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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haodian 博客
作者: shao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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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BBS 未名空间站

档案日期:20180501000000 ~ 20180601000000


2018-05-28 01:09:50

主题: 中国基础学科薄弱,行动支付仅表面辉煌
真言:毛泽东年代行之有效的强国之道却被特色当局当作垃圾加以抛弃。而把垃圾视为至宝。“中兴事件”可以说是狠狠打了特色当局一巴掌。连高调鼓吹5个多月的“厉害了,我的国”也不得不黯然下架,因为谎言已经被事实所揭穿。特色当局是厉害,只不过是对待本国人民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完全抛弃,却拾起“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一心想走捷径快速捞钱。如果这次再不从“中兴事件”中接受教训。恐怕连军事上的所谓成就也会如泡沫般一捅就破。因为中国的很多尖端军事产品的核心技术部件仍然是依靠进口。只要有一天别人也像美国一样插住这一要害,中国的军事尖端武器同样是一堆废铁。在粮食方面也不例外。现在的中国农民种的都是转基因粮食,转基因农作物本身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农民要想种农作物就必须去“种子公司”购买种子。且不说在农业成本上受到别人的盘剥,如果有一天出于政治需要,他们不再卖种子给中国。中国人马上就会面临饥荒的威胁。到那时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足够的粮食。因为没有国家敢与美国对抗把粮食卖给中国。自相残杀马上就会出现。这时候的中国还需要别人以武力征服吗?自从邓贼带头卖国以来,他的徒子徒孙也一直在前仆后继的卖国。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来,不把中国彻底倒腾到一无所有,他们是绝不死心。05/26/2018

马化腾:中国基础学科薄弱 行动支付仅表面辉煌
联合报 记者林宸谊╱即时报导 2018年05月26日 07:08

腾讯控股董事会主席马化腾,26日表示最近中兴科技遭美国制裁,算是把大家打醒了,很多人评价,中国有新四大发明,行动支付领先全球等等,但这些都是表面的辉煌,仿佛海滩上建楼,一推就倒。

新浪科技报导,马化腾在深圳举办的未来论坛X深圳峰会上表示,中国科学和科技有个特点,北方关注基础学科,南方科技应用较强,“的确如此,腾讯等互联网公司,都属于科技应用,若回归到基础学科都非常薄弱。”

马化腾呼吁,中国的科技公司不能再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投入更多资源在基础科学方面。

他坦言,很多基础学科投入巨大,但短期不太赚钱,相比之下,“贸工技”显得更加简单,所以中国科学若要发展,需要政府产、学、研的通力合作。

马化腾表示,最近也在思考,腾讯应该做什么,有很多人提过建议,例如做芯片等,但是目前这些产业链距离腾讯很远,腾讯的优势是有海量数据,或许可以透过使用者对芯片的需求,来倒逼(逆向促使)芯片设计。

他指出,除此之外,若投资一些芯片的研发,更能推动行业发展,但这一领域腾讯未必擅长,还需要借助其他产业链来完成。

还有人向马化腾提议,许多大学的经费有限制,企业是否能用资金吸引科学家回到大学,促进人才培养,“这些对我都有启发,也是我的思考。”

他表示,假若未来在国产芯片上能够支持更多服务,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存在不小的难度,且需要具备前瞻性,“有可能当备胎,永远不用,但我认为备胎有价值,没有备胎永远会被人卡住喉咙。”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5-26 23:53:16

主题: Bale goal vs Liverpool 2018 and Zidane goal vs Leverkusen 2002
Bale goal vs Liverpool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ywHioT8s

Zidane goal vs Leverkusen 200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yFUtRtUiM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8-05-26 01:01:15

主题: 万恶的资本主义4:人性自私
万恶的资本主义4:人性自私

人性是基于属于精神领域的,是被物质基础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体人性,就是自私的。

自私的人性,产生的恶,是巨大的。冷漠,恶性竞争,恶性案件,等。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5-20 23:10:12

主题: 香港“五一六”游行,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2周年
摘要: 5月16日上午,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在九龙城组织群众游行,纪念“5.16通知”发布52周年,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52周年。52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http://redchinacn.net/data/attachment/portal/201805/18/000137u9q6bpmdr2qp6r9y.jpg

5月16日上午,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在九龙城组织群众游行,纪念“5.16通知”发布52周年,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52周年。

52年前的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http://redchinacn.net/data/attachment/portal/201805/18/000238xlrvgxk0hwarzgqw.jpg

毛主席逝世后,虽然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官方彻底否定,但文革精神却深植于人民群众心中。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造成的各种问题日益凸现,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回过头去重新思考文革。必须承认,纪念文革,反思改革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回避的历史趋势。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红色参考编辑部的陈洪涛,首先要感谢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的同志们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林敏捷会长还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来主持会议。这是林老师对我的信任,我争取不辜负他的重托。
 
明天就是5月16日,我们都知道,52年前,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它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举办这次研讨会,就是为了纪念《五一六通知》发布52周年,纪念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52周年。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全面体现。它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探索出一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如何反修防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个里程碑,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但是,从1976年毛主席逝世,党内走资派发动政变、资产阶级全面复辟之后,毛主席的追随者被清洗镇压,劳动人民失去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文革思想遭到官方的彻底否定,这也使得在座的很多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人,只能从大陆到香港来公开纪念文革52周年,甚至有些原本要参加这个活动的内地同志还因为受到各种压力和限制而无法成行,这在一个号称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确实是很有特色的。
 
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现实社会里,文革由于被官方否定所以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页而被掀过去了?我们当然不这样认为。

马克思主义者是讲辩证法的。我们今天参加的是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纪念文革52周年的研讨会,在香港这个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能有毛泽东思想学会这样一个坚持宣传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的红色阵地,能有以林敏捷会长为代表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在此坚守这个阵地,这本身就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很多人都知道,林敏捷会长是文革时期的大陆造反派老同志,亲历了文革运动。1975年因家事到香港,至今已40多年,也因此“躲”过了文革后清理造反派的“揭批查”运动。他在文革中,当福建省泉州市城东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时的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朱赞成,就是在那场残酷的阶级报复中,被诬陷为“城东反革命打砸抢案”的首犯判处死刑的。同时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还有那个公社的团委书记蔡双梓和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可以想见,如果林老师不是在文革结束之前就来到香港,那也早就成了走资派反攻倒算的对象。

我很敬重林老师,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在香港靠个人打拼站住脚之后,并没有安于“颐养天年”,年近八十岁的人了,还一直为昔日造反派战友的清白奔走呼吁,为文化大革命正名,为宣传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奋斗不止。这才是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

第二个原因,作为我个人,虽然是一个七〇后,没有机会参与文革,但我父亲是当年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文革后也因此被判刑入狱。由于这种家庭出身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选择像父辈一样,将马列毛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坚信只有坚持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唯一出路。林老师是一个坚持“不忘初心”的造反派,在内地,像他这样的造反派老同志很多。我愿意追随他们的脚步,做一个坚持“造反有理”的造二代!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的都是同志,但我对林老师这样的造反派老同志,同时还有一种文革精神薪火传承的感情成分在内。

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每年在毛主席诞辰、逝世和“5.16”文革发动纪念日都要公开组织纪念活动。参与的人涵盖城市打工者、小业主、知识阶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常来说,很容易被局限于学校和沙龙里的学术研究。但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却显然是突破了这个局限,接触到了香港的普通劳动者。而且正因为如此,才能在某种层面上,与今天内地左翼运动的发展起到互相影响互相鼓舞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劳动阶层生根发芽的一种表现。

同样,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在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鄂豫川陕等中西部老三线地区,包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深圳等东南沿海城市,只要有关心中国现实问题、思考未来出路的人,就会有自发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形式的学习小组和红歌会。为什么?还是因为文革,因为毛主席!那些彻底否定文革的人用改革开放的结果,已经充分印证了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和正确。通过改革开放这个反面教材,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谁也不可能把文革和毛主席从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中抠掉!
 
