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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81201000000 ~ 20190101000000


2018-12-29 20:32:00

主题: zz 红朝的那些事情(六一九)击毙 阿部规秀
红朝的那些事情(六一九)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12-26 20:22 已读 11945 次 23 赞
 

红朝笑笑生的个人频道

三九年十一月二号,阿部手下的辻村宪吉大佐先走一步,带着第一大队开始进攻八路军根据地。6parker.com

正所谓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兵,辻村也和阿部一样骄狂得不行。他的大队刚刚办完调动,对地形还不熟悉,前两天又同八路军七一五团打过仗,损失不少人马;按理说兵力不够应该等着补充,但架不住人浑胆子大,硬是带着部下出发了。6parker.com

七一五团的团长叫王尚荣。这个王团长后来一度大名鼎鼎,在六十年代中印自卫反击战时任总参作战部中将部长、七十年代还当过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打得印度丧魂落魄。辻村招惹上他,只能说是自讨苦吃。6parker.com

自信太满的辻村带着残缺的大队,开始了进攻。让人想不到的是,出于对上级的关爱,他居然留了一批人给阿部的旅团司令部护卫安全,这样整个大队只剩下五百多人;而对面的八路军则换了一个人负责接待工作,由王团长升格为长征时飞夺沪定桥、强攻腊子口的第一军分区司令、开国上将杨成武。6parker.com

连续碰到强悍对手,只能说辻村大佐运气实在太“好”。他带着半个大队的兵力闯进根据地,十一月三号接连碰上小股八路,一路追到雁宿崖,然后掉到伏击圈里,坚持了不到十个小时就被歼灭。所幸辻村脑子虽然不灵光,腿还是很好使的,部下死伤狼籍的时候,他却从八路军包围圈里溜了出来。也是在这一仗里,一团团长陈正湘遭到狙击手暗算,虽然没有受伤,手上的望远镜却被打碎了一个镜筒。6parker.com

半个望远镜不是什么重要物件。之所以专门点出这件小事,是因为后来的岁月里,堂堂一团就始终只有这个坏了一半的望远镜。6parker.com

通常来讲,跟八路军交手,被打埋伏也不算什么大事,偏偏辻村随队带的几门大炮也丢了,落到缺少重武器的八路军手里,性质立刻就发生了变化。6parker.com

马上要从地方到中央当官的关键时刻,突然发生丢炮的严重事故,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天皇侍从武官、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脸上实在挂不住,只好决定亲自带上两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人,找八路要完炮再去东京。经过周密考虑,阿部决定重新沿第一大队的路线突然进攻,打八路个措手不及。6parker.com

阿部规秀急于报复的时候,杨成武也在紧张准备。6parker.com

本来一分区是没有计划打大仗的。这时碰上晋察冀军区成立两周年,杨成武正忙着跟聂荣臻参加庆祝会,贺龙也赶来热闹,没想到阿部反复派人来搅局,收到情报的聂师长和贺师长当场拍板,两个师联合打一仗,给阿部一点颜色看看。6parker.com

杨成武都走了,一分区自然也不会太紧张。最近战事不那么激烈,一团团长陈正湘刚刚在组织批准下,同卫生部的恋人光荣结婚。没想到大伙才闹完洞房,侦察情报科崔喜峰就送来紧急报告,陈团长连蜜月都来不及过,抄起枪就上了战场;而杨成武也只能紧急参战,甚至政治部主任都赶不过来(正常情况下两个人应该一起作战),身边陪着他的,只有副司令高鹏、参谋长黄寿发两个干部。6parker.com

十一月四号夜里,阿部规秀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雁宿崖,希望能咬住对手。让他大失所望的是,这里一天前还是杀声鼎沸,此时却悄无声息,一个八路军也没有,只找到几百具已经埋好的鬼子尸体。扑空的阿部规秀十分恼火,下令把所有尸体挖出来,架上火烧掉,整个山谷顿时弥漫着浓烈的臭味。6parker.com

在胜利压倒一切的思想指导下,阿部规秀不顾疲劳地追着小股八路不放,希望能够咬到对手。终于在第二天,一支侦察分队上报了理想的结果:在黄土岭发现八路军主力!6parker.com

阿部规秀能找到“八路主力”,是因为在这一天,陈正湘告诉杨成武,必须狠打这个进犯根据地的大队,否则不仅司令部安全不保,后方医院和兵工厂也会危险。急于立功的阿部当然想不到这么多,他立刻下了进军命令,六号凌晨,大队鬼子顺利闯进了黄土岭。6parker.com

要说中将大人不愧是山地战专家,一到黄土岭就发现不妙,黄土岭附近全是沟谷地形,如果被人抄后路攻击,很容易被当成饺子馅吃掉。稳妥起见,他决定部队先撤回去,并且行军的时候,由先头部队带上机枪占领高地,交替掩护大部队前进,严防八路打埋伏。6parker.com

阿部规秀不愧是山地战专家,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只是时间有点太晚了,当鬼子兵气势汹汹扎进山沟里的时候,他已经在阎王的姓名簿上签下了自已的名字。十一月七号,鬼子兵在黄土岭的山谷里拉成一条长长的线,前锋已经走到了寨陀村,后卫部队却才刚刚出发,四个团的八路军很耐心地等在山上,直到所有人马都钻进口袋,这才开火。6parker.com

杨成武的动作实在是又准又狠。鬼子被打得措手不及,很快部队伤亡过半,压在山沟里抬不起头来;最要命的是杨成武打坏了他们的电台,备用电台功率又太小,和友军联络不上!6parker.com

从早上打到下午四点,八路军的包围圈越压越小,如果叫不来援兵,所有人就只能举办集体葬礼了。焦头烂额的阿部规秀找到一户农民的院子当指挥部,一面折腾那部倒霉的备用电台,一面命令各部队派联络官来听命令。6parker.com

阿部中将的命令没人敢不听,于是各部都派了军官来他的院子开会,当他仔细听取各单位情况汇报的时候,在山的那一边,新婚燕尔的陈正湘也拿着望远镜在仔细观察。陈团长清楚地看到,包围圈里的某个院子,不停地有穿黄呢大衣、拿指挥刀的日本军官进进出出。6parker.com

陈正湘虽然没有吹过自己是“名将之花”,也没有山地战专家一类职称,却是个标准的实干砖家,立刻意识到那个地方一定是日军指挥部,马上命令迫击炮部队赶来开火。6parker.com

对八路军来讲,重武器就同大熊猫一样稀有,临时赶来的所谓炮兵连只有四门迫击炮,而且炮和炮弹都不是正版产品,属于根据地自制的山寨货;就这种条件的炮弹也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是舍不得用的。这次为了消灭指挥部,迫击炮连咬牙挥霍了一把,以不过日子的觉悟痛下了血本:他们一气打了四发炮弹。6parker.com

这四发炮弹不是乱打的。第一发测距,第二发远弹,第三发近弹,第四发就是修正后的精确弹。6parker.com

陈正湘看中的院子,确实是阿部规秀的临时指挥部。这个院子是按中国传统修的,正门进去后是一堵墙,叫影壁,影壁后面才是正屋,阿部就在正屋里。6parker.com

前三发炮弹飞过来的时候,有经验的日本军官看到炮弹的走向,立刻明白八路在校正弹道。但这时再跑已经来不及了,第四发炮弹象巡航导弹一样,炸在影壁后面、正屋前头的一小块空地上。6parker.com

这一炮准得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炮弹打前一点会越过房子,打后一点又只能崩到影壁的墙皮,偏偏旅团部的参谋们发现八路在打炮,都躲在影壁后头张望,结果一炮炸到人堆里,十二个围观的鬼子全部躺炮。阿部规秀虽然没有参加这场群体性观望活动,但是他的位置也好不到哪去,因为中将大人此时正坐在门口的长凳上,虽然没有四十五度仰望星空,却陷入了深深的冥想中。炮弹飞来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弹片就在门前开了花,这位等着镀金回国的名将之花当场被炸进一堆外来物,几个小时后因抢救无效,光荣咽气。6parker.com

所有的史料都记载,阿部规秀被杨成武一炮打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说法是不大全面的,因为阿部规秀虽然中弹,却还强撑了几个小时,应该属于战伤不治才对。而在人生的最后几小时里,中将大人也没有闲着,他抓紧最后一点时光,做了一件他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栽赃陷害。6parker.com

大概是不甘心自已临升官的时候完蛋,阿部规秀强撑着最后几口气,极其怨毒地留下了遗嘱。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他不仅没有检讨自已的错误,反而硬赖一一零师团长桑木崇明见死不救,害得自已打了败仗。倒霉的桑木崇明中将被这种充满报复色彩的流氓行径害得不浅(可见平时搞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很快收到下岗分流通知书,灰溜溜地卷起铺盖回了国。

评分完成:已经给 红朝笑笑生 加上 500 银元!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29 18:18:00

主题: 12/29/2018: C罗进2球,联赛对桑普多利亚
开场110秒取得领先!迪巴拉中场右路左脚斜长传,C罗左侧禁区边缘停球横趟闪出角度,在门前14米处低射入远角,1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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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文第62分钟也获得点球!C罗操刀推进中路球门顶端,2比1,这是尤文2018年正式比赛第100球。C罗是本赛季意甲罚进点球最多的球员(4球),本赛季10个意甲主场参与11球(6球,5次助攻),再进1球就将连续8个自然年度打进至少50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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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8-12-28 22:53:28

主题: Bramall: 毛时代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人民食物主权

多少人都在误会毛爷爷,是时候澄清一下了!

2018-12-26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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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作者 | 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 翻译 | 侯宇,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 来自: China Quarterly

食物主权按:毛泽东时代给人民留下的到底是混乱萧条的烂摊子,还是为后来中国经济的腾飞积蓄了坚实的力量?围绕这个问题的口水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有太多的误会要澄清,有太多的谎言要辨别。在毛泽东125周年诞辰之际,人民食物主权选译了英国经济学者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的文章,他在这场口水战争执的双方之外,提供了第三方的数据和视角。

这篇文章将毛时代江苏省在1966-1978年间的经济增长,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进行了比照。对比发现,集体时期江苏的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积累了必要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可以说,毛时代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 | 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授,
研究领域:经济增长问题;现代中国的饥荒农业发展问题;毛泽东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等。
著有《中国的经济发展》(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等书。

翻译 | 侯宇,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
校对 | 侯叶,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
排版丨海娄

文章要点:以往的研究显示,在毛时代,经济增长缓慢没有实现起飞,农村贫困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1949中国革命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实际上,毛时代经济发展存在增长的转折,但这些成就很快被1976-78年重要的政治变革掩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评估的指标“经济增长总量”显示毛时代没有明显的增长。用总量指标来判断中国经济状况,是不对的。就算是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地区开端,并且它们发生的背景是缓慢的总增长和停滞的物质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既不应只关注1978年之前中国缓慢的整体增长,也不应停留在普遍贫困问题上,而是要寻找是否有新兴地区增长极(an emerging regional growth pole)的存在。

本文认为,在毛时代晚期,江苏是中国的一个增长极,江苏记录的很多状况能够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相比。文章还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使没有1978年后的政策变化,中国的经济腾飞还是会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地区。

普遍认为,毛时代晚期(1963至1978年)的经济表现很差。具体而言,即国民经济增长缓慢,农村贫困现象普遍存在。就贫困而言,有一种说法经常被人引用,它指出在毛泽东去世时,大约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1]Dikötter(冯客)就是其中一个代表,“……直到1976年,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饥荒仍然普遍存在。[2]”至于增长, Maddison和Wu的研究指出,在1966年至1978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仅为2.5%。事实上,就连官方数据也支持这种说法,其显示增长的比例不足3%。[3]1981年这一官方结论,在李成瑞和薛暮桥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呼应,后者更进一步强调 “……经济停滞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长期、严重的错误。”[4]最近,西方学者也重复着类似的论断。[5]例如,根据Dikötter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经济不是一味停滞,也有上升的时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彪在1971年去世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逐渐崛起,部分抵消了日益僵化的国有部门的影响。[6]同样的,Walder也认为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明显的迹象表明,农业和工业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问题也在恶化。”[7]
 
以上对毛时代晚期经济表现的论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算我们假定“总量指标”(国家增长率、生活水平和农村贫困)可以合理评估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无法找到清晰的记录去了解毛时代的情况。首先,要知道,官方针对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虽然他们承认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总的来说还是认为“前三十年”(1949-1978)的成就现在被认为与“二三十年”(1978年后)的成就一样重要。[8]其次,当前有越来越多的“新左派”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提出与Walder、 Dikötter不一样的论点。[9]再者,已经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新左派”等学者的修正观点。例如,1977-78年间,中国每天的热量可达2400千卡,远远高于1956-57年期间每天2272千卡的热量,更是远远超过了1800-09年间英国的2176千卡。[10]
 
这个论断的第二个问题是,要评判毛时代的经济表现,其所使用的总量指标是错误的标准。如果这一标准不存在问题,那我们同样用它去评估英国的工业革命,就会发现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从历史情况来看,1850年以前英国不仅物质生活水平很低,而且基本停滞不前,国家增长率也很缓慢。事实上,正如 Crafts所观察的,19世纪早期英国最显著的特征是增长缓慢。[11]有意思的是,学者在评估早期英国工业化成就时,他们不会采用集聚的标准(the metric of aggregates),也几乎没人会质疑19世纪早期英国工业革命的概念。这种做法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工业革命有地区开端。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英格兰北部。19世纪日本发展的农业革命始于Kinai(译者注:Kinai畿内)。美国工业革命始于新英格兰地区。换句话说,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增长缓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区域经济充满活力(dynamism)。
 
结论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在毛时代晚期找到中国工业革命的证据,我们就不能用总量指标去做评估。我们不应该问国家增长是否缓慢,或者农村贫困是否普遍。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存在一些地区在增长规模、范围和影响上,能与工业革命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相媲美。如果存在这样的地区,那我们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换句话说,要客观评判毛时代晚期的表现,我们需要一个区域比较的视角,而不是只停留在国家的总体经济表现上。

方法论

这篇文章会做一个区域比较,通过对比江苏毛时代晚期的记录(late Maoist record)与1780年到1850年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历史,来了解毛时代晚期的成就。我之所以选择江苏有三个原因。首先,大家都认可它在乡村工业化方面的突出表现。[12]第二,文献材料相对丰富,江苏省统计局编制了大量数据,特别是县级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关键经济部门的数据。[13]县的记录和省级的记录都很有用。不过现有的文献提供的数据可信度可能存在问题,考虑到县一级为了少上交税收很可能会压低产量谎报数据,[14]我们大可以推论江苏各地的实际增长比文献数据呈现的更高。[15]第三,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江苏至少在历史和地理位置都存在有利条件。在1949年之前[16],江苏省原始工业发展非常快。建国后,它幸免于大跃进三年大饥荒。该省农业条件很好,气候、水资源和地形都比中国北方或西部有利。地理位置方面,因毗邻上海这个大都市,江苏相比于广东,能更快引入工业技术,有更广阔的市场。换句话说,如果连江苏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那中国其他更贫困的地区就更不可能发生,所以我选择使用江苏的材料。这篇文章将结合有关英国工业革命的大量文献,重点关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情况,以对比江苏与英国工业革命中心地带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当然,需要说明这篇文章目的不在于详细对比,而是利用英格兰北部的历史经验为解释江苏的发展提供另一种视角。
 
综合以上考虑,本文将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要考察江苏省的工业化规模和速度,我们不单要了解城市的情况,也要纳入乡村。换句话说,我们要考察江苏是否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工业部门反哺其农村产业?其次,需要了解江苏农业部门的表现。农业部门的情况,会影响到多个方面。可以说,农业革命几乎是所有工业革命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估江苏在去集体化(上世纪80年代初)之前的记录。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将结合以上讨论从整体上评估江苏的增长速度。[17]第四部分将对比江苏和英格兰北部的差异。第五部分则会考察江苏的增长是否可持续。

一、工业化

工业化通常推动经济起飞,在英国也是如此。工业化以英格兰北部为中心,通常发生在一些没什么制造业的地区(如Salford)。在英格兰北部,土地主要用于生产棉布。在1784到1786和1814到1816年之间,棉布在英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上升到34%。到19世纪早期,[18]兰开夏郡多达40%的劳动力都在从事棉花生产。当然,在这些地区不仅仅是棉花产业在扩张,煤炭产量也在迅速上升(表1)。要知道,工业中如果要使用蒸汽,就必须使用大量煤炭。


在毛时代,快速工业化也是江苏的一个特点。从1952年到1957年,江苏的工业增加值每年以国际标准快速增长,增长率约10%。需要指出的是,因江苏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它在这一时期的增长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不过,这一时期之后,在1966年至1978年期间,当中国工业年增长率降至9%,江苏的工业增长率在却开始加速并攀升至13%。江苏在毛时代晚期加速发展,其工业增加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5%升至70年代末的7.5%左右,[19]生产出远高于贫穷国家的资本品(区分于消费品,资本品可用于进一步生产更多的产品),为全国的增长奠定了基础。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便可见一斑,在1952年,江苏的重工业在全国的占比仅为6%;到1965年,比例已攀升至25%;到1978年,占比高达48%。[20]
 
1、乡村工业化

与英国的兰开夏郡、约克郡相比,江苏的工业化历程在地理分布上有一定的差异。当然,不可否认,江苏在工业化初期与英国在地理分布上有相似之处。英国的圈地运动驱赶了乡村在地佃农,为工业部门带来了地理上和职业上的流动劳动力。随之出现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化,其特点是工资较高的城市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江苏的工业化也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当时国家政策对农村劳动力流行城市的限制不多,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达到顶峰,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江苏的城市贡献了四分之三的工业产出,与英国的情况相似。不可否认,江阴、常熟和吴江等县的工业产值在农工业产出(GVAIO)的占比都超过36%,但即便是这些增长相对客观的县级地区,与城市的90%相比[21],它们贡献的份额(平均40%)也十分有限。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江苏的工业化特征开始变化。因为城市的劳动力出现短缺,其工业化日益受到限制。上世纪50年代,江苏农民尚且存在较多流动,使得城市企业蓬勃发展。不过,到60年代,为保证农业的劳动力供应,中共领导层决心实施户口制度,城市的劳动力开始供应不足。[22]
 
为解决城市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江苏一方面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度,更为重要的措施则是,促进乡村工业的发展。[23]如若出现粮食短缺,这一举措还便于稳定局势,因为劳动力可以迅速从从乡村工业转移到农业中去。户口制度实施之后,新的工人可以离开农业但不能离开农村,即“离土不离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其实县级和社队工业的大多数工人并没有真正“离开土地”,他们通常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从事农业工作。中央这一新的战略促使江苏乡村工业产量大幅增长:在1971年至78年期间[24],实际产出增长了11.3%。虽然其中部分的增长来自县级国有工厂的贡献,但增长最快的仍然是公社及社队企业例如,1971年至1978年,江苏的社队工业总产值(GVIO)每年增长34%,远高于全国的17%的增长率。[25]无论是受县级所有企业驱动,还是被社队工业企业驱动,我们可以看到江苏几乎所有县在毛时代后期都实现了快速的乡村工业化(图1)[26]。到1978年,江苏各县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份额为50%,相比1965年23%,增长了一倍多。如图1中的阴影所示,即便不少县仍低于这一阈值,仍在快速工业化。


江苏南部农村的工业化增速尤为瞩目,好几个县(包括扬中和江阴)在工农业总产出中占比达到70%,大多数都快赶上城市的增长速度。[27]不过,江苏乡村工业化的中心仍在苏南的东部地区:苏州、无锡和常州(Suxichang)[28]。在1971 - 78年三地的乡村工业增长率达到20%,远高于省级工业10%以及三地县级工业9%的增长。[29]农村社队工业增长尤为迅速,实际平均每年36%。

2.城市工业

仍需指出,尽管乡村工业化快速发展,但在毛时代晚期,江苏各市的国有及集体所有制企业通过增加生产的资本密集度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是江苏工业增长的主要功臣。如果我们细看数据,结果会令我们吃惊:江苏的12个城市在1965年至78年间增加了四倍的工业产出。[30]南京一马当先,尽管按中国的标准来看还只是一潭死水,但它在1978年的工业生产中占比中高于16%,异常夺目。到1978年,江苏省城市工业的份额仍然超过全省的60%,这使得乡村的工业化相形见绌。
 
实际上,因为城市工业生产了江苏的大部分资本品,其取得的成果比数据展现的还更重要。以南京为例,其重工业的比重从1965年的57%上升到1970年的71%,[31]到上世纪70年代末,纺织和食品加工在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仅为18%,这些数据反映出南京日益成为一个石化中心。在南京,石化产品占整个城市工业产出的14%,化工产品占7%,机械行业占20%。[32]即便不少行业效率低下,它们仍为南京的工业部门提供了基础。江苏其他城市尽管有不少重工业部门,但其重工业比重仍远不及南京,例如,毛时代后期无锡市的重工业份额有所上升,但到1978年还只占42%。苏州的情况(46%)相似。[33]

二、农 业

众所周知,农业革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促进工业化,一是提供剩余劳动力和资本,二是利用国内价格效应(domestic price effects)(增加实际工资和降低工业投入总额)。英国之所以出现工业革命,与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快速的农业发展有关。农业的快速增长显然可以降低工业投入总额。农业增长虽然很大程度上仍要归功于畜牧部门,但可耕地的产量也做出了客观的贡献:1801年,对比英国小麦和大麦的收成标准,北方作物产量很高。[34]此外,尽管在北方这些工业化重镇,小麦和大麦产量在1600至1830年期间也有所增加。北方农业在1801年播种面积占全国26%,1850年为32%,在这两个时期都对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贡献。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是在19世纪中期,小麦在北方地区播种面积达30%;在同一时期,黑麦播种面积达41%。[35]
 
1、江苏农业的表现

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江苏粮食部门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1952至1957年期间,江苏的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76公斤,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为298公斤。不过,到1966年至1970年,该省的人均粮食产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公斤(319比283公斤);到1975至1978年,这一差距升为46公斤(360公斤比314公斤)。江苏甚至超过了邻省浙江:浙江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954至1957年间比江苏高35公斤,但浙江在1975至1978年的时候落后了江苏28公斤。[36]
 
更让人侧目的是,即使国家实施的粮食提留统筹政策,也没有抵消掉江苏的人均产出增长的成果状况(见图2),要知道在农业集体化时期,江苏库粮(粮食配给)可是从1957年的人均368斤上升到1978年的人均477斤。粮食增长的情况,在苏南和西部各县的上升幅度最大,东部由于土壤退化和盐渍化上升较小,但总体而言江苏的每一个县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37]在江苏,只有1.2%生产队的粮食产量低于人均150公斤,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全国平均有11%的生产队产量低于这一标准,贵州和甘肃低于这一产量标准的甚至高达38%。[38]苏州作为江苏最先进的地区,在农业上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在1976-78年期间,8个县的人均粮食产量平均为577公斤(相比于,1965年至1967年的518公斤),远高于该省的平均水平。[39]此外,尽管苏州乡村在快速工业化,它仍然算得上是一个粮食净输出地区。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江苏粮食产业的成功是以牺牲其他农业部门为代价的,而且江苏的农业附加值增速也低于东亚“奇迹”经济体(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es)[40]。但是这一结论存在三点不足。首先,江苏官方的增长数据比实际要低,因为社队公社等集体为避免国家提取过多粮食,会压低产量[41]。其次,人们也可能会说,考虑到中国在政治上被孤立,还有饥荒等遗留问题,(备战备荒)集中粮食生产这一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也正是因为政策的影响,农业附加值的实际情况无法如实反映在国家制定的采购价格中,这恰恰说明中国生产粮食的实际“价值”非常高。第三,改变了日本、台湾及韩国工业经济的绿色革命技术,到1970年代中期之后才开始引入中国。国家研究项目到1960年代才成立,导致绿色革命技术引入很晚,可见这项技术带来的益处只有等毛泽东去世之后,才能促成在中国农业的增长率快速提升。

2.农业增长源

1956年国家农业政策转向增加粮食产量,粮食产量的增长本身又促成人均粮食产量的增加。在此之前,政策更倾向于区域专业化和区域间的粮食转移。1956年主要的倡议是国家十二年农业计划(Twelve Year Agricultural Programme)(习惯称为“纲要”)[42],这一计划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产量目标。在中国的三个主要农业区,考虑到气候的差异,纲要的标准各不相同。在黄河以北,产量预计将从1955年的1.13吨增加到1967年的每公顷3吨。对于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区域,计划从1.56到3.75吨(每亩500斤)的增长。[43]在淮河以南,1955年的产量目标是3吨,到1967年的目标则提升到6吨(每亩800斤)。[44]
 
以江苏为例,上世纪50年代,其粮食产量远低于平均水平。1957年,江苏每亩耕地的平均粮食产量仅为377斤,远低于淮北的500斤。事实上,参考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的报道,[45]江苏所管辖的没有一个县的产量达到纲要,即便江苏淮南地区有15个县超过了500斤,也远低于纲要800斤的标准。[46]在20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江苏的粮食产量迅速上升。到1971年,江苏地区有40个县已经超出纲要标准。到1976年,增加到63个(总共75个县)县级地区[47]。1976年,江苏实现了淮南地区每公顷6吨的纲要目标。到1978年,上升到每公顷的7.4吨。[48]江苏长江两岸及苏北每亩产量都超过750斤,增长飞速(图3)[49]。甚至在淮阴,其谷物产量也从1966年至70年的100公斤增加到1975年至78年的171公斤。[50]淮阴在1965年可是江苏最贫困的地区,也是粮食净拨入地区。


在毛时代晚期,江苏的农业革命是由直接的劳动力投入和投资推动的。集体农场动员的大量劳动力一方面增加了每公顷土地上劳动的天数,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本品。这一时期,后者既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如灌溉网络)也包括现代农业投入产品(如化肥和农业机械)。事实上工业革命真正的标志恰恰在于,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类别更广泛的产品。
 
要实现这种大规模的劳动动员,前提正是采用了集体组织的方式。[51]诚然,我们不能否认 人口增长的影响,在1964到1982年期间,15至64岁的人的数量增加了1500万,[52]确实增加了劳动力供应。但人口增长本身并不会直接增加劳动力的规模,因为许多人出生于1960年代,他们在1970年代末才刚刚成为劳动力。所以除去人口增长的影响,更有效的方法是增加每个人每年的劳动天数。这种“勤奋的革命”( industrious revolution)——de Vries 在英国的语境中使用了这个短语——才是毛泽东后期增长的关键。[53]1955年到1978年之间的数据显示,每一个农民的年工作时数稳步上升。就劳动力数量来看,我没找到江苏的时间序列数据(locate time series data),但国家数据显示,1955年至1975年间,农业劳动力增加了58%。相比之下,工作日的数量增加的速度远高于劳动力增速,在1950-1970年代之间,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平均单位播种面积上升148%,油料作物上升145%,经济作物上升100%[54]。在江苏省,不同县之间的工作日差别很大。1976年,在徐州相对贫困地区的每个公社成员工作150天(劳动日),少于镇江的165天,苏州的204天[55]。苏州的经济最为发达,其劳动强度也最大,表明该地的经济繁荣离不开高强度的劳动投入。[56]
 
