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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作者:PBSNPR
发表时间:2017-09-24
更新时间:201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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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被视为矢志破旧立新的激进主义宣言。但很少人知道,这句话其实是300多年前另一句守旧宣言的升级版—“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句话的著作权属于明末清初那位以顽固守旧著称的学者杨光先。

不过,与其说杨光先“顽固守旧”,毋宁说他“顽固卫道”。确切地说,他只是比别人更犟一些而已,只认一个理:听圣人的没错!只要圣人说谁是妖孽,他一定拼死去打倒它。倘若真是妖孽,他自然要穷追到底;要命的是,即使所有证据都证明那其实是个冰清玉洁的九天仙女,他也会埋头批斗,决不放过。

抬棺死劾权臣

杨光先第一次名垂青史的“除妖”行动,发生在崇祯十年(1637年)。当时,40岁的杨光先是新安所的世袭千户,为了参劾当朝权臣大学士温体仁和给事中陈启新,他把千户之位让给弟弟,自己以布衣身份,效仿海瑞抬着棺材向皇帝上疏,历数温体仁和陈启新的罪状,称为“舁棺死劾”,结果遭到廷杖并流放辽西。

这个温体仁是怎样的人呢?据说,崇祯执政17年,换了51个首辅,平均一年3个,但温体仁当首辅8年,时间最长。不过,他是治国庸材,辅政8年,没有提出过任何经国济世、救亡图存的方略,没有建立过任何利国利民的功业,但同时他又是厚黑奇才,在结党营私、玩弄权术、陷害异己等方面功力深厚。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蒙冤而死,就是温体仁一手促成的。有史家认为,明王朝之速死,与温体仁不无干系。也就是说,这回,杨光先的“拔剑除妖”之举找对人了,而且运气好得很,虽然他的“舁棺死劾”未能撼动温体仁一根汗毛,自己反而遭到廷杖和流放,可不久温体仁就倒台病故了,杨光先被赦回乡,一举成名。

牛刀小试,就站到了“历史正确”的一边,杨光仙因此声名大振越发坚定了自己“紧跟圣人伟大旗帜”的信心和决心。

挑起“康熙历狱”

光阴荏苒,转眼间明亡清兴。不知为何,在改朝换代的危急时刻,杨光先没有用他一贯的激烈方式去践行忠臣不事二主的孔孟遗训,也没有效仿春秋时的伯夷叔齐躲进深山饿死不食周粟,而是与时俱进,一边做自己的新安卫官生,一边时刻准备着为新政权建言献策。

这期间,古老的中国迎来了一次接受西方科技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契机。随着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熊三拔、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邓玉函、南怀仁等人先后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传教士们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给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经典的小说、戏曲、中医、园林艺术等译介到西方。以他们为中介,中国打开了通向现代文明的一扇窗。

顺治帝对西方科技文化颇感兴趣,十分信任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顺治元年(1644年),朝廷将汤若望运用西方天文学成果所制定的新历法取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取代年久失修、错谬百出的大统历和回回历。皇帝不仅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而且,为了嘉奖他的学识和勤劳,翌年还加封他为太常寺少卿,八年后又赐名号“通玄教师”,十年后封其为通政使,晋一品,封赠三代。

这下杨光先急了。他激烈反对,撰写了《辟邪论》等文章,连篇累牍加以攻击,并屡次上书,要求将汤若望及其信徒、同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引韩愈语)。他的言行透着一股强烈的道德危机感—大清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再不挺身阻止,西洋“奇技淫巧”就会颠覆华夏乾坤,大清就要亡国灭种了。可他的论据却十分有趣,比如,看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插图,便如获至宝地宣称:瞧那汤若望长得金发碧眼,分明是因谋反而被正法的贼首耶稣的遗孽!他嘲笑“地球是圆的”理论,说若果真如此,那么球上球下之人脚心相对,球下的人岂不是倒悬着的吗?自古以来只听过顶天立地的人,从未听过有倒立的人,你西洋人试着倒立在天花板上走给我看看?地球下方那些江河湖海里的水又怎么没洒出天外去呢?“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他还把汤若望等传教士及教徒们定期的集会祷告说成是谋反。然而,此时汤若望“圣眷正隆”,杨光先的攻击恰似铁拳砸到了棉花上。