当然,同样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香港与内地之间也有一点形式上的不同。香港的毛泽东思想学会是在香港政府登记备案的,是政府承认过的、合法的社团组织。而内地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和红歌会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主管部门给登记注册过。举个眼前的例子,明天上午,大家要参加香港毛泽东思想学会在九龙城组织的群众游行,用这种方式来纪念毛主席发动文革52周年,这是得到香港警方批准和保护的。但是这种事在内地却是不可能的。我们都知道,去年毛主席诞辰124周年前夕,河北张家口的群众要自发组织聚会纪念毛主席时,当地公安局拒不批准,给出的理由竟然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还有类似河南洛宁的毛主席像被当地政府强拆,河南漯河群众自建的毛主席纪念馆被当地政府强拆,广州几位青年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毛主义遭到番禺警方的抓捕和网上追逃,等等。这些年来,这种被人民群众愤恨的政府行为早已经司空见惯。

我之所以说到这一点,是因为能够感受到,这种内地与香港的不同,很容易让我们一些内地的左翼朋友去在意香港的那一张“合法”的注册证书,也常常为我们得不到这种“合法性”而在学习宣传中感觉无从着手,甚至会在现实斗争中有些“理不直气不壮”。

其实我想说的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虽然没有人愿意给我们登记注册,但我们同样是合法存在的!因为不管你这特色那特色,只要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形式,只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在党章宪法上写着,那我们宣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行为的本身就是最大的合法性!

今天的中国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但这场复辟是党内走资派窃取了人民的权力而进行的。他们窃取的是毛主席留下的革命遗产,所以为了标榜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还不得不在天安门上高挂着毛主席像。但是我们很清楚,他们只是要把毛主席变成一尊“无害的神像”供奉在那里,以此来愚弄人民,为自己的统治续命。他们害怕人民觉醒,害怕革命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便会变成物质力量来摧毁他们。所以他们不愿意看到人民纪念毛主席,不愿意人民自己来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而是要垄断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抽掉毛泽东思想“造反有理”的灵魂,去为他们装点门面。这就像不久前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他们也大张旗鼓地来纪念,举行高规格的纪念大会,中央电视台还连续播放了好几集的电视专题片,口口声声说什么“马克思是对的”,但却根本不提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阶级斗争。更不敢讲共产党人的使命就是消灭私有制!
 
这种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行为就是今日中国的特色!也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地方。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不仅应该看透这个本质,同时更应该看到,他们既然窃取的是毛主席留给人民的革命遗产,既然只有打着红旗才能反红旗,那他们打了我们的红旗,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我们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的马列毛主义者创造条件。

我们确实没有像香港这样资产阶级法律所赋予的这种形式上的言论自由,但我们有宣传马列毛主义革命理论的自由,有弘扬社会主义,揭露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自由;没有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那种形式上的罢工自由,但有下岗工人不找资本家找政府,以维护国有资产、举报化公为私贪污腐败为根据的,依“理”维权、集体上访的自由;没有结社自由,但有自发组织各种马列毛主义学习小组、研讨会、红歌会,纪念毛主席、声讨邓小平的自由……他们当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我们,打压我们,这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反应,但他们的阻挠和打压只会进一步教育更多的人丢掉幻想、起来斗争。他们的阻挠和打压就是在为资本主义培养掘墓人!

今天在座的,像河南郑州的宋英等很多同志,都是长期战斗在“反资复社”群众斗争第一线,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相信大家比我更能体会到,这其实就是文革十年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时代,自己争取并保留下来的,不同于任何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权利。我们完全可以充分运用这种民主权利,站在社会主义的制高点上,以反对修正主义的形式进行阶级斗争,把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坚持到底!

陈洪涛,2018年5月15日,香港九龙城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5-18 16:51:12

主题: zz 中国是全球最大机床贸易逆差国
2018-5-17 07:01|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255| 评论: 1|原作者: 机械行业深度报告
摘要: 中国一方面是全球最大的机床工具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另一方面,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床贸易逆差国。2015 年,中国机床贸易逆差 54 亿美元,为全球之最。2017 年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大约在 6%左右,依然较小。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

    来源: 东兴证券
    •作者:  任天辉 樊艳阳


【核心观点:

机床作为“工业之母”,所担负的加工工作量占机器总制造工作量的 40%-60%,对于一国的制造业水平提升具备极强的战略意义。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床行业的振兴。目前全球制造业正经历从自动化和数字化制造向协同和智能制造的进化,高端机床正是智能制造得以兑现的关键环节。

自 2002 年开始,我国就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床消费国。2016 年中国机床表观消费额达到 220 亿美元,市场容量超过 2-5 名(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总和,全球占比达到 34.66%。目前国内机床数控系统、伺服器、减速器、电主轴、丝杠、刀具等核心系统及部件多数依赖进口,国产化进程任重道远。目前我国高端机床数控系统 95%仍依赖进口。2015 年,中国机床贸易逆差 54 亿美元,为全球之最。

我国数控机床设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4 年我国机床产值数控化率仅为 27%,2015 年提升到 33%;而发达国家的数控化率通常平均在70%以上,产值数控化率在 80%-90%。2013 年我国出口数控金属加工机床和数控金属切削机床的单价分别为 1.76 万美元和 1.41 万美元,而进口产品价格分别达到 19.52 万美元和 18.11 万美元,差价达到 10 倍以上。在机床的产业链构成中,按照成本占比分别包括数控系统(占比约 55%)、伺服系统(占比约 15%)、控制电器(约 12%)、主轴(约占5%)、供电系统(约5%)、其他零部件(约 8%)。

近十年来国内机床领域专利数量申请突飞猛进。从专利数量来看,近 10 年全球关于数控机床的技术专利约 2.8 万项,其中国际专利 7415 项,中国专利超过 2 万项。国外发那科、三菱、西门子、斗山、兄弟、大隈、光洋精工、 DMG 森精机等公司专利申请居前,国内企业中,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沈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科院沈阳计算 机研究所也位列前列。但在他国(地区)申请专利仅占比 1%,国内专利申请人向境外市场寻求专利保护的意识非常薄弱。】

内容精选:
1、振兴机床产业有望重塑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

机床作为“工业之母”,对于一国的制造业水平提升具备极强的战略意义。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床行业的振兴。目前全球制造业正经历从自动化和数字化制造向协同和智能制造的进化,高端机床正是智能制造得以兑现的关键环节。

以数控机床、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装备是工业体系升级过程中最容易落地的方向,也是我国与国外差距较大的领域。由于品类繁多、单体价值量高,进口替代空间巨大,成为国家战略扶持和资本追逐的对象。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发展高端数控机床,不仅有助于降我国核心技术和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关乎我国国防军工、汽车、航空航天、船舶等关键设备领域的战略安全,也是我国突破现有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向高附加值产业进军的关键。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机床的精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游机械制造业的精度。一台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如果能达到 0.005mm(ISO 标准、统计法),就是一台高精度机床。以加工中心为例,我国机床的尺寸精度和形位精度大致为 0.008~0.010mm ,而国际先进水平为 0.002~0.003mm。 尽管我国已经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但是在基础零部件、基础关键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方面仍有很多不足。目前我国高端机床数控系统 95%仍依赖进口。发展高精度数控机床,对于我国产业升级意义重大。
2、机床贸易最大逆差国,进口替代空间超千亿

自 2002 年开始,我国就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床消费国。2016 年中国机床表观消费额达到 220 亿美元,市场容量超过 2-5 名(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韩国)总和,全球占比达到 34.66%。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中国一方面是全球最大的机床工具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另一方面,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床贸易逆差国。2015 年,中国机床贸易逆差 54 亿美元,为全球之最。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我国数控机床设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4 年我国机床产值数控化率仅为 27%,2015 年提升到 33%;而发达国家的数控化率通常平均在 70%以上,产值数控化率在 80%-90%。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由于我国高档数控机床起步较晚,国内大多数高档数控机床依赖进口。2016 年,数控机床专项支持研发的高档数控系统已累计销售 1000 余套,国内市场占有率由专项启动前的不足 1%提高到了 5%左右。

2017 年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国产化率大约在 6%左右,依然较小。但从需求方面看, 2013 年我国高端数控机床的需求占比已经达到了 10%左右,2017 年大约在 15-20%之间,与 6%的国产化率相比差距甚大。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从数控机床的进出口单价可以看出国产数控机床与国外产品的巨大差距。2013 年我国出口数控金属加工机床和数控金属切削机床的单价分别为1.76万美元和1.41万美元,而进口产品价格分别达到 19.52 万美元和 18.11 万美元,差价达到 10 倍以上。

从进口金额来看,根据 Gardner 的数据,2015 年中国机床进口额达到 86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 550 亿元。按此计算,随着我国高端机床国产化率的不断提升,未来潜在进口替代空间远超千亿。
3、自主、进口机床厂商冰火两重天

