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信息::
名称: shaodian 博客
作者: shaodian
域名: blog.mitbbs.com/shaodian
站点: BBS 未名空间站

档案日期:20200301000000 ~ 20200401000000


2020-03-29 22:14:04

主题: 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战胜新型冠状病毒

  【编者按】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基本得到控制,但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每天确诊病例持续增长,世界多地进入病毒爆发的危机时刻。在病毒大流行面前,可以充分暴露出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清晰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孰优孰劣,体现一个国家在世界面前的责任和担当。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于2020年3月25日在左翼博客(https://www.invent-the-future.org)发表此篇文章,并旋即被世界多家左翼网站转载。此文以清晰逻辑的文字,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成功遏制,展现了中国应对疫情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批评了西欧、美国面对疫情的迟缓反应和利益至上的态度,呼吁世界各国向中国学习。文章结尾提出:最终,这场全球健康危机表明,当涉及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保护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时,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文章详细内容如下:



  新冠(COVID-19)疫情于2020年1月初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疫情起初仅在中国蔓延,一个月后伊朗、韩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地相继爆发。到3月11日,该病毒在世界多个地区持续传播,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大流行。随着病毒在欧洲和北美蔓延,新型冠状病毒现在很有可能感染全球很大一部分人口,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全球卫生紧急状况。

  一、中国成功遏制病毒

  在缺乏疫苗或相应治疗条件的情况下,战胜病毒性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大幅度缩小病毒的传播范围。中国通过严格的测试,追踪接触者,隔离病人以及与更广泛的人群保持安全距离等方式以减少感染者的数量。

  中国政府一经了解危机的性质和影响范围,就迅速采取了极严的行动。1月23日,疫情爆发地湖北实施了全面封锁,当时约有 800 例确诊病例。数千万人被要求待在室内,学校和工作关闭了,体育和文化活动也一律取消。用流行病学家、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Aylward)的话来说,“老式的公共卫生手段”以“我们在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严格和创新形式”部署。

  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专家组在 2 月下旬发布的报告得出结论称,“面对一种前所未知的病毒,中国展开了或许是历史上最雄心勃勃、最灵活、最积极的疾病控制行动。”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定期广泛发布最新的公共卫生信息;全国协调努力,为湖北提供充足的医疗用品;地方政府努力确保基本物资的稳定供应,防止投机行为和物资囤积。

  政府立即宣布,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检测和治疗(包括昂贵和复杂的技术,如体外膜肺氧合),并立即采取各种措施,以减轻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例如暂停抵押贷款和信用卡支付,并提供补贴以确保工资的持续支付)。食品采购完全在网上进行,省级政府和地方党委组织部门协同确保每家每户都能收到包装好的食品,并确保需要药物治疗的人都能拿到处方药。

  中国各地超过30000名医生和护士被派往武汉。45家医院被指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治疗中心,12家临时医院由展览中心和类似建筑物改建而成,两家全新的医院(分别可容纳1000 张病床和1300张病床)在几天之内完工。卫生系统优先考虑保证人们的生命安全,扩大呼吸器的生产规模,并增强各种治疗和检测方案的能力。艾尔沃德博士说:“中国人真的很擅长从病魔手中抢救生命。”

  公共卫生部门试图追踪每一个确诊病例,然后对每一个接触过感染者的人进行检测,这与世卫组织提出的“检测、检测、检测”的明确信息相一致。

  中国遏制病毒的努力得益于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体温检测站,人们被要求安装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用它来查询信息和报告症状,也使卫生部门能够监控疾病的传播。

  人工智能正得到广泛应用,例如,一种预测模型“正帮助重庆和深圳的卫生保健部门提前预测疫情,准确率超过90%。”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公司为对抗 新型冠状病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服务。“阿里巴巴云计算向公共研究机构免费提供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以支持病毒基因测序、新药研发和蛋白质筛选。百度已经向世界各地的基因检测机构、防疫中心和研究机构开放了LinearFold,这是它的RNA预测算法。东软医疗(Neusoft Medical)向武汉的医院捐赠了高端 CT 扫描仪、人工智能医学成像仪、云平台和远程先进后处理软件。

  机器人已投入使用,为被隔离人员送餐。华为和中国电信合作建立了一个支持5G的远程视频诊断中心,使医务人员能够进行远程在线会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全部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在确定病毒后的几天内公布了这一结果,这是中国致力于开展国际合作遏制该病毒的一个明确信号。相比之下,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爆发期间,测序基因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采取的“难以置信的措施”可能预防了数十万病例的出现。危机在2月初达到顶峰,当时新确诊病例以每天约 3000 例的速度增加。曲线在2月中旬开始平缓,到3月初几乎完全平缓:在3月的前3个星期,病例数从 80026 例增加到 81008 例,在撰写本文时(3月底),中国几乎所有新的确诊病例都是境外输入,而不是国内传播的。

  控制措施成功地阻止了湖北以外严重疫情的发生。广东省的疫情也非常严重。广东省是中国南方一个拥有1.13亿人口的大省,截至3月底,该省确诊病例约1400例,死亡人数仅为8人。在撰写本文时,邻近湖北、湖南和安徽的两个省未发现任何阳性确诊病例。

  随着疫情在中国得到明显控制,防控措施正在放松,人们开始恢复正常生活,同时对病毒复苏的可能性保持警惕。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非凡反应,尽管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力代价,但在如何应对这一流行病方面,为世界其它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柳叶刀》(Lancet)杂志的流行病学分析指出:“中国发生的情况表明,检疫、保持安全距离和隔离受感染人群可以遏制这种流行病。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防控,对于许多COVID-19开始蔓延的国家来说,是令人振奋和鼓舞的。”

  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应远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采取严厉防控措施的一个重要效果就是减缓了病毒在全球的传播,给其他国家提供了时间准备。在越南,以及湖北以外的中国其他省市,病例数量非常少,因为较早时就采取了相当严厉的防控措施。

  然而,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高传染性以及中国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联系程度,除非其它国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否则新型冠状病毒不可避免地会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到2月中旬,日本和韩国都爆发了疫情,这两个国家都相当迅速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检测、隔离和遏制措施,而且这两个国家的病例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目前,疫情爆发的中心是欧洲、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挪威和丹麦,这些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疫情,但尚未能控制住疫情的指数级增长速度。所有这些国家现在都实施了封锁,并以相当积极的方式作出反应,但统计数字的迹象表明,他们做得还是“太少,太晚”。西欧人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数远高于中国(截至3月24日,意大利每百万人有1057例,瑞士每百万人有1016例,而中国每百万人有56例)。

  鉴于世界其他国家提前几周就已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做出预警,各国(特别是拥有必要资源的富裕国家)本应在1月底之前开始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应该确保有足够的测试包、呼吸器、口罩和防护服;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医疗系统增加人力和物力;他们应该建立相应的系统,以减轻任何封锁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约翰·罗斯( John Ross)指出的那样,“尽管中国从对抗病毒的果断行动中获益匪浅,但事实表明,西方完全浪费了这宝贵的时间。”

  迄今为止,最可耻、最不负责任、最无能的反应出现在英国和美国。随着病例数逐渐攀升,在2月中旬至下旬,显然疫情正在发展,但这些国家在一个月后才开始采取遏制措施,很明显截止目前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唐纳德·特朗普否认会出现任何问题:“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只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输入病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并声称没有人能够预见会有危机到来。3月6日,他说:“你永远不会真正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真麻烦。不知它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显然是荒谬的。虽然非专业人士可能不理解这种威胁的严重性,但是并不缺乏来自科学家的警告。事实上,特朗普从1月底开始就听取了美国情报机构关于这个问题的简报。

  在第一批病例出现后,英国和美国政府本应该为那些有症状的人进行免费和方便的检测;他们本应该为那些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建立隔离设施;他们本应该给老年人和免疫力低的人以及那些更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潜在病人提供建议和帮助。他们本应该提高提供医疗保健能力;他们本应该制定应急计划,关闭学校和公共场所,确保基本物资的稳定供应。

  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新型冠状病毒发表评论,直到3月的第二个星期,那时已经有数百例确诊病例(几乎可以肯定还有成千上万的病例未被检测)。英国首席医疗顾问克里斯·惠蒂( Chris Whitty)公然蔑视世卫组织的建议,表示没有必要进行广泛的检测:“我们将改变政策,从主要在家中、门诊病人和预约中心进行检测,改为留在家中而不需要进行检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建议,也许英国需要“忍气吞声”,让每个人都生病,并接受大量人将死去的事实。

  几天后,这种过失犯罪政策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被称为“群体免疫”,这一假设很快就被全面地揭穿了。“群体免疫需要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受到感染并从新型冠状病毒中恢复。在英国,要实现群体免疫,需要远远超过 4700 万人被感染。”这很可能导致 100 多万人死亡,数百万人住院治疗。正如肯特大学病毒学高级讲师杰瑞米·罗斯曼(Jeremy Rossman)指出的那样,“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中国正在不需要群体免疫的情况下迅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只有 0.0056%的人口被感染)。”

  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英国政府终于在3月20日关闭了学校、公共场所、餐馆、咖啡馆、俱乐部和酒吧。政府已经宣布了一项救助计划,以补偿企业和工人的收入损失(尽管在撰写本文时,这项计划还没有扩大到数百万临时工和个体经营者)。然而,跟中国在病毒早期阶段就采取措施并显示出效果相比,这些救助计划真是差太远了。英国政府的高级顾问表示,最好的结局是2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伦敦大学学院和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表明,目前的战略可能导致 3.5万至7万人死亡。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死亡人数可能不会超过4000人。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1倍,这意味着英国患新冠肺炎人群的死亡率可能是中国的300倍。政府没有增强国家卫生服务部门提供足够检测和治疗所需的设备能力(更不用说卫生工作者所需的个人防护设备),而是显然更重视建造临时停尸房。

  显而易见,不愿充分应对眼前的危机是出于对经济的担忧。事实上,据报道,总理的首席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曾说过:“保护经济,如果这意味着一些养老金领取者因保护经济而死亡,那就太糟糕了。”这个想法似乎在大西洋彼岸引起了共鸣。英国的GDP增长实际上为零,年底脱离欧盟必将使英国经济陷入衰退。新型冠状病毒的封锁期当然会显著减少经济活动,从而影响利润,正是这个因素解释了英国政府在面对流行病时可耻的迟钝反应。

  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优先于利益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

  为什么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彻底、更成功?中国是一个人均 GDP 略高于1万美元(不到美国数字的20%)的发展中国家,却成功地将疾病的传播限制在其人口的0.01%以内,而像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却在谈论“群体免疫”?

  正如印度共产主义者西塔拉姆·亚秋里((SiteramYechury)曾令人难忘地指出,“归根结底,这归结为谁控制着国家,或者这是谁的阶级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利润指标才是驱动力。在工人阶级的统治下,社会责任才是最重要的。”传奇的南非自由战士克里斯·哈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社会主义不是大概念和沉重的理论。社会主义是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所,社会主义是为那些没有安全饮用水的人提供饮用水,是为了克服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巨大鸿沟。社会主义是关于医疗保健的社会,是关于为老年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的社会,是关于为我们所有人提供良好教育的社会。”

  简而言之,中国正在以一种负责任和有效的方式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政府主要对人民而不是对资本负责。政府当仁不让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的需求,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服务、住房、环境、知识和文化生活的各方面需求。”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意味着要在拯救数百万生命和保护经济增长之间做出选择,中国毫不含糊地站在了拯救生命这一边。

  此外,中国相对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意味着它可以非常迅速地调动巨大的资源。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一位分析师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能够克服官僚主义和财政限制,并能够调动所有资源”。同样,美国广播公司(CNN) 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这要归功于一个集中、强大的领导层在危机中做出反应的能力。

  如今,中国当然不缺乏私人资本,但其经济战略仍由国家指导。政府严格控制经济的“制高点”:重工业、能源、金融、交通、通信和对外贸易。对整个经济有着关键影响的金融业由“四大”国有银行主导,它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负责。鼓励私人生产的程度(也仅仅是程度)取决于它对现代化、技术创新、就业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基本上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基本上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正如埃里克·李(Eric Li)所说,“一群亿万富翁不可能控制中国政局,但亿万富翁控制着美国的政策制定。”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政府可以决定将人的生命利益置于资本利益之上,资本所有者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一点,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事实上,许多中国大公司已经将他们的服务用于抗击病毒。世界经济论坛博客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包括阿里巴巴、百度、中国银行、字节跳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远景能源、复星集团、广州制药、京东、蒙牛、平安、中化集团、中石化、泰康保险、腾讯、小米、伊利等公司已经向受灾地区捐赠了大量的医疗保健、食品和其他用品。包括比亚迪、富士康、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汽通用五菱在内的制造商,正在建立临时生产线。其他公司也提供了自动化机器人,用于向被隔离的病人运送医疗用品。

  中国对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是广泛使用尖端技术,结合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医学成像的最新发展。在网上购物、无现金支付和远程教育等方面,它也遥遥领先。

  资深科普作家菲利普·鲍尔最近指出,在科学和技术的几个领域,“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起效仿的榜样。1992年当我参观中国实验室的时候,只有在北京大学的那些实验室看起来可以与西方一所好大学的实验室相媲美。如今,对于许多西方同行而言,中国顶尖科学家所拥有的资源令人羡慕。”

  考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科学落后、普遍贫穷的程度,中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导者是不可思议的。它这样做证明了其社会主义领导人的持续努力和战略眼光。

  在当前的危机中,中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法宝是一个庞大、高度胜任、组织良好的共产党的存在,该党在所有社区和工作场所都有忙碌的身影。中国共产党的支部带头确保人们在家中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协调食品和药品的运送。中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党员自愿参加了这项工作,习近平早在今年1月就强调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预防和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与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欧洲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在过去十年中一直面临着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卫生服务和社会服务遭受重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率远高于中国,尽管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均收入要比中国富裕得多。中国的检测率、治疗率、信息提供、食物分配、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照顾、补偿金转移和心理健康支持都远远优于欧洲和北美。

  中国没有紧缩政策。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十年里,实际工资增长了一倍多,福利水平也得到了大幅提升。世界银行认为,过去15年推出的全民医保是“无与伦比的”,是“人类历史上保险覆盖面的最大一次扩大”。每千人的医院床位数(4.34)明显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2.9)、美国(2.7)和英国(2.5)。这显然是中国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危害能力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四、中国的国际主义

  当今时代全球政治的基本二分法,一方面是美国试图通过胁迫和欺凌重新维护其全球霸权,另一方面是中国致力于建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多极世界。

  中国认为,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第一项国际主义义务是遏制湖北的疫情,从而为世界其它地区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的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解释道:“我们必须记住,这是一种没人知道的新病毒。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中国曾经是一只小白鼠。中国的问题和其他国家的问题是根本不同的。中国面临着一种新的病毒。其他人都可以向中国学习。因为中国,他们知道冠状病毒是什么。他们不必从头再来。”

  到3月初,中国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伊朗、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中国明确表示,愿意在各个层面为其他疫情爆发国家提供支持,并与世界各地的公司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疫苗和治疗方法。它向世界各地的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和大量物资——数以百万计的医用口罩、成千上万的测试用品和数以万计的呼吸器,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伊朗、柬埔寨、委内瑞拉、古巴、菲律宾、法国、伊拉克、塞尔维亚和波兰等国。

  中国卫生专家一直在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密切协调,以帮助非洲大陆为迅速采取果断行动应对这一流行病做好准备。马云基金会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协调,同意向非洲每个国家捐赠10万个口罩、2万套测试用品和1000套医疗防护服。

  在中国向世界各地提供援助和声援的同时,美国继续对那些拒绝屈服于其意志的国家实施惩罚性制裁。中国已加入要求取消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制裁的行列。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在这样一个时刻实施制裁是不人道的,他说:“在当前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美方却一意孤行,继续对委挥舞制裁大棒,有违最起码的人道精神。”

  五、向中国学习

  今年3月前三周,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病例从 80026 例增加到 81054 例(1.3%)。在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的病例从 8559 例增加到 223982 例(2516%),并继续快速增长。

  显然,现在是向中国学习、而不是参与抨击中国的时候了。目前任何政府面临疫情爆发而不积极从中国的成功中吸取教训,都是在对其人民犯下非常严重的罪行。不幸的是,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结合——黄祸和红色恐惧的罪恶交织——使得政府和媒体很难承认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努力。

  许多文章对封锁中国城市所涉及的侵权行为表示担忧。人权观察组织负责人肯尼思·罗斯(KennethRoth)在二月初表示,“这种隔离通常是行不通的。这不是一种以权利为导向的公共卫生方法。这是用大锤来治疗公共卫生。”几周后,随着武汉战胜了疫情,欧洲各城市纷纷实施封锁,这些言论只能进一步证明罗斯的无知和亲帝国主义倾向。

  唐纳德·特朗普坚持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从而激起了反华和反亚洲种族主义者歇斯底里的情绪。像任何病毒一样,新型冠状病毒实质上是一团核酸,因此不能被视为具有国籍,但这不是重点。特朗普的反动言论是有意将这场流行病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转移对中国成功遏制措施的注意力,从而为美国的失败找借口。

  约翰•罗斯(JohnRoss)写道:“西方媒体和美国政府没有从中国控制病毒的能力中汲取正面教训,而是进行了反华宣传。残酷的事实是,反华宣传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忽视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他们现在正面临着医疗、人力和经济灾难。”

  很难想象欧洲和北美的人民会默默地接受因新型冠状病毒造成数百万人的死亡,而其他国家却正在如此有效地处理这种情况。西方资本主义残酷无情、奄奄一息的本质正在被彻底揭露出来。最终,这场全球健康危机所表明的是,当涉及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和保护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时,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8 13:49:45

主题: 日本每在中国杀死100万人 其中54万4千就是美国资本害死的
https://kan.china.com/mobile/article/736022_4.html

害死的!”
瞭望智库 2020-2-19 05:16

1937年9月16日,宋美龄公开发表《令人失望之美国态度》一文,指责美国政府“蓄意阻止中国获得自卫武器。却把汽油、轻重武器、军用物资大量卖给日本,支持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

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陶行知在临别美国时发表演讲:“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

不仅中国人看得明白,就连美国国内,也不乏有识之士。

已经卸任美国国务卿的史汀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美国政府只需禁止美国供应物资给日本,中国人就很容易打败日本的侵略。

(图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陶行知)

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要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

1938年5月4日,在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美国议员司克脱说:“请大家注意,日本目前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资本作为帮凶而杀死的。”


3“道义禁运”,反资敌7倍!

面对舆论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做些官样文章。

1938年7日1日,在中国全面抗战即将进入第二个年头,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这就是有名的“道义禁运”。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实施“道义禁运”的1938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1745.4万美元,是前一年的702.7%!

旅美经济学家胡敦源搜集美国官方资料以后发现,日本从美国获得各种战略物资占其总进口量的比重,从1937年的54.4%升至1938年的56%。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8 12:51:04

主题: 美国史研究专家黄绍湘及其著作《美国通史简编》
from baidu:

黄绍湘 (中国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 

黄绍湘 (1915.05.10- 2015.11.28)女,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她祖籍湖南临澧。1935年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骨干。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文史学士。

2015年11月28日凌晨2时57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100岁。

个人生平
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文史学士。
1946年6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硕士学位。
1950年任山东大学文史系教授。
1951年任人民出版社编审。
1956年调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美国史研究工作。
1960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77年9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79年被推选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一任理事长,连任三届,后为顾问。
1980年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同年4月被推选为中国历史学会理事。
1982-1984年兼任大百科全书北美、大洋洲部分主编。
1983年任博士生导师。
1985-1986年,作为知名学者,应邀赴美国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耶鲁、纽约州立大学等七所大学讲学。
1987年8月由社科院离休,10月在纪念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讨论会任中方主要发言人。

人物评价
黄绍湘同志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和研究美国史的第一人,在国内外的美国史研究界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2014年6月6日本报《人物》版整版刊登《世纪老人黄绍湘》,黄绍湘的传奇经历由此广为人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7 15:57:13

主题: 美国曾是日本侵华的帮凶--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的支持
美国曾是日本侵华的帮凶--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的支持

叶劲松 2015-08-31

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抵抗德日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而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但美国、英国与法国,对德、日在二战前侵略、扩军的纵容和支持,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

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支持

右派有一特点,就是哈美,并时常大讲历史上美国对中国的“友好”。老右派流沙河有一篇在各论坛广泛张贴、名为《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的文章,就大讲中国抗日战争时,美国对中国如何友好。前些天,强国论坛深水区就贴出几篇哈美文章,8日11日,的家上贴了名为《奥运会,让我们把更多的掌声献给美国运动员》的哈美文章。的家文标题名不符实,文章主要内容是谈历史上美国如何“正义”,讲美国对中国如何“友好”。 的家文一开始就写到,“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的一方”。8月13日,映洁的、名为《 对外交往:旗帜鲜明地与美国合作》的文章则说:“ 二战中的美国,成为中国最坚定有力的抗日盟友”。映洁文、的家文和流沙河文章一样,企图通过颠倒黑白,掩盖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支持的事实,来证明中国抗日时,美国对华友好、正义。

但是,二战爆发前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支持的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住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抵抗德日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而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但美国、英国与法国,对德、日在二战前侵略、扩军的纵容和支持,是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

美英法希望德国杀向东方,希望日本杀向北方,从欧洲东部和中国东北两个方向进攻社会主义苏联,削弱乃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正是这种出于对社会主义仇恨,而产生的削弱乃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战略,使美英法长期对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日本的侵略,都执行绥靖纵容政策。

德、日帝国主义也力图利用美英法的这种企图。日本军阀提出建立“大日本”——一个包括中国、苏联的西伯利亚和其他东亚地区的殖民帝国——的计划时,就把自己的侵略行为说成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威胁”。

日本在完成侵略中国准备,并中国正在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时(日本大力宣传该战争存在“赤化危险”),于1931年9月大举侵入我国东北。

而美国对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是持纵容态度。美国有时在口头指责下日本,以欺骗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但却通过供应日本的战略物资来提供实际支持。美国的对日绥靖计划,是企图让我国东北变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前进基地,最终进攻苏联,使苏日两败俱伤。另外通过日本占领东北,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向东北漫延。

美国政府和美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美国军火公司的资本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纵容,表现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此即史汀生主义,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史汀生主义_百度百科)因此,史汀生的照会和次日美国国务院的表示,实际向日本表明,日本不要伤害美国在华投资、贸易利益密集区域(如上海),日本可以侵略美国没有多少利益的、同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