顺治帝去世后,小皇帝康熙即位,辅政大臣鳌拜反对西洋学说,杨光先的机会来了。他再次上疏,历数汤若望西洋新历的十大罪状,包括:时宪历上的“依西洋新法”字样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新的历书只推算了200年,是诅咒大清短命;汤若望为顺治帝幼子荣亲王所选择的殡葬时辰不吉,“误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连累孩子的父母即顺治帝和董鄂妃在短短两年内先后驾崩……条条都足以置人于死地。

在鳌拜的支持下,汤若望以及钦天监中支持他的官员如杜如预、杨宏量、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均被判凌迟处死。其实,由于天空出现彗星,京城又发生地震,在孝庄太后的斡旋下,汤若望、杜如预、杨宏量免了一死,只是羁于狱中(后来汤若望获孝庄特旨释放,两年后病死),但李祖白等其他五人还是被处死了。这个李祖白又是怎样一个人呢?简言之,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他协助汤若望写出《远镜说》一书,将伽利略发明的现代望远镜制作方法介绍入中国。这样一位天文学家,却被杨光先斥为“背圣弃祖”的妖人,父子一齐遇难,成了“中国版的布鲁诺”之一。

成也历狱,败也历狱

不幸的是,历法这东西是可以通过实测来验证的,不像价值观之争,说黑说白,全凭口舌。杨光先如愿以偿扳倒“西洋妖孽”之后,朝廷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他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懂什么历法,于是上疏请辞。结果朝廷不但驳回,还提拔他做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几年后,鳌拜倒台,朝廷发现杨光先确实无法胜任历法推算—这位“学者”接掌钦天监之后,所造的历法谬误百出,一年有两个春分、两个秋分,连闰月也算错了。于是朝廷起用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治理历法。南怀仁遂提出要以实证来证明两种历法的准确度,并在次年的现场推算比赛中赢了杨光先。“杨氏学术”之缺终于藏不住了。

然而这时,杨光先再度展现了非凡的底气,昂然宣称:“臣只知历理,不知历法”,“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就像晚清大学士倭仁反对洋务运动时喊的那样:“宁使中国无技艺,不使中国有西学”;又像今天“左愤”或“民族主义愤青”的宣言:“用洋货的就是卖国贼!”

南怀仁则趁热打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上疏称杨光先为鳌拜的党羽,结果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后虽赦免回乡,但死在路上,未能重演当年“舁棺死劾”后的“咸鱼翻身”了。

这就是历史上的“康熙历狱”,它和万历年间的“南京教案”、康熙亲政后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一起,扼杀了17世纪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一线生机。此后朝廷下令不欢迎西洋人,只准钦天监之类的技艺之士留在中国,且必须具结永不回国;原先已开始的“译西书七千部”计划就此搁浅;排外被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吸收西方科技文化被视为对中国基本体制的严重威胁。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经济上,中国继续停留在刀耕火种、畜拉手提的原始生产方式中;文化上,北丅京的国子监依然把“四书”“五经”作为唯一的课程,而此时剑桥大学的课程已经包括逻辑学、几何、数学、法律、医学、修辞、音乐,当然也少不了神学。两相对照,也就不难明白为何工业革命没能发端于中国,为何中国只能等到被洋枪洋炮轰开国门之后才开始艰难地补课了。

而挑起这场历狱的杨光先,终其一生都以“历史正确”的“有识者”自居,并坚信:一、我最正确,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二、我不屑于了解你,就算事实证明你比我高明也没用;三、对异见者务必赶尽甚至杀绝。这就犹如套在葫芦里长大的西瓜,之所以讨厌圆球形的西瓜,是因为它从未见过真正的西瓜,之所以长成葫芦模样,是套子使然。他们从未设想过:自己(或圣人)绝不会错吗?别人绝无长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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