提高劳动强度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增加多种作物的种植,改变作物的种植方式,转向种植水稻(劳动密集型)等高产作物,提升灌溉技术,并最终引入全面的“绿色革命”计划(‘green revolution’ package)。[57]在江苏,双季稻的种植(double rice-cropping)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种植双季稻可以提高产量,早稻和晚稻的总产量(每公顷9吨)超过了江苏一种中等水稻(6吨)的产量。[58]但是,要种植双季稻会造成3个农民时期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春天,既要收割冬季作物又要播种早稻;在盛夏,一要收割早稻,二要播种晚稻;到了秋天,收割晚稻又会和在霜冻前种植冬小麦或经济作物产生冲突。因此,大部分时间里,劳动力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稀缺的,任何能够增加劳动力供应的方法——比如增加劳动时间——都受到了欢迎。当然,如果出现一些节省劳力的技术,也可以缓解这一问题。正如Perkins等人所指出的:“……农业的关键时期需要吸收大量劳动力,如果能够实现机械化,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大量的劳动力。”[59]
 
在江苏,密集投入劳动比在中国北方更有成效。在中国北方,由于水资源短缺,就算投入同等劳动力,其粮食增长的比率也相对较低,农业条件的差异可以部分解释江苏的人均产出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图4)[60]。虽然粮食产量容易受到天气变化的影响,但总体来看,江苏粮食增长的趋势更为客观。1952年,江苏人均粮食产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而到1978年,这一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20%。人均农业增值指数(以可比价格计算)也说明了江苏突出的表现。到上世纪70年代末,江苏省在正常年份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个百分点。


通过集体劳动动员,江苏不但提高了每个工人的农业产量,也同时发展了乡村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可用的劳动天数数量过低(the number of available labour days was too low),很难实现以上成果。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1971年林彪死后,私营部门的发展促成了农业部门的增长[61]。但在江苏,私营部门的份额实际上从1963 到1965年的36%下降到1977年到78年的23%。[62]江苏的成果并非是偶然,我们追溯到1950年代末,可以发现正是集体化促成了江苏后期瞩目的成就。
 
不可否认,强化劳动投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弄巧成拙(labour intensification)。它提高了人均农业产出,却使每天的边际效益下降,劳动日的价值降低。例如,种植双季水稻(Double rice-cropping)[63],人均产量提高了,但工作的时间却非常长。再多做一步推论,就是黄宗智(Huang )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意思是通过牺牲闲暇时间,增加工作天数,人民的收入没有增长,生活水平也没有提高。然而,尽管这一结论在中期以前可能是正确的,但恰恰是通过大规模的集体动员,才使得江苏在后期得以提高人均农业产出和发展工业。从长远来看,正如黄宗智所说,工业化增加了每一个工作日的产出和每小时产出,机器取代了劳动力,允许农民减少农业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大的回报。
 
以下这些数字可以说明证明乡村工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1965年,江苏有89%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但是到1978年这个数字下降到70%。[64]在无锡等最先进的县,常熟、太仓和张家港,到1978年,农村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份额下降到70% 到75%左右[65],实际比例可能更低。总的来说,江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现代化的一个典型标志。它发生在17世纪到1750年的英国,并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继续。农业发展可以促进工业现代化,最后也会推动自身发展。例如,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化肥产量的提高使每单位面积使用量增加了6倍。[66]所以说,正如农业是乡村工业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源一样,农村工业(rural industry)也会推进农业(agricultural)的发展。

三、江苏的宏观经济表现

通过比较各省GDP数据,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毛泽东时代晚期,江苏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表2)[67]在20世纪50年代,尽管江苏拥有工业传统和有利的农业条件,但它的宏观经济表现最差。然而,在那之后江苏不断进步。尽管人均产出在1965年至1967年期间达到了(相对)最低点,占中国平均水平的90%,但在1962年至1970年期间,江苏的总体增长率与1950-57年相比有所上升,而省级的平均增长率则下降了一半。江苏的崛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到1973年,这个省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到1978年,江苏的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为13%,比1967年增长了26个百分点。
 
当然,江苏这一时期的数据所展示的增长水平不应过分夸大。1970年至1978年间,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亚经济体的人均增长率分别为8.4%、7.2%、4.9%和3.4%。[68]相比之下,江苏的现代经济增长仍处于初级阶段。要通过往后的三十年,这个省借着1978年之前的基础(on foundations)才能与亚洲的“表亲们”(cousins)相匹敌。


江苏中部县市在1965年到1978年间人均GDP增长额度达到1.42亿元(图5)。如果按绝对值计算,江苏GDP增长主要来自各大城市中心区的贡献,其中中部城市为GDP的增长贡献了3.94亿元,而中部县城(the median county )贡献了1.38亿元。仅南京一地就贡献了17亿元,占全省GDP增长的11%。不过GDP增长也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分布,虽然徐州和苏锡常周边地区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在东北和西南的大多数地区,增长较为有限。西南诸县的贡献之少让人吃惊。尽管南京工业增长强劲,但邻近各县对全省GDP的增长贡献甚微,省会城市似乎产生的是回流(backwash)(译者注:参考谢燮、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理论基础》,刊于《当代经济科学》,)而非扩散效应。
 


江苏的工业化向南扩散,延伸至浙江。[69]1970年,乡村工业主要集中在浙江西部的国防工业和江苏边缘的少数几个县。到1978年,虽然浙江的工业化水平仍然滞后,但明显存在扩散效应。在1962-1970年和1970-1978年(表2)这两个时期,浙江省的排名上升了。到20世纪70年代,像无锡这样的地方所展示乡村工业化在浙江-江苏地区越来越典型。上海的发展同样颇为成功(Shanghai also fared well),在这三个时期都排名靠前。总的来说,三角洲的经济整合程度更高。许多上海公司都依赖江苏的零部件,无锡的城市常被称为“小上海”。太湖周边地区以及南通靠近长江北部的地区因为毗邻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
 
是否存在扩散效应,需要证据。针对19世纪初的英国[70],我们缺乏可靠的地区GDP数据,但是通过当时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与江苏增长极相比,兰夏郡的增长极对英国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71]但如果我们拿长江三角洲(江苏外,还包括浙江、上海)来和英国的增长极作对比,就会发现三个地区的经济产值在GDP总量中的占比与英格兰北部有得一比。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在1962年至1970年,1970年至1978年这两段时期,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分别为6.4%和5.1%。鉴于在20世纪70年代,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整合程度很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地区描述为长江三角洲的增长极。

四、江苏和英格兰北部的对比

上面的讨论说明,在工业革命期间,毛时代晚期的江苏地区和英格兰北部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不过,这两个区域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
 
首先,劳动力的过程不一样。江苏工厂的劳动条件普遍较好,部分原因是国家管制力度较大,部分原因则在于迁移控制。这种控制很可能是为了防止劳动力大批涌入上海,但客观上也有助于推动乡村工业的发展,总之让江苏与英格兰北部地区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此外,我们也不应夸大英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因为从英国各地始终存在的工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劳动力市场运转不佳。[72]
 
另一个关键的区别是两地的产业结构。约克郡依靠羊毛生产,兰开夏郡的经济以棉花为主。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英格兰北部的重工业情况。例如,兰开夏郡煤田的产量从1770年代的32.5万吨上升到1840年的600万吨。尽管重工业的产量在上升,在英格兰北部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棉纺织品。[73]相比之下,重工业在江苏更为重要。当然轻工业也得到了多种重工业的补充,包括机械、石化产品和化肥等农业生产产品。有人批评这种重工业导向的发展被抑制了消费品的供应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调整”运动中,江苏的重工业份额从1978年的48%降至1980年的39%。[74]不过,脱离实际来讨论重工业是否对该省经济造成损害,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我们做一个整体比较会发现,在1978年,江苏与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工业上的比重更低;与吉林的63%、辽宁74%相比,江苏更不值得一提。[75]实际上,在1981年之后,江苏的重工业比重又开始上升,到1988年升回到47%。规划者如此重视重工业,恰恰证明后者不但可以产生关联效应(译者注:Linkage effect是德国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概念,在经济学中称为关联效应。关联效应是指某一产业投入产出关系的变动,对其他产业投入产出水平的影响和波及效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就连费孝通,这位因倡导小规模轻工业闻名海内外的专家也认识到过去他对江苏手工业的崇拜是有问题的。[76]
 
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服务业的贡献。由于服务业的快速增长,英国工业在英国GDP中所占的份额在1700年到1841年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77]据Timmins估计, 1841年[78],兰开夏郡的劳动力中有25%受雇于第三产业,相比之下, 1978年[79],江苏省第三产业的就业率仅占总人数的10%。服务业中就业比例较低,是否给江苏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都知道服务业的优势之一是创造就业机会,但实际上江苏的规划者不愁就业机会不多,担心的反而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一些贫穷的国家,过分重视服务业反倒会挤占工业发展的空间,造成过早的去工业化趋势——就像工业革命时期利物浦所做的那样。[80]

 五、可持续性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江苏和英国之间经济体系的本质区别,是否意味着江苏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81]一般而言,英国工业革命是由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都参照了苏联的模式,那中国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吗?

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尽管没人否认苏联能够有效动员劳动力和资本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创新能力,无法提高生产力。[82]不难想象,对这些学者来说,如果任由国家在经济上扮演主导角色,如果邓小平没有发起系统改革,江苏的经济增长再耀眼也会渐趋停滞。在毛时代,江苏的那些城市工业,即使原计划是集体的,实际上也会变成国有的。新的乡村产业要么是县政府所有,要么是集体所有,它们在主导农业生产。可以肯定的是,英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也会频繁介入,英国要与法国开战就得控制经济发展。即便在两地国家都曾介入经济发展,江苏的生产过程却与英国完全不同。人们常说,私营部分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其独特优势,体现为创新对英国经济增长的所做的贡献。可是这种说法没有讲清楚创新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创新是因为劳动力价格高于能源价格(即高工资经济)?还是因为低工资制度(鼓励劳动力使用技术进步)?抑或是引进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新棉花产业技术?[83]当然,不管创新的动力是什么,它带来的结果却显而易见,今天英格兰北部充斥着阿什顿(Ashton's) 的“电子产品浪潮”(wave of gadgets),它彻底改变了棉纺、运输、采矿和冶金行业。[84]江苏几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发明,相反,工业化是通过传播现有技术推动的(“通过学习实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by learning))。
 
质疑江苏经济体制的论点看似很有说服力,但存在很大问题。首先,这个论点从概念上讲是站不住脚的,它假定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认为增加投入本身无法带来技术进步。[85]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假定并不靠谱。例如,江苏集体农场的劳动动员——通过增加投入——带来了技术进步。这个农场通过改善灌溉条件,发展乡村工业(进而生产出像化学肥料这样原先稀缺的生产资料),引入了绿色革命技术。最后,每个工人的产出上升了,这是可持续增长的标志。

其次,批判中国经济体制缺乏可持续性,实际上夸大了早期的技术进步对英国工业革命做出的贡献。要解释英国的产业革命, “工业革命”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比喻,并不是准确的描述。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英国的历史,会发现除了棉花行业,在其他行业中技术进步的水平非常有限;就连已有的创新成果蒸汽动力扩散得也很慢。[86]在1801年至1851年间[87],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仅增长1.2%,虽然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但在英国所有地区早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88]
 
第三,江苏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记录说明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避开了苏联所走的死胡同。首先,1978年,江苏轻、重国有企业的资本生产率水平高于除上海以外的其他省份,[89]更重要的是,江苏拥有越来越多的高效的社队工业企业。这些虽然都不是私营企业,却与国有企业明显不同,因为江苏的公社负担不起效率低下的工业企业,更加耗不起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低生产率工业部门的机会成本。只要公社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能力开发规模经济,让新生的新兴产业变得更加高效,它们就可以暂时容忍初期的效率低下。以无锡县为例,在1970年至1978年期间,[90]社队(commune and brigade)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增长速度比县有国有工业还快。某种程度上无锡县的情况体现了规模增长(scale increases)。1970年,无锡的公社企业平均雇佣59名工人,1978年为122人。实现规模增长,主要得益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无锡县大队产业的规模几乎没有增长,但劳动生产率仍在提高。无锡县并不是个案。尽管可供使用的数据不多,但有证据表明江阴等其他苏锡常县市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91]简单来说,在上世纪70年代,江苏的经济增长不是单纯靠投入带动,也靠不断上升的生产率。[92]
 
Sachs 和 Woo的研究同样表明[93],江苏的工业所有制结构能够带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他们用公有制的不同水平及之前的工业化程度来解释1978年后的省级增长率差异。他们认为,1978年后,东北地区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因为它的国有部门规模庞大,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纪50年代的过剩劳动力已经被这些国有企业吸收了。国有部门提供的大量福利使东北的工人不愿放弃工作,“下海”在到私营企业中去,因此这些企业很难实现重组。当然,我们需要指出Sachs 和 Woo的一些分析欠缺说服力,他们夸大了私营部门对1978年后增长的贡献,他们还认为私营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是增长的先决条件。[94]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正确地认识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各省的发展存在差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江苏偏离了苏联和东北地区的模式,因为它不那么重工业,而且在社队企业中占有更大的比例。与此同时,江苏拥有比(如)中国大三线(Third Front)省份有更强的工业能力。这种发达的工业能力,结合了市场经济和苏联式经济的双重特质,使江苏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结 论 

我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经指出,唯有优先培养好技能,搭建好基础设施,满足这些前提条件,1978年后中国的经济才能飞速发展。在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增长之所以相对缓慢是因为当时这些稀缺资源主要用在非生产型用途上,被用来培养技能,搭建稀缺资源,在大三线推进国防工业化。不过,尽管可用资源不多,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到1978年已经开始了。[95]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这篇文章做了进一步的推论。通过使用一系列新材料,对江苏和英格兰北部进行了明确的比较,我认为,尽管在1978年的政策调整之前,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缓慢的,但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江苏省的经济已经开始腾飞。这一起飞并不仅仅局限于乡村工业部门。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提倡“干中学”思路,实现了规模经济,乡村工业正在蓬勃发展,其生产力也迅速地与国有部门的发展相融合。江苏的城市工业与民国的工业化时期相比,仍在快速增长,由于重工业发展良好,这种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农业生产率,无论是土地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在增加,上个20年代中期引入的高产品种的又在加速这一进程。因此,江苏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最慢的省份变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最快的省份之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大三线”工业化计划,内陆省份望尘莫及,考虑到这一政治因素,江苏的经济腾飞就更加引人注目。
 
江苏的经验让人想起了英格兰北部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的表现,两者还存在更多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区域,首先,其工业化处于初始阶段,生活水平增长都比较缓慢。其次,创新的贡献相对较小。最后,由于劳动力被组织起来生产资本而非消费品,抑制消费又可以进一步增加投资。1978年之前,江苏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有力地辩驳了前文中看似有理的论点。英国工业革命有地区起源,同样地,1970年代后期由于江苏的工业化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起飞。这一现象说明即便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政策变革,中国仍然可以凭借毛时代的积累实现经济腾飞。
 
当然,我们需要谨慎对比,不能过分夸大江苏与英格兰北部的相似之处。首先,集体农场是二十世纪才有的发明,且国家在江苏的地位要比在英国要大得多。其次,虽然江苏的增长扩散到了浙江,我们不能假设江苏能像开夏郡和约克郡那样,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工业革命。很明显,东北的省份(the Manchurian provinces)很难采用江苏模式。尽管如此,上世纪70年代的江苏经历的工业革命,仍向我们展示了许多特征。一方面,它的经济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无论是空间上的还是部门跨度,其增长的过程都是广泛的;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公社和农业的生产率增长。对于江苏,或许对中国来说,1976年至1978年的政治转折,很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尾注:限于译者水平,文责译者负,如有不到的地方还请读者指正。
         
注释&参考书目

注释:

[1]World Bank 1992, 3 & 140.
[2]Dikötter 2016, 263.
[3]Maddison 2010; Wu 2014.
[4]The official verdict wasgiven in On Questions of Party History (1981); see Liuand Wu 1986, 587.
[5]Macfarquhar andSchoenhals 2006; Dikötter 2016; Walder 2015.
[6]Dikötter 2016, 284.
[7]Walder 2015, 321&332-33.
[8]According to People’s Daily(8.11.2013), “We must fully acknowledge….the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the period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ticalimperatives, namely the need tolegitimate Party rule, have also played a keyrole in developing this two-period’ analysis.
[9]Li 2008; Gao 2008; Han2000; Hinton 1991; Bramall 1993, 2000, and 2007; Blecher2009
[10]The figures for Chinaare my new estimate; see Bramall(forthcoming). For Britain, see Broadberry2015, 289. Regional data alsosuggest that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were lowwage counties in around 1770(Hunt 1986, 965). But Broadberry’spessimistic view is controversial; According to Kelly and O'Grada(2014, 7),"...consumption levels [were] comfortably above barebonessubsistence on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e also Allen 2009.
[11] Crafts 1985; 2014.
[12]Ho 1994; White 1998.
[13]See JGK 1999, NYTJ 1976, NCJJ 2000 and NYFX 1979.
[14]For the secondary literature on agriculture, see Huang 1990. Forrural industry, Ho 1994, Mo 1987 and Whiting 2001. On industry more generally,Bramall 2007. For useful overviews, see Marton 2000 and White 1998.
[15]Communes routinely under-reported production to avoid procurements(see for example Oi 1989). In addition, the growth surge shown by the officialagricultural data for 1978-1984 is simply too large to be plausible. As Hinton(1991) has argued, the surge reflected under-reporting in 1978 that was largelycorrected by 1984.
[16]Fei 1983; Ma 2008.
[17]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is not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isis partly because of space constraints, but also because formal education wasless important in driving growth than other factors, notably skills acquiredvia learning-by-doing in industry. For a discussion, see Bramall 2007.
[18]Davis 1979, 94-97; Timmins 1998,85.
[19]Growth rates at constant prices.From SSB 2010.
[20]Jiangsu tongjiju 1989.
[21]'Urban industry' here means all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the cities-proper of Nanjing, Wuxi, Xuzhou, Changzhou,Suzhou, Nantong, Lianyungang, Huaiyin, Yancheng, Yangzhou, Taizhou andZhenjiang. All GVIO in county jurisdictions is classified as rural; this ruraldefinition therefore includes the shedui sector but also county-levelcollective and state-owned industries. Although crude, this measure capturesthe breadth of rural industry better than the shedui definition.
[22]The absence of migration controlsduring the Leap—and the subsequent flood of migrants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exacerbated the Great Famineby causing rural labour shortages.
[23]For overviews of Chinese ruralindustrialization, see Riskin 1978, Sigurdson 1977, Perkins 1992, He 2004,Dangdai Zhongguo de xiangzhen qiye weiyuanhui 1991; 2009 and Bramall 2007. For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Jiangsu, see Ho 1994, White 1998, Whiting 2001 andBramall 2007.
[24]This is for GVIO at 1990 prices(Jiangsu tongjiju 1994).
[25]Data at 1980 prices from Jiangsutongjiju 1989, 137 and He 2004, 28 & 31.
[26]In Jiangsu, 17 per cent ofindustrial output originated in the shedui sector in 1978, double the nationalaverage (He 2004, 31; SSB 1990).
[27]Even Dikötter (2016, 279-80)acknowledges Jiangsu's pace of industrialization during the 1970s.
[28]Sunan (southern Jiangsu) is moreaccurate than Jiangnan ('south of the river') because rural industries alsodeveloped rapidly along the north bank of the Yangzi. Useful sources include Mo1987; Zhou 1994; WXG 1990.
[29]Rural Suxichang is defined hereas the counties of Jiangyin, Yixing, Shazhou, Changshu, Taicang, Kunshan,Wujiang, Wuxian, Wuxi (county), Wujin, Jintan and Liyang. Data are for GVIO at1990 constant prices (Jiangsu tongjiju 1994).
[30] Jiangsu tongjiju 1989.
[31]Jiangsu tongjiju 1989, 137; 1994,69. These data are for commune-level industry and higher at 1980 prices. Thefigures exclude counti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Nanjing municipality.
[32]JGK 1989, 13-16
[33]Jiangsu tongjiju 1994, 195 &511. The data are for Wuxi and Suzhou cities
[34]Turner 1982, 509. The Lancashirefigures may be exaggerated.
[35]Apostolides 2008, 32 & 34;Broadberry 2015, 88 & 92. 'North' includes Cheshire, Nottinghamshire andStaffordshire.
[36]SSB 2010.
[37]The kouliang (口粮) measures per capita grain distributed by the collective. Reportedkouliang figures under-state total consumption because of outputunder-reporting and the exclusion of grain grown on private plots. Conversely,the kouliang is not a measure of direct human grain consumption because somecollectively-distributed grain was used as pig feed. This last apparentlimitation is an advantage in assessing living standards because the kouliangcaptures indirect consumption of grain in the form of pork.
[38]For the data, see Nongye bu1981,178.
[39]NYTJ 1976, 122-23 & 356-58;Jiangsu tongjiju 1994, 205-613. Suzhou is defined here as Jiangyin, Wuxicounty, Shazhou (contemporary Zhangjiagang), Changshu, Taicang, Kunshan, Wuxianand Wujiang counties.
[40]Constant price agriculturalvalue-added in Jiangsu rose by 2.4 per cent per year during 1965-78. If wecompare this with the rates achieved by other Asian economies early in theireconomic development, it was clearly lower than the 2.8 per cent achieved byJapan during 1955-70 (Hayami and Yamada 1991, 19), Taiwan's rate of 3.7 per centduring 1951-70 (Thorbecke 1979, 135) and South Korea's 4 per cent for 1960-75(World Bank 2017).
[41]Gao 1999; Hinton 1991.
[42]This programme is usuallyabbreviated as gangyao (纲要)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and counties meeting their yield target are often described as having achievedgangyao.
[43]The Huai was the traditionalboundary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see Buck 1937, 9) because it marked thelimit of rice cultivation. Historically, the Huai river entered the Yellow seaat Yuntiguan in Xiangshui county. By the 1950s, however, much of the river'swater entered Lake Hongze and thence flowed south to the Yangzi; the old rivercourse was used to build the North Jiangsu Irrigation Canal. Nevertheless, theold course was adopted as the southern demarcation line for the agriculturalregion between the Huai and Yellow rivers; see the map in People's Daily on 25December 1957.
[44]Nongye bu 1960, 120-21. Chinesedata on grain yields are usually given as output per sown unit or danchan (单产). However, the gangyao targets were in terms of grain output perunit of cultivated (arable) area, or nianmuchan (年亩产);see Nongye bu 1960, 8.
[45]Parts of China had already hitthe gangyao target by 1957; there were nine gangyao counties in Sichuan andfour in Zhejiang (Nongye bu 1959, 120-21).
[46]See NYFX 1979, 317. The cities ofZhenjiang, Taizhou, Yangzhong and Nantong posted high grain yields but werepart of the counties of Dantu, Nantong, Hanjiang and Taixian respectively in1957,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county-level jurisdictions.
[47]Nonglin bu 1972, 44; Nongye bu1960, 120-21; Jiangsu tongjiju 1977, pp. 35-36.
[48]NYFX 1979, 2.
[49]The data used in Figure 3 are perunit of cultivated area to make them correspond with the gangyao targets. Theyield increase between 1957 and 1978 therefore reflected both changes inmultiple cropping and increases in yield per unit of sown area. In fact,grain-sown area declined from 119.7 million mu in 1957 to 94.7 million mu in1978, whereas grain yield per sown mu rose from 178 jin to 480 jin (NYFX 1979,2). By comparison, the grain yield per unit of sown area was 184 jin during1933-36 and 162 jin in 1952 (Jiangsu sheng nonglinting 1992, 9).
[50]HYTJ 1991, 62-64.
[51] We often think of Maoist growthas being investment-led, but of course capital is a product of labour, whetheralive or dead (we can think of the machines used to produce machines as deadlabour).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mobilization of labour, and using it toproduce capital rather than consumption goods, is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inthe development process.
[52]Jiangsu TJNJ 2006, 79.
[53]De Vries 1994.
[54]NJZ 1983, 46; Han 1992, 500.
[55]Jiangsu tongjiju 1977, 235.
[56]My argument in this section thatlate Maoist development was constrained by labour shortages is controversial insome quarters, and one anonymous referee took issue with it. However, the veryfact that the number of days worked per worker rose over time, the emphasisgiven to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the 1970s, and the abundant evidencethat double and triple cropping was often prevented by seasonal labourshortages all point in this direction. So too does the share of the populationaged 15 to 64. This fell from 60 percent in 1953 to 56 percent in 1964. By1990, it was up to 67 percent; the 1990s were therefore the era of labourabundance in China, not the 1960s. One can of course argue that there would nothave been shortages if Maoist China had adopted a 'capitalist' developmentmodel.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that this is a reasonable counterfactual—American hostility made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trade all butimpossible before the late 1970s. This environment forced China to adopt adevelopment model which was based around mass labour mobilization; it hadlittle choice.
[57] Rice in Jiangsu yielded 515 jinper sown mu in 1965 compared with 285 jin for corn, 254 jin for potatoes and165 jin for wheat (NYTJ 1976, 42). Hybrid rice occupied 12 per cent ofrice-sown area and yielded 20 percent more per hectare than middle rice in 1978(Jiangsu tongjiju 1979, 66-67).
[58]NYTJ 1976.
[59] Perkins et al 1977, 80. Theygive grain-processing—which employed large numbers ofwomen—as an example of an area where mechanization wasgiven high priority.
[60]Other parts of China experiencedfaster population growth (growth averaged 2.1 percent nationally per yearcompared with 1.8 per cent in Jiangsu for 1952-78) but water shortages meantthey were less able to use the population ‘gift’ effectively.
[61] In Guangdong, the proportion ofnet per capita income contributed by household production rose from 33 per centin 1963-65 to 41 per cent in 1977-78; see Guangdong sheng tongjiju 1989, 78-79.Nationally, however, the household share was lower in 1977-78 (28 per cent)than it had been in 1963-65 (34 per cent); see NJZ 1983, 523.
[62]NCJJ 2000, 153-54.
[63]Huang 1990. As discussed earlier,stagnant living standards do not of themselves preclude an unfolding industrialrevolution.
[64]SSB 2010, 394.
[65]NCJJ 2000, 249, 329 and 334;Taicang xianzhi 1991, 179.
[66] Jiangsu tongjiju 1989, 135.
[67]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omittedfor clarity, and I have divided the post-1962 period into the sub-periods of1962-70 and 1970-78.
[68]Maddison 2010.
[69]Zhejiang tongjiju 2010.
[70]Regional GDP data for Britain in1861, based on an eleven-region division (with Scotland and Wales classified asregions), reveal that the combined share of the north-west and Yorkshire in GDPwas about 18 per cent (Geary and Stark 2015. 130). Jiangsu's 1978 share inChinese GDP was less than 7 per cent and, even with Zhejiang, just over 10 percent. Including Shanghai, however, produces a Yangzi delta share of almost 18per cent (SSB 2010).
[71]The population census of 1831 putthe combined populations of Lancashire and Yorkshire at 2.7 million, 16 percent of Britain's population. Salford's population alone amounted to 430,000 in1831 (BPP 1833, xii, xix and 304). By contrast, Jiangsu's 1978 population of58.3 million was colossal by British standards, but only 6 per cent of theChinese total.
[72]Hunt 1986; Williamson 1991.
[73]Timmins 1998, 98.
[74]Jiangsu tongjiju 1989, 137
[75]The Third Front province ofSichuan recorded a 1978 share of 58 per cent. Interestingly, Guangdong's heavyindustry share (43 per cent) was a little lower than Jiangsu's (SSB 1990;Guangdong tongjiju 1989).
[76]The Third Front province ofSichuan recorded a 1978 share of 58 per cent. Interestingly, Guangdong's heavyindustry share (43 per cent) was a little lower than Jiangsu's (SSB 1990;Guangdong tongjiju 1989).
[77]Broadberry 2015, 176.
[78]Timmins 1998, 116.
[79]Timmins 1998, 116.
[80]Rodrik 2016.
[81] As an aside, note that Jiangsuwas much better-placed in the late 1970s for sustained growth than those poorcountries which have based their growth around capital inflows, aid or acommodity boom (such as Venezuela).
[82]The argument, suggestingsimilarities between Singapore and the Soviet Union, and contrasts to HongKong, was advanced by Young 1992 and subsequently popularized by Krugman 1994.
[83]For the debate, see the recentcontributions of Allen 2009, and Humphries and Schneider 2016.
[84]Ashton 1948. According to Davis(1979, 10): 'The initiative [fo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e from thesupply side, from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manufacture of cotton, in an industrywhich hitherto had been almost negligible and one which with its old techniqueswould have remained so.'
[85]In more theoretical terms, ashift in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technical progress) is assumed tobe distinct from a movement along the function (an input increase).
[86]VonTunzelmann 1978.
[87] Broadberry 2015, 367; Crafts 2014; Antras and Voth 2003.
[88]Moreover, as Ellen Meiksins Wood (1991) reminds us, theanti-manufacturing bias of British financial capital meant that the Britishexperience demonstrates the limitations of certain types of capitalist systems.
[89] SSB 1985, 185-186.
[90] WXG 1990.
[91]NCJJ 2000; Jiangsu tongjiju 1994.
[92]Perkins et al (1981, 114) reached an equally positiveconclusion: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se rural, small-scale plants isrelatively high, especially when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China's level ofdevelopment."
[93]Sachs and Woo 1994.
[94]See also the discussion inBramall 2000, 166-187.
[95]Bramall 1993; 200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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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7 14:52:32

