业税及附加112万元,合计730万元,在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元。决定对范冰冰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追缴税款2.55亿元,加收滞纳金0.33亿元;对范冰冰采取拆分合同手段隐瞒真实收入偷逃税款处4倍罚款计2.4亿元,对其利用工作室账户隐匿个人报酬的真实性质偷逃税款处3倍罚款计2.39亿元;对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两户企业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和非法提供便利协助少缴税款各处0.5倍罚款,分别计0.51亿元、0.65亿元。然而关键的是后面一段话:“由于范冰冰属于首次被税务机关按偷税予以行政处罚且此前未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上述定性为偷税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在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这本是大快人心的事,可处理结果却让普通百姓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满意,偷税数额如此之大,却一罚了之,竟然没有被判刑入狱。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每天中彩票500万大奖,连续中半年,会是一种什么情况?还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一个人每个月收入一万,一年12万,十年120万,一百年1200万,一千年1.2亿,七千年8.4亿,而且月入一万,对于普通工薪阶层也算是中高收入了。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范冰冰如此大数额的偷税最后却无刑责是一件多么荒唐而可笑的事情了。

这一案件向大家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年刘晓庆偷税被判入狱,到了范冰冰怎么就可以不入狱了?专家解释是,刑法规定,只要是这些人为首次偷税且按期交罚金就可以免刑责。我要问的是,是谁修改了这条法律?是为谁修改的?由于普通老百姓几乎不可能达到如此大规模偷税的程度,因此这条刑律只能是为那些敢于大规模偷税的有钱人修改的,那么为什么要为有钱人修改刑律呢?是谁在为有钱人修改刑律呢?显然是法学界和法律专家,是有钱人的代言人。如果没有人举报,这些偷税行为没有被发现,这些违法所得就成了他们的正当收入了。试想,如果有人到国库里去抢了几个亿,最后被抓了,你会说只要把钱交了,再接受罚款,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吗?肯定不会,这样的盗贼,不说判死刑也要判个十年二十年,或者无期,可范冰冰们偷税数亿,相当于从国库里偷国家的钱数亿,结果却是因为有钱而被罚款了事,这种类型不同、性质一样的两类人为什么得到如此不同的结果?因为有人为这些人制定了免于刑法的法律,这就是区别。

第二个问题,范冰冰们的这么多钱从何而来?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他们赚的钱,可我们要问的是,你扪心想一想,即使是范冰冰这样的大明星,有什么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作品吗?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说,没有,这些人用艺术为这个社会作出过什么有价值的贡献吗?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会说,没有。这就是问题的所在,这么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毫无价值毫无用处毫无贡献的人,却获得了如此巨额的财富,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前不久,一帮制片公司弄了一个所谓的片酬公约,规定演员从一部(集)片子里面最多可获得100万元,整部剧最高片酬不得超过5000万元,大家知道中国最高科技奖的奖金是多少吗?500万元,这个中国最高科技奖每年也就奖励一到两个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一生的科技贡献,也仅仅是这些明星被规范之后一部影视剧片酬的十分之一。看到这里,你如果还觉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没有问题,那么你们一定是范冰冰们了。这种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在作何引导?在将我们社会引向何方?

第三个问题,从前我们常说某某艺术家是“德艺双馨”,那是对有终身成就的艺术家们的最高赞誉,现在还有“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吗?现在的演艺界还有道德底线吗?有人说范冰冰们“德不配位”、“德不配钱”,从前我们将从事演艺工作的行业称之为电影界、话剧界、戏曲界,统一称为艺术界,现在称他们什么呢?称他们为演艺界,演员和艺术家变身为艺人和明星,或者被很多老百姓称之为戏子,这一称谓的变化,反映的是这一行业的性质变化,在经过“一切为了钱财”的社会风气的污染之后,整个艺术界已经远离道德,正在背离文化的本意,正在远离道德的本源。人们问得最多的是,范冰冰们已经这么有钱了,来钱已经这么容易了,可她或他们为什么还要违法偷税?难道人的欲望之壑真的是无法填满的吗?一个丧失了“德”的底线的演艺界还叫艺术界吗?怪不得老百姓把这些人统统称为戏子而不是艺术家,从艺术家到戏子的变化,应引起我们哪些警省?