在美国的书籍中也记载着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纵容。美国一部描写美国最大化工公司和军火公司——杜邦公司的书,就揭露了美国总统胡佛、美国军火商对日本侵华的支持。该书写道:“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从杜邦公司纯粹正规的商业道德观中得益。胡佛总统以同情的态度看待他们在1931年入侵满州……他宣称:‘日本方面也有些道理。我们与它的友谊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由于自己的政府表现出这种态度,所以杜邦家族在那一年和日本签订了有利可图的协定并不令人惊奇。在国务卿史汀生谴责日本进攻满州后不久,从三井化学联合企业来的日本经理人员同杜邦公司的经理人员在威尔明顿会晤,并交付了90多万美元,以换取杜邦公司氨炸药的配方,这是一种生产较廉价的军火的制作法。国务院不顾史汀生公开说的漂亮话,私下对杜邦公司的这笔买卖表示完全赞同”(〔美〕齐尔格《杜邦在尼龙幕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200、201)

网上一篇名为《勿忘9.18国耻日》的文章写道:“美国、英国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一方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一方面又希望日本进攻苏联。美国、英国甚至宣布支持日本的行动。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恨,使资本主义的美英法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也出于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恨,使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也以妥协和不抵抗来纵容日本侵华。9.18后,国民党政府命令不抵抗日军,“蒋多次喊出‘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日是为俄国打仗”( 《勿忘9.18国耻日》)。从这可看出,甚至国民党也有通过不抵抗日本,让日本占领最有利进攻苏联的地域——中国东北,并让日本在无后顾之扰状况下从中国东北进攻苏俄的想法。国民党也认为,中国抗日,是对日本进攻苏联军事战略的干扰,是替苏俄打仗。因此,国民党的不抵抗的对日绥靖纵容政策,本质与美英法对日纵容政策是一致的。

美英法对日本的纵容、支持,鼓励着日本对华侵略,日本不满足只侵占同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又向华北侵略渗透。日本一面向华北推进,一面极力强调他们是执行与共产主义斗争的任务,因而他们的行动符合包括美英法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日本政府奉行反苏政策,常常公开宣称敌视苏联。1936年日军士兵多次袭击苏联边防军,11月25日日本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26日日本即在哈桑湖附近,出动大批日伪军越过边界,袭击苏联边防军。日本激烈地反苏反共表现,很符合美英法的意愿。美英法、甚至国民党政府都希望日本这种激烈地反苏反共表现,最终转变为对苏战争。美国等不愿因为日本侵华伤及自已在华利益,而对日采取经济制裁等实际措施,怕这些措施使与日本关系恶化,会损害日本对苏仇恨的专注度,干扰日本进攻苏联的战略和战争准备,使美国等希望的日本对苏战争夭折。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纵容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

美国不仅继续纵容日本侵略扩张,向日本提供军火及装备,“美国并向日本军需工业大量投资,帮助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军事工业,美国福特公司提供日本现代化冶金技术,洛克菲勒财团帮助日本建立新式电气工业,梅隆财团帮助日本飞机制造业的进一步现代化”(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 613)。

甚至当日本陆军在1936年提出应付未来对苏、对华战争的、耗资巨大的“六年作战准备计划”(1937—1942),美国认为这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战争准备计划,继续以给予日本贷款、供应战略物资形式,来为日本陆军扩军备战提供实际支持。

日本摸透美英法意图,因此一边大喊反苏反共,并采取包括袭击苏联边境等恶化苏日关系措施,以表示自已是美英法必须借用依靠的、能就近攻击苏联的主力军。另一方面,又大肆在中国侵略扩张。日本相信,美英法不敢因为日本在华的侵略,而以实际行动惩罚他们必须借用依靠的、能就近攻击苏联的主力军——日本。

因为美国等的放纵,日本侵华更加放肆,通过1937年卢沟桥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1937年9月14日,美国宣布禁止用美国船只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出口。美国似乎很中立公平,不用美国船只为交战的任一方的军购服务。但这一政策首先是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等量齐观,根本未体现出哈美派说的美国“正义”,美国是“ 中国最坚定有力的抗日盟友”。另外,这一政策适合拥用强大海军的日本的要求。因为日本海军掌握中日间海域的制诲权时,日本船只从美国装载武器和军用装备及其它战略物资能畅通无阻。而掌握制海权的日本海军对中国沿诲的封锁,使中国即使在美国买了武器装备,也不敢用中国船只运输(除非寄希望能躲过日本舰只拦截),只能租用日本不敢检查的美国等国船只。但美国禁止租用美国船只运输在美国买的武器(只能租用美国船只运输在美国购买的非武器类货物)的政策,使日本照样能获得美国武器和军用装备,而中国却难以获得美国武器和军用装备。

美国的这种政策和日本的海上封锁,不仅造成中国武器输入极其困难,也使中国其它物资输入产生困难。在1937年上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1.15亿美元货物,下半年进口额就下降到0.73亿美元,1938年下降得更多。为此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呼吁西方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来改变实际上日本能输入武器,而中国难以从西方输入武器这一不利状况。

1937年11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缔约国会议,讨论远东已经形成的局势。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美国、中国、法国……,日本和德国拒绝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团要求布鲁塞尔会议作出关于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和给予中国援助的决议。……如果国际联盟所有会员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不失为制止侵略者的一种手段,因为日本的原料进口大约四分之三来自英国、美国、中国、荷兰、印度尼西亚、法国、印度支那。日本所需的重要战略原料,如铁砂、铅、锡、锰之类几乎完全依靠从英国、美国、和荷兰输入。但是,关于制裁的建议没有得到法、英、美三国的支持。法国外交部长德耳博在发言中说:‘任何强制性的决议都不能从法律上和事实上有效地、园满地解决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英国代表团团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德维士赶忙附和德耳博的意见。……最后,布鲁塞尔会议只通过了宣言式的决议,指出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华盛顿九国公约,建议日本停止军事行动,但是没有规定出任何对付侵略者的措施。”(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567、568)

我们知道,美国是喜欢使用经济制裁的,二战初期对苏联,现在对古巴、朝鲜、伊朗、津巴布韦等找借口都要经济制裁,但他对日本侵华,却找借口不实行经济制裁。中国希望西方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

哈美派经常就以美国某时对日本的谴责,作为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支持的证据。但那些谴责极其虚伪,因为在口头谴责同时,美国不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还继续用军用物资来支持日本军队和日本军事工业。

例如,哈美派常以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发表号召建立反侵略者的“防疫线”的演说,作为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证据。但罗斯福总统演说却不敢指出侵略者的名字,不敢过分得罪日本。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防疫线”一语是否意味着经济制裁,总统起初回答道:“不,不一定”,接着简单地说“不”。

1938年7日1日,美国国务院通知美国飞机公司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把飞机和飞机零件出售给正在进行狂轰滥炸的国家。这就是有名的“道义禁运”。哈美派也常以“道义禁运”来证明美国反对日本侵华。但“在‘道义禁运’之后,美国垄断资本家反而增加了对日本的输出,如1937年,美国出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为248.4万美元,而在实行所谓‘道义禁运’以后的1938年,美国售给日本的飞机价值却增加到1745.4万美元,这个实例足以说明罗斯福政府的所谓‘道义禁运’的虚伪性。”(《美国通史简编》 615)

在美国供给日本军事物资,而中国难以从西方获取军事物资情况下,苏联对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经苏联政府提出,1937年8月21日,苏联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中国派代表团到莫斯科采购军火。当时中国最急需飞机,苏联同意用苏联贷款,向中国提供包括350架战机以及坦克、大炮与配套弹药和器材,并立即从9月15日开始调运首批飞机共225架来华,并派出飞行教官、仪器教官、维修技师和工程师等,培训中方人员掌握并保障军事装备的运行。苏联作战飞机于10月27日到达中国。12月1日,苏联志愿航空队正式参加了南京保卫战,随后积极参加保卫武汉、重庆和其他许多城市。而美国陈纳德的飞虎航空队,直到1941年8月,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4年后,二战爆发近两年后,才开始与日本空军作战。

1938年,苏联提供给中国贷款1亿美元,购买苏联武器。而1938年美国给日本1.25亿美元借款和信贷,以购买美国的机床等战略物资,加强日本侵华的战争机器。1939年苏联又提供1.5亿美元贷款给中国,购买苏联武器。相反,西方要中国用现款购买武器,并数量很少、价格很高。国民党高官杨杰日记写道,也在1937年9月“孔祥熙在欧接洽之飞机,英方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计三种),并付外汇现款,其价格较予在苏方接洽高一倍。”由于西方武器要中国用现款支付、并价格很高,而海路被日本封锁,许多海港被日本占领,进口困难,出口也难,外汇奇缺,购买西方武器能力有限。因此,抗战后一段时间,中国主要从苏联进口武器,“从西方购买的武器也很少,据蒋介石1939年9月说,英美等国供给的军火仅占20%。”(铭辉《抗战时期苏联对华的三次军贷》)也就是说,抗战开始的两年内,中国输入的军火中,苏联供给约占80%,西方供给仅占20%。“毛泽东说:‘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大量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连一贯亲美的宋美龄也公开承认:‘中国抗战3年来得自苏联之物资援助,实较自英美方面获得之总和多至数倍之多。’”(杨耀健《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太平洋战争前,不管从贷款数量、贷款用途、贷款利息和贷款偿还方式看,苏联贷款都较西方国家,更满足中国的需要,更符合中国利益。“苏方对华贷款对我国太平洋战争前抗战意义重大。太平洋战争前我国共获得国外贷款5亿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资),苏联对华贷款占了一半(而据《世界通史》第10卷201页,仅“1938——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的物资援助价值3亿美元”—笔者注),居各国对我贷款首位(第二位是美国,但其中一亿美元是1941年11月30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给予中国),而且意义最重大的是苏联给予中国全部是军火贷款,中国利用这些贷款购置大量苏联军火用于抗战,而西方国家予华的17笔贷款全部是非军事性的,没有一笔为军火贷款。苏联予华贷款利息亦较低,为3%,为我国所获最低者(英美援华为6.5%以上),……苏方同意中方以农矿产品各半偿还,如矿产品不足可以以农产品替代,实际偿还中农产品略多于矿产品。我国是农业大国,此方式对我相当有利。”(铭辉《抗战时期苏联对华的三次军贷》)

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美向侵华的日本提供贷款和出售战略物资,就连一贯亲美、反共、反苏的《南方周末》的笑蜀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其名为《笑蜀:重新书写抗战外交大历史》的文章中写道:日本侵略中国时,“ 纵然相对来说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是不大可能的,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就断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进一步小损害’。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避免日美冲突。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空洞的道义谴责,而不可能实际干预。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制造一起极端挑衅性的事件故意: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帕内号’,导致美方七十多人死亡,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平静处之,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提供贷款和出售战略物资。”

一篇名为《帮助日本屠杀中国人:二战初期的美国》的文章写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整整十年时间美国所做的并不是‘支持与帮助’中国,……当时陶行知先生鉴于美国军事物资源源输往日本的严重性,曾经策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会,由那时在美国的经济学家胡敦源先生主持。研究会搜集美国官方资料以后发现,先天不足的日本,侵华所需军事原料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其中从美国进口的最多,1937年占到百分之五十四点四,1938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这就不难明白在《陶行知日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出版)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

(1938年5月4日)洛杉矶五千人集会上……在座国会议员司克脱(Scott)先生对大众说:‘请大家记着,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全场一致起立,表示禁运决心。

……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做法,早就引起美国民众的不满了。1936年美国西海岸发生过海员罢工,反对把军事物资卖给日本供其侵略中国。但是,民众的决心并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于是我们又看到《陶行知日志》有这样的记载:‘(运废钢铁去日本的)挪威货船起航,有十七名海员拒绝去日本,被德克萨斯州行政司法长官拘留。’据《陶行知日志》提供的数字可知,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英国占百分之十七点五,德国占百分之三点八。分类来说,美国所占比例分别是:铜百分之九十二点九,各种油料百分之六十点五,汽车及零件百分之九十一点二,铁(废钢铁?)百分之五十九点七,铸铁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各种机械、发动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陶行知先生离开美国的时候,曾经在临别演说中专门说道:‘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所以讲,如果说二战之初美国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是‘隔岸观火’的话,那么它对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是‘隔岸助火’了。”美国在隔岸帮助日本加强进攻中国的战争机器,这就是哈美派所说“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美国“正义”的表现?

日本帝国主义仇恨社会主义苏联,又要侵略中国。美英法帝国主义也仇恨社会主义苏联,而日本向中国长江流域及华南的侵略,己严重伤害美英法的在华利益(当然,日本不断向美英法等承诺,保证他们在日本占领区的利益)。仇恨社会主义苏联的共同点把日美英法连在一起。美英法认为,削弱乃至消灭社会主义苏联是大事,涉及资本主义世界根本利益,是外交的重中之重,其它事情要服从消灭社会主义苏联这个大事的解决。对日本侵华一事,1931年以来,美英法一直要其服从借用日本削弱、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战略目的。

日本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仇恨,以及他把握住美国等的心态,所以他在大肆侵略中国同时也大喊大叫地反苏。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又大规模进犯哈桑湖地区的苏联远东边界,但以失败告终。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再以更大规模向驻在蒙古东部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和蒙军发起进攻。经过三个月的激战,直到1939年8月底(即德国进攻波兰前夕),侵入蒙古东部的日本兵团几万人被苏军全歼。日本对苏军的这两次规模在加大的进攻,使美国统治集团对日本军队将以更大规模侵略社会主义苏联存有很大幻想。加上直至1941年上半年,日本仍把最精锐强大的陆军集团——关东军部署在中苏边境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署的日军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数量多于在中国关内的日军总和,更加深了美国统治集体认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矛头还会指向苏联的看法。

因此,美国用支持日本侵略,做为对日本反苏的奖赏。1940 年7月16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声称,门罗主义也可能适用亚洲。门罗主义可用一句话来表达,美洲是美洲人(实际是美国)的美洲,其他洲的国家不能干涉美洲事务。门罗主义适用于亚洲,就暗示美国不干预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此话一出,英国也配合美国做出支持日本侵华的举动。7月17日,英国政府同意日本要求,将运送商品和物资的滇缅公路和香港港口封锁三个月。这样一来滇缅公路被封锁了很长一段时间,加上香港对中国关闭,加剧中国的物资困难。

美英以这种方式间接参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但美国却不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而美国在苏芬战争期间对苏联实施贸易禁运。这儿关键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问题。美国人也知道,“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别是铁、钢和石油,都是从美国获得的”(〔美〕林克、卡顿《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册172),因此,如果对日本贸易实行真正的禁运,就会使日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在研究这个问题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对这些物资中的相当部分实行相当长期的坚决的禁运,日本就会陷于经济停滞和遭到军事失败”。但美国认为,日本如陷于这种状态,其军事力量和保证向军事力量提供装备和后勤供给的日本经济,根本不能胜任对苏联的进攻,甚至完成对中国革命力量的镇压都较困难。即不能实现美国长期纵容、放任日本侵略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反过来讲,美国对日本的物资供应,美国对日本侵华的纵容,是建立在美国认为日本可能北攻苏联的基础上。这可从美国共和党领袖范登堡的一句话中看出。

1939年8月,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在哈拉哈河惨遭失败。9月16日,苏日两国签订了停火方面协定。美国对此很不高兴。美国学者承认,“‘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停止在哈勒欣河(即哈拉哈河──笔者注)的战斗,那它将向南方推进。……并担心随着协定之后苏日两国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范登堡曾宣称,如果日本敢于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美国将立刻禁止对日贸易。”(《现代国际关系史》658)

当然,苏日并未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日本陆军最精锐的关东军仍部署在靠近苏联的中国东北。因此,美国仍不采取任何足以制止日本侵略政策的实际措施。鉴于日军于1939年2月占领海南岛(这将成为日本向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其它地方推进的基地),5月日本政府要求英美承认日本有权管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的租界,严重侵犯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利益,美国在1939年6日曾宣布1911年的美日商约从1940年1月26停止生效。但“直到1940年7月……罗斯福才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事实证明,许可证制并没有起重大的影响。1940年8月间发给的对日出口的石油产品许可证要比1940年的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在生铁和钢的供应方面情况也与此相似。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现代国际关系史》661、662)不仅如此,“美国垄断组织仍然继续大力帮肋日本的康采恩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进行‘中岛’康采恩的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工程,协助‘三菱’康采恩制铝和造船,等等。”(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686、687)

另外,欧洲战争发生后,尤其是德国进攻西欧后,英法荷在亚洲对日地位严重削弱,他们在亚洲的地位严重依附于美国扶持,英法荷对日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日态度。所以美国对日纵容,英法荷就更卖力地讨好日本。日本依靠从美国、英属各国、荷属印尼以及法属印度支那进口所需物资和原料,继续增加其军事战略储备,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

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圆,约占该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圆,约占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美国资本家唯利是图,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欠下一笔血债。……美国力图借此诱使日本进攻苏联,并保全美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利用日本抑制中国的革命力量,以达到美日妥协,共同榨取中国人民和反共反苏的目的”(《美国通史简编》614)

美国很希望日本北攻苏联,而日本却在权衡是北攻,还是南进。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日本很想进攻苏联。但形势比人强。关东军在哈拉哈河一战的惨败,给日本进攻苏联的想法浇了一盆冷水。苏联工业的增强、苏联远东军队的威力,和英法荷在西欧战场的惨败,其亚洲地位极其虚弱形成巨大反差。日本认为,北攻比南进风险大得多,如果此时向南洋推进,英法荷没有能力给日本造成较大困难。

日本害怕北面的苏联,害怕在西方(欧洲)未受牵制的苏军威力,因此不敢从东北调动大批关东军南下,对英美发动大规模战争(这也尤如日本在关内侵略行动遇到很大困难,关东军也不敢调入关内支援一样)。因此可以说,苏联虽然未对日宣战,但却是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因素。最后,日本只能在德国进攻苏联,日本认为苏联军队被欧洲战事牵制之时才向南推进。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从6月25日到7月1日多次讨论日本对此的立场和应采取的政策。力主避免和美国开战的日本外相松岗,坚持马上进攻苏联。但是,松岗的观点未能得到军方的支持。军方认为,苏联在远东驻有大量的兵力。并且,日军在哈拉哈河的惨败中体会到苏军的战斗力,认识到在北方与苏军作战将非常困难。战后,一些英美学者合编,托因比主编的《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也写道,“日本军队1939年8月在诺门坎(即哈拉哈河)的惨败给了日本一次教训,使得它不敢跟着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在德国进攻苏联后,由于进攻不如原来设想的顺利, 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代表德国要求日本配合德军,从西伯利亚进攻苏联。后来,“奥特汇报说,日本参谋本部由于诺门坎战役的惨败记忆犹新,认为只要有苏联的远东军存在,就反对进攻苏联。”(见该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614、987)也就是说,日本军方根据哈拉哈河战役的经验认为,由于德国对苏联进攻的牵制,苏联无能力在亚洲主动攻击日本军队,但从抵抗日本军队进攻的能力来看,苏军仍远强于南洋的英美军队。

另外,日本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认为,即使能占领苏联远东部分,也不能保证日本取得所需的原料,日本所需的战略原料——石油、有色金属、橡胶等都在东南亚地区。日本如陷入对苏战争后,就会更依赖美英,因为它们控制着这些原料的产地。而苏军受德军牵制,法国投降、荷兰被占领,英国也陷入欧洲战场而无力东顾,现在正是占领东南亚的英法荷属殖民地,由日本直接控制所需原料资源,摆脱在原料供应上受制于人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还有,日本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看到,美英极力推动日本去进攻苏联,是想借别人的手削弱日本,然后给予致命一击。因此,7月2日的日本御前会议宣布了“加速南进”的政策。

7月18日,日本首相近卫改组内阁,力主进攻苏联的松岗被免去外相职务。7月24日,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些,表明日本放弃北攻苏联,而开始南进东南亚。美国这时知道,自己企图通过纵容支持日本侵华使日本北攻苏联的战略失败了。日本没有利用价值之后,美国不用再对日妥协退让了。原来掩饰着的美日矛盾(当初太纠缠这些矛盾,美国担心不宜诱使日本放心北攻苏联)浮上台面而不需掩饰,因此,1941年7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贸易实施禁运。随之,英国和荷属印尼宣布了类似措施。这时,陈纳德飞虎队才得以成立。“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

因此可以说,在1941年中期,也就是二战爆发20个月后,美国才终止了从9.18后一直实施的纵容支持日本侵华的政策,开始对日经济制裁,并进行对日作战准备。9.18后近10年里,美国对日本侵华奉行纵容支持的政策,请问哈美派,这近10时间能说美国“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的一方”, 美国是“中国最坚定有力的抗日盟友”吗?

