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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日期:20190501000000 ~ 20190601000000


2019-05-31 20:21:21

主题: zz 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巨大发展
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巨大发展

评论部老徐 · 2018-02-07 


其实不单计算机业,命运类似的还有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等。可见这些绝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某几个部门内部的政策失误。尽管主流精英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明摆着,是路线出现了错误。

  《经济学家周报》当然是官方媒体,2月4日,它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取得巨大发展,后来为什么嘎然而止?》。

  这不是毛泽东时代一穷二白吃不饱饭的一惯论调唱反调?

  《经济学家周报》这是要干什么?

  文章的前面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这话已经讲得很明白,这篇 文章就是“思想的闪电”,要解放被 蒙蔽的人。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其影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恰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诬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内乱,耽误了宝贵的机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为科技史权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许良英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研制计算机的历史,除了嘲讽之外没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专著和文章,由于对历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错误宣传的长期影响,在介绍和分析中国研制计算机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够全面和客观。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澄清那些强加给毛泽东时代的不实之词,还事实本来面目。

  近来老徐(微信公众号:手抄报)也写过两篇文章《华为为何在美国遭打压受气?因为中国40年扔了这个小零件》、《两会前公布大秘密:中国重回毛泽东经济路线,捡回被扔掉的毛泽东的产品》,也重点介绍了毛泽东时代中国芯片和电子计算机产业和巨大 发展,而后40年却把这个最重要的现代科技产业给废掉了。

  对老徐的文章,很多 年轻人评论热烈,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和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一穷二白经济落后,怎么会有芯片和计算机这些现在都做不出来的高科技术产业?

  他们被 骗了!

  但是也有人说。这不可能。

  但老徐列举的都是事实,时间、厂名、产品、科技人员,都讲得具体。

  有人就说,那是极左闭关锁国的产物,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就没有必要做芯片和计算机、大飞机了,也不用种粮食了。中国人成了宇宙人,不吃饭了。

  计算机、芯片、发动机、大飞机,也被以极左和极而划分,绝不要极左的计算机、芯片、发动机、大飞机,40年解放思想观念更新步入无人之境。

  好了,还是链接经济学家周报介绍毛泽东时代计算机发展的相差内容,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


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另外,参照美国Intel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三.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辉煌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
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成。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SAB8080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Bloc8080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独立出来,专门从事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上,把生产IBM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独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四. 中国的计算机业进入严冬

  1984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外已淘汰的。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追赶。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生成和换取技术。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国外。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并没有真正重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降到0.6%以下。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体就头大”。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五.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进入发展的低潮。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业也会被龙永图这类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六.尾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军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主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有了危机感,增加了科技投资。2000年,中国的R&D/GDP比例首次达到1.00%,2003年增加到1.31%,首次达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但是离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水平仍有一段距离。这个时候的中国民间,还出现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长期居于主流的学说遭到了全民声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濒临死亡的计算机业出现了一丝转机。

  2002年8月10日,我国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此后龙芯二号问世,龙芯三号也正在紧张的研制中。

  此时的国际CPU市场,除了美国、日本一些高端机型的专用CPU,以及苹果公司的PC专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国的Intel和AMD两家公司垄断,两家的市场份额约占98%。第三家是我国台湾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连续收购了美国两家制造CPU的小公司之后,才进军处理器市场的,因此尽管威盛公司也打着“中国芯”的牌子,但严格地说仍属于美国芯。龙芯的诞生,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术垄断,结束了中国近二十年无“芯”的历史。

  龙芯的成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和和指引下实现的。“龙芯”系列CPU的主设计师、青年科学家胡伟武经常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他还把“龙芯2号”芯片命名为“毛泽东110”。他说:“我们年青一代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对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对毛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计算所经常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课时组。”
七.结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计算机业的发展历程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事业最辉煌的时代。特别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的研制过程,正处在据说是“科研工作停滞”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要么否认文革期间取得的一切进步,然后指责说“文革期间某某事业被破坏殆尽”;如果成绩否认不掉,就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某某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包括本文正面引用的部分文献在内,也都是在遵守这种逻辑。但是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却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国的计算机事业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反而被搞死了。那些给毛泽东时代泼污水的人,难道就不脸红吗?

  其实不单计算机业,命运类似的还有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等。可见这些绝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某几个部门内部的政策失误。尽管主流精英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明摆着,是路线出现了错误。国产计算机的死亡,就是路线错误造成的恶果。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关键看这个国家奉行什么样的路线。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会继续证明:中国依靠毛泽东思想,事业可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放弃毛泽东思想,不论找什么虚张声势、花里胡哨的理论,强势会变成弱势,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计算机业就是一个证明。

  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9-05-31 18:22:21

主题: zz 如果美国就是不讲清楚,那怎么办?
如果美国就是不讲清楚,那怎么办? 

原作者: 张志坤|来自: 草根网

摘要: 美国霸权真是太可恶了,他们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不但在经贸磋商中对中国搞“霸凌”政策,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把一些中国“精英”给整得懵圈了,以至于都不知道美国“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了,他们因此不得不对美国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唤。


如果美国就是不讲清楚,那怎么办? 


    ——评《美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它应当讲清楚》

    美国霸权真是太可恶了,他们不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不但在经贸磋商中对中国搞“霸凌”政策,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把一些中国“精英”给整得懵圈了,以至于都不知道美国“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了,他们因此不得不对美国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唤,要美国就这个问题给讲清楚、说明白,并还言之凿凿地说,这是华盛顿应尽的“义务”。

    这等空前严重的事态,见诸于5月28日《环球时报》题为《美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它应当讲清楚》的社评文章(原文附后)。在这篇极其“重磅”社论当中,执笔者怨气冲天地叫喊说,“中国人有一个深深的困惑:美国到底要对中国做什么?他们究竟想要公平的贸易,还是不接受中国的发展,把搞垮中国经济作为终极目标”,对此,“华盛顿有义务针对这个问题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帮助中国社会准确理解美方的用意”。

    跟美国搞“互信、合作、共赢”搞了这么长的时间,打贸易战也打过好几个回合,彼此进行的磋商谈判也来上了十几轮,而中国的一些“精英”到现在居然还不明白美国究竟要对中国做什么,还斥责人家说应该告诉明白,“帮助中国社会准确理解美方的用意”,这难道还不是十分严重的事态吗?笔者以为,这件事值得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不许任何人对此有一丝一毫嘻嘻哈哈的态度。

    也许有人会问,难道美国针对中国以经贸问题为主打的这轮“霸凌”,真的能把一些中国“精英”整懵圈吗?很长时期以来,难道美国不是一直在打压、遏制中国吗?为什么以前他们没懵圈,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却“深深困惑”了呢?须知,中国的改开“精英”们可一直都以知美、懂美的国际“大明白”而自居呀,他们这时候承认自己懵圈了,“深深困惑”了,要求美国帮助来搞明白了,该不是故弄玄虚、揣着明白装糊涂吧?

    笔者以为,美国把一些中国“精英”霸凌得懵圈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君不见,仅仅几天以前,这家报社还发社评,称“是时候放弃对美国的各种幻想了”,并说“中国社会要对此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现在又称自己“深深的困惑”,这不是极度的懵圈又能是什么呢?所以,笔者坚定地认为,一些中国的“精英”在美国对中国的“霸凌”中已经有些发懵而变得精神失常,确凿可信。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美国有没有可能响应他们的哭喊,给他们“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帮助他们“准确理解美方的用意”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对于美国针对中国的真实意图,美国是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一些中国人的,因为这样的中国人是一些同美国站在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好比让走狗去咬人,不给走狗说明白是不行的。但上述那些中国的“精英”还不属于这一类,美国把自己真实战略企图明白无误告诉他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在于:

    从逻辑上说,让这些在中国有相当影响的“精英”搞不清美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这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现在中国的这些家伙们居然不知道美国究竟要做什么,应该算“不知彼”了,他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最好,美国就白得一半胜算;如果能进一步还“不知己”,那就更加妙不可言,同他们打交道美国就可稳操胜券了。美国何乐而不为耶?

    从经验上看,大国争斗,从来没有把自己战略意图向对方和盘托出的案例。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发动“七七”事变的时候,日本并未告知它对中国全部和真实的侵略意图;当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日本也没有把打击计划事先告诉美国;美国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事先也没有告诉萨达姆说要绞死他;希特勒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事先都极力隐藏自己的企图,等等。这大概是人类战略斗争的普遍规律。中美两国之间现如今已经两强相争,让对手摸不着头脑是很高超的战略博弈艺术和水平,美国当然也有这样的追求。

    至于该社评文中称“华盛顿有义务针对这个问题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笔者真不知道这里的“义务”所从何来?难道还真是从“夫妻关系”中派生的涵义不成?这真有点让人费解了。中国的一些“精英”就是非同凡响,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看来,美国不告诉明白、不讲清楚、不帮助上述那些懵圈中国“精英”的可能性极大。如果这种空前的大不幸果然发生,那将产生怎样严重的影响呢?

    最严重的影响是上述“深深的困惑”的那些中国人可就要十分凄惨了:不知道人家究竟要干什么,但又得去同人家打交道,这盲人骑瞎马的滋味当然好不难受;在已经懵圈的基础上,他们有些人可能要进一步精神癫狂或者崩溃,陷入彻底的精神失常状态;有些人则可能陷入瘫痪,就此跪倒趴下。在他们心中和眼里,世界的末日就这样来到了,生活与生命从此失去光彩与欢乐,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由此而来,以至于跳楼、自杀等等极端的行为在所难免,前景可谓十分悲惨,等等。

    但是,对一切爱国的中国人而言,美国已经很“义务”地充当了中国人民的反面教员,他们从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打压遏制行动中,已经充分认识了现代帝国主义霸权国家的本性,也充分认识了中美关系的实质,他们早已经在战略上自觉自省了起来,最近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战更极大都提高了他们的战略觉悟与战略认知水平。并且这里还不能不认真地说上一句,一些中国“精英”对此也有很大帮助,他们很明显地起到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作用。

    既然这样,我们就很有必要表扬和赞许这篇题为《美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它应当讲清楚》的重磅文章,这是一篇多么引人入胜的奇文啊!

    至于说美国就是不把“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这个问题讲清楚该怎么办,回答应该是:凉拌。

    附:美究竟想对中国做什么,它应当讲清楚

    中国人有一个深深的困惑:美国到底要对中国做什么?他们究竟想要公平的贸易,还是不接受中国的发展,把搞垮中国经济作为终极目标?

    这是个重大问题,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福祉,也为了世界和平,华盛顿有义务针对这个问题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帮助中国社会准确理解美方的用意。因为这种理解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对美方所发动贸易战的回应方式,以及我们对美国的整体态度。

    不能不说,美方试图用关税战压服中国的粗暴做法,加上美国从副总统到国务卿一段时间以来的激烈讲话,还有美国当下在国际舞台上几乎“逢中必反”的表现,特别是对华为极其野蛮的打压,正在促使绝大多数中国人越来越相信,美国就是与中国发展过不去,要所谓公平贸易只是借口和对利益的顺手牵羊,美方的真正目的就是剥夺中国继续发展的能力。换句话说,它不仅仅是“劫钱”,还要“劫命”。

    如果华盛顿确实在把他们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妒忌心理转变成全面打压中国的遏制政策,并且为“击垮中国”不惜牺牲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和破坏世界和平,那么这是严重违背政治道义的邪恶政策。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决不会寻求对美妥协,我们将倾尽全力捍卫自己国家的发展权利,不惧任何风险。

    我们不知道21世纪的美国究竟能够做出什么来,希望美方在回答中方质疑的同时,做好对自我想法的梳理,确保对华沟通的权威、真实和有效。

    中国的对美政策是清楚的,至少我们没有把它搞复杂的任何企图。中国没有战略挑战美国的意愿,中国发展是为了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我们摆脱近代以来屈辱地位的愿望是一种防守性的战略心理。我们真诚认为中国不能以零和的扩张方式谋求自身利益,我们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是扩大合作。

    中国不认为自己应当或有能力争夺世界霸权,我们不仅希望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而且相信与人为善永远应当是中国外交的第一原则。尽管中国与一些国家会发生摩擦,甚至会有临时性对抗,但上述战略善意既是我们外交政策的起点,也会是终点,任何冒险的外交政策都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

    什么是美国的对华战略呢?这个问题让我们困惑。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究竟意味着什么?谁的声音该为“美国”这个行为体负责?美国领导人经常变化的表态和其团队主要成员的对华激烈表态,还有国会的激进主张,我们应该重视哪一些声音,或者美方的哪一些行为,而忽略其中的哪一些呢?

