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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shaodian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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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80801000000 ~ 20180901000000


2018-08-31 22:06:21

主题: zz 莫德里奇当选欧足联最佳球员
欧足联最佳球员揭晓,莫德里奇击败C罗和萨拉赫获奖。这多少让人感觉意外,毕竟C罗今年的成绩也不错,而且人气也很强。不过最终还是魔笛捧起了最佳球员的奖杯,而或许是之前获得了消息,C罗连颁奖典礼都没有参加。欧足联的评选不同于国际足联“最佳球员”以及《法国足球》“金球奖”的评选,但多少有参考的意义。

  可以说,欧足联最佳球员评选,是国际足联“最佳球员”以及《法国足球》“金球奖”的风向标。西班牙《马卡报》此前就表示,莫德里奇是2018年的主角,他有望成为今年的足球之王。这位中场球员在皇家马德里发挥了决定性作用,5月他征服了利物浦,捧起了欧洲冠军联赛奖杯。而在世界杯上,莫德里奇以其出色表现将克罗地亚队送入世界杯决赛。虽然在决赛中输给了法国,但克罗地亚队的表现获得一致认可。而国际足联授予莫德里奇世界杯金球奖,认为他是世界杯中表现最好的球员。

  现在,莫德里奇获得了欧足联年度最佳球员和最佳中场球员两大奖杯。这位克罗地亚球星还成为了国际足联“最佳球员”的候选人,该奖项将于9月24日在伦敦颁发。

  最后的高潮将是《法国足球》“金球奖”,这是《法国足球》对世界上最好球员的认可。前皇马中场卡卡近日就表示,他希望世界杯金球得主莫德里奇能拿到金球奖。谈到金球奖人选,卡卡说:“莫德里奇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拿了欧冠,进了世界杯决赛。他是那个设计表演,指挥比赛的人。姆巴佩也很强,他的职业生涯刚刚开始,未来是他的。”

  虽然C罗上赛季和莫德里奇一起拿到了欧冠奖杯,而且他在世界杯上表现也出色,但是葡萄牙队并没有在世界杯中有比较突出的成绩,和克罗地亚相比差太多,这会给C罗的得分造成影响。

  BBC评论员、前热刺球员耶纳斯表示,由于近几年金球奖主要关注射手,比如C罗和梅西,从而忽略了很多伟大的创造型球员,因此今年的金球奖应该颁给莫德里奇这样的球星。耶纳斯表示:“你会觉得其他人也可以竞争一下金球奖。我认为这个时代,即便是考虑了梅西和C罗所取得的成就,大家对其他的球员也缺乏尊重。梅西和C罗这两位球员,都不太像人类,而且他们都有过很棒的赛季经历,但是如果你看看其他球员,比如今年的莫德里奇,前几年的里贝里,他们都可以得到这个奖项的。”

  值得一提的是,欧足联最佳球员评选也是通过投票选出的,欧洲媒体协会的55名记者(每个欧洲足联成员国各一名)以及80名教练(冠军联赛和欧联杯参赛球队的教练)参加了投票,因此也广泛地代表了民意。如果莫德里奇包揽今年足坛的个人最高奖项,那你也不应该感到意外。(塞尔吉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8-08-28 21:35:48

主题: zz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 (尾声)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 (尾声)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08-27 12:38 已读 7360 次 20 赞
 

在前面晋察冀的文章里,限于篇幅原因,很多东西来不及介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锄奸部。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部门。因为不比敌工部之类对外单位,锄奸部并不直接跟日伪打交道,而是担负内部监控任务,类似红军时期“政治保卫”的工作。它的工作地点也比较隐秘,通常都是政治部专门隔出来的一个角落,二十四小时有人武装站岗,还有各种刑具,用于拷打嫌犯。

既然是监控,自然要做得隐密。除了公开的员工外,这个部门最神秘的地方,是它会私下招募干部和战士,充当所谓的“特派员”,专门打探其他官兵的态度,看他们有没有不良倾向。当然了,如果被锄奸部盯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轻则押进去一顿痛打,重则五花大绑,不声不响地埋到土里灭口。很明显,由于告密之类手段上不得台面,因此锄奸部的具体工作内容,大都没有公开,只有闹出大事后,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能从经历中印证出一些内容来。

晋察冀锄奸部制造的最出名、影响也最大的案子,应该是熊大缜冤案。

这个案子的具体过程,就不细说了,随便百度一下也能知道。值得注意的是,熊大缜冤案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人为此负责,反而在几十年之后,还连累了他的恩师叶企孙。即便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仍然有党政官员拚死不让平反,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亲自过问这件事,都迟迟得不到解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熊大缜、叶企孙的坟头寿木已拱,有关部门终于发了一纸平反文件,但是公安部某些“老干部”们,仍然死硬地把“熊大缜反革命集团案”,当成工作业绩算在自己头上。那种穷凶极恶的执着,令人想来不寒而栗。

一九四一年大扫荡时,杨成武身陷花塔山,一同陷在包围圈里的冀中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就是陷害熊大缜的主犯之一;而聂荣臻身陷沙河之际,带着电台引开鬼子的侦察科长罗文坊,则是三九年熊大缜冤案时的锄奸部部长。这两位晋察冀历史上比较有臭名的仁兄,在抗战中都是有过贡献的,不能说他们一无是处;但是面对仕途名利的诱惑,他们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向身边的同志或同事背后,狠狠捅上一刀。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想杀敌建功的人固然有不少,企图陷害栽赃、踩着无辜者脑袋向上爬的小人却更多。永远不要忘了提防这种人。

罗文坊是三八年调去冀中,当锄奸部部长的。他一上任,就制造了中外闻名的熊大缜冤案,而在此之前,他的职务,是杨成武手下的一分区锄奸科科长。由于平西地区局面复杂,又是北平通往晋察冀的大门,因此罗科长虽然挂名杨成武手下,平时却借调在平西地区,直接对军区总部负责,专职审干和甄别。罗文坊办事十分卖力,硬是抓了一百多号人日夜拷打,大部分是出走沦陷区、投奔抗日队伍的学生或知识分子。

罗文坊锄奸有“功”,很快升任冀中军区锄奸部部长了,接着到一九三九年初,晋察冀正式成立挺进军,平西地区有了自己的独立机关,挺进军司令肖克自然不需要别人单位驻扎自己的地盘,锄奸科这才带着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囚犯们,回到一分区地头上。很明显,杨成武对罗文坊的那套手段心知肚明,还没等人来报到,就让黄寿发提前接应,一面让医生给人治伤,一面宣布所有人立刻解除囚犯身份,全部加入一分区训练大队,大伙打鬼子去!

什么特务?不存在的!

多年以后,无论经历什么风波,杨成武身边总聚着一批死死追随的老部下,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在内,死都不说他一句坏话,旁人都明白,杨成武的小山头,比别人的都硬,那是有深刻原因的。

罗文坊升官之后,一分区接手锄奸工作的人,是杨成武的死党,杨德才。

杨科长面临的问题,同罗文坊一样,那就是大家都叫八路,怎么能看出哪个是奸细来。在这个问题上,从红军到八路,用的办法都差不多,就是从队伍里选成分好、表现优的人,让他们当特派员,故意散布一些落后言论,谁要立场不坚定,或者敢提意见,立马拿下。

锄奸科的工作,本身就比较搞。如果他们抓的人多了,等于说队伍到处都是奸细,明显是打领导的脸;可要抓不到人,尤其是抓不出典型,那养着这个部门,岂不是等于吃白饭。杨成武做事宽厚,不允许在队伍里乱打乱杀,对批评意见也包容得很,杨科长折腾了半天,硬是搞得所有人都不满意,却什么战果也没折腾出来。

四零年初,杨德才终于有任务了,因为五支队司令赵玉昆,带着一个便衣大队,叛变去了鬼子那里。

赵玉昆躲在保定城,杨德才肯定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赵玉昆的手下,还是可以好好收拾的。一分区专门开了会,研究赵司令没走的手下如何处置,首当其充的,是他的参谋长宋学飞。

说起来宋学飞实在冤枉。赵玉昆确实跟他交情极好,甚至带队出走的时候,还专门去了一趟他家,留下一叠钞票当吊礼(宋学飞当时父丧,在家料理)。但是宋参谋长抗日立场坚定,发现势头不对,硬是带着政委王道邦跑了回来,重归八路军的怀抱。结果锄奸部却认为,这厮跟赵玉昆是老铁,肯定没怀好心,该杀!

面对杀气腾腾的目光,会场上的宋学飞满头冒汗,百口莫辩,听着大家轮流发言,对自己做出各种怀疑。就在他几乎要绝望的时候,组织科干事郑旭煜(音玉)慢吞吞地,说了一句噎死人的话:“你们锄奸科,怀疑谁偏偏不跑,跑的都是你们没列入监视名单的、最信任的...”

这是一句极有内涵、极富水平的话,因为它点明了一个事实,就是锄奸科平时费劲监控的可疑对象,基本上都没有叛变,而出问题的,往往尽是他们不留意的人。如果说要追究的话,最有通敌嫌疑的,不是宋学飞,应该是锄奸部门的负责人才对。

郑干事职务不高,讲话却着实有水平,这一句出口,不少人的嗓门立刻降了三分。最后发言完毕,所有人的眼光都转向了杨成武:

杨司令,杀不杀?!

开会以前,杨成武是倾向于杀掉宋学飞的,不然杨科长不会那么积极地放风声,还让人准备好了绳子,随时把宋参谋长拉出去填坑。但到关键时刻,杨成武犹豫了。

赵玉昆重用宋学飞,是因为他是易县人,又是东北军出身;而五支队的两个团里,骨干军官大都是东北军,战士则是易县周边的子弟兵,只有宋学飞两面逢源,随时能镇住局面。现在支队司令已经跑路,如果再杀掉他们的参谋长,靠谁稳住大批人马呢,万一这几千人都跑到鬼子那边去,一分区不是没事找事吗?!

杨成武的手终于放了下来:我们要把宋学飞和赵玉昆区别开来啊!

宋学飞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从鬼门关上走回来了。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锄奸部门跟敌工部、情报部不一样,要想出业绩,就得抓出叛徒内奸。可是内部的特务并没有那么多,更不是随时能抓得到的,锄奸部的人自己水平又不高,很多时候只能采用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法,即重点监控那些出身不好、在国民党里当过官的人,而对所谓工农战士高看一眼。

这种推理的结果,是被定性为叛徒的赵玉昆、孟阁臣,都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八路军中的陈正湘、宋学飞,还有组织科长黄连秋,都当过国民党。所以...

很明显,这种毫无实据的内部监控效果极差。为了刷存在感,就只能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了。锄奸部门最常用的手段,是在连队里发展秘密眼线,平时散布些负面消息,或者有意发些日伪宣传品,看对方反应如何。

锄奸部比较出名的一个笑话,是四一年大扫荡之前,一分区教导队的副队长马青山,睡觉时一抖被子,发现里面竟然掉出一张日伪军招降的“投降票”。

堂堂一分区的核心地带,竟然有人企图招降教导队副队长,马青山立场十分坚定,马上向锄奸科做出汇报,大张旗鼓地抓特务。大家忙乎了一通,结果什么也没查出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看上去很正常的事情,其实很不正常。因为几个月后,马青山同好朋友、教导队政委朱利聊天时,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这张投降票,多半不是特务放的,而是锄奸科那帮家伙立功心切,想把赃栽到自己头上;所以事情平息后,他直接找了锄奸科科长杨德才,面对面地跟他说:对自己人少来这套!

锄奸科怀疑马青山,自然有他们的理由。马青山先前是一团参谋长,朱利则是团政治部主任,调到教导队当副队长和政委,是因为一团工作出了些问题,领导班子搞调整,这二位都属于降职。既然是降职,肯定心里有意见;既然有意见,肯定立场不稳。所以锄奸科里,八成有人认为,从他们身上着手,多半能钻出突破口,钓出一条大鱼来。

锄奸科的玩法,只能说幼稚得令人发指。一团是晋察冀的拳头部队,团干部到了其他小军分区,可以直接担任军分区司令之职,算得上八路军的中层骨干。如此级别的骨干不是不会叛变,但肯定不会看到一张投降票就主动暴露,这种把戏除了让人看笑话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效果。

杨德才并不是坏人,但是他努力折腾了半天,除了制造疑神疑鬼的气氛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再这样锄来锄去,到底谁是内奸都搞不清楚了。他和杨成武不是那种喜欢害人的类型,这种老鼠钓猫的把戏持续了好几年,终于都意识到,那么多人天天累得半死,什么变节分子也没防住,想叛变的一个都看不出来,反而抓的大都是好人,这就不叫事。

于是杨成武决定,来一个大破大立,把所有特派员、干事之类的眼线都收回来,不要再盯梢自己人了,全部派到保定敌占区,改头换面搞情报,为抗日做实实在在的贡献。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特派干部有的投敌当了汉奸,也有的被昔日的同志出卖,在监狱里宁死不屈,成了后世景仰的英烈。 

一分区锄奸部的工作,大概是十分憋屈的,因为,从头到尾没拿出什么象样的“战绩”。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说,杨司令手下干活,很舒服,很自在。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其实在任何单位或团队,打小报告都是最忌讳的事情,不光你的领导只会利用你,同事朋友也会敬而远之。除非你跟领导历史关系极铁,否则棋子当到最后,多半会成为弃子 — 比如高鹏。

作为昔日的国民抗日军副司令,高鹏虽然不算出众,但也不是无能之辈。抗日军来到晋察冀后,他同纪亭榭积极靠拢组织,架空了司令赵侗,为五支队彻底并入八路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两个人在晋察冀,境遇都不算好。

纪亭榭受到排挤其实不难理解。他是铁路工人出身,作战经验和文化都有限,骤然被聂荣臻任命为三团团长,不仅要领导一个主力团,手下还都是经验丰富的红军干部,想服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高鹏的境遇却十分耐人寻味,杨成武给了他极高的职位,却从来没放手任何实权,听任他象个胖花瓶一样,白白供养了许多年。

高鹏在一分区的时候,有件事情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常戟武的下落。

话说三七年北平沦陷后,,赵侗从北平拉起国民革命军,相关历史其实并不十分高大上。由于部队没有经费,赵侗不得不下令,在昌平白杨城掘古墓盗宝,主要领导十几人也不落空,每人都分到一两件。但是这些珠宝并不能马上变卖换钱,队伍却是每天要吃饭的,于是大伙决定,绑架西北望教堂的外国神甫,逼洋人掏钱赎人。

外国神甫很快绑到手了,但是洋人并没有乖乖交钱,而是马上通知了日本人—这也好理解,毕竟此时的北平,说了算的是鬼子。大队鬼子坐着卡车来抓绑票犯,这才有了震惊北平的黑山扈第一次战斗。 

同鬼子打完一场恶仗,抗日军无法立足,只得向妙峰山转移,又打了一场恶仗,再次向西转移到斋堂。此时抗日军副司令郑子丰、参谋长包旭堂中途逃跑,赵侗当即决定,开除这两个人的军籍。

人反正都走了,开不开除也就那么回事,但工作还得有人做。高鹏不愧是东北军副官的儿子,马上推荐了北平城里的东北军老军官常戟武,任抗日军新参谋长。

常戟武果然是一员有胆有识的勇将。从北平城溜出来后,他的工作十分努力,半年后在二道河战斗中,他奋勇作战,被鬼子的机枪打断了腿,由于缺药伤口感染发黑,不得不通过内线关系,送回北平城治伤。治完伤出院后,这个人就同石沉大海一般,再也没有音讯了。

在近代或现代史上,有许多诡异事件,常戟武的失踪便是其中之一。常戟武能够秘密潜入北平疗伤,绝非个人行动,而是组织动用了宪兵队内线的安排,一举一动都在地下党情报网严密监控之中。他出院后失去踪迹记录,无非有三种可能:被日本人发现后逮捕并杀掉,跑到国民党军队被逮捕并杀掉,回到晋察冀根据地被秘密逮捕并杀掉。

在当年,三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关键是推测要符合当时的历史常识。常戟武是支队参谋长一级人物,落到日本人或国民党那里,一定会有相关宣传或文字留下来,我方情报网也要有相关记录。如果没有的话,只可能是回到了晋察冀根据地,然后经历了某种不可描述的遭遇。

国共两党的内部整肃,都是极度酷烈的,晋察冀也不例外。罗文坊在冀中大掀风浪,目标绝不止一个熊大缜,连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也感觉到压力重重。同吕正操一样东北军出身的常戟武,如果被锄奸部门盯上,后果显然可想而知。

常戟武的失踪是谁干的,没有人知道,但他从沦陷的北平参加抗日军,高鹏是牵线人。如果高鹏卷入此事,一定曾经说过什么话;如果高鹏没有卷入此事,一定有什么话该说什么而没有说。

终高鹏一生,对常戟武的事情都讳莫如深,不肯提一个字;但是赵侗出走的时候,他站出来大力揭发赵司令思想落后,加入过反动的“国社党”,却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而高鹏之所以知道赵侗跟反动党派的关系,其实只是因为,他同赵侗关系极好,当年是一道加入的小伙伴。

对赵侗五支队的处置,是晋察冀进行的,杨成武不过奉命接收队伍而已。但在此后的一分区,高鹏当了副司令,却没有一点实权,众多红军干部竞相架空他,杨成武只是旁观,从来不说一句话支持。最后,高鹏只能当一个无奈的花瓶。

可能有人会问,今天高鹏能揭发赵侗,明天他会不会揭发杨成武?谁也不知道杨成武心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从他到邓华,都只把高鹏当成摆设供着,绝不肯多用一分。

事实证明,高鹏还是有担当的。在躲了十几年政治风波之后,高鹏终于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有人要他交待邓华的事情;这一回,他什么也没说,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九泉之下的高鹏,会碰见常戟武吗?

一分区最后要说的人,叫薛世聪。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风筝》式故事。

同其他土八路不一样,薛世聪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留苏老干部,学的就是特工专业,货真价实的情报员。他在苏联的时候碰上大肃反,被人告密打成反党分子,押到远东的金矿下井劳改。抗战爆发后释放回国,经延安、晋察冀军区,到了一分区,任机关副指导员。很明显,他也是锄奸科里挂了号的情报员。

一九四三年,根据薛世聪的“特长”,一分区派他到敌伪阵营,搞地下工作。让人奇怪的是,解放后他一直没有归队,始终隐瞒了真实身份,从事所谓“特情”工作。直到文革结束,一分区老干部几次聚会,想办法才打听到他的消息,相约去探望他。老兄弟们登门的时候,在前三门后面一片小胡同里找到了他:只见一间破屋,薛世聪患病躺在床上,家徒四壁,无人照顾。看到昔日的老战友登门拜访,薛世聪泪流满面,却什么也没有说。

不久后,薛世聪去世,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什么,又经历了些什么。公安部倒了出了个文件,承认他是“副局级”干部,可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历史十分隐密,时隔半个多世纪了,还有很多抗战档案不公开,也许永远都不会公开。我们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文字里,隐隐看到冰山一角。

经历过浩劫一般的二战,日本早已摒弃了政治告密的做法,再也不会有特高课、宪兵队登门,对公民进行私捕和拷打。现在的日本社会,仍然有种种问题,但它的法制和文明程度,以及国民素质,却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无数先行者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中国人也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不再受侵略、扫荡和告密陷害之苦。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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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系列根据晋察冀一分区历史专家、抗战军人杨浩之子杨言信研究所作,原始资料地址见: http://blog.sina.com.cn/xyyanxin  感谢杨老师长期不避嫌疑的辛勤工作!

并在此特别感谢一位朋友:票姚校尉。校尉是维和军人出身,在查找历史资料和军事知识方面,给过我极大的帮助。然而他只同意我介绍他是普通的“历史爱好者”,为了尊重他的隐私,我只能在这里公开他的网名,并郑重表示感谢。

热爱军队的校尉退役了,我始终认为,这是军队的一大损失。希望后来者能够读懂他奉为座右铭的那句《吴子*论将》: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另外,本文中的任何评论,均出自本人之手,同校尉没有任何关系,我负全部责任。

最后,要感谢一个特别的对象,那就是日本的亚州历史网站 https://www.jacar.go.jp/index.html

在过去的日子里,亚历以专业服务的精神,将冗杂的历史资料分料打包,逐一扫描存档,然后在网上开放下载并不断更新,不收一分钱费用。虽然我们常谴责日本政府对历史罪行的态度,但是负责任地说,亚历网站的工作是十分专业的;没有因为所谓宣传导向,或者担心影响所谓国家形象,就修改或限制相关历史资料的阅览下载。

亚历的辛勤工作,对了解日本侵华战争历史、还原相关军事决策及行动过程,有着极重要的作用;而相比日本同行,中国的相关历史部门,实在值得好好反省。作为战胜一方,我国很多资料都是人云亦云,网上传抄的地摊段子满天飞,但要查找相关档案或地图,往往毫无头绪,不得不四处找人帮忙,更不用说那些可能影响形象的记录了。问题是,整个抗战八年,都是伟光正加大小胜仗的故事,字里行间到处是需要推测的哑谜,说给你听,你信吗?!

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还这个样子,没必要。

(全文完)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28 21:04:07

主题: 反转基因风起云涌:Monsanto的大量欺骗论文
简介:

孟山都作为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公司,还生产草甘磷作为转基因不可缺少的农药。对于草甘磷的毒性,孟山都购买了很多枪手写了很多科学和科普文章为其产品辩护。

随着最近100多个法律诉讼,很多机密文件解密,孟山都这些丑恶行径被揭发了出来。

研究发现,孟山都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科技论文审查程序,对不利于自己的论文采取背后手段让他们无法发表或者甚至撤回。


The Monsanto Papers: Poisoning the scientific well

Details
    Published: 14 Augu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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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up gyphosate poisoning well

Monsanto flooded scientific journals with ghostwritten articles and interfered in the scientific process in order to defend its glyphosate herbicides

The paper below is a useful peer-reviewed source detailing Monsanto's deceptive activities aimed at defending glyphosate herbicide, as revealed in the company's internal documents force-disclosed in US cancer litigation and obtained by US Right to Know i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requests.

Monsanto's activities involve the ghostwriting of scientific articles, secretly sponsoring the pro-GMO website Academics Review, and collusion with the journal editor A. Wallace Hayes to obtain the retraction of the Seralini long-term study on the health impacts of a GM maize and the associated glyphosate-based herbicide.

The paper reminds us that Hayes had a history of defending dangerous products due to his experience as a tobacco company employee: "In one of the earliest ghostwriting documents released from tobacco litigation, A. Wallace Hayes who worked for the R. J. Reynolds Tobacco Company in the 1980s, is the author of a memorandum that details a proposal for a ghost writing program that would publish studies from toxic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he memorandum shows how ghostwritten articles would be reviewed by a panel at Reynolds prior to submission in Cancer Research or Th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Tobacco companies such as R. J. Reynolds are credited with writing the playbook for spinning science subsequently adopted b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the agrochemical industry."

The paper concludes, "Whether glyphosate or glyphosate-based formulations such as Roundup are safe is a matter of objective scientific evaluation. Monsanto, however, has poisoned the well by flooding the scientific journals with ghostwritten articles and interfering in the scientific process at multiple levels. This has enormously complicated the task of discovering the truth. If the company had confidence in the safety of its products,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such behavior, but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that Monsanto needs to conc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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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santo Papers: Poisoning the scientific well
McHenry, L. B. (2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isk & Safety in Medicine, (Preprint), 1-13.
https://content.iospress.com/articles/international-journal-of-risk-and-safety-in-medicine/jrs180028

Abstract:

OBJECTIVE: Examination of de-classified Monsanto documents from litigation in order to expose the impact of the company’s efforts to influence the reporting of scientific studies related to the safety of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

METHODS: A set of 141 recently de-classified documents, made public during the course of pending toxic tort litigation, In Re Roundup Products Liability Litigation were examined.

RESULTS: The documents reveal Monsanto-sponsored ghostwriting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oxicology journals and the lay media, interference in the peer review process, behind-the-scenes influence on retrac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so-called academic website as a front for the defense of Monsanto products.

CONCLUSION: The use of third-party academics in the corporate defense of glyhphosate reveals that this practice extends beyond the corruption of medicine and persists in spite of efforts to enforce transparency in industry manipulation.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24 20:17:45

主题: zz 长津湖战役之飞鹤山战例对比分析 1
长津湖战役之飞鹤山战例对比分析
送交者: 长岛风[布政使★★☆] 于 2018-08-24 9:37 已读 1298 次 5 赞
 

写在前面的话: 由于纯粹战史分析比较枯燥,看客请多多原谅。飞鹤山战斗是1950年11月-12月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及第26军第76/77师先后与美陆战1师围绕着下竭隅里激烈攻防战的一个侧面。由于这场鏖战双方战史资料比较齐全,加之此战双方又产生了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和两位美军最高荣誉勋章—国会荣誉勋章,因此本人把这场战斗挑选出来,对比志愿军与美军的双方的战史资料,作为一个战例客观地描述分析一下,与各位网友分享


下碣隅里是位于朝鲜东北部长津湖南端一个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镇,飞鹤山位于下碣隅里东部偏北1公里处,主峰地图标号1071米,故中国战史亦称其为1071高地 (美军战史称East Hill)。由于飞鹤山地处盖马高原,所以仅仅是一个比高150米的山丘。飞鹤山尽管不高,但却是下竭隅里周围唯一的制高点。该山呈南北走向,西南两侧陡峭,俯瞰整个下碣隅里盆地,然而东侧和北侧则与周围的群山连成一体。发源于黄草岭的长津江流过下竭隅里和飞鹤山之间,沿长津江的是咸兴—江界的公路与一条矿用简易铁路(新兴线)。虽然飞鹤山不是长津湖战役的主战场,但在下竭隅里攻防战期间,志愿军先后在飞鹤山投入的兵力共计3个团左右,同时美军为了争夺飞鹤山也投入力所能及的所有兵力。由于这场鏖战双方战史资料比较齐全,加之此战双方又产生了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和两位美军最高荣誉勋章—国会荣誉勋章,因此本人把这场战斗挑选出来,对比志愿军与美军的双方的战史资料,作为一个战例客观地描述分析一下,与各位网友分享。
开战前双方的兵力部署,

按照中国战史(注1)记载,1950年11月28日对下碣隅里发起攻击的是志愿军20军所属的58师。该师原系华东野战军1纵1师,是粟裕起家的部队,也是3野的头等主力师,全师官兵共约14000人,时任师长兼政委黄朝天,副师长贺国华,副政委朱启祥。该师11月3日离开津浦铁路山东南段,11月7日乘火车渡过鸭绿江,沿满浦铁路南下,到达朝鲜慈江道政府所在的江界 (平壤失陷后的临时首都)。11月15日改由步行到达长津湖西侧集结位置,10月28日凌晨运动到距离下碣隅里东南5公里的上坪里—富盛里一线,师部设在上坪里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小学校里。该师172团(时任团长王祥,政委李树人)则绕过东白山,涉渡长津江,越过咸兴—江界公路,进占富盛里—松亭里、控制了该地区以东的独秀峰、三德峙等高地,切断了公路。11月28日晚该师向下碣隅里发起攻击:担任主攻的是该师173团和174团的一个营(共四个步兵营和师属炮团),主攻方向是下碣隅里的南部和西南部机场。助攻方向则是下竭隅里东部的飞鹤山,担任攻击任务的是58师的172团。

志愿军第58师第172团曾是华东野战军1纵1旅1团(该团竟有一首团歌),是华野中为数不多的红军团队之一。该团当时有官兵3700余人,下辖3个营共9个步兵连,1个通讯连,1个特务连,3个机炮连,1个92步兵炮连,1个担架连,卫生队,和1个补充连。具体的攻击部署是由172团参谋长刘锡文亲自指挥,穿过上竭隅里,该团的2营由南向北攻击飞鹤山下长津江的公路大桥,该团的3营由东向西攻击飞鹤山。按照172团的战斗计划,两处得手后,部队由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夹击下竭隅里,整个战役中172团的1营担任预备队。(点评:172团不愧是兵团军师头号主力团队,当晚的战斗计划无懈可击)。

根据美军战史(注2)记载,50年11月28日驻扎在下碣隅里的美军是陆战1师的前进指挥所和后勤补给基地,人员共3900余人,分别来自海军陆战队、陆军、海军、英军、韩军共58个单位,其中战斗部队是陆1团3营的两个步兵连和该营机炮连的两个排和陆1师炮11团的两个105毫米榴弹炮连。因通往柳潭里的公路被志愿军切断, 陆7团2营的机炮连和反坦克连的一个坦克排 (6辆巴顿46型中型坦克)也滞留在下竭隅里。其他较大的单位是陆1师的工兵,工程兵,战地勤务、运输、通讯,维修保管,野战医院和伤病员。由于美军第十军团曾计划开设前进指挥所,下竭隅里还聚集一些打前站的陆军单位:负责营建的第10军团工兵营D连,负责电话交换台和咸兴—下竭隅里电话线路维修的第10军团通讯营的两个排,负责打杂的第十军团司令部勤务连的一个劳务排。为了统一指挥,陆1师作战处任命陆1团3营营长里奇海军中校(T. Ridge)担任防御指挥官,协调组织各部队的防守。根据情报,里奇中校判断志愿军即将在28日对下竭隅里发起攻击,主攻的方向将来自正南和西南两个方向。由于飞鹤山的军事价值,另外一个最有可能遭受攻击的地点就是下竭隅里东部的飞鹤山。基于以上这些判断,里奇中校把自己3营的主力(两个步兵连)分别布置在正南和西南两个方向。按照原定作战计划,负责飞鹤山方向的应是3营的另外一个步兵连—G连,但当时G连驻扎在40公里以南的真兴里,接到命令赶到古土水(下竭隅里南18公里)已是28日中午时分。陆1团副团长告诉G连连长西特尔海军上尉(C. Sitter):古土水至下竭隅里的公路已经被志愿军60师切断,G连28日晚已无可能赶到下竭隅里归建。G连不能按时到达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下竭隅里,里奇中校得知后非常失望,无可奈何只好抽调下竭隅里阵地内唯一建制完整的第10军团工兵营D连填补飞鹤山的防守空缺。工兵D连连长是库尔珀斯上尉 (P. Kulbes),部下有官兵167人,但其中仅有77个美国兵,另外90个是临时混编的韩国兵 (KATUSA)。工兵连来下竭隅的任务是搞营建,所以推土机挖掘机之类的机械运来了不少,却没有装备步兵作战用的机枪和电台。考虑到工兵D连整体战斗力比较弱,里奇中校又将第十军团司令部勤务连劳工排(5名美国兵+30名韩国KATUSA)补入飞鹤山防守阵容,还从3营的机炮连选派了两名军官分别协助指挥这两支部队,为两支部队各派一名报务员携带海军通讯频率的SCR—300便携电台负责通讯联络,又给没有重武器的工兵连加强了几挺机枪和火箭筒的火力。部署在飞鹤山北侧半山腰担任工兵D连左翼的是陆1师通讯营一个排和陆1师战地勤务营的一个排,而第十军团通讯营的一个排在飞鹤山南侧反斜面一个高地构筑阵地负责工兵D连的右翼,通信兵的右翼则是陆1团3营机炮连的一个排,该排同时担任守备飞鹤山下向南的公路和背后长津江大桥的任务。下午17点部队开饭,饭后工兵D连和劳务排背负着新配给的武器弹药(每人288发)穿过飞鹤山南坡第十军团通讯营的阵地,冒着大雪向飞鹤山进发。