[page]

附文:二战前期美国对德日的绥靖政策及破产

二战初期,美国采取中立政策。1939年9月5日,罗斯福总统对全国宣布,“我国将继续是个中立国家……我希望美国将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我相信它会这样做的。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政府将尽一切力量来达到那个目的。”( L.杜蒙德《现代美国》第643、644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美国政府采取中立政策的重要原因是它希望交战国在战争中相互削弱,两败俱伤,这样强大无比的美国将使自己稳获世界霸主地位。美国中立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美英法统治集团头脑中都还存在的浓浓的对德绥靖政策的思想。

战前英法让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对英法的政策是支持的),目的是让德军移向东方,接近苏联,以使苏德两国发生冲突。而现在德国进攻波兰,德国军队的滚滚洪流冲向东方,美英法统治集团希望德军继续向东,他们希望,随着将德国与苏联隔开的地理障碍──波兰的消失,仇恨社会主义苏联的德国最终能攻向苏联。虽然德国已经在欧洲大陆燃起了战争大火,但美英法仍然希望这场大火只燃向东方而不燃向西方。二战初期异乎寻常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

二战初期,美国宣布中立。而英法虽然在9月3日对德宣战,但却以行动表示英法对德国进攻波兰持中立立场。英法在西线按兵不动,在英法被称之为“奇怪的战争”,在德国被称之为“静坐的战争”,国际上则称英法的行为是“虚伪的不真实的战争”。美英法都在坐等事态发展为德苏冲突,他们还未放弃指导他们坐视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的思想——消除法西斯德国向东的一切障碍,把德国最终引向苏联。他们认为,他们在西线对德进攻,将是对德国在东线对苏进攻的阻碍。他们想以西线无忧的事实鼓励德国放心进攻苏联。不仅如此,美英法等国的慕尼黑分子们甚至公开鼓吹对德战争是“不必要的战争”,应该把它变为“必要的战争”,即变为反对苏联的战争。美国统治集团中不少人也有此种主张。

1939年9月15日,向德国销售墨西哥石油,并为戈林的好朋友的美国大老板戴维斯,应戈林邀请前往柏林之前,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政府在交战双方居间调停。罗斯福并未表示同意,但对戴维斯暗示,他将研究调停的可能性。戴维斯去了德国,并在10月初会见了戈林和德国陆军、海军的有关人士。戴维斯从德国归来后向总统递交了两份报告,并在国务院受到了接见。但是,这次调停最终未能搞起来。在德国才侵占波兰的情况下,当时的环境气氛不适美国调停,也不适马上使英法与德国间的战争(虽是静坐战争)转变为对苏战争。

1939年11月底苏芬战争爆发。美英法等国政府和媒体,都参加了对苏联猛烈攻击的大合唱。媒体还公开号召组成反苏同盟。美英法等国还向芬兰提供了包括几百架飞机、一千多门大炮的军事援助(而美国除向芬提供几干万美元的贷款、“私人捐助”外,还低价卖武器给芬兰)。美国宣布,飞机、铝、钼及其它物资对苏实行禁运(而此时日本进攻中国,美国未对日禁运)。英法开始组编一支准备从芬兰向苏联进攻的15万人的远征军,其中英军10万(而当时英军登陆欧洲大陆协防的部队也仅15万人)。英法还决定,由英法从中东基地出发,联合土耳其军队,从南面向苏联的黑海和高加索地区进攻(其中包括飞机轰炸巴库石油基地)。英法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但他们不打算向德国进攻,却打算向未宣战的苏联进攻。美国对英法的从北、南两个方向进攻苏联的计划持赞同态度。美英法希望通过实施这个计划,消除英法与德国间战争,并使德国的庞大军队一道参加英法对苏的进攻。当然,英法对苏进攻的计划,最后由于一些原因(如北欧国家不让远征军过境等)未能实施。

如果说苏芬战争前的环境气氛,不适美国在英法德之间调停的话,苏芬战争后,由于美英法政要和媒体对苏联的大肆攻击(此时攻击德国声音少多了。通常情况下,报纸头版大多是关于苏芬战争的电讯和社论,而关于英法德之间战争的报道和评论反而只占报纸的一个小角落),美国认为,欧美此时的反苏环境气氛,已转移了对德国的愤恨,适于对英法德进行调停。 为此,在苏芬战争期间的1940年2月,美国政府派副国务卿韦尔斯为特派代表出使欧洲。美国希望继续推行慕尼黑妥协政策,希望同希特勒妥协以结束欧洲战争,使各国集中精力奉行共同的反苏方针。对于韦尔斯为特派代表的使团出行目的,处处掩饰美国与德国的勾结的美国人伦哲尔和格列松也写道,这个使团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与纳粹政府讲和的可能性──如果元首提出合适的条件的话”。(转引至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594页)韦尔斯先后同以下这些人举行了会谈,在意大利是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在德国是希特勒、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在英国是张伯伦和丘吉尔,在法国是达拉第和雷诺。而在这段时间遭到美国持续不断地猛烈抨击的苏联,不属于副国务卿此行路线之内。

在与韦尔斯会谈时,德国公开表明要取得欧洲霸主地位的意图。3月2日,希特勒接见韦尔斯时宣称,德国准备把战争进行到底。德国在此时已暗地里准备好了在4、5月份的进攻。达拉第总理在3月7日接见韦尔斯时说,他不拒绝与希特勒接触,如果因此能使法国今后避免与德国重新发生战争的话。英国政府很希望看到德国进攻苏联的局面的出现,但德国在欧洲占得大片领土、资源情况下公开表露欧洲霸主的态度,使英国政府认识到,这时去同德国妥协只会巩固纳粹在欧洲的霸权,损害英国的利益。3月11日,张伯伦首相向韦尔斯表示,要按希特勒提的条件与德国讲和是不可能的。由于英德这两个欧洲强国的不妥协态度,也由于德国明确的欧洲霸主野心对美国称霸世界是威胁,因此,韦尔斯的欧洲调停未产生美国政府的预期结果而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国家间争霸世界的尖锐矛盾,阻止了反苏统一战线的成立。

对于美国当时对欧洲的政策,乔冠华同志在1940年2月20日(即韦尔斯去欧洲几天之后)写成的《从西线到东线——论反苏战争阴谋》一文中,引用了伦敦《观察者》的文章:“美政府中之负责官史已不止一次的声言过:在目前苏联对于美国之威胁,更严重于德国的威胁……如此,苏芬战争已使保守主义及孤立主义之美国达到一种不可遏止的愤怒之高峰。”乔冠华认为,“美国政府的企图正和联军(即英法军队——笔者注)方面的东线派巧相吻合,他们同样希望:消灭西线,展开东线,西线和平,东线战争。”“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可以断定韦尔斯使命中的最基本的前提——西线和平。”(乔冠华《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112、113、114页)

因此,美国直至1940年3月,仍然奉行与德国妥协,保证德国西线安全来唆使德国向东进攻的绥靖战略。

但是,德国未向东进攻,却在1940年4月入侵丹麦和挪威,随后更是向西边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发起的大规模进攻,彻底粉碎了美英法统治集团的绥靖梦想。

德国的闪击战获得迅速的胜利。丹麦和挪威、荷兰、比利时被占领,法国投降。德国的胜利及德国控制了几乎整个西欧大陆海岸线,使美国极为不安。称霸欧洲大陆的德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敌人。另外,随着法国的投降,德国可能借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而进入美国的传统后院——美洲。德国称霸欧洲大陆后,德国将从陆上强国变为海上强国,可能在大西洋和美洲与美国争夺霸权。因此,绥靖战略的失败和必须迅速遏制势力急剧膨胀的德国法西斯的想法,使美国加快了对德作战的准备。1940年5月中旬,罗斯福提出年产5万架飞机的任务(这将远远超过当时全世界其余各国飞机产量的总和)。美国也加大了用于国防的拨款,在丹麦、挪威被占领以后的12月内达370亿美圆(这个数字是当时日本年GDP的几倍,或约相当于德国的年GDP),到1941年11月国防拨款已增达600亿美圆。而战争爆发到德国进攻丹麦、挪威前,美国国防拨款只几十亿美圆。

美国不仅在欧洲推行对德绥靖政策,还在亚洲推行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如果说,随着1940年4、5月德国向丹、挪、法、比、荷的进攻和占领,美国彻底放弃了对德国的绥靖幻想,那么,这时的美国却还存在对德国在东边的盟国——日本的绥靖幻想。虽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东南亚的扩张侵犯着美国的利益,并加深着日美矛盾。但美国继续希望通过对日本的姑息、示好,把日本的侵略矛头引向北边,引向苏联。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仇恨,使美英法企图把德国的进攻矛头引向东方而不杀向西方;美国在亚洲如法炮制,力图使日本北攻而不是南进。

1938年夏,日本关东军曾进犯哈桑湖地区的苏联远东边界,但以失败告终。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以更大规模向驻在蒙古东部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和蒙军发起进攻。经过三个月的激战,直到1939年8月底(即德国进攻波兰前夕),侵入蒙古东部的日本兵团几万人才被苏军全歼。日本对苏军的这两次规模在加大的进攻,使美国统治集团对日本军队将以更大规模侵略社会主义苏联存有很大幻想。加上直至1941年上半年,日本仍把最精锐强大的陆军集团——关东军部署在中苏边境的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在中国东北部署的日军人数和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数量多于在中国关内的日军总和,更加深了美国统治集体认为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苏联的看法。因此,在美国放弃了对德国的绥靖想法之后的一年内,美国对日本的绥靖战略——姑息、纵容仍在继续。1940 年7月16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声称,门罗主义也可能适用亚洲。门罗主义可用一句话来表达,美洲是美洲人(实际是美国)的美洲,其他洲的国家不能干涉美洲事务。门罗主义适用于亚洲,就暗示美国不干预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此话一出,7月17日,英国政府同意日本要求,将运送商品和物资的滇缅公路和香港港口封锁三个月。这样一来滇缅公路被封锁了很长一段时间,加上香港对中国关闭,加剧中国的物资困难。

美英以这种方式间接参与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但美国却不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甚至贸易禁运的措施也不采取。而美国在苏芬战争期间对苏联实施贸易禁运。二战之后,美国也好对其仇恨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国家,实施禁运或经济封锁。这儿关键的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问题。美国人也知道,“维持日本战争机器运转的一半以上的原料,特别是铁、钢和石油,都是从美国获得的”(〔美〕林克、卡顿《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册第172页),因此,如果对日本贸易实行真正的禁运,就会使日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在研究这个问题后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对这些物资中的相当部分实行相当长期的坚决的禁运,日本就会陷于经济停滞和遭到军事失败”。但美国认为,日本如陷于这种状态,其军事力量和保证向军事力量提供装备和后勤供给的日本经济,根本不能胜任对苏联的进攻,甚至完成对中国革命力量的镇压都较困难。即不能实现美国长期纵容、放任日本侵略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反过来讲,美国对日本的物资供应,是建立在美国认为日本仍可能北攻苏联的基础上。这可从美国共和党领袖范登堡的一句话中看出。1939年8月,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在哈拉哈河惨遭失败。

9月16日,苏日两国签订了停火方面协定。美国对此很不高兴。美国学者承认,“‘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日本停上在哈勒欣河(即哈拉哈河──笔者注)的战斗,那它将向南方推进。……并担心随着协定之后苏日两国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范登堡曾宣称,如果日本敢于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那美国将立刻禁止对日贸易。”(《现代国际关系史》第658页)

当然,苏日当时并未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日本陆军最精锐的关东军仍部署在靠近苏联的中国东北。因此,虽然美国官方有时也发表一下谴责日本在亚洲侵略方面的讲话或抗议,但美日之间的斗争“仍然是一场舌战”,美国不采取任何足以制止日本侵略政策的实际措施。鉴于日军于1939年2月占领海南岛(这将成为日本向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其它地方推进的基地),5月日本政府要求英美承认日本有权管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的租界,严重侵犯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利益,美国在1939年6日曾宣布1911年的美日商约从1940年1月26停止生效。但“直到1940年7月……罗斯福才对供应日本的石油和废铁实行许可证制度……事实证明,许可证制并没有起重大的影响。1940年8月间发给的对日出口的石油产品许可证要比1940年的前6个月所发的总和还要多。在生铁和钢的供应方面情况也与此相似。1940年8月间,有30多万吨的生铁、废铁等物输往日本,这个数目约与1940年前半年所供应的数目相等。1941年头3个月,美国卖给日本的飞机汽油比1940年同一时期要多131%。”(《现代国际关系史》第661、662页)不仅如此,“美国垄断组织仍然继续大力帮肋日本的康采恩建立新的军事工业部门。例如它们供给‘鲇川’康采恩控制下的日满钢铁株式会社以设备,帮助这家康采恩在库页岛上使用电力新法开采石油,进行‘中岛’康采恩的飞机制造厂的改建工程,协助‘三菱’康采恩制铝和造船,等等。”(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九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6、687页)

另外,欧洲战争发生后,尤其是德国进攻西欧后,英法荷在亚洲对日地位严重削弱,他们在亚洲的地位严重依附于美国扶持,英法荷对日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日态度。所以美国对日纵容,英法荷就更卖力地讨好日本。日本依靠从美国、英属各国、荷属印尼以及法属印度支那进口所需物资和原料,继续增加其军事战略储备,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

1939年“美国输至日本军用物资达1.869亿美圆,约占该年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的86%。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的军用物资达1.9亿美圆,约占美国对日本全部输出额84%。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输至日本物资总额共9.867亿美圆,其中军用物资总值占7.039亿美圆。美国资本家唯利是图,供给日本大批军火物资,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欠下一笔血债。……美国力图借此诱使日本进攻苏联,并保全美国在华南的经济利益,利用日本抑制中国的革命力量,以达到美日妥协,共同榨取中国人民和反共反苏的目的”(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14页)

美国很希望日本北攻苏联,但日本却在权衡是北攻,还是南进。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日本很想进攻苏联。但形势比人强。关东军在哈拉哈河一战的惨败,给日本进攻苏联的想法浇了一盆冷水。苏联工业的增强、苏联远东军队的威力,和英法荷在西欧战场的惨败,其亚洲地位极其虚弱形成巨大反差。日本认为,北攻比南进风险大得多,如果此时向南洋推进,英法荷没有能力给日本造成较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6月25日,日本陆相声称,“我们不能……坐失千载难逢的良机招致人们的责难……。”6月29日,有田外相声称,东亚“新秩序”要推向印度支那和荷属印尼,他强调“东亚和南海各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命里注定要通力合作和为彼此需要效力。”“大好时机”的想法,在日本统治集团中越来越占上风(戈尼昂斯基《外交史》第四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86页)。美国政府发言人7月16日关于门罗主义也可能适用亚洲的讲活,被日本认为,美国对日本南进法荷殖民地不会有特别强烈地反对。总之,当德国在西欧击败英法荷等国以后,日本虽一度犹豫,还是得出宜于南进的结论。甚至一些美方将领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后来写道:‘在希特勒侵入荷兰和击溃法国以后,日本是有机可趁的。如果日本当时对南方实行打击,它可以以很小的代价取得胜利’”。(《现代国际关系史》第739页)为什么当时日本能“以很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呢?前面已经谈到,德国进攻西欧,美国在欧洲的绥靖政策彻底破产后,美国才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包括国家投资建大量军工厂)。所以,英法荷等国在西欧被德国击溃时,美国军事工业还远未动员起来,武器装备产量不够大,在一定时间内不足以支持美军对日作战。而一年半后的珍珠港事件时,美国军事工业产能已形成极大规模,武器装备产量增大了许多倍,足以较快应付对德日的战争。

是什么原因使日本放弃在1940年下半年这个最佳时机南进呢?是日本害怕北面的苏联,害怕在西方(欧洲)未受牵制的苏军威力,因此不敢从东北调动大批关东军南下,对英美发动大规模战争(这也尤如日本在关内侵略行动遇到很大困难,关东军也不敢调入关内支援一样)。因此可以说,苏联虽然未对日宣战,但却是牵制日本侵略的重要因素。最后,日本只能在德国进攻苏联,日本认为苏联军队被欧洲战事牵制之时才向南推进。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络会议从6月25日到7月1日多次讨论日本对此的立场和应采取的政策。力主避免和美国开战的日本外相松岗,坚持马上进攻苏联。但是,松岗的观点未能得到军方的支持。军方认为,苏联在远东驻有大量的兵力。并且,日军在哈拉哈河的惨败中体会到苏军的战斗力,认识到在北方与苏军作战将非常困难。战后,一些英美学者合编,托因比主编的《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也写道,“日本军队1939年8月在诺门坎(即哈拉哈河)的惨败给了日本一次教训,使得它不敢跟着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在德国进攻苏联后,由于进攻不如原来设想的顺利, 德国驻日大使奥特,代表德国要求日本配合德军,从西伯利亚进攻苏联。后来,“奥特汇报说,日本参谋本部由于诺门坎战役的惨败记忆犹新,认为只要有苏联的远东军存在,就反对进攻苏联。”(见该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614、987页)也就是说,日本军方根据哈拉哈河战役的经验认为,由于德国对苏联进攻的牵制,苏联无能力在亚洲主动攻击日本军队,但从抵抗日本军队进攻的能力来看,苏军仍远强于南洋的英美军队。另外,日本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认为,即使能占领苏联远东部分,也不能保证日本取得所需的原料,日本所需的战略原料——石油、有色金属、橡胶等都在东南亚地区。日本如陷入对苏战争后,就会更依赖美英,因为它们控制着这些原料的产地。而苏军受德军牵制,法国投降、荷兰被占领,英国也陷入欧洲战场而无力东顾,现在正是占领东南亚的英法荷属殖民地,由日本直接控制所需原料资源,摆脱在原料供应上受制于人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有,日本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看到,美英极力推动日本去进攻苏联,是想借别人的手削弱日本,然后给予致命一击。因此,7月2日的日本御前会议宣布了“加速南进”的政策。

7月18日,日本首相近卫改组内阁,力主进攻苏联的松岗被免去外相职务。7月24日,日军开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本南进意图已经明显。美国这时知道,自己企图通过绥靖政策使日本北攻的战略失败了。日本没有利用价值之后,美国不用再对日妥协退让了。原来掩饰着的美日矛盾(矛盾太张显,则不宜诱使日本放心北攻)浮上台面而不需掩饰,因此,1941年7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并对日本贸易实施禁运。随之,英国和荷属印尼宣布了类似措施。美国也知道这一系列措施的后果将会是美日交战。此后一段时间里,美国对日外交任务重点,由绥靖变为怎样使美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由中立国变为交战国的理由;怎样使美日交战在美国希望的时间内开战。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4 17:21:55

主题: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
原作者: 铁流

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如果东亚大国人口跌落10亿,进一步少子化、老龄化,劳动人口锐减,那么,当下一次工业文明升级之际,东亚大国是否具有足够劳动力承接,能否抓住机遇,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从全球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大国、日本、韩国生育率都不太乐观,铁流认为,人口老龄化真正的根源是资本寡头和韭菜之间的矛盾,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的结果,要真正解决老龄化问题,生育补贴等第二次分配只是杯水车薪,真正应当做的是重新审视第一次分配存在的问题。

  从东亚大国人口增长来看,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建国后的30年,虽然当今主流舆论称那个时代为“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但从人口增长看,除了50年代末确实遭遇经济困难,其他时间人口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从1949年的4.5亿人增长到1978年的9.6亿人。在全面放开二胎的当下,虽然一些专家认为会爆发婴儿潮,但放开后人口出生量远远低于专家的预测。

  在经济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保持人口高速增长,在富起来之后,为何大家反而不愿意生育了呢?

  根源还是养不起的问题,这背后其实是“先富阶层”与草民韭菜之间的矛盾。

  就教育来看,三十年前,养孩子成本比较低,教育方面全部政府买单(诚然,教育水平与当下不可同日而语)。如今,私立学校的学费高的吓人,公立学校学费低,但学区房非常贵,另外,还有各种补习班,以杭州来说,各种补习班一年的开销是5万起步,上不封顶。

  就医疗来说,前三十年,医疗方面主要依靠赤脚医生和疫苗、抗生素等药物解决常见病,以及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提升老百姓的身体素质,也就是现在被一些人炒的很热的“治未病”。不过,那个时代的“治未病”是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和健身,当下的“治未病”是向老百姓兜售“焦虑”、“玄学”和“神药”。在当时那种医疗模式下,如果病能治好的话,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公家会承担大部分医疗费用,碰到癌症或者各种疑难杂症也实在没办法,医疗这块对家庭的负担不像现在这样重。

  那个时代的医疗是人民医疗,集中力量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提升老百姓身体素质和解决常见病上,与当下资本当道,一些药效很好的常见病药物因为药品价格过于低廉而被停产,一些常见病没有多少资源去研究公关,比如耳鸣、关节炎,大量资源反而被用于研究“渐冻人”等罕见病上。可以说,那个时代的医疗模式具有极高的效费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人民平均寿命从40来岁提升到男66岁,女69岁。

  住房问题就更麻烦,诚然,我们现在的居住条件远远胜过祖辈、父辈的筒子楼,但当下的生产力和基建能力也远远超过那个时代。如今,一方面很多人一辈子辛勤劳动的收入就是一套房,这与古代佃户被土地束缚受地主剥削类似,一套70年使用权的商品房把劳动者变成了房奴。同时,全国海量商品房闲置,很多楼盘入住率非常有限。

  当下,高昂的养育成本与相对有限的收入、有限的自由支配时间形成鲜明矛盾,这使老百姓不敢生育。可以说,资本主义是最佳的避孕手段,全球凡是被深入卷入资本大潮,被资本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地方,基本都是低生育率地区,凡是资本入侵程度不高,保留了“原始生态”的地方,生育率普遍较高。

  正如XX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铁流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次分配上,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下东亚大国的贫富矛盾虽然不至于像杜甫诗中那么恐怖,但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是国人的共同感知。

  正是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在996下沦为“劳动机器人”,剥夺了劳动者婚恋生养的时间,同时,未能保障劳动者获得的报酬能生养多个子女。这才是人口出生率低迷的真正原因。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如果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只是高一些生育补贴之类的二次分配,无异于杯水车薪。非常有意思的是,现在各地都在抢大学生,都在出台政策鼓励落户,但在鼓励生育方面,却没啥动作。

  根据统计数据,2019年东亚大国约有1460万婴儿出生,同比下降近4%,是自1961年以来官方公布的最低出生率(1961年出生1180万婴儿)。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大问题,宏观上看,这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采集、狩猎、刀耕火种升级到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从农业文明升级到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的升级中都伴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或者说,人口增长是每一次人类文明的转型升级必要条件。人类工业文明升级中就很明显的对人口基数非常敏感,从伐木烧柴升级到煤炭、蒸汽驱动的纺织业,几百万、一千万万左右的人口就能满足,脱离欧洲大陆的英伦三岛就能满足,石油、内燃机、钢铁工业文明则要几千万人口,德国抓住了这次基于迅速崛起,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列强,三次王朝战争暴打老对手法国和奥地利,后来还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再一次升级则需要亿级的人口,美国和苏联抓住了这次机遇,成为世界两级。下一次的工业文明升级,10亿为单位的人口是必要条件,当下,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东亚大国和印度,最有可能的就是东亚大国,如果东亚大国人口跌落10亿,进一步少子化、老龄化,劳动人口锐减,那么,当下一次工业文明升级之际,东亚大国是否具有足够劳动力承接,能否抓住机遇,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就微观上看,人的延续才是最关键的问题,伟人就说过,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娃,再多财富也是替别人暂时保管,了无生机。宏观一下看,一个国家如果少子化、老龄化,不论财富积累多么雄厚,武器装备多么厉害,科技水平多么高超,也只能泯灭于历史长河中。如果配上国外人口引进和给予外国人超国民待遇,那基本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纯粹给外国人做嫁衣。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2 23:36:19

主题: 学点马克思主义(三十七) 美国霸权的衰落
学点马克思主义(三十七)—— 美国霸权的衰落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摘要: 如果说,中国不会代替美国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美国的霸权在衰落呢?当霸权国家衰落时,它将不能或不愿用它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整个体系的长远、共同利益,而是越来越追求本国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从而使得整个体系逐步陷入瓦解和分崩离析的困境之中。

学点马克思主义(三十七)—— 美国霸权的衰落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以前的“学点马克思主义”介绍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正常运转,一方面要建立在多个“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失控并危害到整个体系的长远和共同利益。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上,大约每隔两百年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霸权。这样的霸权,在其鼎盛时期,有能力有意愿来约束其他各大国,并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霸权巩固并领导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组。在核心国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让步,建立了福利国家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制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在美国的压力下,英法等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对代表当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解放运动让步,亚非各国纷纷获得独立。在雅尔塔协定中,美国与苏联达成谅解,美国承认苏联拥有从鸭绿江到易北河的势力范围,苏联事实上承认美国霸权地位,放弃世界革命。