以前很多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最后处理结果出来后,尽管仍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但总体上大多数人还是满意的,但范冰冰偷税案处理结果出来后,却出现了一边倒的不满意,这是为什么?是我们这一届群众不行?我要说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对这种群众普遍的不满意情绪掉以轻心,以为老百姓的态度不重要,我们一定要懂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范冰冰案告诉我们:

一是绝不能为范冰冰这些“巨偷”们专门设立法外开恩的刑法,绝不能让社会认为有钱认罚就可以代替刑狱的判罚。偷税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全部应该以偷税的金额来裁定,而不是以偷税的次数来裁定,难道我们会对抢银行的强盗说第一次抢就可以免罪吗?难道我们可以对杀人犯因为他是第一次杀人就对他免罪吗?专门为某些特定人群修改法律实为法律史上的笑话和耻辱。

二是现在已经到了坚决改变中国财富分配不公制度的时候了。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已经对一部分人通过资本市场、通过房地产、通过影视炒作获得巨额财富已经麻木,而对另一部分通过劳动却仍然挣扎在生存困境边缘的状况视而不见。这是因为一些中高收入者掌握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权,他们只为他们这些人代言,掌握社会舆论话语权的都是一些大资本获得者,他们同样是只会为他们这些人代言。那些从资本市场、从演艺圈获得了巨额财富的人们并没有如先前设想的“先富带后富”,而是将他们的巨额财富转移到了国外,你们可以看看有几个明星在国外没有豪宅?有几个在资本市场获得了巨额财富的商人不是将大量财富转移到了国外?长此以往,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会被这些人,被这些蛀虫掏空了,有人说藏富于民,就是要藏富于这些富人,有人说,要让这些人的财产有法律保障,他们就不会跑了,可问题在于中国已经对这些人的财富给予足够的法律保障,可他们没有转移资产、没有跑、没有变成外国人吗?

三是在当前社会现实中,范冰冰案绝不是孤立事件,是我们社会文化病态的表现。从这些年演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知道,我们的文化正在变质,正在腐朽,正在变成某些人敛财致富的工具,而不是为大众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崇高事业。道德的丧失已经让我们的艺术走向了金钱的拜物主,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帮凶,演艺界道德的沦丧直接带动了整个社会风气变坏,艺术已经不是从群众中来,不是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中来,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颓废的、靡乱的、丑恶的、魔幻的、神剧似的、宫斗心计的、美化西方的内容占居了主导地位,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心都将被这些文化糟粕污染变质、变黑。

这次对范冰冰的处理为什么不能让群众满意?因为这个社会在文化精神引导方面、在社会道德导向方面、在国家财富分配方面、在法律公平方面已经病了,已经出现了为少数人服务、为有钱人服务的倾向,这是很危险的倾向。群众不满意的事一定不是好事,群众不满意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的结果。范冰冰案的处理结果就不是一个让群众满意的结果,这件事应该引起社会的广泛深思。

绝不能让那些犯了法的人因为有钱而可以一罚了事,而应该让他们像那些抢劫国库的盗贼一样,按他们偷税的金额大少被判入狱,受到应有的刑事惩罚。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01 23:58:21

主题: 转基因作物已成秋后黄花,全球淘汰基改农业见雏形
转基因作物已成秋后黄花,全球淘汰基改农业见雏形

2018-9-28 16:25
72
原作者: 直言了 来自: 直言了博客
食物主权按:近年来,基因改造(包括转基因和基因编辑)在美国遭遇了一系列变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通过转基因食品咨询数量在2004、2005两年之后陡然下降,基改种子公司大规模兼并开始,替代转基因的基因编辑作物登台。在美国,转基因作物被淘汰已经成为了速度快慢和成本能否下降的问题。而在欧洲,各国几乎都实现了本国全境农田“非基改”,大力扶持本国天然有机农业发展并开始逐步向“让农业回归自然”过渡;基改种子公司不只自己的员工不食用转基因食品,也为基改农业被淘汰做好了经营和金融等各方面的准备。转基因作物已成秋后黄花,全球淘汰基改农业也见雏形。然而,基改作物在中国不但没有被完全禁止,而且近年来非法制种和种植的事件频发,基改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也甚嚣尘上。面对被淘汰的命运,基改种子公司已经将业务重点转向中国。


转基因作物在美国已是秋后黄花

美国FDA转基因食品咨询服务结果统计说明,今年九个月过去了,FDA只做了三个转基因食品咨询通过,且它们都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三个品种是:中国的转基因稻米、菲律宾的黄金大米、巴西的甘蔗;且通过的一个条件是三者都同意不在美国种植,其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要另做处理。

美国FDA通过咨询程序的基改食品数量

该统计公文显示:

1. 1994/1995:美国开始转基因作物商业化(1996年铺开)。这大大刺激了基改种子开发者的商业期望和市场回报欲望,因而,这时候到1999年期间的基改食品作物FDA咨询完成数量最大。1994/1995年度到2004/2005年度的10年时间里,FDA通过咨询数量为116个。2005到2015陡然下降为52个。1994/1995年到2018年9月,通过咨询数量合计为181个。

2. 2004/2005:美国反思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开始10周年。学界提出:基改作物是“垃圾技术”;能否成为“黄金技术”不在于欧美而在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消费。从此,基改种子公司业务重点转向中国。