    我们的总体感受是,美方不能允许中国发展出与美国相当甚至更高实力、为阻止中国这样成长应当不惜代价的声音越来越多,在美产生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在促成美方一系列对华激进行为的发生。在中国完全采取守势、并未开展非常激烈反制措施的情况下,美方似乎正在形成对中国越来越强硬、敌视的惯性。

    在政治多元的美国社会里,我们目前看不到有抵制极端对华政策的强有力力量的出现。对贸易战的批评虽然很多,但它们多是具体的利益分析,并未上升到有利于阻止这一事态发展的战略反思层面,美方的对华打压范围仍在扩大。

    那么美国政府和主要政治力量准备放纵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全面战略打压的方向不断加剧,甚至准备进一步推动这个进程的加快吗?我们认为,美方应当清理这个问题,并且对美中两国人民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做出可信的回答。

    如果这不是美国主流社会和政治精英群体的意愿,也请华盛顿把他们的真实想法一五一十地摊开来,与中国开展深入的战略沟通,与解决双方的具体纠纷结合起来,争取对双方都有利的突破。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9-05-23 20:46:33

主题: 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zz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是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和把握特定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并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指南,明确革命的领导力量,明确革命的主要对象和次要对象,确定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努力争取、团结或在必要时分化瓦解各种中间力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且通过剥削他人劳动来攫取剩余价值。由于现代中国资本主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以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演变过来的,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党-国”官僚的上层(这里的“党-国”指的是以“共产党”名义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后者不仅通过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积累服务,而且个人还往往通过对全民和集体财产巧取豪夺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无产阶级是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且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无产阶级一般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虽然不一定占绝对多数)。在半外围国家中,无产阶级一般是在城市部门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

       历史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中国仍有近半数的劳动者生活在农村(其中大约三分之二从事农业,另外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者从事工业和服务业)。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过去常常将农民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已经不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中国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其农业收入几乎完全不能满足家庭的正常生活需要。现在,几乎没有哪个“农民”家庭,没有一个或数个劳动力在城市或附近乡镇“打工”,充当雇佣劳动者。农村劳动者的农业生产活动实际上起着帮助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雇佣劳动者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而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活动。所以中国农村的劳动者,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一般应视为半无产阶级。

       类似的,在官方统计中认定为在城镇“个体”部门就业的劳动者,绝大多数生活状况与无产者相仿,甚至还不如在资本主义部门中就业的无产者,应当视为半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城市部门中的雇佣劳动者也并非全部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除了需要大量的普通的雇佣劳动者以外,还需要一批为资本家服务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如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公务员、工程师、技术人员、大学教授、教师、医生、律师、演员、体育明星等,在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掌握特殊的技能,其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大大高于一般无产者,且对自身的劳动过程有一定的控制。为了保障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转,资产阶级对于这些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给予他们的工资要显著高于一般的无产者,实际上包含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样的特殊的雇佣劳动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无产阶级是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平稳发展、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的时期,现代小资产阶级一般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往往通过在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各种思潮表现出来。这种社会现象,与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直接从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如大学教授、演员、体育明星)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与无产阶级相比有相对较多的“闲暇”来关心各种政治问题有一定关系。

       就中国来说,在资本主义复辟初期,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当时叫“知识分子”)是修正主义集团(后来演变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发动资本主义复辟、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同盟军。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般来说,劳动力市场是被民族国家分割的,这决定了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国家相互之间劳动力价格的巨大差别。但是,由于现代小资产阶级掌握特殊的劳动技能,因而核心国家往往用较高的劳动力价格来吸引外围、半外围国家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这就造成了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在全球范围的相对统一。这是外围、半外围国家一部分现代小资产阶级支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政治上崇尚所谓“自由主义”的主要物质基础。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近年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相对地位不断上升,这又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幻想,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寄希望于在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繁荣中实现自己更大的物质利益。这是在部分小资产阶级中流行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幻想通过增加劳动力再生产方面的投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改善子女的社会地位,现有的小资产阶级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竞争,从而造成部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价格的贬值。不仅如此,大量小资产阶级在消费方面相互之间恶性竞争,幻想向资产阶级靠拢,又大大提高了小资产阶级劳动力为了维持相当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需要的成本(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子女上不起“精英”学校等)。这两种倾向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不断地面临无产阶级化的威胁或者在实际上下降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无产阶级化的倾向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思想激进化,乃至初步接受马列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在客观上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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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显示了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在图一中,中国社会被分为六个阶级(或集团)。其中,农村半无产阶级包括除了乡村资本家以外的全部乡村就业人员(无论从事农业或非农业)和官方估计的乡村失业人员;城镇半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就业人员中不在“城镇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就业的所有人员以及官方估计的城镇失业人员;城镇无产阶级包括“城镇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除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城镇资本家以外的其他全部就业人员。

       在估算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规模时,我们以官方统计中的城镇部门“专业技术人员”为基础。

       “党国官僚”指的是官方定义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

       1992年以前,在官方统计中没有关于资本家的数据。1992-2014年,“资本家阶级”包括官方定义的城镇私营企业投资者和乡村私营企业投资者。2014年以后,官方统计不再提供有关城乡私营企业投资者的数据。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报告的“雇主”在中国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来估算中国的资本家总数;由此而估算的资本家总数全部算做城镇资本家。自2015年起,不再估算农村资本家的数量。

       如图一所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阶级结构仍然带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外围国家的典型特征:农村半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部分(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73-74%)。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国阶级结构又表现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特征:在城市部门中,几乎全部的劳动力都在社会主义的正式部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这体现在当时相对高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城镇无产阶级占城镇劳动力总数的绝大部分,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1-22%。城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城镇个体劳动者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规模很小,1990年以前不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现代小资产阶级(当时贵为“知识分子”)和党国官僚在全社会劳动力中各占1-2%。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中国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原来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残余相联系的城镇无产阶级被打垮。城镇正式部门就业大幅度萎缩,至2000年,城镇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了仅有11%。另一方面,城镇非正式部门恶性膨胀,大量劳动者不得不在高度不稳定、没有保障、劳动时间超长、劳动环境恶劣的条件下接受资本家血汗工厂式的剥削。城镇半无产阶级从1990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5%暴涨到2000年的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有所扩张,至2000年达到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4%。2000年,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数量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0.5%。

       2000年至2010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高速扩张时期。在这一时期,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都有所减少。至2010年,农村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到了54%;城镇半无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21%。城镇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恢复,至2010年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到了6%;官方统计的资本家总数增加到了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

       201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首先,农村半无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下降到了50%以下。2017年,农村半无产阶级的总数减少到3.73亿,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减少到46%。在资本主义复辟时代,来自农村半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主要动力,也是客观上资本家借以挑拨工农矛盾、逼迫城镇无产阶级接受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半无产阶级的缩小,有助于城镇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加强自己反抗资本家的斗争。

       在城市,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城镇无产阶级的队伍有所壮大,至2017年,城镇无产阶级的数量达到1.94亿,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增加到了24%,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46%。城镇现代小资产阶级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至2017年达到7200万,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9%。另一方面,城镇半无产阶级的规模有所缩小。2017年,城镇半无产阶级的数量为1.24亿,占全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5%。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斗争有所加强,中国经济中的劳动收入份额有所上升。

       2017年,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部门就业的党国官僚总数为1700万,占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世界银行所报告的中国资本家总数为2600万,为全社会劳动力总数的3%。

   以上是截至2017年中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那么,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阶级结构将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呢?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必然趋向于无产阶级化,即无产阶级将成为整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乃至成为绝大多数。目前,农村半无产阶级仍然是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但是,按照现有趋势,他们将在不远的将来被城镇无产阶级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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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比较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劳动力总数(即“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和城镇就业人员。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超过10亿以后已经停止增长。由于劳动力参与率还在上升,中国的劳动力总数目前仍在缓慢增长,但是很快也将达到顶峰。2017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为8.07亿。

       按照联合国预测,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以后将开始加速下降,至2050年将下降到8.15亿。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25岁以下的大部分还要读书上学,60岁以上的由于年老体弱大部分会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处于25岁至59岁之间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实际上决定了劳动力总数的大致规模。中国的25岁至59岁之间的人口将从2020年的7.67亿下降到2030年的6.91亿、2040年的6.41亿和2050年的5.63亿。

       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就业人口于2018年达到了4.34亿,且仍在以每年大约1000万的速度上升。城镇就业人口与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之差大致可以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可以动员的剩余劳动力规模。在未来几十年,这支剩余劳动力队伍将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总数的减少,一方面由于城镇就业队伍的扩张而急剧萎缩。如果城镇就业队伍继续按照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加,那么,至2030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5.5亿,中国经济剩余劳动力的总规模将减少到1.4亿。至2040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将增加到约6.5亿,超过那时的最佳劳动年龄人口总数,中国经济的剩余劳动力将实际上全部消失。

       上述变化,如果确实发生,将不仅意味着城镇无产阶级和现代小资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加;而且,集中在城市且人数上占优势的无产阶级,如果能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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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1 18:32:46

主题: 洋关故事(五) 百年沉睡,一朝惊醒
作者: 马前卒

摘要: 1930-1931年,蒋介石集团的关税收入创历史记录,靠撒钱打赢中原大战,但中国经济的逆差也达到惊人的历史高点 —— 1930年贸易逆差是4.1亿两白银,1931年是5.2亿两,平均每年赔出一个辛丑条约,还不劳烦八国联军亲自上门讨要。

“中国人的工厂迟早都要变成僵尸,要注射一点外国血才能活!”


这句话定格在1930年的上海,民族资本家周仲伟发出绝望的呐喊,为自己的火柴厂送葬。他喊出这句话之后,就在洋货冲击下缴械投降,蜕变为日本买办——茅盾先生的经典小说《子夜》刻画了这一幕。


要理解和明白周仲伟的失败与痛苦,就要从鸦片战争后的海关关税说起。


自1859年,清政府签下不平等条约《中英通商章程》。这一条约正式规定,中国海关关税最高5%,之后如国内转运,只需增加2.5%子口税,即7.5%封顶。在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交替的世界上,中国成了关税最低的大国,也是唯一出口税率高于进口税率的国家。。



而在历届外籍海关总税务司管理下,如此之低的关税也只能在名义上保持,实际执行的税率还要打个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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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对比其他国家,我们才能体会这种低税率的“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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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大英帝国还是世界统治者,自恃为第一个完全工业化的国家,高调提倡自由贸易原则,综合税率却依然高于中国。至于其他国家,关税壁垒相对中国的“城墙”来说几乎是一道山脉。外国产品对中国的倾销力度可想而知。


当然,海关税率毕竟不是零,4亿人口的进口税加起来是个大数字,因此很多人会歌颂英国统治下的海关高效廉洁,。但是从马前卒工作室的之前几篇文章可以看到,洋人的海关一度变成了赫德家族的私产,是国中之国,用“腐败”来形容,几乎算得上开脱罪名了。


退一步说,就算洋人统治下的海关真的清廉如水,失去自治权的海关,也远比任何贪腐对中国的损害大100倍!1000倍!


从前面的表格可以看到,各国列强也有低关税的情况,但他们拥有关税自主权,低关税是为了调节国内经济,收放自如。


如果需要鼓励快速建设工厂,那就对机械领域降低关税,如果需要保护国内农业,那就增加对小麦玉米的税率。这样,无论高低,关税都是有效的工具,至于收到的税额本身,倒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


而清政府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全世界列强都同时开放市场。中国古代水平的工农业披上一件褡裢,就和身披重甲的列强进行白刃格斗,自然浑身是伤,收那点关税还不够买创可贴的。


“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


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


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


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


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


——《盛世危言》 1894年


郑观应的书稿常常被现代试卷用作分析材料,展示低税率洋货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冲击,说明手工业战胜不了西方列强的大工厂,必然纷纷破产,更不可能积攒利润升级为现代工业。这个逻辑总体上不错,但细节说的太少,远不如事实惊心动魄。


比如说,纺织业要发展,需要本国的原材料生丝。


可是,200两白银的生丝从内地运到通商口岸供外资工厂使用,只需要缴纳5两银子的【子口税】,不再承担任何其他税负。但如果供给本国企业,一路关卡都要缴税,平均要交厘金税30两以上,本国企业的税负比外国进口货多了五倍。换句话说,即便在中国内部,也是外资工厂占绝对优势。洋员海关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可不是仅仅影响进出口那么简单!


这项流毒无穷的政策直到1931年才被废除,而这时候,已经换到第四任外籍海关总税务司了。


具体而言,洋人想要到中国内地买原料,可以到海关处领取【买土货报单】,一次缴税就支付了全部国内物流成本,地方官员绝对不敢再加税,甚至检查都不敢。时人讥讽这样的关税政策 “厚外而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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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著名的实业家“棉纱大王”荣宗敬在1926年2月发表《救济纱厂业之管见》中愤愤不平:


“年来吾国纱厂业有一落千丈之势,其原因甚多,而以华商受不平等之待遇为最大原因。查外商在华埠设厂,其锭数几占62.5%,发展若是之神速,实由条约上予以特殊之便利。”


在对洋人实行低关税乃至零关税的条件下,民族资本家们负重前行,就算搞996乃至007,也没法向包身工榨出足够利润,更对付不了洋商。


中国人不傻,既然打着洋人的旗号有税收方面的便利,为什么不跟洋人一起干呢?


没错,这就是买办阶级诞生的重要方式。


只要依附洋人,就可以获得更低的税率,甚至不需要开工厂,只要倒卖洋货就可以轻松挣大钱,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去搞民族工业?