此外,美国承担起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责任。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各国和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复苏。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形成一套固定汇率体系;美元则与黄金挂钩,维持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汇率(这就是“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在固定汇率体系下,实际上由资产阶级国家代替资本家个人承担了汇率变化的风险,从而为国际贸易的快速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美国霸权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空前繁荣。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霸权开始出现相对衰落。首先,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成功重组,西欧、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并且快速增长。到了六十年代,这些国家已经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展开竞争。美国的贸易顺差消失了,因而无法再用贸易顺差来抵消美国的资本外流(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以及美国维持海外军事基地、发动越南战争所需要的巨大开支。美国的黄金储备迅速流失,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

另一方面,战后的长期繁荣和福利国家制度大大增强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利润率下降和停滞膨胀的困境。不仅如此,东欧、拉美等半外围国家也无法同时满足本地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以及维持经济增长的需要,从而陷入积累危机。

在政治上,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法国、意大利、西德、英国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使得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内秩序近乎失控,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无法自拔,阿连德在民主选举中当选智利总统后准备领导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1974年葡萄牙发生革命。

美国霸权在相对衰落以后来到了阿里吉所说的霸权周期的“信号危机”。当一个霸权的信号危机来临时,霸权国家往往选择放弃已经丧失垄断优势的物质生产和贸易领域,将资本改用于金融扩张。美国也是这样应对信号危机的。在美国国内,实行了货币主义政策,大幅度提高利率。高利率使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大大提高了失业率,打击了美国工人的斗争力量,美国经济的利润率开始恢复。

在世界上,高利率触发了所有半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迫使这些半外围国家通过“结构调整”或“休克疗法”摧毁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国家干预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同时打垮了这些国家的工业无产阶级,将俄罗斯、拉美等半外围国家从原来的中等附加价值工业品的供应地改组为能源、原材料供应地,东欧各国则成为西欧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地。

在中国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并具备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条件以后,美国和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又逐步将各种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中国提供的庞大廉价劳动力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国际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削弱了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为世界范围的利润率复苏奠定了基础。

这样,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开始加速增长,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相对繁荣时期。但是,在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由于半外围和外围许多国家的人民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世界范围不平等大幅度上涨,许多国家的经济面临内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因而不得不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在全球经济中,如果许多国家企图增加出口,又没有另外一种力量来平衡这种出口的增加,整个全球经济就会陷入供大于求的恶性循环,乃至出现全球萧条。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债务扩张刺激了国内私人消费的增长,又通过增加进口来吸收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因而一度实现了美国扩大消费和进口,中国、日本、德国等国扩大出口的脆弱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建立在美国居民债务不断上升、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脆弱基础上。

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保守集团认为,苏联解体以后,美国相对其他各大国已经拥有绝对的、不受挑战的军事优势地位。美国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首先控制住石油资源最丰富的中东地区,这样就握住了世界能源供应的阀门,可以“携石油以令天下”,迫使其他各大国就范,使得美国霸权永不衰落。2001年和2003年,美国分别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

但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美国的武力虽然足以给中东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却远远不足以在哪怕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维持起码的安全秩序。在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资产阶级不得不与国内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达成一项默认的社会契约,即从此以后美国不再用征兵的方式发动对外战争。这样,美国军队的兵员只能来自于少数族裔、社会底层的志愿兵,这就限制了美国军队特别是陆军的规模。仅仅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就不得不动员其全球陆军作战部队的一半。没有一支庞大的陆军,美国就无法实现对伊拉克的有效占领,最终不得不默认伊拉克由各派军阀分割占领的既成事实。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冒险失败以及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霸权进入了加速衰落的阶段。

 

我们说,美国霸权处于加速衰落中,那么,美国霸权现在是在什么意义上处于衰落呢?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已经落在中国后面,不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中、美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正常发展,中国应该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那么,当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以及市场汇率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后,是不是中国就可以按照许多“工业党”、“小粉红”以及左派中某些“中帝论”分子所幻想的那样,攻打台湾、武力统一、称霸全球了呢?这只不过是上述几种社会群体不切实际的梦想罢了。

即使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后,中国按人均收入计算仍然不过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仍将大大低于美国,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绝大多数领域仍然无法染指美国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垄断利润,意味着中国在军事尖端技术方面仍将大大落后于美国。

以军事力量来说,中国无论在绝对军事力量(特别是对于现代战争至关重要的海空军)还是尖端军事技术方面都大大落后于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甚至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都不可能超过美国。中国在海外没有真正的军事基地,也没有可靠的盟国。

此外,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现在仍然在资本金融账户上不可兑换。

 

如果说,中国不会代替美国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美国的霸权在衰落呢?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霸权并不是简单地指各大国中相对来说最强的一个国家。如上所述,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常运转,霸权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霸权国家强盛时,它可以有效地调节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护整个体系的共同利益。当霸权国家衰落时,它将不能或不愿用它自己的力量来维护整个体系的长远、共同利益,而是越来越追求本国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从而使得整个体系逐步陷入瓦解和分崩离析的困境之中。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美国曾经一度依靠债务消费和贸易赤字维持了新自由主义全球经济的稳定。但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已经无力再承担推动全球经济总需求扩张的职能,美国、欧洲、日本因此都陷入了停滞,欧洲各国还受到频繁的金融危机的威胁。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引擎,暂时抵消了美国停滞的影响。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又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如以前的“学点马克思主义”分析过的,随着中国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增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在下降,或迟或早要陷入积累危机。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在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的中心地位,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可能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瓦解。

以往,当一个霸权国家衰落时,往往会引起两个主要的新兴大国为了争夺新的霸权地位而展开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争的毁灭性大大增加,主要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基本上不会再爆发了。所以,尽管美国霸权衰落,很多“小粉红”、“中帝论”分子热切期待的中美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会来临的。

但是,美国霸权衰落有着其它的地缘政治后果。首先,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就通过它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第五舰队)以及若干仆从国来维持它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同时也维持了这一世界主要石油产区的相对稳定。然而,在侵略伊拉克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已经无力承担维持中东地区稳定的义务,而不得不将它的大部分军事力量从中东地区撤出。中东地区目前出现了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多个地区强国错综复杂的相互斗争局面,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战火纷飞,每个地区强国内部又有着大量的难以解决的矛盾。这种脆弱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中东地区可能陷入目前无法估量的灾难,不仅会严重威胁全球经济的能源供给,由此引发的难民危机甚至可能颠覆欧洲资本主义的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大国曾经长期努力将核武器的拥有权控制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范围内。近年来,这种局面已经基本上被打破。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核武库,只是不公开承认。印度、巴基斯坦不顾各大国反对公开进行核武器试验。朝鲜不顾美帝发动侵略战争的威胁以及中国资产阶级丧心病狂的制裁,成功拥有了核武器以及可以打到美国的战略导弹。美国等各大国现在拿朝鲜毫无办法,只能在事实上承认朝鲜的核武器国家地位。

核武器的扩散在短期有助于巩固各个国家相互之间的军事平衡,制止帝国主义大国对中小国家的侵略,但是随着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目增加,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各种偶然事故引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核战争的风险,也增加了核武器落到非国家武装组织手中并且被滥用的风险。

过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以几乎不计代价的消耗世界各地的不可再生资源、破坏环境。但是,在经过了几百年的无限制资本积累以后,不仅各种不可再生资源被大大消耗,可供资本主义使用的环境空间也大大萎缩,从而整个世界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正当资本主义将人类推向前所未有的环境危机的历史关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无法再产生一个新的有效霸权来约束各个民族国家的资本积累、克服全球环境危机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将在下面几篇“学点马克思主义”中继续讨论。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1 14:35:13

主题: 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一三一) 血战“ 老秃山”
摘要: 美军方面因为反攻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反击丢失的阵地开始有了顾虑,在很多时候宁可放弃反攻(例如5月份志愿军对马踏里西山的进攻,美军方面最后放弃了反击)。正如美军战史所说,这时的志愿军表现得象一个旅馆主人,而美军则象一个过客。

血战“ 老秃山”:用炮弹为美国师长接风

————————————————————————
上浦防东山,又名老秃山,是朝鲜中部一个普通的山头。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两军战线的逐渐稳定,这里成为了两军反复争夺的一个重要高地。在双方猛烈的炮击之下,山上所有的树木都被摧毁,这个山头成为一片童山秃岭,于是美军就给这个高地起了老秃山的外号。 

两军在老秃山的争夺始于1952年6月6日,双方进行过多次反复争夺,各有得失,双方的山头一直犬牙交错,紧紧咬在一起。时间很快就进入了1953年,志愿军方面由47军接收了老秃山当面的阵地,而美军方面也换成了步兵第7师。双方虽然略有交手,但是尚无大规模激战。然而志愿军47军已经开始为对老秃山的进攻做全面准备了。

一次,志愿军方面准备投入进攻的是47军141师423团。这个团其前身是东北野战军10纵30师90团。30师在解放战争中是由延边朝鲜群众和吉林东边几个县的县武装组建成的东满独立师改编而来该师曾经参加过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在大虎山抗击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新6军22师。

141师在入朝参战后,曾在 1951年秋季参加过抗击美军秋季攻势的战斗,经受了残酷的防御作战的考验。423团战斗力最强的是第1营,然而该营有40%的新兵,团里有部分人员是机关勤杂人员补充的,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但是部队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昂。423团首长的决心是:以一个营兵力(第1营)攻占老秃山,以部分兵力攻占附近的附属阵地,然后再用一个营(第2营)巩固既得阵地。具体的突击计划是:1营3连配属1连2排,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三个排向主峰突击,得手后向无名高地发展;2连第一梯队展开两个排,向主峰北侧突击,协同三连占领主峰后,向东北山脊发展;1连(欠2排)作为预备队;9连1个排,师侦察连团侦察排各两个班,进攻德隐洞西北山脊之敌排支撑点,歼灭守军后撤出。支援火炮包括炮兵第48团第2营以及1营2连共122毫米榴弹炮15门,炮兵第10团2营共72.2毫米野炮8门,141师炮兵营3门75毫米野炮和10门75毫米山炮,坦克6团1连T-34坦克3辆,5连122毫米自行火炮4门。在47军投入进攻的同一天晚上,友邻部队志愿军第23军(当年粟裕麾下的主力纵队)将同时向猪排山发起进攻。

47军的对手是美军步兵第7师。这个师是美军参加过朝鲜战争中比较“点儿背”的一个 师,他们在1950年冬天的新兴里为志愿军奉献了一次团级建制的歼灭战。后来第7师在1952年10月中旬对志愿军三角山(Triangle Hill)一线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原本预计 花三天时间付出几百人伤亡可以夺取阵地,结果死伤了两千多人也没有能够把志愿军15军从阵地上赶走,只好把阵地交给了南韩部队,这次战役在志愿军方面称为上甘岭战役。

第7师在11月被转入预备队,花了6个星期时间进行休整和训练,在12月29日拨归第1军指挥,负责第1军东翼的防守。在1953年1月25日,第7师31团按照计划对志愿军防御的 T-bone Hill (志愿军称之为“丁字山”)发起攻击,遭到志愿军23军一个排的英勇抗击,死伤77人(志愿军仅伤亡11人),却毫无战果,战斗的失败,加上消耗的巨额弹药量(为了夺取这一个排的阵地,光是105和155榴弹炮弹就发射了1万2千发),一时让第7师很没有面子。到53年3月,第7师前线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31团负责左翼的主抵抗线 (MLR) 和前哨阵地的防御,从左到右的布置分别是第2,第1和第3营;第17团负责右翼的防御,第1,2,3营从西向东一字儿摆开;第32团为团预备队。第7师此时的总兵力是15,514人,低于编制数的18,257人,不过第7师还附属了2,346名南韩士兵 (KATUSAs),1,081名哥伦比亚营的官兵,912名埃塞俄比亚营的官兵,加上美军第505情报排,总共兵力是19,878人。可惜没有能够找到和第7师对峙的志愿军47军141师和23军67师的兵力数字,不过从志愿军一个师大约一万来人的兵力数量来看,志愿军方面的兵力跟第7师应该是大致对等的。

总的来说美军第7师的生活还是比较舒服的,光是为官兵播放的电影就有797场,观众累计达到14万人次。在3月21日和22日,第7师专门为刚刚走马上任的新师长A. G. Trudeau少将举行了有乐团参加的仪式,在23日,志愿军则用大炮的怒吼举行了为这位新师长的欢迎仪式。从2月起,志愿军就开始了战斗的准备工作。在2月10日,团首长组织1营和2营的各级指挥员进行了现场勘测,26日召开会议宣布战斗决心,3月又组织了步炮指挥员研究情况,并在沙盘上进行了研究。3月16日,战斗的一个星期前,团下达了最后作战决心。同时间内,部队官兵进行了多次抵近侦察,一直接近到敌人铁丝网前,3月7日还俘虏了美军31团一名上士,了解了美军阵地情况。

同时,志愿军组织了防空,防坦克的部署,布置了炮火和机枪火力的阵地。特别重要的是,志愿军在冲击出发地区构筑了7个屯兵洞(5个班的战士干了10天搞定),其中离敌人前沿最近的只 180米,远的大约300米,一共可以容纳7个排的兵力。另外,爆破小组还对美军阵地前的铁丝网进行了爆破。在鼓舞士气方面,141师制作了6面红旗,授予了担任突击的连队,选定了红旗班,挑选数名战士作为红旗手。红旗手在宣誓大会上在红旗上签字,保证把红旗插上老秃山。在进攻前一天,部队在红旗下宣誓,军师团首长均参加了宣誓仪式。突击班配置了光荣手榴弹(红纸包裹并有首长题字,但是不知道是否和后来老山轮战的光荣弹是一样的)。

美军方面,他们注意到自3月20日起,志愿军的对老秃山和猪排山的炮火明显增加。出于对志愿军攻击的担心,美7师31团1营的AB两连于21日晚从后备队区域前进到集结地准备随时增援前线,但是在22日白天又撤了回去。22日下午,第八集团军司令Taylor将军,第一军军长Kendall将军, Trudeau师长和31团团长Kern讨论了战场的局势。他们决定在23日把把哥伦比亚营的B连从老秃山上撤下,换上C连(此时哥伦比亚营已经进入一线)。22日晚上, Kern上校视察了老秃山阵地,发现阵地上戒备松懈,站岗的哨兵有的毫无戒备,有的干脆回地堡里去了。Kern在现场纠正了这些问题后,找到哥伦比亚营营长Ruiz-Novoa商量了一下情况。到23日中午,Kern上校得知哥伦比亚营B连和C连的阵地交接还没有按预定时间开始,Ruiz-Novoa营长说他打算到晚上6点再把B连换下来,Kern大怒,命令阵地接替立刻开始,Ruiz-Novoa营长答应说下午3点开始。这一次阵地交接,一直到志愿军在晚上发起攻击时,还没有结束。

志愿军从3月22日起开始用炮火破坏敌军的工事和障碍物(这也引起了美军的警觉),到23日中午时,美军阵地工事和障碍物被破坏40%左右。志愿军原本确定的攻击时间是23日晚20时4分,但是负责助攻的9连一个排和侦察分队在19时30分进入出发地带时被美军方面发觉,志愿军9连索性提起发起冲锋,只用9分钟就占领德隐洞西北山脊阵地,歼灭哥伦比亚营一个加强排,俘虏4人,并打退敌数次反击(战史没有提到9连下一步的行动,但是根据战斗计划,9连在攻击得手后应该撤出战斗)。

美军战史称23日晚3时23分(美军所用时间和志愿军有一个小时时差, Coleman的文章说是8时33分),志愿军141师423团3营9连的两个排开始对哥伦比亚营阵地发起进攻在出乎预料的助攻方向战斗打响后,晚20时,志愿军炮火开始对老秃山阵地进行火力急袭。423团1营的各突击连见9连已经打响战斗,求战心切按捺不住,在炮火急袭开始两分钟后(预定是4分钟),3连官兵就发起了猛攻,2连也随之发起冲击,营长当时已经无法制止发起突击的各连,只好发出冲击信号。但是遗憾的是,志愿军后方炮兵没有及时得到通知,在志愿军突击连进至敌军阵地铁丝网时,仍然在进行猛烈射击。结果,志愿军3连被己方炮火杀伤40余人,2连也损失7 人。

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个损失。但是志愿军突击队仍然勇猛前进,3连1排和2排和2连全连迅速突破了敌人前沿阵地。3连3排在冲到铁丝网的时候,志愿军11班还在进行爆破,冲锋的通道还没有打开。在这关键时刻,11班副班长腾明国和本班战士李高彪,丁兆贵,吴二华和张福祥用身体伏在铁丝网上,搭成人桥,让3排通过。3排随之突入敌阵。

腾,李,丁,吴四位战士当场牺牲,张福详被踩昏,苏醒后跟随3排投入战斗,消灭了敌人两个地堡。20时6分,1营的突击部队全部实现突破,这离发起冲击只过了4分钟。冲过了11班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通道后,3连3排开始向主峰冲击,2排攻打敌东南山脊支撑点,1排绕到主峰背后阻敌逃窜打敌增援。2连2排协同3连3排攻打敌人主峰,1排打主峰与东北山脊敌之地堡群。由于哥伦比亚营正在交接阵地,部队戒备松懈,志愿军在突入敌前沿时基本没有遭遇抵抗。在向主峰冲击的过程中,哥伦比亚兵才出来进行反冲锋。

第一次反冲锋被击退后哥伦比亚人又进行了第二次,这时志愿军3排只剩十余人,在敌人冲到离我军只剩五六米的时候,10班战士宋德清拿起爆破筒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哥伦比亚人的反冲锋再次被击退。3班战士乘胜冲上了主峰,把红旗插在了老秃山上,这时离发起冲击只过了7分钟!然而战斗还在激烈的进行。20时9分,3连开始继续向无名高地发展,2连向东北山脊攻击,1连2派进至主峰附近搜索残敌。20时12分,美军开始向老秃山发射照明弹照得夜空有如白昼。美军一个排由346.6高地前来增援,被志愿军炮火击溃。此时2连以2排3排向东北山脊敌冲击,于20时19分占领东北山脊敌排支撑点,俘虏7人,击毁坦克2辆。3连副连长率领3连1排和2,3排一部共20人分两路向无名高地发展,但是遭到敌军顽强抵抗,没有成功。同时,我军已占领地区的地堡内又有敌人开始射击,同时美军开始向老秃上上空发射空爆弹,并封锁我军之交通道路。

在这危急时刻,志愿军423团团长命令1连2排由连长带领增援3连,1连3排进至主峰东南山脊开始构筑工事防敌反扑,1排支援2连肃清地堡内残敌。同时2营4连主力进入屯兵洞作为预备队第3连突击排前仆後继,用时7分钟攻占了16号高地,但伤亡较大,营长郝忠云指挥第3连剩下的20馀名战士协同第1连肃清残敌,又迅速攻占了15号高地。战斗至22时34分,全歼守敌,拿下了“老秃山”全部阵地。志愿军伤亡营参谋长以下353人,第1连连长牺牲。

3月24日2时30分至3月26日,美七师投入了哥伦比亚营残部、第31团B连、担任师预备队的步兵第32团和第21团一部,在坦克48辆、飞机172架次和10多个炮兵群的掩护下,向“老秃山”发动猛烈反扑。三天内美军飞机投弹700馀枚,炮兵发射炮弹12万馀发。志愿军集中了军、师、团三级的重火力,第423团先后投入第2营第4连、第6连和第3营第8连,每个连坚守老秃山一天,打退美军16次反攻,歼敌1600多人。

3月25日12时15分,美第32团第1营长向第31团报告,该营的战斗兵员已经只剩下4名军官和54名士兵,请求撤出战斗。3月26日,美军向老秃山发射了2万多发炮弹,飞机投下了800多枚航弹。志愿军在老秃山阵地上只留下少数兵力呼叫炮火支援,防御主力则撤出了防守老秃山的战斗,仅靠炮火准备拦截进攻老秃山的敌军。美军计划使用31团第2营反击老秃山,但这次没有冲忙投入战斗,而是到类似地形演练山头进攻战斗。  

至3月30日上午10时,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将视察步兵第7师司令部。泰勒决定放弃放弃老秃山。  此次老秃山战斗,志愿军统计战果为歼敌1914人,俘敌28名,缴摧毁坦克6辆、60炮一门、火箭筒三具,各种枪170馀只(挺),击落敌机8架,巩固了老秃山阵地。志愿军伤亡1042人,其中450人是在坚守老秃山阶段担任前后输送任务时遭美军炮火杀伤。

志愿军在1953年3月下旬的两次主要进攻(46军对马踏里西山,梅靓里东山;47军对老秃山,23军对猪排山)体现了志愿军进攻作战的新特点:以屯兵洞减少突击距离,以猛烈炮火摧毁敌人工事,用很短的时间占领阵地然后构造工事,用大炮揍垮美军的反攻。最后志愿军永久性占领了四个山头中的两个,并且给反攻的美军以严重杀伤。

美军方面因为反攻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反击丢失的阵地开始有了顾虑,在很多时候宁可放弃反攻(例如5月份志愿军对马踏里西山的进攻,美军方面最后放弃了反击)。正如美军战史所说,这时的志愿军表现得象一个旅馆主人,而美军则象一个过客。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1 14:23:56

主题: 以冠性病毒为起点,中国应该检讨中医药发展政策
BLUESKYUK

以此次冠性病毒为起点,中国应该检讨中医药发展政策 

这次冠性肺炎的暴发性和致命性,让大家都见证了中医力挽狂澜的优势。对于萨斯,中医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不到关键时刻,看不到中医的作用。可是中医为什么在国内一直在逐渐衰败? 有几个关键因素: 

1。 首先是政府不重视,或者没有给于足够的重视。很多就是只喊口号,没行动。相比西医,对于中医的投资太少,对于中医人才的培养不够重视,对于中医的研发重视不够,对于中医人才和梯队建设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 

2。 下面基层不管是中医院还是中医师也是大部分一切向钱看。西药见效快,利润大,还省事。用中药成本低,利润小,谁还会去专研? 