天气情况

中美战史料均记载,11月28日晚20点,下碣隅里地区天降大雪,风雪迷漫道路难行,恶劣的天气给进攻和防守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于大战即将打响,当地的朝鲜老百姓都跑到下竭隅里避难,所以找不到向导。特别是172团3营,从富盛里集结地出发到攻击阵地,需要离开公路,完全靠地图和指北行军,多次迷路后直到凌晨1点30分才赶到指定阵地。同时负责防守飞鹤山的工兵D连和勤务连劳务排一路行军也是困难重重:天黑路滑,联络困难,还要背负重武器和弹药,精疲力尽地爬上山顶。由于天降大雪,美军航空兵也无法出动配合地面作战,美军的空中优势在28日晚是不存在的。

11月28日夜间战斗情况

根据中国战史,11月28日晚22点30分,志愿军58师173团加强174团1个营和58师特务营经过40分钟炮火准备后,冒着漫天飞雪在西南和正南主攻方向首先打响。而攻击飞鹤山方向的172团则因为风雪弥漫道路难行,拖延至29日凌晨01点15分才发起攻击。先行出发的172团2营副营长邱国兴率领2营4连和6连负责沿公路攻击飞鹤山下的长津江公路大桥(大桥的另一端是下竭隅里镇)。防守大桥的美军是阿洛特海军中士 (A. Elliott) 指挥的陆1团3营机炮连的1个排,该排不仅配备重机枪、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而且战斗经验相当丰富。阿洛特中士派出一个班的兵力前出大桥400米在公路拐弯处旁的沼泽地里构筑了机枪工事,部署了两挺水冷式重机枪。172团2营沿公路由南向北奔袭长津江大桥,行军纵队在风雪迷漫的黑夜中突然受到守军的火力突袭,前卫4连伤亡惨重。2营组织了几次反击无效后,带队的副营长邱国兴意识到继续沿公路攻击大桥无望,则下令后卫6连改变原定计划,协助5连攻击飞鹤山。在公路后面跟进的是172团3营和172团的第二机炮连,该营的任务是副营长吴国祥带领的该营9连和2营5连共两个加强连的兵力,攻击并占领飞鹤山,相机攻击下竭隅里。根据中国军史,3营9连和2营5连发起攻击的时间凌晨约1点30分,随后2营6连也从另外一个方向加入战斗。战斗进行了2个小时后,志愿军攻占了飞鹤山主峰1071高地,又逐个夺取了山南端的一溜小高岭,将守军赶下山顶,控制了整个飞鹤山。根据58师的作战计划,当晚172团任务是攻击飞鹤山,得手后居高临下向下碣隅里发起攻击。但吴国祥部攻占飞鹤山后,清点伤亡:9连指导员陈仲炎牺牲,全连仅剩30余人。5连更惨,仅剩迫击炮班和几个轻伤员,只有6连还有半个连左右。眼看失去继续攻击的能力,吴国祥左右为难,正在这时58师副政委朱启祥电话打到阵地(三野电话果然名不虚传),确认了吴国祥夺取飞鹤山后非常高兴(当晚主攻两个方向均不顺利),命令吴国祥停止执行攻击下竭隅里计划,改为原地构筑防御工事,等待预备队援兵,确保飞鹤山进攻阵地。(点评:这是172团唯一一次攻下竭隅里的机会,战机错过后,在以后的时间里172团基本是被动挨打,再也没有攻占下竭隅里的机会。

美军战史这一段基本与中国战史吻合。28日傍晚饭后,陆1团3营机炮连副连长谢尔纳特海军上尉 (J. Shelnutt) 到达工兵D连担任指挥,工兵D连携带武器弹药顶风冒雪摸黑艰难地攀登飞鹤山,到达主峰的时间已经是20点30分。谢尔纳特上尉随即给各排指派了阵地,由北向南顺序依次是劳务排、3排,2排和1排,连部设在三个排阵地后面。但派出与飞鹤山北坡的陆1师战地勤务营联系的人却报告没有找到左翼。根据美军战史,志愿军在飞鹤山助攻方向发起进攻的时间要比主攻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凌晨1点15分陆1团3营机炮连1排在飞鹤山下距离长津江大桥400米的公路上与172团的连级纵队首先接火,凌晨2点10分志愿军对飞鹤山上的美军开始了试探性的进攻。紧接着志愿军发起了总攻,攻击的重点就是位于防线北端的第十军团劳务排。在志愿军雨点密集的炮弹和手榴弹攻击下,劳务排长赫伯特中尉 (C. Herbert) 首先战死,部队顿时失去控制,阵地迅速被志愿军突破。谢尔纳克上尉试图组织人员恢复防线,但缺乏战斗经验和语言不通的劳务排的韩国KATUSA一哄而散。无奈之下谢尔纳克上尉只好一面收缩工兵连防线,一面向山下3营机炮连连长西蒙斯海军少校 (E. Simmons) 告急求援。可是当时整个下碣隅里到处都是战场,连长手中没有任何预备队增援飞鹤山。据工兵D连3排排长罗森少尉 (N. Rosen) 回忆,志愿军突破分割第十军团劳务排后,开始集中兵力一波又一波反复进攻工兵D连的阵地。工兵D连配属的90名韩国兵死伤一半,另一半四处乱窜,有的甚至一枪都没放就逃往山下,全靠该连的77名美国士兵拼死支撑。战至凌晨3点,缺乏战斗训练和经验的工兵们在遭受巨大损失后 (阵亡13人,伤25人),不得不放弃主峰阵地,后退200多米到山顶南端的高地(south nose)组织了防线。志愿军占领主峰后并没有停止战斗,继续向山南端几个高地据守的工兵D连残部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到凌晨4点,谢尔纳特上尉战死,工兵D连弹药也基本打光,只得败退下山在反斜面上与右翼第十军团通讯营的部队汇合。虽然工兵D连败退山下,谢尔纳特上尉带去的报务员列兵波多尔克 (B. Podolak) 却没逃离山顶。他忍着弹片的伤痛,就地找了一个散兵坑隐蔽起来,用背上的SCR—300电台继续与山下保持联系。美军得知飞鹤山失守后也非常着急,但各处的战斗都很紧张,无兵可调反击,只得集中炮11团的两个炮连 (共12门105毫米榴弹炮),对飞鹤山一带进行弹幕拦阻射击,压制志愿军再度发起攻击。而报务员波多尔克则冒着被自己炮火击中的危险不停地向山下报告志愿军人数、运动方向、战术企图,提供精准信息指挥炮兵作战,此人战后获得海军服务勋章。(未完待读)

贴主:长岛风于2018_08_24 9:55:53编辑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23 11:57:42

主题: zz 刘老庄战斗我军资料
刘老庄战斗我军资料: 当然不一定100%准确,但是至少从我军方面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来参考。

" 为何有人敢称“刘老庄战斗只打死日军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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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1. 据刘老庄连提供的《军中标杆——记济南军区铁军叶挺独立团“刘老庄连”》一文:此次战斗,四连连续打退日伪军1000余人的五次冲锋,经受数小时的断续炮击,苦战整日,共击毙敌170余人,掩护了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以解放军一贯的严格的宣传纪律,英雄连队的新闻通稿至少经过团、师或旅、军三级审核才能发布。解放军一贯的严格的宣传纪律,英雄连队的新闻通稿至少经过团、师或旅、军三级审核才能发布

2. 刘老庄战斗的具体细节,而19团团长胡炳云根据一个身负重伤两天后死去的战士断断续续的口述和4连指导员李云鹏战斗中写的报告,写了一篇《刘老庄82烈士》。

3. 很多战士是跟日本人抱在一起死的,最后收葬的有84个尸体,有两个实在和日本人分不开了

4. 四连确实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且武器装备不会太差,配有杀伤力极大的机枪、枪榴弹,加上手榴弹,弹药相对充足。这和七旅的历史传承和连队主官的战斗素质有关。七旅的历史渊源是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十九团团长胡炳云,建国后被授于少将军衔,曾任志愿军第9兵团参谋长入朝作战。连长白思才16岁参加红军,经历长征和平型关战斗,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团作战参谋,特别是团作战参谋这个岗位,让白思才锻炼了把握全团军事斗争的思路、谋划和实践的能力。白连长在牺牲刘老庄时才24岁,已是身经百战、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政治指导员李云鹏同样的年轻、同样的了不起,担任过文化教员、团政治处干事和副指导员。现存的李云鹏烈士的家书,从行文的字迹、行文的流畅、行文的情感,无愧军中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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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is from the website:

http://post.blogchina.com/p/2990602

我们还可以听听老战士的回忆:

在刘老庄战斗结束后的90多天,即1943年7月13日《解放日报》署名“肖人”的新闻通讯,题为《壮烈的四连——记刘老庄战斗》,没有说明采访亲历战斗者的姓名和材料依据,仅据作者肖仁的个人叙述,但其价值是这篇是最早以第三人称写的事实报道,所以特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用以纠正后来的七、八十年中某些文章和文艺作品中夸张的不实之词。关于战斗的情况报道说:

“那是3月18日(绝不是有“青纱帐”的夏秋季),队伍走了一夜,带着战时的行装,天没亮的时候,进入宿营地刘老庄,连长已经睡熟了,忽然带哨的班长匆匆跑来喊醒连长,报告南庄的老百姓跑完了,据说敌人到了前面五里的地方。连长和政指马上起来派通讯员传各排起来,收拾好东西到庄子后集合,自己刚到庄前哨位上,模糊的可以看到老百姓在田野里慌乱的跑着,有的拉着牲口,有的带着包袱,抱着小孩,仓仓惶惶、蹒蹒跚跚地向北跑来。敌人的枪声在不远处像挑衅似的断续地叫着,也像在搜索着什么似的缓缓地逼近过来。连长叫收了哨,集合起队伍向西北走。出了庄子,一条交通沟,又宽又深地向西蜿蜒伸展着。队伍都下了沟,走着走着,忽然从西南方向岔过来一股骑兵,一匹、二匹、十匹……向着这个方向奔来。一定是发现我们了,连长边想边叫大家快走,脱开敌人拦击。忽然,前面的尖兵停住了,班长跑回来向连长报告:“交通沟是断截的,走不通了!”连长皱了皱眉头。烦燥地把驳壳枪掏了出来,叫大家准备好武器,突围!”

“敌人的骑兵跑到了50米距离的地方,连长的驳壳枪先打响了,接着掷了几个手榴弹。先头的十来个骑兵蜂涌着冲了上来。附近没有庄子,没有树林,没有坟堆,没处隐身,又不得不退回到交通沟里来。在猛烈的机枪火力下,敌骑兵又被打退了,这时敌人后续的步兵也增援上来。”“身经百战的白连长看到这种情形,突围是困难的,只有拼吧!坚决地下达了战斗命令,叫各排长督促大家选好地形,上起刺刀,坚持到底!”敌人扑打过来了,像一片黑惨惨的乌云压了过来,战士们心中微微泛起了一阵惊慌,但在干部和党员们坚定的模范影响下,很快就恢复到往常的镇静,机枪架好了,手榴弹打开了,枪瞄准了,在攻击的号令下,敌人又被打退了,像黄狗一般的死尸堆满了田野。敌人接连着冲了六次,被打垮了六次。敌指挥官知道这样硬攻是不行的,经过一刻的恼怒的焦虑后大声的吩咐着:距交通沟一里路的地方架好了炮,半里路处架好了掷弹筒与机关枪。”“天是响午的时候了,在敌人炮火下剩下的一个排,与敌人的数量比起来是差得那样远,但看着死了的战友,同志们含着夺眶欲出的眼泪,把刺刀上起来与冲上来的敌人作最后搏斗。敌人又是一批一批地被打倒了,而四连英勇的战士们,也一次一次地减少了,子弹光了,手榴弹也光了,敌人还在一步一步地紧逼着,眼看手中的武器,这是多么可爱的武器呀!每支枪都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真的就叫敌人拿去吗?战士们痛苦地咬紧了牙关,迅速地把枪拆毁了。”“死吞没了一切,交通沟里睡着光荣的82位抗日战士,田野地里躺着卑鄙的100多具黄狗的尸体。村庄是空空的,只有伤亡惨重、毫无所得的敌人在有气无力地撤退着。”

“几天后,离开据点不远的地方——战斗的交涌沟附近,群众筑起了一个公墓,高达数丈,上面写着:三师七旅十九团四连八十二烈士公墓。”

这篇报道没有说四连尚有一位受重伤的牵存战士讲述战斗的情况没有说全是日寇,没有说日寇有坦克,没有说是坚持八小时的阻击战,没有说是秋天“青沟帐”,没有说刘老庄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更没有说有群众送馒头到阵地慰劳战士,也没有说指导员与连长闹矛盾等等。

     贺激光回忆:    这是1943年3月18日,正是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最疯狂的时候。贺继光是新四军第3师7旅19团3营3连连长,第3师正在苏北(包括淮海、盐阜两个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着游击战争,这一天,19团和淮海军>分区、淮海地委行署机关都在淮阴北面六塘河一带驻守,3营的驻地叫刘老庄,距离六塘河一小时路程。


“我们营长看形势不对,就对我说‘我们不要叫日本鬼子都吃掉了,你看从哪里突围便利就往哪里走,能走一个是一个’,战士们盛起饭,边走边吃边战斗,4连留下掩护”。


“刘老庄战斗是我们在苏北拼得最惨烈的一次,4连82个人全部战死了”,谈起60多年前的这场战斗,贺继光依然为之动容,眼眶中闪动着泪光,“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意义很大,成功地拖住了1000多敌人,淮海军分区、地委行署机关都转移了,部队没有受大的损失。。”


刘老庄战斗影响很大,第3师师长黄克诚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特意提到这场战斗,“第7旅19团4连82名指战员激战竟日,反复肉搏,毙敌170多人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杀身报国的悲壮事迹,被朱德总司令赞为‘我军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而后来4连重新组编,被命名为“刘老庄连”。


贺继光不清楚刘老庄战斗的具体细节,而19团团长胡炳云根据一个身负重伤两天后死去的战士断断续续的口述和4连指导员李云鹏战斗中写的报告,写了一篇《刘老庄82烈士》。


根据胡的文章,3月17日,19团接到陈毅的命令,迅速集结分散的部队,前往泗洪县的山子头,一来围歼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队,二来跳出正在苏北进行疯狂扫荡的日军的包围圈。可是这个命令还没能执行时,18日日军突然出现在刘老庄附近,于是4连和日军便在庄外的“抗日沟”短兵相接了。此时,日军一千余人,而4连在炊事班随大部队撤退后,只剩82人。


上午9时左右,日军发起第一次冲锋,前进30米便被4连击退。随后,日军投入10多挺机枪,集中大炮小炮,猛烈的火力向4连阵地铺射,在火力掩护下,日本士兵向4连阵地爬来,距离阵地百米左右时,4连枪榴弹集中打向日军火力点,同时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进攻的日军大乱,并在4连战壕前有一场肉搏战。日军第二次冲锋失败,但4连的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此时,李云鹏看到阵地前沿几十米内有很多日军尸体,都带有枪和子弹,如果能弄到手,就不必为弹药发愁了。他和连长白思才商量后,召集突击小组去取弹药。一排排长尉庆忠任小组长,他幽默地说,“我在团部当过军需干事,验收弹药是我的老本行!”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突击小组取回了阵地前沿日军尸体上的弹药,可是尉庆忠阵亡了。


此后日军又有多次进攻,都被打退了,日军改变战术,集中所有的山炮、九二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向4连阵地轰击。一时弹如雨下,烟尘滚滚。


炮击中,白思才被弹片炸伤,左手失去活动能力,并立即昏迷。苏醒后挣扎着爬起来,来往于壕沟内,鼓舞士气、安慰伤员、指挥战斗,一位战士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白用仅剩的右手扯开被单,将伤员的腿裹上。




李云鹏也已负伤,他找到白思才,把自己在炮火中写的报告给白看,白在上面签了字。报告中叙述了战斗情况,并要求批准他们在火线上接纳的新党员。


天空中已经有了晚霞,白、李清点部队,4连的战士剩下不到一半了,没有负伤的,眼睛也都被炮火的硝烟熏得红肿,有的人鼻子也被呛得流血,一天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喉咙干得冒火,说话声都微弱得难以听清,只能依靠打手势助听。而抢回的弹药,也快用光了。白思才下命令,把余下的子弹,集中给轻重机枪使用,步枪全部拆散,拆下的完整零件埋入地下,机密文件和报刊全部销毁,装上刺刀,严阵以待,准备肉搏战。


日军围上来了,一点一点接近4连阵地。机枪一阵扫射,日军倒下一部分。不久,4连子弹用光了,日军重新冲上来,最后4连战士全部牺牲。


埋葬已经模糊的战友


很多战士是跟日本人抱在一起死的,最后收葬的有84个尸体,有两个实在和日本人分不开了


战斗过后,贺继光的连队又回到了刘老庄,收敛埋葬战士遗体,“看到战场上战士们因为肉搏战已经模糊的遗体,我流泪了”,贺继光说,“以后我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落泪,连长白思才是我的老排长,指导员李云鹏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很怀念他们”。



昨天还在并肩作战的老领导、老朋友,今天就躺在面前,躺在模模糊糊的人群中,阵地上,硝烟还没散尽,夜幕早已降临,借着星光,贺继光想尽办法把他们找出来,最后再看他们一眼,“其他战士我就不清楚了,很多是‘周家三虎’带人收葬的,他们是当地人,三兄弟都加入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的战斗,其中周文科是淮阴县张集区区长,周文忠是联防大队长”。


转移过程中,一颗炮弹从贺继光头上飞过,在附近爆炸,“我拾起弹片,还很烫手,很锋利,被击中的话一定完了。由此也可以想见4连战斗场面的激烈”,贺继光说,战场上四处散着被砸坏的枪,“4连的武器还不错,轻重机枪都有,战斗进行到最后,战士们砸了枪,拿起刺刀和敌人拼命的,所以很多战士是跟日本人抱在一起死的,最后我们收葬的有84个尸体,有两个实在和日本人分不开了,就一起下葬”。


“日本人和伪军的尸体,我们一般不管,甩到一边。有时候也会利用一下,收起来放在敌军据点的附近,把据点里的敌军臭跑了,称为‘臭狗阵’。”贺继光说。

       一、刘老庄战斗发生的背景。据《淮安抗战风云录》,从1942年11月起至1943年10月间,是新四军在淮海区生存最艰难的时期,不但要全力对付日伪军优势兵力的扫荡,还要防止国民党军从背后下黑手(皖南事变),部队一旦集中极易陷入重围,只能化整为零,日夜不断的转移,运动在日伪军扫荡的空缝中,坚持分散的游击战,达到保存力量的目的。珍贵的革命文物,四连指导员李云鹏的家书就记录下了当时淮阴地区敌我形势的情况:“此处地面荒乱,土匪猖獗,交通不便,**常常下乡“扫荡”与清乡,使儿也没有一定住所。”家书还对自己没有尽到孝道表达了深深的歉意及投军报国的自豪和责任,真实的反映了那个时代英雄们的炽热的感情世界和救亡图存的凌云壮志。

        二、四连被敌合围死战前后的情况。据《新四军在淮安纪事》,1943年3月16日,扫荡的日军第十七师团一部在涟水县梁岔镇发现并紧紧围追四连。17日中午至黄昏时段,敌我双方在淮阴老张集一带发生了激战,四连成功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转移至刘老庄宿营。可以肯定的是,四连已经人困马乏、急需休整,到达刘老庄时已是晚上。18日清晨,敌人发现刘老庄有新四军,立即以优势兵力成功合围了四连。刘老庄战斗打响,直至黄昏以四连全部战死结束。

        从1946年6月17日华中版的新华日报刊文《八十二烈士》及原十九团团长胡炳云在刘老庄殉国50周年作文《哭老战友》等资料来看,当时和四连一起突围到刘老庄的还有二营营部和六连。战斗一打响,二营营部和六连趁着混战,先期突了出去,四连陷入重围。四连没有在庄内固守而选择在庄外的交通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固守待援,二是择机突围。战斗刚开始后,连队主官没有想到由此陷入绝境,两者终不可得,遂全连死战殉国。

       三、战斗简况及敌人的兵力、装备、损失情况。据刘老庄连提供的《军中标杆——记济南军区铁军叶挺独立团“刘老庄连”》一文:此次战斗,四连连续打退日伪军1000余人的五次冲锋,经受数小时的断续炮击,苦战整日,共击毙敌170余人,掩护了人民群众安全转移。以解放军一贯的严格的宣传纪律,英雄连队的新闻通稿至少经过团、师或旅、军三级审核才能发布。这短短的不足60字的高度概括性的语言,含有丰富的信息,基本上还原了刘老庄战斗的过程。胡炳云将军在《哭老战友》提及:敌指挥官为川岛。并透露出四连配备一杀伤力极大的武器——枪榴弹,这是新四军兵工厂自制的武器,提高了部队攻坚的水平。

       敌人为日军、伪军共同组成,人数在1000人以上至1500人之间,日军为第十七师团一部及伪军潘干臣一部,伪军应包括驻在淮阴城的部分,因为淮阴城距刘老庄较近,且战斗持续近一个白天的时间,驻淮阴城的日、伪军应当接受川岛的命令支援刘老庄的战斗。日伪军的装备,对四连防御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山炮、迫击炮、投弹筒,再加上一些骑兵。没有电影中出现的坦克。如果敌军有坦克,凭借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一下子就可突击到四连阵地,一举解决战斗,用不着承受巨大的损失进行反复冲锋。四连也不可能反坦克武器,防御工事就是简易之极的交通壕,坦克带领步兵冲击,最多两个冲锋,四连就会垮掉。刘老庄战斗共击毙敌170余人,吻合现在公布的各类史料,这个数字应当可信的。

       四是四连的战斗力如何。事实上,1943年,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六个年头,侵华日军经过长时间、不间断的损耗,不断从本土补充新的兵员,单兵素质有了明显的下降。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经过敌后战场的生死磨炼,指挥员和士兵的战斗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确切的讲,敌我双方就士兵的素质来说,差距不会很大,差距大的还是敌我的装备和保障。这一点,据《新四军在淮安纪事》,可充分说明:1943年2月16日,日军独立十二旅团大队长石井中佐率主力从淮安东凤谷村出发,进至阜宁西北张家集,新四军一部主动迎战,俘虏石井等十余人,我军无伤亡。日军中佐级别的指挥官被生俘,这是全面侵华战争初期是不可想像的。

        四连确实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且武器装备不会太差,配有杀伤力极大的机枪、枪榴弹,加上手榴弹,弹药相对充足。这和七旅的历史传承和连队主官的战斗素质有关。七旅的历史渊源是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十九团团长胡炳云,建国后被授于少将军衔,曾任志愿军第9兵团参谋长入朝作战。连长白思才16岁参加红军,经历长征和平型关战斗,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团作战参谋,特别是团作战参谋这个岗位,让白思才锻炼了把握全团军事斗争的思路、谋划和实践的能力。直至今天的解放军,团作战参谋仍旧是青年军官的首先岗位。白连长在牺牲刘老庄时才24岁,已是身经百战、英勇善战的优秀指挥员。政治指导员李云鹏同样的年轻、同样的了不起,担任过文化教员、团政治处干事和副指导员。现存的李云鹏烈士的家书,从行文的字迹、行文的流畅、行文的情感,无愧军中才子。

       辉煌历程,将雄兵勇,铸就了铁骨四连。

       五是四连当时有多少人,是否有幸存者。淮阴区有周氏三兄弟,英勇抗日,皆为人杰,号称“周家三虎”。四连全部牺牲后,正是周文科、周文忠两兄弟亲手掩埋了烈士忠骨,并点数烈士为82人。当时有名重伤员,有经历者亲眼看到过,一说发现后不久就去世了,一说是过几天才去世,没有留下姓名,到今没有人知道82烈士中最后牺牲的人是谁。这也说明,在那个危急的时刻,新四军在团、营、连这三级的花名册是不健全的,主要是牺牲太多,兵员补充频繁,没有时间进行严格的政审、登记、上报,跟着部队跑就是士兵了。据原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张桂生回忆:四连副指导员左书明带领四连炊事班随营部和六连先行转移……敌人进入刘老庄后,挨家挨户用机枪扫射,我30几位伤员不幸全部残杀(这批烈士应不属四连编制)……这说明当时四连不止82人。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在一重要的报告中指出:我十九团一个连,被敌人1600人围击,从晨至中,除突围20余人外,余均壮烈牺牲。还有一说,四连副指导员和几名未成年小兵突了出去。可以肯定,四连不止82人,也不是全军覆没,还有幸存者。可能是考虑其它因素,对幸存者没有作宣传。

     上述的这些情况,文史工作者应当为后人们尽量留下最大限度接近真实的战斗的全过程。从敌我双方讲,一个连队死战殉国,都是值得记叙的事。敌军的指挥官、参战兵力番号及构成、火力配置等情况都应搞清楚,是对先烈们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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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2 20:51:19

主题: 万恶的资本主义:农业是怎样在40年里荒芜的
中国农业是怎样在40年里荒芜的?
作者:手抄报 发布时间:2018-06-09 10:15:26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大  |  中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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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鹤立鸡群数千年的中国农业是怎样在40年里荒芜的?

  这是一个40年沉重话题,

  一个中国最优势的产业衰落,

  13亿中国人的饭碗端在美国农民的手里,

  用不了几年,中国先进到消灭农村、农业和农民,

  中国人思想解放不吃粮食。

  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改革开放40年之际,从分田单干到乡村振兴是中国“三农”得失的深刻反思和重大转折。

  200年前英国经济学家琼斯评价中国农业时说:““它所具有的巨大生产力使之鹤立鸡群”,然而最近的中美贸易战暴露中国每人每年进口粮食200斤,还进口大量猪肉、棉花等巨额农产品,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数据依据。

  中国雄踞世界的农业是怎样在短短的40年里衰落、凋敝、荒芜的?

中国农业的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面临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非常严峻,已经不是粮食产量高低的问题。

  第一,农民绝后。80后、90后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人愿意种田,现在还务农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再过10年,中国可能就没有农民了,没人会种田了。

  第二,大量农田荒废。中国的农田是上千年农民开垦的,现在很多山区的土地已经撂荒,地堰坍塌,复耕困难。而靠近市、县、镇的大片良田被 工业园区圈占荒废。中国土地红线实际上已经不保。

  第三,农村荒废。许多远离城镇的乡村,年轻人进城打工,孩子进城读书,已经没有了年轻人,成了留守村,再过几年,就是无人村。

  第四,农村打工者进城后,生活艰难,几代人的积蓄都掏出来买房,大多数人沦为房奴和社会底层。而年轻人经商创业等经验不足,被 骗很多,不少人背上严重债务,难以翻身。城市化让中国农民付出了太高的代价,甚至是几代人的代价。

  第四,乡村组织垮了,村干部多成了村霸,人心涣散,要想组织起来做点事情非常困难。政府支持农业的资金大多到不了农民手里,大部分项目投资都打了水漂。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第五,农产品质量下降,高产量是化肥农药催生,粮不香,菜无味,还有纛,化肥农药严重超标,已经是不放心食品。

  第六,土地被板结毒化,已经种不出合格的粮食,不用化肥农药,化肥农药用的不多,也已经种不出粮食。七八成的土地已经是这样。如果要种出合格的粮食,需要休耕五六年,每亩土地需要投入4万元。这可能吗?