主题: 万恶资本主义:澳洲工厂雇主缺少安全措施,导致工人死亡
工作两周 华人小伙澳洲工厂吸入毒气惨死



20岁的华裔学徒伍习磊(DillonWu),在墨尔本一工厂内上班还不到两周,就因吸入大量毒气而殒命。

澳洲安全工作署披露,在2001-2017年间全国共有4名工人在工作中因有毒烟雾死亡,其中两人是因为吸入工业气体或烟雾,另两人是因为工业气体泄露导致汽车爆炸而死。





伍习磊(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伍习磊的死令这一数字再次攀升,同时也令维州2018年工作场所死亡人数增加到22人。这次事件再次激起将工业谋杀入罪的呼声,也被认为是一起雇主过失案件。

伍习磊是Marshalllethlean公司的一名锅炉制造学徒工,该公司是生产卡车钢槽的。伍习磊的工作是焊接钢板和管道来让钢结构成形。





10月4日,伍习磊在工厂里的一个钢槽内进行焊接时,有毒氩气从焊机连接的管线中泄露到了钢槽的密闭空间内。他从上午9:30开始工作。半小时后,伍习磊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

《每日邮报》报道称,伍习磊是通过澳洲工业集团(AiGroup)的一个学徒项目入职的。



澳洲制造工人工会(AMWU)表示:“几乎程序的每一步都有问题,这才导致伍习磊死亡。”

工会还表示,伍习磊的雇主没有在工厂采取充分的安全措施,包括没有通风系统,没有监工,没有在伍习磊开始工作前做气密试验,工厂也没给伍习磊配备工作时使用的气体监测器。

工会认为,伍习磊的死亡显示出对工业谋杀立法的必要性。他们已发起请愿,呼吁维州政府将工作场所死亡入罪。

目前,全澳范围内只有昆州和首都领地将工业谋杀入罪。昆州议会于2017年10月26日通过了“工作健康和安全及其他立法修正案2017”,规定如果雇员在工作场所死亡雇主或高级职员将面临指控。

维州、新州和南澳的相关法案还未通过,工作场所死亡通常通过给予死者家属经济补偿来解决。



AMWU表示,工作场所内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这些法律法规是有原因的,发生这种事是非常可耻的。”

AMWU维州秘书长TonyMavromatis表示,“AIG和MarshallLethlean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将会密切关注调查结果。”

维州安全工作署确认正在调查此事,在调查期间不能对本案发表评论,但其发言人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维州已有22人因工作场所事故死亡,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人,但问题是没有人应该在工作中死亡或受伤。”

“安全工作署将继续与雇主、工人和社区一起努力让维州的每个工作场所都将安全放在首位。”



伍习磊学生时代的好友ClaudiaEspinoza-Farfan表示,希望伍习磊的家人能得到正义。她回忆伍习磊死前一周给她打电话要跟她见面,告诉她他开始新的学徒工作非常“开心”。

Espinoza-Farfan为朋友感到骄傲,伍习磊跟她是墨尔本Dandenong中学时期的同学,不过伍习磊在11年级时辍学了。“当他得到这个学徒工作时,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一个好机会。”

Espinoza-Farfan接到电话通知说她的朋友死亡时她根本无法相信。“我以为是个玩笑。”她表示,“直到安全工作署发表了声明我才意识到是真的,这种事绝不应该发生。”

虽然伍习磊的年龄比Espinoza-Farfan大一点,但Espinoza-Farfan表示伍习磊就像个小弟弟。“当遇到有关男孩的事情时他帮了我很多。”她说到,“我真的很想他。”



Espinoza-Farfan在耳后纹了他的中文名字“伍习磊”,以此来纪念他。她和伍习磊的家人一直在寻找答案,希望他的雇主能受到法律的制裁。

Espinoza-Farfan表示,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伍习磊家人的痛苦。“他们可以用坐牢来抵。”她表示,“生命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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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6 12:32:29

主题: 严海蓉:中国的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
严海蓉:中国的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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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7-12-07 09:44
    •来源: 察网
    •作者:  严海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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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海蓉认为应当反思粮食的定位、粮食生产的效率观和农业的生产关系结构。呼吁粮食不能被单一地定位为商品,国家和社会应该把粮食当作有限公共品来管理;同时,应摒弃单一以产量和GDP为计的效率观,采用新的生态能效观、营养效率观,推动生态农业。

严海蓉:中国的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在网上观看会议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作为食物主权的志愿者之一,我今天代表我们团队来分享一下我们对中国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的一些看法。
一、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的米带子系在别人腰间”

我想讲的第一个话题是,我们现在的国策是把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上,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找一下差距,反思一下。我们中国粮食产量有过12年连续增产,一直持续到2015年,2016年的粮食产量稍有下降。然而,尽管有连续增产,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却是进口的量越来越大,进口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依存度就是进口量占我们整个粮食的消费量的比重。那么我国对进口依存度,已经从2003年的6%达到2014年的13%。而2015年我们粮食进口量是1.25亿吨,比2014年又增加了24%,这个增量是非常之大,非常之显著。

2016年我们的大豆和大米进口分别又再创中国的历史新高,那么分别达到了8000多万吨和353万吨,这个是我们的现实情况。有媒体说,中国的粮食进口,已经进入一个叫“常态化”的状况,也有媒体把它称之为“中国的米带子系在别人腰间”,所以我们离粮食安全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那我们再回溯一下,不仅是近十年来,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粮食情况到底怎么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中国当时的30个省市区中,有21个可以输出粮食,有多余的粮食可以提供给其它的地区。但是到了90年代,我们当时有粮食可外销的省份只剩了9个,今天有粮食可以输出的省份只剩到5个。广东浙江等省份严重缺粮。那么据我所知,广东省的粮食自给率,也就是它自给自足的能力只有10%左右。

四川省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余粮。那么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些省份没有余粮的情况?这跟我们这些年来为了追求GDP,各地政府推行的一种发展模式相关,什么发展模式?以耕地换增长,把农业耕地转换成为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同时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总的来说是以耕地换增长的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导致了我们粮食不安全。

我们能把粮食交给市场吗?

关于中国现在粮食的现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种看法是,没关系,我们中国现在有钱,可以在市场上买粮食吃。政府就不要再补贴粮食、农业了,不要再扶持农业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市场化,更多的城市化,这是一种观点。

我们则认为粮食不应该完全商品化,更不应该金融化,那么我们该给粮食如何定位?粮食应该具有公共品的属性。什么是公共品?比如说城市的夜晚有路灯,今晚你出门就享用了它的照明,你付钱了吗?没有,因为你享受的路灯照明是公共品。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应该是公共品,而公共品的提供,就需要政府介入,国家保护,全社会的贡献和维护,责任也是我们共享的。

如果我们把粮食交给市场,后果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粮食最开放的一个品种是大豆,请大家看一下从2006年到2014年这些年间中国大豆进口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同时在每一年进口的价格发生了什么变化?通常我们的想象是什么?你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你买多了可以便宜点,这是老百姓的逻辑,但实际上在国际市场的逻辑不是这样的,是怎么样的?

严海蓉:中国的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
http://static.cwzg.cn/p/201712/0d6a3c3e7e45d641490411ff44136930.png
图:中国大豆进口量(左纵轴)与价格变化(右纵轴) (2006-2014)

我们来看一下2006年,你大家看那红色的柱子,2006年进口量大概是2000多万吨,那么到了2014年我们已经到了7000多万吨,近两年来进口量是8000多万吨,更多了。可是大家看一下大豆的进口的价格,从2006年每吨的265美元一吨,涨到2014年的将近600美元一吨。这样的一个情况恰恰说明了我们买得越多,价格越贵,真应了我们老百姓的一句话:中国买什么,什么贵。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粮食安全交给市场?大豆涨价之后,谁买单?大家知道,进口大豆主要用来提取油脂,做豆油,提完后剩余是豆粕,豆粕做饲料,大豆涨价之后导致的后果是饲料涨价,饲料涨价之后是肉蛋奶都涨价,我们老百姓买单。
二、呼吁青山绿水:反思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

大家现在都感觉是我们环境出了问题,我们的生态出了问题,食物也不安全。我们呼唤青山绿水,就要反思工业化的食物体系。工业化的食物体系不仅与现在全球性的难题叫“全球变暖”脱不了干系,而且工业化的食物体系还处于气候问题的一个中心。

大家知道全球变暖跟过度碳排放、造成温室气体有关系。工业化的农业食品生产模式,依赖石油化工,依赖地下资源的开采和使用,增加碳排放,导致碳循环在天地间的循环紊乱,加重全球变暖。

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到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约11%-15%,这还只是农业耕种这一部分。

我们现在土地利用的方式,还会再增加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现在是毁林造田,这不是讲中国,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还是有所进步,但是在世界很多地方,特别在拉丁美洲,毁林造田的情况,农业开垦的情况,非常严重。实际上农业开垦占全球毁林总量的70-90%。这种毁林造田的土地利用模式,又增加了20%温室气体排放。然后除了这些,我们还有工业化的食品生产、加工体系。这些加总,农业及其延伸的食物体系模式,占到温室气体排放将近50%,就是这样的情况。

同样糟心的是,虽然我们生产了这么多,但我们产业化的食品体系,其实浪费丢弃了近50%粮食产出,这个是指全球情况。而如果我们改变现在的这个耕种模式,转为生态的模式,那我们就不是给全球变暖做加法了,而是做减法,不仅不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反而会减少30%温室气体排放。

除了碳循环的紊乱,那还有一个紊乱,这个是比较少人提及的,那就是氮循环的紊乱。在《杂食者的两难》中,作者麦克·波伦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九零九年德国化学家研发出人为固氮的技术,这一技术可以从大气中提取氮元素再结合成对生物有用的分子。氮是化肥中的一种重要元素。但是化肥的大量使用与战争有关。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发现自己过度囤积了炸药原料硝酸铵。硝酸铵也刚好可以为植物提供氮源。美国化肥工业以及由战时毒气工厂转型而来的农药工业的发展,其实是,美国用国家的力量把战争机器在和平时期另作他用的结果。

对化学合成肥料形成依赖后,农业就放弃了依靠本土资源的做法,不再养育各种生物以保持土地肥沃。麦克·波伦指出,人为固氮作用让食物链脱离了生物学逻辑,转而拥抱工业逻辑,农业作物开始单一化、规模化,开始依赖石油。工业的规模与机械化生产的效率被引入大自然。目前全世界可用的氮元素,有一半是人造的,这就扰乱了全球氮循环。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是中国第一大面源污染源。有数据显示,农业污染量已占到全国总污染量(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及农业污染的总和)的l/3~l/2。我们们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是国际公认安全上限(225千克/公顷)的1.9倍,而利用率却只有40%。

农药也有污染问题,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农药使用国,单位面积使用是国际的3倍,仅有30%有效使用,残留率高达60%-70%。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草甘膦的生产大国。草甘膦现在它的危害,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草甘膦界定为是很可能的致癌物。

再有,我们土壤有机质严重透支,这个大家也是有直观的感受。根据中科院的蒋高明老师的测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亩地也能收获1千斤粮食,几乎是有机的,按照粮食和黄金的比值算,一亩地能刨出50克黄金,现在一亩地只能刨出3克黄金。

另外需要特别提出来是,世界在近50年来,通过我们现在这种单一种植、工业化的生产模式以及资本对种子的垄断,世界已经丧失70%的生态多样性。我们现在其实处在一个生态的灾难期。
三、我们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

政府在政策上已经提出供给侧改革。那么供给侧要改革其实要反思食品安全和营养的贬值问题。英国和美国有50年的农产品营养跟踪数据,可以给我们参考,这些数据都表明什么?在这50年里面,你如果看几十种蔬菜,它里面营养元素含量都在下滑,这个具体数字我可以放在这边,大家看一下就知道,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念了。

美国农业部1950年至1999年记录显示43种园艺作物的13种营养成分下滑:

    【红萝卜的铁含量下降24%

    茄子的维生素C含量下降44%

    西兰花的钙含量减少了37%

    .......】

《英国食品》杂志报道:

    【1930至1980年的营养数据表明——在20种蔬菜中钙、铁、钾含量平均下降了19%、22%、14%】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食品安全是一方面的问题,可是营养贬值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供给侧改革在生产方面还要思考的问题是生产者的弱势地位问题。我讲这个案例发生在养殖业方面,是2005年的数据:农民养一头牛的收益比例只占到总价值的16%而已。而大头被沃尔玛这样的零售商拿走了。所以农业的利润现在2/3以上是在流通领域,不在生产领域。那么我们这个生产者的弱势地位,从供给侧的生产关系来说必须要改革,我们也呼吁改革。

严海蓉:中国的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

图:农业利润2/3以上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
四、变革需求侧,反思消费主义

仅仅供给侧改革是不够的,需求侧也必须要改革。我们要反思,反对消费主义。什么叫消费主义?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是面子消费,人情消费,时尚消费,把消费当做身份的象征,这些消费是一种消费主义的体现。这些其实跟我们对使用价值的需求是没有太多关系的。来看一组数据:中国每年浪费的食品价值超过2000亿元,相当于约2亿人的口粮。而2012年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达8025万吨,相当于1.9亿人的口粮。从田头到餐桌,中国粮食浪费达19%,相当于浪费1350亿吨水和3.9亿亩耕地。

在现在这种市场化、全球化的体制底下,我们消费者真正的权益问题、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得到保障,反而是被消费主义掩盖了。看起来吃的选择很多,但是实际的权益有没有得到保障?被遮蔽了。
五、重新定义效率:生态农业的价值

振兴乡村,再造绿水青山,我们需要改变一些基本观念。什么是效率?这是要重新思考、重新定位的。以前我们讲效率就是一亩地打了多少粮食,看重量,看热量。现在农业模式就是蒋高明老师的话,土地不喜欢,虫子不喜欢,草不喜欢,农民不喜欢。今天从供给侧改革来说,这需要改革。那我们新的时效观应该是怎么样的?

从节约能源的角度来说,现在所谓大农业的生产方式、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依靠化肥农药的生产方式,其实没有效率。因为在那种农业方式下你花十份的能量,你才产出一份的能量,你花了很多的农药化肥机器等等,最后产出的能量只有一份,10:1。可是如果用生态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生产的话,我们消耗一份能量能产到3到4份。从节能的立场来说,生态农业绝对是更有效率的农业模式。

还有一个营养效率观,我们以前比什么?我们以前比的是重量,那我们现在改变观念,我们应该比什么?单位面积,每亩地我们产出的质量是什么,营养有多少,我们产出了多少健康,应该比这个。如果我们的效率观与时俱进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生态农业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顺应人们对食物质量、食物营养的需求,顺应节能减排的时代要求,有利于生态的可持续性。

值得注意的人们常说的生态农业也有不同的路线,有一种被很多人叫做生态农业,但仍然走单一化、规模化的路线,仅仅是把化肥和化学农药换成同样是来自外部的生物合成替代品。这依然是工业化农业的路线,并没有真正地重建当地的生态关系。这种叫“工业化的有机农业”也许更合适,而且这种工业化的模式特别容易与资本相结合。生态农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社区合作和多种经营。以社区合作为基础的生态农业一方面在改造人和自然的关系,一方面也在改造人和人的关系,包括生产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助关系。这方面,这次也来参会的山西永济的蒲韩社区起步比较早,走在前面,积累了很多非常值得学习的经验。
六、再谈人民食物主权

最后简单来讲一下什么是人民食物主权?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词比较高大上,可能比较学术化,其实不是的,人民食物主权这个词,是拉丁美洲的农民首先推广的。2008年“食物主权”出现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中,这个报告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启动、世界各地数百名专家参与、历时几年磋商研讨的成果。包括中国在内的5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可并签署了该报告。

这个标志着近年来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已经发生了范式转变。仅仅谈粮食安全是不够的。民以食为天,而今天的食物生产-分配-消费体系与各种权利密切相关。

食物主权的理念提出,人民和国家地区必须要有自决权,我们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粮食,我们进口多少,这些必须要有自决权。如果我们被迫进口粮食,被迫进口美国牛肉,这个就有问题。我们民族自决权,我们国家的主权应该要保护。

生产者要有自主权,也就是公平地拥有、管理、和掌控生产资料的权利。生产者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必须要有自主权。我听说在有些地方如果农民不打药的话,有些农机服务拒绝收割。

此外,食物主权还包括消费者的人权,特别是消费者的健康权。

在食物主权的框架里,拉美农民们还包括了人类和大自然生态多样性权利。这些都是农民提出来的,最后他们还提出反抗的权利。跨国公司现在不断地侵入到农业生产环节,侵害农民的利益,农民应该有反抗的权利。

食物主权如何和我们中国当下的情况相结合?为推动食物主权,我们可以贡献哪些力量?抱歉我超时了。我们有两天聚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机会交流。那我发言到此结束。

(严海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老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农政领域的研究;人民食物主权网络发起人之一,倡导生态社会主义。)

【本文为严海蓉老师在2017年11月11-12日“生态农业与合作实践”人民食物主权年会上的开幕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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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5 20:27:33

主题: zz 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与应用
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与应用

2018-12-26 00:5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7| 评论: 0|原作者: 郝贵生|来自: 激流网
摘要: 毛主席一生特别重视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和应用。他1920年开始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并紧紧抓住《宣言》的核心思想,具体研究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强调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内容摘要:毛主席一生特别重视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和应用。他1920年开始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并紧紧抓住《宣言》的核心思想,具体研究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强调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把《宣言》中的社会存与社会意识关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社会基本矛盾、两个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消灭私有制、两个决裂、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生产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宣言》是毛泽东一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对他影响最深刻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本书,没有他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和应用,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也没有他辉煌无比的一生。

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与应用——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激流网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25周年。笔者今年写了多篇纪念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文章。现结合纪念毛泽东诞辰谈谈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和研究。

一、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

毛泽东最早是1920年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时接触和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他1937年与斯诺谈话中讲道,1920年初,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之后,毛泽东多次学习和研究《共产党宣言》。1939年他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都有新的启发”(《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1945年在七大上提出全党要读5本马列主义著作,其中就有《共产党宣言》。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包括《宣言》在内的12本书。建国后,毛泽东更是投入极大热情和精力阅读马列著作,读的最多的是《宣言》。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喜欢在床上看书,经常在枕边摆放大量书籍,马列著作中摆放时间最长的就是《宣言》。他的书架上摆放着四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每一本上都有毛泽东的圈点和批注。1958年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新的问题,毛泽东重读《共产党宣言》,在书上做了大量记号和批注,对有关建立公有制方面的论述特别关注。1958、1963和1970年3次全党学习马列著作的活动中,毛泽东开列的书单首篇都是《共产党宣言》。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献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仅读中文版《宣言》,而且还读英文版及大字本的《宣言》。1954年毛泽东开始学习英文,并阅读英文版《宣言》。1974年他又要求成仿吾重新译校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目的在于更准确地理解《宣言》。由于他晚年视力的下降,有关部门又为他出版了大字本的《宣言》。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遍《宣言》已经无法统计。但我们完全可以说,《宣言》是毛泽东一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一本书,也是对他影响最深刻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本书,没有他对《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就没有毛泽东思想,也没有他辉煌无比的一生。

《共产党宣言》一著仅仅3万多字,但却是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最伟大的著作,是被压迫阶级和人民造旧制度反的彻底解放的革命的科学的理论。内容极其丰富深刻,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第一部著作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多方面的基本观点。读书学习方法中有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聚焦学习法,华罗庚谈学习方法时说过,读书要善于从厚到薄,也就是从书本或文章的多个观点、内容中抓住主要观点、核心观点、焦点。从阅读角度就是抓书中或文章中的中心思想。毛泽东的读书就有这个显著特点,尤其表现在他读《共产党宣言》。《宣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许多观点,笔者曾经写过《<共产党宣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哪些基本原理》(发表在《中华魂》杂志2018年第8期)一文中讲了马克思主义十大基本原理。但这十大基本原理绝对不是并列的或割裂的缺乏内在联系的,而是贯穿于全书中有一条主线索。毛泽东第一次读《宣言》就抓住了这条主线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这个“阶级斗争”就是被剥削压迫阶级反抗剥削压迫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斗争结果一定是人民战胜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的又一极其重要的学习方法。毛泽东一方面紧密联系中国国情深入理解《宣言》的基本观点,如他对“阶级斗争”观点的理解。他说,《宣言》讲了阶级斗争,但都是欧洲的阶级斗争,没有中国的阶级斗争,“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他要研究中国现实的阶级斗争事实。所有他又说,我“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也不深刻。”(《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后来他继续深入农民群众中,对中国阶级斗争特别是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状况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去,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你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自觉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包括《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党内典范和楷模。那么毛泽东如何应用《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呢?

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应用

毛泽东把《宣言》中阐述的几乎所有基本原理都都自觉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极其丰富。具体展开,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笔者这里简要谈几个观点的应用和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

第一,对“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关系”的应用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本身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实践观既是历史观也是认识论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共产党宣言》全部内容作为意识形态都是对社会存在即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状、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研究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8页)毛泽东对这一原理的应用就是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如他在在1933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以及以后多次对社会现状、现实及其客观规律的研究。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阐述“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及其方法,批判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方法,强调“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方针。他没有把《宣言》中的阶级斗争教条简单照搬到中国来,而是研究中国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特殊规律。这种研究方法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现实的阶级斗争。他在《实践论》中强调阶级社会的思想是阶级社会里阶级关系的反映。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他1963年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来来的?》阐述人的正确思想最终是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他的继续革命理论绝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教条简单逻辑推演的结果,归根结底是对社会现实研究的结果。同时还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研究文化的本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等等。

第二,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应用

《宣言》开始,就指出人类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始终运用这一思想认识历史和现实。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7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5页)阶级斗争观点直接派生出无产阶级革命观点。《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一观点。1927年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总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原因。毛泽东发言中指出,根本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本思想。他认为,这一思想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中国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他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后来就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极其重要的纲领性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第三,对“两个绝大多数”思想的应用

《宣言》谈到“两个绝大多数”即“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一段经典性论述。一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高的价值目标就是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体和依靠力量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二者不可分割。毛泽东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中国化。一是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二是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向群众学习。三是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且把这一思想作为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重要条件之一。四是确定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五是强调劳动群众有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真正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和各级社会组织的权利。六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形成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其重要的措施。

第四,对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应用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它们又相适应又不适应,由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宣言》依据这一原理分析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已经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这一矛盾?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回答。毛泽东认为这一矛盾仍然存在。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3页)这种性质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依靠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完善和调整来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4页)毛泽东具体分析了这种矛盾又相适应又不适应的具体表现。然后说:“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74页)因此,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之外,毛泽东始终注意发现二者不相适应的方面,并努力加以改革。如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之后,出现的违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现象之后,就坚决加以制止。1960年批示的“鞍钢宪法”中强调建立“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的实质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调整去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方面,而不是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和上层建筑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的这一论述说明社会主义改革并不始自于1978年,而是上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毛泽东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第五,对“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应用

《宣言》第二章阐发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共产党人的阶级属性、理论基础和最高纲领等基本思想。一是明确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阶级组织,其阶级属性是共产党人的首要的最显著的属性。二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三是坚持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四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成员和最坚决的部分所组成。五是有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所指导。六是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高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必须服从最高纲领。毛泽东严格遵照《宣言》中阐发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建设中国共产党。一是他多次阐发共产党人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根本点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允许任何背叛党的根本宗旨的思想。如果背叛这一根本宗旨,那就是对无产阶级的根本背叛,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根本背叛。二是强调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他多次号召全党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指出“我党读马列的人不多。”他自己就是认真学习研究、弄懂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楷模和典范。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此为指导的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那种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可以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单纯是党的组织形式的领导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偏离和背叛。三是在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的同时,绝对不能忘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忘记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压迫、剥削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根本背叛。中国当今那些腐败分子和走资派,不仅是对共产党根本宗旨的背叛,也是对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背叛。毛泽东晚年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党内确实有那么一些人背叛了党的根本宗旨和共产主义大目标。

第六,对“消灭私有制”思想的应用

《宣言》讲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307页)共产党人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93页)毛泽东对这一思想理解非常准确和深刻。他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建立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度。他谈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时,就首先强调,“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 页)。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党掌握政权的地区,就已经把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华资产给与没收,掌握在国家手中。1949年农村土改几年之后,又开始全面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导城镇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就是逐步把农村和城镇中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逐步改造为程度不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1962年,毛泽东通过对农村和城市的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当时社会存在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进一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度还是通过“三自一包”瓦解社会主义集体公有制度。他有一段极为著名的论述即1965年对张平化说的“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第七,对“两个决裂”思想的应用

《宣言》中的两个“决裂”思想一是要同传统的私有制决裂,二是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决裂。同私有制决裂,就是坚持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消灭私有制”。私有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在私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它维护私有制。在私有制逐步消灭过程中,它反作用于已经逐步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即破坏阻碍公有制的建立。因此毛泽东在消灭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同时,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七届二中全会讲话强调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做斗争,就是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做斗争。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是对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批判。1957年最重要的两篇哲学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特别阐发意识形态领域尖锐激烈的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他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9页)“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同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同上,第392页)正是基于这种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毛泽东做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两个决裂”思想是毛泽东把《宣言》思想应用中国实际的非常重要的方面。