3。 社会上一些人打着中医的名义,坑蒙拐骗,严重地损害了中医的信誉。 

4。 西方的在国内代表人和国内的一些西医利益集团,以西医的角度来否定中医的科学性。以偏概全,以几个别的假中医或者历史上几个人的言语来 大肆诬蔑中医,给年青人洗脑 - 说中医是伪科学,应该去医留药。造成了很多年青人都对中医持怀疑或否定态度。这其中也有政府任意让其声音也主流媒体上泛滥的责任。 

在这次冠性病毒流行期间,中国结合了中西医综合治疗的优化方案,使很多病患者都能提前1-3天提前出院。尤其是中医药全面、尽早、深度介入疫情防控前所未有,成效显著。例如清肺排毒汤在4个省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使用,一半以上的患者服用一剂药症状就得到改善。用于多例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的抢救,也能展示出良好的疗效,甚至有时会力挽狂澜。 

西方毁灭中医的目的就是让你在突发流行性病毒方面无药可治,加速社会动荡。也很有可能关键时候卡你脖子,就像断华为的供应链一样。利益代表集团的目的就是让你花大价钱来吃他们的药,买他们的仪器,利益最大化。自从冠性病毒爆发以来,还有西方的代表人还在自己微薄攻击中医。这个人一直在黑中医,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可见其利欲熏心,目的何在。

中国政府从现在起,就应该重视中医,要大力投资,积极鼓励,大力培养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流行性病毒防治中,结合中西医的中国特色,立于不败之地。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1 10:40:59

主题: 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的法宝
冯建玫 | 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的法宝

    时间:2020-03-21 19:44

为推进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边区于1940年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境内的卫生防疫工作,还在各大机关单位、区乡各级根据需要成立分会,具体负责各单位、各区乡的卫生防疫工作。这样的组织体制,有效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在疫情暴发期间还能更好地组织群众,真正做到分区防疫,有效隔离。

冯建玫 | 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的法宝

延安时期,卫生防疫工作面临极大困难:一方面要面对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和医疗资源的极端匮乏;另一方面,在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有100多万文盲,2000多个巫神,群众普遍存在迷信、愚昧、不讲卫生的习惯。如何才能有效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减少疫病的滋生和蔓延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能否做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成为决定卫生防疫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
教育群众 成风化俗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把卫生防疫工作纳入政权建设的轨道,从组织建设、政策法规、制度完善等方面予以全方位推动,重点是改变群众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边区一方面持之以恒开展经常性的群众卫生运动,通过报纸、小册子、办展览会等多种方式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另一方面,卫生防疫主管部门经常组派大量专业人员深入基层,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面对面的卫生防疫宣传教育,以起到成风化俗的作用。

医疗队员们走村串户,不仅积极救治病患,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既了解了造成疫病流行的各种原因,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们进行的宣传教育便具有了特殊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延安一年四季都有胃肠道传染病流行,人员死亡的事常常发生。经医疗队员们调查发现,发病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饮水不洁,水源周围多污秽不堪,且民众有直接饮用生水的习惯;二是厨房不卫生,存在距离厕所近、蚊蝇多、灶具不干净等问题,做饭时也有不良的卫生习惯。找到病源之后,防疫工作者制定了相应措施,帮助群众解决全市范围内的饮水、厨房卫生问题,要求饮用烧开之后的水,采取措施安排妇女将烧开的水送到田间地头供劳动者饮用,逐步养成喝开水的习惯。

各地医疗队在帮助群众解决病痛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封建迷信给大家带来的巨大伤害。据《解放日报》记载,延安曾有巫神161人,每年每人跳神“看病”多达36次,且费用极高,请他们“看病”的百姓往往落个人财两空的结果。各地医疗队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巫神坦白大会,揭露他们跳神过程中的骗人伎俩,更用科学的诊疗结果教育群众,从根本上破除群众的恐惧和疑惑。延安子长县一对母子患麻疹并发肺炎,孩子疹子发不出来,昏睡不醒,已经被请来的巫神宣布“不可救了”。医疗队派了两位医务人员登门救治,精心护理,终于使孩子脱离危险并在不久后痊愈。这样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件,极大地教育了群众,对于边区民众提升思想认知,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组织群众 分区防疫

为推进防疫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边区于1940年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负责延安境内的卫生防疫工作,还在各大机关单位、区乡各级根据需要成立分会,具体负责各单位、各区乡的卫生防疫工作。这样的组织体制,有效推动了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在疫情暴发期间还能更好地组织群众,真正做到分区防疫,有效隔离。

1942年3月,河曲、绥远、宁夏等地发生鼠疫,为避免疫情传入边区,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地址设在中央医院,直接领导延安40华里范围内的防疫工作。下设东、南、北、西北四个防疫区,涵盖了市内所有乡镇,各区设防疫分区委员会,分别由留守兵团卫生部、边区卫生处、八路军总卫生处和中央总卫生处负责,责任明确,各司其职,使防疫区域不留死角,防疫措施落到基层、落到实处。为加强防疫督导,由延安市公安局各分驻所和各乡政府担任检查、督促、纠察的任务,在防疫一线保证各项防疫举措得以执行。在疫情已经发生的区域,这样的组织机制反应迅速,可以第一时间派出救灾工作组,进行防治疫情的宣传、组织工作,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将病患和无病者分开。对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则暂时断绝其与其他村庄的往来,以达到防治疫情蔓延的效果。在延安时期特殊的战争环境下,高效的组织体制,高度负责的医务人员,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组织发动基层群众,群防群治,共同构成了防治疫情滋生和蔓延的有效屏障,打赢了一场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极大地降低了边区人民疾病的发生与死亡率,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防疫经验。
服务群众 救死扶伤

在各种资源都极度匮乏的延安时期,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是最为短缺的“资源”之一,他们数量不多却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主力军,在防治疫情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无疑是巨大的。1944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对当时的医务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重视自己神圣岗位,加强自己为群众工作鞠躬尽瘁的精神,以求边区大量疾病死亡现象能够减轻和消灭。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用更为简洁的语言总结了对包括医生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总体要求:他们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延安时期的医务工作者,遵循着这样的工作要求,服务群众,救死扶伤,成为走群众路线最为直接的实践者。

延安时期医务人员治病救人的“病房”,常常是坐落在每一个发生疫情的乡村农舍。1942年,延安附近几个乡发生了急性传染病,许多村民上吐下泻,死亡率相当高。延安防疫委员会派出几个防疫队,下乡执行调查、治疗和扑灭任务。曾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徐根竹率领两位队员于4月前往疫情严重的川口三乡,该乡死亡人数高达48人。此病来势凶猛,患者往往一到三天就死了。老乡们烧过香、找过巫神,结果还是无法挽救,都感到十分恐惧,甚至已经有人开始搬家迁往别处。徐根竹和他的医疗队在发病的乡村住了两个多星期,经过耐心缜密的调查、走访和医疗救护,救活了15位严重病患中的11人,找到了疾病流行的源头——两条受污染的河流。防疫队帮助百姓制定了消灭病源的办法,监督百姓遵照实行,直到疫情扑灭才回到医院。返回的当天晚上,徐根竹向卫生部作了汇报,还画了一张很详细的疾病分布图,从饮食关系上对疫情进行了研究和说明。他的总结对之后扑灭其他几个地方的疫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同年8月,延安开展群众卫生工作模范人物选举和表彰活动时,会场突然来了川口三乡的十几位老乡,提着鸡蛋等各种礼物要求选举一位姓徐的医生当模范,在主席台上讲述徐医生为大家看病的种种经过。在会场的徐根竹医生局促之中说了一句:“我只不过做了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这样的医生、这样的群众、这样的医患关系,是艰苦岁月里能够在一次次疫情中“少死很多人”最为重要的原因。

【本文原载《学习时报》2020年3月20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1 01:34:13

主题: "西班牙"流感 名称来源
1918年到1920年间爆发的流感大流行(1918 flu pandemic),估计当时全球17亿人口中有5亿人遭受感染,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

根据可考的纪录,1918年最早的流感病例于3月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处军营,法国在4月传出疫情,西班牙一直到5月才有病例出现,之后传进英国、大陆、台湾及全球。

目前被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看法,1918年的大流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壕沟战的恶劣环境有利病毒传播,士兵的群聚则加速病毒变异,参战的敌对国家虽然有疫情,但不能打击军心士气及向敌国显示弱点,疫情因此被隐匿,反而是未参战的西班牙疫情得以透明化,却因此被其他国家将此病毒以“Spanish Lady”(西班牙女士)昵称,虽然西班牙后来将这未知病毒以“那不勒斯士兵”(Naples Soldier)称之,试图“除污”,却是孤掌难敌众拳,“替罪羊”一当就是百年,但病毒真正来源地至今仍莫衷一是。

原因何在?其一,当年的医学技术不发达,至今仍无从得知引发大流行病毒株的真实模样,造成大流行的原因、范围及死亡人数等,都是后人“推敲”之后得来,唯一真实的只有人们伤痛的记忆;其二,虽然有考的记录第一例指向美国,却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加上美国不愿意就此“背锅”,自然没有一致性的看法。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20 22:10:22

主题: 一部恶意满满的《封城日记》
原作者: 齐建华|来自: 察网


摘要: 在认识这个病毒的最开始,很多医护人员受到袭击,有人拉响了警报。但这些警报需要查验,成为疾控系统中的信号才能被确认。现代社会都讲程序,不按正常程序,每个人都自己吹哨,系统很快就垮了。

某作家的《封城日记》是在吃疫情的人血馒头,它满满的恶意让人愤怒。
一、 某作家其人

某作家,1955年5月生人,一级作家。2007 -2018年担任过两届湖北省作协主席。

在工作中遇到矛盾,她会自觉不自觉得把自己和组织对立起来,会把不如意归结为上级组织的打压,会把批评她的人扣上极左的帽子,认定是组织在迫害她。

她网络玩得很溜,遇事就组织水军吹捧自己,煽动粉丝造势,意图胁迫相关部门妥协,带有浓浓的文革遗风。

她的代表作品《车欠土里》,是一本写新中国土改过程中一个地主家庭惨状的小说,表现出来的是对土改和政府的强烈仇恨,引起过很大的争议。

她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老赖。

2015年3月作家柳忠秧起诉某作家对他进行造谣诽谤。广州越秀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某作家造谣诽谤事实清楚,涉及违法,应立即停止侵权,在其微博上刊登道歉声明,并向赔偿受害人精神慰问金2000元。2016年4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某作家拒不履行判决内容,还在微博里向广东省高院喊话:“我的批评权在哪里?”她似乎不懂法也不愿守法,更不理解批评的边界在哪里,只是偏面强调她的“自由”。

因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她被法院列入“失信人名单”,成了名符其实的老赖。
二、《封城日记》写了什么

《封城日记》写的是她从一月下旬开始道听途说的内容和由此引发的大量感想和臆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老女人不停的呱噪,摆惨、抱怨、诅咒,当中的怨念和恶意读起来让人难受。

日记主要内含两个主题 :一是渲染疫情很惨烈;二是把这一切都怪罪于政府

1、渲染悲情

她从网上挑选了一些死亡事件,极力渲染悲情。

首先是死的惨,有人撞墙,有人跳桥,有人大哭告别,有人留下了绝命书,有人全家得病,准备在绝望中都死了算了。

她想象死者埋葬会有几千人同时办丧事,尸体拖走火化,亲人们何其哀伤;她推测活着的人也很惨,农民工在家饿肚子,多少万湖北人在外地被歧视。

她建议人们记录亲人的死亡过程,以后要集结成书;要成立一个网站取名叫“哭网”,把这些惨事挂在上网;还要立一个纪念碑,刻上死者的绝命书,让人们记住多么惨。

她写到:“用‘悲情’二字,真的太轻,勉强可以配上的是‘惨烈’。只要再读一遍常凯的绝命书,即可知何为惨烈。” 总之武汉被描述成人间地狱,真是惨极了。

2、这么惨的是谁造成的呢?一切都怪政府,所有锅都由政府背

她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作家,前面各种渲染悲情都是铺垫,是一种造势。她的落脚点是让政府背锅。有错要背,没错编个错也得让你背。这才是她的目的。

她把灾难归结为专家说撒谎、欺瞒,玩忽职守,延误疫情20天,导致了三千多人成为亡灵,而这些专家受是政府影响的;她指责政府掩盖真相,视人命为草芥。

她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要“政府,收起你的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政府还要尽快向人民谢罪,尽快给人民一个交代”。

当疫情很快得到控制,抗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她认为都是医生护士、警察、建筑工人努力的结果,与政府一点儿边都不沾。

对于医护人员、病人唱红歌,她很反感,说肺部感染出不了气,怎么能急切的唱红歌呢。

她把自己说成是受难者,要代表人民发声,要复盘揭露真相,追纠责任人。

她以领导的姿态指导政府工作,要“五位一体”对全国14亿人进行疫情监管,部署农民工外出打工。

批评她的人都被说成极左,是有组织的,是最大的黑帮、恶势力,是祸国殃民,是为文革喊魂的人,对她进行了恶意迫害和攻击。
三、事情的真相如何?

现代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随时可以发布信息,这种多人参与的

重大的事件已经不可能“隐藏真相”了。

疫情自2019年12月出现以来,每一步发展都有很多专家参加,是公开透明的。事情就摆在那里,关键是不是愿意以科学的、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看它。

1、哪来的延误20天?

我们看疫情发展和应对的时间线:

12月27号,湖北中西医医院张继先首个汇报疫情,医院上报江汉疾控中心;12月30号武汉卫健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及时追踪救治情况,并及时上报;当天李文亮医生向朋友发布发现SARS的消息; 12月31号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汉,检测核实;当日累计发现27例,均已隔离治疗;2020年1月1号,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应对领导小组;1月3号,武汉卫健委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毒感染等疾病;1月5号,排除非典和MERS;1月8号,初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病原;11日起国家卫健委每天更新疫情动态;14日实施离汉人员管控;19日国家卫健委向全国派出工作组指导防控;专家研判认为“人不传人,可防可控”,但传播途径尚未掌握,仍需严密监控;20日,钟南山确定病毒人传人;国家卫健委公告按甲类传染病采取措施; 22号武汉对进出车辆进行排查,要求全市佩戴口罩;23日全国确诊病例830人,武汉开始封城,全国进入严控状态。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面对全新的敌人,发现—初步认知—一般控制—再次认知—采取极端措施的逐步对抗升级的过程。

从12月27号发现病例开始,武汉及国家卫健委想弄清楚它是什么,传染性、致死率如何,同时每天更新疫情动态,对已发现病例采取隔离措施。12月31号累计确诊27人并全部隔离;1月8号明确是全新型病毒; 1月20号全国确诊病例291例并全部隔离,专家肯定它会人传人;到23号全国累计确诊人数为830例,发现无法控制,直接武汉封城,国家进入全面严控状态。

某作家说延误20天,应该从发现病毒那天就采取最后的极端措施,全完是马后炮的说法,缺乏基本理性。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是很难判断的。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它不会超过2003年非典。钟南山院士在2月初的时候说预计2周内疫情会得到控制,后随疫情发展他把时间调整为需要一到两个月。3月15号,美国的专家说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是美国大流感的3倍,死亡率是10倍。

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这应该是一个百年一遇的瘟疫。3月17号早晨为止,国外上报染病超10万,当天已新增超1万人。实际感染人数估计十倍不止。英国、瑞典已经准备放弃抵抗,接受死亡数十万人的“群体免疫法”;意大利伊朗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国仍在做无效抵抗,多国向中国求援;当天美国老特终于一反自欺欺人的态度开始面对现实,说情况非常糟,可能延续到七八月,美国经济可能衰退。

对比一下世界各国后来的应对,可以说中国领导人在这过程中表现了极强的责任感和前瞻性,以巨大的决断力和政治勇气,采取了超越了常规防控手段的极端有力的措施,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了中国境内的情势,保护了成百万人的生命。

在认识这个病毒的最开始,很多医护人员受到袭击,有人拉响了警报。但这些警报需要查验,成为疾控系统中的信号才能被确认。现代社会都讲程序,不按正常程序,每个人都自己吹哨,系统很快就垮了。

2、看看专家学者的评价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中方行动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我一生当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对中国领导层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决心感到十分震撼,对中方展现出的勇气和担当表示敬佩。”

谭德塞表示,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甄别出病原体并第一时间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莱恩认为, “中国出台了不同寻常的措施,我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防控行动,以及如此有力的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专家科霍夫认为,中国的“主动监测”系统对发现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至关重要。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公共卫生能力,为应对疫情提供了巨大资源。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做出了“强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应。“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总是很难迅速找到解决办法,”

上海医大张文宏医生说,他原来预计最好的情况2-4个月控制住疫情,但根本没想到最好的情况真的实现了。

由此可见,某作家所谓的专家撒谎、隐瞒、拖延,政府视人命如草芥的说法,根本就是胡说。
四、某作家的怨念

综观某作家的经历和《封城日记》,感觉某作家对政府有一股很深的恨意。这种恨在小说《车欠土里》里体现的更明显。

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她这种恨意逐渐显露出来。她把疫情归结为专家的撒谎、推诿、欺瞒,归结为政府部门不负责任、视人命如草芥;她煽动不满情绪,组织水军造势施压,要相关人员谢罪、辞职;她要政府谢恩,跪在地上请罪。

事实上,她口口声声要谢罪、辞职的领导,多数早已经被免职了;一些医院领导已经在抗疫过程中以身殉职了。

那些已经殉职的同志肯定是不能够按她的要求谢罪了。

在全国抗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她大喊“政府,请你们收起傲慢,谦卑地向你们的主人——以百万而计的武汉人民感恩。”“ 接下来,政府还要尽快向人民谢罪。”

首先,中央及地方相关领导及部门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马不停蹄,面对全新的病毒做了极复杂的工作,冒着被全世界批评的风险,在除夕前一天,以巨大的决断力和政治勇气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戒严措施,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前瞻性。

其次,政府是人民公仆没错,但让他工作做不好要请罪,工作做好了也要请罪,某作家这是什么逻辑啊?

小区的门卫、清洁工可以理解成小区业主的“公仆”,他们工作做的好,主业表示一下感谢也正常吧,难道你非让他们跪在地上向业主感恩、谢罪吗?你是不是人格扭曲,歇斯底理了?

再有,政府不光是公仆,他还是这次对抗疫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全国14亿人民投入到这场抗疫工作中去,全国的医护人员、警察、建筑工人、快递小哥等一线人员不顾安危,日夜奋战,很多人牺牲在战场上了,他们都是听从党和政府的号召去的,他们是不是也要请罪啊?
五、对某作家的建议

我给某作家的建议是四要四不要

一要光明正大,不要吃人血馒头

不要在疫情未完之时渲染悲情,给大家伤口撒盐,想着自己可以凭此扬名出书,甚至还能做当代鲁迅。

你是个政府的退休干部,不要借机煽动不满,吃饭砸锅,搞不倒对方也降低对方的威信。

二要心怀善念,不要心存恶念。

很明显你的人格当中有很强的怨念,对于你不认可的人,你恨不得“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一种人格扭曲。

三要谦虚谨慎,不要傲慢无礼

不要觉得自己比专家还了解新冠病毒,比一线医生还了解防控措施,胡说八道。

四要守法守规,不要违法犯罪

现在是法制社会,凡事都要讲法律。你造谣诽谤他人,法院已经判决你道歉并赔偿2000元慰问金,为什么还不执行呢?你这么大岁数了,也算个退休干部,当老赖真的好吗?

按某作家一贯作法,她一定会把我说成极左,这篇文字一定是拿钱写的,是有组织地对她进行迫害。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17 20:27:05

主题: 美國最民主人權?四大美國國父的種族滅絕政策,簡直比納粹還狠
https://i2.kknews.cc/SIG=1bm7bti/59320004o8oq22s1sr4n.jpg

下面幾位被公讓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四位總統,頭像被刻在了拉什莫爾山上。可是他們卻早在希特勒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之前,就對印第安人先採取了相似的政策……原作者的這個提法固然有些聳人聽聞,過於偏激,但也有幾分在理之處,哈哈。當然,肯定又會有不少人說,不能用現代社會的道德準則去要求古人……云云。

美國四大國父的種族滅絕政策

一、George Washington

喬治·華盛頓: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可以製作出優質長統靴

1779年,喬治華盛頓指示John Sullivan少將攻打Iroquois人民時說:假如將「垃圾」(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點附近,那麼整個國家將不僅僅是泛濫成災,而是被摧毀了。在滅絕印第安人過程中,華盛頓還指示他的將軍說: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毀前不要聽取任何和平的建議」

在1783年,華盛頓在把印第安人和狼的相互比較中,他這種反印第安人情緒遺漏無疑:「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他說。華盛頓的滅絕政策在他的部隊又一次擊敗了印第安人以後得以實施。軍士們從Iroquois人的死屍上剝皮,「從臀部往下剝皮,這樣可以製作出高的或可以並腿而長的長統靴來。」在那場襲擊後辛存的印第安人將美國第一總統改名為「小城摧毀者」。大概30個Senca人的城鎮中有28個在一個5年時間內被摧毀。

二、Thomas Jefferson 托馬斯·傑弗遜(就是那位聲稱「天賦人權」----人人生而平等的民主領袖):美國必須滅絕印第安人

1807年,托馬斯傑弗遜指示他的戰爭部門,說道,如果印第安人反抗美國人去竊取他們的土地,那麼,印第安人的肯定會用「短柄斧頭」來反抗,傑弗遜繼續道,「如果我們約束自己去舉斧迎向這些部落,那麼在這些部落滅絕之前我們將不會安靜地躺下,或者被驅趕出密西西比河以外」,傑弗遜,這個奴隸主,繼續道: 「在戰爭中,他們會殺死我們中的某些人,但我們會殺死他們全部。

  在1812年,傑弗遜說美國人被迫趕退印第安人,「(就如)將森林野獸趕入亂石山」一年後,傑弗遜繼續他的反印第安人言論,美國人必須「追求滅絕印第安人或者將他們驅趕到我們不去的地方

三、Abraham Lincoln 亞伯拉罕·林肯:每十分鐘滅絕一名印第安人的美國總統

1862年,林肯總統下令絞死了38個明尼蘇達曼卡托地區的達可它人蘇語部落的38個囚犯。這些被絞死的人大部分都是他們營地的神職人員和政治領袖。他們之中沒有人犯過他們所被控告的罪行,這鑄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死刑.