  第七,生态环境被 破坏。不只是城市和周边的环境被 破坏,山区的环境也已经被 破坏。化肥农药板结了土地,随着水流侵蚀山地,很多小生物被 毒死绝种,动物植物多样性被破坏,泉水不能喝,农村怪病多发。

  这不是争议是非功过的时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就是振兴乡村所需要解决的难题。

  我们现在扩大美国及世界农产品进口,意图是为中国农业的恢复争取时间,把13亿人的饭碗能端在自己手里。

毛泽东解开了中国农业难题

  今天,有人抛出自由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说中国不适合搞农业,中国不需要农业了,粮食进口就行了。

  因为中国多山区丘陵,不适合机械化耕作,效率太低,几百个农民种的粮食不如一个美国农民种得多。

  中国传统的农业模式已经被 现代化抛弃。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被毛泽东破解。

  今天,还有人在说毛泽东粮食配给制吃不饱饭,但事实是:中国粮食产量,1950年13212.5万吨,1975年28415.5万吨,是1950年的2.15倍。人均粮食产量,1950年239.37公斤,1975年307.46公斤,是1950年的1.28倍。26年间,中国人口增长1.674倍。粮食的增长满足了年均增长人口1488.96万人的吃饭需求。而后40年,即使有了化肥农药有催生,中国粮食的增长远没有毛泽东时的增长快,并且是逐年下降。现在吃饱饭,因为人口增长下降了,而且粮食大量进口。

  毛泽东对中国农业的贡献是千年历史功绩。

  第一,粮食产量和人口的增长都是历史性的。

  几千年来,中国农业都是小农经济,农民勤劳,但靠天吃饭。遇到干旱或洪涝灾害就可能绝收。一般年景,每亩一两百斤,风调雨顺,每亩两三百斤。毛泽东20多年,中国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田基本旱涝保收,而且科学耕作,旱田保收两三百斤,水浇田保收五六百斤。这个产量的突破和提高就是几千年农业的改变。正是农业的提高保障了中国人口的历史性增长。以前的人口增长不说,1840年,中国人口4亿,1949年还是4亿,100多年没有增长,1975年,中国人口8亿5,短短26年增长一倍多。这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可不是吃不饱饭所能否定的历史功绩。

  第二,毛泽东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均分土地,集体所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中国历史上被 多次提出,是人类理想社会,可是,只有毛泽东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实现了这一理想。不管旧地主及其后代如何攻击谩骂,毛泽东这一功绩都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赢得了中国农民的拥护而建立了新中国。

  第三,毛泽东把农民组织起来结束了中国的小农经济。

  有人说,毛泽东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又把土地集体化了,农民又失去了土地。这种观点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无知。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股份制,不是人们失去了产权,而是人人有产权。毛泽东通过土地集体化,把农民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在毛泽东的20多年里为什么能基本建立农田水利基本设施体系,就是因为组织了起来。别的不说,现在中国城市的供水体系也就是城市供水的水库基本上都是毛泽东修建的,这后40年除了破坏,基本没有再修建水库。中央台做过一个报道,湖南一个县的农民近些年返贫,原因是上世纪50年代,全县建立起水利系统,一年三收。而现在水利系统全破坏了,一年一收产量还低。现在又要修水渠了,可是修的水渠质量很差,偷工减料不能用。有人计算,要建设全县合格水利系统要近千亿投资,这个县的财政不吃不喝,几十年也建不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能在几年内建成全县的水利系统?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用GDP计算不出来的。有人就说,如果把中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现在的价格计算进GDP,中国今天的GDP将无地自容。

  第四,毛泽东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

  毛泽东是从一穷二白发展中国的,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而毛泽东27年就基本建立起中国的工业体系,走完了西方200多年工业化历程,西方发达国家所有的工业化产品,中国都能制造,并且能制造两弹一星、先进战机等高精尖产品。工业化的特点就是组织化协同生产,是流水线生产。而中国农业集体化就是现代化生产的模式,与中国的工业化相辅相成,实现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协调平衡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农业在早期支持了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就要反哺农业,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和乡村的城市化建设,毛泽东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今天来看,毛泽东这个现代的农村组织模式是多么高明,退回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多么愚蠢。

  日本韩国等农业和乡村发展,也证明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机械耕作的农业也能够发展,乡村也能繁荣,农业和农村不能抛弃。

中国农业的奇迹

  中国的“振兴乡村”是在世界贸易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今天的美国已经完全背离西方贸易自由化的价值观和信条,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其实贸易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都是美国霸权的翻版。

  贸易自由化产生于300年前英国的重商主义,而当时的法国则以重农主义对抗英国的重商主义。

  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重农学派试图以中国模式改革法国。

  法国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当时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将孔子与古希腊圣贤比较时,明显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

  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凡尔赛宫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路易十五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在杜帮编辑的魁奈及其门徒的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该书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曾经主持法国政务和改革。

  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而杜尔哥研究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策源地;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东道国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拟让他们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而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

  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及作出的分析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有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英国经济学家也重视对中国农业的研究。1830年代中期,东印度公司黑利伯里学院教授理查德•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赋税的来源》,是专门论述地租的经济学著作。对亚洲历来的土地所有制,琼斯也进行了可能是当时最细致的考察。琼斯看到,中国的农业是一种特殊情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它所具有的巨大生产力使之鹤立鸡群”,“帝国的物产同其亚洲邻邦的物产形成一个惊人的反差。….印度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被开发,波斯被开发的土地更少,而中国的土地则完全被开发,人烟稠密的程度超过大多数欧洲君主国。”

  正是中国发达的农业和富庶吸引西方殖民者开着舰炮奔向中国。

  断粮十天,人就死光!

  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其中涉及芯片、粮食和石油。

  世界最早的贸易战记录在2700年前一部叫《管子》的典籍里。

  《管子•枢言》说:“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无。......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 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唯有粮食。......一天断了食,等于过歉年;三天断了食,等于过饥年;五天断了食,等于过荒年;七天断了食,国土就保不住;十天断了食,同类皆无,全部都将死掉"。

  因此,齐国宰相管仲就使出一些手段,让一些国家为谋取暴利而放弃种粮,然后突然不再供应这些国家粮食,让这些国家断粮,灾民为活命纷纷投奔齐国,这些国家也只好投降齐国。

  《管子》一书还记录了“均田分力”的人类第一次土地改革,把贵族世袭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人口平均分给土地,投奔齐国的移民也分田地,因此诸侯国的奴隶纷纷逃亡齐国,使齐国迅速成为人口大国,“以人为本”称霸春秋。土地改革后打破了贵族世袭的社会,以“土农工商”四业分民和居住,建立国家行政体制。

  《管子》一书记录了大量当时农林牧副渔的资料,其中《地员》一篇是专论土壤学和种植学的,证明当时的农业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不输今天。还有《度地》一篇专论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及防水以及治理水患,其方法和组织今天还在沿袭。

  这是中国先进农业在2700年前的记录。

  《管子》是人类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但公知说绝不可能,农业社会的中国怎么能产生经济学。这等于证明他们也没读过西方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的经济学就产生于《谷物法》,而“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也是西方经济学名句和信条。

  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人要吃饭,要种粮,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进口粮食为生,说不定人家给你断粮,你就要死亡。断粮比断芯片要致命。

  中国要不要农业?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22 13:04:01

主题: 汉奸们最流行的工作方式
这是现在的汉奸们最流行的工作方式:

(1)首先拿出一个中国人民普遍认识的英雄事迹,比如刘老庄连,狼牙山五壮士,
     利用单方面日本军队的记录,    
     利用单方面日本军队的记录,
     利用单方面日本军队的记录,

来指出中国的记录是多么的错误,具体就是日本伤亡多么的小,中国伤亡是多么的大,例如这个LZ转发的东西。


(2)汉奸们也知道
              汉奸
              汉奸
              汉奸
这个词臭名远样,于是采取迂回战术来否认,最通常的说词就是:

   * 神剧歪曲历史,阿Q精神,才是对先烈最大的不尊重

   * 中国军队虽然没有中国人自己宣传的那么好,但是,
           虽败犹荣,
           虽败犹荣,
           虽败犹荣

    请问,世界上哪里来的这么多虽败犹荣?败了就是耻辱,没有荣誉。这个所谓的荣誉是汉奸们和敌人杀死你之后,对你的尸体,给出了"荣誉"。这算个狗屁的"荣誉"。


汉奸们的问题是,永远不去承认和理会中国军队方面的记录,只是单方面的死死的抓住日本或者美国的记录,认为只有他们的记录才可靠。

他们从资料的选取上,已经就是汉奸了。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21 21:43:37

主题: zz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 (六)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 (六)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08-21 12:36 已读 1825 次 16 赞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四日,开国上将杨成武逝世,狼牙山上的传说,到此告一段落。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日本冈山县冈山市的现任市长,在市政府网站中宣布,冈山市“改名”为桃太郎市。虽说是搞笑,但扩大了桃太郎这个神话人物的知名度。

这是两条时间跨度很大、看上去完全不相干的消息。之所以放在一起讲,是因为当年制造各类惨案、差一点杀死杨成武的,就是冈山人组成的一一零联队。

网上的旅游攻略可以查到,如果去冈山旅游的话,从已经成立了数百家中国企业的大阪出发,在JR车站售票处买JR-WEST RAIL PASS车票,乘坐西日本JR线路。上车后,搭乘新干线45分钟,就可以到达风景秀丽、人口也不很多的冈山市。从JR西日本冈山车站(岡山駅)出来,可以看见站前广场的桃太郎雕像:桃太郎是冈山市的市标。

https://www.popo8.com/host/data/201808/22/15/acff76e.png
图注: 桃太郎和它的动物伙伴

冈山市区并不大,往北区走与津山县铁路为邻,就是著名的冈山大学。在冈山大学教育学部体育馆不远的地方,霍然伫立着“軍人敕諭御下賜五十周年記念碑”,这是在提醒大家,日本曾有过一段军人执政的军国主义历史;正是在这个军国主义统治时期,发生了侵华战争。

如果顺着冈山大学往南走,过冈山大学的津岛住宅之后,就来到了被称作“冈山运动公园”的那个地方,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冈山练兵场旧址。这是一处综合体育设施的聚集地,中国人口过千万的几座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在内,似乎没有多少类似的群众性体育设施能与之相比。而冈山市有多少人口呢?不过七十多万。

中国跟日本的差距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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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 岡山市北区国体町。在保定地区同一分区八路军作战多年的冈山110联队,就诞生在这里面,一座叫作“将校俱乐部”的小楼房。其中联队本部设在今日综合运动公园(战前为练兵场)内偕行社(将校俱乐部),此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第三大隊本部设立在田町(现在的中央邮局附近),第九中队本部在下石井附近。

在冈山大学的北面,有一座旧陆军墓地,陆军中将广濑寿助题写的“满洲事变忠死者之碑”也建在这里。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军人墓地,要远长久于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也是冈山步兵的前辈军人安葬所在。很难想象得到,这个几十万人小城组建的一个步兵联队,相当于三千人的团,竟然可以在一分区根据地横冲直撞多年。

当时晋察冀八路军实力最强的第一军分区,控制着易、涞、满、定、徐、蔚六个县的部分地区,鼎盛时杨成武手下近两万兵力,却无法与这个冈山步兵组成的三千人联队当面抗衡。从一一零师团三八年建立后,到四四年撤离这一地区,八路军始终未能对这个联队进行有力的战术打击,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这就是当时中日之间血淋淋的实力差距。很多人都认为,落后不一定挨打,这句话偶尔是正确的;但是落后就意味着,如果对手要打你的话,人家只要伸出一只手,就能把你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奄奄一息;即使你手里有枪,即使你有战死沙场的勇气,也只能被追得满山跑,甚至眼睁睁看着战友身陷绝地,自己却无能为力。

把国家安全和百姓生命寄托在对手的“仁慈”或“文明”身上,能行吗?一九三七年的南京,已经给出了答案,几十年后还要装糊涂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今天,在冈山市遇到的日本人,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几乎都高出中国普通市民一截,这是有些伤感情却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很难把这些有良好教养的大小桃太郎,同四一年在狼牙山、唐县-完县后方医院大肆屠杀、没有丝毫人性的鬼子兵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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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一一零联队在花塔山的部署,联队长水上源藏大佐,红色为卫校血案大致发生地。日军一六三联队在唐县军城一带、110联队以南,不在杀人现场的范围之内,凶手只可能是一一零联队。

战争结束之后,一一零联队的幸存者同其他鬼子一道,回到了日本,没有人清算他们的罪行。此时的冈山,其实已经化为一片废墟,可以看当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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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这是空袭后的冈山市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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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这是冈山城周边的情景。

虽然说,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反战情绪浓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回到日本的鬼子们,不会因为执政轮替或政治运动,受到攻击或迫害。日本政府不管更迭如何,对战争参加者——不分党派、不分军衔高低和军职大小,对惠及所有人的抚恤、救济、退休、养老,以及政府之外的天皇“恩给”,一直都不间断发放,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由于这些扶助救济,许多战争老兵的家庭得以延续,许多战争老兵本人免于饥寒交迫之中。

对比日本,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真的应该汗颜。

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并没有认真抚恤自己的官兵,甚至连著名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幸存者,战后也得不到补助;导致有的人生活无告,不得不铤而走险谋财害命,最终被枪毙的惨剧。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从满清灭亡后的军阀混战中脱胎而来,带着相当多的封建习气,抚恤军人这种事情,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却还经历了另一层劫难,它的名字叫土改。

这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然而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东西,应该不存在禁区,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出来讨论。

聂荣臻的军事才能不够出色,这一点很多人心中都有数,但当他的下属,其实还是很舒心的。聂司令性格宽厚平和,经常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且很少记仇,算得上老好人。客观地说,聂荣臻最擅长的不是军事,而是民政。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一直非常稳定,极少主动折腾老百姓,军民关系如鱼似水,考虑到当年高度紧张的战争条件,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根据地主动搞起了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普遍做得很认真,尽量不激化社会矛盾,同时对军属、抗属或烈属进行一定的照顾,效果非常好。聂荣臻打仗可能不太行,但政治能力还是很到位的,地主觉悟也没有后来宣传得那么低。事实上在当年,地主家庭往往教育程度更高,拚了命跟八路军走的大有人在,支持聂荣臻搞土改的也不是少数。不流血不死人,老百姓照样可以翻身致富,即使是在内战失利、八路军败退张家口的最低谷,仍然有三四万农民加入八路军,成为野战纵队的新鲜血液。

一切平静,都在四七年戛然而止,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来了。

此时的毛泽东刚从延安撤出,正在山沟里跟胡宗南周旋,能保持军事指挥已经很不容易,无法面面俱到。身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晋察冀可以说是万人之上、一言九鼎,直接代表中央发号施令,领导聂荣臻的工作。

彭真也是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在延安整风时就是刘少奇的副手,本来要去东北开拓局面,无奈林彪做事比他更有霸气,根本不让他有发挥空间,最后只能以开土改会议为名,回晋察冀找刘少奇。这两个人一上任,晋察冀的领导们马上感觉到了不妙。

第一个不妙的信号,是刘少奇认为,晋察冀的土改搞得不好,应该学习晋冀鲁豫根据地先进的“太行经验”,搞“彻底的”革命行动。

所谓太行经验,就是把地主的财产抢得干干净净,还要让他“要饭七天、挑粪三担”,从人格上折磨到底,等他以为活不成了后,再把该分的土地给他一份,这样他就不敢反抗了,只会感激涕零地老实驯服。对那些政策上值得照顾的地主家庭(军属、烈属等),也不妨让人去斗,让群众“自愿”照顾被斗的人,反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肯定能分清好人坏人。

刘少奇给晋察冀的指示,就是推广这个无比荒唐的经验。先前已经土改的地方都要复查,各地成立所谓农会,所有事情交给农会解决,凡是农民不同意的就不能通过,甚至可以随意罢免县长。不管什么意见,只要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同意,就可以通过执行,所有政策都可以随便修改,没有任何人的权益能受保障。

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刘少奇还是有底线的,他认为,运动不能超过一个限度,否则就是过火。这个限度是指:第一,对地主不留最后生活,不留一亩地,通通杀掉;二,侵犯中农利益导致中农反对,只有贫农雇农同意,使群众分裂;第三,侵犯富农到消灭富农经济的地步。

事实证明,靠所谓的群众运动去执法,肯定是规定一套执行一套,办事的人无法无天,被办的人求告无门,碰到弱势群体需要保障权益的时候,只剩下写在纸面上的几句空话,根本不会认真落实。很快,各地开始了对地主的疯狂迫害,随处打杀地主富农,甚至连中农的财产也被抢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比鬼子还凶残。

从表面上讲,刘少奇的说法好象没有错。把权力都交给群众,由群众决定别人的生死和财产归属,就是实现了普遍民主,跟革命的最终目标走到了一起。但是,无情的事实证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单纯从宣传上看,贫农应该是个很正义的概念。他们勤劳善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拥有朴实的阶级感情,而且受到地主的残酷压榨,个个觉悟超高,拥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要稍加教育引导,立刻就能对革命事业无比支持。

然而事实上,贫农只代表一个农民财产的多少,绝不是道德觉悟的评判标准。最简单的事实是,八路军里面贫农子弟固然很多,伪军汉奸出身贫农的也有不少,甚至当年一分区反扫荡时,跟踪杨成武司令部的奸细论起成分来,也是贫农。

穷不穷,绝对不是人品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老爷子是明白人,因为他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流氓无产阶级。而在当年的根据地,敢在共产党统治下作威作福、把农民往死里逼的地主几乎不存在,最穷的都是些游手好闲的流氓,他们从不踏踏实实干活,只知道吃喝嫖赌,把一点家产败得干干净净,四处欺负老实人占便宜。抗日战争中,这些好吃懒做的闲人大都参加了伪军,日本投降后他们见风转舵地交枪,回家继续做流氓。老实巴交的农民们虽然不懂马列,却十分形象地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叫“胎里坏”。

平时没有事情,大家都努力种田,这些流氓闲汉没有市场,全都处在社会边缘。现在搞土改复查,要发动积极分子组织农会,这些有闲而穷得叮铛响的流氓、伪军、地痞们立刻闻风而动,第一时间跳出来投机,成为光荣的“贫下中农”领头代表。

相对有家有口的普通农民,流氓们显然具备运动的先天优势,他们敢想敢干,又没有良心上的负担,只要有好处,把亲妈卖了都不难过。而在刘少奇的纵容下,所谓运动界限很快就成了没有界限,那些人可以没收别人的财产,可以凭喜好关押刑讯,可以把女人当成胜利果实随意分配享用,任何干部军人敢提反对意见,都能绑起来随意处死,不用负任何责任!

经济学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市场没有约束,劣币会很快把良币驱逐出去。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地方没有法制或规范,马上会兴起无数流氓集团,最后胜出的,一定是最恶、最没有底线的那批人。在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亲自过问下,晋察冀的土改运动,很多基层农村的政权都被控制在“胎里坏”们手里,爆发了一幕又一幕惨剧。

刘少奇是四七年四月到晋察冀的,下车伊始就对土地改革进行了批评。五月六号,他要求冀东贯彻“太行经验”,整个晋察冀开始复查。七月份,中央工委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痛骂晋察冀土改不力,把原因归结为“党内不纯”,并当着所有人的面大骂聂荣臻“占着茅坑不拉屎”,把聂老总憋得满脸通红,连笔记都记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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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毛泽东仍在山沟里跟胡宗南打转,此时距离他发现问题要求纠正,还有将近半年,在这段时间里,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都变成了一片地狱。为了多吃多占、侵吞财产,农会里的“积极分子”们已经到了穷凶极恶的地步,随意对任何人凌辱行刑,甚至斩尽杀绝,而且不分军属烈属,甚至连干部也敢乱打滥杀,无人能管。

刘少奇的本意,是借农民运动巩固基层政权,但实际效果,却是基层政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晋察冀土改很快变成了一场杀人为乐的闹剧。哪个村不打死几个地主,上级就会说农会没有战斗力,不算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要求加大运动力度。在这种暴虐的鼓励下,不少地方都把地主绑在马后,再挂一串鞭炮在尾巴上点燃,马受惊跑出去,人也拖死了,充分起到音响和视觉的双重效果。每次碰到这类场景,部队领导只能让官兵躲起来,不让看这种惨景,因为不少人家里也被斗,看了会影响军心。

四七年八路军从张家口败退后,四旅旅长、当年的一分区司令肖应棠,曾经同政委龙道权、部下姚雪森等人,回到易县和满城公干。他们亲眼见到土改运动暴虐杀人,而且还骇然发现,当年在狼牙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八路军的村长、干部,竟然大部分都消逝不见,原来是被杀掉或逼跑了,欺负他们的那帮流氓,很多都是从前的伪军!

如果说村长有钱、所以打死活该的话,没有钱的农民也倍受欺凌,却是他们想不到的事。杨成武亲自表彰过的劳动模范崔洛唐,明明是贫农,只因为照顾八路军伤员有功,政府奖励了一头骡子,竟然被强行划成富农,倍受打击;甚至连狼牙山五壮士中的宋学义,腰伤复员在南管头村,贫农团也要刁难,叫他回河南老家开“成分证明”,否则不给分地,要断他的生活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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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曾经在抗战最困难、最黑暗时,无私支援八路军的农民兄弟崔洛唐。当年崔大哥四处讨饭,养活八路军寄养的伤员,自己独自挨饿,却因为杨成武奖励模范有他,土改运动时被斗得极惨。

别人碰到麻烦还说得过去,狼牙山五壮士都不能幸免,顿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当年要他们打鬼子的时候,从来不要求什么成分证明,难道抗战胜利用不着人家了,就能这么作践吗?!

从易县一路走,肖应棠等人一路看,相关暴行惊得他们合不拢嘴,不断有人找到他们诉苦。最离谱的是,当年在狼牙山脚的蚕姑陀有座庙庵,里面的道姑一直支援抗战,为保满支队做了大量情报、后勤工作,为此曾遭到日伪军严厉报复,有的被杀、有的受辱或拷打致残。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政府没有一点抚恤,反而成立了所谓贫农团,为了侵占庙产把她们都打成地主分子,反复侮辱批斗,再度往伤口上撒了一大把盐!

蚕姑陀的道姑们能把冤情记下来,是因为随行的姚雪森沿途记下了见闻,没有搞舆论导向之类;随行的军医更是义愤填膺,对那帮杀人无度的暴徒流氓,进行了严厉谴责。

别人得罪贫农团,立刻就有杀身之祸,军医痛骂他们,却啥事也没有。因为这位医生身份特殊:她是肖应棠的夫人,又是长征过来的干部,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威望,谁吃错了药跟她过不去,那是自寻死路。贫农团都是帮欺软怕硬的家伙,不少人当年还在鬼子手下混过,天天想的除了害人为乐,不过是多贪一点吃喝财物,哪敢跟这位女中英豪正面相对。

光谴责是没有用的,那帮流氓甚至前伪军压根就不懂要脸。不少人找肖应棠,是希望他能出面干涉,或至少帮一点忙。

比起奔走无告的穷人,肖应棠应该算个大官,然而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军区给军队下过死命令,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地方土改。他只能告诉这些人:我只是个旅长,没有多大权力,还是去冀中找杨司令想办法吧。

从易县跑到冀中去告状,显然不大实际。政委龙道权心细如发,马上跟肖应棠商量:我们不能干预土改,可不代表说,我们不保护抗战积极分子啊。

肖应棠是个聪明人,立刻明白了这句话的含意。于是很快地,四旅宣布,在蚕姑庙观设立伤病员休养所、在满城县设后方留守处,利用军队的便利条件,安置了一大批土改受害人。

其实在当年,还真有跑到冀中找杨成武诉苦的,包括从前的一分区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卢家在易县也是旺族,一直无私支援抗战,却在土改时被整得死去活来,整个家族几乎灰飞烟灭。身为冀中军区司令,杨成武的权力就大多了,他不仅把“贫农团”要害的人留在军队里,妥善保护,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同曾任专署专员的李耕涛等人联名发出公函,严肃要求易县县委、县政府,对一分区留下的伤病残老兵、军人眷属在土改中予以关照。

已经到了冀中,还去管从前一分区的旧事,尤其是插手土改运动这种政治禁区,杨成武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如果没有他“顶风作案”干涉土改,很多人根本活不到建国。

几年后,这次暴民土改被平反,受害者纷纷控诉,甚至有被断掉一条腿的村民悲愤不已,在墙上写下“比法西斯还残忍的三十六种刑法”字样;而对成为残疾的那些人来说,能否活过十七年后的文革,还是更严酷的考验。直到土改运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总算能讲一些大实话了,终于能在过来人的回忆里,看到当年土改愚昧、残忍的一面,以及所谓贫农团的贪暴本质。

但是,这一切对刘少奇和他的副手彭真,没有触动。

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后来的解放军,基层政权都是命根子,如果不及时纠正,将面临灭顶之灾。问题是,有关部门打着“依靠群众”“相信民主”之类口号,推行极端恐怖的愚昧政策,已经把小农思维的狭隘发挥到了极致,谁给土改提意见,随时可能被扣上“跟群众作对”之类罪名,连性命都不保。大伙要么愤而反水,要么噤若寒蝉,听凭大船向礁石驶去,没有人敢多说一声。

一九四八年五月,傅作义主力直指河北、意图南下,晋察冀野战部队立刻出动七个旅,北上进攻热河西、冀东地区。打到冀东后,野战军奇怪地发现,周围的村子情况十分诡异,接二连三燃起连天大火。派侦察员去察看,只见一群群男女都是疯疯癫癫,有哭闹的、有惨叫的、还有敲锣的,各自手持菜刀、杀猪刀、柳叶刀、棍棒等物,见面就互相大声喝问:“在,不在?” 

如果说“在”,就跟着他们的人群走,进村里随便拿东西、随便吃喝、随便找姑娘玩女人,随便杀人烧房子,没有人能管。而如果说“不在”,立刻就是乱刀齐下。

按工委的土改理论,这些是百分之九十的群众都支持的运动,也是最大的民主,地方部门及军队都不该、也不能干涉。事实上这伙疯子也无人敢管,有解放军战士前去阻挡,被他们当场砍死,大家都是惊骇莫名。

先前只在周边闹闹事,军队可以假装看不见。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很快消息传过来,有支两千人的农民大队,正向部队驻地进发,眼看着就要冲着四旅十二团一营的村子来了!

中央工委有命令,军队不得干涉土改,必须大力支持群众运动。偏偏“翻身做主”的革命群众不给面子,竟然疯疯颠颠地杀来了,大家都是面面相觑:开枪肯定不好,逃跑也不叫事,到底该怎么办呀?

找刘少奇咨询对策,自然来不及,大家只能向团长、县委书记请示,毕竟当地最高军政首长联合做的决定,出了什么差错也有人担着。

很明显,军政首长们对这群混蛋都是痛恨之极,给出的命令十分简单:开枪!

不需要多说什么,一营立刻架起了四挺重机枪、十二挺轻机枪,开始对空射击,步枪手就没那么客气了,直接瞄准人群中的凶汉打。这伙疯子自然是如鸟兽散,部队虽然没有张扬,还是悄悄统计了一下“战果”:一共俘虏三百多人,大部分是老人和妇女;打死二十多人,男女都有;打伤七十多人,男人居多,也有妇女和小孩。

看着一地鸡毛的积极群众,营长又好气又好笑,当场下了命令:各连卫生员带药箱,抢救受伤的小孩、女人和老人(似乎没叫抢救男人)。 

如此丢人的事情,实在不好说是政府领导,四旅政治部只得宣布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调查结果:这场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有国民党北宁铁路交警总队在背后唆使,加上还乡团、反动道会门等联手。

不久后,四旅打掉了这个交警总队,作为对群众路线的拥护和支持。

四旅政治部的说法,显然有点站不住脚。事实上,几乎整个冀热察地区都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四八年五月的冀东,更是运动疯狂化的重灾区,很多地方的土改运动,已经发展出了类似邪教的征兆。在这段时间里,冀东很多干部家庭被镇压、本人被批斗,都是在那一时期投奔了国民党;还有许多当地老百姓无法自保,只能舍弃家园一走了之。老百姓走了,仅剩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没法单独留下来,只好也走人,于是村子成了无人村。

这一次的“无人村”,不是日本鬼子的暴行,而是刘少奇的土改运动造成的。

尽管在朱德的努力改革和指挥下,晋察冀野战部队在军事上由衰转盛,并且对冀东局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政治上因为疯狂土改丧失民心,根据地仍然逐步走向衰落,一九四八年初达到了顶点。当时的冀热察地区冀东行署主任张明远有过精辟的总结:“树敌过多,把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群众武装起义(如遵化、平谷、迁安)。”“(土改)错误严重性有些被胜利所掩盖,造成的恶果被胜利抵消些。(如)冀东地区的战争再延长三、四年,冀东解放区会不会变质,是很难说的。”

张明远努力修饰,甚至把暴动说成群众对根据地政府“武装起义”,实在是煞费苦心。不过仍然有一件事说不过去:群众如果搞的是武装起义,那国民党交警支队就该是支持群众起义了,为什么四纵要打他们呢? 