即便有些人足够硬气,开了工厂,起步阶段也大多是依附洋商获得低税单。


“贿买牌照,假托洋商之名,洋商出售保单,坐收华商之利,流弊遂不可究诘”


海关对于洋人的低税政策,最终培养出一头怪兽,它们是近代中国的统治集团,是各国列强的买办,是一群违法后第一时间向外国领事馆求助的中国人。


受益于税收特权,买办阶层把国家利益卖了个好价钱。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的估算,1895年-1926年间,买办阶层替洋人办事的总体收益为12.48亿两白银,平均每个中国人要向他们缴纳2-3两银子,他们替洋商拿到的利益肯定百倍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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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并不是所有的买办都是依附洋人、摧毁中国民族工业的急先锋与爪牙。也有一小部分买办通过为洋人服务后赚取原始资本,然后投资民族工业,例如著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年轻时便是买办。


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大多数买办对创办民族工业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的资本除了奢侈享受,汇往海外,剩下的基本投向金融与房地产:


金融和房地产业需要的原料少,没有进出口干扰,在洋人不能从海外运地皮来中国的情况下,这是中国资本唯一可以和洋人“平等竞争”的行业。所以相比实业,金融与房地产收益高,来钱快,最大的上海买办,一个人就在租界购置了3000万两白银的地产。


而真正想创办民族工业的资本家,无论有多大的本事,一般的下场都是屈服于拥有更多资本的金融买办或者洋人。


《子夜》的配角周仲伟便是如此,他从买办出身,把资产全部投入生产国货火柴,最终绝望地重新沦为买办,喊出了开头的话:


“中国人的工厂迟早都要变成僵尸,要注射一点外国血才能活!”


在周仲伟重当买办的1930年,中国火柴市场上无需列强出手,小国瑞典就能轻松摧垮几十个周仲伟的毕生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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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的《火柴工业报告书》记录:


“1929年下期,东北各厂全数倒闭,广东厂家亦倒闭过半,苏、浙、皖各厂虽根基较固, 而停业亦及小半… … 国内华厂无不自危。”


在前几天马前卒关于五四的演讲视频下,我看到有人回复,质疑“旧中国海关低税率”的结论,认为1927年后的蒋系南京政府已经掌握了部分关税自主权,提高了关税,不能把火柴厂的破产责任赖给海关。




这就要说说1928年前后的“关税自主”运动了。


的确,1928年起,海关税率有所提高,从2.49一路提高到27%,虽然海关总税务司还在洋人手里,虽然27.5%成为封顶税率,但毕竟提高十倍有余,这关税壁垒建设还是很有成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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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看更大的历史背景啊!


上面的表格显示,1929年开始,中国关税出现飙升,突破鸦片战争以来的7.5%上限,这一年还发生了什么?


大萧条。


所谓大萧条,根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1929年,这个矛盾在经济层面彻底爆发,之后十年爆发世界大战。


这十年间,全世界各国都在疯狂提高海关关税壁垒,中国增加20%左右的税率,和别家的关税城墙相比,几乎就是婴儿床的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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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工业最发达的英美德等国竞相货币贬值,提高出口竞争率,1934年,美元一次性贬值41%,相对国货贬值4成。考虑到中国和列强的产业水平差距,20%的关税增额能挡住什么?给汽车加税20%,你就肯买马车上下班?                                                                                                                                                

所以说,1928年后的“关税自主”,本质上是列强对蒋介石的奖赏,为了避免大萧条激发中国革命,有必要让最反动的中国军阀得到一点财政支持,让他有钱剿共,有钱打服阻断商路的内陆军阀,尤其是要打穿长江商路,把三峡以西的近1亿人口变成英美日资本的倾销市场。


而从蒋介石集团自己的角度说,收关税的主要目的是支持财政,并非保护国内产业,一切的出发点是多收税,而不是刺激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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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30年代初,在关税总体税率不断上升的同时,棉布(制成品)税率相对下调25%,棉花(原材料)税率却暴增43%,急不可耐地要向刚刚起步的中国纺织业抽血。工商业愤怒地指责政府对关税的依赖是“复灭实业之先声”。


1930-1931年,蒋介石集团的关税收入创历史记录,靠撒钱打赢中原大战,但中国经济的逆差也达到惊人的历史高点——1930年贸易逆差是4.1亿两白银,1931年是5.2亿两,平均每年赔出一个辛丑条约,还不劳烦八国联军亲自上门讨要。


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对抗空前激烈,民族工业唯一的屏障不是海关,不是关税,更不是蒋介石政权,而是中国人民的爱国心,是觉醒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国货运动。


上面提到的爱国实业家刘鸿生,他的纺织厂能够勉强抵抗洋货,就是因为使用【九·一八】商标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靠爱国生意扭亏为盈:


“真正使我第一个企业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爱国运动推动了这个企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每个人都愿意买国货。”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用爱国主义要求人民必须买某产品那无疑是道德绑架,可在海关与政府都不能保护民族工业的情况下,爱国群众却为国家保存了一点点现代社会火种,这是蒋介石政府无能的标志,也是中国人民耀眼的光芒。


对于中国工商业来说,另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是日本侵华。


1938年后,沿海港口全部被日军占领,日占区和国统区之间名义上处于战争状态,货物流通不畅,客观上反而为内迁工业提供了百年未有的关税壁垒。


而即便在西南贸易通道勉强打通后,英美处于对日作战的需要,一时间也没有急着要蒋介石政权开放市场,所以内地工业颇有发展。马前卒工作室此前详述的“侯氏制碱法”在抗战期间应用,就是内陆盐业百年来第一次占据中国市场的结果。




这个故事反过来说,就是旧中国海关由洋人掌握,百年积弊,对中国的伤害远远超过日本兵的刺刀。


古人云苛政猛于虎,20世纪的中国则是低关税之恐怖,猛于日本百万大军!毕竟旧中国农业社会晚一年被消灭,就意味着上千万人死于饥荒和贫穷。

1946年,日本人走了,大英帝国垮了,美国人回到了上海,马上就让蒋介石政权知道什么是超级帝国主义。


为了攻占延安,蒋介石向美国要了堆积如山的二战剩余物资,还把美国接收的全部日占区物资拿到手,组建了90多个美械师和更多的日械师,代价就是闭眼签署《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此时中国海关总负责人已经由英国人换成美国人李度,所以“中美商约”跳过“自主关税”,确定110种美国货输入中国减免进口关税,计算价格时还故意压低美元汇率。中国人民用抗战八年换来的暂时关税壁垒全面崩盘。


1946年的《解放日报》指出:“美国货充斥了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导致“今天的上海真的是‘美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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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在二战后的和平时期,中国工商业反而纷纷破产:


旧报新读·049----要求贸易保护的民国国货

重庆商务日报1946年6月27日报道《外货像潮水涌来,上海工商业面临死亡边缘》


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在九尺坎该会会所举行六月份会员聚餐会,特请参加南京商联会议返渝之该会理事长潘仰山先生讲演。潘先生对商联会表示悲观,他说:提出的问题很多,希望很少,也许一样也办不到。


同时,他谈到战时迁川的大小工厂,现在绝不能迁回上海,因为上海的外货充斥市场,把国货压得透不过气,不仅没有销路、成本太高、质量有没有外货好。


再加上上海的生活成本高昂,根本就不能生存。现在上海的米每斗卖上了四万,猪肉每斤二千五,就是一桌最坏的酒席,也要卖上十五万元。房子很难找,租一间小屋子需要四五条黄金,坐洋车费用上千,坐汽车费用上万,出门一次,身上没有一二十万别想走动。


所以到处困难,特别是工商业抬不起头,外货哔叽布每尺一万四,国货哔叽就要一万一;美国铁每吨十一万,国产铁每吨要三十万;美国煤每吨十七万,国产煤每吨要三十万;而且这些国货的质量,与外货相差太远,谁又不去买外货呢?所以机器业的产品没有人要,政府也说没有外国的好,只能破产关门。


就连香烟业也被打倒,从前上海下等人社会里,每人都是抽的外国烟,实际上,外烟就是比国烟好,价格又巧。譬如,十只装的美丽香烟卖四百元一包,五十装的飞利浦只要六百五十元,这种比较之下,谁又不抽外国烟呢?


其他行业也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上海的厂商如此,重庆的厂家更不能言了,但是上海还能勉强维持的,只有棉纺织业,因为美布来的少、但美棉来的多,原料没有问题。困难因此也就较少。不过,若美布一旦来华,纺织业也不能保险。


总之,整个的工商业都陷入泥沼之中,政府不从根本来救济,仅靠外货维持局面,这是自杀政策,这是要把工商业窒息而死,。然而政府却说:我们的工商用品不够用,只能大量的进口外货,否则物价就要高涨。


这话固然对,但中国的工业正在萌芽,政府不来灌溉,而任其荒芜,当然不会有成长的一天,一切依靠外国,经济握在外国之手,中国人民破产,那还哪有国家呢?如此看来,一年后的国货上就会全部消灭,而永无声息了。


因此,我建议政府外货全部由国家统购统销,其价比照国货来定,得到钱拿来辅助厂商,又可扶植工业,奠定自己的工业基础,可是政府就说难办就算了。


最后潘先生说,维持工商业最好的办法,是请政府严格管制外汇,限制不必要的外货输入,同时,政府要大量贷款给工商业,如此厂商才能转危为安,物价与币制才能根本上稳定。


买办政权到底是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并不是蒋介石政权的盟友。


还好,这是帝国主义买办最后的疯狂。随着中美商约摧垮了民族工业,法币通胀消灭了民族商业,美国面粉打垮了剩余的自耕农,工商农业一起破产,蒋介石政权的支持者只剩下几千个从抢劫中发财的黄埔军官。


1946年头几个月的美械师攻势未能消灭解放军,新中国的建立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或许1948年,或许1950年。


旧中国的丧钟在最强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奏响。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国民主同盟】于1948年1月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决不承认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损害人民利益的条约,并认为美国政府给予南京政府的所有援助,都是与人民为敌。”

“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合作。”

自晚清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皆知洋关之害,只是对帝国主义无可奈何。任何敢于挑战洋人海关的中国领导人——哪怕只是让外籍海关官员退了半步——也能赢得全国性声誉,比如孙中山。


1912年后,即便曾直接策划辛亥革命,但未能掌握军队,孙中山一度已经成为军阀的吉祥物,全无实权。但由于在广东海关“关余”事件中迫使英国让步,孙中山的声望瞬间回到国家领袖的层次,并借此组建国民政府,为数年后消灭北洋各军阀确立了基础。




1949年解放军不仅敢和帝国主义对峙,还完全无视美国人的威胁,遇到英国舰队重巡洋舰队直接开炮解决问题,这种帝国主义的克星得到全中国各阶层的一致支持。民心所向,解放军无论是进攻旧中国哪一路军队,都是摧枯拉朽。从1947年延安被占领,到1949年10月1日建国,仅仅30个月。


然而,100年来的低关税摧残经济,中国已是满目疮痍。


19世纪鸦片战争过后,虽然中国已经是半殖民地,但凭借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基础,中国在部分农产品,手工业品上还有绝对优势,至少还掌握着世界茶叶、生丝市场的垄断供应权。


可是,到了1949年,中国工业产量可以忽略,农业不敷自给,就是传统上优势的行业也一败涂地。建国前一年,中国茶叶出口只有7000多吨,全国蚕茧产量3万吨,不到峰值的1/7!毛泽东坚持要在国歌中留下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不是胜利后的卧薪尝胆,乃是对中国现状的客观描述。


好在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海关,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得因此感谢解放军。


从1951年-1979年,大陆海关平均税率为52.9%,几百个工业门类从无到有,进入发展快车道。对岸的台湾省经济发达,发电量一度等于大陆之和,人均铁路里程是大陆的几十倍。但台湾恳求美国撤走海关总税务司后,也确立了45%的海关基本税率。两岸的经济因此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大陆成为有史以来世界最大工业经济体,一直保持到今天。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9-05-10 16:23:13

主题: 仁济医院赵晓菁事件新信息,患者方面
简单回顾:4月24日,上海仁济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赵晓菁被警方拷走,现场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据悉,赵晓菁在接诊过程中,因患者家属多次插队而拒绝为其诊断,与患者一方发生纠纷。相关视频显示,在警方到达医院后,医务人员也与民警产生了冲突。

网上后来有很多评论,基本上指责患者是医闹。但是信息只是来源于医生医院和警方,一直没有患者的说法

2019-05-09: 新信息,患者方面: 

source: 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 5-9 05:52 来自 小米8周年旗舰手机

我是在4月28日晚上10点以后,才设法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外科病房里见到这次仁济医院冲突事件中的伤者韩先生的,也是从韩先生那里知道了仁济医院冲突中的患者陈女士联系方式,并通过了多次电话和短信联系,从而了解了一些患方一直无法公开发声的细节。患者姓陈,辽宁人,因双侧股骨头坏死不能行走,做轮椅已经多年。其丈夫韩先生有视力残疾,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只有0.05。最近一两年来,陈女士在老伴陪同下多次到上海求医,主要是治疗血管疾病,2018年曾到上海胸科医院看过,还拍过CT片。今年3月9日来上海就医,4月8日,患者到上海中山医院求医,CT片显示其肺部结节有增大,怀疑是肺癌。为确诊,在网上搜到仁济医院擅长诊治肺癌的赵晓菁医生(并非此前网上传的托儿童医院医生介绍),由于赵医生在仁济医院本院的号不好挂,在赵的助手建议下,陈女士预约挂了赵医生每周一在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民营医疗机构)的特需号,挂号费1200元。预约就诊时间是4月15日下午5:30。
4月15日,患者按预约时间到国际中心找赵晓菁看病,去时随身带上了此前在其他医院看病拍的几乎所有的CT片,其中也包括2018年在胸科医院拍摄的和2019年4月在上海中山医院拍的CT片,但赵表示“不行”,得拍新的CT才行。但因为时间已晚,当天国际中心已经来不及拍片,因为赵一周只在国际中心坐一次门诊,患者提出拍片跟赵走,赵下次在哪坐诊,就到哪拍片,赵同意了,让她去仁济医院挂号拍片,拍完之后再给她看。