  「此戰的目標是徹底滅絕蘇部落。他們將被象野獸一樣對待。」(林肯對即將出征剿殺印第安人的美國陸軍中將John Pope交待他的作戰目標)被林肯下令滅絕的39名印第安人,沒有一個經過法庭辯論程序,每十分鐘判一個,比希特勒更利索。尤其令人髮指的是,該部落的所有成人都被定了死罪,唯一的證據是他們反對政府。

四、Theodore Roosevelt西奧多·羅斯福: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

在亂石山上你看到的第四張臉孔是美國20世紀的第一任總統,所謂的美國英雄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奧多·羅斯福. 印第安鬥士已經牢牢地掌握了他們命叩脑捳Z權:美國人對印第安人採取種族滅絕而且偷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羅斯福說:「 這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終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遠去說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個好印第安人有9個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願意去仔細查詢第 10個死亡的案情。

這些美國國父們所表現出來的冷漠象徵了與種族優越感相聯繫的道德敗壞。學者們也趨向這些種族分化作為優生論存在的證據,由此看來,美國一直高調展示的民主人權也是有選擇性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09 21:44:19

主题: 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一三零)石砚洞北山(猪排山)争夺战
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一三零)

原作者: 泼墨梧桐

摘要: 石砚洞北山(美军称作猪排山),标高300米,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战阶段后,双方争夺次数最多的一个山头阵地,这个高地位于朝鲜江原道铁原郡,在高地以南曾经爆发过著名的铁原阻击战,战役的结果是铁原郡至今依然是朝韩各半,石砚洞北山正是朝韩在铁原郡分界线的骑线点之一。

石砚洞北山争夺战斗————————————————————————————————

石砚洞北山(有的资料写作石岘洞北山,美军称作猪排山),标高300米,是抗美援朝战争进入阵地战阶段后,双方争夺次数最多的一个山头阵地,这个高地位于朝鲜江原道铁原郡,在高地以南曾经爆发过著名的铁原阻击战,战役的结果是铁原郡至今依然是朝韩各半,石砚洞北山正是朝韩在铁原郡分界线的骑线点之一。这个高地不足一平方公里,守军最多一个步兵连,标高只有300米,而它以南以北都有很多比它更高的高地,在军事上,这种地形叫做易攻难守,中美两军如果要攻击石砚洞北山,都有大量出发阵地可供使用。

在历史上,志愿军选择让美军占领这个高地,然后不时发起袭击,打上去直接撤退或者坚守一昼夜再撤退,目的并不是占领这个高地本身,而是消灭高地上的美军有生力量,以及用炮兵打掉随后美军的反扑部队,这个战术有个响亮的名称“放血战术”。

志愿军的三个军曾经先后组织了8次对石砚洞北山的进攻,前七次都是得手后随即撤离,第八次最终占领了这个高地直到停战,所以,今天石砚洞北山是朝鲜领土。

志愿军前三次攻击石砚洞北山,是由39军117师的349团组织的。1952年6月,39军117师349团在12天内,三打石岘洞北山:一打,夜间突袭。只用58分钟即全歼守敌一个连,然后主动撤出;二打立足未稳之敌。

在炮火支援下,实施穿插合围,激战2小时,歼敌百余名,胜利返回,敌又占领;三打构有野战工事之敌。在炮火猛烈急袭下,实施正面佯攻,侧面主攻,激战1小时,全歼守敌一个连。三次共计毙伤敌360多人。

随后,39军换防给38军,1952年9月18日,接防的38军113师337团组织一个步兵连的兵力再次攻击了石砚洞北山并且得手,这次的战斗堪称一次教科书式的拔点作战,连消灭守军带打美军的反扑,毙伤俘敌290人,我方伤亡仅71人。我在本贴之前的部分有详细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1952年11月,23军入朝换防,替下了38军,1953年1月,对面之敌美军步兵第7师第31团(倒霉的北极熊团),向第23军驻守的丁字山发起进攻。23军一个排驻守丁字山,依托坑道工事,顶住美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打死打伤大批美军(志愿军统计歼敌150余人,美军自己承认伤亡78人),守住了阵地,自己只伤亡11人。

下图为在丁字山战斗中我军反坦克炮兵和高射炮兵摧毁的美军坦克、飞机照片,战斗我前边详细说过了,但图片是刚找到的

500

500

丁字山之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标志性的一仗,从此之后,美军再也没有主动向中朝军队防守的阵地发起过进攻。第23军在熟悉了战场情况后,开始主动向对面美军第7师发起进攻。第23军进攻美军开始时是遵循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以成建制消灭小股敌军为作战目标,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没有占领敌军阵地。随着停战的临近,第23军的作战目标逐步改为夺占敌军阵地,扩大我军阵地。

于是,23军开始在前线寻找合适的攻击目标,和之前的38军,39军一样,他们同样盯上了石砚洞北山,23军派出的侦察兵仔细侦查了敌情,发现由于我军换防,敌方麻痹大意,高地守备漏洞颇多,正是进攻的好时机!当机立断,说干就干,第五次反击。

1953年3月6日21时52分,67师201团5连,利用夜暗接敌,迫近敌人铁丝网。这时,10班发现敌20余人正在沿交通壕向铁丝网运动,敌我相距仅30米,3排长机智地投出一枚手雷,带领10班突入敌阵地。2排5班从主峰与西南无名高地之间插进去,断敌退路,之后向敌侧后攻击。其余两个班也迅速投人战斗。由于我炮兵火力猛烈压制主峰之敌,使其不敢出援,当面之敌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我作战,战斗很快结束,仅仅10分钟,5连歼敌1个排又1个班,共53人,生俘美军2人李承晚军1人。第六次反击。

 3月23日20时,我方炮火首先对石砚洞北山主峰西南高地进行了火力准备,一分钟火力急袭后,隐蔽在冲击出发阵地的201团5连1排,以勇猛的动作首先占领该高地,歼守敌一部,炮火当即延伸,2排即向主峰发起攻击,20时15分攻占主峰,向敌后反斜面发展,接应3排。3排也在接近主峰时与敌遭遇,当即以短兵火力将敌大部杀伤,而后向主峰发展,2连也于20时22分攻占了次峰。  

激战一个多小时,全歼敌3个排又两个班,毙伤敌人100余名,俘美军2人、李承晚军5人。战术目的达成后,我军主动撤出战斗。3月28日,新华社广播了这个胜利消息。第七次反击。4月16日22时,201团5连,在炮兵、坦克的支援下,对石砚洞北山之敌,发起第三次反击。5连连长朱金余带领2排,冒着弹雨冲锋,仅9分钟即攻占主峰。战斗中朱金余一条腿和一只手被打伤,他忍着剧痛爬上主峰,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光荣牺牲。

战斗到17日1时,5连和随后投入战斗的4连全歼敌1个加强连。之后,他们修整工事,准备打反扑。17日4时,美军开始反扑。坚守次峰的5连l排连续打退敌人5次反扑。全排只剩下14名同志,代理排长胡祖卿进行组织调整并鼓励大家与敌人血战到底。8时15分,敌人以1个营的兵力发起第6次反扑,阵地上打成了火海。剩下8个人了。

他们还在坚持战斗!只有4个人了。他们仍然坚持战斗!

最后,每人手中只剩下一枚手雷了。他们冲人敌群,拉响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次战斗持续了两天三夜,毙伤敌人1000余人。鉴于大量歼敌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军于18日主动撤出战斗。第八次反击。  

石砚洞北山的仗越打越大,为了大量歼敌,也为了永久占领并巩固这个阵地,23军首长决心以67师全部,在炮兵、坦克支援下,反击石砚洞北山之敌。敌人经过我3次反击,警觉性非常高。守敌已从1个加强连,增至2个步兵连和1个火器连,并增筑了大量发射点和掩盖交通壕,设了6道障碍物。我部67师确定200团4个连、199团6个连、201团3个连,共13个步兵连,配以炮兵和坦克,进行大规模反击。任务区分是:200团6连担任攻击,其余部队打敌反扑。接受任务后,各部队积极进行战前准备,召开了各种会议,组织了步、炮、坦的协同,进行了敌前训练。  

为了出敌不意地发起战斗,并使后续梯队适时投入战斗,67师在石砚洞北山的山腰部,距敌障碍物仅120米处,拓了一条屯兵坑道,战士们称它为“特别坑道”。在敌人鼻子下挖坑道,可不容易。敌人发现后,多次出动兵力破坏,都被我炮兵和警戒部队击退。广大指战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特别坑道”终于筑成。这个坑道总长102米,有7个出入口,可容纳1个加强连,并能屯积大量弹药、粮食、饮水、急救包等。67师的创造精神,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和兵团首长的高度赞扬。因为这一工程的完成,使反击部队有了良好的出发阵地,使后续梯队能快速投入战斗,又可使伤员得到及时抢救,而且削弱了敌人一向仗恃的空军和炮兵作用。

7月6日深夜,我军冒着大雨发起反击。炮兵以平均每平方米落弹1发的密度,向敌阵地急袭3分钟,紧接着,200团6连在连长陆昌荣的率领下,分兵3路发起冲击。这场冒雨战斗打得非常残酷,6连每个人都变成了泥人,后来每个人又都变成了血人!1排在向主峰冲击中,被敌人火力阻住了,4班战士许家朋挺身而出,抱起炸药包冲向敌堡。前进途中,他右腿被打断,左腿负伤,但他咬着牙,忍着剧痛,硬是爬到敌堡跟前。当他拉起导火索时,炸药受潮未能起爆。

此时,敌人机枪疯狂扫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在这万分紧急时刻,许家朋以有我无敌的英雄气概,扑向敌堡枪眼,用胸膛堵住枪口,敌人机枪顿时成了哑巴。许家朋用鲜血和生命为胜利开辟了道路!  

战友们在许家朋英雄行为的感召下,更加奋勇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全部攻占主峰、次峰。虽然敌人拼死多次反扑,但都被打退。从此,我们23军彻底占领石砚洞北山,敌人再也无力争夺了。战后,许家朋被追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09 20:41:27

主题: 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一二九)1952年夏季反击战之前
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一二九)

原作者: 泼墨梧桐

摘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朝方面不得不做出以打促和的决定,本已逐渐沉寂下来的朝鲜战场,将再次迎来战火与硝烟,这就是著名的金城反击战。在夏季反击战开始之前,我军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拔点作战行动,它们的意义在于试探敌军正面的防御能力。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志愿军的再次调动

——————————————————————————————————————

从1952年6月29日起,志愿军各部队迎来了一次大规模轮换,以华东军区23、24军和中南军区46军,替下了入朝较久的20、27和42军,当然我们知道,20军并不是回国休整去了,他们随后就参加了一江山岛登陆作战。

随后,按照时任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的向彭总的建议(这里很有趣,建议的提出人邓华是抗美援朝五次战役时期彭总的左膀右臂,而建议的接收人正是彭总自己,当时彭总已经从朝鲜载誉回国,接替周总理组织军委的日常工作,这里也要赞一下总理,文武全才啊!建国以后再次以总理的身份主持军委,牛!),随后,经军委会议,由军委副总参谋长粟裕制订了轮换方案,并由聂荣臻最终呈报,随后,下列部队陆续入朝参战:

第23军(三野) 军长钟国楚 政委卢胜 下辖67,69,73师

第24军 (三野) 军长王必成 政委廖海光 下辖70,72,74师

第46军(四野) 军长萧全夫 政委吴宝山 下辖133,136,137师

第1军 (一野,唯一一支一野抗美援朝部队)军长黄新廷 政委梁仁芥 下辖1,2,7师

第16军(二野)军长尹先炳 政委陈云开 下辖32,46,47师

第21军 (三野)军长吴泳湘 政委谢福林 下辖61,62,63师

第54军(四野)军长丁盛,政委谢明,下辖130,134,135师

各支轮换入朝的志愿军部队,都属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立了功勋的精锐,有些部队还在入朝前进行了调整和合并,把友军战斗力更强的一个师带了上来。这里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54军和它的军长丁盛,54军其实是原四野47、48军二合一的部队,两个纵队合二为一入朝作战,军长丁盛是电影《亮剑》里李云龙的三个原型之一(王近山、丁盛、钟伟),他带着54军不仅打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仗金城反击战,而且还组织了十年后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丁指”的威名远扬,瓦弄大捷是他毕生的得意之作。

不仅仅是最为重要的步兵部队,志愿军的技术兵种也进行了再次轮换。轮换的目的不仅是保持部队旺盛的士气,同样也是为了让更多部队接受现代化战争的锻炼。

志愿军空军自1951年9月大规模参战以来,一直以师为单位轮番作战,从当年11月开始,每番作战部队3-4个师,每师作战3个月左右,经受锻炼,取得作战经验后,即行轮换。至1952年5月,完成作战准备,能够参战的第3,第4,第6,第12、第14,第15、第17,第18师共8个歼击机航空兵师(每师编制2个团,50架飞机),及第2师第6团,均已先后参战。其中第3,第4两师,作战经验比较成熟,负责带领新部队作战,均已打了两轮(两番)。根据谈判形势,战争还不能迅速结束,决定做拖过1952年底的准备。军委空军决定已经参战的歼击机师再“加打一番”,并于5月作出了“加打一番”的计划, 1953年1月,第16师也参加了作战。至7月27日,朝鲜停战止,第4师共打了四番第3,第6,第14、第15师各打两番;第12,第16、第17,第18师各打一番,但打的时间均较长,其中,第12师12个月、第16师6个月、第17师16个月、第18师6个半月。

1953年4月,空军党委决定选调掌握米格一15飞机技术的飞行于部和教员共84人,分三批编入志愿军空军部队参加实战锻炼,以便取得空战经验,提高教学质量。第一批11名如期完成实战锻炼计划,第二、第三批因停战而未能实施。此外自1951年12月至1953年7月,分批共组织1727名空军各级机关、没有参战部队、航校的干部和战勤人员,到志愿军空军实习。

志愿军空军还接受总参谋部、海军航空兵部和防空军部队各级机关于部共331名到安东实习志愿军炮兵的轮换:志愿军参战一开始,炮兵就参加了作战。在参战初期,因统一更换苏联装备,即以师或团为单位,进行过轮换改装。

在运动战期间,炮兵第1、第2、第8师均参加了作战。

第5次战役时,炮兵第7师、火箭炮第21师、战防炮第31师及第33师1个团,也人朝参战。另有高炮第61、第62,第63,第64师,从第四次战役开始后,陆续人朝参战。

1952年11月28日,军委炮兵司令部作出炮兵轮换计划,12月12日,又对计划进行了调整。1953年1-3月有6个炮兵团人朝。至朝鲜停战,炮兵第3师师部轮换了炮兵第7师师部,火箭炮第22师师部轮换了第21师师部,先后共轮换了11个团,另战防炮第33师师直人朝,加强战防炮部队的组织领导。

4个野战高炮师未轮换。志愿军装甲兵的轮换:志愿军装甲兵于1951年3月开始,以坦克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装甲兵指挥所,率5个团开始参加作战。

1952年6月1日,军委装甲兵司令部下达了轮换命令,以坦克第3师师部为基础组成指挥所,率4个坦克团,从1952年6月中旬至10月底先后轮换完毕。

1953年反登陆作战准备期间,又以坦克第1师师部和第2师师部部分机关千部为基础组成二个装甲兵指挥所率3个坦克团人朝,其中2个团是第二次入朝志愿军工兵的轮换:从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志愿军工兵部队即同时入朝担负保障任务。

至1952年9月,已有11个工兵团在朝鲜担负工程保障任务。

1952年10月27日,总参谋部作出工兵部队轮换计划方案,计划1953年6月和年底分两批先后轮换7个工兵团。

1952年年底前轮换了2个团,至朝鲜停战时又有1个团另2个营轮换。后停战实现,轮换计划即行停止志愿军防空部队的轮换:从志愿军入朝参战开始,志愿军防空部队即入朝作战。从1950年10月至1952年5月,志愿军防空部队有8个高射炮团又6个高射炮营,1个探照灯营又2个连,4个雷达连在朝鲜作战。

1952年2月23日,军委防空司令部向总参谋部建议,组织防空部队分批赴朝轮战,并作出具体计划。经批准后,从1952年4月开始了轮换。至1953年7月,参加轮战的志愿军防空部队有13个高射炮团又4个高射炮营,4个探照灯背,2个对空监视团,1个雷达营。

1953年4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安东防空司令部,在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的直辖下平壤、元山线以北,大孤山、凤城、通化线以南的所有防空部队,由成钧兼任司令员。

从1952年4月至1953年I月,军委防空部队副司令员潭家述、成钧和司令员周士第曾分批率防空部队领导机关干部662人赴志愿军防空部队和安东防空司令部进行参观实习公安部队的轮换:公安部队自1950年11月中旬以公安第15师师部率6个团入朝,担负后方剿匪、警卫、物资押运、装卸和防空哨任务。

1952年10月9日。公安部队首长提出轮换在朝鲜战场执勤之公安部队的建议,经总参谋部批准后,于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以公安第1师率5个团,对在朝鲜的公安部队进行了轮换。

高级指挥机关和高级指挥员的轮换1951年6月,志愿军司令部向军委总参报告,以第13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的志司机构不大充实,部队多,业务繁重,中南、华东派往志司的参谋组,加强了志司的工作,同时派出这种参谋组又能更好地达到吸取经验的目的,志司建议,为便于更全5面了解不同时期的情况,各大区参谋组延长在志司的时间,由原派出单位采取半年轮换制。

担任轮换的第二个参谋组应在轮换前一个月到达志司熟悉业务情况,至1952年12月底,共有24名团以上干部赴志司轮换。志愿军高级指挥员也陆续进行了轮换1952年8月,军委调王建安接替宋时轮任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回国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7月,第38军军长梁兴初任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第64军军长曾思玉任第19兵团副司令员;1953年1月,第19兵团政治委员李志民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1953年4月18 日,国内部队与志愿军部分高级干部实行轮换,并要求调赴朝鲜担任工作的同志应分别于5月上旬到职。

李达调任志愿军参谋长仍兼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调任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许世友调任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仍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志愿军第12军军长曾绍山升任第3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调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暂代司令员;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升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永胜调任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韩先楚调任中南军区参谋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杨勇调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调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王必成调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第20军军长张翼翔调任浙江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第24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皮定钧调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调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后又任命王平接替张南生任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张南生为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

根据上述命令,除第20兵团因组织金城战役交接较晚外,其余均于5月份进行了交接志愿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兵指挥机构的主要措挥员也进行了轮换。

1952年6月,赵杰接替黄鸽显仟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主任;1952年8月,谭善和接替陈正峰任志愿军工兵指挥所主任;1952年10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风智接替刘震任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1953年4月为司令员,华东、华北、中南军区空军以完全换班的形式,陆续进行了实战锻炼。

根据军委作战部统计,整个2年又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先后参战部队25个军,76个师,而同期我军共有34个军,108个师,受到战争锻炼的占70%,公安军17个师中2个师受到锻炼,铁道兵10个师全部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的锻炼,40%的空军作战师、73%的炮兵部队、30%的坦克兵部队、60%的高射炮兵部队、57%的工兵部队得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宝贵锻炼。

采取轮番与轮换作战的方法,解决了部队的修整和保持作战力量的问题,取得了宝贵的现代化战争的经验,这一做法不仅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为后来的国土防御作战提供了借鉴。咦,为什么我听到一只猴几流下了屈辱的泪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3月7日我国派出了以周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葬礼,随后商讨了朝鲜局势,并受到了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人一致的压力,而朝鲜方面也在权衡后接受了苏联的要求,这就使得我国不得不在战俘问题上妥协。

3月28日,我方向美韩转交了由周总理亲自起草的信函,建议双方首先交换伤病战俘,随后由四个中立国组成战俘解决监察委员会,这四个国家分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瑞典,这一建议得到了美韩方面的积极响应。从4月20日至4月26日,我方移交美方伤病战俘684人,美方移交我方伤病战俘6670人。

然而,不幸的是,无论在停战谈判最终达成之前和之后,这已经是我方战俘归国时最大的一笔数字,随后,美韩以及台湾方面开始玩弄“自愿遣返”的花招,无视在战争结束后全面遣返敌国战俘这一国际惯例,千方百计阻挠志愿军战俘归国,同时针对朝鲜人民军战俘则提出“就地释放”的花招,强迫朝鲜人民军战俘加入南朝鲜伪军。停战谈判再度陷于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中朝方面不得不做出以打促和的决定,本已逐渐沉寂下来的朝鲜战场,将再次迎来战火与硝烟,这就是著名的金城反击战。

按照《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等文献的划分,1953年我军的进攻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统称为夏季反击战役。第一阶段为5月13日至26日,以营以下小规模进攻作战为主,第二阶段为5月27日至6月23日,进攻规模扩大为团级和师级,第三阶段则是为应对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单独破坏停战而发起的大规模进攻,进攻规模上升到了军级和兵团级,金城反击战特指第三阶段的大规模反击作战。

——————————————————————————————————————————

在夏季反击战开始之前,我军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拔点作战行动,它们的意义在于试探敌军正面的防御能力,同时也是反击前文美军于1月12日-20日进攻我军”丁字山“的报复性作战。由于拔点部队精悍有力,准备充分,这几仗打的都相当漂亮。

2月的最后一天,志愿军第67军攻占南朝鲜第6师两个排据守的官岱里西南山阵地。

从3月3日至13日,击退南朝鲜军的多次反扑,共歼敌461余人,尔后志愿军主动撤离。

3月21日,第46军攻占高浪浦里以北的坪村南山,全歼美军1个排,接着又歼灭反扑之敌近300人。

3月23日夜,第23军攻占石砚洞北山(美军称“猪排山”)。同夜,第47军攻占上浦坊东山(美军称“老秃山”),全歼美军第31步兵团附属的哥伦比亚营1个加强连。3月26日夜,第46军指挥的第120师攻占马踏里西山一梅舰里东山(美军称“织女星山”),全歼美军3个排另南朝鲜军1个班上浦坊东山、马踏里西山一梅砚里东山、石砚洞北山这3处阵地,是敌我双方多次争夺过的阵地,美军对这3处阵地相当重视。上任不久的美第8集团i军司令泰勒亲自到前线督战,美军进行猛烈反扑。经过数日反复争夺,志愿军暂时撤出石砚洞北山和马踏里西山,巩固地占领上浦坊东山和梅砚里东山,并在反复较量中歼敌3000余人。

3一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共进行各种作战活动428次,歼敌2.99万余人,无论作战次数和歼敌人数均比1一2月有了明显增加,作战次数增加24%,歼敌人数增加28%1953年一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人战斗770余次,共歼敌5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东西海岸反联陆作战准备的部署调整和土事构筑,同时锻炼了部队。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07 23:38:37

主题: 孙经先和曹树基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激烈辩论
孙经先和曹树基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激烈辩论

原作者: 孙经先 |来自: 察网

摘要: 在这次会议上曹树基对我们的发言情绪激动地进行了长篇措辞激烈的质疑。在我们进行了反驳之后,我们特别注意了曹树基在会议上的表现。在这以后他在会议上表现的十分焦躁不安,但是他最终再也没有对我们的反驳做出任何回应。
在这次会议上曹树基对我们的发言情绪激动地进行了长篇措辞激烈的质疑。在我们进行了反驳之后,我们特别注意了曹树基在会议上的表现。在这以后他在会议上表现的十分焦躁不安,但是他最终再也没有对我们的反驳做出任何回应:曹树基在和我们只进行了一个回合的辩论(即在这次学术会议上的辩论)以后,也采取了“鸵鸟政策”。他们的“鸵鸟政策”实际上宣布了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研究已经失去了自信。失去了进行辩解的能力,这在事实上也宣布了“饿死三千万”的破产。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和正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支持和认可。我们坚定不移的相信,经过我们和其他学者的进一步努力,“饿死三千万”这一重大谣言最终必定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本文为作者孙经先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编者按】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最近,他在接受某个媒体采访时,公然为日本法西斯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辩护。