晋察冀的土改运动,最后还是被叫停了,原因是太过极端愚昧。随着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华北迅速宣告解放,一切仿佛都淹没在浪潮中。但是,它的影响,却不是可以随意抹消的。

随便拉出个小学生,也知道区分起码的好坏。然而在各种政治口号下,竟然让复员的汉奸伪军横行胡来,对抗日有功的军民大加迫害,甚至狼牙山五壮士也不放过,这种事情,就是把马克思老爷子从地底下请出来,他也绝不会认可的。

多少年来的事实证明,凡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冤案,绝不是什么路线一时偏离,肯定有坏人和极度愚昧的人搅在里面,从中作梗。这些冤案,都是他们合伙炮制出来的。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出现这样的现象,只是几十年前的偶然历史。事实上,这些事情的影响,可以一直算到今天,只要看看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案的诉讼过程中,几个老人为了烈士声誉四处奔走,各级官员们纷纷摆出一幅势利冷漠的嘴脸,就该明白根子烂在什么地方了。

--很难想象,一个人要下作到什么地步,才会挖空心思地诬蔑抗日英雄炒作自己;而事情发生之后,整个社会不是冷眼看笑话,就是当成所谓“历史真相”大肆张扬,本身就是危险的兆头。

一个人做汉奸败类,几乎不需要成本,还能获得社会资源的优先供应,先是成家立业,然后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果誓死抵抗侵略者,不是死是鬼子的刺刀下,就是死在摇身一变的流氓手里。类似晋察冀土改的政治运动,危害绝不是伤几个好人那么简单,它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政治生态从根源上出了问题,变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景象,最终权力将集中到那种极度虚伪、毫无底线的流氓暴徒手中,他们呵护和培养出来的,往往是下一批更自私、更无底线的暴民。

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还能够得到抚恤的军人、军属有多少,就实在不好说了。

杨成武开创一分区的时候,他的独立团有一千七百人,除掉一千五百老红军外,还有两百陕甘新兵,能活到战争结束的,大约占七分之一。而在一分区鼎盛时期,正规军加上民兵、游击队,一分区自称“八路”的,怕不下两万人,这里面相当一部分人,都在惨烈的战争中牺牲了,大部分没有留下姓名。

十四年抗战里,牺牲的中国军人数百万计,很少能够留下姓名来。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个数字,或者当成战争的消耗品,消逝在茫茫大地中,能有自己记录的,几乎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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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这张照片里阵亡的中国士兵,已经不可能查清姓名了,唯一知道的,是日军在山东战线作战时,在彰德拍下了这张照片。--中国人啊,什么时候都要有点骨气,你就是战死了,你的对手也会敬重你,永远不要为了一已私利,跑去做汉奸。

日本比起中国的长处,是自明治维新以后,它建立了完善的户籍和兵役制度,对每一个参军者是活、伤、还是死,都有清晰的踪迹可查;无论在战场上死亡或失踪,总有一个通知书送到家中,做一个交待。以后这个家庭凭一纸通知书,就能办理抚恤和天皇的“恩给”手续。比起那些至死都未能留下姓名的牺牲和死难者来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完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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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日军有明确规定,战殁者遗骸要尽量由战友保管、携带归乡,家属享有相关抚恤。

相对而言,战争年代的中国军队如一本糊涂账,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在已经大致掌握了每个干部战士的姓名籍贯之后,仍然有大批牺牲者的死亡通知书被随意丢弃。最明显的事例,是东北剿匪牺牲的英雄杨子荣,他在东北立功牺牲,他在山东的亲属竟然从不知道他的下落,土改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匪属”,受尽屈辱。英雄模范尚且如此,其余普通小兵就更不用说了。

长达数千年时间里,中国都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底层民众的死活没有当权者放在心上。基层干部战士的死亡通知书被随意丢弃、甚至在旧货市场上贩卖,就是这种思维的残余体现。杨子荣烈士在解放后几十年间,竟然没有任何军队的公职部门去寻找过他的家属,更没有人想过如何抚恤,这是几乎不可想象的冷漠和麻木。

在当年的抗战地区,询问一些村庄参加过八路军牺牲的家庭时,几乎回答都是一致的:“绝户了。”很多人在为极度贫困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叫屈同时,并不知道那些处在底层的八路军老兵家庭,很多同样在历史的车轮下碾得粉粹,不复存在。

同样地,在解放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从没有被军史部门认真研究,更没有费神去搞清楚相关战史经过、以及对阵的敌人番号,连展览陈列室里的内容都有问题。直到最近几年,围绕着狼牙山五壮士的谣言不断,军史部门才不得不介入进来。而时隔几十年,仍有家庭在四处寻找,抗战时期参加军队的家族长辈;或者四处凑钱,让流落他乡的老兵回家看一眼。

几十年后,侥幸余生的中国军人,不少仍然生活在困顿中。他们中间幸运的,能得到志愿者的捐赠和供养,更多的人等不到姗姗来迟的认可,已经提前回归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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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志愿者关爱抗战老兵时,拍下的老兵住所照片。为了尊重隐私,没有放老兵的相片,如果把它们同冈山市图片放在一起看,将分外刺痛。

我一直认为,应该让地方官员都去这些地方住几年,同老兵们换一下位置,比什么廉政教育、组织栽培都管用。如果这都不能提高觉悟,那就该学杨成武的做法,把官员们埋到蝙蝠岭--对国家民族绝对不会有坏处,您说呢?

真实看过这些家庭的惨剧,对比各级官员的冷漠与不作为,大概才能理解,为什么现今社会里,频繁产出那种无底线的精日分子。一个社会,把优异的资源倾给这种流氓,培养出各种精奇的败类,却让卫国战争老兵贫寒无告,本身就说明,这个社会开始烂根了。

我们可以看到,那位倍经呵护、大骂自己祖国“恶臭你支”的优秀党员洁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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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表“恶臭你支”等言论后,这位精日的“支豚”(注:引用其本人语)仿佛受到了严密保护,除掉罚酒三杯式的处分之外,听不到下一步消息。唯一的传闻,是下面这条没有确认、也无人出来澄清的传闻:



对这样的事情,似乎也没有必要惊奇,因为主管教育的高校,不少都变成了官本位的机关,校长除了威胁学生家长的英武本领外,连汉字都不一定能认齐。他们满脑子做的学问,多半还停留在这一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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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洁洁良暴露了,千百个洁洁良还在继续,只是把话藏在心底而已。看过这些人的表演,再看看这几张照片,是不是很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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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汉奸流氓横行,从来都不是好事,或者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崩坏,或者是对善良平民的残酷压制。

公元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七日,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逝世。

作为老革命,赵志珍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杨成武逝世后,她就是一分区老伙伴们团聚的核心,不少回忆文字就是在她关照下,才得以留下来的。随着她的离去,多少传奇消逝在时光中。

黄沙百战,多的是黄山埋的功名,流水逝的悲歌,而后人能看到的,不过是经过修改后,千篇一律脸谱化的宣传文。从某种程度上讲,那种套话联篇的八股宣传,起到的效果有时跟抹黑差不多。

在研究狼牙山和一分区历史上,有一本重要的书不能不提,那就是日本一一零联队老兵们,编纂的冈山步兵一一零联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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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宁次上任前后,华北方面军已经开始建起战俘营,关押八路军战俘。被俘的八路军战士虽然会受到拷打折磨,甚至卖到东北做苦工,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活到了抗战胜利。其中一一零师团在石家庄设的战俘营,关押的大都是冀中冀西俘获的八路,一分区官兵极少。原因并不是一分区没有战俘,而是他们对誓死抵抗、顽强制造“麻烦”的一分区十分残酷,大部分被俘官兵都在现场被杀害了。 

在一一零联队的记录里,没有日军对八路军女学员和伤病员屠杀的记载,也没有屠杀俘虏的记载,一个字都没有。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一一零联队的老鬼子们,对女学员、对八路军伤病员、对战俘平民的屠杀,从来都是只字不提的。 

但他们对一一零联队行动的记载,已经清楚揭示了一九四一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到底是哪一支部队活动在屠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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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右下第一人,就是狼牙山作战记录的执笔者;上述这些日军老兵,当时应该都在屠杀现场:杀人凶手是110联队这三个大队之一,或者三个大队同时都是,这是毫无疑义的。

不敢承认历史,罪行就不存在吗,怎么可能呢?你自己不写,会有中国人把你记得牢牢的呢!

我不止一次,仔细凝视这个矛盾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是我的敌人,必须要进行历史的清算;在历史和现实中,他们也是我的朋友和老师,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以及中国人缺乏的民族精神。

作为同时是加害者和受惩罚者,日本对美国惩罚它的历史喋喋不休,而对它加害于中国大陆的历史却装聋作哑。所以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日军在华北同晋察冀军民相持的这段历史,几乎不见有日本老军人出来忏悔。你越是闭口不谈这段历史,中国人就越是往深处挖掘,反复审视这段历史——看谁耗得过谁?!

谨以此文记念那些曾经为国奋战的勇士!!!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21 12:28:56

主题: 美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历史,包括上甘岭
https://www.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214352419899139

美国大使馆信口雌黄,化武黑历史岂容抹煞
云泊天兮 发布于 2018-03-05 23:22:58 举报
阅读数:815
中国有一句古话真的值得铭记:听其言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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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在二战历史观上竟然罔顾受害最深的中国人民的感情,变着花样为日本的二战罪行洗白。在众多网友与媒体的批评之下,不删除微博,亦不公开道歉。说日本没有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中国人民,美国,你究竟意欲何为呢?


晋·孙盛《晋阳秋》:“王衍,字夷甫,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

《颜氏家训》: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由此得出一个成语:信口雌黄,意为不顾事实,随口乱说或妄作评论。

2月28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关于世界化学武器使用情况更新,其中有一句话:“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虽然是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但敌对双方都没有使用化学武器。”这条微博随后得到了美国在华各领事馆微博的转发。




这就是美国官方看待二战历史的态度吗?这种美国历史观也真是奇葩,轻轻一句话,就抹煞历史上的存在。比如731部队在中国的罪行,比如越南的橙剂。嗯,用网友的话说:

    “化学武器是由美国定义的:橙剂不算。是不是二战组成部分美国人说了算:中国没参加二战”。

呵呵,不知道美国政府看到中国网友如此的教育会是一种什么心情,但其厚顔无耻却也是无人能及的了。直到今天,这条信口雌黄的微博仍然悬挂于美国大使馆官微上。真是奇葩年年有,今年最夸张。

这条官微有提到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好奇心之下,百度得知:《日内瓦公约》全称为:《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也称《日内瓦议定书》。

1925年6月17日国际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管制武器、军火和战争工具国际贸易会议"上通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37个国家签署。

1928年2月8日起生效,无限期有效。

1969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3A(XXIV)号决议,确认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禁止使用一切化学武器,不论是作用于人或动物、植物的。

至1984年12月31日,批准或加入的共108个国家和地区。

由此得知,一:美国,日本,都是《日内瓦公约》创始成员国。二:期限无限,意味着永久有效。那么我们就来对照着看一看,这二个国家是如何坚定执行公约的吧。毕竟他们是契约精神的榜样国嘛。

按美国大使馆官微说法,二战中没有国家使用了化学武器。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吗?百度即知大概。以下资料全来自于网上公开资料。
日本篇

2017年8月13日晚上9点至9点49分,日本NHK播放了一期特别节目《731部队的真相》,发掘了日本731部队超过20个小时的认罪录音,完整还原了这支部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2018年1月21日,NHK又播出了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的丑陋罪行。

2016年11月1日,中国军网公布了以下事实:

1938年,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曾召开在华外国记者招待会,通告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反人道行径。他说:“关于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我们希望,各国拥护国际法及人道主义的政府,个别向日本提出警告。各国广大民众……痛斥日本的兽行,以全世界压倒的姿势,来阻止日寇在鲁南准备施行惨无人道之化学战争”。

1999年7月,中日两国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

2003年,中国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侵华日军遗留芥子气毒剂伤人事件,43人不幸中毒,其中1人死亡。





2010年9月,中日双方在南京举行了销毁日遗化武启动仪式。仅在南京及其周边县市就销毁日遗化武35681枚(件),处理废弃物250吨。

2012年12月,石家庄销毁日遗化武设施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北方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第一站。截至2015年9月,共销毁石家庄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天津,河北唐山、邯郸,山西大同、寿阳等地的日遗化武1965枚(件)。

截至2016年10月,已安全回收日遗化武5万余枚(件)。

美国政府看不到中国人民至今仍在蒙受的二战期间日本遗留在中华大地上的化武苦难吗?还是良心让狗吃了?
美国篇——朝鲜战争

1952年,美国开始在朝鲜,中国东北地区,利用飞机大范围投放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造成久已绝迹的鼠疫重新流行。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大量的当地不存在的品种的昆虫经美军飞机散布下来,最密集之地达到了一平米1000只之多。造成大量志愿军战士患病,甚至死亡。在俘获的25名美军飞行员16万余字的供辞中,美国是无法洗白的。





2011年5月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KPHO电视台邀请曾在驻韩美军基地服役的3名美国老兵做客一档访谈节目。老兵回忆,30多年前,他们在韩国一处美军军营内掩埋大量可对神经系统产生剧毒作用的“橙剂”。揭开了朝鲜战争美国使用化学武器的面纱。

1951年5月6日,美军的B-29轰炸机飞抵北朝鲜南浦市,投下大批毒剂炸弹,散发光气毒剂,造成一千多人中毒,400余人死亡,这是朝鲜战争中受化学武器伤亡最大的一次。

1951年7月6日,2架美国战机飞抵元山港上空,播洒芥子气毒剂。

1951年10月4日,美军在秋季攻势中也使用了化学武器。美军用远程火炮发射毒剂炮弹,爆炸后发出大量毒雾,中毒者呼吸困难,双眼流泪,昏迷不醒。

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多次向志愿军的坑道内投放毒剂手榴弹。

1953年开始了停战谈判,为了获取谈判桌上的优势,1月31日,志愿军23军201团一处阵地遭到美军毒剂炮弹袭击,13人中毒,5人死亡。2月5日,美军又向该阵地发射毒剂炮弹,有20人中毒,多人死亡。

在1953年一年中,志愿军遭到美军化学武器达袭击89次。
美国篇——越南战争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南部以及老挝、柬埔寨的300万亩土地上喷洒了上万吨的化学毒剂——橙色落叶剂、500磅的二氧岂以及CS、DM和CN毒气。

越南通讯社报道说,至少有300万人受害,制造了五十多万橙剂畸形儿并使两百多万越南儿童遭受癌症和其他病痛的折磨。

美国有线电视网1998年6月7日揭露说: 1970年9月,美军在老挝发动的一次名为“台风”的行动中使用了雾状的沙林毒气,导致100多人死亡。

1975年,美国撤军,但6700万升橙剂永久留在越南十分之一范围的国土上,至今仍在祸害越南人们。




美国篇——其他地区

据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威廉 布鲁姆(William Blum)在他2001年出版的《谁是无赖国家》(Rogue State)一书揭露,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美国把巴拿马大的一些地区用作各种化学武器(包括芥子毒气、VX、沙林、含氢氧化物)的试验场,总共使用了上万吨的化学弹药。

1989年12月美国入侵巴拿马期间,美军直升机和飞机对巴拿马市附近派科拉村庄投下了一种化学武器,灼伤当地居民的皮肤,从而产生剧烈的针刺疼和腹泻。

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向伊拉克出口了大量生化武器及相关设备如化学弹头填充设备等。

《外交政策》的文章说,“1988年初,萨达姆军队发动四次(对伊朗的)大规模进攻,都先使用了芥子和沙林两种化学武器,而这四次进攻都依赖美国提供的卫星图像、地图和其他情报。”

2015年6月22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news)报道,美国政府首次承认,二战期间曾用士兵进行化学武器人体试验,并根据种族将他们分类测试。有数万人参加了相关试验。




1943年12月2日晚,意大利南部紧靠亚得里亚海的巴里港遭到德军飞机轰炸,其中一艘船上秘密装有100吨芥子气。造成几千人死亡与受伤,并在当地造成了巨大的恐慌。这批芥子气是处于极度保密状态下运输的,目的地是位于意大利的一处盟军补给站。

2013年在叙利亚政府军是否使用化学武器“屠杀”反政府武装及平民问题上,除了西方媒体高大上的对叙利亚的指责以外,还盛行一个阴谋论。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个阴谋论,主要是因为其推论太为靠谱了。此阴谋论认为美国才是叙利亚发生的化武攻击的幕后主使。主要理由就是黑客截获有美军与叛军的邮件往来中提到此事,厨房沙林与军用沙林存在巨大的差异。这里附上文章,各位自行评判。

宋丽丹:《美国是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吗? 》

中国有一句古话真的值得铭记:听其言观其行!!!

美国大使馆如此高调的双重标准,确实是够无耻的。正人先正已,作为《日内瓦公约》的发起国,创始国,却不能严守契约精神,又怎么好指责别人呢?自己屁股上还夹着屎呢!

而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在二战历史观上竟然罔顾受害最深的中国人民的感情,变着花样为日本的二战罪行洗白。在众多网友与媒体的批评之下,竟然不删除微博,不公开道歉。

说日本没有使用化学武器对付中国人民,美国,你究竟意欲何为呢?

不来参加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仪式,现在竟然又在中国人的伤口上洒盐,这样的美国真可恶!​​​​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20 18:57:03

主题: zz 贾晋京:朝鲜战争之后,全球格局变化与中国的崛起
贾晋京:朝鲜战争之后,全球格局变化与中国的崛起

说明:本文写于2010年末,是为纪念中国参加朝鲜战争60周年而作。发表于《天涯》杂志2011年第1期,链接见:http://www.qikan.com.cn/ArticlePart.aspx?titleid=tiya20110101

  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60周年之际,可以说媒体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朝鲜战争历史过程本身的回顾,而对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影响关注不足。即便是关注朝鲜战争影响的,也大多着眼于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意义。至于分析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带来了何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如何改变了全球格局的,则少之又少。

  实际上,朝鲜战争就战场范围而言,可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影响所及,却远非“局部战争”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甚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这种后果有不可忽略的关联。


  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六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   当我们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国传统时空观意义上的循环之际回首这场“立国之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六十年历史时空的意义,甚至更长远的历史与未来。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

  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主权;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

  典型的传统国家如清代中国,存在属地和属人双重意义上主权随着与首都距离渐远而递减的状况,导致帝国存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在外围地区的边缘地带,国家没有明确边界,居民与国家间也只是疏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同时隶属于清国和别的国家,而事实上与两个国家都只有松散的联系。

  打个比方的话,传统国家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形状”,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叠地区,可以像两圈相遇的涟漪一样存在“波形叠加”——这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乱之源。而现代国家则是一个边界线明确的图形,两个国家之间不允许存在边界线交叠。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多次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但到朝鲜战争之前,都由于版图破碎而未能确立唯一主权,至于明确边界线则更无现实可能性——就连边境地区的系统勘测都做不到。

  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地区,在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就意味着领土可以被分割,法权可以被割裂,并且无法拥有完整的对外主权,实际上19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

  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过前述的“波形叠加”情况,如在现今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19世纪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到中国东北地区开荒,这就是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源头。朝鲜李朝当时也曾事实上出于传统国家属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员向这些朝鲜族平民征税。在传统国家体系中,这些朝鲜族居民向中国纳税和向朝鲜李朝官员纳税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国家体系中是个“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的问题。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框架下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主权,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

  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

  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入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师之势的。甲午战争使中国付出旅顺大屠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惨痛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势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在中国宣告灭亡。而这一惨痛历史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才过去不到5年,相信这不能不构成中国做出参战决定的主要考量之一。

  从海上区域来看的话,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国的海防前沿线就在山东威海到朝鲜梦金浦里地区(角状突出)一带,这样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这条海防前沿线内侧。而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入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话,2010年的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就完全可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一带海域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丧失制海权的大东沟海战所在。

  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主权的国家的基本要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沈阳—大连一带密集。东北的工业体系是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把伪满洲国当作日本本土来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工业规模已超过日本本土,拥有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3年时,伪满洲国部分产品产量占全中国(含伪满洲国在内)比例为:煤49.4%,生铁87.7%,钢材93%,电93.3%,硫酸69%,水泥66%,机械95%。东北铁路里程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为22000公里。

  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只要看到时至今日韩国民间仍有所谓“间岛地区”(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主权属于韩国的叫嚣就不难明白。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完成146个)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





  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并最终使得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华态度从对抗转为合作。

  发轫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则是结盟关系:拥有强大武力的大国通过安全承诺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同盟并与外部同盟对抗,被纳入同盟的国家会丧失一部分国家安全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并有可能丧失经济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战前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拥有最大规模殖民体系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二战后美苏崛起为新的主导者,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缔结盟约的核心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都在力图把更多的区域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只能被大国纳入同盟体系的命运。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二战前亚太区域的霸权国家是日本。二战后日本被打败了,亚太区域形成“权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权国家美苏在这个权力真空角力,谁也排挤不掉谁,所以形式上由就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没有大面积的责任真空地带的表象。

  而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却改变了全球只能由美苏两国主导的格局。因为战场上的事实等于宣告了世界体系中的“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殖民秩序的反抗,促进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

  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成了一枚不得不强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总结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意味认为:“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战争拖延不决造成的纷扰不安,而是美国(对战争结果)竟然容忍接纳。”中国成了美国阵营打不败的对手,只好勉强容忍。而对于前苏联而言,中国的胜利也并非利好,在确认中国不可能像东欧一样被纳入苏联的同盟体系之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这样,中国实际上成了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中国成了国际格局中事实上的大国。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

  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外围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30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60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

  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




  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

  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Treasury-FederalReserveAccord)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为了尽量少还钱,这些公债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38%提高到45%。

  不过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举债措施,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剑桥美国经济史》数据显示,从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增加了139亿美元。而截至1958年的统计表明,美国政府在朝鲜战场上的总投入约500亿美元。一个可比的数字是,2003-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费用大约为4920亿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1958年的1美元约等于2008年的7.4美元,因此,按照2008年的标准来看,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的支出约合3700亿美元。剔除战争税、债务偿还、美元贬值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当年在朝鲜半岛的实际花费与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虑到时隔50年美国经济总规模的巨大差别,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是超过伊拉克战争的。

  本来由于1947-1948年联邦财政出现了预算盈余,美国公众普遍预期政府不会再发行公债了。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改变了。1950年末,美国出现的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称:“朝鲜战争激化了财政部和联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战争带来投机繁荣,提高了市场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着如果将政府债券维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将导致货币存量扩张到联储无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了严重赤字的可能性,这使得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市场的状况高度敏感。”

  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激烈争吵,最终,1951年3月,双方达成了《财政部—联储协定》,根据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

  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
  
  《财政部—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美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

  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带给客户的回报率较低的金融购机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根据美联储官方统计公报数据:1950年在各类金融机构总资金量中,商业银行占比为50.8%,人寿保险21.1%;197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37.4%,人寿保险14.5%;199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27.0%,人寿保险11.1%。而与之相反,属于基金和金融公司类的机构占比情况为:1950年,合计约15.7%;1970年,合计约32.9%;1990年,合计约52.7%。

  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欧洲出现了“美元短缺”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规定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当时美元的供应量依然受到黄金数量的硬约束,并且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部—联储协定》之后,美元数量的堤坝崩溃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却凿通了。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8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泛滥造成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规则无法维持,最终造成该体系瓦解。

  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为了消除逆差,美国持续施行货币扩张政策,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的结果却是20世纪50-60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深。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改进管理,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波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

  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当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于是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起来。

  20世纪70年代,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衍生金融的本质是对未来价值评估的数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对类似互联网技术这样具有“高成长性”(当前规模很小,但能够迅速扩张到一个难以确定的规模)的技术定价,这样金融革命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的飞速成长,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评估”制造出了数量几乎无法约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欧洲由于高福利社会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上已接近“增长的极限”。

  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

  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波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Great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

  随着华尔街把越来越多原先不能用来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来情景货币化、权证化之后进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品总价值达到了约600万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历史的长河又流过60年的距离来到2010年末的时候,愈演愈烈的“汇率大战”正在上演,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移出美欧之后,经济“虚拟化”造成的巨大“山体崩溃”。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路径,又制造了变动中的“G2”世界格局,当“汇率大战”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全球价格体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去?历史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18 20:49:45

主题: 美187空降团参加的上甘岭战斗
经典人文地理,上甘岭 (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XjQcaFB7kQ
vhttp://www.youtube.com/v/sXjQcaFB7kQ

视频30分钟左右开始


1952年10月30日,我军在上甘岭发动大反攻之后,敌军开始增援。

这包括韩军第9师,自称白马部队,因为在白马山守住了我38军的攻击。

结果韩军第9师上来就被打残了。

美军上来就是美187空降团,这是美军预备队。

我军和187空降团接火之后,立刻感觉不一样,老兵多,战术灵活。

但是他们还是付出了惨重伤亡,被我军击败。


最近,有一批人,仅凭借美军的记录:"该团在1952年10月15日夜晚就开始向日本移动,10月18日全团到达九州营房,此後进行一连串训练,担任远东指挥部的战区预备队。一直到1953年6月22日金城作战期间,该团才再度被派回韩国战场"

就凭借这样一个孤立的证据,而全面忽视我军的实战交手经历,就否定美187空降团参加上甘岭之战,瞒不讲理,毫无逻辑修养。


为什么不相信美军的记录?
1。我军和其交手实战,难道我军是和鬼魂交战吗?
2。美军习惯于撒慌,其精锐的空降团被击败,这么没有面子的事情,自然要隐瞒。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18 17:35:47

主题: zz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五)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五)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08-14 10:42 已读 10070 次 31 赞
 

不管老一团在延安有多风光,他们毕竟是离开了一分区。杨成武手上能动用的部队,只剩下三团、二十团和二十五团。

二十团在陈宗坤领导下,越来越有主力部队的风范了,四三年他们曾经三战银坊,成功吸引了鬼子的主力,保证狼牙山核心根据地的安全。但是小团毕竟是小团,人数不够,三团又填不满一团留下来的空档,杨成武只好带着司令部再度搬家,从满城慈家台转移到易县偏僻的小兰村。

小兰村并不是理想的地方,除了规模太小、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之外,鬼子几个月前还设过据点,交通极不方便。但是形势比人强,一分区此时就这么点部队,能收复一个小山村并保证安全,已经很不容易了。

很快,一分区就发现,鬼子的势力在不断往后退。四月份的时候,日伪军先后从乌龙沟、红泉、小河、插箭岭、白石口等据点撤退,还放弃了易县同涞源间的联系重镇王安镇。

以八路军的实力,不可能强攻下这些据点;但是鬼子兵力不足,又不可能把运输线也建成据点,于是在一系列打击封锁之后,他们纷纷撤了出去。在一连串收复失地的胜利面前,所有人都是精神大振,决心扩大进攻规模、把鬼子赶出根据地。五月九号起,二十团三个连、三团一个连、二区队一个连组成北进支队,在陈宗坤的指挥下,向涞源北面挺进,先在上庄围点打援,然后挥师南下,沿途打了一系列的战斗。


https://www.popo8.com/host/data/201808/14/7/0da1f4f.jpg
注:这张图,是1938年杨成武节节后退的记录。在混成二旅不断进逼下,杨成武从北面的上庄退到涞源、走马驿,始终找不到一块地方,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最后东进易县狼牙山,靠着山势才开辟出一大片地盘。而到四四年,陈宗坤带着五个连,已经敢深入敌境、在上庄围点打援,鬼子能出动的,只有蔚县的五百伪警察,换到四二、四三年,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出现这种情况,只说明一点,就是鬼子的兵力,真的被抽空了。

整个根据地斗志昂扬地大反攻时,围绕着晋察冀高层,也在蕴酿着一场改革的大风暴。

七年来,晋察冀军区名义上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分成大大小小十几个军分区,彼此以主力团为核心各自为战,协调配合极差。日军扫荡三分区、平西挺进军时,一分区却不知道及时牵制敌人;鬼子打一分区的时候,其他几个军分区也没有主动出击,分散敌人注意力。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杨成武等人觉悟不够,而是总军区的通讯、指挥能力有限,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战术协同,导致八路军虽然艰苦奋战,却象十几根分散的手指,不能集中成一个拳头,及时反击敌人。

本来就是敌强我弱,日本华北方面军每次都统一计划、协调紧密,晋察冀却只能被动应付,甚至临时见招拆招,结果七八万日伪军对付十几万八路,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总军区都被赶得到处跑,每次危难的时候,只能找杨成武等人救急。不少人都认为,这种放羊式的管理,明显不能适应战争需要,已经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

其实话说回来,聂荣臻不是不明白里面的道理,也不是没有努力过。但改革是一件得罪人的事情,每个军分区都是小山头,里面的关系说起来简单,其实无比复杂,一不留神就会打破坛坛罐罐、引发强烈的反弹,甚至危及到军区生存的地步,绝不是随便可以乱改的。归根结底一句话:谁的小米也不能随便动!

普通人的小米不好动,自然就要动领导的米罐了。根据某些人的意见,晋察冀军区应该立刻改革,把十几个军分区按地域划成四大军区,实现人力物力的优化统一,以利向鬼子发起反攻。

如此大动干戈的建议,据说是同在延安开七大的肖克提出来的;也有人说,是程子华、耿飚留守晋察冀时的想法。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及时的意见,也是晋察冀必须完成的功课,唯一的问题是,十几个军分区该怎么分?