第二天,也就是4月16日,患者到仁济医院花50元挂了郑主任医师的专家号,目的仅要求(按照赵晓菁医生在国际医学中心门诊时的医嘱)拍CT片……。拍完之后告知赵晓菁的助理,赵的助理通过短信告知陈女士预约了4月24日的加号(20号去仁济医院取了CT报告),让当天10:30到仁济医院护士台取“预约加号”(注:读赵助理的短信原话)单。

4月24日10:30,陈女士在老伴韩先生陪同下,坐轮椅到仁济医院再次就诊,等候两个多小时于12:50许终于看上。但此时赵又提出,需要患者2018年在胸科医院拍的的CT片,因为上次在国际中心时赵医生只是说拍新片,并说要胸科医院和中山医院拍的CT片不行,两人以为不需要这次就没有带。赵表示没关系,说可以通过他本人的人脉关系从胸科医院调CT片,让陈女士下午3:30再看,并表示届时第一个给她看。陈女士夫妇表示同意。在医院等候期间,两人商量后决定打车回宾馆取回胸科医院的CT片,以防止赵专家利用人脉关系调取胸科医院的CT时发生意外。从宾馆再回仁济医院是15:20。这时候患者陈女士与韩先生在护士台发现前面有很多患者在排队,因为担心赵医生忘记上午的约定,韩便乘一个患者看完走出诊室的时候,进诊所跟赵打了个招呼(那是当天下午第一次进入诊室),说他们到了。赵表示知道了。

但是,陈女士此时发现护士给其他后来的新病人填单子并安排插队进入赵高级专家的诊室时,认为不应该让别的病人插在前面而向诊室外护士提意见,而护士对陈女士的异议表示了轻蔑,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韩先生则第二次是跟着那个后来“插队”的人(网传影星所说的丈母娘)进诊室跟赵交涉,赵就拍了桌子,说:自己一天看一百个病人,压力大、有脾气,韩还了一句嘴,说大夫怎么可能有脾气。赵因此而突发狂怒,冲上去把因双目视力残障而毫无提防的韩先生抓摁在地拳打脚踢(注:患者和伤者的原话,韩先生裤子皮带也因此被抓被断了),随后拉开门将韩先生一脚踹出去了。韩第三次进诊室,是被赵晓菁专家踢踹出诊室后,不停嚷着“你打死我吧”边爬进诊室的。

当问到每次又是怎么从诊所里出来的?回答:第一次是“报到”后自己走出来的,第二次被踹飞出来的,第三次是被保安们抬出来的。<暂完>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Military 版



2019-05-10 11:30:41

主题: Messi vs Liverpool in 0:4 game
梅西在比赛直播中的几乎所有镜头

关键点: 基本没有拦截防守,全是进攻镜头,除了最后阶段因为被Fabinho断求而追击Fabinho,那是他最后5分钟几乎唯一一次出现,其他时间都没有主动要过球,而且隐身在对方人堆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6uuun5tdyg
vhttp://www.youtube.com/v/R6uuun5tdyg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9-05-08 00:16:46

主题: 洋关故事(二) 华人与狗不得当高管
2019-5-6 04:59|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297| 评论: 0|原作者: 马前卒
摘要: “外国人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正直感,所以更适合当高级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才不得不拒绝华人做高官。” 哪怕你留学哈佛,哪怕你是海关培养的学生,只要你流着华人的血,高级职位就和你无缘。

“外国人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正直感,所以更适合当高级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才不得不拒绝华人做高官。”


这句话如今看来多么荒唐可笑,但是在20世纪初,中国海关的高级官员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众宣告,不必担心任何反驳——因为发言者是安格联,中国近代海关的第三任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的指定继承人。


金登干不姓金,安格联也不姓安,他是一个地道的英国人,全名Francis Arthur Aglen。


1888年,年仅19岁的安格联成为中国海关的四等帮办,在9年内连升12级,成为天津海关税务司,这个职位,是海关内部的最高序列职位之一,整个中国也只有几十个人能升到整个位置,再升半级就要到赫德身边主持中国海关日常工作了。


作为对比,在1929 年周子衡成为重庆关(兼万县关) 税务司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华人能够染指中国海关内这个等级,更何况安格联任职那年才27岁!


安格联的父亲是赫德的同班同学,他因此得到被赫德亲手栽培,火箭提拔成为中国海关数一数二的高层,是赫德嫡系中的嫡系。但一开始赫德并没有打算把自己的东方王国让给安格联。毕竟安格联这个嫡系和赫德没有血统关系。赫德最初想让自己的弟弟接班,弟弟不成器,又想换小舅子裴式楷上场,结果还是不行。


连续几个接班人都是亲戚,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招致了大英帝国外交部的严重不满(大清政府不满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在伦敦看来,中国海关是大英帝国放牧的羊群,整个英国统治集团都需要薅羊毛吃羊肉,你赫德只不过是女王陛下的牧羊犬,居然想把中国海关变成自家羊群,这还了得?


裴式楷情急之下,决定向中国政府寻求支持。他比赫德伪装的中国立场还要激进,1902竟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提议,在中外对不平等条约的理解产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尊重条约中文文本的权威性,这下彻底断了自己接班的可能性。


作为英国人来统治中国海关,赫德伪装中国立场,目的让中国政府更加心甘情愿、更加没有抵抗地签署和执行不平等条约,绝非真正站在中国立场上对抗帝国主义。而裴式楷愚蠢地理解了赫德的做法,搞错了海关的主人,因此失去了列强的支持——赫德伪装的倾向中国都让英国大为不满,更何况裴式楷企图和中国政府结盟?


在大英帝国外交部的坚决反对下,赫德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安格联接班。


于是1910年,安格联正式成为海关总税务司。


当然安格联的资本也不止是父亲的同学关系,他与赫德的联系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密切。1907年安格联的长子出生,赫德被邀请做孩子的教父。看过电影《教父》的朋友应该都明白,这意味着双方以上帝的名义结成利益共同体,赫德还是选了一个和自己家族休戚与共的人接手中国海关。


安格联是位极有手腕的人,他在赫德建立的高薪养廉的制度基础上加码,用中国海关的公款推出了丰厚的养老金制度,保证自己能安稳统治赫德经营数十年的王国。


1920年,《凡尔赛条约》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而不幸的中国正处于兵连祸结的乱世当中,直皖战争刚刚爆发。在这样悲惨的环境里,为生存挣扎的中国人几乎无法想象,有人拿他们的钱建立养老基金,丰厚程度让欧洲中产也羡慕——当然,大多数好处都给了欧美洋员。




具体而言,只要海关合规退休人员,至少可以拿到退休前工资的四分之一。以1922年海关洋员四等前班月俸200两白银计算,退休金每月50两。


1922年的50两白银是多少钱?


它相当于8个铁路工人的薪资总和,足够养活一家人还有剩余,放到现在就是退休后还有三四万元的免税收入。


注意,这不是税务司(各城市海关主管)的待遇,也不是超等前班(各城市海关的分部负责人)的待遇,洋员只需做到最末的四等前班就能得到每月50两白银退休金。在第一次大战后的萧条气氛中,他们留在故乡的兄弟也会认为中国海关是洋员的天堂。这个天堂的主神就是安格联。




德国首相俾斯麦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说:


“你会为国家制定菜谱时,经常要被迫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


安格联创立养老金制度,当然也不是为了海关人员的养老问题考虑,而是希望得到高层洋员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


同样的,安格联也吸取了裴式楷的教训,认清了海关的真正主人,放弃赫德伪装替中国说话的立场,开始赤裸裸地展现帝国主义种族歧视,无所顾忌地压制华人。

近代中国海关把自身人事原则概括为一个词:【国际性】。前任总税务司赫德一方面要维护英国霸权,另一方面在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要保证势力均衡,于是落实【国际性】的方式就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每个列强都能够在中国海关里面分一杯羹。


除了海关总税务司办公室人员外,海关最高序列的官职是税务司。1885年《新关提名录》统计,当年中国海关共41名税务司,其中英国占31人,美国占6人,德国占5人,法国占3人,挪威和匈牙利各占1人。


连挪威和匈牙利都能在中国海关担任最高序列的税务司职务,中国海关的确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可这个名单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华人,一个都没有。


更可笑的是,华人当不了税务司,并非华人不能办事。在洋人占据中国海关主导地位的年代,洋员所占的比例最多也就20%-25%,他们依然需要靠华人来处理主要事务。只不过安格联所代表的外国势力将所有的高端职位吃干抹净,用一块清晰可见的水泥天花板封死中国员工上升通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就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次大战的阵营是英法俄协约国对阵德奥同盟国,中国加入了协约国,中国海关自然也对德、奥两国的海关洋员进行了辞退,加上不少英法洋员回国参战,一下子中国海关就空缺出了大量中高级职位。1914年中高级洋员一共有305人,到1915年的时候下降到了257人,一下子少了将近六分之一。


在过去的日子里,洋人占住了职位,华人有怨言也没处使,现在洋人开除的开除,回国的回国,总该轮到几个华人下属来坐坐这个位子了吧。总税务司当不了,难道管理一城一港的税务司也不行?


结果一向表现对华友好的安格联,在真正做决定的的时候,却对安抚华人下属没有任何兴趣,哪怕北洋政府不断暗示,他还是不为所动,一心一意只用洋员来补中国海关官员的缺位。


很明显,只要他在中国海关一天,就休想有一个华人升到高级职位。


人手紧张,安格联却坚持不肯招收华人进入中高层,因为他担心这少数提拔到中高层的华人将成为骆驼的鼻子,很快把身后的整只骆驼带进来,损害帝国主义整体利益。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那段宣言:


“外国人有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正直感,所以更适合当高级职位,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着想,我才不得不拒绝华人做高官。”


华人关员丁崇吉论学历曾留学哈佛,论能力比洋员丝毫不差,论履历曾在1908年代理副税务司,如果用逻辑和事实说话,无论如何阻止不了他当一任税务司。


安格联就在程序上公开作弊,始终不许让他副职转正,把他的官职和收入被压制在超等帮办的职位上,收入更是远不如同等官职的洋员,其他待遇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


在这种公开舞弊的情况下,安格联表面上还几次三番发文要求海关内部不得歧视华人员工,可谓弱国才做选择,帝国主义是里子面子都要。

压制华人的职位和待遇,当然不是因为海关没钱了,实际上,在高层洋员的享受方面,海关从来都不吝啬。安格联一方面维护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也充分享用中国总税务司的红利与福利。


安格联办公地点在北京上海,却在青岛购买了多处房产,除了一处作为胶海关雇员公园之外,还有一栋靠山面海的大别墅供他个人使用,而这样一栋奢华别墅每年他只在盛夏时间过来住上一两个月,颇有满清皇帝游玩圆明园之感。


1923年新汇丰银行大楼建成,安格联认为不能容忍其他机构比海关大楼还气派,决定建出远东最气派的办公大楼,于是就有了上海著名景点海关大厦。大厦从1925年修到了1927年,总计花费了白银430万两。(另一说是450万两。)




海关不差钱,也不在乎给员工发福利,为什么对华员工资如此斤斤计较呢?