第八,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应用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中包含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消灭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的过渡。《宣言》阐述了这一思想,尽管没有直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但正如书中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同时,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一是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二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和”。三就是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四就是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联合体。列宁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理解极其深刻,对此有许多精彩论述。毛泽东同列宁一样,也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他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汲取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和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现象,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做出“三个存在”的党的基本路线的科学结论。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时系统提出和阐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其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是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革命的途径和手段是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大民主。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理论。

第九,对“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思想的运用

《宣言》阐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把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没收为国有之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和职能就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他在自己的革命建设实践中始终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重要环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就特别重视发展生产。如大家所熟悉的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说,在已经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9页)解放之后,他多次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1958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们党发动的大跃进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突出表现。今天看来,大跃进运动中存在问题确实比较多,但那是刘邓错误路线的结果,绝对不能归罪于毛泽东,更不能否定大跃进本身。即使他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始终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抓经济和发展生产力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政治统帅经济。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允许借发展生产力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三是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四是严格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规律。五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工农业两面旗帜大庆和大寨就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的最突出的表现。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新中国从1949年的一穷二白发展到70年代末,迅速建立完整独立且充满活力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体系。1974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报告中讲到的经济发展成就就典型地表明毛泽东同志对《宣言》中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真正落实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那种认为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的论调是完全错误和别有用心的。

第十,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的应用

《宣言》第二章结尾中讲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的发展是是基本矛盾运动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发展过程。在阶级社会中,人的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对物的依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从对物的依赖发展到对金钱的依赖。表面是自由、平等,实质人是丧失主体性的异化的人、单向度的片面性的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的否定。同时在如何做人、做什么人问题与私有制社会也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具有主体性的摆脱物的依赖的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毛泽东对《宣言》这一思想理解也非常深刻。他在一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仅自觉地把自己塑造和发展为主体性的完整的人,也努力把我们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锻造为主体性的人。如上井冈山过程中,他的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就是典型地塑造区别于任何历史和任何国家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延安时期,他制定的抗日军政大学的“三八作风”以及延安整风期间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章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关于干部、知识分子自身改造、自身发展的的理论著作。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两个务必”、“不做李自成”思想也是塑造革命胜利之后的新型共产党人标准的理论。解放以后,毛泽东关于人的发展的内容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正处》中提出和阐发的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培育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思想更是对《宣言》中人的发展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同时关于人的发展不是坐在屋子里离开现实斗争闭门思过,而是号召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自觉深入到实践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他特别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要积极投入三大革命运动中。他认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他还认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3—294页)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理论中的第六条内容“斗私批修”也是他发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思想的典型表述。

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和应用是全方位多方面的。笔者这里只是就其中几个问题简要加以阐发。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宣言》,就没有作为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最伟大的英雄和领袖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今天我们对毛泽东诞辰和《宣言》发表170周年的最好纪念就是必须继续高举《宣言》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运用其基本原理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当今中国和世界,我们才真正能够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开创和发展的人类最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2018年12月24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25 10:49:35

主题: zz 红朝的那些事情(六一八)
红朝的那些事情(六一八)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12-20 9:39 已读 10684 次 18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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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敌后摩擦,可以注意到一点,就是不管谁对谁错,国军总喜欢动手解决问题,而且出手十分狠辣。共军虽然搞渗透,毕竟还是本着自愿原则,其他人可以参加或不参加,而国军则完全是土豪作风,凭着官方旗号一律杀光,伤员、俘虏、官方代表全部不留,算得上简单粗暴,态度鲜明。当然,这不是因为某一方有道德或另一方没有道德,只不过在权力的对比面前,占优势的一方总会有多一点的自信。6parker.com

但凡事光靠粗暴是不会解决的。很快八路军也接到命令,以后再碰到类似事件,绝对不出让任何根据地,而且要以牙还牙,尤其是在山东必须“以态度强硬为原则”。换句话说,你敢杀我的伤员俘虏,我也敢灭你的全家!6parker.com

一年以前,两家还是盟友,相约共同抗战,收复河山;短短一年工夫,日军仍在境内四处横行,国共两军已经是新仇旧恨、兵戎相见。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国军翻脸最狠,打仗却是外行,河北的张荫梧和山东秦启荣在贪过最初的小便宜后,都被八路军狠狠伏击了一把,各自损失好几千人;最倒霉的是张荫梧,因为他有写日记的习惯,结果日记本却被八路军缴获,里面有大量主动进攻的描述,甚至还有他让部下投降日本的证据,成了赖不掉的罪状。6parker.com

这就象跟人在床上拍完照片、再把电脑拿去修,最后全放到网上一样。张荫梧在河北被打得灰头土脸,最后孤身跑回重庆,迎接他的不是亲切问候,而是一纸撤职查办的处分通知。很明显,蒋委员长也嫌弃他,实在是太丢人了。6parker.com

从三七年到三九年,八路军在华北深深扎下根来。他们不光要面对不怀好意的友军,还要反复应付日军的扫荡围攻,付出过惨重的伤亡,也得到过不少丰厚的回报。一九三九年八路军最大的一个战果,是打死了日本第二混成旅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6parker.com

华北的天空从来就没平静过。夏天刚开始,鬼子就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重点扫荡,从河北平原一步步逼向山区。为了消除晋察冀根据地的威胁,他们决定从第一军分区下手,把涞源地区划给驻蒙军第二混成旅团,附近的华北方面军一一零师团大力配合,集中力量消灭杨成武。6parker.com

面对嚣张的八路军,日本驻蒙军仔细分析了形势,然后决定,必须加强新辖区的交通条件,以便兵力装备调动。6parker.com

应该说鬼子的执行精神是非常认真的。政策一定下来,他们马上就拿出了具体方案:从易、蔚县之间的九宫口开始,中间经过麻田岭(很多资料误传为摩天岭,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曹庄子等地,修一条公路直通涞源。6parker.com

很快,这条公路修到了麻田岭。6parker.com

鬼子的行动,一直就是晋察冀军区高度关注的目标,但他们办事的效率还是让土八路们大吃一惊,因为按军区的估计,公路要修至根据地附近,至少也得几个月时间,没想到一个月就到了麻田岭。这条公路如果修通,军区大门口就等于安装了日军的快捷方式,杨成武乃至聂荣臻等人都会永无宁日。于是在十月,当公路修到麻田岭的时候,一分区参谋长黄寿发带着两个营连夜出发,经过易县、涞源潜入蔚县;十月十九号夜里,黄参谋长对修路的日伪军进行了突袭,成功消灭了鬼子的工程队。6parker.com

单从战果来看,这一仗不算很大,因为负责施工的主要都是伪军,鬼子数量并不多,缴获也不过十挺机枪、一百来支步枪,反而为了救助伤员,来自加拿大的优秀医生白求恩受到感染,不久后离世。但是修路队的来头还是非常值得一提的,这些人来自蒙古骑兵营,大领导就是先前在察哈尔抗战同盟中,跟吉鸿昌演过双簧的大汉奸,李守信。6parker.com

此时的李汉奸,已经当上了伪蒙古聪明自治副主席、蒙古军总司令。黄寿发吃掉的,是他的一百来施工队,以及部分掩护的鬼子。6parker.com

收到修路部队横遭痛打的消息,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非常、非常、非常生气。6parker.com

作为陆大的正牌毕业生,阿部规秀绝非简单的二杆子军人。他脑子灵活,专业娴熟,战术素养高超,而且擅长山地战,很受大本营赏识。由于工作努力,阿部在三九年十月二号十分幸运地升为中将,接替被打伤的原旅团长常冈宽治,成为新一任旅团长;十月二十五号又来了调令,要他去东京任天皇侍从武官。6parker.com

对一个小小的少将来说,一个月内升两次官,还能到最高领导身边工作,如此喜事祖坟岂止是冒烟,简直是要喷火。没想到临上任的时候,竟然被八路打了一顿,如果不及时找回场子,回东京见了同僚都要抬不起头来。考虑到自已的旅团已经集结完毕,见天皇需要打个胜仗才有面子,山地战专家、新任旅团长阿部规秀决定,新官上任烧把火,务必要在走前来一次胜利的扫荡,给天皇陛下一个圆满的交待。6parker.com

按照原定作战计划,阿部旅团只是扫荡的一部分,整个行动应该由一一零师团出兵策应,两路并进收拾八路军。但要命的是,阿部同一一零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关系极其不好,两个人关系十分紧张,要桑木师团长为阿部旅团长出力长脸,那是相当有问题。6parker.com

桑木崇明的做法很好理解。他本来是华北方面军的人,结果要配合驻蒙军行动,本身就不是件有面子的事;加上堂堂师团长还没升官,资历更浅的旅团长却升了官,将来估计还能做他的上司,偏偏帝国军人的心胸又普遍不宽广,连自己的肚子都敢随便切,别人自然更不在话下。因此在收到电报的时候,桑木就表示他需要时间,一时半会赶不到位。6parker.com

客观上讲,桑木的延误是有理由的,他的部队还在其他地方执行任务,不可能随着阿部回东京的时间表行动。但是两支部队配合有严重问题也是事实,因为一一零师团根本没有全力合作的诚意;而在友军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阿部为了及时回东京就职,索性命令第二混成旅团单独进攻,不等一一零师团磨磨蹭蹭。6parker.com

对阿部来说,吃独食都不算什么人品问题,显然更不会理解乐极生悲、见好就收之类的规矩。他的骄横注定了这趟镀金之旅要变成一场追悼会。

评分完成:已经给 红朝笑笑生 加上 500 银元!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21 19:58:54

主题: 教育不公的鸿沟,岂是一块屏幕能跨越的?
** 转者按:中国现在的阶级社会,资产阶级当道,才是现在教育不平等的最大问题



2018-12-2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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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苜蓿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食物主权按:最近《冰点周刊》发布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让挤过独木桥的考试大军们感动不已。这块屏幕是直播的屏幕,这个故事是成都七中帮扶禄劝一中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的叙述里,从四川都市到云南乡村,技术进步似乎填补了二者在资源上的巨大鸿沟。上游向下游无私传输先进知识和信息,下游的拼搏追赶激励上游奋发努力,这仿佛成为了“先富带动后富”的理念在教育领域率先实现的结果。

“共同富裕”的教育平权似乎指日可待,寒门学子的春天也即将被技术的钥匙解锁。然而,技术真的能够成为拯救农村教育危机的诺亚方舟么?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 者 | 苜 蓿  人民食物主权志愿者
责 编 | 侯 戈
排 版 | 童 话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一出,惹得无数人落泪。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7.2万名贫困地区的中学生,因为接入了名校的课程直播,全天候跟随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作业、考试,当地高考升学率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自2016年,全国各地的7.2万名学生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这其中的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有些学校本科升学率比之前涨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同时,成都七中的老师和学生也因“被直播”而发生了变化。老师被县城学生的淳朴、努力感动,享受到了更大的教学成就感;学生被寒门学子的努力所激励,倍加珍惜他们享有的城市优质资源。
 
这似乎就是一个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教育佳话。有人被寒门子弟刻苦努力改变命运的行为感动,有人为成都七中博爱无私的老师们点赞,有人为城乡教育差距正在被填补的希望所振奋,还有人表示要斥资一个亿来继续支持教育直播技术的落地推广。

图片来源:冰点周刊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大家之所以感动,是因为大家仿佛看到了希望——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在改善,城乡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的差距在缩小。虽然,近几年“寒门难出贵子”等话题总是被提及,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先对今天中国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状况以及成因作一个了解。

一、结构性不平等:中国农村教育之觞

相关研究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起,重点大学乡村学生入学比例呈现持续下降趋势。2013年,北京985高校新入学的农村考生比例仅为20.8%,北大新生农村生源比例为14.2%【1】。

图片来源:东网

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与当下的情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学者曾对北京8所高校1980年入学的新生家庭背景进行了抽样调查,该调查显示,父亲职业为农民的占20.2%,工人占25.0%,干部占15.5%,专业技术人员占39.3%。1982年,在对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在校生的调查显示,父亲为农民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22.7%,包括工人在内的“体力劳动者”的子女共占40%【2】。
 
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2009年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中曾这样说过。
 
我们再来看看辍学率。2016年《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搜集了来自四个省24931名农村中学生的数据,并对52名样本地区的农村学生进行了深入访谈发现,调研中的农村地区在整个中学阶段(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累计辍学率高达63%【3】。很多农村学生初中还未毕业就走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
 
今昔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城乡学生在教育机会上并非始终都处在不平衡的状态,而是在改开四十年里被急速拉大。换言之,改革的“阵痛”剥夺的是农村孩子的平等教育机会。

图片来源:搜狐

社会结构性不平等是导致中国城乡教育不平等出现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过去的四十年,作为资本聚集的核心城市抽空了农村的劳动力。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2%上升至2017年的58.52%【4】。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并不能为新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带来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
 
受制于户籍和学位资源的限制,大量外来迁移人口无法获得城市迁入地的户籍,只能成为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而他们的子女也无法在城市接受教育,形成了中国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如今,中国的乡村社会面临着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与原有社会结构瓦解的困境,乡村教育则面临着亲子关系消失和乡镇教育体系崩溃的难题。造成当今乡村教育难题的原因,在笔者看来有以下几点:

1、分级办学

分级办学体制导致了农村教育投入减少。1985年,中央确立了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针。以此为标志,一个以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为特征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在全国逐步确立。农村基础教育由同办统管变成了分管分立,实质上就是“谁投资、谁办学、谁管理”的投资者和办学者融为一体的体制。

“分级办学”将本应主要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责任转嫁给了农村和农民,其结局是不仅加重了农村和农民的负担,而且造成了农村教育的滞后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延续与扩大【5】。

2、撤点并校

撤点并校导致了乡村学生上学难的问题。2001年后,中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进入了快速撤并的高峰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012年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中指出,小规模的农村学校消亡后农村小学的辍学率出现了大幅度回升。
 
因为撤并的点主要在村小和教学点,恰恰是在交通最不便利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孩子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徒步上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路途中的安全隐患【6】。一旦上学距离超出了一定的范围,而学校的宿舍建设与管理未能跟上,家长往往会让孩子辍学,直到其年龄能够承受该距离,才可能让其重新回到学校。

除了适龄儿童入学难外,普及学前教育更是无从谈起。这样一来,所谓的人生 “起跑线”对农村孩子来说更是向后退了一大截。由于学校离家距离过远,寄宿、租房更增添了农村家庭需要承担的教育负担。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3、乡村教师的短缺与亲子教育的缺失

除了政策上变动之外,农村教育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由于城乡经济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造成农村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的大量流失。大城市、中心城市、县城、乡镇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工作、生活条件悬殊,一般县城的教师比乡镇教师的收入高出三分之一或一半,造成教师逐级向上流动,中西部城市的教师向东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流动,县城的向中心城市、乡镇的向县城流动。
 
而在农村的学校里,一些老师往往是全才全职,什么课程都教,这使得教学质量很难保障。另外,一些乡村学校还存在自雇“代教”现象。学校为了压缩成本,就会请一些高中毕业或非师范毕业生从事“代教”工作。一名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于五、六名代课教师的报酬。乡村学校陷入了“有能力的教师都走了,没离开的多数都是离不开的”困境,教学质量也越发下降。

图片来源:大华新闻网

对于乡村的孩子而言,除了好老师的流失以外,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联合国儿基会发布的《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报告显示:中国有约1亿名儿童的家庭教育受到了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7】。

民政部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比例从2016年的65.3%上升至2018年的78.2%,在学前阶段呈现更为集中的趋势;各省份年龄结构与全国基本一致,表现为6-13岁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最大,均超过50%【8】。
 
孩子在最需要家庭教育与亲子教育的阶段,父母却为了生计离开家乡。留守儿童在营养健康与心理健康上都存在很大的隐患。这些年留守儿童的惨剧不断发生,譬如,2014年安徽九岁留守儿童上吊,2015年毕节四兄妹服毒自杀等等。这些惨剧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警醒着我们中国农村教育正面临着重重危机。

图片来源:爱语新闻网

二、技术真能拯救农村教育么?

在当下农村教育的重重危机中,这块神奇的屏幕似乎带来了一丝希望。直播技术帮助禄劝中学的孩子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让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奋发图强改变命运。然而,技术,真的能改变农村孩子的命运吗,或者真的能够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么?
 
我们暂不论将两类教育背景、生活环境、基础条件差异如此大的群体,放在同一套教育体制和同一种教育环境下进行讨论的合理性,仅仅看事件本身,我们便不难发现这块神奇励志的屏幕背后存在许多被遮蔽的问题,以及技术在面对农村教育结构性问题上的无能为力。

1、谁能享受?重点班制度下少数优等生的特权

观看成都七中直播视频是少数人能享受的权利。禄劝一中总共有1300多名高三学生,但只有两个网络班的学生可以收看视频(2017年之前只有一个班)。这两个网络班其实是学校的重点班、尖子班。这两个班的学生从高一就开始跟着成都七中的老师学习。自2016年开始,这两个班购买网络课程的高额费用全部由当地教育局买单。而学生则用升学率来回报教育局的特殊对待。而那些不在重点班或尖子班的学生想看直播视频,只能依靠偷录直播。
 
这种特殊化的直播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全国范围内与成都七中连线的近二百所中学基本上都采取了与禄劝一中相似的办法。直播技术为乡村教育带来的培优模式最多只能算得上“施小惠”,面对当今农村青少年辍学率高的问题依然束手无策。

说到底,通过技术下沉实现的先进教学体验依然是“特殊”群体的优待,而不是为普通农村学生服务的。这不是在消除农村教育的不平等,而是进一步加速了直播班与其他普通班学生之间的不平等。

图片来源:新浪网

2、谁在作为?技术仰仗人力

从事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知道,多媒体信息技术只是辅助教学的工具和手段。如果没有有效的支配能力,其效果还比不上传统“一张嘴加粉笔头”的模式。禄劝一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地学校老师的认真准备,直播技术并非决定性因素。
 
当地的老师研究出了一套与直播技术能够合作的教学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教育的成功需要教育者发挥其能动性,需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活生生的抗衡和碰撞。
 
然而,如前文所述,现实中乡镇教师队伍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短缺问题。直播技术并不能真正解决乡村教师短缺与流失的问题,它更似“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因此,如果不在城乡均衡发展的面向寻求解决的途径,农村教育的人力数量和质量就都无法保证。仅仅依靠教育技术的更新就能改变学生的命运,这显然是夸大其词。

图片来源:新浪科技

3、谁在获益?政府助推下资本眼中的商机与教育资源金字塔结构的加固

禄劝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推动被视为直播改变教育现状的重要助力。当地教育局局长表示,“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但放眼全国,能有如此比重投资教育的贫困县少之又少。
 
政府的大力扶助有效提升了学生高考直入名校的几率,也为那些政府集中扶持的学校带来声望,学校得到更多财政投入,教师获得丰硕的奖金、更多优秀初中生报考,周边的房价租金上涨,提升政绩。但是,这种集中扶持却往往是以牺牲当地乡镇其他学校的利益作为代价的。
 
当地政府改善教育质量,制造状元的决心也为资本提供了谋利的空间。禄劝政府每年为直播班支付了高额的“学费”,这笔费用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实际上,县城孩子们收看的直播是由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运作的。该网校是由成都七中和成都东方闻道科技联合成立的远程教育学校,虽号称学校,但其本质就是一家科技公司。禄劝中学直播班每年需要向该网校缴纳学费,具体收费为文科班6万/年,理科班7万/年。

显然,东方闻道公司做教学网络直播并非出于公益,更多是服务于商业利益。这几年东方闻道曾尝试借壳上市,并承诺其2018年净利润将不低于7300万元。由于其向客户收取的费用不低,上交所都曾经质疑过它的收费标准是否公允。
 
另外,成都七中这样的超级中学也并非“善心施主”。成都七中这样的城市重点中学通过“销售”教学,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利润反过来促进这些重点中学获得更优厚的教育资源。尽管媒体强调自从有了直播之后,7.2万观看直播的贫困地区的学生中有88人考上了清北,但媒体并没有呈现的另一组数据却是:成都七中一个年级学生人数不过五、六百人,而2018年该校仅通过清北特招录取学生就达到了28人【9】。
 
而禄劝一中这样的地方性学校,在引入直播技术,逐渐提高升学率的同时,也成为了从当地更基层学校攫取教育资源的“霸主”。但是在县城学校里,真正从直播中受惠的学生却依然是少数,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依然存在。换言之,教学直播技术并没有消除不平等,而是继续制造马太效应。

图片来源:东方闻道网校官网

三、消除阶级不平等才是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

当我们梳理了网络教学直播背后的盘根错节之后,我们不难发现,网络直播不仅不能真正改变乡村师资缺乏的问题,其“收益对象”也只是少部分的农村学生,农村教育所面临的结构性不公平并没有根本改变。除此之外,网络直播所宣扬“考入清北就是达到人生巅峰”,跳出农门就是阶级晋升的理念更是与真正的教育平等背道而驰。
 
在现今中国的高考制度下,直播教学手段的出现不过是帮忙稍微疏通了严重堵塞的阶层向上流通的通道。换言之,它的目的旨在帮助有限的农村孩子“成为精英”,属于吊了根胡萝卜,让人们看到所谓的希望,而不是真正去打破固有的社会不平等。

正如直播的“受益者”发出的感慨:“没有分数,我们可能一无所有”[10]。阶级的鸿沟始终横亘在那里,而在当下的教育制度下,除了考试与分数,他们改变命运几乎别无他法。

图片来源:新浪网

从泥腿子蜕变为穿皮鞋,改变的不过是个人的命运,这种考试选拔制度是一条精英面向的教育选拔路径,而非实现教育公平的治本之策,它是在强化脑体差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有这样的话: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1】。

因此,真正的教育公平的目的不是去继续强化与合理化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异,去创造精英阶级,而是去消除它,让人真正成为全面的人。人要成为全面的人,我们就需要消除阶级分化。而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正是阶级分化的基础。就这一个意义而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消除阶级不平等。

四、教育公平路在何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

前文论述说明,所谓的美好的屏幕分享故事背后,被遮蔽的恰恰是结构不平等的加剧。由此可见,公平从来就不是一个技术能解决的问题。若认为只要技术进步,就能彻底改变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面貌,那么,我们只会陷入自我煽情的感动。

技术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落后地区教育面貌的改变,但农村孩子之所以无法与城市孩子获得同等的学习条件,归根结底是由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的,这若仅依靠技术非但不会改变,而且增加了整体的竞争压力。
 
或许有人会觉得改变社会结构谈何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中国就曾有过不少颇有成效的教育公平实践。

1、教育从精英走向群众

1960年代,尽管小学教育基本在城市地区普及,在乡村却并非如此。1965年,适龄儿童1500万人,只有670万人从小学毕业,其中350多万无法进入初中;初中适龄学生1300万只有170万人毕业,只有不到50万学生可以升入高中【12】。重考核、重升学的教育体制有利于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给他们极大的优势,在1952、1953年,只有20%的大学生来自工农背景【13】。
 
而在文革前夕,重点学校清华附中只有6%的学生是工农子弟。为解决新中国以来农村教育入学率低和教育体制不平等的问题,毛泽东力求破除精英教育,他在1952年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就表示,“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他在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这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在农村,高中学校的数目从1965年起增长了约80倍,于1977年达到最高峰【14】。

毛泽东将教育政策向有工农背景的学生倾斜,而不是用考试成败取人。这一方面减小了父母是知识分子或有特权背景的学生的优势,避免了“精英们”与工农的差距,另一方面遏制了教学脱离实际的现象。比如,1970到1971年大学重开时,申请入学的学生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这些取决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

图片来源:百度

2、上山下乡运动:提高农村教师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正是为了进一步消除三大差距。《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文章《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5】。
 
上山下乡运动也为农村教师队伍带来了充备的力量。随着农村学校数量的高涨,初中、高中老师配备成了一个大问题,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农村教育带来了新力量,一部分知识青年成为了当地的老师,还有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也成为了农村教育的老师。
 
尽管改革开放之后,伤痕文学以及社会主流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有许多诟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革后期以及改开初期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的确在缩小。

图片来源:搜狐图片

3、全面的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就十分重视在教育上要消除脑体差异。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将学员要参加劳动、脑力劳动要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要接近劳动阶级列入“组织大纲”;后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1958年,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方针随后被提出。在后来的“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中,也明确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文革时期,工厂、机关单位和农村普遍有夜校和工人大学,农民的技术学校【16】。当时,各个领域与行业内,都会举办专业技术学校和各种短训班培训班,最典型的职工大学就是上海机床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
 
并且,在当时还非常强调学校教育教学方式多样化,秉持着“从工人中来,到工人中去”的理念,学校会聘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上课堂,当老师。这些措施尝试通过将工作与学习的结合来达成教育制度的质的转变,朝着消除阶级分化的方向努力。

图片来源:新浪

4、毛时代的成果:城乡教育差距的缩小

在一系列”阶级为纲“教育政策下,城乡平均教育水平之间差距有了显著的缩小——1962年城乡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到1970年代末缩减到约15个百分点【17】。在1960年到1965年,父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入大学的几率是父亲为文盲的人的3.6倍【18】;而到了文革期间,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升入大学的几率基本上不存在显著影响。
 
诚然,回溯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并不是为了让今天的教育政策依葫芦画瓢,原封照搬,而是帮助我们看清教育公平与公正的真正目的与实践取向。去政治化的技术对于农村教育的危机而言不过是解衣抱火,它成为了资本盈利的工具,它填补不了城乡教育的差距,创造的也不过是“个人的成功”。

注释:
【1】广州日报,《北大新生农村生源14.2% 名校农村娃缘何越来越少》(2013年10月16日)http://edu.china.com.cn/henan/2013-10/16/content_30308642.htm, 2018年12月18日
【2】中国农村中学辍学调查(2016年3月1日),摘自东方头条,http://mini.eastday.com/a/160301184929076-2.html, 2018年12月18日
【3】《我国城镇化率升至58.52%释放发展新动能》,摘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04/c_1122366246.htm, 2018年12月15日
【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摘自流动人口数据平台http://www.chinaldrk.org.cn/wjw/#/home, 2018年12月15日
【5】张玉林,《分级办学制度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城乡教育差距——关于教育机会均等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中国农村观察》, 《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 第1期
【6】杨东平,《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21 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2012年11月17日
【7】《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摘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http://www.unicef.cn/cn/index.php?a=show&c=index&catid=226&id=4242&m=content, 2018年12月15日
【8】《2018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摘自https://mp.weixin.qq.com/s/pC7Q00gu3JEoPGvJYGu89A, 2018年12月15日
【9】“2018年考入清华北大人数最多的高中,有你的母校吗?”,http://www.chengdumingxiao.com/articleDtil?articleId=20314,2018年12月19日【10】写在走出“屏幕”之后:禄劝一中直播班亲历者的回忆和思考,澎湃思想市场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18日
【11】Marx,K (1978).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Moscow: Progress Pub.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13】同上。
【14】同上。
【15】《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人民日报》,1967年7月9日
【16】《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与扫盲运动》,2013年11月26日,乌有之乡网刊,摘自http://www.wyzxwk.com/topic/wenshi/21.html, 2018年12月18日
【17】同上。
【18】Bramall, C. (2008). Th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pter 6). Routledge.

