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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你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杀人吗?" zz 豆瓣8.6
作者:xinzhai
发表时间:2019-07-12
更新时间: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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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你了」,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杀人吗?" zz 豆瓣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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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你了》讲述的是一对搬到东京高级公寓的夫妇,因为居民大会上一个“交换杀人”的普通游戏,卷入一起连续性杀人事件的故事。



我们或许可以用“恶”来解释这一切,但是在看到该剧番外篇中许多家庭正常的生活,“恶”或许并不足以解释这个故事里所有人的动机,也将许多问题变得简单。

就像剧中管理员认为没有孩子的父母就一定要养宠物一样,要摆脱价值偏见,给出预防恶行发生的思路,西蒙·巴伦-科恩提出的“共情”或许能帮我们解答一部分的困惑。



《轮到你了》截图(以下截图可能涉及剧透)

用“恶”来解释的问题都掩盖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

有一个标准的解释,认为纳粹大屠杀(令人悲哀的是,纵观历史,放眼全球,这样的屠杀还曾在许多文化中上演)昭示了人能够对同类施加的“恶”(evil)。

这种“恶”是无法理解的,它是一个无法讨论的话题,因为其中蕴含的恐怖如此巨大,没有语言能够传达。这个标准的观点有许多人主张,“恶”这个概念也常常被用来解释这类可怕的行为:

为什么这个犯人会杀死一个无辜的孩子?因为他是恶人;

为什么这个恐怖分子会用炸弹自杀袭击?因为她是恶人;

……

然而,当我们审视“恶”这个概念时,就会发现它根本什么都没解释。

对一个科学家来说,这当然是完全不够的。纳粹(以及和他们类似的人)的行径确实可怕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能再研究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径,或者只能抬出一个不成为解释的解释,比如“这些人就是恶”。

身为科学家,我想理解是什么让有些人把同类当成物品来对待。人为什么会残酷地对待他人?我运用的概念不是“恶”,我运用的概念是共情。

和“恶”的概念不同,共情是具有解释效力的。解释人何以能对彼此造成极端伤害,同时又不仰仗那个过于简单的“恶”的概念。让我们把“恶”替换成“共情腐蚀”(empathy erosion)。

共情腐蚀的一个原因是人产生了激烈的情绪,比如强烈的愤恨(resentment)、复仇的欲望、盲目的仇恨,或是保护的冲动。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是稍纵即逝的情绪,由它们引起的共情腐蚀也是可逆的。然而还有一些更为持久的心理特征也可能引起共情腐蚀。




共情腐蚀产生于人把其他人当作了物品,这个洞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布伯是一位奥地利哲学家,当1933年希特勒掌权,他也辞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席位。

一旦共情关闭,我们就完全处于“我”的模式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只和物品产生联系,即使和人产生联系也只把对方当作物品。其实大多数人偶尔都会这么做。我们也许专注自己的工作,完全忘了办公室外面还有个无家可归的人。

无论这种状态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我们身在其中时都见不到“你”——至少见不到一个有着不同想法和感受的你。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他之所以陷入这种形态,或许是因为经历了好几年的怨恨和伤害(这常常是冲突造成的),又或者是因为比较持久的神经病学方面的原因。



恶之平庸下的“个体责任”与“自由意志”

把“恶”字替换成“共情腐蚀”,真的能把恶解释清楚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什么别的解释?我们已经抛弃了宗教里“恶”的概念,因为我们认定了它不是真正的科学解释,那么余下的解释中最有名的就数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用“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所做的分析了。

阿伦特曾在耶路撒冷列席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审,艾希曼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osung fer Judenfrage)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在庭审中,阿伦特发现这个男人不是疯子,也和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就是个相当普通的人。为此,她才提出了“恶之平庸”这个说法。

恶之平庸的概念还指出了一些普通的因素,但是它们相加就会导致恶行。这个概念源于所罗门·阿希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他在研究中揭示了“从众”的效应:被试会因为别人都说某条线段较长就也这么说,虽然他们眼前的证据刚好相反。

沿着这个传统,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又展示了为了“服从权威”普通人愿意对他人施加电击,即使电流强到足以杀人。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也属于这个传统,参加实验的学生在一座模拟的监狱中随机分配到看守或囚犯的角色,那些扮演看守的学生很快表现出了残酷行为。



此外,“恶之平庸”这个词语还对应了一个事实:有数十万普通的德国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做了共犯,但是战后许多人都不能以战争罪起诉,因为他们当时只在完成工作,只在执行任务,要不就是只负责了整个流程中的一个微小环节。

艾希曼和他的同僚一丝不苟地实施了计划中的细节,比如为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制定时间表、使它们按时到达集中营之类。他们机械地执行命令,从不提问。

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写了一本《平民如何变成屠夫》(Ordinary Men),其中借用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解释了101后备警察营的行径,这是纳粹的一支杀人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大约4万名波兰籍犹太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来看看这根简化版的杀人链条:

A某:我只是有一张本辖区内的犹太人名单。我没有把犹太人抓起来,我只是应上级要求把名单交了出去。

B某:我接到命令到清单上的地址去逮捕这些人,并把他们带到火车站。我做的不过是这些。

C某:我的工作是打开火车的车门—就这么多。

D某:我的工作是引导囚犯上火车。

E某:我的工作是关上车门,火车去哪里、为什么要去都不关我的事。

F某:我的工作只是开火车罢了。

(经过这些微小的环节,这根链条最后通向了……)