这就是明目张胆地歧视华人,不允许华人有任何掌管中国海关的希望,哪怕是象征性的希望。


更有甚者,在专门为海关培养人才的北京税专,安格联掌控海关的十七年里总共有十六届学生毕业,一共401名毕业生,可是不要说当税务司,就连升到内班高级职务的员工都没有。


哪怕你留学哈佛,哪怕你是海关培养的学生,只要你流着华人的血,高级职位就和你无缘。


在1925年,税务司共43人,英国占27人,副税务司30人,英国占18人,仍然牢牢地控制海关,就连日本在中国海关都有税务司2人,副税务司5人,可就是没有华人可以执掌任何一个港口的海关。毛主席说的好,帝国主义侵略者是中国的好教师,让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体会到了帝国主义的贪婪和野蛮。


在1927年,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渐进高潮,北伐军在苏联的支持下,一路摧垮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在恐惧之余,也认识到中国还有一批人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反而因此壮起胆子来,借“二·五附加税”问题罢免了安格联。


虽然接班的梅乐和依然是英国人,但毕竟中国有人敢挑战帝国主义了。1927年之后,终于有5位华人可以担任中国海关的副税务司(虽然这只是洋人施舍性的进步,他们还是不掌握实权)。从这一刻起,英国人苦心经营的洋员海关体系开始走向瓦解。




不过,海关洋员体系的崩溃还得再等上20年,因为大英帝国的尸体上崛起了两个新兴帝国主义——日本和美国。他们将在中国海关这个遍地黄金的机构中玩一场和中国人无关的“三国演义”。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9-05-08 00:04:42

主题: 洋关故事(一) 要发财,去东方
2019-5-5 06:25|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1210| 评论: 0|原作者: 马前卒
摘要: 在1893年“科梅公司”的投资骗局里面,单单是金登干先生一个人就损失了大半吨黄金。而1887年日本为了对付中国北洋水师,号召全国捐款造舰,最后募资108万日元,不过折合1.5吨黄金。

故事还要从1893年的伦敦城说起。


1893年,正是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英帝国靠枪炮战舰征服了广袤的领土,构建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帝国,总面积超过30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遍及全球。此外全球数十个独立国家,近一半被大英帝国间接操控。


作为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心脏,伦敦城汇聚了全世界的财富人物,也荟萃了全世界的物产精华。


当时的英帝国有一句志得意满的话,几乎所有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都会引用:


“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谷仓;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矿区;加拿大和北欧半岛为我们种树;澳大利亚为我们牧羊;还有阿根廷为我们养牛;秘鲁送来白银,南非进贡黄金;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茶,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至于我们的棉花种植园正在从美国南部向地球一切温暖的地方扩展。”


英帝国吸收着全世界的物产,也同样向全世界输出金钱,投资各种产业,扩展帝国对世界的掌控。


在印度,他们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庞大的铁路网,总计建设了八万公里铁路;在南非,他们为了夺取矿产,强行把布尔人整个民族都送入了集中营;而即使是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也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帝国强行卷入到了近代化的浪潮当中,天朝上国的迷梦就此告终。


不列颠的军事帝国造就了不列颠的金融帝国,也保卫了它的金融帝国,在小小的伦敦城当中,金融家们不知疲倦地把整个世界投入到熔炉当中,提炼出他们所梦寐以求的金钱。直至今日,圣保罗大教堂东侧的金融街依然号称“全球最富的一平方英里”。


可以说,当时的不列颠,地位就和冷战刚结束时如日中天的美国差不多,而伦敦,就相当于鼎盛时期的纽约加上洛杉矶,是帝国当之无愧的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金融家的地方就会有金融骗局,不管是骗普通人还是骗同行,无论是12世纪还是21世纪,这都是金融家们必不可少的技能。伦敦的金融城就充斥着这样的骗局,从古到今永无止歇。


1893年的伦敦城,又到了大泡沫破裂的时刻。


骗局的主角是“科尔曼和梅公司”,科尔曼和梅自然就是两个老板的姓氏。梅老板的一个亲属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主任弗兰克-梅(Frank May)。英格兰银行是英国的中央银行,掌管着英帝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命脉,因此数不清的上层人士向“科梅公司”投入金钱,终于在1893年发现,原来两个老板根本没有在殖民地进行投资,完全是以骗养骗,众多富贵人家血本无归。


对于19世纪的伦敦来说,这不过是一场稍大的金融骗局,但是因为一个理由,100多年后的中国人值得对它多几分关注——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先生也是受害者。


金登干不是中国人,他真正的姓氏不是金也不是干,而是坎贝尔,全名詹姆斯-邓肯-坎贝尔(James Duncan Campbell)。金登干是他在中国海关工作之后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金先生一共在这场骗局当中损失了八万英镑。


1893年的八万英镑到底是多少钱?这个问题并不难以计算,因为那时候是金本位时代,英镑的币值严格和黄金挂钩,一英镑大约为7.32克黄金,八万英镑就是58.5万克黄金,即585公斤。




在1893年“科梅公司”的投资骗局里面,单单是金登干先生一个人就损失了大半吨黄金。而1887年日本为了对付中国北洋水师,号召全国捐款造舰,最后募资108万日元,不过折合1.5吨黄金。


再具体点说,当时英国高级中产阶级,一年收入不过是500英镑左右,而一个高级技工年薪不到100英镑,坎贝尔先生一次投资,损失了相当于英国160个医生或者800个高级技术工人的年收入!这可是帝国最高等打工者的收入!如果他在工资之外没有其他进项的话,这一次失败就得把他打入底层社会。


的确,金先生随后几年多次写信跟上司赫德哭穷,甚至还说自己害怕不能给孩子们留下多少遗产。但这也说明,这次受骗并未改变金先生的阶层,他只是担心不能100%保证阶层固化而已。这样问题来了,金家的财产是怎么来的?是来自家庭财产的继承吗?


并不是,金登干虽然出身于军官家庭,但是父亲也不过是普通收入而已,积累不了巨额的财富。更何况他的父亲后来还娶了第二任妻子留下后代,死后把自己的财产主要给了新家庭,金登干本人并没有能够从父亲这里得到多少遗产。


考虑到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金登干的巨额财产并非是来自于继承,而是自己积攒起来的。


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新问题了——金登干如何赚到一笔骗都骗不完的巨额财产?


到此,我们终于可以切入正题,考察一下金登干先生的大致履历:


1859年2月,金登干26岁,进英国邮政局工作。


1862年,他进入中国海关在伦敦代理机构工作,1863年5月来中国,从此与中国、和中国海关结下了不解之缘。


1863年9月,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总理文案,并主管财务稽核。就在这一年,赫德正式接手了李泰国手里的总税务司职位,成为了中国海关最高支配者。之后40年,金登干一直是赫德的助手与密友。


1873年,赫德决定组织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派金登干回国担任办事处税务司,而第二年,金登干以“无任所秘书”的头衔任该办事处主任,直到1907年他逝世为止。金登干作为一名驻伦敦的苏格兰人,在40年间代表了中国最大的一笔财富。


近代中国海关,并不是仅仅字面上的海关而已。依靠特殊历史时期的机遇、借助西方列强来的压力、以及赫德本人的能力和权力欲望,这座巨型机构攫取了超乎想象的权力,一度负责了中国的所有电报和邮政事业,染指铁路和中国外交事务,还发行了货币化关金券,成为了户部之外的第二财政部。它甚至还拥有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海军部队,可以说是清帝国最后70年里最有权力的机构。它的大部分影响力在民国时代得以保持,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消灭了这个国中之国。


可以说,金登干在自己生命最后的30多年的时间,身份是“东方海关国”的大使,同时也是赫德私人代理人,这显然不能以普通的高级白领视之。


无论是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总理文案,还是办事处主任,都是中国海关屈指可数的高管。而众所周知,赫德治下的中国海关一贯以高薪著称。刚刚到中国海关任职,金登干的年薪为1200英镑,而1879年,金登干的年薪被提升到了2000英镑。


无论是1200英镑还是2000英镑,都是非常高的薪水,几倍于英国本土的高级中产。依靠在中国海关任职,金登干实现了阶级跨越,从中产子弟变成了上层社会成员。


但是,即使是这个薪水,也绝无可能让金登干在1893年攒到了8万英镑以上的资产。尤其是我们还要考虑到,金登干在伦敦住豪宅、并且养了五个孩子,雇了五个仆人——而这个年代的英国高级中产家庭,一般也就只有一两个仆人而已。当他写信跟赫德抱怨自己收入不够的时候,赫德也明确跟他说,不是他的收入低,而是他的支出太高。


高薪被高消费抵消,金登干的巨额财产,到底是怎样积攒起来的呢?接下来的一个事例,也许能够揭开这个谜团的冰山一角。


在1878年,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赫德决定休假一年,前往欧洲探访故乡兼放松(当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通过电报继续指挥海关工作,大权从未旁落)。


在这趟旅途当中,他决定前往巴黎住一段时间,于是写信让金登干代办,为他在巴黎租一所房子作为住处。


巴黎当时是有名的繁华之地,人文荟萃,赫德想要去那里体验一下生活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就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了。


遵照赫德的指示,金登干在巴黎寻找了一所豪宅,作为他顶头上司的落脚点。


这幢洋房位于巴黎第十七区、蒙梭平原小区,马勒……斯贝尔比大街189号。小区的旁边就是当地的盛景蒙梭公园,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段。洋房本身拥有14个房间,造型精美,对得起赫德先生的身份。


然而有一点却相当令人称奇——金登干声称,这栋洋房他和房东谈妥的租金是半年五万法郎。五万法郎相当于大约两千多英镑,这是一个非常高昂的数字,乘以一百可以造一艘先进铁甲舰,换算到今天就是航母造价的1%。哪怕是对纸醉金迷的巴黎城来说,付出这么多钱在一栋房子租住半年也是非同寻常。


当时巴黎最为富贵繁华的地段,是位于塞纳河右岸的第八区圣日耳曼区(也就是中国游客所熟知的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所在的区域)。而当时香榭丽舍大道内的租金最贵的那些豪宅,一年租金是大约2.5万到2.8万法郎左右。


当时法国普通高收入阶层所需要付出的租金则更低,1832年到1848年,已经功成名就、当选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大作家雨果,在孚日广场附近租了一套280平米左右的房子,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居住,一年租金只有1500法郎。


也就是说,金登干为赫德找的中上地段的房子,平均下来月租金是最好地段房租的4倍!是普通高收入者所花租金的50倍!这绝对不是正常情况。


仅仅在这一项开支里,就可以大概估测出,金登干先生至少在其中赚了一千英镑左右的钱(也就是他半年的合法收入)。而这些钱,自然不可能是赫德先生本人自掏腰包,否则赫德不会让金登干活到现在。赫德在欧洲的一应支出,都是使用中国海关公款进行报销的。


无论是5万法郎,还是一千英镑,对当时中国平民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巨款,尤其是1878年中国正在经历罕见的大旱灾(丁戊奇荒),饿死的黎民百姓不计其数,十几个法郎就能拯救一条饥民的性命。但这一切都并不影响西方洋员挥霍中国的公款,并趁机中饱私囊。


同时,金登干作为中国海关在伦敦的代表,所负责的事情自然也不仅仅是为赫德订房而已,因为清帝国当时缺乏对欧洲事务有所了解的外交人才,他实际上还代理负责了相当多的清国外交事务,比如购买军火。


1875年,金登干接受中国政府委托,为中国军队订购火炮和舰船等等武器装备,他当时对赫德写信说:


“我已经向克虏伯(德国军火商)、阿姆斯特朗和惠特沃思(英国军火商)公司订了价目表。今天上午,约瑟夫-惠特沃思(公司负责人)来访,他告诉我,他们从不给任何政府雇员以佣金和回扣,但是他可以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1%-2%给商人,以便补偿代理人在交易当中的花费,如果我们接受,他们就会给我们以同样的报酬。”


简简单单就能看出来,所谓“从不给佣金和回扣”是一个幌子,约瑟夫-惠特沃思在明确暗示可以给金登干或者赫德回扣,比例大概是1%-2%。


在赫德所制定的海关制度里面,收取佣金回扣是绝对不允许的,赫德本人应该也有足够的智力看得出来文中的暗示。但是这一次赫德却并没有对金登干做出任何表示,回信当中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默许了金登干的所作所为。很快,相关的交易得以成行,而金登干也顺理成章地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北洋水师造价的1%或2%。


北洋水师的世界排名有多种说法,夸张的文章说第四,低调的文章说第九,但无论如何是世界排名前十的战略性舰队。这么大一支舰队,拿出1%的造价分给金登干一人——或者是金登干赫德两人,当然可以轻松制造阶级跨越。难怪十几年后的金登干可以和和英格兰银行的出纳主任搭上关系,进而在“科梅公司”骗局中砸下8万英镑巨款。




金登干并不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关发财的高级洋员,赫德前后引入数千欧美青年任职中国海关,其中包括自己的儿子、兄弟和妻弟,甚至还一度希望子继父业,让自己儿子掌管中国海关。所谓“清廉的赫德”,不知给多少个西方家族带来了阶级跨越。


1863年刚刚接替李泰国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其日记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大约在10年前,我离家出发,开始接受一个年薪170英镑职位的生活,现在我一年有4000英镑薪资,我相信只要我喜欢,还能够得到更多,我不依赖别人,我是海关的首脑”


28岁的青年就敢于豪言壮语:“我相信只要我喜欢,还能够得到更多”,确实意味深长。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19-05-07 23:04:32

主题: 去年皇马也差一点被逆转
2018年欧冠8进4,皇马对尤文,客场3:0,回到主场被尤文进3球,被搬成3:3。


是谁托举皇马战胜尤文?

是C罗!



补时第3分钟,眼看比赛即将进入加时,克罗斯左路斜传,C罗禁区后点头球摆渡,巴斯克斯中路接应被身后的贝纳蒂亚踢倒,英格兰主裁奥利弗吹罚点球!傻X布冯咒骂奥利弗,吃到红牌!