一九四四年七月,程子华、耿飚正式把报告打到了延安,请求把晋察冀分成冀察、冀晋、冀中、冀热辽四大块,军分区主力部队要相互融合,形成统一的野战力量。

七月二十八号,晋察冀分局收到了中央的回复指示:同意总军区划为冀晋、冀察、冀中、冀东四个二级军区,其中冀晋军区司令赵尔陆、政委王平;冀察军区司令郭天民,政委刘道生;冀中军区司令杨成武,政委林铁,副政委李志民;冀东军区司令兼政委李运昌;分局和总军区机关要缩小,各种工作放在各二级军区里执行。


https://www.popo8.com/host/data/201808/14/5/fe25bd1.png
注:  1944年底,晋察冀军区四个二级军区的划分。

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历史上,这算得上是一个超级大改革。

很明显,如此重大的行动,绝不是程子华等人随便拍拍脑袋敢提出来的,事前必定要跟上级部门仔细商量;而延安的中央军委也不可能随便答应,一定会征求晋察冀领导人的相关意见,经过综合取舍之后才发指示。虽然不能完全恢复这个决定出台的具体经过,但我相信,在中央征求意见的名单里,聂荣臻肯定不是主角。因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影响,是架空了聂荣臻和总军区的权限,他们不能再直接指挥部队,一切下放到四大军区里了。

想猜是什么人推动这项决定,其实并不难,只要看谁最后获益就明白了。名单里的李运昌长期在冀东,他当司令兼政委很正常;杨成武从没在冀中任职,而且那里还是沦陷区,他去上任纯属啃骨头,这种决定就等于是把他推到了坑里;只有冀察军区司令郭天民和冀晋军区司令赵尔陆,先前不过是二分区的司令和政委,现在一个统率第一、十一、十二、十三军分区,一个统率第二、三、四、五军分区,成了这场人事变动里不折不扣的大赢家。

杨成武为什么会离开一分区?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漫长的七年里,杨成武带着一个编制外的独立团,从一千多人发展到最多两万人,开出纵横易、满、徐、定、涞等地的大号军分区,还打死过阿部规秀,算得上是功勋累累。但是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杨成武待人宽厚,极少记仇,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异常宽容,不仅容纳部下的错误甚至“犯上”,还经常跑到知识分子中间去厮混,说要跟着沾点文气。在他的领导下,一分区军政干部政策把握相当有水平,办事往往得心应手,在整个晋察冀都是有名声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杨成武也是很多人不满的对象。为了实现一分区的垂直领导、保证令行禁止,杨成武对很多资历相近的红军干部,都抱着排斥的态度,先后挤走了很多人,只留下一个铁杆的同乡黄寿发。那些离开的军政干部,未必犯过多大错误,有的其实也立下过赫赫战功,只是因为一些说不上的原因,就调去了其他地方,无缘呆在一分区。要说他们心里没有意见,那是不可能的。

从涞源一路打到易县狼牙山,一分区收编了大量游杂武装,但干部队伍始终坚强团结,没有在日伪军反复扫荡、收买下涣散,杨成武的水平可见一斑。然而这也注定了他在一分区,只能成为说一不二的权威,无法容忍资历相近的人掣肘共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小山头。

晋察冀十几个军分区,司令都是死人堆里杀出来的猛将,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杨成武的问题是,他的一分区树大招风,平时做事乾纲独断,早就引发了很多人不满,这次趁着延安整风的劲头,很多人都向晋察冀的聂荣臻开炮。

本来聂荣臻的麻烦,并不在杨成武身上,主要集中在晋察冀军区指挥和管理、还有冀中大扫荡的失败上。无奈大家意见越扯越多,最终还是扯到了杨成武那里:从红军时代起,聂荣臻就是他的老领导,一方面军山头的印迹,简直就象刻在脑门上一样,想擦都擦不掉。于是大伙的控诉越来越偏题,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聂老总“一贯袒护杨成武”。

对这个无厘头的结论,谁也没个说法,毕竟杨成武没犯什么大罪,一贯袒护也不算原则性的问题。此时已经到了四四年,整风时提意见,多重的话都有人敢说,却不会抄家杀头或坐牢,最多写个检讨而已;至于“一贯袒护”的错误,连检讨也不用写,开完会就算拉倒。

但是对延安的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来说,相关影响却是必须考虑的,否则四大军区一成立就带着矛盾,以后日子肯定不好过。郭、杨、赵、李四个军区司令中,李运昌一直在冀东,算得上孤悬一方,不需要参与到晋察冀内部的意见里面;赵尔陆是二分区的老将,然而他是后勤部门出身,军事上未必镇得住一分区那帮人,万一搞得上下不和,会动摇整个晋察冀的士气。

所以,想换杨成武的话,只有郭天民最合适。

郭司令比杨司令更合适主管冀察军区,还有一条不大好说的理由,那就是郭天民同平西系山头十分有交情,统一管理一分区和平西根据地,可以得到最多方面的支持。在军事方面,郭天民向来勇猛进取,而在政治方面,一分区和平西都有成熟的干部系统,上任就可以通盘接收,正好取长补短。相对而言,冀中地区环境复杂,敌伪纵横交错,部队都是游击队刚刚升级上来的,政策掌握十分需要分寸火候,当然应该派杨成武这样军政能力平衡的人去掌控。

所以,杨成武离开一分区,到艰苦的冀中去挑大梁,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决定。

消息传到一分区,所有人都炸了锅。

大家情绪不稳定,不光是舍不得杨司令,还是因为,由于杨成武特别注意培养人才,一分区的干部里,素质高、办事强的能手不少,几个司令都想趁分家的时候,从里面捞一点。郭天民已经有言在先,要从一分区调骨干组建军区指挥部,没想到冀东军区司令李运昌也提出来:聂总司令、肖副总司令和程子华代总司令早就同意过,一分区的好资源要大家共享,郭司令不能吃独食,我也要分一批人!

开会的时候都提一分区的意见,提完意见又拿一分区当宝贝,杨成武被弄得哭笑不得。最后他只好表态:我去冀中尽量少带几个人,干部们都留给你们慢慢分!

一分区开始大分家了。只有很少人有机会跟杨成武去冀中,剩下的一部分跟着郭天民组建冀察军区,一部分到李运昌那里报到,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继续工作。

杨成武还是本着一贯的细心,尽最后的努力完成扫尾工作,一个个地研究自己能带哪些人、又有哪些干部要调到冀东去;哪些可以跟着郭天民去冀察,最后谁能继续留在一分区。他的工作极为细致,新一任领导班子里,机关到科一级、部队到团一级,都要亲自过问。

毕竟是自己堆的山头,走留都得负起责任来,给大伙一个说法,不耽误任何人的前程。在这个问题上,杨成武是实在人。

不久后,杨成武宣布了最后的名单,一共有十七个人跟他去冀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黄寿发。

作为杨成武的铁杆,黄寿发红军时代就跟杨成武交情深厚,他去冀中,是大家意料中的事情。其他十六个人,基本上都跟作战相关,包括后来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信。对这个名单,大伙都没什么意见。

杨成武很快要走了,郭天民也愉快地来到一分区。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上几个干部,去平西根据地的李各庄,建设冀察军区司令部。虽然一分区更大,但刚经过日伪扫荡,到处都支离破碎,安全十分成问题;相比之下李各庄条件反而好些,一年前陈正湘在那里时,把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大伙过去了就能用。郭天民对新辖区早就做过重点调研,所以一点也不陌生。

陪着郭天民到李各庄的,是第一批冀察干部,包括宣传科长彭澎、锄奸科长杨德才,还有军械科科长王凤祥。前两个倒也罢了,最有意思的是王凤祥,因为在能人倍出的一分区,他并不算出众人物,为啥能被郭司令一眼相中、最先带到新军区加以重用,很多人都不明所以。

不久后,谜底揭开了。王科长熟知一分区枪械物资的埋藏地点,官位虽然不大,作用却非同小可,郭司令抓住他,就等于接收了杨成武的全盘家底,比啥都实惠。

一上任就抓住重点,可见功课做得有多深。

相比郭天民的踌躇满志,杨成武就显得迟缓多了。他换成便衣,整整等了三个月,才穿越封锁线,直到十一月底赶到冀中。十二月初,他终于来到白洋淀,正式担任冀中军区司令。

很快,大家就发现了,郭天民同杨成武的不同风格。

郭天民上任的时候,随身带着军区教导队。按照他的想法,今后各军分区都只有区队、支队之类地方游击队,主力团组成统一调动的野战部队,教导队则用于培养高一级的指挥员,从此开花结果,在条件最好的冀察军区发展壮大。但实际的效果却比较搞,各团始终还在自己的军分区活动,所谓野战部队,也就是纸面上的梦想。

出现这种事情,倒不是因为大家觉悟不够,实在是当年的人力物力有限,供不起几个团人马四处走动。想搞独立的野战兵团四面出击,需要稳固的后勤供应链,不解决这个问题,光把编制改来改去,是远远不够的。郭司令折腾了半天,最后发现自己手上直接控制的兵力,竟然只有一个教导队,还不如杨成武在时的情形,其他各主力团仍在自己的地盘上行动,想聚也聚不起来。

相比之下,杨成武就精明多了。

虽然杨成武没有教导队,只有十七个跟班,但杨司令显然都是精心计算过的。一到冀中,立刻把资历人情放到一边,让这十七个人接手军区、军分区及各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保证令行禁止,没有人打马虎眼。很快,新的冀中军区风风火火地开张了。

郭天民的野战兵团规划,其实并不成功,但毕竟实力摆在那里,六个主力团各自反攻,到处捷报频传;而在杨成武这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冀中部队退出后,没有反攻回来,军区此时的主力团,都是游击队刚升级的,即使后来从陕北调回了冀中第五团,部队的装备和训练仍然极为有限。杨成武不得不决定,立即成立一个练兵团,自己亲任团长兼政委,同黄寿发一道手把手地练兵;同时把各军分区教导队全部集中起来,成立教导团轮训连排干部,争取让主力团底子更厚一点。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过,很快到了四五年八月,突然传来消息,日本投降了。

对国共两党来说,日本的投降都是十分意外的事情,几乎没有多少准备。蒋委员长的反应最为灵敏,马上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原地待命,不得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沦陷区则由日伪军继续控制,直到他的部队赶来受降为止。

这是一条极度不公、也根本不合常情的命令。但是,它符合国民党的利益。

兄弟阋墙,状丑如斯。

而在晋察冀,这条命令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华北八路军反攻的失利。

八年抗战,晋察冀是共产党人最有底气的地方,因为国民党正规军从那里溃退后,已经无力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全靠八路军一点点用血开出根据地来。现在鬼子还没有交枪,新的一轮争斗已经拉开了序幕。

最开始的时候,郭天民还是很冷静的,颇有一点名将之风。他收拢了冀察军区的部队,准备就近攻击保定,拿下这个一直威胁自己的堡垒城市。但很快,晋察冀军区就下了全面接收日伪军投降的指示,保定城也不要了,改成由郭天民、刘道生集中一分区、十一分区几乎全部兵力一万多人,前往房山、涿县一带,进攻北平。

在大军云集北平的时候,郭天民又派出了参谋长易耀彩,让他带上教导大队和警卫营,北上张家口、宣化,准备同平北十二分区、察南十三分区一道,收复张家口和宣化;而在此同时,杨成武也奉命集中了所有的主力部队,准备攻下天津。

事实证明,有蒋委员长的命令撑腰,鬼子们依然可以很嚣张。郭天民费了半天劲,也没能攻进北平,眼睁睁看着太阳旗在城头飘扬;杨成武就更惨了,他的所谓主力团枪械破旧、弹药奇缺,有的团只有一门迫击炮,有的连只有一挺轻机枪,许多战士都是刚参军的农民,三分之一的战士连枪都没有,只有手榴弹当武器。杨司令带着他们一路进攻,同日伪军展开激烈搏斗,只有九分区第三十八区队贾桂荣冲进了天津城,在同日伪军僵持了半天后,被迫撤出。

平津两地都落了空,本来可以拿下的保定也成了国民党的,枪口全都对着自己,除了几个小县城,八路军可谓一无所获,把聂荣臻气得七窍生烟。好在这时,还有一个消息值得安慰:冀察军区拿下了张家口。

张家口的收复,是苏军同八路军共同完成的。但在那个时候,故事的主角并不是他们,而是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

这是一段让人感触复杂的历史。

早在八月九日,苏军二十七摩托化旅、三十摩托化旅和蒙古第七装甲旅、第三炮兵团就向张家口进军了,此时在张家口的,是第二混成旅团五千日伪军,代号“响”兵团。

由于其他战线激烈,混成旅不少部队被抽走,响兵团的主力是现地征发的侨民新兵,一个步兵中队只有约一百人。

在标准情况下,步兵中队辖三个步兵小队,一个标准的一百八十人的步兵中队包括:一个十九人的中队部:中队长,执行官,三个军士,四个卫生员,军官的勤务兵,司号员,八个通信员,以及三个五十四人的小队。现在一个中队才一百人,还以新兵为主,显然鬼子也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如果没什么意外,这种部队是拦不住苏蒙联军的。但是驻蒙军司令根本博知道,此时辖区内还有四万日本侨民,需要经张家口撤到北京,如果落到苏军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立刻下了命令,混二旅团同大同的独四警备队进入战争状态,无论如何要挡住苏军和八路军,保证侨民撤退。

鬼子战败的最后日子里,关东军是不管侨民死活的,听凭他们自生自灭,甚至自相残杀后自杀。但驻蒙军却是另类,根本博收到天皇的投降诏书后,咬着牙下了命令:一定要保证四万侨民安全撤离张家口,哪怕背上违命的罪名也不用怕,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https://www.popo8.com/host/data/201808/14/5/a29bd68.png
注:驻蒙军在最后时刻掩护撤离的侨民。

此时苏军已经攻到了离张家口四十四公里的地方,根本博的这个举动,简直就象是自杀。而四万日本侨民动作极慢,一直到八月二十号才带着盒饭,开始了乱糟糟的撤退,此刻郭天民的平北军分区已经赶到城郊,开始进攻张家口了。

八路军的攻坚能力有限,一时半会拿不下城池,日本侨民们纷纷挤上敞篷火车,拚命逃往北平。由于车厢有限,所有人都必须扔掉辎重,最多带一个随身的小包,不少女人抱着箱子号淘大哭--她们知道,今后再也不能过上作威作福的富足生活了。而在这些人的背后,是探头探脑的张家口市民,等着车子开走后,从满地丢弃的行李箱中,搜寻能用的财物。

驻蒙军考虑得十分周到,他们给火车补充了大米和压缩饼干,防止有人挨饿;只是天气炎热,车里温度高达四十度,十分缺饮用水,只能在沿途看到果园就停下来,大家出去摘点水果解渴。

这是不折不扣的最后时刻,鬼子侨民都在仓惶逃命,生怕落到苏军手中。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安全撤到北平,是因为铁路线两侧的冀察军区教导大队网开一面,放他们逃出生天。教导大队不仅没有拆毁铁路,看到敞篷火车经过时,有人向火车射击,指挥员还拦了下来:车上都是女人小孩,不能开枪!

教导队不是不明白,日本鬼子在八年时间里,对根据地的女人小孩,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在最后时分,他们仍然保持了起码的文明底线,无论对手是否知情。

日本侨民乱哄哄地逃往北平的时候,苏蒙联军已经发起了进攻,阻击他们的,是混二旅团的四个步兵大队、一个速射炮中队和两个野炮中队,一个工兵中队。一线指挥官是退役军人永松大佐,由现役军官辻田新太郎少佐辅助,在草原上迎战对方的装甲集群。

鬼子的新兵率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不少人没有反坦克训练;但对面的苏军明显斗志不高,不愿意直接派坦克冲击日军战壕,只管用一二二榴弹炮等大小火炮不停地轰击。八月十九日夜里,苏军步兵突进第三中队阵地,第二天上午被击退;八月二十一日,两百名苏军再度冲入,再度被击退;下午右翼阵地被突破,两军展开刺刀战,日军战死三人,苏军战死六人。

苏军枪炮打得震天响,进展却如此缓慢,绝非机械化兵团战斗力不强,里面其实是有原因的。苏军并没有计划攻克张家口,只是按地图布置战线,要求推进到地势险要的狼窝沟,偏偏鬼子的阵地也布在狼窝沟,双方这才大打出手。

对苏军来说,关东军已然投降,战争结束是早晚的事,谁也不愿意这个时候送命。所以面对死战不退的鬼子,苏军指挥官态度相当淡定,反正早一天迟一天,这些敌人都要缴枪,何必搭上太多的损失。

无论如何,为了掩护侨民,不惜跟机械化部队拚刺刀,混二旅团的战斗精神还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三天激战,日军在苏蒙联军炮火下的损失记录,是死六十人、失踪七人、伤五十人。对这个结果,我们千万不要嘲笑日军无能,因为一年后,冀察冀部队占据着日军的既设阵地,阻击傅作义的部队,只用了大半天时间就招架不住,只能沿着公路节节抵抗,给军区撤出张家口争取时间;相关表现比日本的新兵们,要狼狈多了。

等侨民全部从张家口离开后,参谋辻田新太郎才下了撤退令。一线的日军火车自然是坐不上了,只能顺着铁路线行军,经过宣化、下花园、怀来、东花园到南口。由于行动迅速,他们没碰上冀察军区的主力,八月二十七日在八达岭关口下的青龙桥,所有人受到了驻蒙军参谋总长中川的热烈欢迎:在你们的掩护下,三天以前,四万日本侨民已经安全达到北平、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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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混二旅的撤退路线。他们到达沙河后,住进清河兵营。四五年十月,他们同侨民陆续返回日本,国民政府没有清算这些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对混二旅和日本侨民,中国和日本当然有不一样的看法,我可以肯定的是,那四万侨民对混二旅的态度,一定是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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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载着这一段历史的各种日本书籍。在搜集民间记忆方面,日本人做得极认真。


https://www.popo8.com/host/data/201808/14/2/36222db.png
注:开拓团成员的后代。由于战争的创伤,他们大都是反战运动的拥护者。

在这里,引用一段老八路子弟的评论:

看到混成二旅的这段历史,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一分区反扫荡,每次后面都跟着逃难的老百姓。一个国家的军队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它从老百姓之间的密切关系。每逢危难之中,救老百姓出水火的只能是军队。 

说到底,任何国家的军队,无论你多么强大,都不能弄错:你来自本国的老百姓。老百姓才是你的真正父母。

鬼子走了,狼牙山的传说,似乎也该谢幕了。

还有些事情没完。

在血雨腥风的烽火岁月里,杨成武的司令部只要出动,一定会有两个身影,一个是鞍前马后警戒保卫的参谋长黄寿发,一个是胖萌的副司令高鹏。大伙都知道,黄参座会用性命保证杨成武的安全,而高鹏除非没了性命,否则不能离开杨成武。

一九四四年的大改革,杨成武跟黄寿发去了冀中,没有带上高鹏。

抗战胜利后,黄寿发走上了下坡路。尽管有杨成武的极力支持,但是作为“杨成武山头”的象征,他还是被搁到了一旁,闲置不用。

别人都在风风火火地打仗,自己却每天在树底下数蚂蚁,杨成武又不在身边,黄寿发性格中刚愎暴烈的一面终于失控。他先是跟家里的保姆有染,接着又打死了妻子何茵,最终被判死刑,枪决。

黄寿发要死了,所有人都很难过。虽然黄参谋长经常跟人吵架,但在一分区众人的回忆里,除了脾气暴点,他还真没干过什么错事,和大伙关系也很好。谁也想不到,脱离了杨成武的关照,他会变得那么极端。

一九四八年六月,华北军区司令部军法处对黄寿发执行死刑,并由《晋察冀日报》公开刊登判决书。刑前的黄寿发很平静,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把自己葬在阜平--抗战时,那里是晋察冀军区所在地。

聂荣臻亲自批准了这个要求。

抗战八年的杨成武,得罪人的事做过不少,所以树敌不少,恨他的人整不倒他,便拿他的第一爱将黄寿发出气。黄寿发被调离闲置,那些恨杨成武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偏偏他又是个粗人,不懂得洁身自好才能明哲保身,于是“天做孽,犹可赦;自作孽,不可活。”最终落了个被枪毙的下场。

无论如何,他对抗战是有过功劳的。


https://www.popo8.com/host/data/201808/14/14/09b468f.png
图注:百团大战时,给日军俘虏讲话的黄寿发(最左边)。黄寿发不爱照相,很少有相片留下来。

黄寿发死了,杨成武很痛心,然而他无能为力。

十一年后,一分区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高鹏,也同样无能为力地迎来了人生的终结。

高副司令不是红军出身,他是赵侗的“国民抗日军”副司令,三八年加入的八路军。那年他二十七岁,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出身,跟赵侗打过游击,来到一分区后,主管卫生后勤。

一个年青学生能干到抗日军副司令的位置,也算是能人了。但事实上,高副司令自己并没什么本事,他的优势是出身强,因为高家老爹地位高,人家是张学良的副官处处长;赵侗在东北能迅速拉起队伍、搭东北军的关系招兵买马,同高家的人脉是分不开的。

有了这层关系,办事当然方便得多。高胖子脾气极好,跟谁都能打成一片,并且熟知抗日军的人事关系,对很多人都知根知底,他一加入八路就是分区副司令,显然不是打仗厉害,而是统战工作需要。他在赵侗的国民抗日军里,人家就是政治部部长兼副司令;到了八路军之后,他先是担任晋察冀第五支队(其实就是国民抗日军换了个名称)副司令,随后又成了一分区副司令。

看上去挺给力,其实有点憋屈。

高鹏不是那种战火中杀出来的人,也没有服众的战功,甚至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他虽然当了副司令,却没有什么才能可以发挥。普通学生加入一分区,杨成武都会把他们放到政治部一类地方,让他们在后勤、宣传、通讯方面起作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最终或文或武,找到自己的定位。高副司令就不一样了,他的地位太高,小事别人都给代劳了,大事自己又干不了,想在卫生后勤方面发挥点作用,偏偏还不懂行,往往弄得自己和下属都无所适从。一番辛苦之后,高鹏最终明白过来,有时不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于是,高副司令每天的任务,就剩下在司令部里坐班。

碰到有干劲的人,这种日子可能十分无聊。但高副司令本就是富家子弟,又是个心宽人,啥事都想得开,既然没有事做,那就别找事,每天吃饱饭跟人聊天吹牛好了,毕竟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他的人缘也是极好,除掉个别时候例如偷吃杨成武的饭、引发过黄寿发不满之外,平时一团和气,跟谁都没架子,太阳底下蹲着一块聊天,大伙十分喜欢胖萌厚道的高副司令。

杨成武在的时候,高副司令是个摆设。杨成武要走了,高鹏去延安“学习”,同样是个摆设。等鬼子投降,八路军大举进关,高鹏回到辽宁老家,做到辽西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摆设。再后面革命胜利,他又回到杨成武的防空军,当沈阳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防空军撤销后,改成沈阳军区空军第一副司令,始终是摆设。

一九五五年,人民解放军评级授衔,高鹏以副司令之尊,只评了个大校,昔日一分区的那些下属,不少都是中将少将了。对这个结果,高鹏毫不介意,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混日子,甚至开会时都能睡着,能混到开国大校,已经十分满意了。

一九五九年,从来不问世事只混日子的高鹏,终于混不下去了。由于彭德怀在庐山提意见被批,沈阳军区司令邓华也受牵连,被撤职查办;作为军区空军副司令,高鹏自然也要接受调查。

从杨成武到邓华,高副司令一直都在大树下乘凉;现在没有后台庇护了,面对黑不见底的政治深渊,高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他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路:自杀。

所有人都想不到,他会用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世界,因为他并不是斗争的重点。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走了,没有牵连任何人,也没有影响任何人。 


https://www.popo8.com/host/data/201808/14/0/f7a7515.jpg
这是三七年十一月,高鹏在蔚县抗日演讲的照片。此时的高鹏还充满了激情,是他人生最阳光的时刻。他比赵侗多活了二十年,比黄寿发多活了十一年,但这十几二十年时间里,他真的是闭着眼睛过去的。

没有谁知道,杨成武听说高鹏死讯时的反应。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有太多的风暴和运动,让人无暇注意这个懦弱而不起眼的小人物。到了八十年代,一分区的干部们重新聚在杨成武的家里,昔日英气勃发的抗战将士,此时都成了饱经摧残、风霜累累的白发老人,在劫后余生的重逢喜悦中,有个人不经意地感慨了一句:要是黄寿发和高鹏也在就好了!

杨成武突然沉默了。大家注意到,本来开怀大笑的杨司令,整个人都黯淡了下来。

我知道,他心里一直都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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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8 16:02:19

主题: zz 至今未公开:抗美援朝最过瘾的一次屠杀美军!
至今未公开:抗美援朝最过瘾的一次屠杀美军!


历史真相记述者

2016/12/26 12:57

美一八七空降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597高地实施了一天的强攻,不但一寸土地未得,则损失1500多人。范佛里特十指望他的空降兵能创造奇迹,以其超强的突击力一举攻下597高地,尔后直取五圣山扭转败局,没想到他的铁锤遇钢锭,九十一团比他还硬,不但仗打的巧,而且是个个不要命,远则用抢炮打,近则手榴弹爆破筒炸,你冲上来一堆打不过来,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打的美国兵是胆战心惊。

因一八七团进攻失利,范佛里特和美九军军长詹金斯来到一八七团前线指挥部,给一八七空降团打气。美一八七空降团团长向范佛里特报告道:“自参加二战以来从未曾遇到过这么顽强的部队,个个不要命。”范佛里特道:“你怕了?不总司令,一八七团是美军的骄傲!明天就拿下山角形山。”

范佛里特道:“你的功损将在山角形山确立。”

当日夜,十二军九十一团团长李长生则上了上甘岭(wlhj)阵地,他发现高地上有着多达十几个连的建制部队,为避免多建制所引起的指挥混乱,他将九十一团九个连采取“车轮战”,一个连一个连投入战斗,每个连不管伤亡如何,一律只打一天,就撤下来休整,连长则留下来,作为后一个连长的顾问,如此类推往复。这样不仅避免了指挥上的混乱,也使各连都保存了一批骨干。

11月3日,九十一团七连接替八连投入作战,这天战斗非常激烈,七连的伤亡很大,运输弹药的八连炮排见形势危急,主动加入战斗,但才到了下午十五时许,七连加上八连的炮排就所剩无几了,原定第三天参战的九连就开始以两个班为单位,一批一批向上增援。

11月4日,李长生根据这几天的战斗发现美军每天的攻击都是早上八时开始,他判断在这之前美军肯定是在某处集结,便派出了精干的侦察分队连夜前去侦察,这些侦察兵果然不负期望,凌晨四时发现美军的攻击部队正在597.9高地南侧的一片树林里集结,李长生决定先发制人,对其实施炮火急袭,四时三十分,火箭炮团24门火箭炮就按照侦察兵所报告的方位进行了齐射,美军的攻击部队遭到了沉重打击,伤亡惨重,直到今天美军也没有公布这次伤亡的数字,只是重新组织兵力,这天的进攻直到中午十二时才开始,而且攻击强度明显减弱。或许这支4500人的空降团就此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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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8 15:56:51

主题: 电影<青年马克思>
电影<青年马克思>


剧情
http://14tv.com/play/87868/310081
出品年份: 2018
影片简介: 1843年,君主专制下的欧洲饥荒肆虐、经济萧条,处处危机四伏。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秩序,创造出新的无产阶级。秉持博爱共产理念,工人组织陆续成立。两名德国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将颠覆这些组织的乌托邦思想,改造他们的斗争及全世界的未来。   马克思自大学毕业后,凭着犀利文笔与非凡思路迅速跃升《莱茵报》总编。然而因撰文抨击普鲁士王国被迫停刊,随后带妻子迁居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结识了家境富裕的恩格斯。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经营纺织工厂,拥有卓越手腕与经济知识。他的出现,于金钱、于学识,都大大支持了马克思的思想实践。尔后,两人受托起草「正义者同盟」规章,一同完成了经典政治文献《共产党宣言》。一位困苦拮据仍不改其志,一位含着金汤匙又满怀抱负。时代青年的聚首,即将让全世界风云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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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7 12:33:29

主题: 反转基因的又一个胜利:Monsanto必须标记 Roundup致癌
加州最高法院勒令Monsanto必须在roundup 除草剂 上标明其成分是导致癌症的。这是继2.89亿美元罚款之后,针对 monsanto的又一胜利。


Bob Egelko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ug 15, 2018
https://www.sfchronicle.com/news/article/Monsanto-loses-another-court-case-over-its-widely-13159459.php

The state Supreme Court rejected a challenge by Monsanto Co. on Wednesday to California’s decision to list the main ingredient in its Roundup herbicide as a cause of cancer, the same chemical that a San Francisco jury found responsible for a former school groundskeeper’s cancer in a $289 million verdict last week.


The justices denied Monsanto’s request for a review of a lower-court ruling that upheld the state’s authority to add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 to its Proposition 65 list of carcinogens. Justice Ming Chin voted to take up the appeal, but four votes were needed to grant a hearing by the court, which currently has six members.

Prop. 65, a 1986 ballot measure, requires the state to publish a list of chemicals known to cause cancer or birth defects. A listing prohibits businesses from discharging the chemical into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and requires them to warn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may be exposed to the substance.

The state added glyphosate to the list in July 2017 based on findings by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that the chemical was a probable cause of cancer in humans. But a federal judge has ruled that requiring Monsanto to put cancer warnings on Roundup labels would violate the company’s freedom of speech because a number of scientific studies have concluded that glyphosate is not dangerous.

The company cited those studies, and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s refusal to ban or restrict glyophosate, in defending itself against a suit by Dewayne “Lee” Johnson, who sprayed Monsanto’s products for years as a groundskeeper for the Benicia Unified School District and now is gravely ill with non-Hodgkin’s lymphoma.

On Friday, a San Francisco Superior Court jury unanimously found Monsanto responsible for Johnson’s cancer and awarded him $39 million for wage losses, pain and suffering, and $250 million in punitive damages against the company for acting with “malice or oppression” in exposing him to the chemical without revealing its dangers. Monsanto plans to appeal.

In Wednesday’s case, Monsanto challenged a Prop. 65 provision that requires the state to list a chemical as a carcinogen if it has been classified as one by the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The agency is an arm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has a governing council from 25 na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The agency classified glyphosate as a probable human carcinogen in 2015 based on 17 scientists’ reviews of research on animals — though Monsanto contended other scientists’ review of the same studies had reached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Allowing an international agency to name the chemicals that California then classifies as dangerous amounts to an unconstitutional delegation of state regulatory authority to a foreign entity, Monsanto’s lawyers argued. But a state appeals court in Fresno ruled in April that the voters who approved Prop. 65 had decided that state health officials had failed to provide enough protection from hazardous substances and needed assista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gency.

The voters “identified the broad policy goals” — identifying and listing known cancer-causing chemicals — “and provided a framework within which new chemicals could be added,” Presiding Justice Brad Hill said in a 3-0 ruling of the Fifth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 He said Prop. 65 itself changed state regulation of the chemicals, and delegated the factual determin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body.

The ruling became final Wednesday when the state’s high court denied review.

In response, Monsanto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California’s listing of glyphosate as a carcinogen “contradicts 40 years of science and the conclusions of regulatory bod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listing requires judicial intervention and correction. We’re considering our options for further legal action.”

The case is Monsanto vs. Offi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Hazard Assessment, S24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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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7 00:02:24

主题: 历史问题在争论的最后就是政治问题
历史问题在争论的最后就是政治问题


历史问题在争论的最后就是政治问题。面对来源复杂而且互相矛盾的历史资料,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自然会有偏颇,会选取信任不同的资料,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大批海外华人,站在自己生存的立场上,很多已经对中国失去情感,或者情感淡薄,当他们看历史问题的时候,对美国的资料的信任会更强,反而对中国的资料不太信任了。

当然,这批海外华人会找很多借口来掩盖自己的偏见。例如说中国人说的话10句里8句是谎言。那么,这些人中包不包含他自己呢?