参考资料:
1. 日刻:《屏幕改变命运?我看是加剧了命运的不公吧》https://mp.weixin.qq.com/s/ycF1Qo9AOgbENxeZvzF8Sw
2. 星球商业评论:《教育平权没有奇迹》https://mp.weixin.qq.com/s/WOXUQCmJKHrHgsdnfnUX5w
3. 冰点周刊:《“这块屏幕”刷屏之后:公平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https://view.inews.qq.com/a/20181214A06MTW00?tbkt=A&uid=
4. 一颗土逗:《那块能改变命运的屏幕,有总比没有好?》
https://mp.weixin.qq.com/s/4xPa_z5jvqdaoFUaCVitag
5. 财经杂志:《乡村里的“留守二代”:谁能改变他们的命运?》https://mp.weixin.qq.com/s/KsRtnNBRjOXSSeZrTPc_1g
6. 资助者圆桌论坛:《2018流动儿童教育领域扫描报告》https://mp.weixin.qq.com/s/VJnCxTucKFRsvW1cfeTaRA
7. 中国民政:《图说2018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据》https://mp.weixin.qq.com/s/pC7Q00gu3JEoPGvJYGu89A
8. 澎湃新闻:《中国有多少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1776
9. 大浪淘沙:《生而贫穷》https://mp.weixin.qq.com/s/Ds-TGq-ZpCXXBD4qGhUBhA
10. 《包产到户四十年,中国农村到底变成啥样了?》http://www.shiwuzq.com/portal.php?mod=view&aid=1689
华尔街见闻:《“暖心屏幕”刷屏朋友圈背后,东方闻道曾承诺业绩年复合增长32%,实控人身涉刑事案》,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45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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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0 22:31:42

主题: 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认识和解读上山下乡(一)
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认识和解读上山下乡(一)

2018-12-21 00:33|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28| 评论: 0|原作者: 郝贵生|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那种用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评价中国发展之路,而根本否定上山下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实际是一种用个别代替一般的普世价值的形而上学发展思想,是着眼于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自觉不自觉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路的指导思想。


那种用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评价中国发展之路,而根本否定上山下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实际是一种用个别代替一般的普世价值的形而上学发展思想,是着眼于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自觉不自觉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路的指导思想。

  
运用唯物史观理论认识和解读上山下乡(一)

郝贵生

——纪念毛主席上山下乡重要指示发表50周年

  内容摘要: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重要指示50周年,如何认识和解读上山下乡,实质存在两种立场、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根本对立。党章和宪法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旗帜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也应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理论认识上山下乡。这些基本原理包括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实践观、群众史观、唯物辩证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以此具体分析和论证了与毛主席上山下乡思想和实践直接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发展战略、农民本质、与工农相结合、教育方针和途径等一系列问题的的合理性、真理性及深远意义,批判了在这些问题认识上存在的种种错误立场和唯心史观、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

  中国当今几乎所有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人们的看法、认识都不同,甚至根本对立,包括对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之所以对同一事物同一问题产生不同和根本对立的认识,取决于多种因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就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来说,也同样如此。就主观因素来说,既有心理因素、知识因素、个人经历因素,但最重要的是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因素。今年12月22日是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发表50周年。笔者也是一名1968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学生,以往曾经写过多篇谈论上山下乡的文章,今在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之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和视野再谈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即:

  一、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如何认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三、如何认识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

  四、如何认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五、如何认识上山下乡的本质和主流

  六、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做人的标准和培养人的途径究竟是什么

  本文较长,分三次发表。第一次先发表第一、二部分。

  一、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

  对上山下乡认识的根本不同,实际涉及到如何实事求是看待中国革命、建设、教育等一系列问题。首先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同。有些根本否定上山下乡的研究者为了否定上山下乡,首先要否定中国革命。他们认为,上山下乡属于“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文革属于中国革命一部分,而“革命”本身就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所以他们认为,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本质是搞阶级斗争,文革是搞阶级斗争,作为与文革密切联系的上山下乡也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的“仇恨”教育、“狼性教育”,老三届是“喝狼血长大的”,“阶级斗争的狼血喝的最多”,“狼血已经渗透到每个细胞”。老三届上山下乡,也把这种阶级斗争的“狼性”教育、“仇恨”教育带到了农村。因此也就必须否定上山下乡。这种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否定上山下乡,显然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唯物史观中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矛盾的运动过程,这种运动过程就是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种矛盾最初相适应,后发展到不适应,再发展到适应的过程,由此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推动社会的发展变化。私有制必然必然产生根本对立的阶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对立集团,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分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斗争就是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根源是经济利益,其表现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基本矛盾就直接外在地表现为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最终要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而一切围绕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的实质是经济利益根本不同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当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时,变革和根本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社会革命就到来了。革命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用先进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社会制度的质变的斗争,以此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用这种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反之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过程正如毛主席所说,也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抗斗争的革命的过程,而且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这种革命就开始转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它使中华民族发生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怎样评价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都不为过。任何否定这场革命极其伟大历史意义,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入到开历史倒车的行列和逆流之中。站在这种立场上,不可能对毛泽东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做出科学的评价,包括长达20多年的上山下乡。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绝不意味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正如毛主席所说,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更伟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存在敌对阶级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就必然存在阶级之间的“仇恨”现象。任何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绝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必然十倍百倍千倍地“仇恨”社会主义和企图复辟旧的剥削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客观现象和客观规律。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可能不把巩固自己的政权和防止旧制度复辟摆到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和对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爱”的教育,二就是对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企图复辟旧制度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恨”的教育。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把“爱”看做绝对的善,把“恨”看做绝对的恶。这是唯心史观的观点。唯物史观绝不抽象地否定一切“仇恨”现象。阶级社会中剥削和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引起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仇恨”和反抗斗争的始作俑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高度评价这种“仇恨”和反抗斗争。恩格斯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针对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爱”和“恨”绝对对立的观点说,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阶级兄弟表现出的是他们的仁慈和爱,而对资产阶级则表现出“愤怒”、“炽烈的憎恨”,“切齿痛恨他们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们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们变成机器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页)“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情感。”(同上,第399—400页)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典型表现。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中必然要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断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但阶级教育不能单纯归结为只是“仇恨”教育,它首先包括着对社会主义和人民的“爱”的教育。正如周总理在学习雷锋题词中所讲:“憎爱分明的阶级情感”。毛泽东时代我们党确实把阶级教育作为整个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其重要内容,包括对青年学生的教育,也包括对工人和农民的教育。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确实打上了阶级教育的深刻烙印,这是引导青年奋发向上的最重要的动因,同时也是上山下乡的重要动因之一。少数对上山下乡持否定者根本否定中国革命、否定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且把我们党的阶级教育歪曲为单纯的只是“仇恨”教育且恶毒地称之为“狼性”教育而根本否定,实质暴露了这些人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对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的“仇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仇恨”,对劳动人民的“仇恨”,且这种“仇恨”才是地地道道的“狼性仇恨”,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他们口口声声谴责“仇恨”、“狼性”,实质是他们念念不忘“仇恨”和“狼性”,时时践行“仇恨”和“狼性”。只不过他们“仇恨”的立场、对象与共产党人的阶级教育的立场、对象截然相反罢了。基于这种立场和世界观怎么能够对上山下乡做出客观的正确评价呢?

  二、如何认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对上山下乡认识的不同还涉及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否定上山下乡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都是城市化的进程,也就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人口向经济发展先进的城市人口转移的过程。而上山下乡则是动员大批城市人口到落后的农村去,这是“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反动”。这就涉及到如何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和模式的根本区别问题。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发展都有规律性,既有共同规律,也有特殊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确实有一个阶段是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的过程。《共产党宣言》谈到资产阶级的历史功绩时就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从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来,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况。当代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也是如此。但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并非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为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其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其发展的基本的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这种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必须不断地把具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农民转变为单纯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而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激发这种人口转移的内在动力就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思想。资本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在扩大生产资料的同时,必然要购买更多的劳动力,而农村人口恰恰是这种作为特殊商品的劳动力的直接来源。

  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之一当然也是发展生产力。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究竟是什么?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条件,根本无法照搬西方的发展之路。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发点是少数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精神的需要,是着眼于全国各个地区及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必然存在较为严重的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其三,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起步又非常低,刚解放时整个国家一穷二白。其四,整个中国地大物博,不仅城乡差别之大,沿海和内地、内地和边疆之间的差别也更为巨大。同时内地和边疆还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其五,建国以后,中国人口发展迅猛,从1949年的4.7亿发展到1965年短短16年间增加到6.5亿,而粮食增产速度远远没有人口速度发展之口。解决粮食问题也成为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问题。其五,中国农村、内地、边疆发展需要大量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认识分子和劳动力。还有战争等其它多种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能简单照搬西方道路,而是优先发展农村、发展内地、发展边疆实现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减少农村人口,而是农村城镇化。毛主席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特别强调农业是基础,发展农业。在沿海、内地工业发展的关系上,强调“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地,是工业布局逐步平衡。”(《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0页)毛主席还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27页)即使将来生产力发展,农村人口过剩,正确的方针是农村办工业,农民就地成为工人。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曾说过:“农村人口不要引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这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时代有一个激励和振奋人心的口号即“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口号一是典型地体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基本思路。二是强调国家、社会、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是广大农村、内地和边疆地区。它绝不意味着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发展,但发展的重点确实是农村、内地和边疆地区。三是一切有理想、抱负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民做贡献的青年人应该到这些地区去,去改变这些地区的落后状况,去缩小三大差别,去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大贡献。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最美的青春》正是上世纪六十年初青年大学生到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植树造林的故事,就具体体现了那个时代国家的发展战略思想。正是得益于这种伟大战略思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内地工业和边疆地区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这是铁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客观事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放弃和背离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原则和发展模式,从为了祖国的富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转变成为了个人利益的“到城市去,到海外去,到最能赚钱发财的地方去”,其结果一是曾经被鄙视的私有观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消极和危害作用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二是大批农民离乡背井到城市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不仅为私有企业打工,同时也为国有企业打工,他们与国有企业的关系也同样是雇佣关系,而非国有企业的真正主人。三就是导致大多数农村土地凋敝,农民基本或完全丧失种植粮食的积极性,留守农村的基本都是妇女、老弱病残和留守儿童。三大差别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差距进一步拉大。四是导致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畸形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城市病愈发严重。

  那种用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评价中国发展之路,而根本否定上山下乡,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实际是一种用个别代替一般的普世价值的形而上学发展思想,是着眼于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自觉不自觉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路的指导思想。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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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0 22:17:15

主题: “市场经济”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生产过剩
“市场经济”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生产过剩

2018-12-20 23:5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2| 评论: 0|原作者: “望长城内外”|来自: 察网

摘要: 到了今天,市场经济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我国近年来出现了总需求不足和普遍性生产过剩,而这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我国生产过剩现象形成的机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现象形成的机理是完全相同的。

为什么我国近年来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呢?根本原因是目前在我国,投资决策的主体是微观企业,而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全部的民营企业和多数国有企业)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看到哪种商品有利可图,就把资本投到哪里。而当市场出现饱和时,由于产能的生产远远早于产品的生产,就首先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而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企业为了收回投资的成本,就竞相降价出售产品,接着又出现了产品过剩现象。我国生产过剩现象形成的机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现象形成的机理是完全相同的,这说明,生产过剩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现象。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市场经济”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生产过剩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说计划经济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为了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搞市场经济。应该说,在一段时间里,市场经济确实起到了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可是到了今天,市场经济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我国近年来出现了总需求不足和普遍性生产过剩,而这都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一、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生产过剩基本都属于相对过剩

所谓生产过剩,是指社会商品生产总量大大超过需求量的经济现象,包括产能和产品的过剩。生产过剩既有绝对过剩,也有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是指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社会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而我国近年来出现的生产过剩基本上都属于相对过剩,也就是说不是生产的太多了,而是因为许多人买不起。

例如,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近年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大家只要到我国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去走一走,就可以看到,需要修建的房屋、各种公共设施、水利设施、公路和乡村道路等多得很,而修建这些东西都需要大量的钢材、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可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农民穷,没有钱购买钢材、水泥、玻璃等建筑材料,所以,这些大量的需要修建的设施都建不起来。由此可见,我国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近年来出现的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


二、为什么我国近年来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

为什么我国近年来会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呢?根本原因是目前在我国,投资决策的主体是微观企业,而企业追求的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结果,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全部的民营企业和多数国有企业)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看到哪种商品有利可图,就把资本投到哪里。而当市场出现饱和时,由于产能的生产远远早于产品的生产,就首先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而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企业为了收回投资的成本,就竞相降价出售产品,接着又出现了产品过剩现象。

我国生产过剩现象形成的机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现象形成的机理是完全相同的,这说明,生产过剩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现象。
三、生产过剩导致的四种结果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过剩会导致四种结果:

一是生产过剩导致企业停止投入和生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以利润为目的来进行生产的,当某种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供应大于需求的情况时,企业的利润率就会下降,这时企业也就会停止投入资本继续生产此种产品。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会采取转产其它产品和创新产品等办法,可是转产和创新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生产水泥的企业就无法转产钢铁,创新难度大的产品许多中小企业都无法创新。而转产容易的行业(如房地产业),很快就又会出现生产过剩。

二是生产过剩会导致企业裁减员工和削减员工的工资性所得

当出现生产过剩时,企业会停止投入和生产,势必要裁减员工和削减员工的工资性所得。这就会严重影响员工的劳动积极性和造成广大劳工的收入下降,并进一步导致市场上有支付能力需求量的萎缩,从而使生产过剩的现象更加严重。

三是生产过剩会促使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

出现生产过剩后,当企业无法转产和创新时,为了让资本保值增值,企业主就会把手里的钱投进金融市场去“玩钱”。其中也包括炒房地产,因为当房地产成为“炒”的对象时它就变成了金融产品。

资本在虚拟经济里循环,除了会产生纸上的数据,不会产生出任何新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在实体经济里能够产生出新的使用价值的资本,当它进入虚拟经济后就再也形不成生产力了。

四是生产过剩会导致破坏过剩的产能

生产过剩还会导致破坏过剩的产能,这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极大的浪费,而且也破坏了一部分生产力。

这样,生产过剩导致的四种结果:停止投入资本继续生产,裁减员工和削减员工的工资性所得,资本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破坏过剩的产能,这四种结果都起到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我国目前的这种“市场经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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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8 18:10:20

主题: 似曾相识燕归来:印度毛泽东运动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30年代,国民党经常发布剿匪消息,结果后来发现都是吹牛。

2018年,毛泽东运动在印度不断战斗,印度政府也不断发布假消息说共党被歼灭,但是之后不久,共党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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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acebook] [twitter] [收藏] [微信] 印度毛派改选总书记 游击队突围冲击莫迪选情 微信 + A - 莫迪 毛泽东思想 军事打击 2018-12-18 14:03:18 

截至当地时间12月18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及其麾下游击队在该国全境的新一轮行动仍在继续。除去游击队(即“人民解放游击军”,简称PLGA)的收复失地行动外,印共毛派在莫迪集团控制的印度东北边境地区,曼尼普尔邦的全面罢工也值得一提,这场持续了超过48小时的大罢工已让当地陷入全面瘫痪,也让刚刚在大选中受挫的莫迪及人民党集团再遭冲击,还让外界发现印共及其游击队的确已有相当力量转移到了外线。 


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虽然动辄谈及“2.5线作战”,但其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两线比起针对毛派游击队的0.5线完全不成比例。这种加大力度“安内”的手段固然让其得到了战场上的胜利。但新德里的战场优势并不能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毛派游击队的重建与恢复也因此成了时间问题。当重新改选了总书记,进而寻求夺回失地的印共毛派游击队开始向莫迪的控制区重新进军时,人民党集团在2019年5月大选前最大的挑战也随之开始。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45174334983...


莫迪从得意到失意的半年 对莫迪政权来说,从2017年末到2018年初对该国活跃达十四年的毛派游击队的总攻击一度是新德里方面最引以为自豪的政绩。比起杀伤游击队人员,俘获或劝降毛派高级首脑等普通战绩,印度军警在4月下旬对印共首脑展开的“斩首”打击是最突出的。 

4月22日,印度马哈施特拉邦与恰蒂斯格尔邦军警在得到线报之后采取联合行动,包围了位于两邦交界的加德奇罗利(Gadchiroli)地区的印共秘密会议营地,试图抓捕参会人员。由于时任印共毛派总书记的贾纳帕蒂(Ganapathy)据传“也在场”,这就让印度军警和游击队之间爆发了2018年度最大规模的一场战斗。 

印度军警根据此前掌握情报和此后打扫战场的结果确认“打死了参会的绝大多数人员”,确认消灭了至少两个成建制的区级游击队(印共的指挥体系分邦、县、区三级)。这一胜利让莫迪及人民党集团欢欣鼓舞,还向告密者发放了总额超过1,500万印度卢比(约合21.14万美元)的赏金。 但新德里方面很快发现,他们此次行动的针对目标,即以加纳帕蒂为首的印共高层还是在掩护下撤走了。


随着游击队在此后的一两个月里频繁展开报复与锄奸行动,新德里方面也颇有些惶恐,其安全部门甚至提交了“纳萨尔(Naxal,即印共毛派)分子潜入城内试图暗杀总理”的情报。 为此,印度军警很快在指令下于该国各地分散逮捕了一批文化人士,称其“预谋暗杀总理”,并将其羁押至今。鉴于被逮的社会贤达人士中有印共已故二号人物金尚吉(Kishenji)的导师,该国著名作家拉奥(Varavara Rao),这起“预谋暗杀莫迪”的风波就变成了一场笑话。 

...转自多维新闻网http://www.dwnews.com...1545174365739...

到10月,印度农民也因谷贱伤农等原因走向街头,对此,莫迪麾下的人民党人士竟批评上街农民是“潜在毛派分子”,受了“城市毛派分子”的蛊惑。这一系列口号很快就让选前的人民党集团付出了代价,在游击队活跃的中央邦与恰蒂斯格尔邦等地,人民党的民望在农民等群体中因此一落千丈,莫迪在选前也丢失了这两块关键地区。这比起莫迪当局半年前的志得意满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游击队或已跳出封锁线 就当下局面来看,一度在4月下旬遭遇灭顶之灾的印共毛派游击队已经在11月下旬完成了内部改组。年近八旬的加纳帕蒂正式退出了一线领导位置,总书记一职改由长期担任军事工作的原中央军委负责人巴萨瓦拉吉(Basavaraju)接任。

 在巴萨瓦拉吉就任后不久,印共游击队随即于12月上旬展开了代号“游击队周”的行动,其进军目标就是半年前游击队被围歼,基层组织被全面破坏的加德奇罗利地区。这使得新德里慌忙调集了包括中央警察预备部队(CPRF)以及代号“C-60”的当地军警前往镇压。 


考虑到CRPF在2018年度的围剿行动中几乎疲于奔命,其队员非但难以确保食宿,每天还要在一线出勤14个小时以上,这就让他们在面对游击队的新一轮袭击行动时士气低落。 对游击队和印共毛派来说,他们在2018年的最后几周里可能也并不想刻意加大行动力度:有情报显示,游击队在9月前后仍在积极吸收新血,整训队伍,补充兵力。 从这里看去,“游击队周”可能就只是一种检验队伍训练成果的验收行动。


在新德里即将迎来大选季节之际,打击莫迪势力也因此存在不止一种手段,在人民党控制区罢工就成了某种可行的选择。 当印共毛派的行动区域逐渐扩展到印度边界地区的东北邦,如上文谈及的曼尼普尔等地时,这或许也就成了印共及其游击队从内线正式转向外线的一大标志。这对莫迪集团来说,无疑将成为其2019年大选前的一大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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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7 21:51:01

主题: 孟晚舟事件与习近平的〝中国梦〞
孟晚舟事件与习近平的〝中国梦〞

2018-12-18 05:04|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81| 评论: 1|原作者: 万里雪飘
摘要: 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如果特色当局应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要求放弃〝中国制造2025〞,那么特色中国将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社会阶级矛盾因而进一步加剧,特色党的执政合法性必然遭到颠覆。

孟晚舟事件与习近平的〝中国梦〞

 


孟晚舟事件成为世界关注的国际新闻,这一事件关系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它对今后世界形势将产生重大影响。

加拿大应美国当局的要求,于当地时间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无端拘捕中国公民孟晚舟,并对孟晚舟戴铐上镣,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和中国公民的人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有强烈的民族情感,我的民族情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形成的。我一直关注患难中的孟晚舟女士,在这里强烈谴责西方世界的无耻行径,并要求特色当局采取一切手段,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让孟晚舟女士安全返回自己的祖国。

孟晚舟被拘时间是十二月一日,而这一天正是习近平和特朗普在阿根廷〝G20国际峰会〞就中美贸易战谈判之际。孟晚舟被拘事件在十二月六日才被公开,习近平被特朗普狠狠地羞辱了一番。美国为打压特色中国,公然做起了黑帮的绑票勾当,而加拿大堕落到甘为美国的打手,美国和加拿大为世界人民上了一堂精彩的自由民主课。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试图扼杀〝中国制造2025〞,而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之女,孟晚舟同时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美国当局的意图昭然若揭,拘捕孟晚舟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是特色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没有〝中国制造2025〞就不会有习近平的〝中国梦〞。华为是同〝中国制造2025〞密切相关的高科技企业,华为以杰出的高科技产品在世界各国消除了特色中国只能仿制中低端产品的耻辱,让各国人民相信特色中国即将成为引领世界科技的创新国家。

特色中国经济、科技和军事的崛起引起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面对中国威胁论,特色当局向世界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幻想,试图让中美两国走向双赢。可是美国并不相信双赢,美国相信一山难容二虎。马克思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有制社会当作〝人类史前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在动物世界没有〝和谐共处〞的双赢。自八月以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日本、法国先后对华为的5G设备和技术发出禁令,西方世界围剿〝中国制造2025〞的战争正在逐步升级。

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如果特色当局应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要求放弃〝中国制造2025〞,那么特色中国将会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社会阶级矛盾因而进一步加剧,特色党的执政合法性必然遭到颠覆。如果特色当局正面迎战西方世界对〝中国制造2025〞的围剿,美国只要禁止对华出口芯片和软件就可以使特色中国面临经济危机。今天的特色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正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报应。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建交,同年四月十日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与台湾关系法〞公然反对大陆以武力收回台湾,并明确继续向台湾销售武器的霸权。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应当立即终止中美外交关系,但是邓小平承认〝与台湾关系法〞,致使中美之间的主奴地位得以确立。银河号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中兴事件、孟晚舟事件证明中美之间的主奴地位,中美之间的主奴地位使特色当局上了贼船。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且看特色当局如何回应孟晚舟事件:〝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或达成对华贸易协定,他将干预司法部门针对中国华为公司高管的案件。在十二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询问中方是否欢迎特朗普此举,对此,发言人陆慷表示,美方人士非常清楚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任何美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和高层人士,如果愿意作出积极努力,推动这个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解决,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中国日报记者 莫竞西)

特朗普说的很清楚,如果有利于国家安全,美国将引渡孟晚舟,让孟晚舟在美国受牢狱之灾,或者,如果有利于达成对华贸易协定,美国将把孟晚舟当作人质,让特色当局屈服。事实上美国对华贸易协定就是为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帝霸权!〕,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对华贸易协定在特朗普那里是一回事。面对如此霸道的言论,特色当局竟然回应说〝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如果愿意作出积极努力,推动这个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解决,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正确的方向〞不是别的,〝正确的方向〞是美国下令加拿大无条件释放孟晚舟,并保证孟晚舟安全返回自己的祖国。作为报复特色当局拘捕两名在华加拿大不法公民还不够,应当继续拘捕在华美国不法公民,并向美国和加拿大当局声明这样做与孟晚舟事件无关,以回应据说孟晚舟事件作为独立的司法案件与政治无关的加拿大当局的诡辩。

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剿〝中国制造2025〞,中华民族没有妥协余地,只有背水一战,立即终止同美帝及其走狗的经济关系,以武力收回台湾。这样做会引起国内经济危机,但是危机并非不可以克服〔当然这种克服只具有暂时性〕,而且以武力收回台湾将震撼世界反华势力,动摇美国在东亚的霸权。美国的芯片和软件是美国压制特色中国的最后法宝,这是美国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之所以歇斯底里的原因。虽然特色中国的芯片和软件在性能方面没有美国产品好,但是可以用,只要用起来就会越来越好。特色中国芯片市场规模占世界六成,国产芯片和软件依据庞大的内需完全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态系统。我们看到研制龙芯的带头人胡伟武面对中兴事件抑制不住兴奋心情,他知道龙芯的出头之日即将来临。而美国的芯片和软件一旦失去中国市场非死即残,唯利是图的西方国家不会做美国的陪葬品。经济危机并不一定是坏事,经济危机是自力更生的机遇。特色当局趁经济危机可以〝国进民退〞,低价收购私营企业,将无序而盲目的市场经济转化为有序而自主的计划经济。尽管这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计划经济,它将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扫清历史障碍。

西方国家畏惧特色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特色中国〝基建狂魔〞的巨大能量正在震惊世界,对特色中国而言〝国进民退〞是战胜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剿〝中国制造2025〞的合理国策。然而,在西方国家正在围剿〝中国制造2025〞之际,习近平明言〝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他的表态为〝国进民退〞设置了障碍。即使特色当局通过〝国进民退〞克服经济危机,实现〝中国制造2025〞,特色中国得以成为发达国家,官僚资产阶级的独大将会使官僚资产阶级目空一切而飞扬跋扈,特色当局将会面临新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经济危机,特色中国将重新掀起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浪潮。

但是,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道路并非只是〝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选择,中华民族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重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再经过二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迈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推翻美帝霸权,并彻底解决对抗性阶级矛盾及其政治经济危机,而习近平的〝中国梦〞不过是建立在对抗性阶级矛盾之上的精神鸦片。

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唯生产力论拜物教,习近平的〝中国梦〞因而也是形而上学拜神教。研究经济学的马列毛派同特色党一样信仰唯生产力论拜物教,他们因而信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神秘力量。研究经济学的马列毛派根据经济学图表预测革命高潮的降临,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的经济学知识就是自然必然性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不要迷信生产力的发展会自然而然地推动社会革命并实现共产主义的拜物教,不要迷信因拜物教而研究商品价值规律的经济学。事实上人创造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创造人,只有人奴役人的私有制社会才会迷信生产力决定人类历史的拜物教。马克思研究的经济学是揭穿上层建筑的唯心主义即神本主义的现实基础,而经济学的现实基础是人的异化本质,经济学的现实基础因而是马克思予以消灭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要像特色党那样迷信科学技术,尽管科学技术不像经济学那样是人为的规律,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学一样是人的异化本质,〝中国制造2025〞作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不过是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或手段。

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习近平〝中国梦〞,马克思主义是克服拜物教即拜神教的历史人本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人本主义那里,克服拜物教即拜神教的共产主义没有经济学,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产品而没有商品。只有既愚蠢又自私的文明人才会把产品当作商品而自由交易,只有既愚蠢又自私的文明人才会把产品技术当作知识产权而谋求超额利润,这些既愚蠢又自私的文明人因而失去人作为人的自由生活。在没有经济学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需要什么产品就生产什么产品,人们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人们为此合理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藏北双湖县嘎措乡牧民不懂经济学,然而正是这些不懂经济学的藏北牧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合理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中叙述的自在自为的共产主义。

在克服拜物教即拜神教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支配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而不是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支配人。如果生产力具有神奇的自然必然性,经济学的现实基础决定人的生活,马克思就不会希望俄国农村公社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俄国十月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将无法进行。无产阶级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只要克服拜物教即拜神教的束缚并建立自己的政党和组织,正如昨天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一样,今天在中等收入的特色中国也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明天在发达的特色中国〔暂且做这样的假设〕依然可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马克思的历史人本主义即共产主义那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萬里雪飄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主题词:孟晚舟事件、中国梦、社会主义革命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17 21:41:15

主题: 华为的成功源自于任正非长期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
华为的成功源自于任正非长期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

2018-12-18 06:4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6| 评论: 1|原作者: 李克勤|来自: 察网
摘要: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式”斗争哲学的烙印。其内部讲话和宣传资料,字里行间跳动着战争术语,极富煽动性,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式”斗争哲学的烙印。典型的一个例子,华为初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运用。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略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

华为公司任正非,越来越富有传奇色彩。关于他的道器变通,我写过一篇短文。看来还得从历史角度进一步考察。这幅照片是2014年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情景。

任正非为何不惧怕美国的打压——从他参与建设辽阳化纤厂说起
任正非:美国打的不是华为,是中国

记者:因为华为已经做到中国公司最前列,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军事等综合能力对一个公司的前途有影响。您认为华为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的发展是有很大的相关性,还是不强的相关性?