C罗操刀劲射挂右上角,1比3,皇马4比3绝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dqDqrKdyBo

一个伟大的时刻!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9-05-03 17:25:02

主题: C罗去年世界杯的任意球
某球盲竟然大洋不谗说C罗过去4年没进过任意球,
那就看看C罗去年对西半牙的任意球,
而且C罗还是帽子戏法

Portugal v Spain - 2018 FIFA World Cup Russia™ - MATCH 3
vhttp://www.youtube.com/v/4rp2aLQl7vg


这个任意球的难度和质量比没西昨天对礼物莆的只高不底
vhttp://www.youtube.com/v/m5I94MYDr8o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Soccer 版



2019-05-03 00:07:41

主题: 我国粮食1/5靠进口,粮食自给出现危机
导语:“粮食的定价权在别人手里,进口也由他们来进,这两条一卡死,中国很危险。”陆德担忧地说,“泱泱五千年农业大国,再这么下去什么都失守了。”

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内粮食市场的大门向外资打开。外资加速涌入,也让中国的粮食安全遭遇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如今,回顾这篇发表于2016年的文章,依旧发人深省。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很多人看来,粮食增产是件大好事。但今年中国粮食增产的消息,却并不让人轻松。

2015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十二连增”,全国粮食总产量6.214亿吨,同比增长2.4%。奇怪的是,一方面连年丰收,粮仓满满,另一方面却是进口量不断攀升,屡创新高。2015年全年粮食进口量达到1.2亿吨。按照进口粮占比计算,我国每5斤粮食里就有1斤来自国外。

中国大规模进口国外粮食的原因,并非国内供给不足;与之相反,粮库里满满的都是国产粮食,而能卖出去、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多是进口的粮食。

“进口增多,并不是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主要是国内外粮食的巨大价差所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主任叶兴庆介绍,近年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掉头向下,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日趋明显。从2012年起,国内粮价高于国际市场,导致国产粮入库,国外粮入市。

针对国内外粮价倒挂的事实,今年2月27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给出一个惊人的数字。他说,针对最主要的稻谷、小麦、玉米几个粮食品种,国产粮的市场价格大概总体上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30%-50%。

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的50%,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完税价每吨大体比国内低1000元,导致粮棉油糖等进口不断增加。

进口不断激增容易导致两个消极后果:一是库存积压严重,二是冲击了国内粮食市场,使国内粮价大跌,谷贱伤农。若任由发展,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粮食安全深受影响。

一边是粮食连续增产,一边是进口量不断攀升,中国粮食产品缺乏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粮食定价权旁落,才是中国最为痛心的事实。

谁有粮食定价权

如果不是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异常低调的国际四大粮商可能还在继续毫无声息地扩张。但是现在,随着四大粮商被公之于众,它们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也逐渐浮出水面。

 国际四大粮商丨图片来源:有粮网

国际四大粮商是指美国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四大跨国公司,根据英文名字首字母,人们将其简为“ABCD”。四大粮商都是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跨国粮商,目前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都垄断性地控制在这四大粮商手中,“只有他们可以定价。”

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凭借资本与经验的优势,已完成对上游原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权。

目前,全球前10位的谷物出口国中,四大粮商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有9个。它们从种子、饲料、化肥这些最初环节直到产、供、销一条龙经营,在市场几乎每一个层面都占据绝对优势。

由于四大粮商在农产品领域都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一旦在目的国站稳脚跟,就利用资本优势迅速破坏该国原有的经营链条,使该国原有的粮食体系变为依附于四大粮商的一个环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外资粮食企业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粮食市场的发育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外资一旦在中国的粮食市场中起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

四大粮商布局中国

应该说,外资粮商与中国市场渊源颇深。

早在上世纪60年代,路易·达孚就与中国有饲料和谷物贸易,并相当重视农产品期货买卖。从2006年开始,路易·达孚(北京)有限公司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玉米国内贸易的许可证后,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公开信息显示,路易达孚从中国出口玉米的业务持续增长,其在美国的棉花公司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供应商。

嘉吉公司的对华贸易则始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目前,嘉吉与中国的年贸易额超过50亿美元。过去几年中,嘉吉是中国玉米最大的买家之一,并已在布局中国的化肥市场。

嘉吉在华已经建立了全资的山东嘉吉化肥有限公司,以及合资的云南三环中化嘉吉化肥有限公司等。除了种植领域外,嘉吉在华的链条基本搭建完成。

嘉吉公司 | 图片来源:网络

“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四大粮商在中国市场并没有设立工厂,而是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艾格农业总经理黄德均表示,四大粮商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ADM公司 | 图片来源:网络

在四大粮商中,ADM在中国的布局更为巧妙。上世纪90年代初,ADM就与中粮共同做油脂业务,包括发展“福临门”品牌食用油。在1995年,ADM就在中国大连建立了独资子公司,随后在广州和成都等地拥有了其他业务的工厂。

从2000年开始,ADM开始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并通过参股的方式进行全面布局。ADM还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一位国内粮食企业高管研究认为,跨国粮商投资我国大豆加工业是以销售外国内大豆为前提的。

ADM收购了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30%的股份,却取得了其70%的原料采购权。这说明跨国粮商并不想利用我国大豆加工企业来赚钱,更不想冒大豆加工业的风险,只是想通过参股来获得进口大豆的话语权,把我国大豆加工业作为变现国际贸易利润的一个环节。

进入中国市场较晚的邦吉,在全世界32个国家拥有450多个工厂,在四大粮商中,以注重从农场到终端的产业链完整性而著名。
 

邦吉公司 | 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研究认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

大豆悲歌

中国粮食话语权旁落,以大豆市场的教训最为惨痛。

大豆原产于中国,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都是由中国直接或间接传播出去的。中国大豆产量一度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豆产量之和还要多。

2001年,中国对外开放大豆市场,外资企业不断涌入国内,跨国巨头开始染指中国大豆业。2004年,在遭遇国际投资基金的疯狂打压后,中国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和本土榨油企业不堪承受负荷,纷纷宣布破产,被外资低价兼并。

公开资料显示,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在中国2004年的大豆危机后,成功地控制了大豆85%的实际加工能力。而跨国粮商还在加紧对中国水稻和玉米控制权的布局。

“外资榨油企业只收购转基因大豆,不收国产大豆,收购价比较高,逼迫农民只能种转基因大豆,种子要从国外进口。转基因大豆占据中国市场后,定价权就在他们手中了。”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陆德介绍,中国的种业、农民、加工企业散、小、差,外资运用产业链战术,打开其中一个环节,整个产业就全被拿下了。

目前,中国已经沦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每年的进口量达到全球总进口量的1/3。海关总署统计,2015年大豆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8169万吨,比上年增加了14.4%。

据业内人士分析,“ABCD”企业控制中国的大豆定价权实际上并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加工利润这么简单,而是在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战略布局,中国仅仅是这个布局的一环。

图片来源:第一套利

一般情况下,大豆压榨企业的资金大约有95%将用于原材料的采购。因此,大豆价格至为关键。一位黑龙江油企负责人对此曾断言,外资粮商所拥有的大豆价格定价权正是其拥有的整合中国市场能力的关键因素。他们打垮竞争对手、垄断市场的最佳武器,也正是这个定价权。

“外资使用产业链战术,短短几年把中国大豆企业打败了。产业链战术是个微笑曲线,两端是种子和下游产品,把这两头一占领我们就完了。”陆德介绍,在种子方面,我们现在进口的粮食种子是70%,蔬菜花卉类种子是92%。

“中国大豆产业安全受到直接威胁。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及时跟进,将危及水稻和玉米产业,并将逐渐蔓延到粮食行业的上下游。”一位粮食行业央企高层忧心忡忡地表示。

外资进入粮食流通领域后,凭借其强劲的实力,通过兼并、收购、合作等方式主导国内粮食流通格局,挤压国内粮食企业的生存空间,控制中国粮价,威胁国内粮食企业的生存进而危及到国内粮食安全。

痛失粮油定价权

控制大豆是外资图谋中国粮食市场的开始。外资在大豆农业领域得手之后,反过来开始操控食用油定价权。

 
图片来源:网络

有数据显示,四大跨国粮商已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它们凭借国际资本,已基本完成对上中下游的绝对控制权。食用油市场的众多响当当的品牌早已被跨国粮商收入囊中。

ADM在中国扩张的“标志性作品”,则被外界更多地指认为2000年其与新加坡丰益公司投资组建的中国最大的粮油集团——益海集团。尤其是2006年底,丰益国际以27亿美元收购了嘉里粮油,并与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益海集团合并,成为规模更为庞大的益海嘉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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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共同控制的益海嘉里,在国内食用油市场已经占有60%-70%的份额,金龙鱼、胡姬花、鲤鱼等食用油品牌同属益海嘉里所有。在合并的当年,就有媒体称益海嘉里掌握了国内油脂价格的控制权,成为中国食用油寡头。

跨国资本以高于国家保护价收购国产大豆,目的是对大豆产业的垄断。从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来说,国产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国内转基因食用油市场占有率很大,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大豆产品的定价权。外资控制了大豆领域,大豆油价格便容易被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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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此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却未见效果。2010年初,金龙鱼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涨价潮,售价几乎上涨了10%左右。

根据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的统计数据,中国油脂油料净进口总量已由2000年的461.4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2088.9万吨,10年间增长353%,并呈现不断加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已由本世纪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37%左右。

中国十大食用油加工企业中,年产量150万吨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里”“中粮”,前两家企业同属一个集团,即丰益国际,系新加坡丰益集团与美国ADM共同投资组建的。

“嘉里”拥有金龙鱼、胡姬花、花旗等食用油品牌,金龙鱼已成功控股38家企业,参股鲁花等加工企业,工厂遍布全国。而“中粮系”食用植物油的主要贸易进口对象仍是美国ADM。

目前金龙鱼、福临门、鲁花三大食用油品牌占中国食用油70%以上市场份额,即“丰益嘉里系”独占中国食用油近50%市场份额。在外资形成原料买方垄断的同时,也垄断了产品定价权。

“粮食的定价权在别人手里,进口也由他们来进,这两条一卡死,中国很危险。”陆德担忧地说,“泱泱五千年农业大国,再这么下去什么都失守了。”

危及三大主粮

大豆失守只是外资操控中国粮食市场的一个缩影,水稻和玉米正在遭遇与大豆同样的经历。

陆德介绍,对于粮食安全而言主要是谷物,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同时还有作为食用植物油原料的豆类。在这些领域,外资那只“看不见的手”几乎无处不在。

中国大豆沦陷已成事实,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也慢慢落入外资布好的局。早在十年前,外资就开始在东北布局水稻全产业链,从种子、种植、仓储,直到加工,无一遗漏。

图片来源:第一套利

2005年,丰益国际就与黑龙江佳木斯市政府签订了兴建益海粮油综合加工项目,益海(佳木斯)粮油公司负责丰益国际东北业务开展,涉足水稻、大豆、玉米等系列深加工。益海粮油在佳木斯市的水稻生产基地,生产“香满园”“金元宝”“香宴”“鲤鱼”“金龙鱼”5个品牌,30多种规格的大米品牌产品。

与此同时,益海粮油也没有放过对中国种业的市场布局。目前,益海种业已经在河北、安徽、新疆、吉林、北京、黑龙江成立了6个省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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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现在在攻什么呢?在攻玉米,还是用产业链战术。”陆德说。

据了解,外资企业已在中国审定了玉米品种84个,尽管外资玉米品种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但在近几年里,一些外资玉米品种在中国的推广速度却很快。美国孟山都公司在广西推广种植了1000多万亩玉米,相当于玉米大省黑龙江种植面积的1/5。

2010年3月份,中国市场玉米价格开始逐渐上扬,官方为控制玉米价格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中粮集团14年来首次大规模进口转基因玉米,业内人士担忧,中国的玉米产业可能遭到外资控制。

玉米是养殖行业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养殖业就要受制于外资,猪、鸡、鸭肉类价格可能也要看外资的脸色。

抢占基层粮库

随着外商攻城略地规模不断扩大,外资抢占市场行为越发隐蔽。近年来,跨国粮商逐渐把国有基层粮库作为切入点,频繁向粮库示好,在租赁基层粮库进行代储的同时,也在与基层粮库从事粮食贸易与深加工合作。

对于外资的图谋,中国并不是没有察觉。2009年初,海关总署就曾发出预警称:“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粮食领域的控制力在加强。”并点名指出“丰益国际斥巨资进驻东北,这是当前我国在粮食生产和出口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遗憾的是,外资在中国粮食主产区大肆收购国有粮库,布局全产业链战术时,却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2008年,益海粮油以极低的门槛收购了黑龙江富锦九粮库和黑龙江省绥化第四粮库,用于水稻加工和稻壳发电,以及依托当地丰富的农产品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粮食精深加工。

不仅在东北,此前益海集团已经在全国各地与地方粮库合作,河北省南皮县、山东省武城县、嘉祥县、庆云县以及河北的孟村县等地的县粮食局直属国有粮库都和益海集团有合作。

在全国主要的粮食产区,跨国粮商对县级粮库都有不同程度的合作。除了益海集团,邦吉、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都通过类似途径,渗透到中国粮食流通市场的广大领域,进一步控制中国粮食市场。

据调查,外国粮商还以压榨棉籽、棕榈油加工等不受限制的项目进行申报,项目建成后,实际上却用于大豆、菜籽或油脂加工;更有甚者,外商以总投资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将大投资项目“化大为小”,避开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的审批,利用其全球供应链优势,在国内市场运用低价策略冲击国内中小粮企,形成快速扩张之势。

“外资正在加紧中国粮食领域全面布局,逐渐进入上游原料仓储、粮食加工、粮食销售各个领域。当国际粮商逐渐完全掌握中国粮食流通领域之后,将对中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危害。”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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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农业总经理黄德均认为,这个不是偶然的事件。这些外资巨头都极有眼力,它们看中的机会,正来自粮食流通体制改制后,基层粮库面临的困境。

2004年前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储备体系。县级储备粮库与其他三级粮库一起构成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承担着调节市场供求、平抑年际间粮食产量波动等多项重要任务。

自2004年后,因为逐步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基层粮库不再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完全自负盈亏。这使部分粮库生产经营艰难,负债沉重。此时,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粮商抛来的绣球,不少基层粮库认为那是解困良方。

“粮食系统改制后,粮库生存一直比较困难,地方粮库多年来资金紧张,无粮存储,与他们合作,能够利用他们的资金为粮库带来收入。”东北某县粮食局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对跨国粮商非常欢迎,还会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出台相关优惠引资政策。”陆德认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和引资力度,只顾眼前,缺乏警惕性,助推了外资粮食企业在中国的产业链战术布局,他们之所以能够发展迅速,与此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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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3 00:02:59