据统计,我国机床工具职业 4000 多家企业中,港澳台和外商控股企业的比例在 10%以上。其中,在我国建有直营工厂的主要有德国的德马吉、斯莱福临,日本的三菱电机、沙迪克,美国哈挺、哈斯,瑞典山特维克、山高,韩国的斗山等企业。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2017 年中国机床工具行业进出口贸易 257.91 亿美元,其中出口 111.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4%;进口 146.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2%。其中,龙门式加工中心(同比增长 43.69%)、数控龙门铣床(75.30%)、数控刃磨机床(36.02%)、数控电加工机床(31.29%)进口金额增速较快。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与国外企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 年国产机床整机企业业绩复苏弱于外资品牌。仅日发精机(28.27%)、亚威股份(23.07%)、华中数控(21.21%)实现 20%以上的收入增长。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从研发投入来看,除华中数控外,多数国内企业研发投入比例不足 10%。从研发投入规模来看,沈阳机床(2017 年研发费用 3.28 亿元)、华中数控(2017 年研发费用 1.46亿元),其余公司研发支出均在几千万的水平。我国机床企业研发投入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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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床行业起步于“一五”时期,在苏联协助下,国家对部分机修厂进行改造并新建了一批企业,成立了以沈阳机床、齐齐哈尔第一机床厂、大连机床、济南一机、北京第一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无锡机床、上海机床等为代表的机床行业“十八罗汉”。

受管理机制制约,以及中低端产能过剩,需求萎缩,成本上升的因素影响,机床行业压力重重。2017 年,沈阳机床、昆明机床、大连机床等行业企业,或转型有成,或举步维艰,或走向破产,多数机床企业面临较大经营压力。
4、下游产业竞争力提升,倒逼自主机床升级

机床下游行业主要有汽车行业(占比超过 40%)、机械行业(占比约 20%)和军工行业(占比约 15%)、3C 电子产品行业(占比约 15%)等。

汽车行业对高端机床需求持续提升。汽车行业是机床行业的最大消费市场,由于汽车整车和零配件行业都会涉及到机械加工,模具制造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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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加工方面,自动化生产线、卧式加工中心一般用于生产缸体、缸盖;专用机床用于生产曲轴;高精度加工中心用于模具类零件的生产;齿轮加工机床,用于生产变速箱齿轮系;成型机床用于结构件以及车身覆盖件的生产等。

机床性能对提升国防军工实力意义重大 。军工行业由于其战略意义重大,品类繁多,加工方式差异巨大,对于机床的性能、种类和需求量要求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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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作为国防军工的战略装备,是各种武器装备重要的制造手段,是国防军工装备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如数控车床、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五轴龙门机床等高性能机床需较为迫切。

航空航天产业中,军机、客机以及零部件的制造,如发动机、机身、机载设备对于机床的精度、稳定性要求较高。商用大飞机项目也是高端机床的重要市场,如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和大型龙门机床,钻铆机的需求会伴随项目发展逐渐增多。

3C 行业高增长拉升机床需求。据 FMI 预测,2020 年,全球消费电子(包括消费电子、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设备三大类产品)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2.98 万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2017 年我国手机、计算机、彩电产量分别达 19 亿部、3.07 亿台和 1.72 亿台,分别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90%、 90%和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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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NC 加工中心为例,单价约在 20-25 万元,根据行业协会预测,中国消费电子外观金属化带来的 CNC 加工中心需求约在 20 万台,对应市场空间在 400 亿-500 亿元。 随着国产手机出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厂商出货规模的集中而带来的规模化生产效应,金属外壳的单片成本大幅下降,金属手机壳开始大规模在中低端手机中应用。加工企业对 CNC 加工设备采购数量亦将同步增加。根据 Gardner 的数据,2013 年金属机身材质在智能手机、超极本、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设备的渗透率分别为 15%、65%、65%、20%,这个比例预计在 2017 年分别提高至 39%、88%、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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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CNC 加工中心金属机壳良品率一般在 60%-80%之间,一片金属机壳 CNC 加工时间 30-50 分钟不等。在良品率为 70%、单个金属壳加工时间 40min 的情况下,单台设备年加工 0.76 万台金属机壳。 2017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约 15.5 亿部,基于机床年加工机壳量 0.76 万台的假设计算,当前智能手机市场对 CNC 加工设备总存量在 20.4 万台左右。
5、机床行业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

在机床的产业链构成中,按照成本占比分别包括数控系统(占比约 55%)、伺服系统(占比约 15%)、控制电器(约 12%)、主轴(约占 5%)、供电系统(约 5%)、其他零部件(约 8%)。

目前国内机床数控系统、伺服器、减速器、电主轴、丝杠、刀具等核心系统及部件多数依赖进口,国产化进程任重道远。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我国机床行业总体呈现大而不强的特点,在产品性能、稳定性、关键技术方面与国外有较大差距。国内产品多面向中低端市场,高端产品严重依赖进口,核心功能部件技术受制于人。
6、从研发及专利角度看国内外机床行业差距

美国、德国、日本是数控机床领域的先行者,在技术研发、产品制造方面全球遥遥领先,并掌握大量核心技术专利。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根据《我国数控机床行业的整体发展及国际竞争力分析》一文的分析,近 10 年全球关于数控机床的技术专利约 2.8 万项,其中国际专利 7415 项,中国专利超过 2 万项。最近十年来国内机床领域专利数量申请突飞猛进。 日本是数控机床技术国际专利产出最多的国家,占比 38.12%,其次美国、韩国、德国也是该领域技术产出较多的国家。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从专利申请人来看,国外发那科、三菱、西门子、斗山、兄弟、大隈、光洋精工、DMG森精机等公司专利申请居前,国内企业中,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公司、华中科技大学、沈飞、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科院沈阳计算机研究所也位列前列。

机床深度报告:涅槃再生,工业之母待突围(附PDF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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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kallangur 2018-5-18 15:29
    何止是机床。自执行邓小平路线以来,几乎全面放弃自主研发。这四十年,完全奉行刘邓的造不买、买不如租的爬行路线,高科技和国外的差距越来越大。不纠正方向、路线,差距只能继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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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 10:42:18

主题: 集成电路,新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辉煌
集成电路,新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辉煌

2018-5-14 22:4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75| 评论: 0|原作者: 刘枫|来自: 察网
摘要: 由于有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科学规划,新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和发展,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开了个好头,经过20余年的辛勤奋斗,尽管与世界发达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也是硕果累累。
集成电路,新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辉煌——前三十年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的自主赶超路线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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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8-05-14 20:09
    •来源: 察网
    •作者:  刘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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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科学规划,新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起步和发展,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下开了个好头,经过20余年的辛勤奋斗,尽管与世界发达水平还有一定距离,但也是硕果累累。截至70年代末,中国科研人员和产业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建成了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工业,基本掌握了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在当时,只有美国、苏联掌握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虽然日本技术很强,但个别领域被美国限制和阉割。而此时,韩国、台湾才刚刚起步。正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公有制体制的保障下,我国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事业在前三十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我国计算机和集成电路事业在自主赶超路线的主导和公有制科研、生产体系的统筹下,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缩小与日本、美国的差距,比韩国起步早,发展快,对今天的芯片产业自主研发仍有重要的启示。

对钢铁技术产业、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都做过专门研究的老一代革命家马宾(原鞍钢总经理、总工程师,改革开放后历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等)早在90年代初指出,“如果说集成电路是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那么继承电路生产的支撑产业就是电子信息工业的基础。”“IC产品的竞争,实际上是制造设备的竞争”,从65-78年,“产业内各行业是同步发展的,并已建立了较完整的设备、仪器、材料、科研、生产的体系”。
1、科研和生产布局:集中攻关,遍地开花

科研和生产配置方面,早在建国初期,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解决军队电子通信问题,国家成立电信工业管理局,在北京酒仙桥筹建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前身),由民主德国(东德)提供技术援助。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下辖706、707、718、751、797、798厂)、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在1952年,中国便成立了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由当时的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负责。

1956年,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家制订了发展各门尖端科学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根据国外发展电子器件的进程,提出了中国也要研究发展半导体科学,把半导体技术列为国家四大紧急措施之一。从半导体材料开始,自力更生研究半导体器件。为了落实发展半导体规划,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首先举行了半导体器件短期训练班。请回国的半导体专家内昆、吴锡九、黄敞、林兰英、王守武、成众志等讲授半导体理论、晶体管制技术和半导体线路。参加短训班的约100多人。

当时国家决定由五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南京大学联合在北京大学半导体物理专来,共同培养第一批半导体人才。五校中最出名的教授有北京大学的黄昆、复旦大学的谢希德和吉林大学的高鼎三。1957年就有一批毕业生,其中有现在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阳元(北京大学)、工程院院士的许居衍(华晶集团公司)和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俞忠钰等人。之后,清华大学等一批工科大学也先后设置了半导体专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1958年,上海组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厂、上海电子管厂、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等企业。使上海和北京,成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南北两大基地。1960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半导体研究所,集中了王守武博士、黄昆博士、林兰英博士等著名海外归国专家。同年组建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后为中电集团第13所),进行工业技术攻关。