任正非:中国越强大,美国就越打击。打击不是抽象的,看好一个苗头打一个。其实美国打的不是华为,是中国。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国变强大,总要找到一个具体着力点。所以我们认为困难也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的困难还会有多大,就是努力前进,自己想办法如何去克服。

原文http://tech.ifeng.com/telecom/detail_2014_06/16/36854212_1.shtml

任正非为何不惧怕美国的打压——从他参与建设辽阳化纤厂说起
华为的成功源自于任正非长期学习、实践毛泽东思想

特立独行,有着历史根源。深悟毛主席的道器变通,他有过人之处。

一名跟随任正非多年的老员工介绍,任正非很喜欢读《毛泽东选集》,一有闲工夫,他就琢磨毛泽东的兵法怎样成为华为的战略。而此前,任正非在部队期间就是“学毛标兵”。

仔细研究华为的发展,不难发现其市场攻略、客户政策、竞争策略以及内部管理与运作,无不深深打上传统权谋智慧和“毛式”斗争哲学的烙印。其内部讲话和宣传资料,字里行间跳动着战争术语,极富煽动性,以至于有人说进入华为的人都被洗了脑。

典型的一个例子,华为初期“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运用。1992年,华为自主研发出交换机及设备,当时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等洋巨头把持着国内市场,任正非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迅速攻城略地,通讯设备价格也直线下降。1996年,华为开始在全球依法炮制,蚕食欧美电信商的市场。
任正非在辽阳化纤厂的历练

看了一个任正非在外国接受记者采访的资料,他提到曾经参与建设辽阳化纤厂的细节。

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1963年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毕业后就业于建筑工程单位。1974年为建设从法国引进的辽阳化纤总厂,应征入伍加入承担这项工程建设任务的基建工程兵,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副所长(技术副团级),无军衔。任正非也因工程建设中的贡献出席了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和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年,任正非集资21000元人民币创立华为公司,1988年任华为公司总裁。

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说:

    【大学毕业后我是当兵了,当的是建筑兵。当然是军官,不是士兵,在中国“当兵”这个说法是指行业,而不是职位。我当兵的第一个工程就是你们法国公司的工程。那时法国德布尼斯。斯贝西姆公司向中国出售了一个化纤成套设备,在中国的东北辽阳市。我在那里从这个工程开始一直到建完生产,然后才离开。我跟法国很有缘分,第一个工程就是法国的。我是从事石油裂解开始的油头8个装置的自动控制工作。当时有400或600多个法国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他们教了我化工自动控制。】

任正非提到的辽阳那个项目,就是辽阳石油化纤公司(简称辽化),是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后,我国70年代初以引进技术和设备为主兴建的大型石油化工化纤联合企业。筹备工作于1972年开始,1974年8月动工兴建,1979年基本建成并转入试生产,1982年末国家正式验收,1983年1月正式生产。现已发展成为一个以生产化纤、化纤单体和塑料原料为主,同时生产多种石油、化工产品的现代化石油化工化纤基地。

这个项目属于“四三方案”或“43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0年代初向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荷兰、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计划。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建议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在今后3至5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12.5亿美元的设备项目中央已在1972年批准),通称“四三方案”。
后记:

在道层面,思想意识必须明确,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是辩证统一的。问题是,即使争取外援的时候,依然还得靠自主,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不能依附于人。

争取外援,与外国人合作,如果变成了依附于人,就成了洋奴。

要不当洋奴,就得要有勇气,有智慧。这方面有个捷径,即学习研究毛泽东文化。

这是想得通,说得通,也行得通的,华为任正非的道器变通,就是明证。

【李克勤,察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济学”,授权察网发布,发布时有删改。】

附文:
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是辩证统一,毛主席应对外部封锁的思想精髓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国务院业务组直接筹划和组织,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

我当时是轻工业部(1970年7月,由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三个部合并组成)计划组副组长,并兼任轻工业部成套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工作。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外实际签订的项目共26个,我直接参与领导、组织实施了5个,它们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和南京烷基苯厂。这5个项目均属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先进水平,投资额占26个项目全部投资的35.39%。加上解决吃饭问题的13套化肥项目,共18个项目,在“四三方案”(指1973年1月国家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因这个引进方案,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问题的投资共计136.8亿元,占全部投资的63.8%。“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原则,得到了认真而卓有成效的贯彻。

1972年1月初,我正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有一天,国家计委顾秀莲同志找我说,中央决定引进化纤和化肥的成套技术和设备,要我代起草个报告。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当即召集曹鲁、焦善民、李正光、王瑞庭等同志一起研究,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应当尽快把这件事情办起来。报告起草以前,李先念和华国锋专门组织了讨论,我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交给了顾秀莲。1月22日,报告由国务院业务组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3位署名上报。2月5日,周总理很快作了批示:拟同意,即呈主席等批示。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圈阅。两天后,即2月7日,李先念就把报告退余秋里、钱之光、白相国(外贸部部长)办。

为什么在1972年初决定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和设备,并且一开始把重点放在成套化纤技术设备上?当时的背景是:

第一,政治气候的变化和政策调整。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揭发陈伯达的问题。之后,在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从此,国内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包括对外工作中一些“左”的错误做法,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恢复政治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周总理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2年10月14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得到了党内外绝大部分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在当时“四人帮”动不动就扣政治帽子,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情况下,周总理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调整政策,对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必需的工作环境。

第二,中国国际交往的恢复和扩大,西方发达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接纳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中国国际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打破了两国关系间20多年的坚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不断扩大、加深彼此间的交往。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对外贸易领域闭关自守的错误做法,他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提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双方“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方便”。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的缓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推动产生了中国对外建交的又一次高潮,特别是日本、加拿大及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关系的新契机。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力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产品、设备、技术都急于找出路,对同中国做生意十分感兴趣,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纺织品产量上不去,人民群众穿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

毛泽东曾经讲过:

    【“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待?”】

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70年代前后,每年都要召开棉花会议,各级干部参加,把主要产棉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找来,周总理亲自主持,给大家做工作,要求各地多种棉花,多卖棉花给国家。我记得有一次棉花会议,周总理对到会的重点产棉县的县委书记一个一个问情况。当问到常熟县委书记的时候,周总理还考了考他,问他,你知道你们常熟有个翁同龢吗?常熟县委书记说知道,翁同龢是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周总理就讲,当时有一个讽刺清政府大官的对联,上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宰相指的是李鸿章,安徽合肥人),下联是“司农常熟四方荒”(翁同龢先后任户部侍郎、尚书,江苏常熟人)。这看起来好像是周总理随便讲一个对联,讲一个掌故,实际上周总理有很深的用心,他是利用这个机会对干部进行教育,要干部一定胸怀四方,不能只看到自己,要看到国家,要看到天下,不能肥了自己的田就忘了别人的地,以此动员干部多种棉花。即使这样,实际上1971年中国的棉花产量才4300万担,比1970年减产7.6%。4300万担,扣除农民自己用的棉花,再扣除军用和城市居民用的絮棉,能够用于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棉花生产的困难,导致纺织工业不能多生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

从1954年9月国务院第224次会议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发布票的政策。至于每年发多少布票,则要经过反复计算,由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最后批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来规定。根据气候冷暖的不同,各地发布票多少稍有差别,大体上就是16尺、18尺、20尺的样子。我现在工作快60年了,一半生涯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作的,先后担任过部长秘书、研究室主任、计划组副组长等。我深深感到穿衣问题对家家户户的牵动。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但是当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穿衣问题的解决,上面牵动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学纤维工业、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化学纤维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甚至更大。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但化学纤维主要是合成纤维的技术问题国内解决不了,只能发展纤维素纤维,即粘胶纤维。后来发展了一些维尼纶纤维,由于纤维质量不好,品种适应面很窄,不受群众欢迎。人民群众最欢迎的是涤纶(商业名称叫“的确良”)、腈纶(人造羊毛)这些纤维,而当时几乎没有,结果仍然解决不了穿衣问题。所以到了70年代初,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央领导同志要着力解决的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问题。

毛泽东就讲过,要为人民至今衣被甚少着想。

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有着急需的紧迫性。

第四,国内石油生产的突破,使中国发展石油化工有了可能。1959年,中国石油产量373万吨,自给率只有40.6%。1965年,由于大庆等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成功,中国石油工业产量达到了1131万吨,完全实现了自给。到1972年,中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用不完。“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省市区因为打派仗,闹无政府主义,煤炭工业瘫痪,没有煤炭发电,只好紧急把一些电厂由烧煤改为烧油,这是非常浪费、非常不应该的做法。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生产的石油,除了用做燃料之外,有可能拿出一部分作为生产化学纤维的原料。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奠定了原料基础。

上述4个背景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决策时机成熟了,条件具备了。现在设想一下,这几个因素缺哪一个,当时从国外进行引进成套设备的工作都是困难的。由于周总理的高瞻远瞩,中国很好地把握了决策机遇,再早是不可能的,再晚一点就要受损失。

除以上4个背景因素外,还有一件事对当时引进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我是从李先念、余秋里同志那里听说的。197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有一个习惯,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就是每到一地,让身边和工作人员到社会上做调查,看看社会上有什么反映。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放假,让他们到处走走,买点东西,搞些调查。有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回来后很高兴,毛泽东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现在年轻人不懂,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过去穿裤子是讲究裤线的,棉布没有裤线,“的确良”有裤线,而且不皱,所以当时穿上一条“的确良”裤子是很神气的,但是很不容易买到。毛泽东对此很惊讶。

“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同周总理谈起这件事,问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还说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

周总理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又问能不能买?周总理说,当然可以。

事后周总理找李先念、余秋里同志,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情。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任何原始文字记录,但是从1972年1月我所起草的《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中可以得到一点印证。这个报告算了一笔账:中国进口4套化纤生产设备以后,“的确良”的产量总数将达到19亿市尺,城乡人民对“的确良”的需要,将进一步得到更好的供应。《报告》通篇都是讲大道理、算大账,没有讲具体的问题。惟独对“的确良”讲了具体数字。可见我听到的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报告中特地讲了“的确良”就是一个回应。

我在《纵横》杂志2004年第3期上看到刘心格同志写的《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衬衣》一文。这篇文章讲了他为获得6尺“的确良”布而长年朝思暮想、多方求购的情况,讲得很生动、很实际,凡曾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都会引起共鸣。人民群众对“的确良”的渴望,在“四三方案”实施前后的变化,那篇记述文章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的佐证。

(本部分摘自陈锦华同志新著《国事忆述》,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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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21:37:32

主题: zz 四大名著当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矛盾
四大名著当中的阶级分析和阶级矛盾

2018-12-17 01:3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22| 评论: 0|原作者: 鹿野 |来自: 察网

摘要: 四大名著之所以能够优于其他的古典小说,就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古典小说不同,集中描写了旧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这当然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作者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反映的是社会的现实状况。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四部巨著,在明清时期涌现出来的众多古典小说当中影响力最大。但是很多人却搞不清楚,这四部小说比其他的古典小说究竟强在哪,甚至还经常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述。像不久之前上了热搜的“小学生发现《西游记》漏洞:一路吃的都是江淮美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笔者个人认为,四大名著的优点固然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优点还是这四部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的写出了旧社会的阶级斗争,带有浓厚的人民性。
一、《三国演义》

 首先说一下《三国演义》,现在不少人宣称《三国演义》带有浓厚的正统主义观念,所以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不高。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三国演义》的一种误读。

 当然,《三国演义》的确不是完全没有正统观念。比如说像全书开头对于黄巾起义的污蔑与攻击就暴露了这一点。但是这些描绘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在一定程度上躲过统治者的迫害。这就好像鲁迅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批判农民起义的地方,但这丝毫也不能表明鲁迅是站在封建统治者一方的。

 如果要是我们看一下《三国演义》当中的主要人物与情节,就会发现其明显体现了一种“倒挂的政治正确”。或者说,谁的出身越低,在书中的评价也就越高,相反谁的出身越高,在书中的评价也就越低。像前期书中最重要的三大集团——袁绍、曹操与刘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袁绍出身于世家大族,所以在这三者之中的评价最低,虽然有很多忠义之士辅佐,但是由于本身的昏庸无能,最终还是一败涂地。曹操的出身属于宦官养子,或者说是小地主官僚的家庭,所以书中就一方面肯定其有一定的政治才干,另一方面又尖锐的批判了其残暴不仁等等剥削阶级作风。总的评价是“奸雄”,也就是正负皆有,但是负面多于正面。而刘备出身最低,属于织席贩履的平民百姓家庭,所以书中就极力渲染其爱民的仁德,作为一个高度肯定的正面人物。

 甚至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也都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这种阶级意识。比如说,同样出身于世家大族的袁绍和袁术,因为袁绍是庶出,袁术是嫡出。所以书中对于袁术的批判就更胜于袁绍,称其为“冢中枯骨”,将其描绘成了一个跳梁小丑形象。再比如说,其对于以肯定为主的刘备集团,则增添了大量史书上没有的笔墨。像一开头就讲了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这显然不是封建的君臣意识,而是人民群众中平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观念。后来对于诸葛亮借东风等等描绘,实际上也是把诸葛亮描写成为“大楚兴,陈胜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那种带有浓厚宗教意识的农民起义首脑形象而非封建士大夫。

 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据此评论道,《三国演义》其实是披着历史小说外衣的一部鼓吹农民起义的著作,严重违背了历史的事实:

     【《演义》之最不可训者《桃园结义》,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且其书似出《水浒传》后,叙昭烈、关、张、诸葛,俱似《水浒》中萑苻啸聚行径拟之。诸葛丞相生平以谨慎自命,却因有祭风及制造木牛流马之事,遂撰出无数神奇诡怪,而以昭烈未即位前,君臣寮宰之间,直似《水浒》中吴用军师,何其陋耶?张桓侯,史称其爱君子,是非不知礼者,《演义》直以拟《水浒》之李逵,则侮慢极矣。(《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然而,这种引起了封建士大夫仇视的阶级意识,其实恰恰是《三国演义》一书中的精华所在。像《隋唐演义》虽然也肯定了瓦岗军等农民起义,但是由于中心内容还是强调农民起义应该归顺于李世民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所以影响力就远不及《三国演义》。至于那些没有涉及到农民起义古典历史小说,影响力也就更等而下之了。
二、《水浒传》

 接下来再说一下《水浒传》。前面说过,很多封建士大夫骂《三国演义》的时候主要理由就是“三国类似水浒”。那么正牌“水浒”当然是更加为正统主义所不容了。除了其本身就是写农民起义这种阶级斗争的一部小说,很多细节也都处处流露出了阶级分析。

 比如说,同样是军官出身而逼上梁山的人物。书中就对于鲁智深全盘肯定,将其描绘成了一个舍己为人的大英雄。对于林冲则是一分为二,既写出了对他不幸遭遇的同情,也写出了他懦弱无能的一面。对于杨志则是以否定为主,《智取生辰纲》等以杨志为中心的情节当中,是作为反派人物而出现的。著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茅盾在其《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当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的书写,说到底还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

     【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荫子”,只要有官做,梁中书也是他的好上司。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他有正义感,但苟安于现状,非被逼到走头无路,下不来决心。至于鲁达,无亲无故,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军官。】

 现在有的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生硬,是夸大了阶级出身的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茅盾的论述还是很到位的。试想,如果要是小说当中描写拳打镇关西的不是出身于贫苦百姓的鲁智深,而是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杨志,那么恐怕读者读起来会感觉非常别扭,这本书也就很难流传下去了。

 事实上,明清时期涉及农民起义的小说很多很多,比如说《荡寇志》、《平妖传》等等都是以农民起义为主要内容的,但是这些作品全是对农民起义采取否定的态度,所以它们现在就已经差不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只有充分肯定农民起义的《水浒传》,尽管受到了剥削阶级的长期敌视,反而随着时代的推移越发显现出夺目的光辉。

 当然,《水浒传》对于农民起义也不是完全肯定的。这除了前面所说的,为了躲避剥削阶级政治迫害的缘故,还跟农民起义自身就有一定弱点有关。像《水浒传》当中大量书写的招安投降,其实恰恰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统观念并不只流传在封建士大夫当中,相反农民群众自身某种意义上有着更深刻的正统观念。比如说,像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当中,陈胜和吴广就冒名公子扶苏和项燕。后来隋末大起义当中,只有农民军的首领窦建德等人对于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非常愤怒,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反倒是世家大族都表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农民作为小生产者,本身就希望也需要有一个“好皇帝”,能够保证他们安逸的生活。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章中对此作出过精彩的点评。 从《水浒传》书写梁山好汉们在招安投降以后的悲剧结局来看,我们很难说其就是赞成招安投降的。这种书写恐怕更多的是对现实当中存在的这种现象的批判与反思,这也恰恰是其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三、《西游记》与《红楼梦》

 对于《西游记》,现在不少人从宗教与神话方面去解读其所谓“深刻地内涵”。其实,那一类解读是很不合理的。否则,为什么神话与宗教色彩的小说在明清时期产生了一大批,而其他的小说影响力却远远不及《西游记》呢?

 《西游记》最为准确定位应该是采用了一些神话与宗教等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的社会讽刺小说。其长处并非在于写虚,而恰恰在于写实。只要了解明朝中后期社会状况的人,都不难发现《西游记》当中所描绘的种种社会丑态,其实恰恰是严格对应当时社会现实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游国恩先生所主编的高校文学专业教材《中国文学史》当中所指出的:

     【作者还别出心裁地安排下九个人间国度,明显地针对时事进行嘲讽。明世宗崇尚道教,方士擅权,"干挠政事,牵引群邪"(张翀《论时政疏》)。他们已成为无恶不作的特权阶层,因而在《西游记》中也就没有好道士。例如写乌鸡国道士夺位,车迟国佞道灭佛,比丘国妖道惑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龙婿九头虫身为恶贼,害人不浅,作者就为龙子龙父安排下斩尽杀绝的下场。杨老儿宽厚好善,并不能抵消强盗儿子人头落地的厄运;铜台府地灵县的一场官司,讽刺和揭发了刺史、禁子的贪婪凶暴;取经"要人事"则暴露了庄严法相后面隐藏着的丑恶世俗。类似这许多含意深刻的讽刺,使人很自然地在笑骂声中联想到当时社会的恶浊和腐败。】

 今天一些人批判攻击《西游记》“违反了历史事实”。甚至不久之前还有小学生表示《西游记》去西域吃的却是江淮美食,所以是“漏洞”。其实这恰恰表明这些人根本没有读懂这部著作:人家本来就不是写历史而是写现实的。这就像鲁迅在他的名著《非攻》结尾写为反侵略立下大功的墨子被国民党的“募捐救国队”迫害,并不是把时间地点搞错了,恰恰是告诉我们这部作品并非真的说墨子,而是在揭露国民党当局打压中国共产党等爱国人士,这也正是其精华所在。与之类似的是,三国与水浒也更多对应是元末农民战争而非汉末与北宋。

 当然,《西游记》和三国与水浒书写的视角是不同的。后者作为英雄的史诗,主要是对于被剥削与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肯定与赞颂,前者作为社会讽刺的篇章,则是对那些剥削压迫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进行批判与控诉。但两者殊途同归,都体现了一定的阶级意识与人民性,所以才能够在社会上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相反,《封神演义》虽然也写了剥削阶级的昏庸无能,但是最终还是回归了宗教与神话色彩的天命论和正统主义,因此影响力便明显的低了一格。至于其他那些批判意识更弱的神话小说,就更谈不上有多少价值可言了。

 至于《红楼梦》,则是把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一方面暴露了剥削阶级的黑暗与残酷,另一方面又写出了一大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形象,所以堪称是对一个时代进行社会阶级分析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关于这一点,从50年代开始已经有很多人做了精辟的论述。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也就不再细说了,仅摘录一下不久前去世的李希凡先生所写的《红楼梦》序言吧:

     【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应当把《红楼梦》作为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地阅读。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楼梦》所叙述的就是个别家族、个别人物的实事记录;我们所说的作为“历史”来阅读,是因为它用典型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并通过封建社会的各种类型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的各个方面,以及它的不可避免的崩溃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封建阶级的贵族社会,在这部小说里给我们留下了完整而深刻的真实形象。因而,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感性认识的意义上,可以说,《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读一读《红楼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

 总之,四大名著之所以能够优于其他的古典小说,就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古典小说不同,集中描写了旧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这当然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作者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而是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反映的是社会的现实状况。艺术创作者只要深入社会,深入生活,终归也还是要反映社会现实状况的。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也就在于此。歌颂人民的,也必然为人民所歌颂。这难道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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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00:59:14

主题: 马克思主义让现在的中共处境尴尬
马克思主义让现在的中共处境尴尬

2018-12-16 02:50| 发布者: 真言| 查看: 170| 评论: 1|原作者: 《世界日报》社论|来自: 北美《世界日报》
摘要: 政府用马克思主义给大学生洗脑,让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结果学生们却成中共现存体制的反对派,支持工人维权运动。中共面临的问题,是学生们和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造反的理论依据,反对中共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真言: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共党、特色党自然是无法自圆其说。众所周知,伪共现在是执政党,其组成者多是有产阶级,代表的也不再是无产者。但为了意识形态需要,伪共必须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展示其思想正统性。在现时制度模式下,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对伪共政权非常不利。如果搞阶级斗争,却不能认定,准确的说是不敢认定谁是压迫阶级或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属于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而讲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行,因为现在伪共治下,不是无产阶级搞专制,而是有产阶级在专政,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从不断发生的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的打压以及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充分暴露了特色伪共的真实面目。12/15/2018

马克思主义让现在的中共处境尴尬

【世界新闻网】社论 2018年12月13日 06:00

德国总统史坦麦尔日前在四川大学演讲指出,马克思主义曾给东德和东欧带来浩劫,马克思“是一个激昂的人道主义者,他要求有新闻自由、人道的工作环境、妇女的政治权利和环境保护”。说法让中国尴尬,但并未像以往在官媒上激烈反应,或许中共自知史坦麦尔所言不无道理。另外,美国左翼学者乔姆斯基加入世界30多名学者行列,呼吁抵制中国举行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以抗议北京打压亲劳工学生团体。学者们认为,中共打压大学生,“暴露政治领导层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左右两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将其与中国现实对照,都让中共在思想理论上陷入尴尬境地,难以自圆其说。

中共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执政和制度模式就与中共传统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不上号,相互矛盾,理论与实践出现牴触。拿过去几个月中国顶尖大学一批学生,因支持深圳佳士科技公司成立工会被拘押案来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让他们出面反对自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迫害和打压工人的自由和权利,让政府感受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共政权正当性的威胁与挑战。

中国左翼青年动员参与深圳佳士工运,北京大学校团委拒绝担任该校马克思学会的指导单位,致使马克思主义学院曾没有教师愿意担任指导老师,因而一度无法正常完成注册,凸显北大校方对马克思学会的顾忌与排拒心理。

正如法国哲学学者André Sénik在《费加洛报》发表文章指出,在中国,真实的马克思主义镇压那些将马克思主义理想化的人。他说,这些年轻人以为自己是在维护马克思,反对背叛马克思,但实际上,他们是以一种想像中的马克思去反对真实的马克思。文章说,自1917年以来,人们对共党国家的各种镇压已习以为常。这种镇压的理论逻辑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马克思1852年写给普鲁士记者魏德迈的信中就阐述说,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由无产者自己来执行,而是由组织成阶级、政党和国家的无产者来执行。

《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和共产国家的领导作用。那些反对共党国家的人,哪怕是无产者,也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有权使用一切手段镇压他们。在《资本论》的作者那里,根本找不到支持工人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任何直接或间接依据。他们甚至从中找不到任何公民社会存在的空间。从这个角度说,北大马学会的年轻左翼分子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中共在传统上对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之间,出现很大差距,让学生和左派与政府产生思想和诉求上的冲突。

这就使中共左右为难,不知如何自圆其说。政府用马克思主义给大学生洗脑,让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结果学生们却成中共现存体制的反对派,支持工人维权运动。中共面临的问题,是学生们和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造反的理论依据,反对中共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而中共现在是执政党,其组成者多是有产阶级,代表的也不再是无产者。但为了意识形态需要,中共必须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展示其思想正统性。在现时制度模式下,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对中共政权非常不利。如果搞阶级斗争,却不能认定谁是压迫阶级或剥削阶级;而讲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行,因为现在中共治下,不是无产阶级搞专制,而是有产阶级在专政,和马克思背道而驰。

中国朝野上下和西方左翼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和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诉求的不一致,让中共难以面对一系列问题,例如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共现在搞的是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中共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

不容否认的是,时下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给中共带来极大麻烦与隐忧,大学生抬出马克思主义反对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政府害怕马克思主义者动真格的,也自知自己理论杂乱无章,缺乏完整性。马克思不再是中共的座上宾,只是神主牌和摆饰。中共怎样处理和面对思想混乱局面,理论圆缺和统治正当性,看来都有重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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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00:53:46

主题: 12/15/2018: C罗点球 vs 都灵
http://n.sinaimg.cn/sports/transform/6/w538h268/20181216/HTcS-hqhqcir5889879.gif

尤文第70分钟打破僵局!扎扎回防带球到本方禁区回传太轻,曼朱基奇抢先得球被伊查索扑倒,点球!C罗操刀推射被伊查索一扑入右下角,


意甲第16轮上演都灵德比,尤文图斯客场1比0小胜都灵,追平欧洲5大联赛前16轮积分纪录,暂时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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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6 00:48:09

主题: 震网病毒:第一场网络战争的故事
震网病毒:第一场网络战争的故事
96 dailu
2016.04.24 14:43* 字数 5974 阅读 3350评论 0喜欢 1

(初来乍到,贴篇旧文。)

2014年11月,索尼影像公司遭到黑客攻击,电脑网络全部瘫痪,职工一度只能靠纸笔办公,仿佛回到三十年前。黑客泄露了大批公司机密,并且要求取消上映《刺杀金正恩》(TheInterview)一片,否则将发动更多袭击。

此举被美国政府定性为恐怖威胁,认为它意在破坏美国的言论自由。根据网络攻击的痕迹,美国还揭露出此番攻击的幕后主使,正是金正恩领导下的朝鲜政府。12月底,朝鲜也受到网络攻击,全国范围内的网络也都无法使用,怀疑是遭到了美国的报复。

美朝两国在网络上交相攻伐,引发某些媒体惊呼道:“下一场战争,将是网络战争?”