    曹树基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他2005年出版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他在书中“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按照他的数字,我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245.8万人。他在这部书中的这些荒谬数字以各种形式广泛流传,成为“饿死三千万”这一巨大谣言的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开放时代》杂志社于2013年11月2日至3日在上海郊区金泽镇举行第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这届论坛的主题是“统计与政治”。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是这届论坛的热点话题之一。孙经先和曹树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就实现了孙经先和曹树基两人就“饿死三千万”问题的面对面的直接辩论。

    在辩论中,孙经先教授明确指出了曹树基在这一“研究”中存在的根本性错误。从辩论的情况来看,曹树基并没有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根本性错误做出令人信服的回应。

    了解这次辩论的情况,对认识曹树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态度,认识“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以及了解曹树基现在为日本细菌战辩护的思想和学术渊源,都有一定的意义。

    为此我们发表此文。

    (为了便于阅读,这篇文章以第三人称写出。文章中所引用的双方的发言都已经在《开放时代》杂志2014年第一期公开发表。)

孙经先和曹树基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激烈辩论
曹树基粗暴禁止孙经先发言

会议开始后的第一场讨论是由曹树基主持的。孙经先经允许后准备做一个简短发言,揭露广泛流传的四川省涪陵专区“饿死350万人”的荒谬性。但是孙经先的发言刚开始,曹树基就粗暴地禁止孙经先发言。孙经先随即提出强烈抗议。

参加会议的学者老田先生会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当时会场上的气氛“迅速升级到‘无限接近于拍桌子’的边缘。”随后,在会议主办方和其他老师的斡旋下,孙经先得以继续发言。

孙经先这次被曹树基粗暴打断的简短发言的内容如下:

杨继绳在《墓碑》中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50万人。

    【“我查了一下资料,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10个县,这10个县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是423万人,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到1957年也不过450万人左右,450万人,死亡350万人,死亡率高达780‰。如果真死了350万人,那么三年困难时期之后涪陵专区就剩下100万人左右。两年以后,第二次人口普查,涪陵专区人口数达到了372万,所以这个死亡350万人我就不相信。你怎么解释这个事?”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甘肃通渭、会宁、定西、静宁、西海固地区饿死至少近100万人。第一次人口普查这些地方136万人,到1958年不过146万人左右,饿死了100万,死亡率高达680‰以上,那么到1962年年底只剩下不到50万人,两年以后到第二次人口普查变成了157万人。这100多万人从哪来的?”】

孙经先在这里用事实揭露了这些说法的荒谬性。如果曹树基认为孙经先说得不对,完全可以在孙经先发言之后予以反驳。但是曹树基却利用主持人的身份粗暴禁止孙经先发言。这种情况在学术会议上是很罕见的。

据参加会议的老田先生会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孙经先这次简短发言后,

    【“曹树基教授以《墓碑》审稿人身份曾代为申辩,说‘死350万人’是编辑和文字上的错误,是‘死了50万人’”之误”;但是杨继绳本人在这之后的另一次会议上“否定了曹树基教授的说法,重新启用了一个死了200万人的新数字。”】

这就说明曹树基为杨继绳所做的辩解是根本不成立的。

在这次“禁止发言”的风波后,曹树基随即赶写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谁是谣言的制造者》,并打印后在会议上散发。这篇文章实际上指控孙经先“是谣言的制造者。”这就使得整个会议呈现出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
孙经先发言中的四个基本结论

孙经先的主要发言被安排在第二天上午。他的发言题目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非正常死亡问题》。

孙经先在发言中介绍了“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产生的学术原因。他说:我国1960—1964年这五年中,每一年的人口总数 “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1960年减少了696万,1961年减少了597万,1962年减少了358万,1963年减少了393万,1964年减少了600万。(注:这五个数字就是曹树基在评论孙经先的发言时所说的“我曹树基真的没有根据那五个数据做推断。”)这五年全是减少,总共减少了2644万。关键在于,这五年期间人口异常减少了2644万,到底是怎么减少的?”“这就是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这一重大矛盾,长期(长达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这成为‘饿死三千万’这个说法最重要的学术依据。”“一些学者就把这些数字的减少说成是由于人口的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孙经先说,他通过长期的研究,得到了四个基本结论,对1960—1964年期间人口减少2644万人的原因做出了完整的系统解释。他在发言中详细介绍了这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6—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大量(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当工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迁移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这些人口的净人数为1162万人。”

    “第二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开展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正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前边提到的1162万虚假户籍就被注销掉了。这样就造成1960年至1964年我国人口统计数据减少1162万。”

    “第三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我国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截止到1964年底的人数),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没有户籍的人。”

    “第四个基本结论:在1965—1979年期间,基本结论三中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又陆续重新登记了户籍。”】

孙经先强调指出:

    【“由上述基本结论二和基本结论三,又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国在1960—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44万,就是这样减少的。”“由于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已经得到了合理的解释,‘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最重要的依据。”】

孙经先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了曹树基等人在研究中的两个根本性错误(详见以下两节)。

孙经先发言后,曹树基以评论人身份情绪极为激动地对孙经先的发言做出了措辞激烈的长篇质疑。其他几个与会人员也发表了简短的意见。随后孙经先对曹树基的质疑逐条做出了反驳。

孙经先和曹树基之间的激烈辩论是围绕上述四个基本结论和曹树基等人的两个根本性错误展开的。
关于曹树基等人的第一个根本性错误

孙经先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曹树基等人研究中的第一个根本性错误是:

    【“他们把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我国1960~1964年期间户籍统计数据异常减少的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都计算到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对孙经先指出的这一根本性错误,曹树基做了辩解。他说:

    【“我的数据真的不是根据孙先生你说的五个数据做的。我的大数据是通过分县、分府、分省累加的方法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你这个讲法。” “你刚刚又犯了一个错误,硬说我曹树基是根据那五个数据做的推断。研究是我自己做的,天地良心,我曹树基真的没有根据那五个数据做推断。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出来的”。“孙先生,你真的还是要读读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著作。”】

对曹树基的辩解,孙经先做了反驳:

    【“我们说曹老师等人‘把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我国1960年—1964年期间户籍统计数据减少的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都计算到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曹老师刚才说他不是这样算的,他说他是‘通过分县、分府、分省累加的方法做出来的’。全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数据异常减少的2,644万人,必然要通过各个省、地、县的数据体现出来,按各个省、地、县(也包括曹老师的按‘府’计算)和按全国计算只有形式上的区别,没有实质的区别。”】

这样,孙经先从根本上反驳了曹树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解。对孙经先的反驳,曹树基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关于曹树基等人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

孙经先在会议发言中指出:曹树基等人研究中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他们都使用了一个错误公式(即“杨继绳公式”)来“计算”非正常死亡人数。

孙经先说: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在发言中孙经先以常德地区的实例说明了上述公式的荒谬性。然后指出:

    【“大家都知道,人口统计学的基础是数理统计学。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则,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应当以随机方式选取我国若干地区;然后获取这些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由实际统计获得的相关数据,其中要有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由于各种传染性疾病、浮肿病、其他慢性疾病、各种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接着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用这样的方法建立的统计学公式还必须用其他方法进行修正。”】

孙经先在发言中介绍了他所建立统计学公式,并且指出:我们所建立的公式同曹树基等人所使用的公式计算出的结果有着巨大的差异。金辉、丁抒、曹树基、杨继绳等人就是利用他们完全错误的公式计算出了一个比一个惊人的所谓非“正常亡人数”。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这一错误说法,就必须揭露这个公式的极端荒谬性。

在孙经先指出了这一根本性错误后,曹树基根本没有做出实质性回答,而仅仅是说:

    【“你用的这些数学方法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自己也在用这一套做数理分析”。】

既然对这些数理统计学的基本知识曹树基自称“都能够理解”,并宣称他“也在用这一套做数理分析”,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违背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使用“杨继绳公式”这一类的荒谬公式编造全国各个地区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数呢?

在这次会议后不久,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们再次揭露了曹树基等人的这一根本性的错误。孙经先说:

    【“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金辉等人利用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编造出了全国以及各个地区许多惊人的‘饿死’(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以各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流传,严重误导了社会舆论和亿万不明真相的人们。现在摆在洪振快、杨继绳、曹树基等人面前的一个非常尴尬的而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就是:如果他们还要坚持‘饿死三千万’的谎言,那么他们就必须向全社会论证‘杨继绳公式’的正确性。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所谓的‘数学公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对于孙经先提出的这个重要问题,曹树基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由于上述这两个根本性的错误,曹树基在《大饥荒》一书中(也包括杨继绳、丁抒、金辉、洪振快等人)所编造的那些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注定都是错误的。
关于“迁移重报、虚报户籍人口”问题

孙经先认为,在1956—1959年期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活动,这一期间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迁移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这些人口的净人数为1162万人。这一部分人口的户籍在1960—1964年进行的户籍整顿和人口普查中被清理,是1960—1964年户籍人口大幅度减少的基本原因之一。这是孙经先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

1955年6月国务布的《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中规定:

    【“迁入(包括婚入):全户或者个人迁到新住地的时候,应……交出迁移证或者缴验其他证件……后,登人迁入登记册。”】

孙经先认为 ,这一规定存在明显的法规上的漏洞,这就是:在办理户口迁入时,可以不缴验迁移证。这就表明在迁移时可以不在原居住地办理户口迁出手续,就能在新居住地办理户籍迁入,只要能有“其他证件”。这一法规上的漏洞为大量人口“迁移重报”的存在提供了法规上的可能。

对孙经先的这一看法,曹树基进行了质疑。曹树基说:

    【“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你或许比我还年长,难道你不知道‘其他证件’比户口迁移证还要难以得到?195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其他证件’有个界定:‘没有迁移证件的公民,凭下列证件到迁入地的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人登记:一、复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凭县、市兵役机关或者团以上军事机关发给的证件;二、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和留学生,凭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或者入境证件;三、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释放的人,凭释放机关发给的证件。’这些证件的任何一样都比迁移证更难获得。社会常识告诉我们,户口迁移证是最重要、最常见的证件,还有例外,例外的就是这些证件。这哪里说明当时的户口制度有很多漏洞可以利用,可以随意上户口?你也不要讲1955年的户口制度跟1958年的有差别。这个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根本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漏洞,比如我拿个学生证或我爸爸给我的证明就跑去上海落户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社会控制是不会留下这样的一个漏洞的。”】

对曹树基的这一错误观点,孙经先作了系统反驳。

孙经先首先回顾了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的历史。他说:

    【“解放以前,我国由于长期战乱,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的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解放以后,我国才逐步开始建立新的户籍管理制度。1950年10月,公安部召开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规定户籍管理工作‘先在城市做起,农村户口工作,可从集镇试办,然后逐渐推广’。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一个临时法规,并且只适用于城市。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我国农村地区建立了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大家注意,这里仅仅是‘简易的户口登记制度’。1954年,内务部颁发《户口变动统计表》,全国实行户口统计年报制度。这样从1954年我国才有了全国性的人口户籍统计数据。”】

孙经先说: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这个文件里说‘争取在几年之内,将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地建立和健全起来’。换句话说,在1955年以及往后的几年中间,户籍管理制度正处于逐步建立、健全起来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户籍管理是很不完善的,要是完善的话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刚才有的老师认为这一期间户籍管理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完美执行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是在什么时候正式建立起来的? 1958年1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的形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才在法律意义上建立起来了。这一条例的发布,‘是全国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当代中国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由于要进行准备,并且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户口登记条例》的实施被推迟。这个条例的正式实施是在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正是户籍理制度正式实施的年代。也就是说,在1959年以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是很不完善的。我们要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就必须注意到上面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从曹树基老师刚才的发言来看,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历史事实。”】

孙经先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迁移过程中重报户籍的情况很正常。刚才曹老师讲了1958年的文件,我指的是1955年的文件。1958年的文件,是到1959年下年以后才实施的。换句话说,1959年下半年以前用的还是1955年的文件。也就是说,你在迁移人口的时候,可以不缴验迁移证。曹老师刚才说‘其他证件’有个界定,这些界定是1958年才规定的,真正实行是在1959年下半年以后。”】

孙经先说:

    【“罗平汉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大迁徙:1961—1963年的城镇人口精简》。从1956年开始一直写到1964年,中国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再从城迁移到农村,他介绍得非常详细。书中说,当时一些单位为了使自己能招到职工,采取各种手段。中共临清县委给国务院及山东省委的报告中说,自1958年6月以来,邯郸市劳动局等单位,不经任何组织和手续就到临清县招工,开始这些位在招工时还要户籍和粮食迁移证明,到后来只要有选民证就可以了。一些单位更是派汽车到临清的一些乡村直接接运新招收的工人。北京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在东直门外左家庄第二小学内公开登记招工,登记的条件是,只要有行李就行。这200人中有60%没有任何证明。曲于工矿企业大招工,1958年下半年起,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现象日益严重。有些厂矿、企业违反招工规定,不遵守户口和粮食制度,这是使农民大外流的主要原因。当时迁移证可以办户口,罗平汉书中讲了,选民证也可以。因为他可以用其他证件,可以不缴验迁移证。既然可以不缴验迁移证,那就可以不办户口迁出手续。刚才我讲了,山东省在1959年下半年进行了人口普查,清查出152万多余的虚假户口,这些户口的大多数就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所以说,我的结论是没有问题的。曹老师刚才关于这个问题讲的与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合,关键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健全起来。”】

孙经先上述这些话,从根本上反驳了曹树基的错误观点。对孙经先的反驳,曹树基在会议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关于“没有户籍就没有饭吃”的问题

孙经先认为,我国在1960——1963年进行的市镇人口大精简运动中产生了迁移漏报户籍人口1482万人,这些人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这一部分人口的存在,是1960—1964年户籍人口大幅度减少的基本原因之一。这是孙经先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研究中提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对孙经先的这一观点,曹树基进行了质疑。

曹树基说:

    【“杨继绳反复地讲,这些人没有户口,就没有饭吃。(注:杨继绳的原话为:“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的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孙先生避谈这个事实。”)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个东西没有事实做支撑!我来告诉你一个事实。1961年6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告诉我们们:‘职工本人及其随行的供养亲属回乡的时候,原工作单位和当地管理户口的部门、粮食部门,应谚该帮助他们办好转移户口和粮食关系的证明,并且按照以下标准给他们回乡后一个月的口粮……对重灾区、缺粮区和回乡职工过多的社、队,各地可酌情多发给一部分口粮。’具体讲,浙江发了多少口粮?浙工是发给他们从离城之日起到早稻登场的口粮。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保证精简人员在转换过程中不缺口粮,不会让2600多万人因漏登农村户口变成一群漂浮的野鬼。”】

这个质疑是曹树基对孙经先观点的核心质疑意见之一。

对曹树基的这个质疑和杨继绳的错误观点,孙经先作了系统反驳。

孙经先说:

    【“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的问题。现在在座的有没有60岁以上的?(曹树基插话:有。)多不多?(曹树基插话:不多。)我在北京做过好几次报告,一些来听讲的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都是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他们说当时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用后来70年代的事情去解释50年代、60年代的现象,这是不行的,是违反历史的。”】

孙经先说:

    【“那时候中国人吃饭问题是分为两种情况的,一个是城市人的吃饭问题,一个是农村人的吃饭问题。城市人口没有户口是生活不下去的,但是农村的情况则不一样。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户口是谁管理呢?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户籍登记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的,基本经济核算是生产小队管的。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孙经先接着说:

    【“大精简的人口就是那些在工业化和大跃进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大精简后,他们是回家了,他们的父母、老婆、孩子在那里,他们的住房在那里。国家有相关政策,生产小队对这些人应该要照顾的。我所说的迁移漏报户籍的人口,绝大多数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是返回自己的家乡,只要他们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生产小队就分给他们粮食。他们是不需要购买商品粮的,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没有户籍对生活的影响并不大。”】

孙经先接着说:

    【“我国当时户籍管理的重点是在市镇,是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市镇,而在农村地区户籍对人们的影响则远远小于市镇。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这些漏报户籍的农村人口,并不存在没有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的。”】

孙经先对曹树基的质疑中的一个问题也进行了反驳。孙经先说:

    【“曹老师刚才引用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我们早就看了,这只能说明政府对被精简的职工返乡以后是很关心的,说明不了这些人员返乡以后一定登记了户籍。”

    “这些人漏报户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他们就有可能又回到城市,所以宁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当时有一个说法,人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口袋户口’。这些人害怕以后再回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二是他们户籍登记的观念薄弱。”】

孙经先接着指出了杨继绳的一个错误。孙经先说:

    【“杨继绳在他的文章中还说:‘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这些人被称为盲流。’我们讲得很明白,我国这一期间出现的迁移漏报户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开展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产生的,这些人精简以后大都回到了他们的农村原籍,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杨继绳把这些人同1960年出现的‘盲流’混淆在一起,显然是根本没有看懂我们的文章。”】

孙经先上述这些话,从根本上反驳了曹树基、杨继绳的错误观点。对孙经先的反驳,曹树基在会议上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孙经先的四个基本结论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的系统回答,击中了“饿死三千万”的要害,也击中了曹树基研究中错误的要害!曹树基在辩论中虽然进行了质疑,但这些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在孙经先做了反驳以后,曹树基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回应。
关于“数学家是怎样进行研究的?”

曹树基在发言中说:

    【“这个问题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孙老师你真的不是在做历史学,而是在做数学的假定和推导,这样的推导没有任何意义。”

    “孙先生,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你说的这些都是假定,你明白吗?我今天要向你指出:你不可以用假定加上数学就做出这样的神话来!历史学是严肃的,我们要有基本的事实,这点不能违背。” 】

曹树基在他散发的文章中还指控孙经先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是“外行”。

对于曹树基提出的这个质疑,孙经先做了回答。孙经先说:

    【“曹老师刚才说我们不是在做历史学,而是在做数学的假定和推导,说我们是用假定加上数学就做出这样的神话来。看来曹老师对我们数学家的研究作风和风格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些网民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里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谈一下。”】

孙经先说:

    【“对于数学家来说,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问题,只要它和数字有关,我们就都关心,就都有可能把它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我们数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绝对不像曹老师所说的那样是‘用假定加上数学’去做的。就我来说,我们在做这一问题时,首先对我国解放后户籍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对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做了认真的分析,然后我们又对从1949年直到1982年整个这一期间的人口变化和人口大迁移过程的几个阶段做了详细的考察。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仔细阅读了我国建国以后的国史、党史,查阅了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的全部《人民日报》,查证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全部相关内容,查阅了这一期间我国主要领导人的传记、选集、年谱。我们还查证了各种地方志一千余种(注:这是截止到这次会议前的数字,事实上,我们在全部研究中查阅的各种地方志的数量在两千部以上),再加上许多数学、统计学、历史学、人口学等领域中的大量图书和资料。我们三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做这些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让我们的研究结论最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我们使用了大量的数学推导和计算,这些推导和计算都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我们把用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结论与当时历史的事实相对比,确认我们的数学结论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把我们的研究结论拿出来发表。当然,由于这一问题过于复杂,我们的研究可能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也真诚地欢迎大家指出来,以使我们的研究更加完善。”】

孙经先的上述回答从根本上反驳了曹树基的质疑。
关于其他几个问题

曹树基在对孙经先的发言进行质疑时还提出了几个其他问题。
(1)关于“冻结户口”的问题

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发表的文章中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举出了一个例子:

    【“让我们先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假定1960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关闭,其自农村的职工1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曹树基在发言中对孙经先的这里例子进行了质疑。他说:

    【“这1万人在1960年年底是没有户籍的,什么都不是,任何统计都不会有。你就用你事先假定的典型数据去进行推论,那我就要讲了,你把公安局那批搞户籍统计的人当做傻瓜在对待啊。我们知道,公安局年底的户口会有一个冻结的制度,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的。”】

对此孙经先进行了反问:

    【“曹老师说公安局年底的户口会有一个冻结的制度,我们不知道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

对孙经先的这一反问,曹树基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事实上曹树基的这一质疑是根本不成立的。第一,他既然说“公安局年底的户口会有一个冻结的制度”,就应当说明这一说法的法规依据,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法规依据。经查证,在我国建国以后关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曹树基所说得与“冻结的制度”有关的规定。第二,即使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有年底“户口冻结”的规定,也同样会存在孙经先所说得问题。假定每年12月20日到次年1月10日“冻结”户籍登记,在孙经先上面所举的那个实例中,如果那1万被精简的人员在1960年12月19日之前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那么在这一年12月20日到次年1月10日期间由于“冻结”户籍登记,他们即使想办理户籍迁入手续也办理不了。这样他们在1960年年底依然是没有户籍的。因此曹树基的这一质疑是根本不成立的。
(2)关于“山东省的数据来自哪里”的问题

孙经先在报纸发表的文章中引用了山东省的相关数据。对此,曹树基提出质疑:“你引用的山东省数据在你的论文里没有出现,在你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出现了。资料来源在哪里,你完全都没有交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如何评论你的东西?你自己要公布你的资料来源,不要等我们呼吁你。”

对他的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李若建教授做了回答:

    【“我要讲一句公道话,孙先生讲的山东省那个例子,不是编出来的。我没猜错的话,它应该来自《山东省志·人口志》。”】

由于李若建教授已经做了回答,所以孙经先对这个问题没有再回答。

事实上,孙经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时候,对所有数据来源都做了明确标注。在报纸上发表的是简报稿,由于受字数的限制,相关的参考文献没有列入。
(3)关于“精简人员返城”问题

曹树基还在“精简人员返城”的问题上提出质疑。实际上孙经先的观点很明确,那些在市镇人口大精简中被精简的“迁移漏报人员”在1964年以后直到1979 年期间分别在城镇和农村办理了户口登记手续。至于返城人口的人数多少与所讨论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一问题可以不讨论。由于讲清这个问题需要很多篇幅,受会议时间的限制,孙经先认为没有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04 21:46:16

主题: 关于《厉害了我的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3ZdsSxgbM

几年前,有一个电影叫《厉害了我的国》,出来不久,美国制裁中兴,令美国公司不许对中兴出口芯片。于是中兴无法维持,几乎破产。在这个时刻,《厉害了我的国》下架。


下架是个很愚蠢很胆怯的行为。看了电影,会发现中国这几十年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在工业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只是因为芯片一事就自己扇耳光,很愚蠢,很不自信。