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半导体器件开始在工厂生产。此时,国内搞半导体器件的已有十几个厂点。当时北方以北京电子管厂为代表,生产了II-6低频合金管和II401高频合金扩散管;南方以上海元件五厂为代表。

1961年我国第一个集成电路研制课题组成立。1962年由中科院半导体所,组建全国半导体测试中心。1963年中央政府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1982年改组为电子工业部),由通信专家王诤中将任部长。1968年,我国组建国营东光电工厂(878厂)、上海无线电十九厂,至1970年建成投产,形成中国IC产业中的“两霸”。

中国早期电子工业,主要以军事项目为牵引,研制军用航空电子设备、弹道导弹控制设备、核武器配套电子设备、军用雷达、军用通讯器材、军用电子计算机等产品。1958年开始研制东方红卫星后,又将防辐射级太空电路列入研究项目。民用电子产品以收音机为主。70年代初,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包括四机部下属的749厂(甘肃天水永红器材厂)、871厂(甘肃天水天光集成电路厂)、878厂(北京东光电工厂)、4433厂(贵州都匀风光电工厂)和4435厂(湖南长沙韶光电工厂)等,各省市另外投资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2、科研和生产成果:自力更生,逐渐缩小同国外差距

在科研和生产成果上,前三十年我国整体上紧跟世界相关领域的先进成就,不断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下面是几个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比较:

1957年,北京电子管厂通过还原氧化锗,拉出了锗单晶。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和二机部十局第十一所开发锗晶体管。当年,中国相继研制出锗点接触二极管和三极管(即晶体管)。国外最早是在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点接触式晶体管。中外差距:10年。

1963年(一说1962年),河北省半导体研究所制成硅平面型晶体管。平面工艺技术是半导体元件制作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制作集成电路的基础。国外最早是在1958年,由仙童半导体公司 (Fairchild Semiconductor,也译作“飞兆公司”)首先发展出平面工艺技术。中外差距:5年。

1962年,为解决晶体管制造难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四系四○四教研室康鹏(25岁)临危受命,成功研发“隔离-阻塞振荡器”(后被命名为康鹏电路),解决了晶体管的稳定性问题,使中国比美国晚近8年进入晶体管时代。

集成电路,新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辉煌——前三十年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的自主赶超路线和成就

在解决晶体管制造难题后,哈军工(由慈云桂主持设计)成功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441B-I于1964年诞生,比美国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RCA501只晚了6年。441B计算机1966年参加北京的计算机展览,恰逢邢台大地震,在地震中稳定运行。

1964年,吴几康成功研制119计算机,该计算机运算能力为每秒5万次,运算能力略强于美国于1958年制造的IBM 709计算机,IBM 709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为每秒4.2万次。119计算机同1965年研制成功的109机,在我国研制氢弹的历程中立下很大功劳,被称为“功勋机”。

集成电路,新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辉煌——前三十年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的自主赶超路线和成就

119计算机

1965年12月,河北半导体研究所召开鉴定会,鉴定了第一批半导体管,并在国内首先鉴定了DTL型(二极管―晶体管逻辑)数字逻辑电路。1966年底,在工厂范围内上海元件五厂鉴定了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路产品。DTL和TTL都是双极型数字集成电路,它们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制成了自己的小规模集成电路。国外最早:1958年-1959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公司各自研制发明了半导体集成电路,1960年仙童半导体研发了第一块商用集成电路。中外差距:5-7年。

有了初级规模的集成电路,就有了制造第三代计算机(中、小规模集成电路)的基础。中国第一台第三代计算机是由位于北京的华北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的,采用DTL型数字电路,与非门是由北京电子管厂生产,与非驱动器是由河北半导体研究所生产,展出年代是1968年。国外最早是在1961年,德州仪器为美国空军研发出第一个基于集成电路的计算机,即所谓的“分子电子计算机”。中外差距:7年。

与双极型电路相比,MOS(金属氧化物)电路具有电路简单、功耗低、集成度高的优势。 1968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路,拉开了我国发展MOS电路的序幕,并在七十年代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第24所)、上无十四厂和北京878厂相继研制成功NMOS电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电路(互补型MOS电路)。国外最早:1960年,美国无线电(RCA)制造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1962年,美国无线电(RCA)制造了一个实验性的MOS集成电路器件。1963年,仙童实验室研制成CMOS电路。中外差距:6-7年。

1972年,我国自主研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在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诞生,实现了从中小集成电路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跨越。国外:1971年,Intel(英特尔)推出1kb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包含2000多只晶体管,标志着大规模集成电路出现。中外差距:1年。

197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阳元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此时,台湾才刚刚在向美国购买3英寸晶圆厂。

集成电路,新中国曾经有这样的辉煌——前三十年我国集成电路事业的自主赶超路线和成就

北京大学校史陈列馆展示的相关器件

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

总体来看,在这个时期,虽然美国计算机发展迅猛,但中国同行追得也很快,从无到有,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在某些局部领域追平西方,达到先进水平。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截至70年代末,中国科研人员和产业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建成了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工业,基本掌握了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在当时,只有美国、苏联掌握从单晶制备、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的全过程技术,虽然日本技术很强,但个别领域被美国限制和阉割。而此时,韩国、台湾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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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6 10:16:27

主题: 万恶的资本主义3:资本就是来剥削的
万恶的资本主义3:资本就是来剥削的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事实上说得更为清楚,也更为明确: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做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做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 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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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4 11:04:29

主题: 万恶的资本主义2:赤裸丛林法则,催使人性最恶
万恶的资本主义2:赤裸丛林法则,催使人性最恶


资本的基本属性是生产资料私有,使用雇佣劳动,产品在自由市场上交易,最后以谋取个人利益,尽量减少成本,扩大纯利润。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度上,人的精神属性也变地自私。一切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这造成赤裸丛林法则,在工人之间,在资本家之间。


公司为了利润最大化,会雇用效率高的工人,会解雇效率低的工人。有的时候,工人为了工作机会,在工人之间会形成竞争,用低报酬希望雇主雇佣。


公司为了生存,会压榨工人。比如,AMAZON最近在英国开的工厂,上厕所都要计算时间。据《每日邮报》报道,亚马逊工厂到处都有摄像头,用来监视员工的一举一动。员工每周工作长达55小时,而包好一个包裹只能得到7便士(约1毛人民币)。据报道,在黑色星期五之前,数十名员工因未能达到目标而被解雇。


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加血腥,中小型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造成大量公司频繁倒闭兼并,比如,中国2016年初创企业平均生存时间只有32个月。


资本主义的利润最大化造成的恶性竞争,使得社会成为丛林社会,社会上都是吃人的陷阱,人在家庭之外感受不到人类的温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简单的冷漠的金钱关系。暴力,性,毒品,都是交易的产品。


中国在毛时代之后,逐渐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恶劣逐渐被释放出来。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人们再敢扶老人了。做好事的代价太大。


人性是抽象的概念,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讨论才是具体的。在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上,人性必然是自私的。当自私不计代价的时候,恶就产生了。


资本社会里,也有一些让人觉得温暖的组织,例如工会,medicare, social security, 欧洲的一些福利社会。但是,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范畴,不是资本家自愿提供的,是工人斗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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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3 00:26:54

主题: 毛时代的教育该为“鸿浩之志”背锅吗?
按语:近日,北大校长在120周年校庆演讲时将“鸿鹄之志”错念成“鸿浩之志”,引发热议。对此,校长公开道歉,解释是因为文革耽误他的教育。本文指出,因为资源有限,战略家们在实践中的选择介于发展少数人的高质量教育或是大众(但更初级)教育体制两者之间。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前者:印度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无疑,印度的一些毕业生位于世界顶尖,从这个意义而言,印度方式是成功的。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文盲率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女性尤为如此(Dreze and Sen 2002)。

与其相对,在1970 年代,毛泽东晚期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为了实现教育平等,尤其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所作出的种种举措,让失利者们极为苦闷的真正原因是传统阶级特权的消灭。他们往往以哀叹毛泽东时代晚期教育质量降低来掩饰自己的反感。

作者|布拉默尔(Chris Bramall)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经济增长问题;现代中国的饥荒农业发展问题等。著有《中国的经济发展》(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等书。

毛时代的教育该为“鸿浩之志”背锅吗?-激流网

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发展战略尝试改造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个改变上层建筑的方案关键在于中国教育制度的根本转变。这个方案的激进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致力于扩展乡村教育,以此来保证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享有同等机会,同时扩大受教育劳动力的数量。