答案是明显的:不仅仅是下一场战争,实际上,上一场战争已经是网络战争。

2006至2010年,著名的震网病毒曾经入侵伊朗核工厂长达五年之久,严重破坏了伊朗核计划。那次入侵的战场只在网络之间,武器也只是软件程序,但它却完全符合最严格的战争定义:它发生于国家之间,它针对军事设施和人员,它企图达到某种政治目。因此,震网病毒被认为是人类第一场网络战争,我们早在2006年就已进入网络战争的时代。

这场战争发端于2006年。这一年,伊朗违背先前签订的协议,重启核计划,在纳坦兹核工厂安装大批离心机,进行浓缩铀的生产,为进一步制造核武器准备原料。
纳坦兹核工厂

应该说,伊朗人选择的时机很不错。国际社会想要迫使一个国家放弃核计划,无非两种方法: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制裁对于伊朗这种孤立国家而言,产生的边界效应非常有限,伊朗人早已习惯了制裁。军事打击则几乎不可能,当时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大泥潭,无力再发动第三场战争。

形势发展果然不出伊朗所料,美国发出了战争威胁,联合国也通过了决议,加强经济制裁。但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仗也没打起来,制裁措施也没什么大不了,伊朗完全应付得住。最终,伊朗没付出多大代价,就成功重启了核计划。

但大大出乎伊朗意料的是,核工厂的运行极不稳定,离心机的故障率居高不下,核武器所急需的浓缩铀迟迟生产不出来。技术人员反复检查,却找不出任何故障原因,离心机出厂时明明是质量合格,一旦投入运行,却马上就会磨损破坏。

伊朗的核技术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而巴基斯坦的核技术是从法国偷来的,但不管是法国还是巴基斯坦,都没发生过那么高的离心机故障率。伊朗人实在弄不清出了什么问题。

上图为伊朗总统网站(www.president.ir)所发布的图片,2008年4月8日,内贾德总统视察纳坦兹核工厂。这张图不经意地泄露了核工厂的问题,左下方的屏幕所显示的那群绿点,每一个点都代表一台离心机,绿色代表运行正常,绿色丛中的两个灰色小点,则说明有两台离心机出了故障。

从总统到工程师,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心忡忡。

当伊朗核工厂在跌跌撞撞中挣扎的同时,信息安全界发现了另一件看似不相关的事件。2010年6月,白俄罗斯的一家安全公司VirusBlokAda受邀为一些伊朗客户检查系统,调查他们电脑的死机和重启问题。技术人员在客户电脑中发现了一种新的蠕虫病毒。根据病毒代码中出现的特征字“stux”,新病毒被命名为“震网病毒(stuxnet)”,并加入到公共病毒库,公布给业界人士研究。

起初,研究人员以为,这不过是千万种流行病毒中的一种。世界上每天都有新病毒产生,大部分都是青少年的恶作剧,少部分则是犯罪分子用来盗取个人信息的工具,震网病毒也许只是其中之一。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却让他们瞠口结舌:震网的复杂度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它是当时所发现的最精妙、最复杂的病毒,没有之一。

首先,它利用了4个Windows零日漏洞。零日漏洞是指软件中刚刚被发现、还没有被公开或者没有被修补的漏洞。零日漏洞可以大大提高电脑入侵的成功率,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在黑市上,一个零日漏洞通常可以卖到几十万美元。即使是犯罪集团的职业黑客,也不会奢侈到在一个病毒中同时用上4个零日漏洞。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该病毒的开发者不是一般黑客,它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开发者对于攻击目标怀有志在必得的决心,因此才会同时用上多个零日漏洞,确保一击得手。

其次,它具备超强的USB传播能力。传统病毒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而震网病毒大大增强了通过USB接口传播的能力,它会自动感染任何接入的U盘。在病毒开发者眼中,似乎病毒的传播环境不是真正的互联网,而是一个网络连接受到限制的地方,因此需要靠USB口来扩充传播途径。

最奇怪的是,病毒中居然还含有两个针对西门子工控软件漏洞的攻击,这在当时的病毒中是绝无仅有的。从互联网的角度来看,工业控制是一种恐龙式的技术,古老的通信方式、隔绝的网络连接、庞大的系统规模、缓慢的技术变革,这些都让工控系统看上去跟互联网截然不同。此前从没人想过,在互联网上泛滥的病毒,也可以应用到工业系统中去。
震网病毒代码片段,安全专家通过反汇编来研究其功能

震网病毒引起了信息安全界的极大兴趣,随着更多专家投入到对它的分析,它的面纱渐渐揭开——它跟以往流行的病毒完全不一样,这是世界上第一例针对工控系统的病毒!

说得再精准一点,它是专门针对伊朗纳坦兹核工厂量身定做的病毒武器。

举个例子。研究人员在病毒代码中发现一个数组,用以描述离心机的级联方式,数组的最后几位是:20,24,20,16,12,8,4。

把上面那张总统视察图的左下角放大,可以看到在图片最下方,红色箭头所指的位置有一排灰色小柱子。这些小柱子把上面的绿色小点分为若干块,从右往左数,每块含有的列数分别是1,2,3,4,5,6,5。每列包含有4个离心机,因此,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纳坦兹核工厂的离心机级联方式,从左往右正是20,24,20,16,12,8,4,与震网病毒的描述完全相同!

由此可见,震网是有备而来。其开发团队里不仅有软件和网络专家,还有工业控制和核武器的专家,并且通过某种秘密途径,他们还事先掌握了纳坦兹的设计图纸。它背后的力量绝不是一般网络犯罪组织可以比拟的。

震网病毒的攻击方式也非常狡猾。当它渗透进入核工厂,它本可以制造一起轻易的工业灾难,一举摧毁整个工厂。但它却没有马上发作,而是悄悄地潜伏下来,每隔一个月才攻击一次。攻击期间,它会首先修改西门子工控系统的数据,让离心机看上去运转正常。但背地里,它却大幅提高离心机的转速,迫使其在临界速度以上运转,从而迅速毁坏一台离心机。

这时候,如果走到那台遭受攻击的离心机旁边,会听到机器转动声的明显异常,它的声音频率比正常状态要高得多。但工厂内有几百台离心机在同时运行,巨大的背景噪声往往会掩盖单台离心机的问题,不仔细听根本注意不到。更何况由于背景噪声太大,工程师都是带着耳罩进入车间,根本无法辨别那点细小的差别。他们一般还是从控制系统的屏幕上监控工厂状态,而震网病毒早已控制了监控系统,呈现给操作人员的,是一切正常的运行状态。

这是一种更加高明的战术,它使得伊朗人疲于奔命。崭新的离心机装进工厂,没用多久便告损坏,日常的生产工作变成了不停地更换离心机,纳坦兹核工厂始终无法形成稳定的浓缩铀生产能力。伊朗人更换了数批工程师,却一直找不到问题原因,震网病毒的隐蔽性太强(即使是今天,震网病毒已经暴露了数年之后,最新的Windows仍然会把它当作合法程序),他们从没发现工厂早已被病毒入侵,仍然一味地认定是离心机的质量问题,白白损失了几年时光。

研究人员认为,由于震网病毒,伊朗核计划至少推迟了两年多。
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原计划2008年发电,由于缺乏核燃料,推迟到2010年才实际运行

伊朗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发现中毒的,外界不得而知。2010年,震网病毒公布后,引起了信息安全界的轰动,经过许多专家的深入研究,它针对纳坦兹核工厂的攻击意图已经被揭露成了司马昭之心。但即便如此,伊朗仍然矢口否认核工厂遭到了攻击。当然,伊朗到底是真的认为自己工厂固若汤金,还是出于某种宣传策略而拒不承认,外界同样也不得而知了。

受害一方不肯承认,作案一方同样也没人出来领功。开发像震网这样一款高度复杂的病毒,对资金、人才、情报、组织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再加上其独特的攻击目标设定,世界上有这种能力和动机的,只有美国或以色列政府。但美国和以色列并不承认自己与此有关,从病毒代码中也找不出什么证据能牵涉到美以两国,外界也只能停留在猜测而已。震网病毒如同一件孤独的凶器,不知道谁制造了它,也不知道它杀害过谁,外界只能从那锋利的刀刃推测它可怕的战斗力。

直到2012年,伊朗核问题波澜已定,一些美国退休官员才向《纽约时报》透露,针对伊朗核工厂的攻击,是由布什总统发起的、经过奥巴马总统大力推动的、一场精心策划的网络战争。
震网病毒版本,它跨越两位总统任期,经过了七年的持续开发和改进

2006年伊朗重启核计划时,形势正如伊朗所料,美国的选择并不多。美军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却迟迟找不到传说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总统在国内国际政治上都处于被动局面,没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再次以消灭核武器之名发动一场伊朗战争。但如果不解决伊朗核问题,又无法对以色列交待,因为伊朗一旦拥有核武器,首当其冲的使用目标必定是以色列,以色列感受到极大威胁。以色列一再表态,要像1981年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一样,也对纳坦兹核工厂来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伊朗核计划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任由以色列空袭伊朗,这无疑又将搅乱中东局势,使地区纷争进一步升级,当地的反美情绪也会更加狂热化。因此,当时的美国夹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左右为难。

万般无奈之下,布什总统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建议,向纳坦兹核工厂传播一点病毒。其初始目的,不过是给伊朗人制造一点麻烦,迟滞其核武器的制造进程,争取多一点时间,等到形势变得有利时再着手解决伊朗核问题。

为了安抚以色列,中央情报局拉上以色列情报部门一块儿干,以期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空袭转向病毒。没想到,以色列态度很积极,还顺手献上一份厚礼:他们的间谍偷到了纳坦兹核工厂的图纸!美国人喜出望外,立即决定升级原计划,搞一场大的。

病毒的目标从搞点小破坏,升级为感染全部设备,控制整个工厂。为了确保计划万无一失,美国人还按照图纸,造了一座模拟的核工厂。美国和以色列招募了一批顶级的黑客和核工程专家,在这片模拟战场上对症下药,针对其薄弱环节设计病毒,并且在实际运行中反复测试,反复改进。

布什总统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病毒武器开发完成,测试结果非常成功。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首脑一起开会,讨论将其部署到实战中去。那场会开得并不轻松,与会者明白,病毒攻击势在必行,但同时他们也明白,这即将开启一个网络战争的时代。从前的病毒,其破坏不过是窃取一点数据,或者让电脑死机,总之都是电脑中来,电脑中去,限制在互联网中。这个病毒将第一次闯出潘多拉魔盒,杀进我们的现实世界,控制和破坏传统的机器设备。

这种攻击方式一旦传播开来,各国必将争相效仿,一场网络攻击的军备竞赛即将拉开帷幕。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形容会议气氛说:“我们是在跨越卢比孔河。”
公元前49年,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进攻罗马元老院,开启了罗马帝国时代。后世用“跨越卢比孔河”形容对历史影响深远的行动、极其艰巨的决定。

关于震网病毒是怎样传播进纳坦兹核工厂的,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情报部门调查了核工厂工程师的背景,发现其中一个工程师特别喜欢钓鱼。于是他们派出一个特工,伪装成钓鱼爱好者,跟那位工程师交上了朋友。两人熟悉以后,特工给工程师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内容是一张被震网病毒感染的钓鱼图片,工程师一打开图片,他的私人电脑就被感染了,并且随后感染到他的U盘。后来的某一天,那个工程师在工厂内使用了一次被感染的U盘,病毒就此传进了核工厂内,一步步地感染到所有设备,并且控制了离心机的运行。

这种说法未经证实,其中有一些显然是附会上去的。例如钓鱼,其实“钓鱼”在信息安全界是一个专有名词,是指架设一个假的银行或社交媒体的网站,引诱用户输入其信用卡或个人账户的帐号和密码,从而窃取个人信息。在这个故事里,“钓鱼”从喻体转回本体,变成了一种真实的活动,显然是以讹传讹了。

但有一点是研究者所公认的:病毒必定是通过U盘传进工厂的。核工厂跟大部分工程设施一样,内部的控制网络跟外部互联网是完全隔离的,彻底断绝从互联网上发动的攻击。病毒根本无法从网络连接传进去,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内部设备上的USB接口。这一结论,从震网病毒特意加强的USB传播能力也能得到证实。病毒开发者拥有一座模拟工厂,在实际测试中,他们必定也早已发现,USB口才是唯一的突破口。

至于具体的传播者,美国人自然不肯透露。但据研究者推测,不大可能是无意中掉入圈套的工程师,倒更有可能是被收买的内部人员。因为病毒版本更新比较频繁,而U盘的使用是偶尔的、不定期的,靠无意中的USB感染,不能保证新的病毒版本及时传入工厂。

病毒的频繁更新非常重要,它使得每隔一段时期,故障的发作形式就会变化。在美国的模拟工厂中,病毒开发者一直试验着各种破坏方式。相应地,在伊朗的真实工厂,离心机也不停变换着报废原因,时而是转子磨损,时而是压力阀损坏,繁复多变,不一而足。伊朗人只能看到故障频发,却因为故障类型变化无常,始终无法积累足够的经验,搞不清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核工厂频频停工检修,生产计划被彻底打乱了。
2013年日内瓦会议,伊朗宣布停止生产浓缩铀

一种新型的战争方式诞生了!

通过网络攻击,美以两国成功地破坏了伊朗核计划。而且,这场战争的战果比他们预期的还要大。

首先,网络战争是一种持续性的破坏。传统的空袭轰炸,或派遣特工小分队炸毁核工厂,这些战斗轰轰烈烈,很具有戏剧性,而网络攻击悄无声息,也不怎么吸引眼球。但相对而言,它却具有更好的破坏效果。当今时代,工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机器设备的生产速度极快,伊朗为了制造浓缩铀,准备了五万台离心机,炸掉一座工厂,他们马上就能再造一座。反倒是高科技的暗中破坏,像震网病毒的缓慢“绞杀”,更令敌人无所适从。虽然伊朗人拥有足够的离心机,但在找出纳坦兹的故障原因之前,他们也不敢贸然上马新的工厂。

技术上的压制比火力上的压制更加彻底,敌人更加没有还手之力。

网络战争的另一大优点,是其隐蔽性。虽然研究者一致公认,震网病毒的开发者非美国、以色列莫属。但美以两国始终不予承认,伊朗如同吃了哑巴亏,没办法提出任何抗议,更不能像遭到空袭那样,发动舆论声讨、群众游行、乃至军事报复等反击措施。伊朗官方的反应,反而是否认核工厂遭到任何病毒攻击。就这样,美国既达到了军事目标,又没有付出政治、舆论上的代价,可谓面子、里子二者兼得。

作为第一件经过实战检验的病毒武器,震网病毒正式开启了网络战争时代的大门。

下一场战争会怎么打?没人能做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会围绕国防、工业等关键设施的控制权,展开激烈的的网络争夺战。战争将不仅仅局限于遥远的前线,也不仅仅打击军用设施,从停水、停电、红绿灯失灵、电话打不通之类的生活混乱,到火车出轨、大坝决堤、核电站泄漏之类的大规模灾难,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科技与网络已经深深渗入我们的生活,我们越是依赖它们,就越容易受到它们的伤害。当网络受到敌方攻击,设施遭到敌人劫持,它们就会变成一把刺向我们自身的尖刀。

未雨绸缪,世界各国都已在为未来的战争暗中准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也入侵了美国能源公司,并且具备了干扰和破坏美国电网的能力。此举怀疑是该国对于遭到震网病毒攻击的报复。

不过,无论是从攻击规模,还是攻击能力方面,伊朗的网络部队都不是美国人真正担心的对手。能够迫使美国在网络战争中作出反击的,还是另一个网络巨人。

2014年5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通缉5名中国军官,罪名是网络攻击、经济诈骗、入侵美国核电站和其它工业设施等。这是美国第一次以网络犯罪的名义通缉外国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15 00:35:55

主题: 美国提出的“改革清单”实际上是要中国拱手交出全部经济主权 ...
美国提出的“改革清单”实际上是要中国拱手交出全部经济主权 ...

2018-12-13 23: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25| 评论: 5|原作者: “望长城内外”|来自: 察网

摘要: 美国要中国进行的“改革”就是要中国把自己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拱手交给美国,并且美国不仅要当中国改革的“设计师”,还要当中国改革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是明目张胆地严重侵犯中国国家的政治主权的行为,我们绝不能容忍和答应!
美国要求中国进行“强迫技术转让、智慧财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如果中国不答应进行这些“改革”,90天后美国将要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而美国要中国进行的“改革”就是要中国把自己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拱手交给美国,并且美国不仅要当中国改革的“设计师”,还要当中国改革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是明目张胆地严重侵犯中国国家的政治主权的行为,我们绝不能容忍和答应!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据今日汇率网报道,12月1日(美国东部时间)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之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处办公室于当日发布新闻稿称,双方

    【“已同意立即开始就强迫技术转让、智慧财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进行谈判。双方同意,他们将尽力在未来90天内完成此项交易。如果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双方无法达成协议,10%的关税将提高到25%。”】

另据今日汇率网axios.com报道,

    【“白宫于12月3日稍后(美东时间接近晚间6点整)发布声明稿表示,90天期限的起算日期是2018年12月1日。”】

今日汇率网报道这些情况告诉我们:美国要求中国进行“强迫技术转让、智慧财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和农业等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如果中国不答应进行这些“改革”,90天后美国将要对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征收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

而90天期限的起算日期是2018年12月1日,也就是说最后期限的时间是2019年2月底,而不是3月底。
一、美国给中国设计的“改革蓝图”

那么,美国要求中国具体进行哪些“改革”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2018年5月5日环球时报《漫天要价 贸易谈判美对华所提条件清单曝光》一文曝光的美国谈判的“条件清单”,可以看出一个大概。下面是这个“条件清单”的内容:

第一部分  减少贸易争端

采取措施达到以下目标:自2018年6月1日起 12个月内减少中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自2019年6月1日起12个月内再减少1000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使得到2020年末,中美贸易顺差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

中方承诺的自2018年6月1日起的12个月内自美新增进口1000亿美元中,至少75%是购买美国商品;中国承诺,自2019年6月1日起12个月内的另外1000亿美元,至少50%是购买美国商品。

第二部分 保护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

(a)中国将立即停止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持,这些补贴可能有助于创造或维持中国制造2025年工业计划所针对行业的过剩产能。

(b)截至2019年1月1日,中国将消除有关技术转业的特定政策和做法。

(c)中国将采取直接、可核查的措施,确保中国不侵入美国商业网络窃取美国公司持有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机密商业信息。

(d)中国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

(e)截至2019年1月1日,中国将取消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以及美国提出的在中国举行的WTO磋商中确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规定——Certain Measures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 (DS542);

(f)2018年7月1日前,中国将撤回WTO磋商请求——Tariff Measures on Certain Goods from China (DS543),且在世贸组织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下,中国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第三部分 对敏感型科技投资的限制

关于美国限制中国对敏感技术部门或者对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部门的投资,中国政府确认不会反对、挑战或者以其它形式报复。

第四部分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

中国不应通过投资限制来扭曲贸易,中国施加的任何投资限制或条件都必须是有限、透明的。美国在华投资者必须获得公平、有效和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待遇,包括取消外国投资限制和外国所有权/持股要求。为了推进这些原则,中国将在2018年7月1日之前发布一个改善的全国范围内的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在中国发布这一负面清单的90天(90)天内,美国将确定现有的投资限制,在收到美国确定的限制名单后,中国将迅速取消所有已确定的投资限制。

第五部分 贸易和非贸易壁垒

中国承诺:

(a)2020年7月1日前中国将把非关键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相应水平。

(b)中国将取消特定的非关税壁垒。

第六部分 美国服务和服务供应商

为了实现对美国服务和服务供应商的公平待遇,中国承诺以特定的方式改善其市场准入。

第七部分 美国农产品

为了实现对美国农产品的公平待遇,中国承诺以特定的方式改善对其市场的准入。

第八部分 实施

中国和美国将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在实现商定的目标和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

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未能遵守任何中国的承诺在这个框架,包括赤字目标,美国将有可能对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中国不会反对、挑战或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反对美国根据本段附加的关税或限制,包括根据DSU采取的行动。

中国将撤回WTO关于美国和欧盟将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申诉。

此外,在收到一份被禁止的产品的书面通知后15天内,中国将提供每批货物的详细信息。如果中国未能做到这一点,或者信息显示出转运正在发生,美国将征收与可疑转船量相当的关税。

中国须理解,如果它未能遵守该框架下的任何承诺,美国都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征税。美国海关将会没收仿制品、盗版商品和征税,以补偿其技术和知识产权损失。中国承诺,不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对美国征税、没收等惩罚实施报复。
二、对美国给中国设计的“改革蓝图”的分析

从这份“条件清单”可以看出,美国要中国进行的“改革”共有十三项:

一是‍中国要大大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总值达2000亿美元。

也就是说,不管你中国想买还是不想卖,买回去有用还是没有用,你都得买够2000亿美元,而且不含运输等费用。

‍二是中国政府不得再对“中国制造2025”给予任何的政府支持,消除技术转让的特定做法,取消对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规定,撤回WTO磋商请求,并且在世贸组织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下,中国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实际上是要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而且不能向WTO提起磋商要求,不能以正常手段维护中国的利益。

三是采取直接、可核查的措施,确保中国不侵入美国商业网络窃取美国公司持有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机密商业信息。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对它所怀疑有网络窃密行为的中国的所有单位包括军方的绝密单位进行核查。

四是‍‍‍对于美国限制中国对敏感技术部门或者对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部门的投资,中国政府不能反对和进行报复。

五是对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中国不应通过投资限制来扭曲贸易,中国施加的任何投资限制或条件都必须是有限、透明的,必须使美国在华投资者获得公平、有效和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待遇,包括取消外国投资限制和外国所有权/持股要求。在收到美国审查后确定的中国还保留的投资限制的名单后,中国要迅速取消所有已确定的投资限制。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在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施加种种限制措施的时候不能反对和进行报复的同时,还有给予美国在华投资者公平、有效和非歧视性的市场准入和待遇,包括取消外国投资限制和外国所有权/持股要求,而且中国的哪些限制要取消,还要由美国说了算。这是什么逻辑?完全是不平等的霸道行径!

‍六是‍中国要把非关键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相应水平,要求中国取消特定的非关税壁垒。

这实际上就是要取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与发达国家采取同样水平的关税税率,而中国加入WTO的核心要求之一就是要求发达国家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七是‍要取消特定的非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在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不少,为什么美国自己不取消却‍要中国取消?

八是要承诺以特定的方式改善对美国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给予美国服务和服务供应商以公平待遇。

所谓“以特定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给美国以特别的优惠。目前中美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有很大的逆差,据中方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逆差高达557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22%。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要中国给美国以特别的优惠,真是贪心太大了!

九是要承诺以特定的方式改善对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给予其公平待遇。

这实际上就是要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也给予特别的优惠。

十是中国和美国要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中国在以上的“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未能遵守承诺,美国就会对中国产品征收额外关税或采取其他进口限制,而中国则不能不反对和进行报复。

也就是说,只要美国认为中国没有达到美国的“改革”要求,美国就可以随时征收额外关税,而中国却不能反对和进行报复。

十一是中国要撤回向WTO提交的关于美国和欧盟将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申诉。

这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承认自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十二是中国每收到美国发出的一份被禁止的产品的书面通知后,在15天内要提供每批货物的详细信息。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信息显示出转运正在发生,美国将征收与可疑转船量相当的关税。

‍十三是‍中国如果未能遵守上述各方面的任何承诺,美国都会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征税,没收仿制品、盗版商品和征税,而中国不能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这实际上就是要中国做到:美国想什么时候整你都可以,而中国都得接受,不能反抗。

对于美国要中国进行的“改革”,美国官方头面人物的一些言论也进行了说明。

据今日汇率网breitbart.com报道,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库德洛(Larry Kudlow )2018年11月20日在接受大众商业台专访时表示,美中协议必须实现零关税和零非关税壁垒,必须具有可执行性而且必须有严格的时间表。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洛(Peter Navarro) 2018年12月3日接受NPR访问时表示,在90天协商期限结束时,美国要看到可验证的和真正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必须能够产生实际的、可验证的、立竿见影的结果。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库德洛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洛的这些话,从侧面证明了美国谈判 “条件清单”的真实性。
三、结论

以上这些充分表明,美国要中国进行的“改革”就是要中国把自己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拱手交给美国,并且美国不仅要当中国改革的“设计师”,还要当中国改革的“检察官”和“法官”。中国如何进行改革,完全属于中国国家的政治主权,哪能让外国人来发号施令!美国要当中国改革的“设计师”、“检察官”和“法官”,这是明目张胆地严重侵犯中国国家的政治主权的行为,我们绝不能容忍和答应!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15 00:23:39

主题: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2018-12-14 23:5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49| 评论: 0|原作者: 曹征路 |来自: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摘要: 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结束,由此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同看法,82年来从未间断。近年来的主要言论有“共党渔利说”、“张杨后悔说”、“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等等,当然这些言论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的,是标准的英雄史观。 ...