主题: 最新农民工报告
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一、农民工规模、分布及流向

(一)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增速回落明显

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加184万人,增长0.6%。农民工增量比上年减少297万人,总量增速明显比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在农民工总量中,在乡内就地就近就业的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加103万人,增长0.9%;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加81万人,增长0.5%。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比上年减少204万人,下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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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出农民工中,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594万人,比上年减少81万人,下降1.1%;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9672万人,比上年增加162万人,增长1.7%。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56%,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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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人数增加最多,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略有减少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输出农民工10410万人,比上年减少20万人,下降0.2%,占农民工总量的36.1%;中部地区输出农民工9538万人,比上年增加88万人,增长0.9%,占农民工总量的33.1%;西部地区输出农民工7918万人,比上年增加104万人,增长1.3%,占农民工总量的27.5%;东北地区输出农民工970万人,比上年增加12万人,增长1.3%,占农民工总量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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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东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减少,在中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

从输入地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15808万人,比上年减少185万人,下降1.2%,占农民工总量的54.8%。其中,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2188万人,比上年减少27万人,下降1.2%;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452万人,比上年增加65万人,增长1.2%;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4536万人,比上年减少186万人,下降3.9%。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6051万人,比上年增加139万人,增长2.4%,占农民工总量的21.0%。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239万人,增长4.2%,占农民工总量的20.8%。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905万人,比上年减少9万人,下降1.0%,占农民工总量的3.1%。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女性和有配偶的农民工占比均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5.2%,女性占34.8%。女性占比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女性占30.8%,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中女性占38.6%,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婚的占17.2%,有配偶的占79.7%,丧偶或离婚的占3.1%;有配偶的占比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有配偶的占68.1%,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有配偶的占90.8%,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

(二)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逐年提高

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0.2岁,比上年提高0.5岁。从年龄结构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1%,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从农民工的就业地看,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9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5.0%,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3.2%,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9.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1.1%,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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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生代农民工中超半数为“80后”

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比上年提高1.0个百分点;老一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8.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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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继续提高

在全部农民工中,未上过学的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0.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状况

(一)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农民工比重过半

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0.5%,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一是从事传统服务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7%,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二是脱贫攻坚开发了大量公益岗位,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行业中就业的农民工比重为3.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9.1%,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9%,比上年下降2.0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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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工月均收入稳定增长

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加236元,增长6.8%,增速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提高1.9、1.1和0.1个百分点;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收入增速与上年持平;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收入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0.4和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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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快于本地农民工

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4107元,比上年增加302元,增长7.9%;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340元,比上年增加167元,增长5.3%。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比本地务工农民工多767元,增速比本地务工农民工高2.6个百分点。

(四)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速加快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955元,比上年增加278元,增长7.6%,增速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68元,比上年增加237元,增长7.1%,增速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522元,比上年增加172元,增长5.1%,增速比上年回落2.4个百分点;在东北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298元,比上年增加44元,增长1.4%,增速比上年回落4.8个百分点。

四、进城农民工居住状况

(一)人均居住面积继续提高

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20.2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4平方米;户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及以下的农民工户占4.4%,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从不同规模城市来看,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均有提高。其中,500万人以上城市中,人均居住面积15.9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2平方米;50万人以下城市中,人均居住面积23.7平方米,比上年增加0.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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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例提高

在进城农民工户中,购买住房的占19%,与上年持平。其中,购买商品房的占17.4%,与上年持平。租房居住的占61.3%,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单位或雇主提供住房的占12.9%,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在进城农民工户中,2.9%享受保障性住房,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1.3%租赁公租房,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1.6%自购保障性住房,与上年持平。

(三)居住设施不断改善

在进城农民工户住房中,有洗澡设施的占82.1%,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使用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占87.7%,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独用厕所的占71.9%,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能上网的占92.1%,比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拥有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包括经营用车)的比重分别为63.7%、63.0%和24.8%,分别比上年提高3.6、4.6和3.5个百分点。

五、进城农民工随迁儿童教育情况

(一)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提高

3-5岁随迁儿童入园率(含学前班)83.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26%在公办幼儿园,比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35.2%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从不同规模城市来看,入读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比例相差不大。500万人以上城市中3-5岁随迁儿童有63.3%入读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50万人以下城市中的比例为61.8%。

(二)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例提高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在校率98.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就读的学校类型看,小学阶段随迁儿童82.2%在公办学校就读,与上年持平;11.6%在有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初中阶段随迁儿童84.1%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10%在有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就读,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三)本地升学入园难、费用高问题仍需关注

进城农民工家长对随迁儿童教育的评价中,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75.3%,比上年提高2.6个百分点;对所在学校师资的评价中,认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占78.7%,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50.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比上年下降2.7个百分点。本地升学(入园)难、费用高依然是进城农民工家长反映最多的两个问题。对于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儿童,家长持此观点的分别是26.7%和27.2%;对于3-5岁随迁儿童,持此观点的分别是38.7%和51.4%。

六、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

(一)进城农民工城镇归属感较为稳定

在进城农民工中,38%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与上年持平。其中,已定居农民工中该比例为79.2%,对所居住城镇高度认同。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归属感越低。在500万人以上大城市中,该比例仅为16.8 %,比上年下降1.9个百分点。从对所在城镇的适应情况看,19.6%表示自己非常适应,61.5%表示比较适应。其中,已定居农民工中,该比例分别是34.8%和57.8%。

(二)进城农民工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在进城农民工中,26.5%参加过所在社区组织的活动,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其中,3.5%经常参加,23.0%表示偶尔参加。15.3%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加入工会组织的进城农民工占已就业进城农民工的比重为9.8%。在已加入工会的农民工中,经常参加工会活动的占26.0%,比上年提高2.8个百分点;偶尔参加的占56.3%,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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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2 23:49:56

主题: 起源于美国的五一劳动节,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很少知道?
每年9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动节 (Labor Day)。这是美国联邦法定的节日,全国放假一天,向战斗在全国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者们表达一下敬意。

起源于美国的五一劳动节,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很少知道?-激流网

很多美国老百姓对这个节日的来历不是很了解,往往把劳动节仅仅当作标志夏天结束的一个节日。过了这个节,放完暑假的学生得收了玩儿心回学校踏踏实实上课,给资本家打工的白领蓝领们也不得不暂时告别时常度假的夏天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重新开始每天上班的紧张生活,下一个假日要熬到十一月底的感恩节。因此,每逢劳动节,很多美国人都想方设法地在这次长周末好好玩一通,过把瘾就老老实实上班。

还有一个劳动节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发源于美国。“五一”节在中国是个大节。近年来,国内在五一期间放长假,有了“五一黄金周”,这个节日就更热闹了。但是,美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么个节,尽管它和美国工人运动有着历史关联。

两个劳动节诞生的历史分别代表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所走得不同道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劳资关系的演变,中国的蓝领白领们对“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也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过节的人不在少数。

劳动节是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按说,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是,由于上层建筑未能及时做出相应调整,使得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在工业化初期不但未见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了。

在农业社会中,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没有拖拉机收割机,化肥农药,劳动生产率虽低,但生产的全是绿色食品;农作物产量不高,却避免了大量浪费。除了赶上天灾人祸,农民的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干农活累是不假,但人为延长工时是不常见的,怎么着天黑了也干不了活儿了吧?像周扒皮那样的闹半夜鸡叫的地主也是很个别的。最近,还有人考证半夜鸡叫是当年高玉宝在组织的帮助下进行的文学创作。不管怎么说,历史上还没什么以要求缩短工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诉求的农民运动。

自打欧洲率先进入工业社会后,情形就大大改观了。就作为广大劳动者的工人阶级而言,劳动强度和长度都有了大幅度增加,快乐程度却一个劲儿下降。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人每天工作14至16小时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18小时。那人能顶得住吗?您别急,有咖啡呢。

新引进的咖啡把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喝得睡不着觉,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这伙人经常聚在咖啡馆海阔山空地侃大山,终于侃出一套以进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理论,整出个席卷全球的启蒙运动。

工厂的资本家们一看咖啡的作用这么神,深受启发,也号召工人喝咖啡。当然,他们让工人喝咖啡绝不是要让工人成为启蒙运动的后备军,而是为了让工人少睡点儿觉多干活儿。说真的,工人们要不是每天大口灌咖啡,天天站机器边上十几个小时机械地干活儿,不打盹儿才怪呢!所以,有历史学家说了,咖啡促成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又为西欧国家征服世界提供了物质基础,进而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熟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工业革命是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完成的。按说,工人干活儿时间长了,应该多挣点儿钱,日子好过点儿不是?非也!活儿干得越多,日子越难过。为什么呢?对这种社会现象,马克思在图书馆里琢磨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出了答案,这叫劳动异化。

他老人家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劳动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而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所谓的“异化”就是适得其反。

马克思是学究,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有些绕口。劳动异化说白了就是,你干活儿越多越没好儿。那不干还不行吗?不行,不干活儿,上哪找饭辙去?

美国的工业革命晚于欧洲,但性质没什么区别。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尽管十小时工作制在1840年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但事实上,工人被迫长时间工作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看过卓别林的电影,您就能了解到在生产线上美国工人是怎么干活儿的,那是一种人生产的机器翻过手来又把人变成机器的悲惨状况。

虽说咖啡提神儿,老这么十几个钟头连轴转谁也受不了。工人也是人,老让资本家随便捏鼓,他们也不高兴。于是就想辙,寻求减轻工作强度的门道儿。机器老转,工人不也得跟着机器转吗?得,有气先往机器身上撒,破坏机器的事儿就经常发生了。机器接长不短地停止运转,工人也就能捞着机会歇歇。您瞧,这又是一种“异化”。

破坏机器在工人运动中只是一个暂时的斗争方式。工人阶级老这么偷偷摸摸地干破坏机器的勾当也不是常事,又显得有点儿小儿科,那怎么办呢?要名正言顺地少干活儿才行。

除了暗地里破坏机器外,要想改变现状,那就只有要求资本家减少工时。但是,作为弱势群体,工人以个人形式公开向资本家提这种要求,基本上没有任何效果,弄不好还把饭碗砸了。弱势团体要想为自己争取点儿利益就是难啊!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弱势团体也有他们的生存之道。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那就得合起伙来同资本家斗法。

美国的工人大多是欧洲来的移民,欧洲的工人运动对美国工人来说,是现成的榜样。您看人家欧洲工人,早就玩儿起工会来了,咱得跟人家老大哥学呀。不是说团结起来力量大嘛,那咱们组织起来,一块儿跟资本家干。可谁出面呢?总得有挑头儿的吧?您别急,有了条件和气氛,挑头儿闹事的人从来不缺。其实,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早就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要联合起来了。

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革命失败后,大批欧洲革命者避居到美国,其中就有马克思的战友约瑟夫·魏德迈同志。老魏是搞工运的行家,1851年移居纽约,一看就发现美国是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他来美国后就没拾闲儿,麻利地组织了一个“无产者同盟”,不失时机地播下革命的火种。后来,又跑到芝加哥,鼓动美国工人进行阶级斗争。

1852年,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左尔格也来到纽约。左尔格定居美国后,走的也是和魏德迈一样的路子,又搞组织又办报,忙得不亦乐乎。1857年,他参加了德国侨民创建的共产主义俱乐部。没几年的功夫就成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1867年5月,作为共产主义俱乐部主席的左尔格写信给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领导人贝克尔,要求加入国际,7月2日,共产主义俱乐部正式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同时,他和马克思也恢复了联系。

老魏和老左组织的工运团体后来发展成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再后来就发展成了社会主义工党的核心。您瞧,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人脉上,美国的工人运动和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那时候,社会主义思想特受工人群众欢迎,这就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您说,有人牵头组织大伙儿跟资本家作斗争,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工人能不欢迎吗?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遍地开花。在各大城市,罢工游行时有发生,工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

劳动节的产生并不是人们现在所说的是为了向劳工表达敬意,而是劳工拼死拼活争出来的,是美国工人要求缩短工时,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游行的纪念日。美国劳动节的设立是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广泛传播,工会坚持不懈地组织工人为自身权益而进行斗争的产物。

说起劳动节,有两个人需要特别提起,一个是皮特·迈柯奎尔(Peter McGuire), 另一个是马修·麦奎尔(Mathew Maguire)。

起源于美国的五一劳动节,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很少知道?-激流网The Father of Labor Day, Peter J. McGuire of New York City, in 1882 introduced the idea for the holiday. Peter J. McGuire 1852-1906 (http://www.cyberenet.net/~kelta/mcguire.html)

长期以来,皮特·迈柯奎尔(1852-1906)一直被认为是劳动节之父 (the father of Labor Day)。

那么,这位迈柯奎尔先生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此人是个在纽约出生的爱尔兰移民后代,苦孩子出身,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他从十一岁开始就当童工帮忙养家,今儿给人擦皮鞋,明儿给人刷房子,反正是什么活儿都干,就没正经上学。到了十五岁,才在一家钢琴作坊里当上学徒,好歹算是学了门手艺。

甭瞧这个爱尔兰红毛小子没念过几天书,倒是好学上进,干完活儿却经常往工会办的夜校跑,既扫了盲,又学到了革命理论,还结识了萨缪尔·甘普斯(Samuel Gompers),此人后来成了美国劳联主席(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从在夜校学到一些社会主义理论,本来就能说会道的迈柯奎尔很快在工运中成长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宣传鼓动家。刚刚二十出头,迈柯奎尔在工运中就冒了尖儿。

1874年,迈柯奎尔参与创建社会民主党(即后来的社会主义工党)。为了落实党的基层建设,发展党员,他跑遍全国各地,到哪儿都极力鼓动工人组织起来,号召工人为了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1877年,迈柯奎尔把家搬到圣·路易斯(St. Louis),在密苏里州议会的支持下,参与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劳工统计局,并被任命为该局副主任。才二十多岁的人,就弄了个高干当当,多少有点儿被招了安的劲头儿。

说起来,迈柯奎尔还真是个有理想有觉悟的好同志,视高官厚禄如过眼云烟,在副主任的位子上没坐两年,就认识到自己有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这哪行啊?咱不是发誓忠于社会主义信念,把一生献给工人运动吗?于是,他在1879年毅然辞职,重出江湖,继续搞他的工人运动。

迈柯奎尔同志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为工人阶级现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好学习的。

复出后的迈柯奎尔在圣·路易斯组织起木工兄弟会,这个组织没少帮木匠们增加工资和福利,一来二去,这个木工兄弟会就名声远播,迈柯奎尔也成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工运领袖了。

木工兄弟会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迈柯奎尔,于是,他趁热打铁,号召全国木匠组织起来。美国各地的木匠一听是迈柯奎尔在那挑头,没得说,咱干!