其二,它尝试通过将工作与学习的结合来达成教育制度的质的转变。

第三,它力图扩大城市基础教育,使工人子弟获得进入中学的机会。

以上尝试都不是全新的,在 1940 年代中国共产党所在的延安地区以及大跃进时都有过类似试验。晚期的毛泽东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尝试转变的规模。Hannum(1999:202)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被多数人看作教育的灾难,却成功地提高了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并减少了城乡教育差距。”

建国初期17年教育的理念冲突和不平等问题

1949年以前,新的延安制度是一种分权的、低成本的教育制度,在很多方面非常适合落后解放区识字率低的现状。在这个地区,识字率不足 1%,而税收又不足以支持国家资助的教育体系。相反,村庄资助的学校在选择教师、教学年限、考核方式上有较大的自主性。在某些方面,它只是私塾制度的一种延伸。然而,民办学校对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在于其缩短了教育年限, 并降低国家的经济负担,国家只需要提供少许补助而不须负担教育的全部费用。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接受初等教育的人数得到增长。延安制度也通过减少在校年限、要求学生结合学习与工作,改变了教育的内容。中学教育缩减为 3 年,学生应每年参与 20 到 30 天的体力劳动。这里的逻辑很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在于培养边区所需的干部、教师与技术工人,而不是为儿童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这曾是旧制度的目标。

毛时代的教育该为“鸿浩之志”背锅吗?-激流网

1949 年之后的制度整合包含两个成分。其一,所有私立学校和私塾都纳入了国家管理之下。其二,中国共产党尝试将从国民党继承来的正规学校制度与延安的民办学校做结合,并从苏联(而非美国)学习组织新的教育制度。同时,初高中之间的区别被废除,初级教育的长度也从6年缩减到5年。这部分规划在1951年10月的《关于学校制度改革的决定》中体现出来,并且基本得到了实施。民办学校消失,教育制度越来越趋向苏联模式。统一的测试与考试、固定的课程与教学检查都是新制度的标志,此外还有为培养同辈中的佼佼者升入高等教育而设置的新的重点学校。这是明确的精英制度。中国教育者非常坚决地认为,绝不能为了数量的增长而牺牲教育质量,他们将扩大数量的政策谴责为“盲目冒进主义”的政策。在专业教育者们看来,中国国力太薄弱,不可能普及初等教育,更不用说中等教育。在 1950 年代,人们仍普遍认为这些目标太过超前。

1950 年代早期的中国教育制度是按照 1920 年代早期引进的美国教育模式设立的。小学教育应从 7 岁开始,持续 6 年。初中设计为 3 年,高中为 3 年,大学教育则是 4 或 5 年(取决于所学学科)。实际上,1949 年前的教育制度离综合教育相距甚远。大多数孩子只在私塾接受几年的教育(私塾是家长或宗族所设的小型私人学校,一般只有一位老师)。在私塾里,男孩(大约只有5%的女孩会接受一些教育)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诸如尊重、顺从、轻农的“儒家”价值,并认识少量汉字,或者说,只是最基本的扫盲,练功能性扫盲都达不到。

各种各样的压力下,1955 年在全国实行的教育制度与延安模式已经大相径庭。它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为大学而非工作做准备;半工半读的成分俨然消失了。扩展的速度也有所减缓。实际上,小学入学率在 1952 年到 1956 年间基本持平(Pepper 1996:198)。 尽管如此, 受苏联和延安传统的影响,1950 年代中期的制度同儒家教育还是大大不同,不只是培养少数精英,也不是“为教育而教育”。50 年代后期入学率确实有所增长,而且这个阶段的一大特征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工程、农业和(培训规模最大的)教育领域培养了技术人员。

然而到了1958 年,这个制度却在几个方面都不尽人意。问题之一在于初等教育学校仍然不足。例如到1956年中期,适龄儿童中只有52%进入了小学,这意味着整体的文盲率(约为78%)降低得极慢(Pepper 1996:212)。另一个问题在于农村地区没有足够的中学教育机会。在1958 年,13 到16 岁的青少年约为三千七百万名,但正规学校体系只有容纳七百万人的能力。剩余的三千万人多为农村青少年,无法接受中学教育(Pepper 1996:305)。

在 1956 年的《1956-1967 年国家农业发展计划》中,这些制度弊端得到了正视,该计划确立了几个目标:在 7 年内全面扫除文盲(定义为识 1500 个汉字),在每个乡设置半日制学校(part time school),并在 12 年后普及初级义务教育(Selden 1979:362-3)。毛泽东在他 1957 年二月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

“目前仍有 40%的人民没学可上。此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可以说 是 400 万人的问题。今年有 400 万高小毕业生没法升入中学,他们没法进中学,没地方,没资金。”

大跃进通过提出教育系统彻底改造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秉承了“两条腿走路”的 原则。在教育领域,这导致了两种教育制度的发展。在城市地区,1950 年代建立起来的体 制继续运行。然而,所有学生都应参与某种形式上的生产劳动(Kwong 1979:446)。此外新的改革抛弃美式 12 年学制将课程从 12 年缩减到 10 年,这个想法在 1951 年 10 月的改革 中已经开始酝酿(Unger 1980)。为了扩大农村地区的教育供给,更为激进的改变在于公社筹办新的民办小学与农村中学。这些学校与延安时代的民办学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方式上更显激进:它们的目标是让学习与劳动相结合,二者并重。农村的孩子仍然可以参与农业生产,而且教育成本也会更低,并由公社而非国家承担。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在农村地区普及初级和中级教育,这对于如此贫困的一个国家而言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一改革赢得了中共高层的支持。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此计划因是刘少奇最推崇的计划而遭到了谴责,1958 年 5 月 30日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到的“两种教育制度”明显有毛泽东的支持(Pepper 1996:295-301)。此论据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在 1958 年刘少奇的方式比毛泽东的想法更为激进(MacFarquhar 1983:108-13)。

然而,三年自然灾害使得这些实验如同其它实验一样走向终结。面对农业灾难,公社不愿意将资源用于中学教育,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一试验在农村地区被放弃。正规学校由于中央直接拨款,资金状况较好。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一制度回到了1950年代正规学校制度上,这确保了城市较高的教育供给水平,但在多数农村地区却几乎没有小学之外的教育。

人们认为中国1960 年代中期的教育制度的主要有几个弱点。

首先,虽然教育规模在1950 年代有所扩大,但是入学率与毕业率仍然非常低。为了提高并保持增长率,需要增加教育系统中在全方面受过训练的毕业生。

第二,中国教育仍没有脱离其儒家传统。教育过于强调学术知识,在工作经验(实践)上强调太少。《实践论》中最好地呈现了毛泽东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不能只依靠观念(包括通过教育获取的观念),也同样需要依靠实践(经验)。

第三,毛泽东认为教育体制充斥着不平等。考试体制仍有利于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 因为,尽管收入与财富不均已很大程度减少,但只要孩童从父母那里继承文化资本就能得以 升学。无论是什么家庭背景,只要考试成绩好,就可以升学,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学龄儿童是平等的。这些因素导致体制内高度的等级分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重点学校清华附中只 有 6%的学生是工农子弟(Andreas 2002:472-3)。

学校为谁开门,这是直接关系到教育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重大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提出高等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及其子女入学。而今,苏联的高等学校却重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以新西伯利亚为例,在那里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挤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包括官僚)的子女则百分之九十进入了高等学校。这两个“百分之九十”,就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有力证明。更有甚者,苏修叛徒集团还费尽心机地大搞“天才教育”,设立什么“天才学校”,挑选所谓的“天才生”,作为“精华中的精华”单独培养。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天才生”,都是从享有资产阶级特权的上层人物的子女中挑选的。由此可见,苏修叛徒集团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培养精神贵族的需要,进一步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垄断教育大权,让他们的子女霸占学校,在教育领域对工农及其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苏修教育——一面镜子》)

在 1950 年代的土地改革与国有化中,中国最严重的阶级分化不公得到削减,到1960年代早期,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阶级差异已不再是决定教育结果的重要因素。然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 “大分水岭”仍然存在,晚期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明确目标即是通过扩展农村教育来缩小这一差距。同样重要的是,1950年代的收入再分配并没有解决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因此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包括整个晚期毛泽东思想的重点,就是着力于打破父母地位与子女成就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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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教育不平等。1960 年代中期的体制仍然是高度精英化的。一个经典案例是1956年国务院令声明农村的脱盲标准是认识1500个汉字,而城市的标准则是2000个汉字。这并不导致城市更难达到脱盲的标准,毕竟国家的资源分配基本集中在城市。但是这里的明显含义——农村孩子不需要认识那么多汉字——反映了 1950 年代的心态。类似的精英主义案例不少。考试名义上是唯才是用,但实际上有利于来自特权家庭的孩子。家庭背景和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本给他们极大的优势。