如果想对抗,中国的办法太多。例如停止稀土出口,停止抗生素原材料出口,美国立刻就疼了。让中兴去死,中国照样没事。

现在的中国没有毛泽东的胆量,不敢对抗。现在的中国比毛时代要强大,但是胆子小的很多很多。

究其根本,是中国政府从某种程度被资产阶级控制,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天生的要对美帝奴颜卑膝,而这些人在中国势力很大,例如中心的老板就是这样。

换个说法就是,中国有很强的硬实力,但是精神上很软弱。美国这种,就欺负胆子小的。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04 20:42:18

主题: 全景式回顾抗美援朝战争(一二七)反登陆作战
美军的登陆准备及我军反登陆作战
——————————————————————————————

上甘岭战役以及随后丁字山战斗的彻底失败,使得美军终于意识到,在面对志愿军强有力的山地坑道工事群的情况下,美军即使集结了绝对优势的兵力火力乃至采取了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也很难取胜,即使一时攻下也难以坚守,而在对山地阵地的反复攻防战斗中,必然会导致自己有生力量的大量损失。于是,不甘心失败的美军,在其总司令克拉克的指挥下,又一次打起了在朝鲜半岛后方进行两栖登陆的主意。妄图再来一个仁川登陆,来改变战局。

1952年10月,也就是上甘岭战役正在进行时,克拉克领导美军一个参谋小组开始策划以两栖登陆为主,辅以正面进攻和轰炸我国东北的大规模作战计划,计划代号为8-52.克拉克这项军事冒险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海、空军联合的攻势作战,把战线推进至元山一平壤一线。

整个进攻作战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需要20天的时间,包括地面部队的合围性攻击,大规模的两栖突击和在时机成熟时的空降作战,并从空中和海上对中国境内的目标实施突击。为实施计划,除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加个师外,需要增加3个美军师或其他联合国成员国部队组成的师〔其中包括1个步兵师、1个空降师,1个海军陆战队师),2个南朝鲜师、2个蒋介石师、12个地面炮兵营和20个高射炮兵营克拉克将计划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布莱德雷也向艾森豪威尔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自1952年t0月份以来,克拉克还频繁进行了登陆作战演习。

据统计,10月份进行了4次演习,11月份进行了3次演习,12月份则进行了15次演习,有的演习相当逼真,致使美军士兵以为真的在进行登陆作战。

10月15日,克拉克集中6艘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30多艘驱逐舰及美骑兵第1师一部,在朝鲜东海岸库底以东海面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两栖登陆演习,美军称“吉它演习”。

空军和海军对滩头目标进行了轰炸,并有载运空降部队的30余架飞机从正面战线通过,直到登陆部队抢滩前的最后一刻,参演的士兵才知道是演习。

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美国空军也频繁进行两栖作战演习。美国海军第90特混舰队,美陆战第1师、骑兵第1师、步兵第24师都进行过两栖作战训练。

1952年11月底以来,“联合国军”还以空投、海上登陆、陆地派遗等手段,大量派出特务,到中朝军队后方和朝鲜东西海岸刺探情报,搜集地理、水文资料等,为登陆作战做准备。据12月底的统计,派遣特务57次,410余人。由海岸登陆的特务多为零散便衣谍报人员,潜伏地下活动,其重点是西海岸的安州、平镶、沙里院、海州一线地区。空降特务多以小组、小队形式进行,进行侦察、破坏活动1952年底,美国为南朝鲜新建的第12和第15两个步兵师及6个独立团、28个炮兵营,基本完成组训工作。美国空军增调第1战斗截击机联队到日本。

1952年底至1953年初,“联合国军”调动频繁,经调整后,地面部队在第一线共有16个师,其中美军4个师,南朝鲜12个师,二线有美军3个师,南朝鲜4个师和英军1个师,此外,在日本还有若干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在进行登陆训练,这是自朝鲜战争开始以来美军机动兵力最多的时间。

第一线的换防和部署:第一期入朝轮换的第23,第24,第46(欠1个师指挥第40军第120师)军,于1月14.15日,已先后接替了正面第一线38,第15,第40军防务,第15,第38,第40(欠第120师)军,于1月20日前也分别到达东海岸和西海岸布防。第1军于1月20日开始人朝,先在谷山地区为志愿军总预备队,后于4月初接替正面第一线第47军防务,第47军撤出第一线为志愿军总预备队。

调整后的正面战场共有志愿军10个军,地面炮兵14个团另28个营,高射炮兵24个营,坦克4个团,人民军3个军团和2个旅。第一线西起礼成江至北汉江以东文登里,依次为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韩先楚、副政治委员陈先瑞)指挥的第65,第46,第1军(另第63,第64军为该兵团第二梯队,并与人民军2个旅担任大同江口以南西海岸防御);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建安)指挥的第23,第24军;第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张南生)指挥的第67,第60军(第68军为该兵团第二梯队)。

文登里以东至东海岸为人民军第3、第7军团(第1军团为第二梯队)西海岸的防御部署:担任西海岸防御的部队共为志愿军6个军,地面炮兵14个团又9个营,高射炮兵2个团又13个营,坦克6个团:另人民军1个军团又1个旅。第一线部署志愿军2个军又1个师,人民军1个军团和1个旅。南起大同江口北岸北至古军营,依次为人民军第4军团另I个旅(镇南浦至汉川江)、志愿军第38军并指挥第137师和第138师2个团(汉川江至清川江)、第50军并指挥第137师1个团(清川江至古军营),铁山半岛至中国境内的大孤山,为志愿军第54军第130师。

除第54军第130师于1953年2月上旬部署完毕外,其他于1月20日以前全部完成部署,并开始构筑工事。第二线部署志愿军4个军(欠1个师),其中第39军位于平壤以西、顺川、成川、殷山地区,第16军位于安州、价川、球场地区,第40军〔欠第120师)位干纳清亭、博川地区。

第54军(欠1个师)位于中国境内的安东、本溪地区。

第二线除第54军只负责支援第一线作战外,其他3个军,在作战时都有反空降和支援第一线作战的双重任务,并且反空降是第一位的任务。

上述第一、第二线志愿军6个军中,第38,第39、第40、第50军,都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一开始即在朝鲜作战,都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第39、第40军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转入阵地战以后,第50军即在西海岸担负防御任务,并进行了攻占西朝鲜湾海岛的作战;第38,第39,第40军都参加了1952年秋季的战术反击作战。这4个军都是在朝鲜作战较有经验的军东海岸的防御部署担任东海岸防御的部队共为志愿军2个军另1个师,地面炮兵2个团另3个营,高射炮兵5个营,坦克工个团;人民军2个军团和2个旅。

总的部署是人民军位于海防第一线,志愿军位于第二线(第15军第44师部署在第一线慈山里至南大川口)。

人民军第5军团担负咸兴及以南地区、第2军团担负元山地区第一线海岸防御任务。

志愿军第12军及其指挥的第33师部署于元山西北文川、梨洞、榆峰山、箭滩、高原、永兴长者取 ,卜面洞地区,第15军部署于长林洞、龙现里,大寺峰、新高山、安边等地区为东海岸防御的第二线部队。

第12,第15军除都有支援第一线作战任务外,均部署1一2个师担负反空降作战任务。该两军都是从第五次战役开始入朝作战,转入阵地战以后,都参加了1952年秋季的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也是在朝鲜作战较有经验的军战场预备队为志愿军第47军(位于谷山地区)和地面炮兵4个团另2个营(位于成川地区)。

另在东海岸担任修工事和在朝鲜北部筑路任务的第21军第61、第63师和在东北通化的第62师,有支援东海岸作战的任务志愿军担负东西海岸防御的部队,装备和兵员都得到了补充和加强,特别是反坦克和曲射火器较前有较大的增强。

西海岸部队除第16军外,每个步兵连增加90火箭筒1具,每个步兵营增加57无坐力炮1门、82迫击炮2门团属的75无坐力炮连均改换为57无坐力炮,另增加90火箭筒3具,迫击炮连迫击炮由6门增至9门。

总计每军共增90火箭筒108具,较前编制增加61%;57无坐力炮81门,增加一倍;82迫击炮81门,增加50%。

另外给担负重点防御任务的第38军装备了8个反坦克连,配90火箭筒72具,给第54军第130师装备了2个反坦克加强连,配57无坐力炮18门。

仅为西海岸各部队即补充新兵23153名,充实了部队的有生力量。

经过调整部署,海岸防御部队兵强马壮,兵力和火力密度大大提高,防御力量大大增强,特别是西海岸,其第一线平均每公里迫击炮以上火炮密度为76门、反坦克火炮为5.8门,高射炮平均每.8.5平方公里为1门。另共有坦克219辆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的兵力达到最高峰,共计20个军,连同各特种兵部队、铁道兵团和后方勤务部队等,达135万人。

同时,志愿军空军和海军也参加了反登陆作战准备。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2020-03-02 00:09:38

主题: 余云辉: 中美贸易协议后果严重
中美贸易协议后果严重

2020-2-29 

摘要: 中美贸易协议不仅颠覆了前三十年“依托国内市场、发展自主技术”的增长模式,而且颠覆了后三十年“依托国际市场、以市场换技术”的增长模式,从而使得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既缺乏国内市场保护,又缺乏国际技术来源的困境。这一颠覆性的严重后果将在不远的将来逐步显现出来。
   
中美贸易协议后果严重

  余云辉

  根据传统流年算法,己亥年立冬(2019年11月8日)之后就开始步入庚子年的运势。庚子年历来是中国多灾多难之年。近代史上无论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总是伴随着割地赔款、签订卖国条约等。同样,中国历史也将记住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武汉肺炎疫情的流行。相比而言,武汉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是短暂的,而中美贸易协定的不利影响则是长远的。

  中美贸易协定主要涉及三大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转基因产品进口、金融市场全面对美开放。通过中美贸易协议,美国剑指中国的三大要害:中国的工业化与技术现代化、农业安全与种族安全、财富分配与经济主权。这就可以理解:在中美贸易协议签订之后,为什么美国政府邀请其全国政要名流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而中国经济金融界却陷入了整体的沉默?大家不说话、不评论了。这种沉默或因冷漠与麻木、或因苟且可偷生、但更多的是失望甚至绝望。

  当美国竭尽其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并联合其国际盟友的力量开始全面围剿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不应该为了短期的商品贸易利益而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重复着历史上印第安人的命运。因此,为了国家的大局与民族的未来,我们不得不对中美贸易协议重新认识与思考。
一、关于知识产权

  在知识产权领域,协议规定:“一方不得支持或指导其个人针对其产业规划所指向的领域和行业,开展以获取外国技术为目的、导致扭曲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这意味着中国的个人、企业(美国可以穿透监管到企业的股东个人)以及其它一切私人投资机构不能根据中国的产业发展规划在美国投资任何高科技企业和高科技项目。基于中美贸易协议,其它国家比如日本和欧盟,也可以向中国提出与美国相同的投资与贸易待遇,也可以要求中国投资人不得按照中国的产业规划开展以获得外国技术为目的的直接投资活动。由于国企早已被美国排除于市场之外,如果私人资本再被限制,那么,中国将无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

  在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方面,协议进一步规定:“对于收购、合资或其他投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得要求或施压对方个人向己方个人转让技术”;“任何一方都不得正式或非正式地要求或施压对方个人将技术转让给己方个人,并以此作为以下事项的条件,其中包括:(一)批准一项行政管理或行政许可要求;(二)在己方管辖区经营,或进入己方市场;或(三)获得或继续获得己方给予的有利条件。”这意味着美国的高科技产品与技术可以占领中国市场,但中国不得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换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基于同等的贸易待遇,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等国家必然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将导致“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模式从此终结。

  不可否认,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中国诸多产业和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此情况下,中国或者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利用本国市场自主地发展本国产业与技术;或者选择开放市场,并以市场换技术方式发展本国产业与技术。但是,中美贸易协议一方面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使得国内高科技企业无法借助本土市场优势来自主地发展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又规定投资与技术脱钩,使得国内企业无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得国外的高新技术。这将导致中国科技领域陷入既难以自主发展、又难以对外引进的困境之中。

  中美贸易协议不仅颠覆了解放后前三十年“依托国内市场、发展自主技术”的增长模式,而且颠覆了后三十年“依托国际市场、以市场换技术”的增长模式,从而使得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将面临即缺乏国内市场保护,又缺乏国际技术来源的困境。这一颠覆性的严重后果将在不远的将来逐步显现出来。
二、关于转基因产品

  美国在全面切断先进技术输出、全面限制中国学生进入重点理工类大学留学、全面阻止中美科研机构之间技术合作交流的同时,却向中国竭力输出另外一种特殊的高科技产品,这就是转基因农产品及其饲养产品。这一反常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美贸易协议规定:“申请人向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提交额外信息后,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将尽快、以必要频率召开会议,以便完成申请审核;每年至少召开 2 次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并视申请数量,根据需要尽可能增加会议召开频次;中国批准的农业生物技术产品有效期应不少于 5 年;中国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就源于转基因微生物的食品成分审批,建立并公布一套简化、可预测、以科学和风险为基础、高效的安全评价流程。”

  协议还要求,中国应:全年不间断受理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批准申请;不要求提供对于产品既定用途下的安全性评价不必要的信息;对于任何通过中国安全评价的产品,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束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批准决定,并颁发生物安全证书。

  在这命令式的霸王条款背后可以看到,美国政府不仅急于向中国出口转基因产品,而且要求大量出口转基因产品,但是,只字不提对华出口有机农副产品。

  转基因产品不仅涉及中国的农业安全和环境安全,而且涉及生物安全和种族安全。转基因生物武器与其它生物武器一样,具有成本低、威力大、隐蔽性好等特点,其优点已经远远超越了核武器。这正是美国的优势所在。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南希.斯万森女士对美国转基因农产品种植状况与美国人疾病(包括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症、中风、帕金森、老年痴呆、儿童多动症、自闭症等)之间进行了长达15-20年的数据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97%以上。

  美国索尔克生物研究院大卫.舒伯特教授研究发现,转基因农产品含有的Bt毒蛋白会损害动物的肝脏、胆囊和胰腺;Bt毒蛋白吸附在肠道上会引发肠道炎症和癌症,导致消化和代谢类疾病;他同时指出,美国孟山都通过资本力量和政治手段操纵着美国科学界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这意味着美国科学界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的评估缺乏可信度。

  美国普渡大学植物病理学名誉教授、高级土壤学科学家唐.胡柏教授认为,由于转基因产品存在有毒有害的化学品残留,会造成早衰、流产、不育以及各类慢性代谢疾病,因此,转基因作物应该称之为“含化学品和杀虫剂的作物”;他还披露说,孟山都和农达等公司一方面宣称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绝对安全无害,另一方面却要求购买他们产品的美国农户与其签署协议,并在协议中约定:一旦未来发现转基因产品存在有毒有害成分并对客户造成损失和伤害,种子公司和除草剂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应责任由种植者(农场主)承担。

  南京大学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2011年首次发现,植物的微小核糖核酸(miRNA)可以通过日常食物摄入的方式进入人体血液和器官组织,进而通过调控人体内靶基因表达的方式对人体的生理机能产生影响。据估计,人体内大约2/3的基因都受到某个或一组miRNA的调控,其中,包含一些有害的miRNA,比如 miR-21,它是著名的原癌miRNA,几乎所有的癌症都有它参与;有的miRNA调控着胚胎和婴儿的发育,包括骨骼、肌肉、大脑、心脏等几乎所有的脏器都受到miRNA的调控。如果有害的miRNA从食物进入人体将导致癌症、畸形和各种异常疾病。这对转基因食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参看2011年9月20日出版的《Cell Research》)

  中国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撰文指出,国际科技界对转基因是十分慎重的。近年来,已有许多严肃的科学家经过大量实验,证实转基因食品与肿瘤、不孕不育、胚胎异常等数十种疾病的高度相关性。仅草甘膦一项,据研究,0.000169微克/L浓度的草甘膦,即具有致癌作用,而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农作物残留的除草剂有效成分草甘膦含量高达20000微克/L。美国军方曾提出“新型生物战剂可以作为战略武器针对敌国平民人口长期施用并达到使目标人口绝育、致癌、健康退化的后果”。转基因作物恰恰有可能成为这种武器。

  进口美国转基因产品的直接成本的确低于国内农产品,但是,如果把食用转基因产品造成的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计算进去,把家庭和国家承担的医疗费用计算进去,其综合成本将远远超过国内产品。

  美国发动贸易战施压中国进口转基因产品,仿佛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强迫清政府进口鸦片的历史重演。但是,转基因产品对人体的危害性、对环境的破坏性以及战略战术上的隐蔽性则远远超过了当年的鸦片毒品。目前上海每8对新婚夫妇中就有1对无法生育。在全球抵制转基因的历史潮流中,中华民族成为唯一的言听计从的逆行者和接盘人,并因此可能重复印第安人历史上那段濒临灭绝的命运。
三、关于金融开放

  美元、美军和美国科技是美国统治世界的三大核心工具。如果说美国对华实施科技压制、输出转基因产品是为了维持美国科技和军事上的相对优势的话,那么,美国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限制中国的汇率定价权、进而控制中国的资产定价权,最终促使中国转变为美国的经济金融殖民地,则是出于维持美元霸权的需要。金融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工具,而且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类资源的配置工具,也是主权国家管理经济的统治工具。因此,金融市场向拥有美元武器的美国进行大规模开放,必然削弱主权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造成国民财富大量流失,并埋下经济金融危机的暗雷。

  1、美国各类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

  根据中美贸易协议约定,美国各类金融机构可以全面进入中国市场:

  在银行服务领域,在本协议生效后5个月内,中国应及时审核和批准美国金融机构提出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牌照的合格申请;美国金融机构申请成为各类非金融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商时,应根据修改后的发放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牌照的评估规则接受评估,并相应获得牌照。

  在信用评级领域,中国除了已允许一家美国独资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对出售给国内外投资者的国内债券进行评级,包括为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评级之外,中国必须承诺继续允许美国服务提供者(包括美国独资信用评级服务提供者)对向国内外投资者出售的所有种类的国内债券进行评级。

  在金融资产管理领域,中国应允许美国金融服务提供者从省辖范围牌照开始申请资产管理公司牌照,使其可直接从中资银行收购不良贷款。中国在授予新增的全国范围牌照时,对中美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视同仁,包括对上述牌照的授予。

  在保险服务领域,中国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应取消寿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并且允许美国独资保险公司进入上述领域;中国确认不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美资保险公司在华全资拥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置限制。

  在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领域,中国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应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并允许美国独资的服务提供者进入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服务领域;并允许美方机构投资国内机构获准投资的完整业务范围的期货产品(包括金融、利率和汇率期货)

  在电子支付服务领域,中国在美国服务提供者报告其已完成筹备工作后不迟于1个月内,应受理此服务提供者的牌照申请,包括万事达、维萨或美国运通的任何牌照申请,并应就该申请做出决定,包括对不利决定给予解释。

  尽管美国承诺在上述金融服务领域给予中方同等的开放待遇,但是,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的情况下,在中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实力、客户积累和管理能力还无法与美国金融机构相抗衡的情况下,美方的承诺无异于一张空头支票。实力悬殊的双方所签订的相互开放条约属于实质性的不平等条约。

  美国的优势企业可以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中国的优势企业,比如华为,却被美国拒之门外。这就是美国的商业逻辑。中国没有理由接受这种不平等的霸权主义商业逻辑。

  2、中国丧失汇率定价权

  汇率是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之一,汇率工具是国家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汇率定价权是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协议规定:中国政府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布下列数据,即,每月外汇储备和远期头寸数据;每季国际收支金融账户的子项数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贷款与应收款);以及每季货物与服务进出口情况,等等。同时,通过建立执行机制,美国及其控制之下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可以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汇率政策、数据透明度和报告情况进行“严格监督”或发起“正式磋商”。

  通过中美贸易协议,美国一方面借助所谓“透明度”的制度安排,可以及时、全面掌握所有影响中国汇率波动的核心数据,另一方面借助所谓的“执行机制”设计,事实上剥夺了中国政府使用汇率工具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主导权。

  3、金融机构、汇率定价与资本市场开放的内在联系

  2019年9月10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不再受额度限制,被许可进入股票现货市场、指数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外资进出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被彻底打开了。2019年12月23日上交所调整ETF期权持仓限额、三大交易所同时推出沪深300期权。这些都是外资机构最为熟悉的、相当于金融核弹的金融衍生品。为了迎接2020年4月1日之后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中国资本市场做出了无底线的金融大开放。

  中国金融开放的边界或底线在哪里?突破边界或底线的金融开放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未来是否会导致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量化的系统研究。

  决定中国金融开放的边界或底线之因素,不是金融的监管制度和监管决心,而是中国有限的外汇储备。

  世界上只有美国不需要考虑外汇储备问题,因为美元本身就是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不惧任何来自资本市场的汇兑冲击,而其他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资本市场开放所形成的汇兑冲击。中国外汇储备的有限性,天然地决定着资本市场开放的有限性,即,资本市场决不能无限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严格限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的数量,必须严格控制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必须利用汇率工具积极主动地调节股票债券市场的收益率、进出口贸易状况来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力求避免在某个经济周期拐点或因某些突发事件上引爆汇兑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遗憾的是,2019年下半年,资本市场已经大跃进般地全面对外开放,海外资本进入中国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不再受到投资额度的限制;同时,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执行,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将不受限制。这就彻底抛弃了“外汇储备的有限性决定金融市场只能有限开放”这一底线和原则。

  如果把中美贸易协议与金融市场开放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这样的场景:(1)美国的银行、保险、证券、期货、基金、私募、信用评级、第三方支付、不良资产经营等金融机构(他们是华尔街群狼与大鳄),可以名正言顺地踏入中国的金融系统;(2)中国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在证券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外资金融机构提前准备好了足够的交易品种(类似于屠龙兵器),并放开了资金(弹药)的供应额度;(3)美国利用贸易协议中的“透明度”制度及其“执行机制”已经捆绑了“龙的手脚”:由于中国汇率定价权和汇率工具的运用受制于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将难以使用汇率工具来调控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投机热钱的运动。只要时机成熟,这些华尔街群狼大鳄可以启用他们以往在世界各地制造经济金融危机的惯用手法发起综合型攻势,打击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并冲击中国的外汇储备。此时,一旦中国政府在金融保卫战中动用汇率工具,那么,美国可以根据贸易协议制裁中国,进一步落井下石。可见,如果这种被动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扭转,未来必然是:美国长鞭在手,缚住东方巨龙;金融屠刀落处,骨碎筋断肉空。

  总之,我们需要看清中美贸易协议条款背后的真正含义,特别需要看清美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转基因产品输出与金融市场开放等要求背后的战略意图及其对中国的重大影响。中国产业界、金融界和有关政府部门应该面对现实,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制定出相应的反制措施,并运用于今后中美谈判与博弈之中。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020年2月14日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History 版



BBS 未名空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