这些偏见导致这批海外华人成为在中美冲突之间的小丑,惶惶不可终日。

一方面,恐惧美国白人的歧视而不敢有任何反抗。

一方面,面对中国又摆出傲慢的姿态:"老子"是美国人。

这就是典型的汉奸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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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6 22:00:22

主题: zz 纽约时报:转基因既无增产优势,也没减少农药使用
纽约时报最新头条:转基因既无增产优势,也没减少农药使用
常天乐编译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2016-10-31
食物主权按

转基因能够增加粮食产量?!

转基因能够减少农药使用量?!

只有转基因才能养活全人类?!


以上的三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农业企业、政府、科学家推行转基因惯用的说辞,言之凿凿,让一众吃瓜群众信以为真。即便是怀疑,也有碍于信息不足,提不出所谓的科学证据。两天前,《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文章,揭露了转基因神话的谎言,给了这些农业企业、政府和科学家一记响亮的耳光。文章通过对比广泛使用转基因的美国、加拿大和拒绝转基因的欧洲国家的农业数据,证明转基因不但没有增加粮食产量,还大幅提高了除草剂的使用量,威胁了人类健康和生命,这样的技术如何养活全人类??? 

文中附有彩蛋,回馈每个关注转基因话题,关心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的读者。 
正文
《纽约时报》10月29日头版发表调查新闻,发现虽然“增产”、“减少农药使用”、“养活世界人口”是发展转基因的借口和卖点,但是几十年来的数据显示,转基因产品既没有比常规品种显示出增产的潜力,甚至农药使用量还大大增加。
 
《纽约时报》的记者使用联合国、美国政府、欧洲政府、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比较了二十年来,大量使用转基因品种的美国和加拿大,与不使用转基因种子的西欧国家的农业发展情况。分析数据后,记者发现,北美在增产和减药方面都落后于西欧国家。
 
西欧从政府到民间一直抵制转基因作物,几十年来依靠常规育种和其它方式来发展农业,实现了粮食单产提高,农药投入减少,并且表现都优于广泛使用转基因技术的北美。美国科学院近期的一份报告直言:“几乎没有证据标明”美国使用转基因作物后,增产水平超过常规作物。《纽约时报》记者在比较了北美广泛种植的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甜菜、油菜和西欧这些作物的产量后,也发现使用转基因技术的北美在增产速度上落后于西欧。
 
转基因增产不如常规品种,那么“减少农药使用”的承诺有没有实现呢?结果更糟糕。数据发现,美国在使用转基因种子之后,大豆、玉米和棉花的杀虫剂和杀菌剂使用量降低了三分之一,但是除草剂使用量反而提高了21%。但是,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技术的法国,杀虫剂和杀菌剂使用量降低65%,除草剂使用量减少36%,表现远远超过美国。
 
虽然现在科学无法证实食用转基因能直接影响人体健康,但是由于和转基因配套的农药使用量提高,最终还是会影响人类的发育,或者导致癌症。文章引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David Bellinger教授的话说,“我们这是在对一个国家的人口开展自然实验(意指农业生产中的化学品),等着它带来糟糕的结果。”这位教授之前的研究发现,有一种杀虫剂导致全美5岁以下儿童的智商累计下降近1700万分。
 
转基因在提高农药使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抗药性更强的杂草、虫害和细菌,已经成为北美农业的一个顽疾。即使是相对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德国专家Matin Qaim也表示:“我不认为这(转基因)是那种我们离不开的技术奇迹。”
 
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还显示,在过去20年里,美国转基因的主要作物大豆的除草剂使用量增长了2.5倍,而种植面积仅增加了不到三分之一。在转基因玉米投入商品化种植前,美国玉米的除草剂消耗量正在逐年减少,但是转基因玉米一出,从2002年到2010年,除草剂使用量几乎翻番。
 
文章援引俄亥俄大学一位研究农药和环境风险的退休专家Joseph Kovach说,出现这些结果并不奇怪,这些转基因品种就是为了让作物能够抵抗除草剂,而企业开发这些品种的动机则是:“卖掉更多的除草剂”。
 
回到转基因技术本身。目前的品种基本只转了一种性状,美国孟山都的主流转基因品种的特别性状就是“抗除草剂”。《纽约时报》文章指出,农民在选种时,往往要考虑品种的多种性状,但是转基因种子无法提供这种选择。一位拥有农业硕士学历,使用转基因种子的美国农场主也表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转基因性状是银弹。”也就是说,没有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转基因技术。
 
不过转基因巨头孟山都还是对未来跃跃欲试。他们表示,到2025年,他们的转基因种子将会同时会被转入14种性状,能够抵抗五种不同的除草剂。
 
以上为《纽约时报》的原文摘译。原文请自行前往网站:http://www.nytimes.com/2016/10/30/business/gmo-promise-falls-short.html。
或点击原文链接直接前往:http://pjtec.info/uncertain-harvest-doubts-about-the-promised-bounty-of-genetically-modified-crops/。这个链接不用那啥啥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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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4 00:53:17

主题: 反转基因的重大胜利:美法院裁定草甘膦除草剂致癌,孟山都需支付患者2.89亿美元
2018-8-11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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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萨姆·莱文(Sam T. Levin);翻译校对:花果山 来自: 人们食物主权

食物主权按:草甘膦是农达除草剂的主要成分,主要配合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使用,自2015年被世卫组织下属的癌症研究机构(IARC)评定为2A级致癌物以后,美国有越来越多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及其家属起诉其研发公司孟山都。第一起起诉孟山都农达产品致癌案于7月9日开庭,历经了一个月的审讯,法庭最终判定孟山都公司对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韦恩·约翰逊负责,并向他支付2.89亿美元赔偿金。庭审证据显示,孟山都公司几十年来故意隐瞒草甘膦除草剂的危害,并聘请学术“枪手”帮助它持续鼓吹该化学品的效用。目前美国已有数千起类似的法律诉讼,癌症幸存者或死者亲属被鼓励提出相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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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恩·约翰逊(DeWayne Johnson)上个月在旧金山的孟山都审判法庭中聆听审讯。
 照片来源:Pool New / Reuters

孟山都遭受了重大打击,陪审团裁定该公司应对一位身患绝症的男子的癌症负责,并向他支付2.89亿美元的赔偿金。
 
上周五,韦恩·约翰逊(Dewayne Johnson),一位46岁的前任园丁,在这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陪审团判定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导致了他的癌症,但该公司明知草甘膦致癌,却没有警告他暴露农达除草剂的可能健康危。陪审团还发现孟山都的“恶意和压迫”行为。

在旧金山长达一个月的庭审过程中,约翰逊的律师辩称,孟山都多年来一直在“与科学作对”,并将矛头对准了那些宣扬这种除草剂产品可能存在健康风险的学者。约翰逊是第一位将这家农化公司告上法庭的人,该公司被指控以农达(Roundup)品牌出售的除草剂会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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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山都公司被指责在几十年来隐瞒了农达除草剂的危险,该公司否认了这一说法。
照片来源:Benoit Tessier /路透社

这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声称孟山都隐瞒了除草剂的致癌风险达几十年。
 
在美国已经有数千起类似的法律诉讼,约翰逊的案件尤其重要,因为因为法官允许原告与被告双方的证人团队在庭上提出科学论据,互相对峙。争论集中在草甘膦上,草甘膦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一个月前,一名联邦法官裁定,癌症幸存者或死者亲属可以在另一场审讯中提出类似要求。
 
在漫长的庭审过程中,原告律师提交了孟山都高管的内部电子邮件。他们表示,这些邮件表明,孟山都一再无视专家的警告,寻求对其有利的科学分析,并帮助学术“枪手”继续鼓吹草甘膦的效用。
 
孟山都一直认为草甘膦除草剂农达是安全的,与癌症无关。在审理期间,孟山都一直坚持农达是安全的,与癌症无关,并提供了相关研究反驳约翰逊团队提交的研究和证词。这种除草剂在130个国家注册,并被批准用于100多种作物,但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草甘膦列为“可能对人类有致癌性的物质”,引发了一波法律和立法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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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法国波尔多反孟山都行动。
照片来源:Mehdi Fedouach / AFP / Getty Images

现年46岁的约翰逊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曾在旧金山北部郊区贝尼西亚的校区担任园丁和虫害管理员。他从2012年开始任职,他在证词中说明了在学校操场上喷洒除草剂以控制杂草,有时每天喷洒几个小时。
 
他认为接触这些化学物质导致了自己患上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一种血细胞癌,站在证人席上时,他谈到了他的疼痛和痛苦,因为他全身皮肤已损伤。
 
“我经历了很多痛苦,”“这真的把一切都从你身上夺走了……我一点都没有好转。”
 
他还作证说,孟山都不应该让他在学校附近使用除草剂。他说:“如果我知道这会对他们造成伤害,我就不会在学校或周围喷洒那种产品。”
 
据他的医生说,约翰逊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他的妻子作证说,她不得不做两份工作,有时每天工作14小时,来帮助支付医疗费用。
 
赔偿金包括过去和将来的经济损失和惩罚性赔偿。
 
另一起农达致癌的审讯计划于秋季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开始。根据约翰逊律师的说法,孟山都公司在美国面临着超过3000起类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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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3 22:33:18

主题: zz 万恶的资本主义: 穷人比富人早死20年 BBC揭真相
行研君说

导语

和这个贫民区只相隔几英里的另一个住宅区,居民们的平均寿命却达到了85岁!这个数据甚至比这个国家的平均寿命还高出4年。为什么那个住宅区的居民们平均寿命只有64岁?为什么同一个小镇,平均寿命相隔21年那么大?

PS:行研君最近开始拉一些群,想加入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好友“行研君的小秘书”(ID:fangozoo),标明缘由:核心粉丝群,期待您的加入!

来源:北美崔哥

在英格兰北部,有一个叫Stockton-on-Tees的小镇,

在最近,BBC的一个纪录片,报道了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英伦小镇的一种现象,震惊了无数网友。

这个纪录片名字叫,《Get Rich or Die Young》(要么变有钱,要么就早死)。

根据数据得出,小镇里的一个住宅区的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64岁,和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国民平均寿命一样;

而和这个贫民区只相隔几英里的另一个住宅区,居民们的平均寿命却达到了85岁!这个数据甚至比这个国家的平均寿命还高出4年。

为什么那个住宅区的居民们平均寿命只有64岁?为什么同一个小镇,平均寿命相隔21年那么大?

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纪录片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因为穷,所以他们死得早。

那个平均寿命只有64岁的住宅区,是一个贫民区;而平均寿命达到85岁的住宅区,是当地的富人区。

纪录片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英国如今正在分裂,有钱人活得比穷人长很多,而这个寿命差距,还在一直增大”

纪录片开始,工作人员就前往一个叫Rob Hill的男人的家对其进行采访,Rob住在小镇里最穷的一个区里。

http://n.sinaimg.cn/translate/530/w813h517/20180804/7EhJ-hhhczfa2483455.jpg
Rob今年只有46岁,却已经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葬礼.

46岁,应当是正值壮年,但Rob却身患各种病,他患有肺气肿,坐骨神经痛,淋巴水肿和2型糖尿病等各种疾病,一直被疾病困扰着。

在两年前,医生告诉他还有6个月可以活,但他挺了过来,

然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如今在家里经常是这样一种状态...

http://n.sinaimg.cn/translate/729/w1035h494/20180804/WHXZ-hhhczfa2483493.jpg
甚至连上楼都需要机器辅助...


http://n.sinaimg.cn/translate/599/w416h183/20180804/RSCd-hhhczfa2483549.gif
医生指出,Rob的很多疾病,都是和他多年吸烟和不好的饮食习惯有关,

贫穷人群吸烟比例,是富有人群吸烟比例的4倍,很多时候,生活压力令人们选择吸烟。

“我曾经做过很多错的决定,但吸烟是我做过的最坏的决定之一。”Rob说。

除了抽烟,他的饮食习惯也非常不好,因为没钱,因为工作奔波,他常年吃麦当劳,KFC还有街边快餐档,随便就应付一顿。

而他的体重,就因为这样一直在增加,最后导致各种身体毛病。

Rob有好几个孩子,如今几个小孩都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很差,也接受了他随时会去世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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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Rob最难接受的一件事,

“听着我的孩子们哭着说:我爸爸快要死了,我很快再也见不到他了。那种感觉真的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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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带给人们的,不单单是吸烟或者饮食坏习惯,它更能令人们走向吸毒的深渊。

在过去十年里,这个小镇里因为吸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而在很多国家里,越穷的地方,因为毒品死亡的人数比例就越高。




**********************************
Ingrid是一个58岁的女人,照顾着她女儿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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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如今已经成了两个孩子Marni和Rico的监护人,因为她的女儿Amy,也就是这两个外孙的母亲,是一个瘾君子。

“这完全就是一个噩梦,我没办法形容,我只知道,这两个孩子和她待着很不安全。”

最近,因为Amy成功戒毒6周,所以Ingrid允许她和自己的孩子见面。虽然她已经失去了抚养权。

在接受采访时,Amy说,

“这可能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了,因为即便是我的孩子,无论他们给我多少的爱,都没办法改变我现在的生活状态...”

记者打断她:“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爱毒品比爱他们更多?”

她:“不是爱毒品,是我更依赖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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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rid平时有去一个互助会,和里面的人互诉心事,互相帮助。

在这个小组里的人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大多都在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因为他们的孩子都有吸毒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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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天,在这个小组里,Ingrid说出了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她的女儿Amy,刚刚擅自决定把自己的第三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送去给别人收养。

她这个年纪照顾自己女儿的两个孩子已经非常吃力,根本没精力,也没钱再照顾第三个,Ingrid一边说,一边伤心地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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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周后,曾经成功戒毒数周的女儿Amy,再次消失了。

有人看到她出现在之前曾经吸毒的地方。

当别人告诉Ingrid这个消息时,她非常平静。显然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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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每四周就会有一个人死于吸毒,如果一直这么下去Amy也会很危险,因为她之前就曾经因为吸食毒品而住院。

而这也是母亲Ingrid一直以来担忧的一件事,她怕自己哪天就会听到不好的消息...

“可能真的要等到我进了棺材那天,我才不用再去担心吧”

但是,担心归担心,她同时还在对于自己被送走的外孙女耿耿于怀,她非常怨恨自己的女儿,怨恨她为了毒品居然将自己的女儿都送给别人抚养...



接着,镜头一转,Rob的家2英里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家庭,却是另一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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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夫妻名字叫David和Clare Hodges,David和Clare都是医生,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是小镇里的富人区,

这里的居民们的平均寿命达到了85岁,比人均寿命本来就很高的英国的平均水平还要高出4年。

这样的富人区,在小镇不止一处,这里的人们大多都过得非常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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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人们的平均寿命达到了80多岁,而且不单单活得更久,他们也活得更健康。

在这个地区,人们70岁还可以很健康,但在市中心那片贫穷的区域,人们50岁之后,大多就开始变得很不健康了。

而且,因为是富人区,他们不用担心的是自己居住地的治安问题,“这里平时大家大晚上都会在马路上跑步运动,因为这附近很安全,居民们都很友好”

David每天去上班看到的情形,正是这个社会如今面临的问题,

他从自己所在的人均寿命80多岁的小区开车出发上班,前往自己在市中心的诊所,而市中心附近的贫民区男性平均寿命只有短短60多岁,这里的男性,很多甚至都活不到自己退休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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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坦言,居住在这个贫困地区的人们,更多会选择吸烟喝酒,甚至吸毒,而因为饮食不健康,这个地区的居民的肥胖率也非常高,

作为医生,David很无奈地见到很多居民在30岁或者40岁的时候就会因为肝病或者其他疾病死去,同时很多人因为自己各种不好的习惯,早早就患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

“看到人们健康上的不平等,我非常气愤,因为很多过来看病的人,他们本来是不需要出现在那里的,这些开始的时候是可以预防的。

这是不公平的,我们需要改变这个情况,令人们在退休年龄依然可以保持健康。

我可以接受人们在60岁的时候出现一些慢性病症状,但我接受不了大家40岁的时候就开始各种病痛”。

说到这个小镇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这个小镇的葬仪业人员深有体会,他们经常都会看到很多很年轻的遗体。

事实上,记者走在这个小镇的墓地里,就看到很多特殊的墓碑,有的死时仅60多岁,50多岁,甚至40岁,30岁...

除去抽烟喝酒吸毒等原因,导致早死的原因,还有很重要的但经常被忽略的一点——精神健康。在这个贫困的地区,自杀的人数是其他富有地区的两倍,

这个女人叫Yvonne,她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曾经试图自杀过几次。

面对着辅导人员,她一直哭着说自己很没用,说自己已经受够了这种生活,

“我不喜欢这种生活,这根本就不叫生活”

Yvonne一直有向一个辅助中心求助,但这个机构最近刚刚因为预算问题已经停止提供这类辅助,

她的精神状态被诊断为不事宜工作,但她同时又没钱负担得起私人心理治疗...

这不单单是她,也是这个地区其他很多和她一样有精神健康问题的穷人面临的困境...

不过幸好,政府后来派了一个社工和一个辅助人员来帮助她一段时间,她如今固定参加的节目是当地的一个志愿者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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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团里面和大家说说笑笑,算是她平时为数不多的开心的时刻...

她说这是她生存下去的动力,没有了这个地方,她可能就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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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录片的最后,

是46岁的Rob和葬仪人员商量安排自己的葬礼,

他希望自己死后可以火化,把自己骨灰放进一个戒指和首饰里。

在被问及关于Rob时,他的两个孩子有点伤心,但却好像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男孩:“爸爸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对吧?”

女孩:“对,他人很好,也很能干”

说着说着,小男孩好像面带苦笑无奈地摇摇头:“爸爸可能已经非常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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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知道他要说什么,打断他,带着一种安慰的语气说:“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

但是,即便是家里的小孩,其实内心都已经明白,他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男孩:“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走...”

贫穷导致各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困扰,最后导致寿命大幅缩短,早早逝去,

小镇的这个现象,

其实是如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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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视频里,旁白说了这么一句话,“人们年轻就死去的原因有很多,但最常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穷”

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很熟悉?前段时间热播的电影《我不是药神》里,曾经有类似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11 02:04:34

主题: zz 这是你所不知道的范冰冰
这是你所不知道的范冰冰

  

    范冰冰有没有摊上大事呢?

  自小崔晒合同之后,陷入偷税漏税、赌博、换国籍等负面传闻的范冰冰再未出现在媒体面前。

  代言产品纷纷撤下,由她参演的原定于7月份上映的《爵迹2》宣布撤档。

  前几天,原定于8月17日上映,由范冰冰等众多明星主演的电影《大轰炸》也在官方微博宣布改档至10月26日。

  在该片最新曝光的“炸弹”版海报中,范冰冰的名字已从海报中的演员名单及通稿文案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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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轰炸》最新海报(右)与之前的对比

  冰冰这次真的“冰”了吗?

  作为一个曾在税务机关工作三十多年的税务工作者,我在相关企业信息平台查阅了范冰冰公司的资料,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究竟是演员?企业家?还是资本家?我无法对她的身份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

  演员范冰冰?

  1998年,范冰冰因出演《还珠格格》中的“金锁”一角而成名,并签约琼瑶公司。她随后的演艺之路并不算很顺。

  有人曾这样分析范冰冰的面相:

  她属于智慧型人,自尊心极强,做任何事情都不肯服输。知道如何运用手里、嘴边的有利条件,成为自己向上爬的工具。

  做事有手段,她的鼻梁起节,是相书所云三弯鼻,鼻子三弯其人必奸,容忍的雅量不够,破坏力强。责任心重,工作不做好不罢休。

  范冰冰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潜在的才华和野心在她从华谊兄弟单飞、成立“范冰冰工作室”那一刻就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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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投拍的电视剧,宁可拒绝电视台的预购,也要坚持用最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然后将获得的利润投资电影,扩大知名度和美誉。

  2008年,她以母亲的名义正式创办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走上了成为商业帝王的梦想之路。

  不知道是她的野心忒大,还是看到市场可以成就她投机的梦想,范冰冰在自己还没有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时,就利用自己的智慧、美貌、心机开始了从商之路。

  她一方面依靠绯闻拉高自己的知名度,一方面开始迅速跑马圈地,新公司雨后春笋般在不同的地区注册成立,快速完成了从演员蜕变为企业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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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范冰冰?

  从公司的布局和控股比例来看,范冰冰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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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是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还要看税务机关最终的调查结果。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税收管理学来讲,范冰冰担任多家公司法人显然是有点失策。

  失策一:

  从法律和税收角度分析,如果她担任法人的公司,有一家不安分,出现利用虚假发票和阴阳两套账逃逸税收,那日后都会为她引来牢狱之灾。

  《刑法》对单位犯罪的处罚绝大多数是采取“两罚制”,也就是对单位处以罚金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自由刑或罚金和没收财产。

  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按照《刑法》规定,要追究两种人的法律责任:第一是直接负责人。也就是违法行为的指使者,可以是法人代表、也可以是财务经理、财务总监。

  失策二:

  范冰冰控股的多家公司在税收管理中被称为“关联企业”。

  关联企业在税务稽查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虚开发票、转移利润、资金往来等,也是税务机关监管的重要环节。

  我查看了范冰冰五家法人公司,其业务大同小异,重叠的业务比较多,此次都会因为阴阳合同事件受到连带检查。

  尤其是她和李晨共同投资的公司,如果有业务往来,李晨自己注册的多家公司也会被列为检查范围之内。

  这种关联关系企业的存续,对多家公司同一个法人的范冰冰来讲就是一场灾难。

  例如:

  阴阳合同如果是由范冰冰所担任的法人公司签订,那么纳税义务人就是签订合同的所属公司,偷税行为连带的“逃税罪”,按照刑法逃税罪基本要件,对于单位犯逃税罪,法人和财务人员应该作为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对此,如果存在偷税行为,那么无论是法人范冰冰还是当事人,都很难逃脱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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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最终被确定犯有“逃税罪”,而且证据确凿,要想逃避被羁押的牢狱之灾,唯一的办法就是计算好时间,然后怀孕、生子、哺乳。

  根据新修订的【刑法】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第二百零一条【逃税罪】之规定: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按照我在税务机关工作经验,由于范冰冰控股关联公司比较多,检查到结案之间的时间应该会比较长,按照刘晓庆偷税案时间分析,应该在一年左右,所以,怀孕的时机有心人可以研究研究。

  失策三:

  由于范冰冰担任多家公司法人和主要控股人,而且疑似偷税金额巨大,在税务机关进入调查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第五项:“国务院有关主管机关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之规定,网传范冰冰被限制出境的说法,也在法理之中。

  所以,投资者做企业最好不要同是一个人,或者家里关联人注册多个企业,一旦出现税收问题,就很有可能会被连带检查,最主要的是担任多家机构的法人,一个企业有问题,就如同连环地雷,引爆一片。

  资本家范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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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范家在各地注册的企业来看,企业家这个名称应该并不是范冰冰的最终目的,她知道总有一天无论是容颜还是年龄都无法让她继续靠着出卖自己获得巨额财富。

  只有快速进入资本市场,把自己高价变现了才是上策。所以她采取了两种方法:

  一是无形资产置换股权。

  她知道靠着自己“一貌倾城”的姿色和美誉进行投资,对一些企业来讲应该是求之不得的“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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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投资宁夏成功红葡萄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成功红葡萄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6月份发布的公开转让说明书显示,范冰冰在2015年3月31日斥资150万元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苏长山手中受让2.85%的股权。

  同年6月30日,范冰冰又以165.6万元的价格获得成功红3.15%股权,共计持有公司6%的股权。

  后来公司又进行了两次增资,使得范冰冰目前持有公司的股权降到5.29%,但稳坐公司的第三大股东。

  根据相关信息,成功红靠卖葡萄苗在2015年实现5489万的营业收入,净利润2087万,目前正在申请在新三板上市。

  这种投资我们看到,范冰冰货币投资并不多,但是一旦该公司上市成功,范冰冰所有的股权就会迅速增值,然后她再进行套现,就将成功获得巨额财富。

  宁夏成功红葡萄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大西北企业,和范冰冰八竿子都打不着,凭什么会拉范冰冰入股?其实就是看中范冰冰影响力,可以让他们企业“锦上添花”,成为企业市场发展抗争的筹码。

  二是注册多个空壳公司获得高估值后被收购。

  根据“天眼查”资料显示,范冰冰本人担任法人和参股的公司多达12家。

  其父母范涛、张传美控股参股及与其相关的公司多达12家,与范冰冰有关的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总计多达23家。

  全家出动,范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循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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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她是怎么运作的。

  2016年,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获得了范冰冰未来10年演艺经纪独家代理权(无形资产),也成为范冰冰资本运作的主体。

  2016年3月,唐德影视公告称,筹划以现金方式收购范冰冰的无锡爱美神公司51%的股份。重组估算,无锡爱美神估值至少在7-8亿(无形资产价值主要靠估值,尤其是明星市场效应没有可比对价值,基本是人为估值)。

  虽然重组并没有成功,但是可以从中看到范冰冰成立多家公司真正的目的,不能排除等待收购的歧途,有一个有可能是通过空壳公司获得暴利。

  这种被收购游戏很简单,就是虚构财务报表,例如网络公布信息:“无锡爱美神2015年7月注册成立,工商资料显示2015年年报其资产仅为1036万,所有者权益为53万,成立当年营收为3468万。当年净利53万,纳税总额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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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美神股东:范冰冰和母亲张传美

  这条信息按照我在税务机关征管部门工作经验来看,从逻辑上似乎是不成立的。

  疑点一:

  该企业用53万的实缴资金,就可以在5个月获得3468万元的收入,如果按照行业利润率25%(综合)计算利润在开办期也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为什么财年报告获净利仅为53万元?用企业所得税25%还原到应纳税所得额,其利润出现异常。

  疑点二:

  根据该公司利润率分析,成本率高于同行业的成本率,即为成本过大。根据相关详细资料,无锡爱美神公司其实就是一个由几名挂职人员组成的空壳公司,怎么成本如此之高?

  疑点三:

  该公司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的制作、发行与放映等。这些业务怎么可能在不足半年就取得3468万元的收入。

  以上三个疑点足以证明,创办空壳公司,其目的就是制造出一个漂亮的财务报表,然后通过被收购获得高额收益。不知道股民会怎么想。

  虽然,唐德收购无锡爱美神失败,但是他们又投机取巧,以共同出资投资成立了无锡唐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无锡爱美神持股比例51%,唐德影视持股比例49%。他们继续寻找机会将空壳公司提高估值,等待被收购套现撤资,从而完成依靠虚拟财务数字获得巨额财富的资本撤离。

  例如:2015年11月19日,华谊兄弟以人民币10.5亿元收购东阳美拉股东冯小刚99%的股权(空壳公司),外界对此称之为“华谊塞钱给冯小刚”。

  华谊公告截图

  范冰冰的资本运作才华体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对市场的观察力和敢于投资的魄力。

  范冰冰在加拿大买了一套哥特式百年老宅,买价27万加元。朋友劝她翻新后倒手卖掉,来赚10%左右的收益。

  但是范冰冰想起麦当劳创始人的一句话:“其实我不做汉堡包业务,我的真正生意是房地产。”于是范冰冰将老宅改成了“加州旅馆”,为刚刚登陆的新移民提供短期住宿服务。

  随后,她又投资了中国留学生公寓“冰冰小栈”。靠着范冰冰的明星效应,旅馆的生意异常火爆。

  媒体报道

  之后,范冰冰按照此法又分别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滑铁卢大学、麦马斯特大学、皇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卑诗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校区周边开设多家连锁。在房产升值的同时,收取租金,将旅馆投资拓展道海外咨询服务、住宿一条龙的产业投资。

  目前,她海外房产目前的挂牌价格已经上涨了90%以上,每年收益保持在14%以上,其海外整体投资收益已经超过200%。

  从范冰冰操作的商业之道,我们不难看出,把范冰冰称之为一个有头脑、善于利用机会的投机资本家着实不为过。

  后记

  整个风波不能不令我们想起毛阿敏、刘晓庆偷税案,最后也做个简单分析:

  1、毛阿敏偷税为什么没有坐牢?

  事情还要从案件发生的年代来讲。1998年9月底,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向社会宣布:“歌唱演员毛阿敏自1994年1月——1996年3月期间,在我国内地13个省演出的109场中,共获取收入471.11万元。在已完成调查工作并确认有违法行为的65场演出中,少缴税款106.08万元。税务机关已向毛阿敏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

  对此。毛阿敏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原因出在主办单位上,真正偷税漏税的是他们。

  如果毛阿敏说的是事实,那就可以说明,毛阿敏与主办方约定的是税后报酬,是主办方没有替她履行纳税申报义务。

  从这一点上理解,毛阿敏并不构成主观上的故意偷税行为,也不符合《征管法》“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用欺骗、隐瞒等方式逃避纳税的违法行为”的偷税基本要件。

  按照刑法第二百零一条:

  【逃税罪】: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当年国家税务总局向社会宣布的偷税数额,毛阿敏在已确认有违法行为的65场演出中,少缴税款106.08万元。

  毛阿敏取得收入属于劳动报酬,劳动报酬是按次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即:

  1、每次收入不足4000元的:应纳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每次收入额-800)*20%

  2、每次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应纳税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每次收入额*(1-20%)*20%

  3、每次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20000元的:应纳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每次收入额*(1-20%)*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毛阿敏偷税106.08万元,如果按照65场次计算,每次少缴税款仅为约1.6万元。根据刑法追究其偷税罪显然不满足基本要件。

  2、刘晓庆偷税为什么会坐牢?

  刘晓庆偷税发生在2002年,北京市地税局第一稽查分局对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公司和北京晓庆经典广告公司涉嫌偷税立案调查。

  调查证实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自1996年以来采取不列、少列收入、多列支出、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巨额税款,已涉嫌偷税犯罪。

  两个案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毛阿敏与主办发约定的是税后收入,而主办方并没有替她申报纳税,对毛阿敏来讲属于非主观故意,而且偷逃税款也不算上巨款。

  刘晓庆却是采取虚假手段,伪造票据和账务进行偷逃税,而且税款巨大,属于主观故意,偷逃税款高达1458.3万元。

  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北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在1997年、1998年、2000年拍摄电视连续剧《逃之恋》、《皇嫂田桂花》过程中,将已代扣的演职人员个人所得税,共计人民币418574.43元隐瞒,不予代为缴纳。

  故此,根据刑法偷税罪要件追究刘晓庆刑事责任,判处其有期徒刑也是不奇怪的。

  3、范冰冰如果逃税罪成立,会判几年?