1950年代和1960 年代的数据证实了教育机会的不均。比如,1950 年的官方数据表明 1952、1953 年,只有20%的大学生来自工农背景。这个比率在 1957、1958 年是 36%,比 52、53 年改善不多(Pepper 1996:214)。

另一种发现不平等的办法则是看农村学生升入中学的数量(Hannum 1999)。图表6.1中所显示的情况很惊人:几个中国城市升入初级中学的孩童比整个农村地区还要多。即使我们把县城放在农村(这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它们与中国的城市区别很大),数据也没有大的改善。城市仍然占 42%的中学生,而在中国 1964 年人口普查中,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3%(RKTJNJ 198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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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小学阶段教育扩展,初等教育的不平等却同样显著。表格 6.2 显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 1964 年的人口普查时,7 到 12 岁的人口中只有大约 50%的人在学校接受教育。 然而这个国家调查数字遮掩了体制内部的不平等。在北京和上海的城区,入学率在 80%到85%之间,在东三省的城市则约有 70%。但是在上海农村(也就是上海市属下的县城),入学率 只有 68%,而在江苏省则滑落到 43%。西部的状况更加糟糕。城市人口状况还好,即使在贵州,也有 73%的城市孩童在上小学(RKTJNJ 1988:388-9)。然而在乡下,早期毛泽东式的教育计划并没有缓解低入学率这一问题。只有 35%的贵州的农村孩童在 1960 年代早期进入小学,而在甘肃、宁夏,这个数字滑落至 26%,是这些省份中最低的纪录。省份数据的分布 从上海的 83%到甘肃、宁夏乡下的 26%。这是灾难性的教育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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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中期的总体状况是社会分化相当严重;能力至上的(meritocratic)、基于考试的体制给拥有文化资本的人们提供了特权。不过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比如,有证据显示 1963 到 1965 年的政策确实对中国教育体制的不平等程度有较大的遏制。清华大学及其附属中学 的例子就很有启发性(Andreas 2002:473)。 清华附中的班级构成证实了毛泽东的批评; 只有 6%和 9%的学生来自工人阶级或农村家庭。然而在清华大学本身——一般会认为精英阶层的孩子在那里比重会更大——工人、农民的孩子却占总人数近 40%。换言之,这个上层建筑变迁的过程——就教育平等而言——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就已经展开了。

60年代中期以后的教育革命

看到这些失败,毛泽东时代晚期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实际上是重新提倡延安道路。

一个目标就是扩大农村教育,一方面积极提高升学率,另一方面送知识青年、城市教师去新建的农村学校任教。在城市里,通过废除大学入学考试,以工人、农民背景而不以分数录取学生,城市教育也会变得更加公平。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半工半读都将成为常规;正规教育和民办教育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别将迅速消失。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1966)在给林彪的信中谈到他的主张: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 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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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的扩展

晚期毛泽东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快速增加了就读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数量。具体做法是在每个生产队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建一所中学。政府(公办)和民办学校的差别不再存在,它们都成了集体办的学校。更重要的是中学数量猛增。这是由农村集中资源建新中学所导致的(Han 2000:103)。事实上,尽管民办学校在形式上被废除了,但却是民办学校的设置使得中学教育的扩展成为可能。尽管这一分类在名义上被取消,但许多统计出版物仍保持了这一差别。举例来说,巫山(三峡地区的一个穷县)县志中记载从 1965 年到1976 年, 民办学校数额增加三倍,相比之下公办学校增长了 50%(巫山县志 1991:465)。在上海周边更为富裕的昆山县,2385 位老师中有 1789 位在民办学校就职(昆山县志 1990:621)。 这清楚地展示出无论是富裕还是贫困地区,民办学校都同样重要。图表 6.3 展示了城市地区学校数额的同步增长。然而,乡镇学校的数目增长远比城市要明显,农村更是如此。在农村, 高中学校的数目从 1965 年起增长了约 80 倍,于 1977 年达到最高峰。

然而,学校数目的增加并没有解决教师短缺的问题。解决小学教师短缺的问题相对容易, 因为即使在中国农村,也有很多的初中毕业生。然而初中尤其高中老师的配备就成了一个大 问题,因为多数农村的高中毕业生会把高中教育当作永远离开农村的手段。而且,专业教师对普及中学教育很反感。Pepper 认为(1996:412):

老师们很难接受普及中学教育这个基本概念,因为这意味着“不管小学成绩如何”,每个人都能升学…...教育不是权利,而是一种优待,根据一定标准,一些人能得到,一些人得不到。不执行这些标准的学校“不是真正的学校”。

所采取的解决措施——对那些受影响的城市人来说很意外——是动用中央政府分配工作的权力,分配城市毕业生去农村。

很大一部分毕业生以及之前的红卫兵最终成为了老师,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村民认为他们不适合干别的。Pepper 所访问的 82 人中,有 33 位知青,其中不少于 20 位是教师 (Pepper 1996:391)。其他做老师的包括开始送到“五七干校”参加政治学习的干部和大学教师。Han(2000:102-3 106)特别提出小学的教师职位由村里毕业生担任。不过,在中学师资配备方面,中央政府起了主要作用,因为政府要求领国家薪水的教师返回自己的家乡(担任教师)。因而在即墨,教育部聘用的教师数量由 1965 年的 307 人增长到了 1977 年的近 1900 人(Han 2000:106)。这一趋势反映了全国其它很多地方的情况。正是下放政策填补了这些重要职位——相较于提供老师的贡献——为农村教育扩展作出了主要贡献。

课程改革

课程改革同农村教育扩展一样重要。高考要求全国使用统一课本。而由于这些课本不可避免地基于城市孩童的需求,为通过考试而设计的,很不适合农村教育(Han 2000:168)。1960 年代中期停止高考的连锁效应是允许地方学校灵活掌握教科书的使用、甚至自行开发教学材料(Pepper 1996:405-10)。一个常见的结果便是物理课被改为工业知识、生物课被改为农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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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晚期德治(virtuocracy)得到了发展(如 Shirk 所称),也就是说,教育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有一个工人或农民的背景,而非考试的成败。通过这样的方式,取消了子女从知识分子父母或 1949 年以前富裕背景的父母处继承的文化资本。因此当 1970 到 1971 年大学重新开放之时,高中毕业生(申请入学)需要有两年工厂或农村的工作经验,公社或工厂的推荐信,而这些条件往往取决于学生的政治忠诚度(反过来基于他们的政治承诺的水平)。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干部身份对进入大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干部能够通过他们的关系,利用没有明确规定的招生标准占便宜(Kwong 1983:94-5)。

最突出的政策措施也许应该算是要求所有体制中的学生同时参与工作和学习。当然,一部分工作实践的质量很低。然而在乡下,这种辅助劳动对生产起了很大作用。正如 Han(2000)所述,如果家里很需要劳力,农村学生会从学习中抽出几个小时回家劳动,整个学校在主要种植和收获季节都会停学,因为那个时候劳动力紧缺。更重要的是,劳动给农村工业的扩展奠定了基础。然而,我们不应夸大新教育中的劳动比例。Han 认为工作占一周的半天到一天,而 Pepper的受访者提供了同样的信息(Pepper 1996: 406-7)。 换言之,每年大约有两周的教学时间让给了劳动。教育主要还是书本知识的获取。

看数据评估教育革命

勿庸置疑,晚期毛泽东主义给中国的教育实践带来了巨变。然而中心问题并不是转变的程度,而是其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教育供给的总水平提高了吗?还是教育系统内学生数量的增多是以学生所受教育质量的剧烈降低为代价的?这些就是效率的主要问题。在公平问题上,毛泽东主义明确主张希望缩小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差距,并消除知识分子、干部以及 1949 年之前发展好的人的子女独占的阶级优势。这些目标达到了吗?