应该反思,2006年,FDA通过咨询数量为零。2007年,转基因作物泡沫破裂。不难理解,2004/2005后的10年期间,FDA通过数量陡然下降,说明的是转基因作物在欧美的被淘汰命运已是定局(淘汰进展如何是另一回事),能否幸存就看中国市场了。

2016到2018年9月,通过咨询的数量为13个(其中多数为原已通过者的更新版本,2018年通过的三个品种除外)。

3. 2015:转基因作物全球失败已成定局;替代者基因编辑作物登台。市场表现:基改种子公司大规模兼并开始。这一年,FDA通过数量突然上升到10个,那是让转基因种子权利人“赶上末班车”。

该统计公文还显示:1994/1995到1999的五年时间里,FDA年均通过咨询数量为19.6个;而2000到2015,年均数量下降到4.4个;2016到2018年9月,年均4.3个。

可见,在美国,转基因作物已是秋后黄花,被淘汰只是个速度快慢和成本是否下降的问题了。

欧洲国家实现了各国全境农田“非基改”

在欧洲如何?美国农业部公告文献说明,德国具有世界一流的基因技术,同时又是严限严禁基改农业的领衔国家;到2017年,除了西班牙、葡萄牙为饲料工业用途而极少量种植一种转基因玉米之外(种植面积不到欧盟国家玉米种植总面积的1.6%),欧洲国家都实现了本国全境农田“非基改”(GMO-Free)。

西班牙、葡萄牙种植基改玉米情况 | 图片来源:美国农业部,2017年12月

各种官方文献说明,欧洲发达国家大力扶持本国天然有机农业发展并开始逐步向“让农业回归自然”过渡。德国拜耳公司完成兼并孟山都之前,向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做了保证,不在欧洲推广孟山都基改作物——即在欧洲,包括转基因作物在内的基改农业已经被淘汰了。

2018年夏天,拜耳兼并孟山都并取消了孟山都名称,陶氏兼并杜邦并将杜邦先锋改名;拜耳和陶氏杜邦都完成了基改种子业务与母公司的清晰剥离。这些做法说明,基改种子公司为基改农业被淘汰做好了经营和金融等各方面的准备。

其实,在基改种子公司那里,转基因食品作物早就被淘汰了。譬如,1999年,欧美媒体报道说,孟山都食堂禁用转基因食品。孟山都公司发言人确证了那个消息,并给了理由:我们的员工不想吃化工农药。2017年,孟山都发声明纠正,说自己的员工也吃转基因食品,譬如也吃转基因甜玉米。问他们是哪个农场的转基因甜玉米和数量如何,孟山都不回答了。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7月G20(20国)农业部长会议发布的联合公告,采纳了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建议:能否修复被污染损害的农田(譬如基因污染或化工农药损害)并恢复其原本状态或自然状态,应该是农业现代化程度如何的标志或评价尺度。无疑,这为全球淘汰基改农业发出了清晰的预备信号。会后,作为全球最大的基改农业推销枪手的美国农业部,其现任部长帕杜先生拿出了他的邻居大叔政治家的风格,乐呵呵地对美国民众说,他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使命。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0-01 22:38:00

主题: 美国在朝鲜战争使用生物细菌武器
wiki:

In 1952,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s insinuated that mysterious outbreaks of disease in North Korea and China[43] were due to U.S. biological attacks.[44] Despite contrary asser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m the Chinese denounced as Western-bias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rsued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World Peace Council.[45] A committee led by Joseph Needham gathered evidence for a report that included testimony from eyewitnesses, doctors, and four American Korean War prisoners who confirmed use of biological weapons by the U.S.[45] The U.S. government denied the accusations and their denial was generally supported by top scientists in the West.[45] In eastern Europe, China, and North Korea it wa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accusations were true.[43] A 1988 book on the Korean War, by Western historians Jon Halliday and Bruce Cumings also suggested the claims might be true.[46][47]

In 1998, Stephen Endicott and Edward Hagermann claimed that the accusations were true in their book, The United States and Biological Warfare: Secrets from the Early Cold War and Korea[48] The book received mixed reviews, some calling it "bad history"[49] and "appalling",[44] while others praised the authors' case.[49] In the same year Endicott's book was published, Kathryn Weathersby and Milton Leitenberg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a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in Washington released a cache of Soviet and Chinese documents that revealed the North Korean claim to have been an elaborat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46][50] In addition, a Japanese journalist claims to have seen similar evidence of a Soviet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and that the evidence supporting its occurrence was faked.[45] In 2001, KGB historian Herbert Romerstein supported Weathersby and Leitenberg, observing that Endicott's researches were purely based on accounts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51]

In March 2010, the allegation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Al Jazeera English news program People & Power.[52] In this program, Professor Mori Masataka investigated historical artifacts in the form of bomb casings from US biological weapons, contemporary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eyewitness testimonies.[52] He conclu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in fact, test biological weapons on North Korea during the Korean War.[52]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BBS 未名空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