  假设范冰冰利用虚假合同向税务机关隐瞒收入2000万元,如果按照劳务报酬加成征收税率40%计算,逃逸个人所得税约800万元,逃逸劳务收入的增值税约6万元,还有相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网上另一信息披露:范冰冰2017年的个人收入为人民币2.44亿元。

  该收入如果是个人投资分红,那应该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4800万元。

  该收入如果是劳务报酬,那应该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9600万元。劳务报酬还应该申报缴纳增值税813万元以及相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如果以上事实成立,范冰冰的逃逸税收已经构成主观故意,偷逃税收金额也是巨大。所以,仅从性质上来分析,范冰冰都不可能享受与毛阿敏、刘晓庆一样的“待遇”。

  当然,以上仅仅是基于假设做的分析,一切还有赖于税务总局的调查。

  她会不会跌在自己精心设计的圈套里呢?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TVChinese 版



2018-08-10 02:35:31

主题: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 (四)
送交者: 红朝笑笑生[首辅宰相★★★★★] 于 2018-08-04 22:48 已读 10953 次 54 赞
 

随着日伪军分批离开狼牙山,一分区渐渐平静下来。

鬼子的扫荡,快要结束了,最后一次惨痛伤亡,是徐水县县长刘萍的死。

刘萍,徐水县抗日政权县长。九月二十五日,在三团、二十团并狼牙山五壮士掩护下,四万军民从鬼子包围圈中脱困,其中就有徐水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他们经满城回到徐水,十月十三日,在陈庄一带被大股日伪军包围了。

这是众寡悬殊的一仗,对方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军队,刘萍等人只能算游击队掩护的文职人员。在惨烈的战斗中,县委书记刘化南、公安局长辛力壮战死,县大队长孙光和组织部副部长李正直重伤自杀;刘萍带着队伍两次突围失败,自己也多处受伤,本来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生命,忽然发现逼近的日军中有一名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将其击毙。

弹尽重伤的刘萍被俘了。日伪县长丁克强软硬兼施,动用了美味佳肴、高官厚禄、刑讯逼供等各种手段,结果审讯时,刘萍痛骂他说:“别看咱俩都是县长,可我这个县长是老百姓选的,你那个县长是鬼子任命的,所以你是汉奸、民族的败类,你应该下堂接受我的审判!”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伤势恶化,刘萍于牺牲于狱中,年仅二十四岁。鬼子任命的汉奸县长,终于还是杀死了民选的县长。刘萍牺牲后,他的英雄事迹被编进了抗日政府的中小学教材之中,那句“我这个县长是老百姓选的”,也成为晋察冀抗战干部的经典台词,十分硬气——可惜在解放后消失了。

刘萍最初被埋葬的地方,就坐落在南陈庄村的烈士陵园。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徐水县人民委员会为刘萍墓树碑;一九八三年其墓迁往保定烈士陵园,纪念碑迁至徐水县陈庄烈士陵园。今天的南陈庄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东釜山乡境内,村中一千二百人左右,其中一半人据说还没有脱离贫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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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以学生之身领导一县政府,二十四岁不屈殉国的民选县长刘萍。抗战时期的县委书记和县长,大致相当于部队的营级干部。

一九四一年的这次夏秋大扫荡,对晋察冀八路军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分区控制范围大大缩水,二分区几乎全境沦陷,三、四分区元气大伤,尤其是兵员和弹药的损失,始终无法补齐,开始进入持续失血的恶性循环中。如果按输赢来论的话,鬼子开战前有三个目标,分别是消灭八路军军区和军分区指挥机关、消灭八路主力、占领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失败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则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问题是,鬼子伪军可以很快补充自己的损失,八路军却没有任何能依靠的工业基础。

以杨成武为例,他在一分区的补救措施,只是命令一团和三团全部调往满城,看好狼牙山的大门口,然后集中其他人手,全部赶往冀中,背运平原根据地支援的粮食和布匹,以渡过即将到来的寒冬。其他军分区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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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1941大扫荡后,杨成武不得不把几个县政府合并到一起,成立了“易满徐联合县”。听上去很大,其实是这几个县的根据地大都沦陷了,只有交界的地方还在苦苦坚持。

聂荣臻不知道,这是冀中平原最后一次大规模支援北岳山区了,第二年迎接他们的,将是更为严峻的进攻。虽然说,一九四一大扫荡在十月份结束,但它的余波,却一直影响到抗战结束。

大扫荡的第一个影响,是平西挺进军被撤销。

平西挺进军,原本是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下的产物。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失败后,延安和八路军总部都认为,应当反攻回冀东、挤占平津周边的地盘。很快,以肖克为司令、晋察冀各军分区大力支援,成立了平西挺进军。

平西挺进军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平西地区、冀东根据地和冀中十分区。按照战略规划,退回平西的八路军应当重整旗鼓、杀回冀东根据地;由于平西地瘠民贫,养不活太多军队,还专门把冀中十分区划给他们,以利供粮。这是一个极有眼光的布局,如果日军的部署还跟三八年一样的话,挺进军说不定真能实现大反攻,进而杀向热河,同东北抗联呼应支援。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挺进军成立的这两年,始终打不开局面,渐渐变成了一个多余的机构。

挺进军战绩不佳,固然有肖克个人水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却是随着鬼子对后方的重视,不断分兵扫荡,挺进军的任务直接超出了它的能力范畴。平西山区产粮极低,杨成武先前就发现,当地最多只能供养一个营,但此时却塞进了大大小小一堆部队,加上挺进军的配套机构,顿时把当地搞得不堪重负。尽管有冀中十分区支援,可十分区自己也不宽裕,时常遭到鬼子扫荡,好不容易攒下点粮食棉花,还得费尽千辛万苦穿过封锁线,用人力一点点背回来,端的是艰难万分。

一分区和挺进军,其实都是最苦的地方,因为他们靠着山区打游击,物产极不丰富,连饭都经常吃不饱。三九年的时候,一分区电台长刘长生叛变投敌,几个月后挺进军电台长吴其增也叛变投敌,这些都是经历过长征、久经考验的红军干部,负责掌管机要部门,没想到直接就跑去了鬼子那边,还带着要命的电码,将内部情况暴露无疑。三九年八路军仍在扩张,已经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故,等到四零年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那一年, 苦心经营一年多的肖克终于出征,派主力第七团前往平北地区,决心开辟平北根据地,打开局面为远征冀东做准备。

第七团的平北之行,只能用一个惨字形容。虽然当地游击队奋力接应,但在飞机轰炸和日伪军追击下,挺进军损失极大,根本站不住脚跟,只能狼狈撤回平西,兵员损失过半,全团可以说是元气大伤;接着鬼子发动报复性扫荡,第九团勉力招架,又损失好几百人。

平西根据地只有七团和九团两支正规军,这两个团大失血,挺进军就象是抽了骨头的老虎,再也挺不动了。百团大战各军分区打得风风火火,平西却是安静一片,除了牵制性的攻击,没有其它动作,实在不是肖克想保存实力,而是先前的损失,有些太大了。

到了一九四二年,延安总部、八路军太行总部和晋察冀总军区都明白,挺进军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了。靠着山区里饭都吃不饱的两个团,是不可能反攻冀东的,继续保留一套跟晋察冀总军区平行的机构编制,除了给指挥带来麻烦外,没有其他效果。因此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肖克重新回阜平的总军区上班,充当聂荣臻的副手;挺进军正式分成几个军分区,由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

少了一个挺进军,倒不是什么大事,真正给聂荣臻致命一击的,是冀中大扫荡。

晋察冀根据地的运作模式,大致是北岳山区强悍进攻、冀中平原保障后勤。靠着冀中丰富的物产,保障了山区数万八路军的生存需求,而在日军进攻冀中时,北岳四大军分区会立刻频繁出击,逼得鬼子分兵回援。两个地方可以说是相互支援、互为唇齿。

现在,终于到了唇亡齿寒的时候。一九四二年五月,在精心准备之后,冈村宁次对冀中平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史称五一大扫荡。

虽然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早在三月份,就察觉到了日军的进攻动态,还在四月二十号发布了相关指令,但是仍然挡不住鬼子的拉网式扫荡。冀中军区司令吕正操被鬼子追得紧紧地,整整一个月后,才在军区批准下,带着司令部穿过石德路,跳出了包围圈。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在吕正操走后,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战死,八分区司令常德善、政委王远音双双战死,整个大扫荡中八路军损失一万六千多人,平民死伤被抓五万多人,整个冀中军区全部沦陷,根据地彻底丧失。

必须要说明的是,冈村老狼在冀中的行动,绝不是孤立的;事实上,它是一系列战略进攻中的一环,晋察冀血雨腥风的时候,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剧烈的战斗。五月十九号,两万多日伪军对太行山区根据地发起了扫荡,同时伴随着无线电测向和特种部队突击,目标直指彭德怀本人。二十五号在辽县麻田镇的十字岭,日军成功包抄到八路军总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战死。

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一直在延安中央军委,朱德回延安后,前线辅佐彭德怀作战的第二号人物,就是左权了。他的死,意味着鬼子的刺刀,已经直接逼到了总部门口,整个根据地,再没有一块地方敢说自己是安全的。
冀中根据地陷落了,聂荣臻很痛心,然而他无能为力。

虽然各处都发出急电,指挥晋察冀四大军分区、平西军分区、山东军区甚至晋冀鲁豫军区,分头向鬼子发起进攻,希望牵制日伪军兵力;但是八路军实力太弱,面对严密防范的敌人,几乎起不到象样的效果。鬼子则在记录里,留下了这样的一笔:

“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地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没有大炮,没有坦克,子弹不够,连刺刀都要几个人一把。一年前的六十六日大扫荡,北岳山区尚不能发动规模足够的进攻,就不要说这时候了。聂荣臻能做的,也只能是勉强坚持而已。而在失去冀中军区之后,本来每年能得到几百万斤粮食接济的北岳山区,突然成了没奶的孩子,还要养活从冀中败退的数万残兵,几乎是瞬间陷入了饥荒。

这里要专门谈一下山区八路军的吃饭问题。

北岳山民的主食,是以小米、玉米为主,夹杂着黄豆一类杂粮,白面就属于奢侈品。当然了,平时粮食都吃不全,蔬菜之类的更不用指望,老乡们大都在春天,趁树叶没长硬的时候,四处采叶子腌到坛子里,当一年的咸菜;更有甚者,连咸盐也买不起,只好熬土制硝盐,腌出来的烂叶子带着股骚臭味,实在不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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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春天的北岳山区(主要指易县、涞水、涞源三县),老百姓采摘树叶度春荒。

至于八路军,伙食就更降一个等级了,连树叶也不能随摘随吃。为了防止影响民生,总军区专门下过命令,部队采摘树叶,应该远离居民区,以免跟老百姓发生冲突,想要解决吃饭问题,只能四处找食,从树皮到野草,有啥吃啥。(晋察冀军区政治训令:查最近清明过后,许多部队纷纷采集树叶,此举虽有利于缓解部队的困难,但应知当此春荒严重之时,老百姓已把树叶当作主要食粮,我各部队所有伙食单位均不得在驻地附近采摘杨、榆树叶,与民争食。接此训令后应严格执行。署名:聂荣臻。)

抗战时的晋察冀,干部风气是很硬朗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一个大锅里捞食,极少人敢搞延安的分灶制度。以北岳最“富”的杨成武为例,他手上一直握有金银等物资充当经费,但从来不给自己开小灶,一分区从上到下,都是吃小米、玉米等煮的杂粮。山村里杀猪,常有肉铺将卖不完的肉用盐酱煮透,然后挂在梁上风干慢慢卖,每次煮肉的时候,常年清水杂粮的八路军就会一齐咽口水,眼巴巴地望向肉铺方向,可谁也没有一文钱开荤。个别人有点闲钱,就买点咸盐回来,放几滴油炒透了,用油纸郑重包好,吃饭时拿筷子蘸着舔舔,便是无上的美味了。在大平地杨成武喝水时兑的味精,也属于这种“珍藏”。

四二年六月以前,晋察冀的八路军虽然苦,小米杂粮还能吃饱。四二年后,冈村宁次直接掐断了他们的生命线,真正的考验来临了。

由于冀中失陷,加上青壮年消耗殆尽,只剩妇女老人做农活,北岳根据地减产严重。根据一分区当年的记录,杨成武有令,仅有的一点小米和鸡蛋不许随便吃,必须留给伤病员,库房四处打扫,连板缝里的陈年黑豆都搜了出来。这些本来喂牲口的饲料早已发霉,到处是虫蛀的小眼,此刻全成了救命军粮。最困难的时候,连杨成武在内,每人每顿只有几十粒霉臭的黑豆,吃不饱也消化不下,十分难受。

面对严重困难的局面,有人想出了一个妙招,那个人是先前的战线剧社副社长、后来的政治科管理科长,王克修。

一年前李青川、杨浩到涞源招兵的时候,王副社长正跟大伙一道,演戏动员农民们参军,努力把三团恢复到两千人的规模。一场长达六十六天的惨仗打下来,三团的兵力从两千多骤降到一千人,换句话说,那年招来的新兵,至少有一半倒在了沙场上。

我们不能忘记,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山沟里母盼子、妻盼夫的一双双泪眼。

如今已经到了无兵可招、也无戏可演的时候,王副社长只好穿上厨子的大褂,在后勤战线继续发挥才干。经过试验,王科长和炊事员贾三发现,小米不够并不可怕,只要收集黑豆和麦麸、棒子核一类东西,同当地能找到的杂产如红枣、干柿子(不去皮的,有涩味)、栗子等混起来,再加上树叶野草和极少的小米核桃之类正规粮食,全部磨碎后放盐煮成糊糊,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如果要讲究的话,把水熬干一点,弄成充饥的菜团子,就是好饭了。

其实不管伙房怎样改进,粮食总量并没有增加,吃的主要还是饲料、树叶之类,换到冀中富饶点的地方,叫花子都不一定看得上眼。大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贾三开玩笑地管吃饭叫“上槽”,意思是喂牲口。

敢说八路军官兵是牲口,追究起来可是犯错误的。好在杨成武毫不介意,更没有上纲上线追究,每到饭点的时候,杨司令都是笑哈哈地跟人打招呼:“走,上槽去!”

王克修的这项发明,在刚出来的时候,是轰动一分区的大事。听说政治部的伙房能吃到象样的饭,连杨成武都惊动了,亲自带着司令部伙房来观摩学习,并向全分区郑重推广:把食材全磨成粉煮一块,中午吃稠团子、晚上吃稀糊,能混饱!

作为一支没有粮饷的军队(除了国民党前两年发的那一点),八路军其实是精穷的,杨成武过手经费几十万,自己也吃不起几回好饭;一分区鼎盛时期,欢迎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的时候,连一盆猪肉片都请不起,只能拿肉片混着猪下水,凑满一盆菜招待他们。而到了一九四二年底,连这种清水杂粮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了。

随着营养条件急剧恶化,八路军一个个变得瘦弱不堪,不仅无力爬山行军,甚至普遍患上了夜盲症,连夜战能力都大为减弱。有的人因为饥饿,打仗行军时竟然一头倒在地上,暴毙身亡,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反而是日伪军和汉奸队敢在夜间横行。

经过半年多缺粮时光,一九四三年过春节的时候,杨成武给大家开出的年夜饭,是每人一盆玉米糊。面对这份寒薄的年礼,大部分人什么也没说,因为他们知道,能吃上纯粮食煮出来的饭,已经很不容易了,平时都是病号才能享受的待遇。然而冀中十分区撤到山区的人却在偷偷抹眼泪:冀中规矩,即使家里再穷,到了过年时候,一顿白面饺子是该端上桌的。

故乡已经沦陷,家人生死不明,连年夜饭也没有一顿象样的,确实不能怪他们。前两年山区缺粮,冀中的同志们硬是勒着腰带,省下小米送过来;如今他们落难来投奔,过年一点招待都没有,是有点说不过去。前来慰问的杨成武没说什么,转身就下了命令,把军分区所有白面全部拿出来,宁可明天不过日子,一定要让十分区的同志吃上饺子!

很快,冀中部队的伙房就传来了欢呼声,接着又沉默了,因为眼尖的人发现,送来的白面里,掺着不少玉米面。很明显,一分区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面粉,只好混着玉米面充数。

那年春节,杨成武和其他人一样,喝完稀玉米糊,继续昂首挺胸走在村里,同老乡一道看踩高跷、唱大戏,仿佛所有的困难都不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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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四三年,一分区军民踩高跷过春节,地点应该在易县的裴庄,拍摄人英国教授林迈可。通常情况下,鬼子的警备部队不会在春节期间发动扫荡,因为伪军和汉奸们要过春节,日本兵也“入乡随俗”地跟着过起了春节。有的时候,游击队手痒想打一场,伪军还会跟他们喊话,“老祖宗留的规矩,可不能坏在咱手上,不然日本人过年时来打仗,大家都别过日子了呀!”游击队一想是这个理,也就走了。

冈村宁次并没有给聂荣臻太多时间。春节之后两个月,他就发动了春季扫荡。

单从兵力上看,这次扫荡规模并不大,日伪军总共一万来人。但是对聂荣臻来说,这已经是极为严峻的考验了。由于失掉了冀中的粮食,北岳山区普遍陷入粮荒,往往靠发霉的小米、黑豆度日;加上部队经常转移露宿,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官兵体力消耗过度,从机关到各团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疮疥、夜盲症普遍流行,有的团患病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仅是机关要办休养所,连各团、各营、各连都自办休养所,为病员补充营养,最后自然是有休无养,大家一齐挨饿。

这样的部队,去跟吃饱睡好、弹药充足的日伪军打仗,结果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冈村宁次倒也没有硬拼,只是派兵纠缠了一个月,重点攻击一分区、平西和四分区,取得一些战果后就撤走了。很明显,鬼子的进攻,带着极大的试探性质。

虽然只是试探,但对一分区来说,也是一次生死考验。日军扫荡一分区的时候,杨成武正带着一团在阜平公干,狼牙山空出了十几里的大空档,顿时成了任人宰割的肥肉。鬼子立刻在当地修起炮楼,饥饿不堪的八路军无力抵抗,只得带着老百姓四处转移,躲避锋芒。

眼看鬼子要大肆祸害根据地,黄寿发也急了眼。此时三团还在满城,二十团在涞源,都是远水不解近渴,只有一个曾雍雅的三区队,可以临时挡一下。他当即叫来了警卫连,虎着脸对他们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整个一分区安危,就看你们的了!

黄寿发这样讲话,是有原因的。平时大家都是饥一顿饱一顿,但在杨成武的关照下,警卫连却始终优先供应,装备也是数一数二,早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眼红,闲言碎语非常多。现在根据地陷入危机,他们作为仅有的生力军,自然应该仗义出手,顶在第一线上。

吴炎没有讨价还价。他带着连队出发了,碰到鬼子后,直接展开十二挺机枪的火力,立刻吸引了所有敌人的注意力。

警卫连能如此顺利地牵制住敌人,绝非鬼子好骗,而是因为他们早就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杨司令身边有个精锐的警卫连,装备又好、训练又足,一直保卫关键的司令部;鬼子自然也不例外,时不时地重点关照各单位:进攻一分区根据地时,一旦发现这个连的踪迹,务必集中所有兵力追击,不惜代价咬死他们,后面肯定有杨成武的司令部!

两年前,狼牙山五壮士主动暴露自己,吸引敌人走向歧途;两年后,吴炎带着一百多人的警卫连,同样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没有白吃人民供养的小米饭,关键时刻是能拿命顶上去的。鬼子一路追着他们,直到狼牙山峰顶,然后封死了下山的路,谁都走不掉了。

吴炎被逼到了绝路。山上没有水,仅有的泉眼一天才能渗一盆水,总不能带着两百战士跳崖吧?!

靠着家底厚实,一分区有自己的电话网系统,此时吴连长赶紧给黄寿发打电话求助。黄寿发自然是啥办法也没有,吴炎知道不能等死,索性把电话转到了阜平,向正在总军区开会的杨成武求救!

收到吴炎的电话,杨成武也急了。这个警卫连是一分区的骨干部队,绝不能说扔就扔,可是一团还在阜平,现在赶回去也来不及了。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强令二十五团去解围,要么让三团从满城出击,解救警卫连。

很明显,鬼子也在等着八路军来救人,这一招在兵法上,那是有说教的,叫做围点打援。但更要命的是,无论杨成武牺牲警卫连还是主力团,都是远水救不了近渴,狼牙山没有水,警卫连已经等不及了,再过一天,鬼子不攻上去,他们也要渴死。

就在杨成武和吴炎心急如焚的时候,有个人站了出来:老道士李圆忠。

两年前,他亲眼目睹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跳崖,并带人来救了其中的两个;两年后,他再次站出来,告诉吴炎说,我知道有个地方叫“阎王鼻子”,地势险要,可以把绑腿结成绳子,滑下去脱险。

天色渐渐暗下来。吴炎的警卫连同李道长一起,从悬崖边悄无声息地脱出了大网。扑空的鬼子气急败坏,他们杀掉了老君堂里的其他道士,把房子也烧毁了,李圆忠从此只能流浪他乡避祸。

四三年的春季扫荡,持续了大约一个月,到五月中就停止了。聂荣臻心里明白,这并不是考验的结束,相反,严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四三年九月,冈村宁次再度发动了大扫荡。虽然这次动用的兵力只有四万来人,但是北岳根据地此时困难重重,实在难以抵挡。聂荣臻被鬼子赶得东奔西走,连随身最珍爱的木箱都丢掉了,历年珍藏的一些相片等纪念物全部失落;而一分区更惨,因为杨成武正在患疟疾,偌大的一分区翻不出一片奎宁,不得不把他藏在山里,想办法找草药治疗。

在冈村宁次的重点打击下,狼牙山根据地终于全境沦陷,连人迹罕至的小兰村也被占领,鬼子不惜工本,硬是在那里修起了炮楼。急红眼的邱蔚在团部架起轻机枪,死活不肯退出最后一块阵地,最后还是不得不撤到满城,在三团的防区慈家台,找了个地方过冬。

一九四三年底,是晋察冀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兵,没有粮,没有弹药,根据地大量沦陷,由于营养极度不良,已经没有人能背得动重装备的零部件爬山,不得不把迫击炮和重机枪埋起来,靠轻机枪、掷弹筒提供火力,完全是山穷水尽的景象。从前的根据地大都成了沦陷区,吃不饱也穿不暖,士气低落到极点,不仅每天都有人当逃兵,老百姓更是成群结队地离去。谁要说日本一年多后垮台,大家都会以为他在说笑话,根本没人相信。

正是在这个时候,晋察冀军区负责经济工作的姚依林,收到了情况报告:根据地有大量妇女,成群结队地跑去了日伪军盘据的敌占区嫁人,不少姑娘都嫁给了有钱的伪军或汉奸。

这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消息,姚依林很是重视。于是他派出了调查小组,在钱丹辉(此时他已经是新华社主任记者)的陪同下,来到一分区调查,并留下了正规的文字档案,记录着那个难以置信的艰难岁月。

才经历扫荡和大病,杨成武在慈家台的新司令部,接待了调查组,然后在不远的龙居村开展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小小的根据地核心村里,竟然有“十三个妇女过沟,其中八个青年妇女嫁给特务,有的妇女以三十元改嫁,有的以八十元伪钞卖身。”

所谓过沟,是指日伪军在根据地到统治区间挖的封锁沟,没有日伪允许的中间人(通常是本地关系广的一些人)带路,不能随便通过。特务的意思,并不指间谍一类奸细,而是当时伪军中的一个特殊“职务”:当年保定的华北治安军总部制定政策,农民当伪军,一个月有十二元华北“老头票”(日本乙种军票),但如果是从八路军跑过去的,可以享受“特务”的待遇,每个月三十元“老头票”。上面讲到的“有的妇女以三十元改嫁,有的以八十元伪钞卖身”,指的就是这种“老头票”。

一个从八路军跑过去的变节分子,一个月收入就可以娶改嫁的有夫之妇,三个月的收入可以娶个未婚的大姑娘。而你呆在八路军,即使不战死,每月不过一元五角“边币”,贬值后购买力不过几角钱,别说娶亲了,有老婆也养不起;加上营以下干部不许结婚,只要没撑到战争结束,肯定就是绝后了。如此显著的待遇反差,着实吸引了很多人,跑到鬼子那边去。

今天能看到这些统计数字,其实是因为,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建议锄奸科把“中间人”杀掉,不许妇女出沟。由于牵涉到地方百姓,不是单纯的军人,锄奸科杨德才不敢做主,跑来请示杨成武。杨司令只问了一句话:“我们根据地能养活这些人吗?”

不等别人回应,杨成武就给出了答案:“当然不成,无粮,养不起她们,为什么不能放她们一条活路呢?她们在根据地无人可嫁,我们还管她过去嫁什么人吗?!”

不管威风八面还是势单力孤,杨成武始终理解和包容老百姓的需求,哪怕他们的觉悟并不高大上,甚至弃自己而去;这也是他人格中,最值得佩服的闪光点。

统计完毕的时候,总军区干部在新华社主任记者、前任一分区宣传科长钱丹辉陪同下,访问过杨成武,并提了一个问题:“一分区有什么办法战胜眼前的困难?”

杨成武的回答很简单:“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咬牙熬着呗!”

这是一个有点泄气的回答,却也是唯一的办法。没有后勤工厂,没有外国军援,没有粮食医药,守着一小块山区农村,连饭都不够吃,却要同现代化的日军殊死搏斗,除掉熬以外,杨成武实在没有其他招数了。

敌后抗战打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光是中国兵同日本的斗争,而是一伙不识时务、身无分文的死板中国人,同日本人支持下的另一伙精明中国人之间,展开的殊死搏斗。前者贫困无助、粮弹两缺,只能靠朴素的信念苦苦坚持,随时可能死于战斗或疾病,一旦损失,连兵员都补不齐;后者则拥有强大的靠山背景,平时靠着优厚的待遇,青年伪军往往能选择最年青、最漂亮的女孩成亲,拥有稳定的收入和家庭后代。

杨成武理解普通百姓的选择,但他自己的态度,始终是不抛弃、不放弃,同鬼子和伪军死磕到底。命运之神也是公平的,杨成武既然没有放弃,她就在绝望之后,送来了胜利的希望。

四三年的百日大扫荡,其实是鬼子在晋察冀的回光反照。从四四年起,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惨败,日本已经无力支撑大规模战事,在尽量摧毁北岳山区的兵力后,他们开始大量调走野战兵力,由其他部队接手。战争的主动权,将在这一年重新回到八路军手中。

但是曾经血战狼牙山的一团,注定是没有机会反攻自己的大本营了。不久后,他们接到命令,全团集结,奔赴延安。

由于国共间的矛盾,坐镇西北、拥兵数十万的胡宗南一度想先下手为强,玩闪击延安之类的把戏,陕甘宁边区兵力空虚,不得不向晋察冀要兵防卫。收到命令后,一分区和平西都派出了自己最厚实的家底:一团和九团。

一团要回延安保卫党中央了。三团团长肖应棠十分大方地打开了军械库,给他们换上三百多支好枪,由参谋长郑三生亲自押送,把装备送到手上。杨成武尽力给他们配齐新军装,挥手送别了自己最钟爱的部队。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们翻山越岭,爬过五台山后,在铁路线遭到封锁,三次强渡才冲了过去。一路上经过易县、完县、曲阳、阜平、五台、繁峙、代县、岢岗、兴县,到达郭县,已经是晋绥军区贺龙的地盘了。

晋绥军区显然知道这支部队是干什么的,他们拿出了自己种的红豆、小米,招待大家吃一顿饱饭。这天下午,一团各连指导员通知大家:炊事班不统一做饭了,由各班领粮造饭,只要不浪费,能吃多少吃多少!

听说有自助餐,大家都是欣喜不已,纷纷冲向灶房,用大锅煮饭。一个叫张永儒的战士记得非常清楚,自己连吃了八碗小米红豆饭,吃完后激动地喊了一句话:“今天我的肚子真吃饱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饱的一顿饭!以后如果我每天都能吃这么饱,我再也不提意见了!”

四零年参军老一团特务营,打过百团大战、经历过几场生死攸关的大扫荡,张永儒算得上百战余生。但他的意见,是几年来,饿得到处捞树叶水草充饥,没有真正吃过一顿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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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07年,志愿者探望抗战老兵张永儒

从河北到山西,再渡过黄河到陕北,一团终于回了自己的老家。七年前大军东征抗日,独立团里除了老红军,还有当地招的陕甘新兵,现在那些人看到家乡的山水,都激动得欢呼起来。

其实调到陕北的,不止杨成武的这个团,还有四分区的五团、平西十一分区的九团,但是根底最红、也最出彩的,还得数老一团。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尤其是在李青川的长期调教下,管理十分正规,队列式更走得规范标准,在各根据地都极为罕见。于是不久后,这个团奉命调出一个连,前往守卫延安飞机场,顺便充当仪仗队,向贵宾展示八路军的风彩。

一团的机场警卫连从驻地甘泉出发了。在经过延安南关街道前,他们把机枪退去枪衣、步枪上好刺刀,然后高唱八路军进行曲,雄纠纠地迈着齐步,走上了延安街头。

这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啊!他们面容黑削、形体枯瘦,长期征战下营养缺乏,有的人身上还留着枪疤,甚至有白求恩大夫手术的印迹,百战余生一望而知。但每个人、每一步都如钢一般坚毅有力,眼里燃烧着火一般的斗志,从敌人手中缴来的武器擦得铮亮,每枝枪里都封印着侵略者的性命,阳光偶尔掠过刺刀,闪起逼人的寒光。不需要太多的介绍,黄土岭和狼牙山就是最好的解说,虽然是宽广的街道,却有如滚滚黄沙、天地风雷;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高唱着埋骨沙场的歌谣,如风虎铁骑般席卷而去,纵然前方有连天的炮火,也不肯半分退却;这支钢铸的军队仿佛已根本不记生死,只想飘扬自已的旗帜冲锋、冲锋、再冲锋,踏过敌人的重重尸体前进,直要踏破千山万水,去冲击天地的边缘。

杀声震破敌人胆,铁血卫国保家园!攻必克,守必坚,踏敌尸骨唱凯旋!