“张杨后悔说”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结束,由此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同看法,82年来从未间断。近年来的主要言论有“共党渔利说”、“张杨后悔说”、“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等等,当然这些言论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的,是标准的英雄史观。

先看蒋介石日记: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他说后退三年还算保守的,另一个著名民国人物胡适认为“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蒋介石如果不是被胡适一类人物包围导致视听失聪,也是一个沉浸于幻想的人。事变前中国都发生些什么事,他真的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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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同年1月山海关失守, 3月,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在国内屡遭痛骂。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几次战役中,三个团被歼,109师大败溃逃。

    1936年年11月19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78师一个多旅,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他跟共产党不是没交过手,这才过去一个月,他已经忘记了。此前在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失败他也忘记了,在南昌行营的发誓赌咒他全忘了,如果不是共产党内的路线错误,第五次围剿他也未必能占便宜。

所谓“共党渔利说”就是建立在这种虚妄假设上的,意思是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就被消灭了。红军经过长征已经陷入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来说,红军必遭歼灭。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损失了约4万;向西:2万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向东:红军东征失败,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向北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这样虽然可能保证红军的暂时生存。但是,只要红军一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

这种论调虽然不提两个星期消灭红军,基本上还是“人多枪多”就能打胜仗的逻辑,既不看以前的事实也不顾以后的结果。

共产党如果靠的是“人多枪多”它就不叫穷人的党了。

事实上此时的共产党并不想打,再打下去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不答应,共产党自身也不能站在道义立场获得现代性。所以共产党一年前就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发动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全民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浪潮,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才发动西安事变。

所以,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全面破产的结果,而不是破产的原因。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张杨后悔说”就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蒋介石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害了国民党,所以他们“后悔”了。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沿用这样的说法: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且不提杨虎城后来几经辗转欲回国参加抗战,被蒋介石囚禁杀害。就是张学良在软禁多年后,当一位美国记者于1991年非常直率地就西安事变问他说:

    【“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

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时事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一个叫杨奎松的人为此大为不满,因为张学良居然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也不学胡适的腔调说话,他叹息: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也是大致相同的逻辑。前者是说蒋介石虽然暂时受了委屈,但其实中共和红军在这一极其有利的事变中不仅未得到任何政治利益,反而损失了事变前已经形成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局面,在这个期间又被“马家军”消灭了红军的一部分,在事变后的政治博弈和军事博弈中全面输给了蒋介石。后者则是认为张学良被赤化了,同时也完全否认中共有独立能力,夸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的影响。

这些论调在网络上不断接力传播,确实一度制造了混乱,仿佛历史真的无法捉摸,民心向背真的无用,人民群众真的只能任人宰割。

在共产党内,突如其来的事变确实引起了巨大震动。

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以来,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多达几十万。蒋介石这三个字在每个共产党员心灵上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生就是基于这个记忆的正义冲动,无数热血青年前赴后继投入共产党的事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记忆。当事变的消息传到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后,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激动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蒋介石清算血债的时候了”。在共产党高层,自然也同这些情绪反应大体一致,也都经历过由激进到冷静、由权衡利弊到制定政策的过程。

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确实部分影响了中共对事件的看法,斯大林亲自草拟了电报,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

    【“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斯大林还解释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苏联希望和平解决的态度,固然有维持亚太平衡以自保的因素,但基本是务实可取的。对于指责张学良部队里有亲日派活动,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与“中东路事件”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相联系的言论,中共并没有采纳。

事变的第二天,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等人奔赴西安。15日发出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指出此次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周恩来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条建议。

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已经比较清楚了,认识也已完全统一。随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12月22日,蒋介石终于向张、杨口头承诺“我不剿共了,与共产党合作”。下午3点,张学良和杨虎城陪蒋介石夫妇直奔机场。在机场上,蒋介石郑重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说: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以上就是事变的大体过程。

应该说,决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多重力量角逐的结果。

除了共产党和张杨二人拥戴蒋介石成为抗日领袖的态度坚决外,从蒋介石的角度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重要因素。代表英美利益的宋家兄妹是主张列强在中国的均衡态势的,日本打破了这个均衡,他们自然要抗争。国民党内的地方实力派是主张地方自保的,他们抗衡中央势力的法宝也是要举起抗日大旗,在其管辖的区域范围内也多有进步措施。而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用心险恶,在事变中不但要讨伐,而且要直接轰炸西安,灭掉蒋介石本人。这些都是促使蒋介石痛下决心的理由。所以他对张杨二人表示,回去要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所以历史偶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反映,事变是偶然的,但决定历史走向的却依然是那些基本的历史条件和规律。那些不负责任的无非还是重复英雄创造历史的陈腐观念,似乎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少数人的一念之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还是多有反复。其间仅国共两党比较重要的谈判,就进行了五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即使像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在重大决策上也不是一个人说了能算的。

首先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就翻脸了。

本来在西安的承诺就没有文字记录,即使有记录也可以不认账,这点张学良有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能扣押他一辈子。

12月27日,蒋介石日记中说

    【“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也就是说要送他上军事法庭,走过场后还会放他回去。当天晚上,张学良写给杨虎城的信中表达了不满但还报有希望。

直到12月31日被判处徒刑十年,他还不相信蒋介石会反悔。他给毛泽东去信称:

    【“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

其实蒋介石与党内众多干部的决定是,下决心不放他回西安。

蒋介石29日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

    【“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

所以在30日,蒋已令东西两线中央军向陕西推进,进据陕甘两省。31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当时共产党方面还将信将疑。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1937年1月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杨领导,分电蒋、宋,促张速回。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到了深夜,周恩来报告延安中央:

    【张学良负责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已失去自由,蒋介石、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中央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至此,中共中央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红军应当准备作战。】

其次是蒋介石对西北善后的策略是“政治分化,军事施压”,奉行软硬两手。

对西安三方,他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既不是东北军,也不是红军,反而是杨虎城及其所部。因为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最主要祸首就是杨虎城。杨之所以必欲与南京对抗,是因为南京必欲控制杨及其十七路军看家之本的西安及潼(关)宝(鸡)铁路沿线地区。只要解决了杨的问题,中央军进入西安,西北善后也就基本上成功了。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张学良1月7日已决心放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关系,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求彻底解决西北军事善后问题。他希望能就此将东北军调离陕甘,以免在西北乱局中被南京和中共分化瓦解。同时,这也可以减少蒋对他与中共关系的怀疑。

13日,蒋介石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必须做出选择。18日蒋介石下令称:

    【“一旦东北军按约定从潼关撤退,中央军即准备于23日、24日开始轰炸杨虎城部,然后即开始进攻西安。”】

西北善后明显地进入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状况:西北三位一体面临瓦解,以及中央军对西安城的大举进攻,都一触即发,而中共方面对这些还不知情。

这时,又一个偶然性情况发生: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于1月2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愤激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数人。结果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少壮派军官的通电,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受抗日同志会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

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介石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但仍交军委管束,再无恢复自由的可能。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国共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所以十分艰难。

在中共方面,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中共会谈的书面提纲。提纲列出18个问题,主要有:商议民族统一纲领;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派人到南方苏区联络改编红军游击队;发表边区政府委员会名单,委员为林伯渠、张国焘等;改编红军,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等等。

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针对中共的方案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不能设总部;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等。蒋介石还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双方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和行动,等。

国共两党的几次谈判,内容丰富,交锋激烈,互有进退。尽管双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平等,但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体现了国共坚持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中共对蒋介石的诸多限制予以争论反驳,同时作出不少让步,如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进行改制改编。同样,蒋介石也一度不满,在他的日记中还出现“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的记载。

这时,历史的必然性再次出现,“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再次战胜了两党政治的现实考量,并成为双方互相让步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本来蒋介石在红军指挥权上坚持己见,拒不让步,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蒋介石虽未接受周的意见,在6月17日还想要“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要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关于是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着红军的指挥权,因此成为谈判的核心问题。

到了6月26日,顾祝同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出对中共意见实难同意,要求体念其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是大问题,而不是“区区小枝节”,蒋介石如此坚持,也正说明该问题的极端重要。

在蒋坚不退让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

直到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介石才最终接受中共主张,红军的指挥机关、军队序列和统帅人选等都得到了圆满落实。9月,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曹征路:是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1991年5月29日上午,曾经担任张学良秘书的吕正操到美国会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久久不能平静。

在谈话中,张学良说:

    【“我可迷信了,信上帝。”】

吕正操随口接上:

    【“我也迷信,信人民。”】

张学良笑着说:

    【“你叫地老鼠。”】

这指的是当年吕正操在冀中和军民一起运用“地道战”等形式,开展游击战争的故事。

吕正操说:

    【“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

张学良随即插话:

    【“得民心者昌!”】

吕正操紧接着说:

    【“那还不都是靠的人民群众!”】

【曹征路,察网专栏学者、一级作家。】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12 23:52:28

主题: 转基因玉米导致老鼠异常,专家辟谣却漏洞百出
转基因玉米导致老鼠异常,专家辟谣却漏洞百出

2018-12-8 19:48
205
原作者: 海娄 汇编 来自: 人民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

近年来,媒体常报道大老鼠消失、母猪爱生死胎、狗肚子里都是水等动物出现异常情况的新闻。而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
 
在中国乃至世界,反对转基因和支持转基因的两方打得不可开交,科学、利益、健康、破坏……转基因的争议围绕着这些关键词愈演愈烈。尤其当种种动物异常现象摆在眼前时,转基因作物的破坏力更是成为了绕不开的话题。小编认为,争议、发现异常并非坏事,它可以警醒人类,那些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往往近在身边。


新华社报道:老鼠变少、猪羊繁殖异常,疑祸起“先玉335”转基因玉米

不久前,《科技日报》发表文章,再次对质疑转基因的专家进行扣帽子,继续重复转基因无害论的老调子,动辄搬出权威部门、权威学术组织。这与2017年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在北京发布的一个所谓“转基因十大谣言真相”可谓前后呼应,后者企图以所谓的“转基因十大谣言真相”,为转基因食物“辩冤谤白”。

在“十大谣言”中,有一个是关于山西老鼠事件的,起因是2010年9月,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发表的一篇报道[1],指出山西、吉林等地因种植先玉335品种的玉米,导致田间老鼠变少,猪羊繁殖异常等现象。

图片来源: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

农业部辟谣:“先玉335”不是转基因品种,老鼠减少、母猪流产与此无关

关于这一事件的所谓“定论”,出自2011年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编写,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知识100问》(以下简称《100问》)。该书试图用科学原理、科学数据来回答社会上对转基因主粮安全性问题的质疑。

面对公众质疑,《100问》及时出版,也多多少少反映了信息的透明与社会的进步。然而,那本没有作者、没有参考文献、没有详细论述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知识的科普著作,却给人一种信息拼凑之感,且都是挑选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对于反对方所提出的一些有道理的质疑并未提及。一些信息较为老化,且许多存在较大争议,部分是非专业人员提供的欠严谨证据,容易让人对该书的权威性产生怀疑。
 
那么针对“先玉335”玉米导致老鼠减少、母猪流产事件,《农业转基因生物知识100问》是如何辟谣的呢?:

2010年9月21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称,“山西、吉林等地因种植‘先玉335’玉米导致老鼠减少、母猪流产等异常现象”。经专业实验室检测与相关省农业行政部门现场核查,山西和吉林等地没有种植转基因玉米,“先玉335”也不是转基因品种。
 
此外,山西省、吉林省有关部门也对报道中所称的“老鼠减少、母猪流产”现象进行了核查。据实地考察和农民反映,当地老鼠数量确有减少,这与吉林省榆树市和山西省晋中市分别连续多年统防统治、剧毒鼠药禁用,使老鼠天敌数量增加,农户粮仓水泥地增多使老鼠不易打洞,奥运会期间太原市作为备用机场曾做过集中灭鼠等措施直接相关。
 
关于山西省“老鼠变小”的问题,据调查,该地区常见有体型较大的褐家鼠和体型较小的家鼠,是两个不同的鼠种。而关于“母猪流产”现象,与当地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属虚假报道。《国际先驱导报》的这篇报道被《新京报》评为“2010年十大科学谣言”。

蒋高明:辟谣结论无法令人信服,老鼠减少另有隐情

对于山西等地“老鼠变少”的原因,《100问》引用山西农业厅的话说,“剧毒鼠药禁用使老鼠天敌数量增加、农户粮仓水泥地增多使老鼠不易打洞”来解释中国多地发生的生物异常现象,似乎过于牵强附会。对于山西老鼠异常,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近3个月的调查,而有关辟谣部门只进行了3天左右的调查,其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这里举一个反例:在山东弘毅生态农场,我们彻底告别化肥、农药、农膜、添加剂、除草剂,更不用转基因技术,天敌明显增加了,老鼠不是减少,而是更喜欢这里没有农药的环境,变得异常活跃了。
 
老鼠除了把实木门咬坏了,还将学生的实验样品一概啃食。学生们放置了粘鼠板,老鼠连粘鼠板也当成了磨牙的材料,毫不客气地咬掉了一大块。粘鼠板上被粘住的倒霉的老鼠,其尸体也被同类相食了,留下可怜的一点头颅。

如果说天敌多老鼠少,那么两地天敌都多了,那山东、山西结果为什么会相反呢?如果说水泥地老鼠打不了洞,那我们的仓库恰恰也是水泥墙,老鼠为什么能打洞呢?这肯定有另外的原因存在。

老鼠这个与人类长期相处的物种,要不是有极其致命的环境因子存在(包括有害食物),是不会自愿离开历史舞台的。山西、吉林等地老鼠消失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说明被老鼠偷吃的玉米,可能含有致命的成分。这个成分是什么?

确认过“先玉335”的父本,是货真价实的转基因玉米,它是老鼠变少、母猪流产的元凶吗?

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出现异常的动物,几乎都吃过同一种玉米——“先玉335。”不过,记者采访的农民反而很少怀疑是他们给动物吃的饲料出了问题,甚至有人认为,吃玉米能吃出问题是“天方夜谭”,老鼠出问题,人也应该出问题。
 
而有专家告诉记者,“先玉335”在2004年正式推广,2006年开始普及。5~6年的时间,老鼠可以传递20代以上,猪可以传3代,而这个时长仅为人的生命周期的十分之一,因此,老鼠表现突出,人却不会出现严重的反应。

先玉335玉米(右边)会是引发动物异常的主要原因吗?|金微/摄

鉴于转基因食品在其他国家已经引起的动物反应,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卫生部等部门发表的文献说明世界各地由于使用转基因饲料出现异常的案例,包括内脏发生异常的老鼠,假孕或不育的猪和非正常死亡的母牛等,记者开始怀疑起“先玉335”的身份来。
 
那么,“先玉335”到底是转基因玉米吗?根据中国农业部门的公告,“先玉335”是美国先锋公司选育的杂交玉米,其母本为PH6WC,父本为PH4CV,均为先锋公司自育。农业部辟谣声称“先玉335”不是转基因玉米,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也称,“先玉335“不含有转基因成分,该品种在审定过程中经过严格的审查,为非转基因玉米新品种。
 
对此,《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追查,他们向先锋公司询问,发函农业部,查找先玉335的技术资料,拜访专家,就在将近四个月的重复努力让人绝望,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位海外读者发来了“先玉335”的父本信息。经过寻根求源,终于找到了先玉335和转基因技术之间的种种联系。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官方网站(www.uspto.gov)上,关于“先玉335”父本—PH4CV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美国专利局网站截屏

从美国专利局网站上我们可以看到,本专利命名为PH4CV的自交系玉米,包括:

植株和种子;
 
为得到该植株而采取的栽培方式,不论是自交还是杂交—以PH4CV玉米和它种玉米杂交所得杂交玉米种子和植株;
 
自身基因物质中包含一种或多种被转入基因的玉米植株的培育方法;以及用这种方法培育的转基因玉米的植株。

本发明还涉及以PH4CV为源头的自交系玉米;培育另外自交系玉米的的方法,以及培育自交系玉米所用的本方法。
 
此外,该专利的“现有美国类别编号”包括800/302;而据美国专利法规条款规定:800/302属于转基因农作物类别。

美国专利法规条款规定800/302为转基因农作物类别

如上图所示,美国专利法规条款明确规定,302是转基因或基因变异的抗虫植物。此项为分类298之下的一个亚类,其高等植物的种苗、植物的种子或植株任一部分之生物物质皆具有抗虫特性,为先前通过某一种转基因方法或基因变异而获得的抗虫性状。
 
该条款还注明:转基因植物指的是在一种植物的基因序列中嵌入新的基因信息。基因变异的植物指某一基因物质结构(如DNA碱基序列)发生改变的植物。突变可导致基因结构改变并可遗传至后代。
 
而PH4CV的类别编号包括“800/302”,在美国专利法的规定中,“302”即指“基因修饰”。长长的专利资料文件显示,PH4CV的开发包括了使用BT和HT转基因技术——这是用于商业化大宗农作物的仅有的两类转基因技术。
 
所以根据美国的专利记录显示,中国大量种植的玉米种子“先玉335”的父本PH4CV的类别编号指示为转基因农作物。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山西、吉林等地的各种动物异常反应就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因为世界各地独立试验均揭示转基因食品喂养动物会出现肾脏和肝脏损害、生殖系统出问题、免疫不正常,而这种大面积多地区类似的异常反应也绝非仅仅是环境因素改变而形成的,这意味着转基因玉米正在我国进行着实实在在的非模拟检验。

实际上,针对转基因食物对老鼠的影响,俄罗斯和法国科学家都进行了长期的实验,在超过90天后,转基因食物对老鼠的生长发育乃至繁殖是不利的;240天后,老鼠体内生长了很多肿瘤。挺转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法国科学家的实验不严谨被撤稿了,只字不提那是利益集团威胁出版刊物《食品与化学毒理学》负责人造成的,该篇研究文章后来在《欧洲环境科学》再次发表,且法国科学家塞拉利尼获得了欧盟“金钥匙真相揭露奖”,挺转专家就闭口不谈了。

因此,我们不能对这种人命关天的食品安全事件视而不见,或寻找各种原因搪塞过去。针对山西等地“老鼠变少”等事件,以媒体记者的一篇文章就定为“2010年十大科学谣言”似乎还高兴得太早了。随着不同地区由转基因或疑似转基因作物种植引起的生物异常现象逐步增多,人类破坏生态平衡引起的生物异常,尤其是来自“先玉335”玉米这一神秘作物,其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恐怕就不会太远了。

那么,历史将会记住这一公案。

参考资料:

[1] 山西吉林局地多种动物异常 疑祸起转基因玉米,新华网,金微 于胜楠 张陆煜,2010年9月21日。
https://news.qq.com/a/20100921/001313.htm
[2] 感谢山西的老鼠,“弘毅生态农业”微信公众号,蒋高明,2018年10月21日。
[3] 山西老鼠变形记,金微的新浪博客,金微,2011年10月28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5873e0102dve9.html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11 22:42:20

主题: nytimes: 美国早就渗透华为的服务器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23/world/asia/nsa-breached-chinese-servers-seen-as-spy-peril.html


N.S.A. Breached Chinese Servers Seen as Security Threat

American officials have long considered Huawei, the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giant, a security threat, blocking it from business de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fear that the company would create “back doors” in its equipment that could allow the Chinese military or Beijing-backed hackers to steal corporate and government secrets.

But even as the United States made a public case about the dangers of buying from Huawei, classified documents show th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was creating its own back doors — directly into Huawei’s networks.

The agency pried its way into the servers in Huawei’s sealed headquarters in Shenzhen, China’s industrial heart, according to N.S.A. documents provided by the former contractor Edward J. Snowden. It obtain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rkings of the giant routers and complex digital switches that Huawei boasts connect a third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monitored communications of the company’s top executives.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operation, code-named “Shotgiant,” was to find any links between Huawei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ne 2010 document made clear. But the plans went further: to exploit Huawei’s technology so that when the company sold equipment to other countries — including both allies and nations that avoid buying American products — the N.S.A. could roam through their computer and telephone networks to conduct surveillance and, if ordered by the president, offensive cyberoperations.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8-12-11 22:22:35

主题: 抓捕孟晚舟就是资本竞争手段
抓捕孟晚舟就是资本竞争手段

这次美国让加拿大抓捕孟晚舟,根本上而言,就是资本家在全球范围竞争的手段,跟具体犯罪无关,是资本家利用国家暴力机器,对经济范围内的对手,进行打击。


如果说到犯罪,那么布什家族多年来对伊拉克和伊郎贩卖武器,早就犯罪了,后来通过发动战争,杀死伊拉克20万平民,又有谁来抓捕他们?

资本家的罪恶,只有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被清算的可能。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12-11 22:04:38

主题: 布什王朝的罪行
http://socialistworker.org/2004-1/485/485_06_BushDynasty.php

 From corporate crimes to murder in Iraq
Crimes of the Bush dynasty

February 6, 2004 | Pages 6 and 7


关于美国的伟大神话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菁英领导」的制度之下,「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将登上顶点,而且只要凭藉智慧与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点。稍微检视布什家族的历史将证明这全是谎言。

「如果总统家族的关系是一座主题公园,布什家族的世界将是不容错过的景点。」《美国王朝:布什家族的特权、财富与欺骗的政治》这本新书的作者菲力普(Kevin Phillips)如此写道。「与中情局(CIA)有所联系的中东银行与佛罗里达州的储蓄借贷协会并肩,后者曾经为尼加瓜拉的反政府武装团体(contra)洗钱。数十座没有找到油的油井将持续运作,感谢配戴雷根-布什徽章、抽着1支20元雪茄的老头们的定期存款。」

布什家族丑陋的崛起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布什家族来到我们身边,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布什家族宣称其血统可追溯至英国皇室。但是腐败的当代布什家族,始于小布什的外曾祖父,乔治・沃克(George H. Walker)。

沃克是华尔街公司「哈里曼企业」(W.A. Harriman & Co.)的总裁。作为一名战争贩子,他与摩根家族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与法国购买数十亿的武器并且因此致富。1920年代,当他监管巴库(Baku)[2]油田的重新建造时,让他首次明白石油对于促进利益与推动战争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在他的人生巅峰,沃克是17家公司的董事,并在全国各地都有家产,包括南卡罗莱纳占地1万英亩的狩猎区,根据他的曾孙女表示:「伺候我们的都是最棒的黑人仆人们。」

小布什的另一个曾祖父是毕业于耶鲁的赛穆尔·布什(Samuel Bush),他是俄亥俄钢铁(Buckeye Steel)的总裁。与沃克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赛穆尔·布什靠着生产小型武器所需原料而致富。当然,这也有助他在1918年时,成为美国政府战争工业委员会军械、小型武器与弹药部门的主席。

像是病毒一样,布什家族每个世代都在小布什身上留下致命的基因。小布什的祖父是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他从岳父手中继承合并后的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中的职位。1930年代,他为布朗兄弟处理「德国事务」,为希特勒的德国提供新武器而捞进大笔财富。

1930年代期间,美国在欧洲其他地方投资下滑的同时,对德国的投资却增加了49%,布朗兄弟更是领先群雄。在这个将在二战期间成为美国敌人的身上牟取暴利,并未阻碍普雷斯科特·布什担任两个「秘密」为曼哈顿计划提供研发原子弹的原料的委员会成员。

就像1930年代时美国其他统治者们插旗德国金融与政治,普雷斯科特在德国二战战败后随即入场。他也协助恶名昭彰的杜勒斯(Dulles)兄弟建立战略情报局(OSS),即中情局的前身,布什家族因此踏入间谍事业。

普雷斯科特之子、小布什之父的老布什,用前德州州长安·理查兹(Ann Richards)的话来说,「他天生好命啊!」(with a silver foot in his mouth)。和父亲与祖父一样也是耶鲁大学校友的他,凭藉家族关系进入石油产业并且赚了一笔。

被视为「智识尚浅」的老布什,在成为雷根的副总统前,除了代表富含石油、每人平均拥有劳斯莱斯最多的德州出任众议员之外,从来无法赢得选举。

另一方面,「布什老爹」出任所有共和党所能为他安排的每一个非选举职位。他曾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中情局头子,以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他因为在会议与辩论期间为政治献金捐款人撰写「感谢字条」而闻名。

1980年的共和党内总统初选,老布什创造了「巫毒经济」一词形容雷根对富人减税的提议,但在输给雷根后,随即加入支持该政见的行列并且成为副总统。在雷根总统任期内,作为前间谍头子并与石油业关系匪浅的他,成为政府向伊拉克海珊政权挹注美元与武器的关键人物。

同一时间,布什也协助与伊拉克的头号敌人伊朗做生意,美国对后者非法销售武器,并且利用赚来的利润支持为了推翻尼加拉瓜左翼桑定政府而战斗的反政府游击队。1988年,布什终于赢得总统大选。

他最为人所知的称号就是「巴格达刽子手」,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中约20万名伊拉克人死亡便是他的责任,这是战争史上空中轰炸最密集的一场战事。战后,布什的支持度将近九成。

但是,他的支持度因为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而下跌,1992年,他只得到37%的普选票(popular vote),这个数字在历届所有角逐连任的总统中,是数一数二的低。某次让媒体拍照的场合,对他的竞选宣传也没有助益,照片里头的他,因为超市的扫描系统与牛奶价格之高而感到惊讶。

如何透过倒闭获得商业成功

老布什一定纳闷,为什么自己的儿子小布什会这么做。这个笨蛋儿子跟随老爸的脚步入主白宫。

小布什受父亲影响多年,包括利用这样的「影响」,规避越战期间被征召入伍,并且加入德州的空军国民警卫队,接着想办法让自己调任至密西西比,最后决定根本不现身。

小布什试图利用家族的影响力,在石油事业中致富。本来他的生意会是一场彻底的失败。他的公司「布什能源公司」(Arbusto Energy),在产业界被称为「树丛」(Are-Busto,西班牙文,Bush在英文里头也有相同的意涵。),赔了3百万美元。幸运的是,一个包括耶鲁同窗在内的辛辛那提团体最后买断他的股份。

老布什仍是副总统的时候,儿子成了新创的「光谱7能源公司」(Spectrum 7 Energy Corp)董事长。小布什这次也未能尝到成功。但是正如英国《观察家报》(Observer)指出,「每当他挖到一口干井的时候,总有人愿意为他端上现金。」哈肯能源(Harken Energy)买下光谱7,布什成为董事会一员,并且分配到16%的股票。

当哈肯创办人被问到为什么想要买下一家倒闭的公司,他回答道:「因为他的名字是乔治·布什。」哈肯也亏了大钱,但是却隐瞒损失。就在坏消息传出、哈肯股票价格暴跌的几周前,幸运的小布什以84万8千美元的价格,卖出2/3的股票。

一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备忘录结论表示布什违反内线交易的规定,但是却从未被起诉。每个人都坚称这与他老爸是美国总统的事实无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布什内线交易以及他底下破产公司的所有调查纪录都被封存,并且不向大众公开。

他们的双手沾满鲜血

布什家族晚近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伊拉克。1970年代中期,老布什作为中情局头子,继承该单位支持海珊爬上伊拉克政权的秘密历史。

作为雷根的副手,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监督政府对于伊拉克的支持。「越来越清楚的是,整个1980年代大部分隐身于幕后操作的老布什,对海珊的伊拉克给予许多资金、情报与军事协助,使后者成为美国最终不得不摧毁的侵略势力。」美国广播公司的科佩尔(Ted Koppel)于1992年如此说道。

布什与其他雷根政府的官员促成情报、军事支持,甚至是先进生化武器零件的移转。当海珊越轨侵略科威特,因此威胁中东石油的流通时,布什策划第一次波湾战争。

为时七周的战争,民众死亡人数高达20万,之后布什呼吁伊拉克人民起身对抗政权。但是当库德族与什叶派真的造反了,布什政府却决定:还是海珊的复兴党执政比较好,并且允许政权镇压叛乱。因此,老布什需为近来发现「伊拉克什叶派的乱葬岗」负起直接责任,这还是小布什入侵(伊拉克)后美军所发现的。

关于小布什正在「收拾父亲在伊拉克的残局」这样的说法已经有很多,但是如果只把第二次波湾战争视为家族复仇则是错误的。

起码,许多民主党人都支持战争与占领。第二任布什政府受到右翼狂人伦斯斐(Donald Rumsfeld)的支持,下定决心要改造中东,伊拉克则是第一阶段。

不过,历史确实会重演,第二个乔治·布什需为无数伊拉克人的死亡负责。希望,一如他的父亲所经历的,战后对于入侵伊拉克的仔细检视也可以导致小布什被罢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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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01 19:02:29

主题: 12/1/2018: C罗点球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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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分钟,C罗被放倒后距门30米处主罚任意球打在人墙上高出,夸德拉多右侧角球被破坏后,坎塞洛反抢成功分球,曼朱基奇禁区左侧传中击中费尔南德斯右手,点球!C罗操刀轰进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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