Z某:我的工作只是打开淋浴器,放出里面的毒气。

这些人里没有一个对这项严重罪行的计划或实施负有全面责任,每个人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阿伦特的术语部分概括了这些孤立来看似乎无害的细小环节是如何串联起来导致可怕灾难的。这根链条的每一环都平平无奇,没有严重到该受惩罚的地步。同样,从A、B、C到Z,可能谁也不是毫无共情的人。他们或许是犯了同谋罪,但是在扮演完这个大事件中的小角色之后,他们照样会回到家人或爱人的身边表达共情。

每一个人加入共谋,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有的人或许只是很高兴得到一份工作,生怕不遵守命令就被开除。还有人或许是怀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民族主义信仰,觉得可以用非常的手段对付异族。无论个人出于什么理由投身这条序列,那或许都是一些平庸的理由。

不过“恶之平庸”的说法也受到了质疑。大卫·切萨里尼就指出,汉娜·阿伦特当年只旁听了审判的开头部分,那时的艾希曼还在极力假装是个正常人。她只要待久一些,就会知道艾希曼不仅执行了命令、而且还在屠杀中发挥了创意。

因此,要解释艾希曼的行为,只谈社会因素是不够的(虽然也很重要),还要诉诸个人因素(他缺乏共情)。

不过“残酷行为是由于(情感)共情低下”的说法也有人反对,他们认为这个说法把个体的责任或自由意志(即人的能动性,agency)和个体的行为割裂了。(但是请注意,“恶之平庸”理论也有这个缺陷,它将个体的责任沿着那根链条向上推卸,一直推到了身居高位、发布命令的人身上。)

然而“自由意志”或许只是一个有用的启发式概念,它在科学上是很难解释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能动性或个体责任如何运作,情感共情的降低都会改变人的决策过程。



我们终于可以将不同的线索归拢起来:人之所以做出残酷行为,是因为共情回路出了故障。我曾经多次将共情回路称为“最后共路”(final common pathway),因为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破坏它的功能。下图清楚地展示了共情回路的这个中心地位。



让我们沿着那个圆圈简短地走一遍,来看看这12个可能影响共情的因素。最上面的是意图,有些哲学家主张它是解释残酷行为的关键。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正如图中所示,只要共情回路还在正常运作,(伤害别人的)意图就无法实施。

我们的共情会阻止这类意图变成行为。

试想某人想要伤害自己的狗,正当他举起手准备打下去时,他的共情回路却发动起来阻止了他。不过意图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让你切断共情。试想有一位外科医生,她的意图是救治病人,为此她必须在病人身上动刀。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降低共情,这样才下得了手。这个例子说明意图也能反过来降低人的共情。

沿逆时针走,圆圈上的第二个因素是威胁。当你感到威胁时,就很难再体会共情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B型(边缘型)患者的共情会关闭:因为儿时体验过不安全型依恋、甚至遭受过虐待,他们很容易产生被威胁感。而威胁会提高应激水平,从而阻断共情。



接下来的就是一些社会因素了,比如文化约束。如果你所处的文化告诉你,殴打仆人、马匹或者烧死有女巫嫌疑的人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它也会腐蚀你的共情。我们由此想到,反过来说,文化约束也能发挥关键作用、提高一个社会的整体共情水平。

圆圈上的下一项是意识形态因素,比如人的信仰和政治目标。如果你相信资本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那你或许就会妄想在拥挤的地铁上放置一枚炸弹,同时打消自己对那些在恐怖袭击中无辜受难者的共情了。

再下一个因素是从众和服从。这两股势力我们在讨论津巴多和米尔格拉姆的社会心理学经典实验时都有涉及。在这些实验里,我们的共情都可能因为我们置身其中的组织文化,或者因为别人施加的压力而减少。



还有一个社会因素同样重要,那就是内群体/外群体认同。作为社会性灵长类动物,我们天生会对群体表现忠诚,这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我们独自一人时弱小无依,有了群体的保护则会变得强大。这会使我们看重本群体的利益,并轻视别的群体,我们由此也会对本群体的成员展示更多同情,对其他群体的成员则较为冷漠。



从这个角度看,共情是依赖于特定关系的,同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亲属充满共情,而对“敌人”就没有共情。



而在这一圈社会、心理学和生物学因素的围绕之下,位于核心的正是共情回路。这提醒我们共情是复杂的,它的功能至少会受到12个因素的影响。



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因为具备了平均值或平均值以上的共情强度,都不会做出这样的残酷行为来。(“当下的状态”包括情绪激动时犯下的杀人罪[所谓“激情杀人”]、出于自卫不得已杀人,或是见到所爱的人受伤害而“怒火攻心”失控杀人。这类状态还包括短暂精神病发作时犯下的罪行。)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我都认为杀人者的共情回路肯定出了问题。



在哲学、宗教的思路里,人类的残酷行为通常被解释为犯下罪行者的“ 恶 ”,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恶”的概念只是虚晃一枪、将问题暂时搁置,其实并没有给出答案。

本书是一位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对“恶”进行的系统思考,他借助科学家擅长的调查、实验和分析,以“共情腐蚀”取代了“恶”:某个人作恶时,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蚀,共情水平较常人要低很多。但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共情水平不会导致极端恶行发生,虽然人们常常会不顾他人的内心感受。

这一替换看似简单,却能帮助我们摆脱价值偏见,给出预防恶行发生的思路。它同时提出了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共情腐蚀”是如何发生的?

为何同样遭遇“共情腐蚀”的自闭症患者一般不会作恶?

本书也许会改变你思考“恶”的方式,甚至会改变你对待“恶”的态度。

提示: 本博文来自于 LeisureTime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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