延安城轰动了,一齐涌上街头来,看到前线功勋部队的雄姿,到处都在评论说,“我一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精锐的军队!”面对此情此景,我相信,来延安开七大的晋察冀军区总司令聂荣臻,心中想必是无比自豪的。因为,这是他的人马,是他带出来的队伍。

同样,来延安开会的前十一军分区司令陈正湘,一定也会倍极骄傲,因为一团曾是他的老部下,也是在他的指挥下打死的阿部规秀。他完全有资格对别人说:他们是我的部下!我是他们的团长!!他们是我的团!!! 

光荣不仅属于聂荣臻、陈正湘或邱蔚,也属于晋察冀根据地的军民,包括杨成武,吴炎,张延儒,李圆忠,以及每一个平凡但不屈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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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今天的狼牙山脚下,红叶满山。别忘了那个战争岁月,烈士的鲜血曾同红叶一道,化为脚下的泥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8-08-04 01:14:23

主题: 一九四一:晋察冀大扫荡(三)
狼牙山的四万军民疏散得救了。但对一分区来说,这只是严峻考验的刚刚开始。




扫荡一分区的三支部队里,易县警备团和一一零联队走了,但北面还有混成二旅的七百多人。这些人是穿越平西根据地过来的,肖克的挺进军五六月份刚刚被扫荡过,实在无力拦阻这么多鬼子,七百日军除掉沿途警戒和运输的兵力,还有三四百人用于扫荡。三四百鬼子,本来不足对一分区构成威胁,无奈此时狼牙山已经空虚一片,他们顿时成了横行无阻的恶魔。九月二十六号,这股敌人在山北扫荡时,抓住了正在隐蔽的军分区政治部。




政治部、战线剧社这些单位的人属于文职,战斗力和体力比较差。二十五号,大队人马从狼牙山撤下来后,他们走了一整夜的山路,终于在双峰村精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带队的机关总支书记朱利(此时已经被调为卫生部政委,因为反扫荡没有就任,解放后改回原名骆斐然)只好下令,把人分散到周围村子里,恢复一下体力再前进。




双峰村本来就有一批政治部的干部,此刻见到首长,都是十分兴奋。他们介绍说,这里很安全,鬼子没有来过。既然没有来过,那就应该比较安全,朱利带着大家停了下来。团长邱蔚却很紧张,他告诉朱利,这里离脱险的地方太近,汉奸一定会给鬼子报信的,一定要接着转移。




邱蔚负责的是团部,所以他带着一团团部走了,但是朱利带的人实在累坏了,只好在村子里停一下。而混成二旅的鬼子突然袭击的时间,就是九月二十六日白天。




这一天,日军突然包围了双峰村,政治部、战线剧社顿时大乱,一齐向外冲。其中运气好、腿脚快的人逃了出去,慢一步的就被杀害了,一分区机关遭到严重的损失。朱利带着剩下的人,狂奔到五峰寨,这才躲过了大扫荡。




就在一分区政治部被鬼子发现的时候,杨成武的司令部,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二十四日夜里,杨成武安排完解围战斗,立刻离开张家庄,前往冷泉,去一个叫大新开沟的地方。




大队人马紧张出发了。其中最为焦燥不安的,是负责安全的参谋长,黄寿发。




本来按战前部署,军分区机关分为司令部、政治部,都进行了精简隐蔽。直接指挥作战的司令部不过三十余人,全是军事干部,在杨成武的领导下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作战。结果杨司令同意老乡们跟随逃难,不仅队伍臃肿不堪,还差点因为奸细被鬼子抓住。这次从蝙蝠岭回来,到处是鬼子搜山藏不住的干部,碰到杨成武纷纷来投奔,希望能得到保护。




依着黄寿发的意思,大队在周庄就该重新精简,把非战斗人员疏散出去。没想到杨成武却宣布说,既然聚上了,就不要走开,大家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




杨司令的豪言壮语一出,顿时欢声雷动,所有人都整好背包,跟随司令部行动。只有黄寿发哭笑不得:敢情保卫工作不是你负责,这么重的担子随口就压我肩上了啊!




没办法,司令动动嘴,参谋跑断腿。黄寿发只能郁闷地接下任务,一路不停地派人前后探查,生怕出现一点意外。就在赶往大新开沟的路上,前锋部队突然遇敌了。




杨成武的前锋部队,是警卫连长吴炎,此时正带着两个排探路。




在管头、松山村发现大股八路主力后,鬼子除了派汉奸四处打听外,也出动大批侦察部队搜索,加上漫山遍野的难民,整个根据地混乱不堪。吴炎行军的时候,突然发现前方有一股鬼子,奇怪的是他们正在跟另一批人马激烈交战,从枪声上判断,他们很可能快要消灭对方了。




三团和二十团都不在这一带,哪来的野战部队跟鬼子交火?吴炎不明白。但他的反应极快,立刻下令集中机枪排所有火力,向日军背后开火,然后发起突击。鬼子显然没有料到背后杀的一刀。在机枪火网扫射下,他们毫不恋战,迅速脱离了战场。吴炎赶紧派人跟对面联系,突然听到大伙都欢呼起来,有的还紧紧抱到了一起。




一九三九年初,由于晋察冀第三军分区实力薄弱,全军分区只有十、十一、十二三个游击大队,经常被鬼子扫荡突破。聂荣臻下令,让杨成武把实力较强的第二团(两千余人)调给三分区,作为回报,三分区把第十大队“送”给杨成武,大队长就是后来的二十团代理团长陈宗坤。




很明显,这是一个不对等的交易,但杨成武没说什么,十分大度地送走了自己的部队。成为三分区顶梁柱的二团,传承了很多杨成武的管理痕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保留红军连的编制,绝不打散。




所谓红军连,是指由抗战爆发前的红军战士组成的连队。晋察冀根据地起家的时候,只有杨成武的独立团一千七百人,以及聂荣臻的总部五百人,总兵力不超过两千二百;所以杨成武的独立团最阔绰,有条件把红军战士单编连队,其他晋察冀八路军部队都不具备这种条件。




调去三分区的二团,就有两个红军连。第三军分区高度重视这两个连队,从来都把他们当成重点单位使用,反扫荡时则作为警卫部队,直接掩护指挥机关。
红军连这样受欢迎,绝不单纯是因为出身好。事实上,红军连是当年最可靠的部队,不管条件如何困难,都不会被打散,而是拼死抵抗,直到最后一个人。一分区警卫连长吴炎无意中解救的,就是三分区副司令詹才芳带的机关大队,而负责掩护机关的,正是二团的一个红军连。他们同一分区很多人都是老相识,此刻在战场上相遇,大家都是分外激动。




很快,杨成武同詹才芳也碰了头,两个人立刻商量,下一步如何行动。




形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三分区空虚一片,虽然调去一分区六团支援,但部队经过一个半月作战,早已疲劳到极点,尤其是弹药消耗殆尽,几乎无力应对日伪军的进击。詹才芳带着军分区机关大队四处转移,实在找不到安全的地方,这才到一分区避避风头,没想到迎头碰上一一零联队,要不是吴连长出手果断,整个机关大队就要报销在这里了。




听完詹才芳的战情介绍,杨成武沉默了。自己的一分区都不安全,哪里才安全呢?




詹才芳的意思,是沿着一分区继续北上,穿过易涞公路后,到肖克的平西挺进军避难。




对詹副司令的想法,杨成武很不以为然。混成二旅刚在境内大扫荡,二十团就是吃了他们的大亏才过来的,肖克的平西挺进军又自顾不暇,跑到那边去,多半凶多吉少。




杨成武的想法,是去三分区唐县的花塔山。虽然三分区已经残破不堪,但花塔山地势险要,适合藏人,不少后勤机关都隐蔽在那里。更关键的是,花塔山位置十分偏僻,抗战四年来鬼子从没去过那个地方;三九年打死阿部规秀,杨成武也是在花塔山上躲过的扫荡报复。所以杨成武认为,应该南下花塔山,避过一一零联队的锋芒。




一个要北上,一个要南下,谁都无法说服谁。要命的是,由于无法预知鬼子的下一步动向,加上同晋察冀军区的联络中断,杨成武和詹才芳,此刻都象在黑夜中漫步,无法得到精准的情报。




时间不等人。在大新开沟遭遇到绵密机枪火力后,鬼子迅速反应过来,此地一定有八路军的重要目标,正在调集兵力扫荡,黄寿发不断得到电话飞线通报敌情,只得催促大伙迅速转移。最后,大家决定分头行动,詹才芳带着三分区的人北上平西,杨成武南下花塔山。




杨成武和詹才芳的决定,很难说有多少错误。因为,他们这样行动,无论谁估错了敌情,至少另一个人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华北方面军乙兵团司令司令津田美武少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很明显,鬼子在进攻詹才芳机关大队的时候,至少弄到了相关文件甚至俘虏。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曾经在一分区地盘里,同三分区的部队打过仗,还留下了确切的文字记录:




乙兵团,以其一部在久能山(易县西北约40公里)附近紧追第一军分区杨成武部,同时将攻击目标指向第三军分区黄永胜部,并与第二十六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一部协作,对聚集于该地区内的共军进行围攻。




一一零联队收到消息后,赶往大新开沟扫荡却扑了个空,所以津田美武也很想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找杨成武。




津田美武、杨成武、詹才芳都在迷雾中探索。但是除了他们,还有一个人也在焦虑不已,那就是晋察冀的总司令聂荣臻。




大扫荡刚开始的时候,聂荣臻发现鬼子会侦测电台,立刻叫停了发报业务,鬼子趁机大肆宣传,说自己消灭了晋察冀军区,一度让延安都信以为真了,还派出电台主任带着密码,去晋察冀寻找军区电台部门,务必恢复联系。好不容易转移到安全地带,杨成武又听不到消息了。




本来联络中断这种事情,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如果鬼子真的打死或抓到军分区司令级别的人物,早就在报纸广播里吹上天了。问题是,杨成武固然没有消息,一分区核心地带被扫荡的消息也传了过来。不需要参谋解释,聂荣臻也明白种事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联络中断的情况下,他没有被动等消息,而是赶紧派一团回援,务必解救杨成武脱险。




一团又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急行军。他们只有两条腿,不管怎样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点,直到二十六日夜晚才回到一分区。



九月二十六日,是一个悲惨的日子。这一天的白天,政治部刚在双峰村遭到包围,动作慢一点的人都被屠杀;而杨成武则同詹才芳分道扬镳,踏上了南下花塔山的路。仅仅半天工夫,就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还有很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再也无法挽回。




一团不知道杨成武的去向,杨成武也不知道一团已经返回,两拨人相互错过。一团和三团、二十团在防区各自为战,寻找突然消失的司令部;而杨成武则带着三个连,艰难走在山道上,前往唐县的花塔山。




杨成武不知道,作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冀中军区卫生部、供给部所在地,也作为一分区的毗邻地区,唐县在这次大扫荡中,同样是日本华北派遣军进攻的重点。当杨成武一行七百余人(五百多警卫,一百多机关干部),星夜向唐县方向赶路的时候,鬼子已将唐县全境占领。唐县境内仅剩下一个军区骑兵团,此刻正在马耳山、双峰峪一带苦苦作战,为齐家佐西北的晋察冀后方机关转移争取时间。




换句话说,除掉随行的三个连,杨成武等人再也不能指望任何增援了,相反,他们还要收容沿途加入的落单干部和难民,保障他们的安全。




从大新开沟出发后,他们用了整整十天时间,走山沟过三岔口,翻过玉皇庵,到达一个叫石家庄子的小村(不是现在的城市石家庄),这里已经是花塔山北山脚了。




石家庄子是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的一个后方医院,当年白求恩大夫就在那里工作过,不远的葛公村,就是晋察冀军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所在地。由于扫荡频繁,卫校师生只能分成两队,在山林中躲避鬼子的搜索。杨成武穿过唐县、走进完县时,除了落单的八路军、逃难的老百姓外,白求恩卫校师生的第二队也跟随加入,整个队伍已经从几百人变成了三四千,绝大部分没有战斗能力,行军时拖家带口,臃肿不堪。所有人都疲惫不堪,但心里还有一点希望:只要到了花塔山,就可以甩开鬼子,好好休息一下了。




这一天已经是十月五日,天色渐渐暗下来,也不敢点火,杨成武赶到山脚后,马上带着三个连及机关人员共七百多人,在月光照映下手脚并用,悄无声息地先行爬山。经过一番辛苦,终于来到山顶,此时的情景让杨成武等人目瞪口呆:山下一片篝火,都是正在宿营的鬼子!




杨成武不知道,从四零年底开始,鬼子就在筹划这次大扫荡,一直到八月份才正式行动,绝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八个月里,他们除了集结兵力、囤积物资之外,还系统地派出特务,高价收买八路军叛变人员,详细研究了整个根据地的地形地图,细致分析以往扫荡失败的原因,并调查了八路军的各个落脚点,大力填补以往没有顾及的盲区。




花塔山,就是鬼子最后填补的盲区。




一一零联队在迷雾中转了半天,终于猜对了答案;而杨成武,则等于是主动踏进了包围圈。




大伙还没有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不远处又传来了新的动静,原来有其他地方的人陆续到达,包括冀察冀军区卫生部、冀中军区供给部的同志等,都被鬼子赶到了山上。暗夜相逢,大家没有任何兴奋,心中都充满了穷途末路的绝望:对方从哪个方向过来,就说明那个方向被鬼子堵死了!




这是一个恐怖而沉默的夜晚。所有人长途行军爬山,都是又累又饿,只能抓紧时间整理鞋子、绑腿,相互分吃干粮补充体力;杨成武顾不上吃饭,同几个干部聚在一起,又一次紧急研究突围的方向,山下则是鬼子的篝火,一到天亮就准备搜山。谁也没想到,如此诡异的气氛里,副司令高鹏依然饭量不减,他不仅大口大口地吃掉了自己的饭,还盯上了杨成武的饭盒:杨司令忙着开会没空,高鹏就顺口偷吃了他的干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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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一分区司令部的路线图,双粗线代表来到黄塔山的路。杨成武等人从图右的中间部行军,经过大新开沟、玉皇庵到石家庄子,在那里碰上后方医院的伤员,随后大家一齐爬上花塔山的北山,在山顶发现全体陷入重围,而且不断还有其他单位的同志加入(图中的圆圈处)。




在绝望的山顶上,所有人都默不作声。杨成武下令,大家必须隐蔽待命、恢复体力,不许发出一点声响,随时准备突围。




时间过得很慢,也过得很快。不久后,天色放亮了,杨成武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判断,率领五百名官兵和一千多机关同志、三千多群众,突出重围。五千人命,系于一身,尤其是三千多老百姓,都相信跟着杨司令更安全,这才跟着跳进包围圈的。他当然有责任把大伙带出险地。




杨成武从来没有这样沉重过。




鬼子已经封锁了进出的所有道路,但是一个老百姓报告说,西北角还有一条山谷,或许能从那里突出去。绝境中的那条山谷,叫梯子沟。




梯子沟在完县(现今改名顺平县,理由是为了吉利)北面,是一条绵延十多里的山沟,沟口两山夹峙,山势步步升高,象一座天梯,形势十分险要。让人讨厌的是,由于地势低,沟里积满了齐腰深的水,脚下坑坑洼洼,随时可能摔下山崖,一旦鬼子发现目标、堵住两边口子,沟里的人就会被围歼,谁也跑不出去。




正常情况下,鬼都不会走这条沟,现在鬼子封路,就只能从这里出去了。杨成武让黄寿发等人警戒吃饭,自己跟着老乡和干部去看地形。




十月六日中午十一点,所有人都来到了花塔山北面的崖坡。就在准备突围的时候,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有队鬼子开向了石家庄子方向。




鬼子没有走向自己方向,说明没有暴露,这是一件好事。问题是,石家庄子是军区的后方医院,还有很多伤员没有转移。




石家庄子里的伤员,不少都是重患,行动不便需要抬扶,如果要救助伤员,必须派人去协助转移。但是杨成武也明白,自己手头上这三个连不能随便出动,他们已经行军很多天,刚刚得到一点休息,是同鬼子厮杀的最后一支生力军,必须保存体力备战;否则日军追踪过来,三千群众在内的大队伍都要全军覆没。




战士不能动,就只能指望卫校的护士了。杨成武咬着牙做了决定,自己带着侦察班、警卫班在前面探路,吴炎率领警卫连跟在后面;胡尚义的侦察连和一团三连抢占梯子沟进口两侧,死也要顶住玉皇庵扑过来的鬼子;完县三区队同卫校的护士火速前往石家庄子,带上所有伤员返回梯子沟,然后在掩护下突围;参谋长黄寿发亲自殿后,只要没有撤退命令、或者卫校的护士们还没走完,这两个连就必须打到最后一个人,而打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则轮到黄寿发把自己填进去,总而言之,必须保证沟里人的安全!




拜一些没品影视剧所赐,很多人都以为,指挥官或名将一定武力值超高,至少也得到鬼子县城里去,跟宪兵队大战三百回合,才算有本事的体现。其实,真正的名将都懂得保护指挥机关,绝不会抢小兵的工作;杨成武平时在根据地,身边都有红军出身的警卫战士护卫,一旦作战,侦察连、警卫连立刻把司令部紧紧围住,不让任何闲杂人员靠近。




现在,终于到了图穷匕见的最后关头。曾经飞夺泸定桥、强袭腊子口的杨成武,再次抛下了所有的规矩,提着手枪冲到最前面,要为五千军民闯出一条逃生的路。而在他身后,是监督部队修工事、守沟口的黄寿发。每次遇险,黄寿发都一马当先,顶在最需要的地方;每一次接受任务,也都象生离死别般壮烈,因为真的随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黄参谋长极度暴燥,经常粗着脖子跟人吵架,把参谋们指挥得团团转。但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接受了他的坏脾气。




老黄,全看你的了!




就在黄寿发红着眼睛的时候,石家庄子的医院已经一片混乱,所有人都知道鬼子要来了,全部忙着匆匆转移。有的伤员正在输血,还有的知道事情不好,直接往自己头上开了一枪,省得拖累别人。一番忙碌之下,大伙连抬带扶,抢在鬼子前面把伤员带出了庄子,直奔梯子沟。




杨成武的运气还算好。梯子沟十分险要,如果鬼子在两侧设伏,冲在前面的他肯定在劫难逃;但一路探下来,直到出口都没有敌人,很明显,鬼子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路”。在他的身后,是拖家带口的老百姓,接着卫校学生和伤员一批批赶到,全部挤进狭小的沟口,然后在齐腰深的污水里跌跌撞撞地行军。梯子沟十分难走。本来地势就险要,黑洞洞看不到底,脚下又湿滑一片,大家只能相互拉扯,在齐腰深的水里一点点趟路,不断有人没抓住,直接掉下了山崖。




山脚的日军虽然没有发现目标,但已经开始了包抄搜索。他们在花塔山没有找到人,却发现了宿营的痕迹,石家庄子医院扑空的鬼子也追了过来,此时大队人马象疯了一样,在山上搜来搜去,最后终于找到了沟口,同杨成武的两个连大打出手。参谋长黄寿发黑着脸盯在阵地上,不许任何人后退一步。




有黄寿发坐镇,掩护工作果然出色,一个鬼子也没有放进来。杨成武看到大队人马顺利走出沟口,又碰到了冀中军区的一个兵工厂,有一百多人也来会合,他终于缓了一口气,让作战科通知后卫的两个连,不要恋战,火速归队。




黄寿发很快回来了。两个殿后的连队打得十分顽强,各有四五十人伤亡,才上任的代理侦察连长胡尚义也身中十余弹,当场战死;但是鬼子并没有穷追,竟然放弃追击退了回去。黄寿发十分从容地统计了伤亡情况,甚至背回了一些牺牲战士的遗体。




鬼子的举动让杨成武十分迷惑。所谓反常即妖,他虽然不明白对手的用意,但本能地预感到,这个地方并不安全。就地掩埋牺牲战士之后,他决定所有人不要休息,立刻转移到易县的大平地,重新回狼牙山区。




杨成武的战场直觉,可以说是十分灵敏。在此扫荡的鬼子,正是从狼牙山调去的一一零联队,跟他们几乎是前后脚赶到花塔山;而既然一一零联队来了,那狼牙山的日军肯定空虚,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立刻跳出包围圈,赶回一分区。




杨成武是一分区司令员,所以对一分区的人,可以令行禁止;但是白求恩卫校和冀中军区的人不是他的属下,他只能建议,却没有命令的权限。听说一分区要回狼牙山,完县的三区队觉得路途不熟,决定向南转移;其他人则没有行动,继续留在了原地。




卫校不肯行动,是有原因的。学校里大部分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本来就不强壮,而且还要背抬大量伤员,长途跋涉已然耗尽了体力。杨成武既带不走她们,又不能陪着一块休息,只好反复叮嘱:你们千万不要在这里拖延,稍缓过来,马上起身离开!




杨成武走了,卫校的师生们缓了一会,也带着伤员出发。当他们走到白银坨的时候,再次耗尽了体力,饥疲交加的队伍不得不停下来,煮点小米饭补充能量,这时远处山头上出现了鬼子兵:刚才鬼子没有追击,是打算绕过山头再进攻!




很明显,鬼子扫荡之前,详细测绘过这一带的地形。居高临下的鬼子用机枪扫、刺刀挑,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卫校的学员没有枪,大多数人只能用石头砸,或者用脚踢;伤员们则成批惨死在敌人刺刀下,形同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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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求恩医校的历史老照片。梯子沟一战极为惨烈,二队学员们几乎全军覆没。




虽然在很多报道中,梯子沟的伤亡语焉不详,好象只有一百多护士学员牺牲。但在事实上,绝不是这么回事,梯子沟的伤亡,极其惨重。除了一百多护校师生外,当时顺着梯子沟突围的,有五百多医院转移的伤员,冀中军区的后勤部门也在里面,包括工厂、剧团、制药厂、休养所等。所有牺牲的烈士加起来,大概有一千多人,基本上没有战斗能力,全都在鬼子的重重搜捕下牺牲。血顺着石头缝流到下面的白银湖,晚上老百姓用湖水做饭,有的忍不住嚎啕大哭,因为水里全是一个个凝成的血块!




在杨成武的戎马生涯中,这是最为纠结的一幕。无数人事后指责说,杨司令带着三个连的部队提前跑了,任凭卫校和后勤机关陷入重围,要为他们的遇难负责云云;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当时的杨成武并没有能力打退一整个联队的鬼子,能把三千老乡带出花塔山的包围圈,已经是尽力了。




晚年的杨成武一直被这件事困扰。他很苦恼,因为他明明交待得很清楚,此地并不安全,必须尽快尽早撤离,但是对方没有动身。饱受指责的他不明白,难道要带着几百疲兵一道陷入重围并且战死,才算履行了职责?




同样的责难也用到了狼牙山幸存的两名壮士身上。不少人指责他们说,为什么别人牺牲了,你却活着,你为什么能被树枝挂住?




在我们身边、甚至就是普通群体里,从来也不缺某种小人,严于律人、宽于律已,没什么本事却擅长指摘别人,靠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对付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人,有时说理是行不通的,直接塞它一嘴马粪,才是最好的选择。




空口指责很容易,空着手同强敌对阵却很艰难;无论如何,杨成武尽了他的所有力量,还掩护了大量跟随的老百姓生还。在这场大扫荡里,他超常发挥了多次,可是战争已经残酷到令人窒息的地步,不允许任何人侥幸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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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006年,梯子沟突围的幸存者在电脑上画了这个地图。鬼子已经从几个方向包围了花塔山,可以看出,梯子沟的突围只是暂时脱险,杨成武从大平地一直走回狼牙山,才算撤出了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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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日军110联队分布及活动地图。这张手绘地图不是很准确,红圈里就是白校学生和伤病员被屠杀的地方。




梯子沟惨案发生的那天下午,杨成武没有停留,也不知道身后的情况。他带着一分区人马继续行军,一气来到易县大平地,这里已经是一分区的地盘了,有隐蔽的情报站,可以找到电话机接上飞线,同各单位保持联系。很快,杨成武就弄明白了一分区的情况,同时也听说了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他立刻下令,一团不要在狼牙山与敌人纠缠,要打到外线去,袭击平汉线铁路,调走在狼牙山地区的敌人。




杨成武的指挥极有水平。既然鬼子的物资都耗得差不多了,机动兵力又在狼牙山和花塔山,那平汉路一线肯定空虚。果然在随后几天里,一团前出涿县、徐水等几个地方,大肆袭击铁路,日军立刻从狼牙山撤走,全力护卫平汉线的安全。就在其他军分区还陷于苦战的时候,狼牙山地区的鬼子已经纷纷离去,局势开始平静下来。




电话里指挥完一团,杨成武没有休息,他又派出刚上任的宣传科长钱丹辉,命令他直接返回狼牙山,找邱蔚了解情况。钱科长身强力壮,办事效率极高,先去狼牙山找了邱蔚,再去桑岗的卫生部医院,在那里采访了两名幸存者葛振林、宋学义,然后边打腹稿边走路,准备回来向杨成武汇报成果。




忙完一系列公事,杨成武终于放松下来,感到一阵深入肠胃的饥饿,这才想到自己始终在强行军,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然而警卫员却十分为难,支支吾吾地告诉他:你饭盒里的饭,昨晚被高副司令偷吃了,我没敢拦...




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弄得哭笑不得。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参谋长黄寿发,当场指着高鹏骂出了声:“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吃!你看我们一分区都是瘦子,就你一个胖子!...”




黄寿发没有骂完,因为杨成武拦住了他,不让继续说下去。




此时所有的人身上都没有能吃的干粮,杨成武只得叫人帮忙,灌壶凉水过来。有人身上还有一点日本的“味之素”(从前的味精),赶紧给杨司令倒进水壶里,杨成武就这样忍着揪心的饿,喝了一壶味精水充饥。喝完水,杨成武直觉感到大平地也不安全,鬼子肯定还在搜索他的下落,于是再次下令:全体出发行军,不得埋锅造饭,务必甩开敌人!




几千人的大队重新集合,再次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所有人都累到极点,尤其是体力弱的文职干部。终于体型偏胖的副司令高鹏再也走不动了,嘴里泛着白沫,只好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杨成武,希望能停下来休息一会。




早在大扫荡之前,杨成武就专门派杨浩跟在高鹏身边,要他好好“照顾”高副司令;黄寿发则说得更加清楚,要杨浩务必紧跟高副司令,活要带人、死要背尸,不许把他扔给鬼子。虽然事后杨浩反复澄清,但高鹏还是瞬间明白了这个安排的用意:如果自己跟不上队伍,杨浩有权立刻清理门户,绝不能让知晓一分区内情的副司令落到鬼子手里!




高鹏很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无论如何是走不动了,可普通人掉队后可以单独求生,自己却没有选择的权力,必须跟司令部走在一起。杨成武不忍心直接回答,只好看一眼黄寿发,黄寿发马上给杨浩使了个眼色。在高鹏身后,身高力壮的杨浩应声向前,架起胖萌的高副司令,拖着他大步往前走。




这一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只有淡淡的白云。一分区机关大队同三个连六百多人,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跟随的老百姓看到远离了鬼子兵的威胁,都渐渐散去。天空虽然还有飞机,但大家防空经验丰富,没有被发现,大家一直走到晚上,才在一个叫旺家台的山村停了下来,杨成武下令休息两小时,就地煮粥补充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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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干河净乡旺家台村。杨成武从梯子沟脱险后,经过南大平地,在这里第一次停下来,烧火做饭,每人分了一碗粥喝。喝完粥,他们继续行进七十里地,最后绕九莲山,落脚东西水村。







杨成武实在饿极了,因为高鹏偷吃了他的饭,整整一天,他只能空着肚子行军。喝完粥,大军继续前进,走过七八十里山路后,终于到了狼牙山北的九莲山;此时狼牙山的鬼子已经撤走,算下来,他们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多里山路。




杨成武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在一个叫东西水的小村里,他同各单位重新恢复了联系,这时才详细知道了几天来发生的一切,包括白求恩卫校的惨案、二十团的损失;同时跟采访完五壮士的钱丹辉碰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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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狼牙山南的东西水村,隶属于现在的狼牙山镇,从山南方向出入狼牙山,东西水村是必经之地。1939年7月底,连下十几天大雨,洪水围困了东西水村。日本鬼子乘着橡皮艇,向八路军进攻,三团冒着大雨,在东西水村奋力抵抗日军的进攻;而在东西水背后的狼牙山上,一团也在拚死抵敌,共同挡住了鬼子,不让他们祸害村民。1941年秋,从梯子沟突围出来的一分区机关,也是在东西水村停住了脚步。




东西水村的人,对杨成武绝对是有感情的。文革中,杨成武被关押,当时的北京空军卫生处长李英武回到家乡东西水村,东西水的老乡们听说杨司令在北京遭了难,全都愤愤不平,让他转告毛主席中央一句大逆不道的话:你们不要杨司令的话,我们要!我们全村人来养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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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图中的柿子。这是当年山区的高级干粮,当年缺粮的时候,杨司令和大伙都是吃霉黑豆、棒子核、不去皮的干柿子加极少数粮食磨成的糊糊,熬过了艰难岁月。一个八路军一天的菜金,刚够在集市买两个柿子,如果去老乡家里直接采购的话,能买三个。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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