勿庸置疑,小学生入学和毕业呈上涨趋势。毕业生数量从 1960 年代早期的500万飙升到1977 年最高点的2500 万。增长的部分主要发生在农村,相比于 1965 年的 45 万,1977 年约有 2100 万毕业生属于农村人口。这种增长部分反映了毕业班总体人数的增长,而学生人数的明显增长是人口增加带来的。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数据仍然显示入学率从 1964、 65 年开始明显增长,并在 1970 年代中期达到了入学率 90%多的高峰。因此,从各方面来看, 到毛泽东去世时,小学教育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扩张的过程早于文化大革命,但 1966 年之后入学率增长(约 20%)仍很让人吃惊,这也证明了晚期毛泽东战略的效果明显。

中学教育的增长比小学的增长更好。虽然我们没有入学率的数据,但是可以通过看升学率(毕业同期年龄组升入下一阶教育的比例)来估算大致的趋势。图表 6.5 显示了趋势。这些数据显示了初中和高中升学率的明显增长。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与 1960 年代中期一半左右的入学率相比,到 1970 年代晚期几 乎所有中国孩童都能进入初中。在高中阶段,增长同样显著;在 1970 年代中期的平静年月, 约有 70%的孩子进入高中。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成果不光体现在城市孩童那里,在农村孩 童身上亦有体现。在 Deng-Treiman 样本中(1997:403),1960 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儿子(1982 年生活在城市里)享有平均 8.2 年的教育,而 1945 年出生的年龄组平均只接受了 5.8 年的 教育。对于非农民的儿子而言,增长则是从 8.2 年上升到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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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评估毛泽东时代晚期中国教育进展的方式则是看识字率的趋势。如果更多学生经过这样的教育体制达到了脱盲的目的,这就显示了教育效率的明显提高。这里最有用的数据 是 1982 年人口普查收集的数据。数据中不光有大量的以年龄为基础关于识字率的数据,而 且由于是综合的全国性普查,数据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评估晚期毛泽东主义影响的办法。

1982 年的数据呈现的趋势很显著(如图 6.6 所示),尤其是在女孩身上(也请参考 Lavely et al. 1990)。1949 年到 1952 年之间出生的女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完成基础教育 ——的文盲率远超过 40%,与此相比同期男孩的文盲率则是 13%。这呈现了中国文化和当时 教育体制的性别不平等程度。此后,男性文盲率继续降低,1963 到 1967 年间出生的人的文盲率降到了 4%。但是女性的文盲率则更快地从 1948 年到 1952 年出生的人口的 40%降到了 1963 到 1967 年出生的人口(他们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前最后一批完成初等教育的人)的 15%。女性文盲率的降低是一项重要成就,而数据显示的 1968 年、1969 年和 1970 年出生人 口的状况进一步证实了这项成就。对这些孩童而言,文盲率表现出停滞,意味着毛泽东之死标志着文盲率下降趋势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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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1949 年前的文盲率显著降低, 但将文盲率从 28%减少到 5%是比(比如)80%到 60%更难做,因为这需要保障非常贫困的中 国农村的教育供给。在这个意义上,晚期毛泽东路线的成就特别值得重视。这是一个致力于农村教育的系统,而不是一个精英教育系统。晚期毛泽东教育计划通过几项创新加大效果。 知识青年及专业人士的下放当然起到了作用。拼音之父周有光就是一个在 1960 年代被下放 的知识分子。集体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必要资源。

教育公平

一种测量城乡教育差距的方式是看城乡间升学率(progression rate)的差别——也就是说,进入初中的小学毕业生的百分比与升入高中的初中毕业生的百分比(图表 6.7)。升学率差距在 1962 年很大;有84%的城市孩童由小学升入初中,而只有 21%的农村孩童从小学 升入初中,造成了 60 个百分点的升学率差别。而升入高中这一差距则一样大:46%的城市孩 童由初中升入高中,与此相比农村地区只有区区 4%的初中学生升学。

在 1970 年代晚期,可以肯定的是农村孩童的升学率有很大增长;1962 年 4%的升学率在 1977 年上升到 64%的高峰。然而,升入初中的状况非常不同。1960 年代早期的升学率差距约为60个百分点,但到了 1970 年代末期,这一数据被缩减到约15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在每个公社办初中的策略。城市升学率提升的空间有限(它在 1960 年代早期已经很高),乡下中学的数量猛增,必然带来差距的缩小。

结论

中国政策制定者在 1960 年代中期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创建高质量的教育系统,以此来提高人口素质,进而延长人均寿命并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有技能的劳动力。

第二则是教育公平。仅仅进行收入再分配并不足以确保工人、农民的子女能够同等就学。这是 由于高地位群体所具有的文化资本转换成了他们子女在考试上的成功。阶级特权还反映在享 有的教育机会方面,它不仅是短期收入与财富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制约,第一个问题从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解决。资助三线建设的需求限制 了既有的可投资盈余。直接后果则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中间做一 取舍。由战略家们达成的结论似乎认为实物资本的投资收益远比基础教育的投资更大。在这 个问题上可以说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如铁路)缺乏,工业能力低下。但这导 致的结果则是中国的教育系统资金不足。

因为资源有限,战略家们在实践中的选择介于发展少数人的高质量教育或是大众(但更 初级)教育体制两者之间。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前者:印度(除却喀拉拉邦)可能是最好 的例子。无疑,印度的一些毕业生位于世界顶尖,从这个意义而言,印度方式是成功的。然 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文盲率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女性尤为如此(Dreze and Sen 2002)。 与其相对,毛泽东晚期的中国选择了一套全民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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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期的中国在减少教育不平等上做得更好。城乡平均教育水平差距缩减。女性的教育机会显增。父母教育与子女的教育机会之间的传统联结被打破。相反,教育机会更多基 于阶级和德性(“红”)。结果,农村干部、工人、农民的孩子发展较好,而 1949 年以前的特权阶级、城市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遭遇不佳。结果是 1970 年代教育的不平等大幅度降低。 在1970 年代,让失利者们极为苦闷的真正原因是传统阶级特权的消灭,尽管他们以哀叹毛泽东时代晚期教育质量降低来掩饰自己的反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5-13 00:21:13

主题: 万恶的资本主义1:根本没有民主自由
万恶的资本主义1:根本没有民主自由


在公司工作,只要上司不高兴,可以立刻开除员工。根本没有申诉的空间。哪里有民主?


你或许有另找公司的自由,但是可笑的是,你的自由只是在选择被谁抛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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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3 00:13:19

主题: 阳和平:为什么要纪念马克思?
虽然我从小就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长大,还自学了好几本马列主义的原著,但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1974年,20岁出头的我,满怀自信去了美国。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强大的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冲击的晕头转向。不久,后院又起火,毛泽东时代被否定,我残存的一些幻想后来又进一步地被京城的链轨所碾碎,我一度陷入了信仰危机的深渊,处于极度痛苦之中。

难道我头20多年在中国的感受真的仅仅是一个错觉?难道我真的是被洗脑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像西方主流所说的那样大错特错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真的仅仅是一个美好的幻想?

逐步丧失了自信的我,踏上了求学的征途。本科的经济学缓解不了我的困惑,我就一边攻读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博士,一边观察和思考着社会的现实。

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一个又一个美国发动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的主流学术界里我是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中国社会的变迁反而验证了毛泽东时代的预言,于是我又重新转向马克思。

我发现,其实资本主义的学者并不懂得资本主义,懂得资本主义的反而是马克思。毕竟,从《共产党宣言》算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被170年来的历史所验证,而且是一再地被验证。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最新的一个事例。相比之下,我所学过的所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对这类经济危机是没有丝毫的解说能力。他们的研究总是纠结于到底是哪一根稻草压断了骆驼的背,他们只会就事论事的争论表面现象,全然回避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我终于懂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是从愿望出发,从假设出发,从均衡出发,而不是从客观的分析社会中的矛盾和矛盾的运动出发来研究社会现象的。我也终于领教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威力。

拿自然科学为例,它的发展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对自然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由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本身就是矛盾的,是"一物降一物"的对立。规律是因果关系,不是命里注定的结局。规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只有认识了规律,就能利用规律去克服规律,就能"以毒攻毒",就能驾驭规律,获得自由。比如我也梦想过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但是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自由是懂得如何利用矛盾,如何因势利导。人们飞翔的梦想是通过飞机的制造使得我们可以利用喷气的动力去克服万有的引力,我们的飞翔就可以比鸟更高、更远、更长。

人们对自然界的现象可以有千千万万个理论,但是只有那些和实践相符的,可以预见试验结果的理论才有可能是反映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理论,才是有助于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理论。

同样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理性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人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更容易有千千万万个理论,但是只有那些基于总结人类的社会实践,从中提出规律性结论的理论才有可能是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就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随着人类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加深,随着科技的发展,比如航海技术的开阔,达尔文才有了观察世界多个地域各种生物状态对比的机会和进化论的领悟。同样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变革和革命,才有了马克思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认识,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有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其必然结果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