1881年,全国木工兄弟联合会在芝加哥庄严宣告成立,迈柯奎尔在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同年,他又发起成立美国行业组织和工会联盟(the Federation of Organized Trades and Labor Unions ),即美国劳联(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前身。

迈柯奎尔是那种老想干大事的人。要说搞工运,圣·路易斯这个城市在那时还真是小了点儿。现在都是全国性的工运领袖了,还在这儿窝着,有点儿委屈,也不利于开展工作。得,赶快回纽约,那地方是咱老家,人头熟,又是大城市,折腾得开啊。于是,迈柯奎尔在1882年把木工兄弟联合会的总部移到了纽约。

到了纽约后,他立马投身到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之中。1882年5月18日,在纽约中部地区工会的一次会议上,迈柯奎尔号召工人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在纽约城里搞一次节日游行,以壮大工运的声势。

这次游行实际上是在9月5日星期二举行的,主办单位就是纽约中部地区工会。参加游行的工人至少有一万多人,也有说是三万多人。绝大部分工人这一天都没假,很多工人还受到资本家的警告,如果参加游行就被开除。但是,想参加游行的工人都豁出去了,有工会做主,咱自己先给自己放一天假,看你资本家能拿我怎么样?于是,大批工人参加了那天的游行。

这次游行活动组织得相当成功。

据史料记载,那一天游行的时候,工人们又唱又跳,旗帜鲜明地高喊“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娱乐!劳动者创造全部财富”!游行之后,既没占领广场,也没搞绝食活动。相反,工会组织了大型野餐晚会,甩开腮帮子大吃烧烤,边吃边看焰火。这种用过节娱乐方式向资本家示威,向社会显示工人阶级力量的方式是非常符合美国国情的,它比那些硬碰硬造成流血冲突的示威活动取得的效果更好。

有了这第一次游行之后,工会每年都组织这类游行活动。

第二年,纽约中部地区工会就号召全国其他城市也都在这一天举办游行活动。这一倡议得到普遍响应。这么一闹腾,在这一天游行就演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狂欢节。

到1885年,这一游行便开始得到官方支持;1887年,俄勒冈州率先承认劳动节,并将其定为该州节日。以后几年中,科罗拉多,麻省,新泽西,纽约等州也跟着承认并庆祝劳动节。到1894年,已有23个州立法设立劳动节。同年6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定为劳动节,向劳工表示敬意。

如果说9月份的劳动节是对历史上发生的一次和平示威事件的欢庆,那么“五一国际劳动节”则是对一次血腥事件的沉痛纪念。

1882年9月5日的胜利大游行标志着工会在组织工人游行的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造成了一定声势。但是,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距八小时工作制目标的实现尚有很远的路程。

其实,美国国会早在1868年就通过了八小时工作法案,可是,当时的阿瑟总统就是不签署。迈柯奎尔看出来了,指望政府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算是没戏了,咱得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事折腾成。

1884年,迈柯奎尔领导的木工兄弟联合会代表团在参加美国行业组织和工会联盟大会上呼吁把1886年5月1日这一天当作自我实现八小时工作日的日子,并在这一天举行大游行。这个倡议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响应。

1886年5月1日,美国全国各地超过十万人举行“五一罢工大游行”,不幸的是,这次罢工游行在部分地区出现失控局面,爆发了流血冲突,给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造成严重打击。

这次游行的中心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区----芝加哥,参加游行的什么人都有,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工会,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当然,有一小撮乘机闹事的,也有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说工人要游行,芝加哥一个工商俱乐部还专门筹集了2000美元买了机关枪来保卫其所属的商业区。瞧这劲头儿,是非出事不可了。

当天,芝加哥四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还好,没出事,还挺有成果。《劳工新闻》记者约翰·斯文顿在5月2日的报道中说,“八小时工作制正在诞生,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他有点儿高兴得太早了。有些资本家答应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有些资本家则不买账,劳资双方的冲突在这次游行中出现僵局。

5月3日,罢工工人在麦考密克收割机械厂集会,听取无政府主义领导人物奥古斯特·斯拜斯(August Spies)演讲时,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警察开了枪,打死了四个人。当时群情激奋,警民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达到爆发的临界点。闹出人命,群众当然不答应。第二天,一些人在草市广场集会,警察如临大敌,密切监视,结果,不知是谁朝着警察堆里扔炸弹,当场炸死一名警察,受伤的警察有七十多个,送到医院后又死了六个。

警察手里有枪啊,能站那挨炸无动于衷吗?于是,警察再次向集会人群开枪,至少又有一人被打死。同一天,北芝加哥轧钢厂也发生血案,9名示威者被枪杀。

这颗炸弹不单把警察炸得稀里哗啦,而且,还把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的根基炸得粉碎。饱受80年代经济危机之苦美国民众对工会运动曾经给与极大同情和支持。但是,这一事件使激进的工会组织—劳工骑士团名声扫地。

以激进方式搞政治运动,成本和代价都太高,往往造成流血冲突,招致政府的血腥镇压。迈柯奎尔是个很识时务的主儿,及时认识到运动发展方向有点儿左了,工人跟政府对着干没好果子吃。相反,工人运动应该利用政府,在体制内为工人群众争取更大利益。

不久,坚持体制内改革的美国劳联正式成立。作为美国劳联的共同创办者,迈柯奎尔和他的哥们儿,劳联主席萨缪尔·甘普斯(Samuel Gompers),就成了工人运动的主导人物。

尽管左翼激进主义派别在美国工人运动中逐渐式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却将芝加哥的罢工流血事件视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重大里程碑。

1889年7月,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决议,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以纪念工人阶级的觉醒和进步,让这一天成为全世界劳动者欢庆的节日。此后,许多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连人家“五一大罢工”的倡议者迈柯奎尔事后都认识到走极端路线的危害,从而改走体制内改革路线,而第二国际却把这次罢工当作工人阶级的觉醒,号召各国工人有样学样,透着有点儿唯恐天下不乱的劲头儿。

迈柯奎尔在美国劳联成立后,仍然牢牢把着自己一手创建的木工兄弟联合会的大权,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工运战场冲锋陷阵。芝加哥事件后,在由劳联发起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他每每事必躬亲,并且成果显著。1890年,他领导的木工兄弟联合会罢工运动使一大批木匠八小时工作的权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迈柯奎尔本人也遇到了异化问题。到90年代,由他亲手创建的木工兄弟联合会作为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会组织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地步,最后他本人于1902年被踢出木工兄弟联合会的领导层,没过几年,迈柯奎尔郁郁而终。

另一个和劳动节密切相关的人是马修·麦奎尔(1855- 1917)。

其实,这位麦奎尔先生才是1882年第一次劳动节游行的实际组织者。当时担任新泽西皮特森地区机械铁工工会负责人和纽约中部地区工会书记的麦奎尔是负责游行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所有游行的具体事宜,如与各工会组织协调,设计游行路线,安排游行内容,邀请有影响的人物参加游行,给工人发通知,等等……都是这位麦奎尔先生经手操办的。

游行时,麦奎尔和夫人乘坐马车,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排带头。后来,这位劳动节第一次游行的实际组织者却好像被历史遗忘了,劳动节的所有荣誉都给了迈柯奎尔。

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学派在史学界的影响日增,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评价甚至翻案之风也刮到工运史研究领域,为马修·麦奎尔报打不平的人亦日渐增多。

1968年,国际机械师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chinists)率先对劳动节历史提出质疑,该协会1968年9月5日出版的《机械师》刊出头版文章,要求承认马修·麦奎尔为劳动节创始人。

紧接着,在下一届国际机械师协会的年会上,当时的美国劳工部部长魏勒·沃兹(W. Willard Wirtz)向与会代表郑重宣布,“从劳工部的角度来说,谁是劳动节之父是毫无疑问,那当然是机械师马修·麦奎尔”。

其实,有关劳动节之父的疑问老早就有人提了出来。1894年,当克里夫兰总统宣布他将把签署《劳动节法案》所用的笔作为纪念品赠给美国劳联主席萨缪尔·甘普斯的时候,新泽西的《皮特森晨号报》就在7月2日以“荣誉应该属于谁?”为题的社论中指出,“这支纪念笔应当给予我们市的市议员马修·麦奎尔,他才是作为节日的劳动节无可争议的创始人。”这篇社论还索性将马修·麦奎尔称作“劳动节之父”。

为什么后来马修·麦奎尔在美国工运史中湮没无闻呢?主要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据历史学家莫瑞·祖考夫(Murray Zuckoff)的研究,马修·麦奎尔是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一个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生活在现在,可能就是个共产党员。

马修·麦奎尔不但热衷于工会事务,而且还积极投身政治活动,他当了不少年的皮特森市议员,还在1896年竞选过国家社会主义工党的副主席。皮特·迈柯奎尔呢?他虽然也有社会主义理想,早年也和左翼政党掺合过,可后来,一门心思就是搞工会,而且,他的工会还是具有保守色彩的美国劳联这一支。没事儿的时候人家大碗喝酒,虽说落了一个酒鬼的名声,那只是个人小节不是?所以,克里夫兰总统签署《劳动节法案》的时候,站在总统旁边的是皮特·迈柯奎尔。

马修·麦奎尔就不一样了,思想另类,政府想利用你一下都不放心。他的社会主义倾向令美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及其在工运领导层中的支持者们望而生畏。因此,当他们准备设立劳动节,需要找个人来当劳动节之父的时候,自然先淘汰马修·麦奎尔这样的人,而皮特·迈柯奎尔就比较符合他们的要求。

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工会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已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一个举足轻重的利益团体。1893年,克里夫兰总统刚刚派军队镇压了芝加哥工人罢工,转过年来干吗痛痛快快地签署《劳动节法案》呢?不就想着从工人那里拉点儿选票嘛。

萨缪尔·甘普斯和皮特·迈柯奎尔对这个问题看得就比较清楚,因而也就更了解如何利用政府的门道儿。所以,以他俩为领袖的美国劳联在1886年成立之初,就宣布其领导的工人运动不破坏社会制度,就是以罢工为武器要求改善工人的工作状况。美国劳联利用现存制度为自己谋福利的战略显然比激进工会欲以对抗手段达成自己目的的做法更为有效。

如果说早期美国工人运动主要以罢工为武器来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话,那么,后来美国劳联就逐渐学会并熟练运用自己作为利益团体的资本----手中的选票,来影响政治人物为工人的利益服务。经过工会组织的无数次罢工,美国政府随后逐步制定了相对完整的保护工人利益的法律,美国主流工人运动也变得相对保守。

今天,美国劳资纠纷大多不必通过罢工的方式,而是通过谈判,妥协等和平方式在法律框架内来解决。工会作为民主政治制度中的一个利益团体,在社会生活中影响愈来愈大。现在,美国劳联产联开年会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时不时地要致电表示一下意思呢。

美国政府之所以选择9月第一个星期一而不选择5月1日作为劳动节,就是因为这两个日子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解决劳资关系的不同方式。主流社会的精英们允许,甚至同情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对否定现存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则非常反感。

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当时,除了对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进行镇压外,国会对工人的处境多少还是同情的。给工人整个节过,是顺水人情的事儿,但说什么也不能把五一当成劳动节吧?那不是成心让工人群众跟资本家死磕,跟政府对着干嘛!结果呢?造成了损失,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说,政府得少收多少税呀!

把1882年纽约那场游行集会的日子定成劳动节,是个好主意。把那一天当劳动节来庆祝,可是你们工会自己提出来的。即使你喜欢刨根问底,那一天给人的印象也不坏,虽有劳资关系紧张,但无正面冲突。游行野餐像过节,应该让工人记住这样的场面。而1886年5月1日罢工游行而引发的芝加哥流血事件,则是一种危险记忆 (dangerous memory),最好少提这码事儿,让它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愈干净愈好。

现在看来,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比当时对工人运动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更为有效,要不然为什么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呢!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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