列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他所处时代的研究,找到了工人阶级通过组建自己的先锋队,利用帝国之间的矛盾武装获得政权的具体途径。

毛泽东也是把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他所处时代矛盾的分析,不光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探索了人民群众如何当家做主的伟大实践。

因此,我们之所以坚信马列毛主义,是因为我们从前人和自己的经历中看到它是认识社会矛盾,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改造社会的一门科学和一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而不是因为我们是该主义的盲目崇拜者。

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要么夭折,要么名存实亡。但是这些并不证明马列毛理论的荒谬。恰恰相反,它证明了不光是广大的工人群众作为改变历史的新生力量尚未成熟,人民群众还没有普遍地把握这一真理,它还反映了那些致力于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先锋队对马列毛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解不够深刻,贯彻的不够彻底。

就像人们早期在建造汽车、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各种挫折并不证明近百年来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一样,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证明了人们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而每一个革命实践的挫折,每一次飞机的坠落和宇宙飞船的毁灭仅仅证明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实践的指导还不够彻底。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帝国之间的争霸斗争必然会越演越烈。今后半个世纪不可避免地将有一场社会巨变,它将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的一场最深刻、最广泛、最彻底的变革。在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一世界巨变的问题上,我们不能从愿望出发来考虑问题,比如我们不能从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或其他任何理念出发,不能从应该如何如何出发,不能从定义出发来看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去认识世界,这个科学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就像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面对着的是海量的信息,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信息,我们就会被信息所淹没一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有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才有可能驾驭将来的变局。

这是我们纪念马克思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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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2 23:58:07

主题: 马克思何以不朽?
5月5日,意味着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诞生200年。

200年来,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多少显赫一时的人物化为粪土,成为历史的肥料。多少喧嚣一时的理论被弃如弊履,成为历史的笑料。

马克思何以不朽?有人说,是“中国之治”与“世界之乱”的鲜明对比,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可是,历史告诉我们,即便是所谓的“治世”,只是政治相对清明、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治世”中统治者与百姓之间是“舟水关系”,绝非共产党人追求的“鱼水关系”。

更有人说“这盛世,如你所愿”,可是,历史上所谓的“盛世”,无非是乱世之前阶级矛盾已经空前尖锐但还没有大规模爆发的短暂时刻:开元盛世的另一面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史之乱紧随其后;康乾盛世的背后是政治腐败、文化保守、制度落后。历史告诉我们,“治世”也好,“盛世”也好,都逃脱不了阶级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何以不朽?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斗争,因为革命,因为解放!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作品。两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并深刻影响人类的未来。战后欧洲的“福利国家”和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奇迹”,只能理解为革命的副产品。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没有强大的苏联,哪来欧洲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毛时代的政治独立和工业体系,哪来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何以不朽?马克思主义不朽的显著标志,是马克思的敌人也被迫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欲抛弃而不能。民主社会主义、赫鲁晓夫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社会主义,并不比淘宝京东上的假货少。我们发现,只有资本主义冒充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冒充资本主义的。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

马克思主义何以不朽?马克思所创建的思想和开创的事业始终未远离我们,或者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离年轻人越来越近了。而年轻人,是最接近真理、最代表未来、最具有活力的群体。

让我们将历史的镜头拉得稍远一些,历史的轮廓显现得清楚。

上世纪八十年代,非毛反毛的思潮盛极一时,反思、嘲笑马克思主义一时成为风尚。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轰然倒塌,东欧巨变,“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

二十一世纪初,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成为不可置疑的政治正确,和平与发展曙光似乎照耀着全球,唯一的威胁似乎只是那些微不足道的“恐怖分子”。

2008年以来,这一切开始轰然倒塌。资本主义内部开始崩塌了,从最强大的帝国内部开始崩塌。剧情开始反转,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信条被毫不留情地抛弃,列宁所预言的垄断资本所导致的政治经济的全面反动又一次被历史所证实。

马克思的年代,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尚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还面临“两个绝不会”难题(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尚且义无反顾地付诸社会实践,付诸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付诸无产阶级,并没有丝毫的妥协与犹豫。

今天,是资本主义“过度成熟”的年代,一切都走向了反面,资本主义历史上曾经进步的旗帜逐渐被他们自己所抛弃。《共产党宣言》上谈到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大部分已经被资本主义本身所消灭,而当年的“保守的社会主义”,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走向了反动,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今天走向共产主义的条件,比起马克思的年代,不知要强多少倍。客观方面,全球生产过剩,而作为最重要的“物质条件”的无产阶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一两百年前强无数倍。主观方面,2008年之后,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在全球范围内再次热销,马克思的思想武器再一次被大家拾起,进步的知识分子,走向工农的年轻人,当然重要的还有在座的各位,都要举起赤旗,再次插遍寰宇。

年轻的朋友们,面对这样的大时代,面对这样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我们绝不能能安于自己的小生活,我们勇敢地起来,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吧!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5-10 13:42:50

主题: 美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美国公有制企业

from 古林风的博客

20世纪,美国出了一位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他认为,公有制有许多优势,而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优势就是公共所有制可以产生利润。换句话说,政府在筹款时用不着提高税收。美国私有观念至上,熊彼得的观点受冷落不奇怪。

近年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逆转现象--利用公共管理来交换降低税收。阿拉斯加州在1976年创建了一个名为“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组织,这个组织采用了两个社会主义原则:公有制和为所有居民提供基本收入。基金的来源为石油开采收入和采矿收入,每年这些企业的收入和红利都分给该州的所有居民。

另外一个在实施社会主义的是德州。早在150年前,“德州永久学校基金会”就控制了当时仍属于公共区域的土地,以及相关联的矿产权力总数的一半。1953年由于海水退潮而暴露出来的土地,联邦政府放弃了这一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基金会也把它纳入囊中,以后,从这些项目中所得到的收益,都用来支持该州的教育事业。以2004年为例,这一年中它支持教育事业的款数为8.387亿元,另外,德州永久大学基金拥有资金额高达175亿元,还有两百万英亩的土地。这个基金会的收入,帮助支付德州的公立大学费用。

在其他州里,也有类似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名称有时会被叫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 例如,怀俄明州矿产信托基金,其市场价值为70亿元,这笔钱是从矿产收入积累的,它的作用几乎完全符合熊彼特的理论。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所有制废除了州的个人所得税。

这种“美国式的社会主义”可以造成一种很奇特的现象,被称之为“保守自由主义政治路线的逆转”。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企业是田纳西州河流区域管理局(TVA)。这是一个公有制企业,每年的收入有110亿元,拥有900万顾客,1万多名雇员,这个企业生产电力,并且负责管理田纳西州的河流系统。2013年欧巴马总统曾建议将管理局私有化,但是当地的共和党政客考虑到如果私有化之后,电费会涨价,消费者要多花钱,州的收入也会减少,因而共和党成功地推翻了民主党的提议。

在科罗拉多州波尔多市,一批从事要求改变气象的活动分子们在一次投票成功地赢得了两大胜利。从私营的Xcel 能源公司所拥有的公共事项中改变了控制权,从而变成了公有制。它通过民主投票将私有制变成公有制。公共事业的所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之后,通常就会把纯利润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的利润形式,退还给市政府或县政府,以补助当地的预算的不足,从而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

美国目前有两千多个公共的发电企业和一些合作性质的发电企业。美国全国电力有高达四分之一是由这些企业提供的。

内布拉斯加州的居民和商业单位没有一个不是从公有制的企业取得电力的。结果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居民所付的电费是全国最低的。

美国已有超过450个社区自己建立了部分公有或全部公用的网络系统。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要经过大量的政治斗争。目前,美国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医院是公有的,有些城市的旅馆也是公有的。德州达拉斯市是其中的一个,而倡导公有制的人是前市长,共和党的汤姆.李波特。目前美国有30多个市,将公有资金直接投入到有良好发展前途的初创公司中去。

按照传统观念的看法,公有制的企业效率不如私营企业高。但是,经过对比研究,在许多情况下,公有企业的效率基本上和私营企业是一样的 。

目前,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疑虑在增长,特别在少数族裔和年轻选民中。钟摆在摆动,这种摆动有时会变得很激烈,特别是碰到经济海啸来临的时候。当下一次经济危机来袭的时候,民主共和两党有可能都会认为公有制的实际利益是个明智的出路。他们将会比现在更加勇敢的拥抱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

美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管理层是公务员,是有人性的具有传统公共道德的人员,除极个别的犯罪份子之外,秉公守法,认为将公共财富变为私有财产是犯罪的行为,有正义感,因而可以顺利地把公有企业的利润所得变成所有居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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